一、国外的拜占庭研究

近代早期资本主义兴起以后，西欧学者开始注意拜占庭帝国历史与文化的研究。当时，处于奥斯曼帝国统治下的希腊人坚持其传统的东正教信仰，在统治当局严酷控制下的东正教会长期发挥着团结拜占庭希腊人的作用。此时的拜占庭人大多放弃了“罗马人”的称呼，改称为“希腊人”，他们使用希腊语在教堂和教会主办的学校里教育本族子弟。1453年拜占庭帝国的灭亡激发了他们恢复古代文化的热情。这种热情一度转变为收集和翻译整理古代文物和文献的文化行动，并迅速地与意大利文艺复兴时代人文主义者的尚古热潮结合在一起，推动西欧资产阶级新文化运动的发展。“拜占庭灭亡时抢救出来的手抄本，罗马废墟中发掘出来的古代雕像，在惊讶的西方面前展示了一个新世界——希腊的古代，在他的光辉的形象面前，中世纪的幽灵消逝了，意大利出现了前所未见的艺术繁荣”。^【1】大量的希腊古代手稿因此在这一期间流入西欧，为拜占庭研究工作的开展奠定了文献资料基础。

最早有关拜占庭历史和文化的研究是从16世纪末开始的，至今已经有400多年的历史了。在此期间，拜占庭研究史的发展大体经历了如下几个阶段：

早期研究阶段始于15、16世纪。当时，文艺复兴运动从意大利向阿尔卑斯山脉以北扩展，在全欧洲范围内大规模展开，德、法两国的学者像其意大利先驱一样，掀起了搜集和整理古代希腊罗马手稿和文物的热潮。附庸风雅的法国专制王朝，不仅与意大利文艺复兴运动中显赫一时的美第奇家族结亲，而且出资支持法国学人广泛收集希腊古物和文献。在收集活动中，许多拜占庭时期的作品，如手稿、古代文物和艺术品，也被当作古典文化的一部分加以研究。当时，好古者对古典作家和拜占庭作家不加区别，把他们统称为古代希腊作家。

16世纪末，德国奥格斯堡的富格尔家族秘书、著名学者赫罗尼姆斯·沃尔夫（Hieronymus Wolf，1516—1580年）在整理注释拜占庭历史学家的手稿时，发现中世纪希腊文献与古典时代的希腊文献有重要区别，他认为从中古希腊文献中可以得出许多有关拜占庭帝国的历史知识，呼吁学术界给予足够的注意，并应充分认识拜占庭历史在欧洲历史发展中的特殊地位。为了区别拜占庭作家和古希腊作家，他给前者的作品冠以“拜占庭的”（the Byzantine）字样，这样，他就成为开创拜占庭研究工作的第一位学者，而拜占庭研究工作也从此开始迅速发展，获得显著成就。

在拜占庭研究的早期阶段，德国、法国和希腊等国都出现了一些杰出的拜占庭学者，他们致力于拜占庭古代文献的整理工作，不仅开辟了历史研究的新领域，而且为拜占庭研究工作的进一步发展作了准备。沃尔夫去世以后，他的学生威尔海曼·赫尔兹曼（Wilhelm Holzmann）、大卫·赫施尔（David Hoeschel）和约翰尼斯·伦克拉维乌斯（Johannes Leunclavius）继续进行拜占庭古籍的译注。法国教会学者迪尼斯·比陶（Denis Petau）开始法国的拜占庭研究。荷兰学者沃尔坎努斯（B. Vulcanius）和约翰尼斯·缪尔修斯（Johannes Meursius），以及希腊学者尼古拉斯·阿林曼努斯（Nicolaus Alemannus）和利奥·阿拉丢斯（Leo Allatius）等，都是当时拜占庭研究领域中的杰出代表人物。而16、17世纪的德意志尚处于封建诸侯各自为政、四分五裂的政治状态，个别学者对拜占庭文献表现出的兴趣还难以形成广泛的影响。

拜占庭研究的真正兴起是在法国出现的。法国国王路易十三（Louis XIII，1610—1641年在位）和路易十四（Louis XIV，1643—1715年在位）统治期间，实行开明专制政策，崇尚古典文明，促成了法国文化界研究希腊古代手稿的热潮。王室支持政府广泛收集民间藏书，红衣主教马扎然（Cardinal Mazarin，1602—1661年）和柯尔贝特（Colbert，1619—1683年）的私人藏书即以希腊古文书为重要组成部分，移交皇家图书馆后，使法国成为拜占庭历史资料十分集中的国家。王室和政府积极支持并赞助著名的卢浮宫出版机构组织学者编辑出版拜占庭古籍系列丛书，使过去由学者自发进行的希腊古籍翻译工作变为有组织的政府行为。1645年，这部丛书的第一册，即拜占庭皇帝约翰六世《历史》问世，标志着有组织的资料整理工作正式开始。同时，这项计划的实施激发起学者更大的热情。数年后，法国著名学者拉比（Ph. Labb，1607—1667年）等人提出了拜占庭历史文献大全的出版计划，邀请全国学者共同合作，得到国内外学者的积极响应，从而奠定了《巴黎拜占庭历史文献大全》（简称《巴黎大全》，Paris Corpus）编辑委员会的组织基础。这套丛书以原文和译文对照并详加注释的形式出版，学术价值极高，至今仍然是拜占庭研究工作中不可缺少的原始资料参考书。《巴黎大全》的出版是拜占庭研究工作早期阶段的最重大的成就，也反映出早期研究工作的特点：即广泛搜集历史文献，整理出版重要史籍。

《巴黎大全》出版工作进展十分迅速，特别是由于当时最著名的拜占庭史学家西维奥尔·杜康（Du Cange，1610—1688年）的加盟而达到其最辉煌的顶峰。杜康是法国著名的历史学家、古币学家和考古学家，广泛涉猎文学和艺术。他大器晚成，45岁以后才开始发表作品，并积极参与领导《巴黎大全》的编辑工作。他从语言学、系谱学、地形学和古币学角度对拜占庭社会生活、君士坦丁堡地理和地貌以及中世纪希腊语所作的研究具有特别重要的学术价值，特别是他编纂的中世纪希腊—拉丁语词典至今仍是最重要的工具书之一。可以说，他是当时最杰出的拜占庭学家，代表了这个时期拜占庭研究的最高水平，是拜占庭历史研究工作的奠基人。在杜康之后，一批博学的历史学家继续推进拜占庭历史文献的收集和研究工作，其中让·马比永（Jean Mabillon，1632—1707年）、贝尔纳·德·蒙特福松（Bernard de Montfaucon，1655—1741年）、米歇尔·勒基安（Michel Lequien，1661—1733年）、安塞尔莫·班杜利（Anselmo Banduri，1670—1743年）等人是重要代表人物，《巴黎大全》的编辑工作于1819年告一段落。

拜占庭研究工作在18世纪遭受到重大挫折，这是拜占庭学发展的第二个阶段。当时，代表新兴资产阶级的进步思想家掀起批判宗教神学、提倡理性主义的启蒙运动。他们把欧洲中世纪称为“黑暗时代”，认为在这一黑暗时代，欧洲古典文化全面倒退，遭到落后的蛮族和基督教的扼杀，他们还对深受基督教神学思想影响并以东正教为国教的拜占庭帝国持批判态度。伏尔泰、孟德斯鸠等启蒙思想家对拜占庭历史和文化无一不持否定态度。英国历史学家爱德华·吉本（Edward Gibbon，1737—1794年）在其《罗马帝国衰亡史》中把拜占庭帝国千余年的历史视为罗马帝国长期的衰亡史，并将这一衰亡过程称为“蛮族主义和宗教的胜利”。^【2】这些思想对拜占庭学的研究工作产生了极大的消极影响，使这项研究在18世纪初以后百余年内几乎没有获得任何重大发展。尽管如此，吉本（图0-1）的这部名著仍然以其广泛的史料考证和典雅的文学语言享有极高的声誉，特别是英国著名拜占庭学家布瑞（J. B. Bury，1861—1927年）对该书的注释，使其学术价值保持到今天，成为启蒙运动时代拜占庭研究领域最杰出的代表作。^【3】

图0-1　英国历史学家爱德华·吉本

同一时期，拜占庭历史和文学资料的编辑整理并没有停止，在德国出版了包括大量拜占庭作品在内的14卷的希腊古文献书目，它提供了完整的拜占庭历史文献索引，具有很高的参考价值，至今是拜占庭文献学研究必不可少的工具书。德国学者开始筹划在《巴黎大全》版本的基础上扩大出版拜占庭历史文献丛书。另外，各国学者对拜占庭古代文献分散进行的译注也为此后拜占庭学发展成为独立学科作了文献资料方面的准备。法国学者在该学科发展最初阶段发挥了重要作用，他们在新的发展阶段中继续带动世界其他国家的学者投身研究工作，终于形成了世界范围的拜占庭学发展的高潮。

拜占庭研究的现代阶段开始于19世纪初。法国大革命后，怀疑主义思潮泛起，人们重新审视启蒙学者提倡的理性主义观念，欧洲学术界出现清理历史遗产、重写人类历史的呼声和重视历史研究的风尚，人们希望从历史中寻求国富民强、长治久安的借鉴。德国历史学家兰克（Leopold von Ranke，1795—1886年）和蒙森（Theodor Mommsen，1817—1903年）等著名学者重视史料挖掘、忠实历史事实的历史观念影响和改变了18世纪流行的消极历史观和历史虚无主义（图0-2）。拜占庭研究工作也因此出现了前所未有的新发展。首先，学者对拜占庭文献的搜集和整理工作继续向前推进。1828年，《波恩拜占庭历史作品大全》（简称《波恩大全》，Bonn Corpus）在德国出版问世。这部丛书在《巴黎大全》的基础上进一步扩大对资料的搜索范围，采用原文和拉丁文对照的方式，附带精简的德文诠释，具有完整、精确和使用方便的特点。至今，《波恩大全》与《巴黎大全》一样是从事拜占庭研究人员必备的原始资料丛书。

图0-2　德国历史学家兰克

这一时期，各国学者不再满足搜集整理拜占庭文献，而是积极从事对拜占庭历史和文化的全面研究。英国、法国、德国、俄国和希腊等国都出现了许多从事拜占庭历史和文化研究的专家，出版了一大批各种文字、多种版本的专著，涉及拜占庭研究的各个领域。法国学者施伦伯格（G. Schlumberger，1844—1928年）、查尔斯·迪尔（Ch. Diehl，1859—1944年）和他的学生路易·布莱赫尔（L. Brehier，1868—1951年）最为突出，他们的研究涉及拜占庭帝国军事外交史、王朝政治制度史和物质文明及文化史等拜占庭人生活的主要方面，代表了这个时期法国拜占庭学发展的方向。英国学者乔治·范莱（George Finlay，1799—1875年）和约翰·布瑞（J. B. Bury，1861—1927年）也是拜占庭学研究杰出的代表人物。他们在19世纪上半叶震动整个欧洲的希腊革命的影响下，多次访问为推翻土耳其人统治、实现民族独立而进行不屈不挠的革命斗争的希腊，先后完成多部拜占庭帝国和希腊通史，被认为是继吉本之后最优秀的历史作家。布瑞作为著名的剑桥大学历史教授，主编《剑桥中世纪史》，邀请当时最著名的拜占庭学家参加该书写作，使之代表了当时英国拜占庭历史和文化研究的最高水平。^【4】

德国在完成自上而下的统一事业前后，学术活动在国家的支持下非常活跃，而兰克和蒙森等史学大师将注重实证史学的风气注入拜占庭研究工作，使德国的拜占庭研究从一开始就表现出严谨的学术特点。德国学者卡尔·霍普夫（Karl Hopf，1832—1873年）和卡尔·科隆巴赫尔（Karl Krumbacher，1856—1909年）在拜占庭历史资料的发掘、拜占庭经济史和文献研究方面作出了卓越贡献，代表了这一时期德国拜占庭研究的最高水平。特别应该提到的是，科隆巴赫尔的《从查士丁尼到东罗马帝国末期的拜占庭文献史》内容极为丰富，对当时已经发现的拜占庭作品和作家进行全面述评，是拜占庭文学史和史料学最重要的参考书，至今仍是拜占庭学者必备的案头书，^【5】该书已被翻译为世界主要语言。科隆巴赫尔的另一项重要贡献是于1892年编辑发行了第一部拜占庭学研究年刊《拜占庭研究》（Byzantinische Zeitschrift）。这一刊物仍然是当今国际拜占庭学第一流的学术出版物。此外，诸如塔菲尔（G. L. F. Tafel，1787—1860年）、托马斯（G. M. Thomas，1817—1887年）、赫兹伯格（G. F. Hertzberg，1826—1898年）和格里高罗维乌斯（F. Gregorovius，1838—1910年），以及法尔默赖尔雷尔（J. P. Fallmeraryer，1790—1861年）和林根绍尔（K.E. Zacharia von Lingenthal，1812—1894年）等一批德国学者也对拜占庭历史和文化研究工作作出了重要贡献。

希腊学者很早就开始研究拜占庭帝国历史和文化，特别是在19世纪初希腊民族解放运动中，爱国学者注重发掘希腊古代中世纪历史和文化，以此作为唤起民族自尊心的重要措施。希腊雅典大学教授巴巴利格布罗斯（Paparrigopoulos，1810—1902年）和斯比利冬·兰布罗斯（Spiridon Lampros，1851—1919年）是希腊拜占庭学家中的佼佼者。前者积30年的功力完成了5卷本《从远古到近代的希腊民族史》和《希腊文明史》，后者出版了《从远古到君士坦丁堡陷落的图解希腊史》。^【6】雅典大学教授安德列亚迪斯（A. Andreades，1876—1935年）十分注意拜占庭帝国财政经济史研究，其成果至今没有过时。

拜占庭学在俄国的发展值得注意。俄国学者认为本民族的历史文化与拜占庭帝国有密切的联系，同属于东正教信仰，因此对其文明有强烈的认同感。一些具有民族主义情绪的沙皇时代的御用学者甚至认为，在拜占庭帝国灭亡以后，俄国理应成为“第三罗马帝国”，或至少是拜占庭帝国与东正教的正宗继承者。客观的俄国拜占庭历史和文化研究是在法、德两国学术界的影响下形成的，其主要成就集中在拜占庭经济史和教会史研究方面。俄国早期拜占庭学者从最初模仿法、德学者收集整理拜占庭历史资料，逐步开始其研究工作，很快就发展出自己的研究特点，即在经济史和农业史方面颇有创见。俄国学者如皇家科学院院士库尼科（Ernst Kunich，1814—1899年）、穆拉尔特（Eduard de Muralt，1809—1895年）是俄国拜占庭研究工作的先驱，他们不仅在俄国古代和拜占庭帝国文献资料的收集方面，而且在俄国境内的拜占庭考古方面均取得显著成绩。曾任圣彼得堡大学教授和俄国科学院院士的瓦西列夫斯基（V. G. Vasilievsky，1838—1899年）、康达科夫（N. P. Kondakov，1838—1925年）和乌斯本斯基（I. Uspensky，1845—1928年）是俄国拜占庭历史和文化研究工作的创始人，他们不仅在拜占庭内政和外交问题研究中开创了许多新领域，而且在原始资料的考证方法和在历史研究中的批判方面提出许多重要意见，其独到的治学方法和精神对后人影响甚深。

20世纪是拜占庭学发展的春天，各国学者在各自的研究工作中都取得了重大进展，国际一流水平的著名学者达数百名，他们著述颇丰，硕果累累，研究范围涉及拜占庭历史和文化的所有领域。这里，我们不可能提到所有对当今拜占庭学发展产生重大影响的学者，仅就其中具有代表性的人物介绍一二。

美籍俄国学者瓦西列夫（A. A. Vasiliev）影响最为广泛，他不仅著述极为丰富，而且以通俗易懂的英语出版了《拜占庭帝国史》，从而获得了广泛的国际声誉。该书的重要之处在于，它几乎涉及直到20世纪50年代初拜占庭学全部有争议的问题和最重要的学术观点以及最新研究成果，^【7】堪称是拜占庭历史和文化研究成果的总汇。该书因此多次再版，并被译为法、德、俄、希腊等多种语言，该书的中译本也可望于近年面世。

拜占庭学研究工作在巴尔干地区和其他东欧国家的蓬勃开展使该地区学者在国际拜占庭学界异军突起，保加利亚学者穆塔夫斯耶夫（P. Mutafciev，1884—1943年）、兹拉塔斯基（V. Zlatarski，1866—1935年）和尼科夫（P. Nikov，1884—1939年），前南斯拉夫学者阿纳斯塔修维奇（D. Anastasijevic，1877—1950年）、格兰尼奇（F. Granic，1883—1948年）、斯塔诺耶维奇（St. Stanojevic，1874—1937年）和希西奇（F. Sisic，1869—1940年）是其中重要代表人物。而影响力最大者当属奥斯特洛格尔斯基（G. Ostrogorsky），他的《拜占庭国家史》是一部影响深远、被公认为最有学术价值的拜占庭通史著作，书中在各个历史时期专章中开辟专门小节分析相关的拜占庭史料和最重要的研究著作，其严谨的著述方法独树一帜，构成了全书的坚实基础。^【8】在这部名著中，作者注重对物质文化和经济制度的研究和考察，他对拜占庭经济史的研究水平远远超过同时代其他国家的学者，他关于拜占庭帝国农业经济的意见至今保持着强大的影响力。他的这部书历经半个多世纪，为学界公认是最好的拜占庭通史著作。罗马尼亚学者奥尔佳（N. Iorga）的《拜占庭人生活史，帝国与文明》突破一般的历史著作的写法，另辟新路，注重考察拜占庭帝国时期社会生活的状况，突出作为整体的拜占庭文明演化的主要线索。该书的重要价值还在于它附录了大量的参考书，使读者可以借此进一步深入阅读。^【9】

英国学者仁西曼（S. Runciman，1903—2000年）可以称为长寿作家，他在经历了多年在土耳其、希腊的外交生涯后，任教于英国多所大学，他的《拜占庭文明》、《皇帝利卡潘努斯罗曼努斯及其统治》、《十字军史》和《第一保加利亚帝国史》在国际拜占庭学界获得了普遍的好评，从而他成为继布瑞之后英国拜占庭学的学科带头人。^【10】俄国学者乌斯本斯基于1914年出版的《拜占庭帝国史》堪称俄国拜占庭历史研究的代表作品，其重要性不仅在于书中包括对晚期罗马和拜占庭帝国社会经济史的论述，代表了俄国学术界的研究特点，而且使用大量图片、地图和表格，生动地再现了自4世纪以后1400年的历史，从而形成了该书图文并茂的重要特点，这在当时严肃的学术著作中是极为罕见的。十月革命胜利后，苏联的历史学家力图用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论重新解释全部人类历史。在一大批优秀的拜占庭学专家中，列夫臣柯（M. V. Levchenko，1890—1955年）是突出的代表人物。他被认为是第一位试图用历史唯物论研究拜占庭帝国史的学者，他在其《拜占庭史》一书中分析了拜占庭社会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描述了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相互影响，特别是用阶级分析的方法对拜占庭社会最终解体的原因作了初步的阐述，从而用拜占庭历史的演化说明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论的正确性。^【11】另一位英国作家柏尼斯（N. H. Baynes，1877—1961年）也是多产的历史学家，他的研究领域涉及拜占庭帝国社会生活的所有方面，特别对历史文献、早期政治制度和教会问题有突出的成果，他与莫斯（H. Moss）合作完成的《拜占庭：东罗马帝国文明概论》以专题史的方法描述了拜占庭帝国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对拜占庭专题史的发展产生了重要的影响。^【12】德国学者斯坦因（E. Stein，1891—1945年）是一位杰出的经济史专家，他对拜占庭帝国社会经济生活作了精深的研究，特别是对拜占庭手工业、丝织业和行会的研究至今处于国际一流水平。^【13】

20世纪拜占庭学发展的一个明显特征是专题研究取得了快速进展。学者在拜占庭语言和文献研究领域获得了突出的成就，近一个世纪以来发现的新资料不断补充了科隆巴赫尔100年前开创的文献研究。前国际拜占庭学学会主席、德国学者贝克（H. G. Beck）的《拜占庭民间文学史》和国际拜占庭学学会前秘书长、希腊学者卡拉扬诺布鲁斯（J. Karayannopulos）的《拜占庭历史文献》是这一领域研究的最新代表作品。^【14】英国学者卡梅隆（Averil Cameron）、美国学者塔尔博特（Alice-Mary M. Talbot）、澳大利亚学者斯科特（Roger Scott）和爱尔兰学者穆雷特（Margaret Mullett）等人在各自主持的拜占庭研究中心致力于拜占庭文献的整理翻译，成效显著。同时出现了一批文物全集，例如许多国家出版了拜占庭古币全书，其中又以大英博物馆、法国国家图书馆、美国顿巴登橡树园和怀特莫尔研究中心的作品为突出。^【15】

总之，现代拜占庭学迅速发展的标志主要有四：其一，各国拜占庭研究机构相继建立，世界各主要发达国家都建立起国家或民间的拜占庭研究中心，其中德国、美国、希腊、法国、英国、俄罗斯、南斯拉夫、保加利亚、加拿大等国的研究中心，在研究水平和组织建设方面均处于领先地位。这些研究中心的工作范围不局限于组织本国学者从事研究活动，而且积极促进各国学者之间的学术往来和交流。其二，拜占庭学的研究从欧洲个别国家扩展到全世界。除了希腊、南斯拉夫和俄罗斯外，东欧其他国家也将拜占庭研究视为本国历史研究的一部分，积极发展该项研究，而美国、加拿大等经济大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以人类文明保护者的姿态积极促进拜占庭研究工作的发展。二战以后拜占庭学迅速成为“热门”学科并不是偶然的，而是与上述国家学者的努力分不开的，他们和德、法、俄、希腊等国构成当代拜占庭学发展的主力军。其三，国际交流与合作广泛活跃。自1924年第一届拜占庭学者国际大会召开以来，每5年举行一次会议，至2006年，已经举行了21届大会。会议讨论拜占庭学发展的方向问题，组织国际合作，调整大会机构，并出版会刊和论文集。除此之外，每年还不定期举行世界拜占庭学家恳谈会和各种专题讨论会，随时交流学术成果。其四，拜占庭学成果丰硕，人才辈出。每年新版和再版的拜占庭学图书资料有数百种之多，截至20世纪末，全世界有近300种学术刊物涉及拜占庭学。这种国际交流极大地推动了拜占庭学的发展。为了培养后备力量，许多国家还在大学中设立拜占庭历史和文化课程。

现代拜占庭学发展趋势和突出特点首先表现在，学者对拜占庭文史资料展开更广泛的搜集和更精确的注释，这项工作不仅得到各国政府的支持，而且得到联合国科教文组织的资助。例如学者根据考古学、印章学和古币学的新成果对20世纪的《巴黎大全》和《波恩大全》重新注释出版拜占庭历史文献。近年来，学者对所谓“活的拜占庭博物馆”阿索斯圣山修道院保存的文物手稿进行整理，获得大量经济史资料，这些陆续出版的“阿索斯档案”对拜占庭学的进一步发展提供了更雄厚的资料基础。其次，学者根据不断发现的新史料重写拜占庭通史著作。这里，特别要提到近年来各国出现的拜占庭通史力作。用英文出版的拜占庭通史有布鲁宁（R. Browning）的《拜占庭帝国》、曼格（C. A. Mango）的《拜占庭：新罗马帝国》、奥柏林斯基（D. Obolensky）的《拜占庭帝国：500—1453年的东欧史》。用希腊文出版的通史有卡拉扬诺布鲁斯（I. Karagiannoulos）的《拜占庭国家》和《拜占庭国家史》，用德文和意大利文出版的通史有施莱尼尔（P. Schreiner）的《拜占庭》和卡日丹（A. P. Kazhdan）的《拜占庭人及其文明》。^【16】

这个时期的学者特别注意拜占庭历史专题研究，关注拜占庭学薄弱环节研究，其中专题史研究涉及拜占庭学各个方面，如文化史、经济史、货币史、法律史、政治史、思想史、建筑史、东正教思想和教会史、外交和民族关系史、文学和语言史，等等。比较有代表性的作品有：拜占庭政治学方面的优秀作品包括希腊学者卡拉扬诺布鲁斯的《拜占庭政治理论》、马科斯莫维奇（I. J. Maksimovic）的《巴列奥略王朝时期拜占庭省区管理》和法国学者弗里奥纳斯（Sp. Vryonis）的《拜占庭帝国的权威》等。^【17】这些近年来出现的专著弥补了拜占庭学长期存在的弱项，为多角度的研究工作开辟了更加广阔的空间。20世纪80年代以来世界各地陆续发现的大量拜占庭古物直接促进了拜占庭考古研究的发展，新的拜占庭货币、印章和器物大全在继承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相继出版，其中特别突出的有：国际拜占庭学研究会秘书长伊格诺米基斯（N. Oikonomidis）的《拜占庭印章》、洪梅尔（W. Hummel）的《拜占庭货币分类》、哈金斯等人（T. Hackens）的《拜占庭货币》。^【18】

另外，学者在拜占庭研究工作中使用了新的研究手段和新的研究方法。许多拜占庭学者注意到国际历史学研究方法的多样化，提出改革拜占庭学研究方法的建议，著名德国学者贝克在1981年举行的国际拜占庭学大会上发出呼吁，引起学者的广泛注意。他认为，现在已经到了应从整体上把握拜占庭历史演化、从全局上系统了解拜占庭学社会变革的新时期，新的宏观研究应该和传统的微观研究一样成为拜占庭学专家采用的方法。有的学者在第二、第三代年鉴学派的影响下，提出历史研究应以人为中心，特别是以普通人，如农民、手工工匠、妇女、士兵等为关注的焦点，他们主张通过对小人物和具体人的生活的考察，再现真实的历史原貌。原苏联学者卡日丹（A. P. Kazdzn）完成的《拜占庭人及其权力》和英国学者卡梅隆的《拜占庭人》就是这种新史学观点的代表作，前者考察了拜占庭社会中各种人的生活，细致具体地描述社会各阶层，包括贵族、农民、手工工匠、妇女的日常生活。后者在关注物质生活的同时，深入探讨了拜占庭人的精神生活。^【19】目前，以新史学观点指导完成的作品逐步增多，反映了拜占庭学研究工作的新变革。

学者在研究中使用计算机处理数字统计和目录检索，将统计学和社会学的研究方法引入拜占庭历史和文化研究，这是当代拜占庭学发展的又一个新趋势。使用计算机不仅提高了研究工作的效率，而且有助于拜占庭历史研究与其他学科的融合，使这个古老学科朝向数据化、模式化的科学方向发展，在定性研究的基础上辅以定量研究。

总之，当代拜占庭学的发展生机勃勃，方兴未艾。1997年国际拜占庭学研究会在哥本哈根举行会议。研究会在正式发布的文件中，将该会主席关于拜占庭学百年来的发展报告作为最重要的文件。该报告指出，拜占庭学发展的重要标志首先在于它构建起比较完整的学科体系和内部构造，形成了通史、断代史、专门史和专题史研究领域，并整理了大量原始资料，出版了系列专著，发行了许多专门学术刊物。其次，世界各主要国家在开展拜占庭学教育和培养高级研究后备力量工作中取得了长足进步，拜占庭学研究从欧洲国家发展到世界各地，拜占庭学研究队伍迅速扩大，例如，美国拜占庭学研究会正式会员达到300余人。拜占庭学研究国际大会成为当今学术界的一大盛事，仅以大会发布的文件为例，第一届大会仅96页，至第十六届大会时达到5489页，其中主要是各国学者的最新研究成果。

拜占庭学研究的国际化被认为是另一个重要标志，各国学者打破民族、国家、文化和宗教背景不同的心理界线，共同致力于拜占庭学的发展，例如冷战时代的苏联拜占庭学发展得到国际拜占庭学界的承认。努力克服国际政治和文化背景差异对拜占庭学研究造成的影响，也是各国拜占庭学家的共同目标。在瞻望拜占庭学的未来发展时，该报告提出了以下内容。第一，各国学者将继续致力于拜占庭历史资料的发掘和整理，抢救大量受到环境破坏的拜占庭文物，完善和出版诸如大型拜占庭希腊语词典、百科全书、地图集、年表、文物大全等拜占庭学工具书。第二，各国拜占庭学研究机构将继续支持以美国学者为主发起的将现代科技手段应用到拜占庭学研究的计划，加州大学尔湾分校开发的“希腊文古籍数据库”将包括自荷马至后拜占庭帝国时代所有希腊语文献，该数据库的建立无疑将推动拜占庭学研究的发展。而国际和各国拜占庭学研究机构在国际互联网上建立的网站和开辟的主页，以其快捷准确的信息，为现代拜占庭学研究提供了极大的方便。^【20】第三，各国拜占庭学家将继续在传统研究基础上，积极创新，开拓新兴研究领域，注意对薄弱研究课题的开发，例如中国与拜占庭帝国的关系受到国际拜占庭学界的关注，特别是中文古籍中有关史料的发掘得到美国、德国和希腊等许多研究机构的注意。^【21】该报告特别提出拜占庭学研究中继承与创新相结合的问题，呼吁拜占庭学新生代注意克服忽视优秀研究传统的倾向。^【2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