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尼赫鲁的核思想
赵恒[149]
［摘要］ 对于“二战”后出现的核时代，尼赫鲁持欢迎的态度。他高度重视核能的和平利用，认为它代表了当时科学的最高成就，是落后国家迅速追赶西方先进国家的捷径，并为此在政策上给予印度核科学研究、核设施建设以巨大的支持。他坚决主张进行全球性的核军备控制与裁军，建立无核化的世界。他反对研发核武器，不主张、不支持印度拥有核武器。他的反核言论与支持发展核能的政策及他当政时期印度拥有制造核武器的能力形成了一种矛盾的现象，为他之后的印度政府改变核政策提供了科学技术基础。
［关键词］ 尼赫鲁；印度；核思想；矛盾
自1998年5月印度成为事实上的核武器国家以来，国内学术界对印度核政策给予了高度的关注，发表了不少有价值的学术论文。可能是这些学者从事国际政治、军事学研究的占据主导之故，研究的重点侧重于印度核政策与核战略的进程与原因[150]，探究印度早期核政策的文章也仅两篇[151]，而对于印度核政策的奠基者——贾瓦哈拉尔·尼赫鲁的核思想的研究近于空白。本文拟从尼赫鲁对民用核能、军用核能、军备控制与裁军三个方面的认识入手，探讨其核思想，以期能对此方面问题的研究提供一点思路。
一、高度重视原子能及其民用发展
1947年8月，印度实现了国家的独立。此时距离原子弹的诞生刚刚两年，核能的和平利用刚刚开始。核武器的巨大威力和核能源应用的极大潜力，使得在当时没有任何科学与技术领域能与之相比。原子能是现代科学工程的缩影，是国家安全的保障，是国际地位的体现，这是“二战”后初期国际社会的普遍共识。对于毕业于英国剑桥大学自然科学专业的贾瓦哈拉尔·尼赫鲁来说，接受这样的认识是很自然的事。
尼赫鲁在其名著《印度的发现》中指出：“要研究印度的力量和弱点以及它退化和衰败的根源，是长时期的而且是错综复杂的事，但它衰败的近因是显而易见的。印度在技术的进展上落后……新的技术使西欧许多国家得到军事力量，所以它们易于向东方发展并支配东方，这不仅对于印度是如此，而且差不多对于整个亚洲也是如此。”[152]在这里，尼赫鲁视科学技术为国家兴衰的根源，强调了必须发展科学技术以复兴国家、恢复大国地位。而新生的印度又恰逢刚刚出现的核时代这一新的历史机遇，与它失之交臂是不可思议的。
尼赫鲁认为：“对原子核内部潜在能源的掌握，代表了科学的最高成就。”[153]他还认为：“现代国防与现代工业一样，要求在广度和高度专业性上进行科学研究。假如印度没有高度合格的科学家和大量的现代科研机构，它必然是不能在一场战争中充当首要角色的虚弱国家。”[154]基于此，印度在原子能领域投入了巨大的人力和物力。尼赫鲁公开赞扬印度新的大坝和电站是现代“神庙”，“尼赫鲁和印度政府着手创造了非西方世界最好的科学培训体系之一”[155]，并在印度培育出了崇拜科学，尤其是核科学的氛围，对科学家的赞誉遍布全国。
尼赫鲁不仅仅是有此认识，更着眼于行动。作为总理的他，积极推动印度议会在1948年8月15日制定并通过了“原子能法案”，政府成立了原子能委员会，直接归尼赫鲁管理。1954年8月，印度成立了“原子能部”，取代了原子能委员会，职权更大，同样也归他直辖。同年，他还宣布了一个建造印度自己的研究反应堆的四年计划。1962年9月15日，他又推动议会通过了一个新的“原子能法案”，以立法的形式要求政府加快原子能工业的发展。同时，财政的扶持更是竭尽全力。在1957年一次议会对原子能部预算的辩论中，尼赫鲁对议员们道出了印度原子能工程的花费情况：“从1954年至1956年，原子能工程的预算增加了12倍。印度政府内没有任何人——财政部和其他部都没有——曾拒绝过原子能部的急切的资金需求。”[156]1958年和1959年，原子能委员会得到7 760万卢比的拨款，占政府所有研究和发展经费的27%以上。这样的重视和如此的投资，使印度的核项目有了很大的进步。到1959年，仅在特朗贝的核能研究机构，就有超过1 000人的科学家和工程师。
在尼赫鲁的坚定支持下，1956年8月，一座有1 000千瓦功率、名为阿斯帕拉（Aspala）的核反应堆开始运转，这在亚洲是第一个。到了1962年，印度已经建成了三个研究反应堆，一个燃料制造工厂，一个重水工厂和一个辅助设施。1963年8月8日，印美两国第一次达成核合作协议，签订《塔拉普尔（Tarapur）协定》，这是美国第一次在欧洲之外建立的核电站。应该说在当时的第三世界国家中，印度的核发展最全面、水平最高（只有中国在核武器的发展上领先于它）。后来耳熟能详的印度核科研机构，如巴巴原子能研究中心、塔塔基础研究院、卡尔巴卡姆反应堆研究中心，及特朗贝核燃料工厂和炼钚厂、塔拉普尔废燃料后处理厂等核基础设施都是在尼赫鲁时期完成的。1964年，印度已成为世界上第五个有能力从用过的燃料中提取钚的国家。
二、反对原子能的军事应用
相对于对核能的和平利用的崇拜，尼赫鲁对待原子能的军事应用——核武器的研发，则持坚决反对的态度。
圣雄甘地认为，发展原子弹使“人类世世代代保有的最好的感情麻木了……从原子弹这个最不幸的东西身上汲取的合法的道义上的教训是，人民将不会用原子弹来摧毁原子弹，就像暴力不能被暴力所制止一样”[157]。1946年年初，在谈到“二战”后形势时，他又说：“在真理与非暴力面前，原子弹不发生丝毫作用，两者截然不同……一个代表道德的精神力量，一个代表纯物质的力量……精神力量得到发扬，便举世无双。”[158]
作为甘地的忠实信徒，尼赫鲁不太可能很快改变甘地对原子弹的认识，更多的是继承了甘地的这种反核思想。他在多种场合发表声明，表示印度没有兴趣也不会制造原子弹，永远不会把原子能用于罪恶的目的。其中，1957年7月24日他在议会的讲话，被引用得最多：“我们已经很清楚地宣布，即使我们有能力制造核武器，我们对此也无兴趣。任何情况下，我们不会把核能用于毁灭性目的……我希望这将是所有未来政府的政策。”[159]他的这种见解在当时的政治家中间，可谓是凤毛麟角，独树一帜。1958年8月26日他在议会发表的讲话中指出：“我没有说，在这个世界上，军事方法能被完全放弃，我没有像一个和平主义者那样说话。但是，我认为，根据军事实力考虑世界问题和仅仅依靠军事实力试图解决问题，注定要失败和已经失败。”[160]在1960年10月CIRUS核反应堆达到临界状态后三个月，尼赫鲁在国家发展委员会表示：“我们正在接近一旦需要就可以制造核武器的阶段。”[161]这是尼赫鲁第一次公开向世人表示印度拥有了制造核武器的能力，但在同时，他又表示了不制造核武器的态度。1962年冬季，中印之间爆发了边界冲突。印度战败之后，国内要求采纳发展核武器方案的压力显著增大。尼赫鲁的回答是：“这对印度没有一点点影响，如果他们（中国人）明天进行了试验……我们不打算制造原子弹，甚至不会想到制造它，（尽管）我们在核科学领域比中国更加先进。”[162]1963年3月25日，在议会讨论原子能部的预算时，面对人民同盟议员的质问，尼赫鲁又一次反对：“一方面，我们一直要求核国家放弃试验，我们怎能超越我们一直说的，去从事我们反复要求其他国家不要做的事？”[163]直到一年之后去世，他始终没有同意发展核武器的要求，很自然，印度在此时也没有核武器。
不仅如此，尼赫鲁还下令编纂了世界上第一部原子弹杀伤效果的资料，并于1958年出版。该书详尽地论述了核爆炸对人体的杀伤效果，涉及瞬时杀伤力、滞后杀伤力、放射性污染等方面。在第一版序言中，他写道：“我们现在不得不面对原子弹带给人类的大规模灭绝。更为严峻的是，我们还得面对这些核爆炸对人类基因所造成的贻害于当代及后人的后果。相对于这一令人悚然的前景而言，在实际上我们目前所面临的所有问题都显得无关紧要了。即便没有战争，如果我们进行我们称之为核试验的爆炸，那么，在某种程度上，这些核爆炸仍然会把那些恶魔传播到世界上的大部分地区。”[164]
由于核能带给人类的是两种截然不同的效果：发展与毁灭，从而对它的认识也出现了差异和矛盾。尼赫鲁对待核能就持有这种矛盾心理：既想利用它实现印度民族经济的发展，提高印度的国际地位，维护印度的安全；又要维持自己的伦理基础，反对这种非理性、非人道的大规模杀伤性武器。
三、倡导与支持军备控制与裁军
自核武器在1945年8月第一次使用后，各个国家及民众便产生了不同的认知：部分崇拜核武器，部分则坚决反对。内容涵盖禁止核武器、反对核试验、主张世界无核化的，后被统称为军备控制与裁军的全球运动，在“二战”后的世界产生了重大的国际影响，这其中就有尼赫鲁的身影。
国际军备控制与裁军运动始于联合国的成立。由于印度独立较晚，直到1948年才参与到国际军控谈判进程中。尼赫鲁曾指出：“在外交事务方面，今天最重要的事情就是裁军，因为没有裁军，世界自然将越来越转向冲突和战争。而一旦爆发战争，那就是核战争。”[165]为此，印度对当时国际社会中几乎所有重要的军备控制和裁军倡议都作出了回应。
第一，呼吁停止核试验。印度反对发展核武器的立场自不必说，世界禁止核试验的构想也是尼赫鲁于1954年4月2日提出的，直接原因是美国在太平洋岛屿上的氢弹试验所形成的放射性尘埃造成了日本船员的死亡。他在致联合国秘书长赖伊的信中指出：停止核试验，推动各国签订一项有关核试验的备忘录，以此作为实现世界裁军的第一个步骤。现有资料表明，这是第一次提出禁止核试验的倡议。
第二，支持巴鲁克计划[166]。1948年11月，印度驻联合国代表潘迪特夫人，在联合国大会上表达了对巴鲁克计划的支持态度。
第三，批评西方大国过于强调控制措施而非裁军的解决办法。尼赫鲁在1955年对此问题的解释是：“我们支持推进裁军的任何进展。然而，我愿意强调，印度的目标是裁军，我们把军控看作是取得这一目标的一种方法。一种朝向这个目标的一个进展。寻求军备控制措施的协议是很重要的，特别是当我们处在裁军已经变成一个复杂的问题的时候。……但是，军控不是裁军，把它视为目标将导致放弃裁军的希望，我们不能接受它。我们始终强调，我们将支持任何军备控制措施，假如它为取得裁军创造条件。”[167]
第四，欢迎达成任何形式的军备控制与裁军协定。尽管印度一直积极地发起停止一切核试验的运动，但它在任何时候也没有反对在一个有限的时间内暂停或暂禁核试验或者一个部分的协定。针对20世纪50年代中期美苏两国试探性和宣传性的暂停核试验的建议，尼赫鲁在1957年9月2日的议会上就表示：“部分协定不能取消全面的协定；它是朝向全面协定的一个阶段；它产生一种朝前进展的气氛和信任。”[168]实际上，他是认为，一个部分协定总是好过没有协定，假设它是朝向全面协定的一个步骤。
第五，真诚支持部分禁止核试验条约。1963年7月2日，在《禁止在大气层、外层空间和水下进行核武器试验条约》（即《部分禁试条约》）还没有被美、苏、英三国签署时，印度政府就对它持欢迎态度，并表示一旦它开放签署，印度将签署该条约。尼赫鲁认为，它是在国际合作和谅解的历史上一个重要的里程碑。8月8日，即该条约对接受它的其他国家开放签署的当天，印度即签署了该条约。印度以这样的行动，昭示其对该条约的热情支持。
作为一名杰出的政治家，尼赫鲁的思想对印度政府的政策选择产生的影响无论怎样形容都不为过，其核思想的影响尤其如此。尼赫鲁执政的17年，是美苏冷战、核军备竞赛的产生与高潮期，是核武器的“自由发展期”。能在这种氛围中保持对核武器发展的克制态度、倡导与支持国际军备控制与裁军，不能不使人对尼赫鲁的核思想表示敬意。
同时，也必须指出，尼赫鲁对核能的双重性也有充分的认识。早在1948年4月的一次讲话中，他说道：“我不知道你们将怎样对这两者进行区分（核能的和平与军事应用），当然，如果我们被迫把核能用于其他目的，我们中间可能没有人虚伪地想去阻止我们国家去那样做。但是，我的确希望在核能方面，我们的观点将是一种和平的应用，而不是战争和敌意。”[169]这个发言可以理解为：主要坚持和平使用核能，但不完全排除军事应用。正是有这样的思想，尼赫鲁并未关死核武化的大门，他放手让霍米·巴巴掌管印度的核事业，为印度后来的核试验在技术上奠定了基础。1964年10月22日，中国核爆炸后不到一周，时任宣传和广播部部长的英迪拉·甘地在法国电视节目上表示：“印度处在18个月内生产核武器的状况。”[170]而这样的基础，恰恰就是在尼赫鲁主政时期建立起来的。此外，尼赫鲁的核思想之所以能够得到贯彻，与其超凡的品质与能力密切相关。随着他的去世、随着国际形势的发展变化，印度的核思想及其核政策发生了变化，而突破者正是他的女儿——英迪拉·甘地。
（本文原发表于《安徽史学》2012年第4期）
[149]赵恒，淮北师范大学管理学院副院长、教授。金重远先生2001级博士研究生。
[150]主要文章有：任飞：《印度核政策探析》，《东南亚南亚研究》2010年第3期；李霞：《影响印度核政策的因素浅析》，《学习月刊》2010年第9期；章节根：《印度核战略产生的国内政治过程分析》，《国际政治研究》2007年第4期；夏立平：《论印度核政策与核战略》，《南亚研究》2007年第2期；吴康和：《论印度核政策的历史演变及其核武化的危害性》，《世界经济与政治》1998年第6期；宋德星：《从印度拒签〈全面核禁试条约〉看其核战略》，《南亚研究》1997年第2期。
[151]宋德星：《论尼赫鲁政府的和平核政策》，《史学月刊》2002年第5期，第77—84页；陈彩云：《尼赫鲁时期印度的核政策评析》，《安徽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4年第3期，第23—28页。两篇文章均把侧重点放在尼赫鲁统治时期印度的核政策上，就尼赫鲁时期印度和平核政策的原因、表现、评价进行阐释，对于尼赫鲁的核思想则浅尝辄止。
[152]贾瓦哈拉尔·尼赫鲁《印度的发现》，齐文译，世界知识社出版1956年版，第53—54页。
[153]George Perkovich，India's Nuclear Bomb，The impact on Global Proliferation，Berkele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99，pp.17，33.
[154]Itty Abraham，The Making of The Indian Atomic Bomb：Science，Secrecy and The Postcolonial State，London ＆ New York：Zed Books，1998，p.49.
[155]Raju G. L. Thomas，India's Nuclear Security，New Delhi：Vistaar Publications，2000，p.16.
[156]George Perkovich，India's Nuclear Bomb，The impact on Global Proliferation，Berkele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99，pp.17，33.
[157]M. K. Gandi，“Atom Bomb and Ahimsa”，Harijan（Poona），7 July 1946。转引自宋德星：《论尼赫鲁政府的和平核政策》，《史学月刊》2002年第5期，第79页。
[158]任鸣皋、宁明编：《论甘地》，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4年版，第205页。
[159]Praful Bidwai and Achin Vanaik，New Nukes：India，Pakistan and Global Nuclear Disarmament，New York：Olive Branch Press，An Imprint of Interlink Publishing Group，Inc，2000，p.57.
[160]A. Appadorai，Select Documents on India's Foreign Policy and Relations 1947-1972，Volume I，Oxford，London：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82，p.51.
[161]Sulakshan Mohan，India's Nuclear Leap，Delhi：India Publishers Distributors，2000，p.225.
[162]George Perkovich，India's Nuclear Bomb，The impact on Global Proliferation，p.46.
[163]Ibid.
[164]［美］斯蒂芬·科亨：《大象与孔雀》，刘满贵等译，新华出版社2002年版，第172页。
[165]马加力：《印度对国际裁军的基本立场和政策主张》，现代国际关系研究所编：《国际裁军斗争与中国》，时事出版社1987年版，第223页。
[166]1946年6月14日，美国代表巴鲁克在联合国原子能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上提出的管制原子能建议。主要内容包括：设立国际原子能发展总署，掌管或控制世界各国发展与使用原子能的一切活动，停止制造原子武器；禁止非法拥有或生产原子弹使用的核材料，禁止非法拥有或使用原子武器；该机构拥有无限的视察权力；在国际管制体制建立和运作之后，美国销毁它拥有的原子武器。美国这一建议显然是要阻止其他国家，尤其是苏联发展和拥有原子武器，自然遭到苏联等国家的强烈反对。苏联提出了有针对性的“葛罗米柯计划”，主旨是先销毁核武器，再谈其他。计划全文可参阅《裁军问题文件选辑》，世界知识出版社1953年版，第7—11页。
[167]J. P. Jain，India and Disarmament，Volume I Nehru Era — An Analytical Study，New Delhi：Radiant Publishers，1974，pp.3-4.
[168]马加力：《印度对国际裁军的基本立场和政策主张》，现代国际关系研究所编：《国际裁军斗争与中国》，第223页。
[169]Itty Abraham，The Making of The Indian Atomic Bomb：Science，Secrecy and The Postcolonial State，London ＆ New York：Zed Books，1998，p.49.
[170]Sulakshan Mohan，India's Nuclear Leap，Delhi：India Publishers Distributors，2000，p.22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