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析苏联犹太移民问题的形成及影响
白玉广[110]
［摘要］ 苏联犹太移民问题是苏联历史和政治、经济发展的产物。由于受多种因素的影响，苏联对犹太移民的意愿采取限制性的政策，由此产生了苏联政治生活中移民申请被拒绝者这一特殊的政治群体，他们以移居苏联国外为其主要的政治目标。苏联犹太人的移民意愿及移民申请被拒绝者的活动引起西方社会尤其是美国的关注，并在一段时期内成为影响美苏经济贸易关系的一项重要因素。戈尔巴乔夫实行的改革开放政策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这一问题，此后苏联的解体使这一问题的性质和重要性均有所转变。
［关键词］ 苏联犹太人；移民申请被拒绝者；犹太移民运动；杰克逊-瓦尼克修正案
苏联犹太移民运动是生活在苏联的部分犹太人为实现其移民国外的权利而进行的政治运动，它的产生有着深刻的历史和现实原因。在缓和时期的美苏关系中，所谓人权人道问题成为除军备控制、地区性冲突和双边贸易等问题之外影响美苏关系的重要问题。苏联的犹太移民问题尤其成为那些以人权人道为借口对美苏关系施加影响的政界人士和社会舆论关注的焦点。本文拟就苏联移民问题的形成及其对美苏关系的影响作一简要分析。
一、苏联犹太民族的历史境遇
苏联犹太移民问题产生于20世纪60年代末期。但它真正的根源却可以追溯到沙皇俄国时期，这与苏联犹太人的历史命运有着重要的联系。
大量的犹太人进入俄国是在叶卡捷琳娜二世执政时期。当时沙皇俄国伙同奥地利、普鲁士两国三次瓜分波兰（分别于1772年、1793年、1795年），居住在原波兰东部地区的大批犹太人于是成为俄国公民。素以“各民族的监狱”而著称的沙皇俄国对信仰犹太教的犹太人采取极端歧视的态度。在沙皇治下，犹太人的内部迁移权受到限制，只被允许居住在西部和西南部帝国的几个边疆省份即所谓的“帕雷定居区”（Pale of Settlement），犹太人只有在改宗东正教之后才可以进入俄罗斯人的学校学习和从事相应的职业。1861年以后，亚历山大二世政府的自由主义改革虽然适当地放宽了对犹太人在地域、教育和职业等方面的限制，然而犹太人颇具规模的经商、宗教文化活动却激起了民间的反犹情绪和排犹活动。1881年亚历山大二世遇刺身亡之后，俄国犹太人的命运急剧恶化。官方与民间的反犹运动合而为一，愈演愈烈，不断酿成大规模的屠犹事件。
面对严峻的形势，俄国犹太人通常采取革命和向外移民两种方式进行反抗。1903年，当时的财政大臣威特伯爵（Count Witte）在会见来访的西奥多·赫泽尔（Theodor Herzl）谈起革命党时，认为其成员中约有一半为犹太人[111]；同时又有大量的犹太人源源不断地逃离俄国。1882年6月，在莫斯科定居的6 000名犹太人中，已有1 500人离开俄国，而仅1891年5—11月，就有49 616名犹太人进入美国。[112]据统计，在1890—1914年间，移民美国的犹太人约有1 694 842人，这一部分犹太人主要是来自南欧和东欧。[113]
俄国的十月革命终止了迫害犹太人的狂潮，犹太人在俄国的境遇彻底改观。一方面是列宁倡导民族自决和民族平等的主张，不但在理论上抨击了沙皇俄国的民族政策，而且在一段时期内（1922—1937年民族—国家建设时期）成为指导苏联制定民族政策的基本指导原则；另一方面，随着革命的胜利和苏联的成立，革命队伍中许多犹太革命者纷纷进入新政权的各级权力部门，犹太人的政治地位得到显著提高。1919—1935年间政治局和主席团中犹太人的比例为18%（俄罗斯人为65%）。[114]据1927年统计，犹太党员和预备党员比例为4.3%（当时全国党员和预备党员总人数为1 061 860人），居第三位（俄罗斯人所占比例为64.9%，乌克兰人所占比例为11.6%），每万人中党员和预备党员数为155人。[115]1934年苏联政府在阿穆尔河（黑龙江）北岸还成立了犹太比罗比詹（Birobidzhan）自治州。在这一时期犹太人的文化和教育事业也得到很大的发展。苏维埃政府为犹太人创建了自己的学校，认可犹太语言意第绪语的官方地位（希伯来语被认为是宗教语言）。犹太大学生占全国大学生总数14%左右（1928年统计结果为14.4%，1935年统计结果为13.27%），其比例远远高出犹太人在总人口中所占比例（1935年为1.78%）。犹太人口中城市化比例为82.4%（1926年），城市化程度差异（苏联平均水平＝100）为458（1926年）。[116]马克西姆·高尔基曾把犹太人地位的改善称作“革命所取得的辉煌成就之一”[117]。
然而20世纪30年代后期，在斯大林消除党内反对派实行个人独裁统治同时，违背了列宁主义的根本原则，执行了错误民族政策，严重影响了民族之间的关系，损害了各个民族的尊严。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斯大林的少数民族政策都是为其建立和巩固个人独裁统治服务的。这些政策包括清洗主张保持民族自决权的少数民族干部、以安全的名义对一些少数民族进行强制迁移以及俄罗斯化等。在斯大林的政治迫害下，大批犹太人被逮捕或处决。根据档案资料统计，1937—1940年间受古拉格系统关押和管制的犹太人分别为11 903人（1937年）、12 953人（1938年）、19 758人（1939年）、21 510人（1940年）。[118]被斯大林强行迁移的犹太人主要是“二战”爆发不久由波兰逃亡苏联和由苏联占领的波兰领土上的犹太人。据估算在前波兰领土上被捕和强制迁移的总人数大约在45万到150万之间，其中犹太人占四分之一。[119]由于成为苏联公民时间短，这部分犹太人大多保持着本民族的文化传统和宗教信仰，在被强制迁入内地之后，通过与其他犹太人的接触，激发了后一部分犹太人民族意识的觉醒。
在战争期间，大批犹太青年响应苏共中央的号召，奔赴前线，为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作出贡献。而此时，斯大林为调动人民的抗战热情，放松了对各个民族的政治迫害。苏维埃政府重建或新建了一些犹太文化机构和社会团体，其中最著名的便是“犹太反法西斯委员会”（the Jewish Antifascist Committee），该委员会吸纳了一大批著名的犹太作家、艺术家和科学家。它在动员国内犹太人和改善苏联政府同西方犹太人乃至西方社会各界人士的关系方面作出了积极的贡献。
然而，随着战争结束，犹太民族再次成为斯大林打击的对象。新的反犹活动是以反锡安主义的面貌出现的。1948年9月，苏联在外交上疏远了同以色列的关系，与此同时，声势浩大的反锡安主义运动也开始了。犹太人被抨击为“国家虚无主义”“否定国家传统”“屈从西方势力”的“普世主义者”。1948年11月，犹太反法西斯委员会及其主办的报纸被迫解散和停刊。在接下来的几周里其他所有的意第绪语报纸（比罗比詹地方性的报纸除外）和设在莫斯科的犹太出版机构也被关闭。1949年夏，设在维尔诺（Vilno）、考夫诺（Kovno）、比罗比詹的仅有的几所以意第绪语授课的犹太学校也被关闭了。所有的犹太剧院（共计七家）也遭遇同样命运。伴之而来的是大批犹太作家和知识分子惨遭迫害。1952年7月，25名知名犹太作家经秘密审判后被处决。1952年年末1953年年初，反锡安主义运动深入许多大学、工厂和苏维埃机构。斯大林去世的前两个月，苏联内务部制造的耸人听闻的“医生间谍案”成为反犹运动的顶峰。对犹太人的大规模“惩罚”已在酝酿之中了。[120]
除政治因素外，这一时期反犹运动已经含有经济上的原因了。战后的苏联出现了通货膨胀，商品供应不足，致使黑市经济盛行。相当一批从事这种经济活动的犹太人在苏联政府整顿经济秩序的过程中成为打击的对象。[121]
苏联犹太人将斯大林个人独裁时期称作“黑暗年代”，这表明这一时期所受的遭遇已经深深地影响了犹太民族的历史记忆，一旦时机成熟，犹太人就要反思自己的历史，从而做出新的抉择。
二、苏联犹太移民运动形成的原因与特点
苏联犹太人的移民意愿在赫鲁晓夫时代便有所显现，但规模不大，影响有限，直到20世纪60年代末大规模的移民运动才发展起来。它的形成和发展是由以下几项因素促成的：
首先，犹太民族意识在一部分犹太人中间再次觉醒。十月革命胜利之后，许多衷心拥护苏维埃政权的犹太人积极地加入社会主义国家的建设中去，为建立新型国家而努力。这一时期，犹太人的民族意识逐渐淡化。事实上，许多革命者在参加革命斗争伊始便已经淡化了民族意识，而致力于为所有被压迫民族的解放而奋斗。以托洛茨基为例，当被问及他是犹太人还是俄罗斯人时，他回答说：“我都不是。我是一个国际主义者，一个社会民主党人。”[122]然而，纳粹大屠杀以及斯大林统治的“黑暗年代”给犹太人带来的苦难和恐惧激发了部分犹太人的民族认同感。而“二战”期间从西部新获得的领土上大批涌入的犹太人对这一意识的觉醒也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这批犹太人苏维埃化的程度小，更多地保存了犹太民族的历史文化传统，而且深受犹太复国主义的影响。由于斯大林强制推行迁移政策，一批被称作西部人（zapadniki）的犹太人与苏联内地的犹太人的接触增多。这些西部人向内地的犹太人讲授犹太教义、犹太历史、希伯来文和锡安主义，促使更多的犹太人民族意识的觉醒。1948年以色列国的建立及随后驻苏大使梅厄夫人抵达莫斯科，无疑又大大增强了苏联犹太人的自豪感和自信心。他们将对锡安运动及犹太教的热情寄托给刚刚成立的以色列国。[123]
犹太民族意识的觉醒对早期的移民运动（1968—1972年）有着重要的影响。早期移民的主要迁出地为占犹太人口20%的边疆地区如格鲁吉亚、波罗的海诸国、外喀尔巴阡、西乌克兰（主要是布柯维纳）和摩尔达维亚。此外，布哈拉地区和山地犹太人亦占一小部分比例。这些地区的犹太人要么只是在“二战”时期始并入苏联，要么在历史上便以难以“同化”而著称。[124]此外，这一时期的犹太移民主要迁往以色列国也说明了这一点。觉醒的犹太民族意识更多地将苏联政府的旨在促进苏维埃化的民族政策（在斯大林时代起主要是通过俄罗斯化来实现这一目的）解读为同化政策，由此加深了民族危机感，移民的愿望和要求更加强烈。在一份1970年4月的犹太地下出版物中，犹太民族主义者米海尔·赞德（Mikhail Zand）曾指出对犹太人在身体、语言和文化三个方面实施同化政策的某些制度性安排和措施，认为苏联的犹太人中出现了两个极端群体：一部分人已经或几乎丧失了民族意识而甘于被同化；另一部分人认识到犹太人已经不可能作为一个民族而在苏联存在下去，因此竭力争取移民到以色列去。他提出要让后者无条件离开苏联，并让那些介于两者之间的人对他们的去留作出选择。[125]
对犹太移民运动产生影响的另一个因素是犹太人的社会流动受到限制，这表现在教育及与之紧密相连的就业等方面。苏联为减少民族间事实上的不平等，在教育和人事制度方面实行了限额制度，即在高等教育就业和干部选用等方面让各民族所占数额之比例与其人口在总人口中的比例相一致。犹太人历来重视教育，人口素质普遍高于一般民族，所以通常生活在较高的社会阶层之上。犹太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一直很低（1959年为1.09%，1970为0.89%，1979为0.69%），而据统计，1960—1961年度犹太大学生占全国大学生比例的3.2%，居第三位（俄罗斯人所占比例为61.8%，乌克兰人所占比例为14.3%）。[126]限额制度对他们的影响最大。受反锡安运动的影响，20世纪60年代末限额制度向针对犹太人的歧视性措施发展，更加严重影响了犹太人接受高等教育的机会，此时苏联大学的犹太学生人数在苏联历史上首次下降。在8年的时间中犹太学生总数跌落40%，分别为111 900人（1968—1969年度）、105 800人（1970—1971年度）、88 500人（1972—1973年度）、66 900人（1976—1977年度）。一些著名的高等学府招收犹太学生的限制更为严格。曾有资料说明，像莫斯科大学等名牌大学每年只允许2—4名犹太学生入学，而且学校针对犹太学生亦采取不同的、难度更大的测试。在研究生水平上歧视性的限额制度的实施更加严格。仅1970年至1975年，犹太研究生人数由4 945人（1970年）降至2 841人（1975年）。在培养机制上也存在着严重的歧视，较之其他民族学生，犹太学生要承担繁重的和相当难度的科研工作和考试。[127]
从斯大林时代始，犹太人陆续被排斥在苏共和国家的领导岗位、外交、对外贸易、军事及其他所谓敏感部门之外，只能集中在科研和技术领域。此后，这一状况未曾有大的改观。根据1970年的统计，在俄罗斯联邦共和国中被称作“专家”的犹太人占共和国犹太总人口的68%，而俄罗斯人相应的比重只有19%。在乌克兰、白俄罗斯和拉脱维亚等加盟共和国，犹太人相应的比例大约是50%。在莫斯科的科学家占据全苏联科学家总数1/4，而其中犹太人约占11%。就全国范围而言，犹太科学家所占比例为6%。到20世纪70年代末，知识分子中间犹太人所占的比例由60年代前半期的11%跌至5.5%，尽管其绝对人数依然很多，但其平均年龄要高出其他民族的知识分子团体。对犹太人的歧视性排斥还波及一些科研和文化机构的管理层面。1970年苏共的一项秘密指示要求在一些秘密和事关安全的机构的“负责层面”中不能任用犹太人。著名持不同政见者罗伊·麦德维捷也夫（Roy Medvedev）指出，事实上这种歧视已经扩及父母一方为犹太人和其他民族的知识分子身上。据“希伯来移民救助协会”［Hebrew Immigrant Aid Society（HIAS）］所做的调查显示，犹太子女在高等教育机会上所受的限制已经成为许多犹太人申请移民的直接理由。[128]
因此，接受高等教育的机会直接关系到犹太人的生活质量和生活状态。此条路径如被堵塞，将会导致家庭和个人危机，如同苏联著名作家和物理学家亚历山大·弗若内尔（Alexander Voronel）所言“这无异使生命失去了意义”[129]。
在赫鲁晓夫时期，斯大林的一些极端措施得到纠正，国内民族关系相对缓和。但受这一时期对外政策的影响，赫鲁晓夫继续推行反对锡安主义的政策。尽管在理论上苏联政府认为反犹主义和锡安主义都是反动的，但由于犹太文化自身的特点，在实践上，反锡安主义难免要带上反犹主义的色彩。因此，反锡安运动的发展成为影响犹太移民运动的第三个重要因素。
“二战”后苏联的反锡安运动与其中东政策有着极其密切的联系。苏联在以色列国成立不久便对其予以承认，然而，两国关系很快冷淡下来。1956年中东第二次战争爆发之后，苏联转而支持阿拉伯激进民族主义势力。为配合这一外交取向，苏联国内发起了一场反锡安主义的强大舆论攻势。反锡安运动对犹太人造成进一步的歧视。第三次中东战争之后，反锡安运动一直成为苏联政府的既定政策，直到苏以建交前夕。勃列日涅夫在1981年2月苏共第二十六次大会上讲话时还强调指出：“党已经而且还会坚定不移地同沙文主义和民族主义这些与社会主义特性不相适应的事物作斗争，并反对任何形式的民族主义的变种，比如，我们说，反犹主义或锡安主义。”[130]
而其他国家的反犹运动对苏联犹太人的恐惧心理也产生一定影响。波兰党的理论家安德杰·维尔布兰（Andrzej Werblan）在1968年6月撰文称犹太人极其易于受到“修正主义”“犹太民族主义”尤其是“锡安主义”的影响，同时他还指出在大学和其他文化机构里因犹太人的聚集而滋生了“不良的政治空气”，为此必须通过歧视和最终驱逐犹太人的方式来矫正不正常的民族构成。安德杰·维尔布兰的言论主要是针对1968年3月的波兰大学生运动而发，并在1969年的波兰付诸实践。西方学者依据波兰持不同政见者提供的资料认定此番言论是在苏共中央委员会的授意下拟就的。该波兰持不同政见者还认为波兰正成为“东方阵营中官方反犹运动的第一个实验室”[131]。
另外，在赫鲁晓夫时期，尤其是勃列日涅夫上台执政以来苏联经济每况愈下，人民生活水平急剧下降的事实，也是犹太人移民国外的直接动因。犹太人是擅长商业经营活动的民族，然而苏联计划经济体制不允许私人商业经营活动合法地存在，因此那些希望通过这一途径改善生活境况的犹太人，不惜铤而走险投入黑市贸易中去。尽管从事这一类活动的人之中，犹太人所占的确切比例和人数尚不得而知，但无论在斯大林时期抑或在赫鲁晓夫时期，都有一部分犹太人因“经济犯罪”而成为打击的对象。20世纪70年代初苏联的经济进入长期的停滞和倒退期，生活水准大大降低。这一时期国民收入总值的增长率从1966—1970年的7.7%降至1971—1975年的5.7%，1976—1980年再度降为3.4%；与此同时，社会劳动生产率也呈下降趋势，农产品和日常消费品与工业制成品生产的比例严重失调[132]，越来越多的犹太人把向西方移民视作改善生活质量的最佳途径。
苏联政府对犹太人的向外移民基本上采取限制政策。这首先是从经济角度予以考虑。苏联试图建立一个复杂的、自成体系的经济体，并为此培养出大批的优秀科学技术人才，因此不希望这些人移居国外为他国的发展作贡献。如果苏联一旦在犹太移民问题上首开先例，那么将会有大量的高精人才在经济因素的驱动下，以同样理由申请移民，由此造成大量人才外流，从而严重影响国家建设。其次，在政治上，移民问题还与政治的安定有着紧密联系。苏联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如果政府放松对犹太民族的政策限制，一旦其他民族竞相效尤，无疑会加剧政治上的动荡。事实上，非犹太人的移民倾向已经在犹太移民运动中有所显现。据非官方的统计，请求移民以色列的人中约有5%或15%或更多的（考虑到混合家庭）不是犹太人，1977年罗马的申请档案（请求以色列方面发出邀请）中只有三分之一冠有犹太姓氏。[133]再次，大量国民移居国外无疑会影响苏联在国际（主要是在一些第三世界国家）和国内各族人民心目中的形象。长期以来，苏联政府在进行社会主义成就宣传的同时，往往要贬低西方尤其是美国经济和社会的发展。大批国民外迁的事实无疑会使政府的意识形态宣传丧失某种程度的权威性。另外，由于美国方面将犹太移民问题与对苏贸易和军控谈判等外交问题联系起来，向苏联政府不断施加压力，有损苏联国家尊严，因此招致苏联政府和社会各界的强烈不满。
基于这几方面的原因，尽管从法律上讲承认犹太人的移民权利，苏联政府还是从经济、政治和外交等方面考虑，利用对申请资格、申请费用的规定，以及以国家安全为理由，适时适量地调整其犹太移民政策。在苏联政府的限制政策下，历年犹太移民人数分别为229人（1968年）、2 979人（1969年）、1 027人（1970年）、13 022人（1971年）、3l 681人（1972年）、34 733人（1973年）、20 628人（1974年）、13 221人（1975年）、14 261人（1976年）、16 736人（1977年）、28 864人（1978年）、51 320人（1979年）、21 471人（1980年）、9 447人（1981年）、2 688人（1982年）、l 314人（1983年）、896人（1984年）、1 140人（1985年）、914人（1986年）、8 155人（1987年）、18 965人（1988年）、71 000人（1989年最低值）、184 000人（1990年最低值）。[134]由于上述种种原因，犹太移民运动在20世纪60年代末出现，并在以后的发展中引起国际社会广泛的关注，也成为影响美苏关系的一个重要问题。
三、移民运动的状况和影响
20世纪60年代末，随着越来越多的犹太人向苏联政府提出移民申请而遭拒绝后，在苏联的政治生活中出现了一群特殊的持不同政见者——犹太移民申请被拒绝者（Refuseniks）。这部分持不同政见者活动的目的不是为了推翻苏联现政权，而是希望政府允许他们移民国外。据非官方的调查，1981年初这些持不同政见者的人数约为4万[135]，1987年年初人数为1.1万人。[136]
犹太移民申请被拒绝者最早的政治活动出现在20世纪60年代末，其最初的形式是参加一些为纪念犹太罹难者而在某些场所如基辅的贝贝亚尔（Baby Yar）墓地和里加（Riga）的如姆伯拉（Rumbola）公墓等地举行的集会。70年代初，抗议形式渐呈多样化。他们的首次游行示威是1971年在国际电影节的新闻中心前举行的。其他的活动还包括绝食、（向当局和国际组织）递交请愿书、编写和传阅地下出版物、组织关于犹太历史文化及其他学科的讨论会等。暴力和恐怖的活动方式极少出现。在1970年夏曾有10名计划劫持从列宁格勒飞往瑞奥则尔斯克（Priozersk）的飞机的犹太人（另有两名其他民族的人参与此项计划）被捕。他们中多数人属移民申请被拒绝者。在接受审判时他们矢口否认其行动具有反苏目的，表示只想到达以色列。[137]
公开的抗议活动在1977年达到高潮，此后苏联政府采取了较为严厉的打击措施，但其他秘密的争取移民的活动持续存在。
除直接的抗议活动外，移民申请被拒绝者还进行其他一些组织和教育动员工作，这在1977年以后的活动中表现得尤为突出。其中一部分人形成文化复兴主义派，其主要任务是在犹太人中间传播犹太历史和宗教，致力于民族传统和社会生活的再生。他们活动的重点是通过文化和教育活动复兴苏联犹太人的犹太人民族意识，认为这一目标完成之后，再让每一个犹太人决定自己的去留。无论在苏联抑或是在以色列，犹太人都应当作为犹太人而存在。这部分人以《苏联的犹太人》这一杂志为核心，1975年他们又创刊了《文化》（Tarbut）杂志。一些著名的申请被拒绝者如维克多·伯瑞罗夫斯基（Viktor Brailovsky）、维亚民·法阴（Veniamin Fayn）、弗拉基米尔·普瑞斯丁（Vladimir Prestin）菲利克斯·迪克多（Feliks Dektor）、马克·阿兹贝尔（Mark Azbel）等人均属于这一派。他们在莫斯科和列宁格勒等大城市中组织关于犹太历史、文化、犹太教和希伯来语的讨论学习班，引进乡村的集会习俗来纪念犹太民族节日，并学唱一些能够增进民族团结的歌曲。他们还组建犹太幼儿园，对犹太儿童进行民族传统的教育，包括开设希伯来语和犹太历史故事课程等。他们反对越来越多的犹太人选择以色列以外的国家作为最后定居地，认为这是他们工作必要性之所在。[138][139]
另一部分主张移民的人在原则上并不反对复兴犹太文化，但对复兴犹太文化能否在苏联实现表示怀疑，认为苏联犹太人的唯一选择便是移民国外。著名的活动人士如A·伦德斯（A. Lunts）、A·沙兰斯基（A. Shcharansky）、V·斯雷帕克（V. Slepak）、A·雷纳尔（A. Lerner）、V·如宾（V. Rubin）、M·阿古尔斯基（M. Agursky）等持这一主张，其规模和影响要超过前一派别。他们的工作主要是搜集和分析与犹太移民运动有关的资料，如申请移民者和申请被拒绝者的人数、社会地位、家庭和婚姻状况、申请被拒绝的理由、被拒绝者所需等待的时间等。他们把这些材料传递给西方犹太人和西方媒体，争取西方的支持。这一派人士也支持和配合前一派别人士的工作。但在一点上两者有着区别：后者认为犹太人可以自由地选择目的地在苏联以外的任何国家，犹太人都可以获得犹太意识，接近犹太文化；前者认为移民的目的地必须是以色列。[140]
苏联犹太移民问题产生恰恰是美国重新调整其冷战策略之时，美苏关系由对抗转入缓和。在缓和初期，苏联在不致造成大的损失的前提下往往会在移民问题上做出一定让步；美国政府也希望通过加强双方的关系来帮助苏联犹太人实现移民的权利，然而随着美国国会对此事干涉程度的加深，移民问题反而成为影响两国关系进一步发展的因素。
在缓和时期，美苏在地区性事务、军备控制和商贸领域有着广泛的接触。尼克松政府在缓和政策原则下于1972年同苏联签订了一系列的贸易协定。美国希望通过加强双方的经贸联系换取苏联在军备控制、地方性事务上的妥协和合作。对此尼克松和基辛格都曾寄予很大希望。为此，在双方经贸协定的基础上，尼克松又向国会提交一系列法案，希望授予苏联贸易最惠国待遇。然而，此时国会方面却将苏联犹太移民问题提出来，作为授予苏联最惠国待遇和进一步发展双方经贸关系的前提条件，这便是《杰克逊-瓦尼克修正案》（Jackson-Vanik Amendment）。
《杰克逊-瓦尼克修正案》的正式提出是在1973年4月18日。事实上，此前尼克松就意识到犹太移民问题所具有的政治含义，因此，曾向苏联方面多次提及这一问题。1969年，基辛格在会见苏联驻美大使安纳托利·多勃雷宁时就告知苏联方面西方舆论对此问题的关注程度，尼克松本人亦在不同场合向苏联有关人士甚至勃列日涅夫本人提起这一问题。苏联方面的反应是积极的，至少从移民的数额上可以看出这一点。此外，似乎移民问题和经济贸易的关系确实呈现良性相关。1971年6月，几乎在美国宣布苏联可以从美国购得粮食的当天，苏联亦宣布提高犹太移民限额。而且，在尼克松政府与苏联政府的协商下，曾为美国国会和舆论界纷纷指责的苏联政府1972年8月开始向犹太移民加收的“离境费”也很快被取消了。[141]犹太移民问题很有可能在美苏关系进一步缓和的情况下，向着良性的方向继续发展，至少尼克松和基辛格当时是这样认为的。所以，尼克松提交的关于美苏贸易，尤其是给予苏联最惠国地位的法案在国会搁浅实在是他始料未及的，以至基辛格在回忆录中抱怨到他和尼克松是“被迫做他们已经取得很大成就的事：增加苏联移民”。
国会方面之所以利用这个问题在美苏贸易间制造阻力，尽管与其所谓的维护人权方面的因素有关，但更主要的是与国内政治有着很大关系。《杰克逊-瓦尼克修正案》将一些反对尼克松对苏缓和的保守派议员和反对“二战”以来在外交事务上总统独断的自由派议员联合起来，而且意在1976年大选获胜的杰克逊刻意以此笼络犹太选民。对此，如基辛格在回忆录中曾说：“（杰克逊）想要的是一个问题，而不是问题的解决。”正因为此，加之“水门事件”之后，尼克松影响国会的能力大为削弱，而继尼克松之后出任总统的福特则尽其可能弥合白宫和国会的关系，对苏联的最惠国待遇等法案无意施加有效的影响，参议院最终在1974年12月13日通过了《杰克逊-瓦尼克修正案》（众议院已在1973年12月11日予以通过）。此后，国会还通过了针对《进出口银行法案》（Export-Import Bank Bill）的《史蒂文森修正案》（Stevenson Amendment），该项修正案规定对苏联4年内的贷款最高限额定为3亿美元，超出此限额之外的贷款，要求总统从国家利益角度予以说明，并要由国会同意。阿德莱·史蒂文森（Adlai Stevenson）参议员进一步解释道，国会的同意不仅要基于苏联移民程序放宽程度，而且还要视苏联在中东问题、军备控制和裁军谈判中立场缓和程度而定。[142]
苏联对美国国会干涉其内政的行径非常不满。12月16日，苏联方面亦召开了苏共中央委员会秘密会议，商讨美苏贸易事宜。两天之后，安纳托利·多勃雷宁与美国国务卿会晤，谴责所谓的最高限额。几乎与此同时，苏联塔斯社发表消息，表示苏联政府坚决拒绝对移民问题提供任何“保证”。此后3年移民人数大大减少。[143]《杰克逊－瓦尼克修正案》和《史蒂文森修正案》直到苏联解体前才予以废除。
在卡特政府时期，苏联与美国的关系由于SALTII问题达成协议而进一步缓和。苏联迫于国内经济危机，希望进一步发展与美国的经贸联系，为此曾允许更多的犹太人离境（尽管这一时期对移民申请被拒绝者的政治运动采取了更为严厉的打击措施）。然而，苏联在外交上咄咄逼人的态势使美国反对缓和的政治势力得势。在卡特执政后期，美国政府一改已经执行了近10年之久的缓和策略，重新回到对抗的老路之上，这在1981年开始执政的里根政府的“新遏制”战略意图中表现得更为明显。此时苏联最高领导人也数度更迭，美苏关系进入低谷，而这段时间苏联犹太移民数量也相应的大为减少。这一状况直到戈尔巴乔夫推行改革措施之后方有转机。
戈尔巴乔夫推行改革措施需要相对宽松的国际和国内环境，美苏两国关系又朝着缓和的方向发展。在雷克雅未克会议上，美国总统里根在军控问题之外，重提包括犹太移民在内的苏联人权问题。[144]这无疑又在向苏联发出一个信号。迫切需要获得西方经济和舆论支持、并想通过推进美苏军备谈判来改善国际环境的戈尔巴乔夫开始认真对待苏联犹太移民问题了。
戈尔巴乔夫是从两个方面着手解决犹太移民问题的。首先，确立移民的法律基础，对移民的细则作出详尽规定。苏联部长会议在1986年通过了对移民问题的新规定（生效日期为1987年1月1日），它不但明确了移民的申请资格，同时还对拒绝移民的理由作出明确规定。如此一来，便使移民问题的处理做到有章可循，有法可依。这也表明了戈尔巴乔夫的改革朝着法制化轨道迈进。更为关键的是，戈尔巴乔夫还极力肃清弥漫于苏联政治和社会中的反犹主义氛围，改变过去一些反犹的歧视性做法。1987年开始，所有因信仰犹太教而获罪的犹太人相继获释，其中一些也被允许移民海外。在文化和宗教领域也有所改变，苏联中央电视台对比罗比詹地区的文艺活动曾做出实况转播，在普希金国家艺术中心为犹太艺术家的作品举行大型的展览会，在莫斯科的图书节上设有犹太书籍的展厅，允许少量苏联犹太人前往美国学习犹太教法，并允许他们在获得学位（rabbinate）之后返回苏联，在犹太教会堂谋得教职，在莫斯科犹太教会堂建立犹太食堂等等，而且苏联媒体对这些活动和措施都进行了宣传报道。[145]此外，犹太人在就业和教育方面的状况也相继得到改善。
除人道主义因素之外，戈尔巴乔夫主要是从政治角度着眼解决犹太移民问题的。一方面，允许前一时期移民申请遭拒绝者离境，意味着可以减少那些对现有体制不满者的人数，同时还可以履行欧洲安全与合作会议上的最后文件（final act）中所规定的义务，由此在一定程度上减弱国内自由派人士和国外有关方面的批评，从而为戈尔巴乔夫其他改革措施提供一个较为宽松的政治氛围。另一方面，改善犹太人的政治和社会地位，有利于扩大戈尔巴乔夫改革的社会基础，尤其是得到人数众多的犹太知识分子对改革的支持等。然而戈尔巴乔夫的改革尽管缓解了犹太移民问题带来的压力，但改革却又使一些形形色色的反犹主义言论甚嚣尘上，一些民间的反犹组织开始活跃起来，其中较为著名的是激进的反犹的民族主义组织帕马亚特（Pamayat），它在理论上重谈《犹太贤士议定书》（Protocols of the Elders of Zion）[146][147]（1905年）中锡安主义者与共济会员阴谋控制世界的老调，大张旗鼓地为反对犹太人制造声势。此外，一些俄罗斯文化精英人土在某些主流媒体上纷纷撰文或发表言论，对移民运动予以抨击，而且还认为犹太人与西方情报机构和“锡安派”蓄意阴谋破坏苏联的改革开放等。[148]在苏联解体之前，有大批的犹太人移民海外，这与这种右翼的、民间反犹主义之盛行不无关系。
戈尔巴乔夫的改革和日后苏联的解体尽管大大缓解了犹太移民运动的势头，然而尚有大量的犹太人分布于在苏联领土上建立的一些新的国家中，如俄罗斯、乌克兰、白俄罗斯及摩尔多瓦等。这些犹太人的历史命运将会因其所在国的经济和社会政治的变化而变化，新的犹太移民运动是否会再次出现呢？对此还需要我们予以进一步的关注。
（本文原发表于《史学月刊》2002年第4期）
[110]白玉广，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助理研究员。金重远先生2000级博士研究生。本文系与宋正（东北财经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师）合作完成。
[111]Leonard Scharpiro，Russian Studies，New York，1987，p.226.
[112]董小川：《美俄关系史研究（1648—1917）》，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250页。
[113]Leonard Dinnerstein. Antisemitism in America，New York，1994，p.58.
[114]Gerhard Simon. Nationalism and Policy Toward the Nationalities in the Soviet Union，San Francisco，1991. p.36.
[115]Gerhard Simon，Nationalism and Policy Toward the Nationalities in the Soviet Union，San Francisco，1991. p.416.
[116]Ibid.，pp.60，407.
[117]Robert B. Cullen，“Soviet Jewry”，Foreign Affairs，1986-1987（Winter），p.252.
[118]J. Arch Getty，Gabor T. Rittersporn，Viktor N. Zemskov，“Victims of the Soviet Penal System in the Pre-war Years”，The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Oct. 1993，Vol. 98.
[119]Gerhard Simon，Nationalism and Policy Toward the Nationalities in the Soviet Union，p.180.
[120]Gerhard Simon，Nationalism and Policy Toward the Nationalities in the Soviet Union，San Francisco，1991. pp.208-209.
[121]Robert B. Cullen，“Soviet Jewry”，Foreign Affairs，1986-1987（Winter），p.255.
[122]Zvi Gitelman，“Glasnost，Perestroika and Antisemitism”，Foreign Affairs，1991（Spring），p.143.
[123]Laurie P. Salitan，Politics and Nationality：the Soviet Jews，Seweryn Bialer：Politics，Society，and Nationality Inside Gorbachev's Russia，San Francisco，1989，p.176.
[124]Ibid.，p.177.
[125]Stephen F. Cohen，An End to Silence：Uncensored Opinion，New York，1982，pp.247-249.
[126]Gerhard Simon，Nationalism and Policy Toward the Nationalities in the Soviet Union，San Francisco，1991，p.407.
[127]William Korey，“The Future of Soviet Jewry：Emigration and Assimilation”，Foreign Affairs，1979（Fall），p.71.
[128]William Korey，“The Future of Soviet Jewry：Emigration and Assimilation”，Foreign Affairs，1979（Fall），p.72.
[129]Ibid.，p.70.
[130]Robert B. Cullen，“Soviet Jewry”，Foreign Affairs，1986-1987（Winter），p.256.
[131]William Korey，“The Future of Soviet Jewry：Emigration and Assimilation”，Foreign Affairs，1979（Fall），p.70.
[132]周尚文、叶书宗、王斯德：《苏联兴亡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627—628页。
[133]Ludmilla Alexeyeva，Soviet Dissent：Contemporary Movements for National，Religious，and Human Rights，Cincinnati，1985，p.179.
[134]Robert B. Cullen，“Soviet Jewry”，Foreign Affairs，1986-1987（Winter），p.260； Laurie P. Salitan，Politics and Nationality：the Soviet Jews，Seweryn Bialer：Politics，Society，and Nationality Inside Gorbachev's Russia，San Francisco，1989，p.183； Zvi Gitelman，“Glasnost，Perestroika and Antisemitism”，Foreign Affairs，1991（Spring），p.155.
[135]Ludmilla Alexeyeva，Soviet Dissent：Contemporary Movements for National，Religious，and Human Rights，Cincinnati，1985，p.179.
[136]Laurie P. Salitan，Politics and Nationality：the Soviet Jews，Seweryn Bialer：Politics，Society，and Nationality Inside Gorbachev's Russia，San Francisco，1989，p.185.
[137]Ludmilla Alexeyeva，Soviet Dissent：Contemporary Movements for National，Religious，and Human Rights，Cincinnati，1985，p.182.
[138]1979年移民以色列的人数为17 550人，占全部移民的34.2%；1980年为7 220人，占总人数的33.6%；1981年为1 790人，占总人数的18.9%；1982年为733，占总人数的27.2%。
[139]Ludmilla Alexeyeva，Soviet Dissent：Contemporary Movements for National，Religious，and Human Rights，Cincinnati，1985，p.196.
[140]Ludmilla Alexeyeva，Soviet Dissent：Contemporary Movements for National，Religious，and Human Rights，Cincinnati，1985，pp.189-191.
[141]Cathal J. Norlan，Principled Diplomacy：Security and Rights in the US Foreign Policy，Greenwood，1993，pp.131-132.
[142]William Korey，“The Future of Soviet Jewry：Emigration and Assimilation”，Foreign Affairs，1979（Fall），p.76.
[143]资中筠：《战后美国外交史——从杜鲁门到里根》，世界知识出版社1994年版，第744页。
[144]Robert B. Cullen，“Soviet Jewry”，Foreign Affairs，1986-1987（Winter），p.252.
[145]Laurie P. Salitan，Politics and Nationality：the Soviet Jews，Seweryn Bialer：Politics，Society，and Nationality Inside Gorbachev's Russia，San Francisco，1989，p.186.
[146]1897年由犹太人与共济会会员草拟的文件，号召推翻基督教社会。真本于1905年在俄国出现。此后，此文件便成为一些极端反犹主义者的借口。可参见《大美百科全书》（外文出版社1994年版）相关词条。
[147]《大美百科全书》，外文出版社1994年版.
[148]Zvi Gitelman，“Glasnost，Perestroika and Antisemitism”，Foreign Affairs，1991（Spring），pp.151-15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