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型、困惑与出路
——美国“进步主义运动”略论
王春来[34]
［摘要］ 19、20世纪之交美国社会经济的巨变和转型促成了“进步主义运动”的兴起。运动的倡导者源自美国社会各主要阶层和集团，共同的社会责任感和危机意识将其维系在一起。作为自由主义改革的集大成者，这场运动从19世纪后期美国的各类改革实践中汲取营养，以之作为渊源和动力并有所超越。由于该时期美国社会转型的复杂性，“进步主义运动”也蕴涵诸多悖论，对其加以准确释读对于观照普遍意义上的资本主义转型不无裨益。
［关键词］ 美国；社会转型；进步主义运动；改革
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美国处于历史上前所未有的社会巨变和转型时期。得益于第二次工业革命的强劲推动，资本主义由自由竞争阶段开始向垄断阶段过渡。巨大的转变带来复杂的难题，诱发深刻的社会矛盾和危机，引起民众强烈的不满和困惑。早在19世纪末年，一些有识之士就已倡导各种各样的改革要求和主张，有的甚至在一定范围之内将其付诸实践并取得了较为丰硕的成果，这些改革的先行者揭开了日后大规模改革的序幕。进入20世纪以后，美国社会各种矛盾更加激化，群众运动风起云涌，民众要求变革的呼声日益高涨。19世纪后期改革的涓涓细流终于在新世纪降临之际，汇集成一场声势浩大的全国性改革浪潮，这便是美国历史上所谓的“进步主义运动”。本文欲围绕其历史背景、思想渊源和特点等问题展开若干论述，期望有助于加深对该论题的理解和认识。
一、复杂的社会难题呼唤深刻的社会变革
19、20世纪之交美国的巨变带来了一系列复杂的社会难题，最为突出者有三类：经济力量的集中及垄断组织托拉斯的肆虐；与进步相伴而生的贫困等各种社会问题日趋严重；政治生活中的腐败现象积重难返，美国人标榜的民主政治和“责任制政府”受到侵蚀。
美国经济力量的集中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呈加速发展趋势，到1899年托拉斯生产的工业制品总值已占全国的2/3。[35]1904年，产值在100万美元以上的美国大企业有1 900家，仅占整个制造业企业总数的2.2%，但其产值却占制造业总产值的49%。[36]伴随着工业的集中和垄断，经济生活中的混乱现象日趋严重。过分的自由放任使得市场调节的弊端日益显现，不公正竞争的蔓延和市场规则的失范，造成了经济生活中极不健康的局面。在从以个体或合伙制企业为主体的自由竞争体制向以公司制为主体的垄断转型的过程中，旧的经济运行秩序被打破，但新的秩序尚未确立，经济恐慌、危机在19世纪末年频频发生。面对此情此景，美国企业界有所警觉，1880年以后纷纷成立的地区性商会乃至全美制造业主协会，便是力图通过合作与协调来克服无序弊端的举措之一，然收效甚微。[37]面对经济力量的集中，美国社会其他阶层也作出了各种不同的反应。有人声言托拉斯是经济发展的必然结局，是有效能的。更多的人认为托拉斯因贪婪而创立，其出现属于“非自然”现象，因为它窒息了经济上的平等机会。在多数人眼里，经济力量的集中和托拉斯的所作所为构成一种极大威胁，因为工业合并与垄断紧密相连，而垄断又和巧取豪夺相连。大公司通过确定价格损害消费者，通过削减工人工资使得工人境况日趋恶化，通过挤垮小商业而毁掉机会均等，通过腐败的政治活动侵蚀民主政体，所有这些不仅违背自然，而且是不道德的。19世纪末20世纪初美国民众的普遍不满和广泛的抗议活动，很大程度上正源于此。
19世纪末20世纪初美国经济持续增长，国民财富与日俱增，但伴随这一巨大“进步”而来的却是贫富悬殊的扩大、财富分配的不均以及令人触目惊心的剥削童工、女工等种种不公正社会现象。1879—1919年间，美国按固定价格计算的国民生产总值年增长率为3.72%，按人口平均计算的年增长率为1.76%。[38]实际国民生产总值仅1895—1914年间就增长近一倍。[39]19世纪后期英国政论家詹姆斯·布赖斯在对美国社会进行“权威性的”考察之后指出：在美国，普通人生活得比在世界上其他地方要好。然事实真相如何？急剧增长的财富虽然增强了美国的综合国力，但广大的中下层民众似乎并未从中受益或获益甚微。1893年，美国9%的家庭占有了全国71%的财富。[40]1896年，占人口1.6%的最富裕家庭获得国民收入的10.8%。1913年，最富有的5%的美国人得到国民收入的14.98%，1920年得到12.34%。[41]世纪之交，美国有4 000个百万富翁，但同时至少有1 000万美国人（约占总人口的14%）生活在周期性的贫困之中。[42]1900年，美国“钢铁大王”卡内基的年收入为税后2 300万美元，与此同时其钢铁厂里的不熟练工人一周工作6天、每天劳作12小时，总共所得不过10美元，累计年收入仅400—500美元。[43]为维持生计，不少家庭主妇及未成年孩子不得不外出做工挣得微薄报酬以贴补家需。单1890—1900年间14—16岁的童工就增加了36%以上，从300万上升到410万人。14岁以下做零活的非法童工更是难计其数。凡此种种，日益成为人们关注和讨论的焦点。
与此同时，政治领域内的腐败现象日益加剧。“镀金时代”给20世纪的美国留下了一份追逐财富、沉迷享乐、道德败坏、官僚腐化、政治堕落的恶性政治文化遗产。随着垄断资本主义的兴起和垄断资本家势力的壮大，美国政治生活中的不健全状况加剧，政党机器对政治的操纵、党魁的跋扈、企业与政治的结合均达到无以复加的地步。政党机器往往控制了下自乡镇、选区上至各州、联邦的各个环节。各级党魁则把持选举、立法和行政，取代正常的政治程序。坐在这些党魁背后的往往是财力雄厚的铁路、银行和其他大公司的大垄断资本家。通过与政党机器和党魁的结盟，这些强大的经济实力集团收买官员，贿赂政客，安插亲信，以便对决策施加影响。80年代，南太平洋铁路公司的触角伸向了加利福尼亚州政府和议会的各个角落。美孚石油公司“除了未能（像精炼石油一样）对宾夕法尼亚州议会加以提炼外，其他手法都用过了。”[44]企业家出身、控制着共和党内各项事务的共和党领袖马克·汉纳说：“政治不过是企业的一种形式，应当严格地按照一个企业来加以对待。”[45]南太平洋铁路的总裁科利斯·亨廷顿承认，自己的大部分时间都花在了政治事务上而不是管理铁路。纽约一家人寿保险公司的官员透露，该公司为阻止于己不利的法案获得通过，5年内花费了近百万美元。[46]政治领域的腐败始终是美国民众普遍不满的一个诱因。
社会巨变在诱发一系列社会难题的同时，也促成美国社会关系和阶级结构因重组而呈现错综复杂局面。结果，不仅新兴垄断资产阶级和其他阶级间存在矛盾，而且垄断资产阶级内部各阶层间也存在利害冲突；不仅工业金融资产阶级和农业利益集团间的矛盾加剧，而且工业资本主义下的劳资关系恶化，劳资冲突遍及全国。广大中产阶级既是剥削者又是被剥削者，与垄断资产阶级以及广大下层民众之间均存在一定的利害冲突和矛盾。正是不同阶级、阶层和集团间的矛盾、冲突和斗争，推动着社会变革，推动了“进步主义运动”的兴起。
二、何谓“进步派”？谁是“进步派”？
任何改革运动的兴起都离不开倡导者和支持者。对于美国“进步主义运动”而言，改革的中坚便是所谓的“进步派”。然“进步派”究竟是何许人，学术界却见仁见智，莫衷一是。
历史学家约翰·格拉蒂在论及20世纪初美国的“进步派”时写道：“随着研究的深入，似乎人们对‘进步’一词变得越来越不明了。”[47]著名史学家林克和麦坎密克指出：干脆不用“进步派”和“进步主义”这些术语或许会更好些，但是这些词又是如此深深地扎根于现代人以及历史学家的语汇之中，以至于不可能弃而不用。[48]鉴于此，有必要对该词稍作语源学和语义学上的阐释。
早在1905年，美国社会上便有改革者自称“进步派”，此后该词广泛流传，标榜“进步主义”成为一种时尚。到1910年前后，主张变革的人很多都自称“进步派”。1916年大选以后，倾向改革的人开始更多地使用“自由派”。格拉蒂认为：用“进步”这个词来表示一个时代，过分地简单化了，不管它是用来意指“倾向于变化”“改进”抑或仅仅表示“一种思想倾向”，它都不是20世纪初期美国的一个普遍特征；而且，进步主义因素存在于美国更早的历史时期当中，且美国参加一战后它也并未消失；在很多重要方面，20世纪的进步主义仅仅是内战后开始的对工业化反应的一个继续。这种观点不无道理。但是20世纪初期开始广为采用的“进步”一词并非传统意义上的“落后”的反义词，而是源于当时一种流行的社会信念，即人们普遍相信，通过人的主观努力可以推动社会的进步。20世纪初的改革家们正是抱着这种坚定信念登上历史舞台，承担起改革使命的。从此种意义上，称20世纪初的改革家为“进步派”或“进步主义者”，将他们的思想、主张和行动笼而统之地归纳为“进步主义”，称20世纪初的美国为“进步主义时代”，称20世纪初美国的改革运动为“进步主义运动”，是再贴切不过的了。
自从进步主义时代起，人们便围绕“进步派”的构成及其所代表的利益争论不休，迄今已形成以下各种解释。
一种观点认为，是包括农场主、工人和小商人在内的“普通民众”发起了改革运动，目的是从铁路、大公司等垄断势力以及政党老板手中夺回失去的权力。与之相近的第二种观点将独特视角投向农业领域，认为进步派非“农场主”莫属。其逻辑依据是：美国西部和南部农场主具有悠久的农业反抗传统，这一传统在平民党运动期间达到顶峰，20世纪初的进步主义不过是承袭了这种传统。第三种解释聚焦于城市，认为进步派来源于主要由中小企业家、商人、店主、律师和其他职业阶层组成的都市“旧”中产阶级。这些人原先在社会上享有受人尊敬的优越“地位”，但在19世纪后期日益被一个与铁路、大公司和金融家结盟的新的统治精英所取代；出于“失落”和“怀旧”心理，他们对现状产生不满并进而要求变革。第四种解释与此针锋相对，认为进步派并非那些丧失昔日优越社会地位的“旧”中产阶级“怀旧者”，而是一个由医生、商人、科学家、工程师和社会工作者组成的“新”中产阶级阶层。这个阶层有远见、有抱负，决心运用自己的知识和技能来解决工业化引起的问题，并为一个近乎混乱的社会建立秩序；为了实现这一目标，他们仰赖组织、科学知识或社会科学专门知识的运用以及效率和理性的价值。[49]也有史家认为，最有影响的改革家来自美国社会最富有的企业家、大商人和银行家阶层。该阶层的一些成员在主要经济改革措施的制定方面扮演了重要角色，他们既是改革措施的倡导者，同时也是主要受益者。还有学者强调，都市下层群众在改革过程中起了重要作用，许多进步改革并不是盎格鲁-撒克逊白人清教徒上层阶级努力的结果，而是都市工人阶级对社会、经济改革支持的结果。[50]
上述各家之言均有助于加深对进步主义运动的理解，但在对进步派的总体把握上存在偏差。前两种观点将进步主义置于美国由来已久的普通民众与特权阶层间永恒冲突的框架中加以解释，显得教条化和简单化。针对第三种解释，批评者指责其未能将进步派与占主导地位的保守派作一比较，以便确定两者有何根本区别。戴维·塞伦在对威斯康星州立法机构作了深入研究之后指出：“‘典型的’进步派和保守派来自相同的社会背景。”[51]第四种解释将进步主义运动置于美国现代化进程的宏观背景之中加以考察，虽较为客观地描述了企业家和专业人员对改革作出的贡献，但低估了其他社会阶层在改革中所起的作用；虽颇有见地地注重社会组织机制方面，但忽视至少也是轻视改革过程中的利益冲突及思想分歧。实际上，进步主义源自美国社会不同的阶层或集团，换言之，有着各类型的进步派人士在各条战线上作战。为此，有美国学者指出：“历史学家之所以在对进步主义作一般概括时存在这样多的困难，原因之一在于，进步派决非一个追求单一目标的统一群体。”[52]此言堪称一语破的。
三、“进步主义运动”的渊源和动力
对进步主义运动颇有研究的美国史家林克指出：“进步主义的主要组成部分，来源于十九世纪九十年代人们公认的一些运动。它们是人们对那个时期农业不景气和1893年经济恐慌造成的经济灾难的一些直接反应。”[53]诚然，19世纪最后几十年间美国深刻的经济和社会变化，“造就了进步主义改革家作出反应的特定条件”，此时期美国人对于现实的不满和反抗活动“预示并促成了进步主义”[54]。
20世纪美国进步主义运动从19世纪后期一系列的改革运动中获得教益，汲取了营养。这些运动包括：
其一，共和党改革派的文官改革运动。反对政治腐败和低效的运动可追溯至格兰特总统执政时期。19世纪80年代，美国东部和中西部城市内一些社会地位稳定、受过良好教育的共和党改革派，深为政党政治的腐败以及自身被排除在权力之外所震惊，提出改革要求和主张。1884年大选时这些人公开反对该党总统候选人詹姆斯·布赖恩。在地方和州选举中，很多人改变自己的党派归属。这些共和党改革派医治政府腐败的“灵丹妙药”是建立文官体制，1883年他们成功地促成国会通过立法。然而，争取文官改革仅仅是最初的一场小战役，20世纪的进步主义政治改革家接过了这面改革的旗帜，并将其推进到更高、更深的层面。
其二，管理和控制大企业大托拉斯的运动。1887年的州际贸易法未能结束铁路弊端，1890年的谢尔曼反托拉斯法也未能抑制垄断的成长，垄断的趋势在1900年以后日益明显。世纪之交，美国出现了混合铜公司（1899年）、美国钢铁公司（1901年）和国际收割机公司（1902年）等许多巨无霸企业，单1899年被合并的公司就多达1 200家，资本总额达22亿美元。这种惊人的经济力量的集中，理所当然地引起经济领域改革家的极大关注，“那些视‘大’本能上就‘恶’的人，提出这些巨大的新‘托拉斯’必须予以打破，至少应该严格地加以控制”[55]。
其三，农民运动和平民主义运动。19世纪下半叶的农业反抗运动无疑给了20世纪的进步主义以深远影响。早在19世纪70、80年代，美国西部和南部的农场主就指望通过联合行动来解决紧迫的社会问题，并顺次展开了格兰其运动和全国农场主联盟运动。在格兰其的压力下，很多中西部和南部州采纳了控制铁路运费等规范铁路服务业的立法。农场主还在18世纪70、80年代加入劳工行列，共同支持第三党——绿背劳工党。平民党的成立及其全国性的政治活动，将农民运动推向了顶峰。作为第三党运动的平民主义虽以失败告终，但震撼了美国政治的基础并引起两大党一定程度的改组。平民党运动留下了丰厚的政治遗产，为20世纪的进步主义改革铺平了道路。
其四，关注都市平民命运的公共会堂社会工作者及其他改革家，构成“进步主义运动”中政治、经济领域改革之外的“第三战场”。新世纪降临时，反对贫民窟中各种弊端的斗争远未结束。童工问题也极其尖锐，但工业部门中有关工时和女工工作条件的立法远不充分。1893年的经济危机暴露出严重的社会问题，民众的苦难明显加剧，富人的特权地位与穷人的痛苦处境形成极为强烈的反差，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问题的严重性。活跃于大都市贫民窟的牧师、神父和社会工作者感受最深。萧条造成的痛苦大大促进了社会福音运动和争取社会主义运动的开展，为进步主义提供了巨大的精神力量。20世纪初的争取社会主义运动正是这一运动的继续和发展。
进步主义运动的兴起还得益于其他很多方面的推动，其中包括属于对立阶级的企业家和工人。企业家对于现实也多有不满，一次又一次的价格战、反反复复的经济萧条以及人力资源和物质资源获得途径上的不确定因素，时常令他们沮丧不已。大公司的所有者还面临着长线投资的极大风险。面对激烈竞争引起的混乱状况，他们尝试各种方法，试图以合作来代替竞争，先后组建了确定价格、划分市场的普尔（或卡特尔），更高一级的联合——托拉斯以及控股公司。然而这些措施很难令多数企业满意。更严重的是，每种联合的出现都加剧了民众对大公司的不满。劳工阶层也采取各种措施应对工业化和垄断趋势带来的困境。一些人采取消极手段，离开难以忍受的现代工厂回到故里，很多移民便是如此；另一些人则采取积极手段，加强劳工组织予以抗争，期望通过罢工来改善自身的处境。19世纪90年代，工业争端成为美国社会习以为常的一项内容。很多人据此认为，美国社会正在走向解体。此种忧虑，无疑也给改革以某种推动。
中产阶级良心、雄心和意识的觉醒，对于进步主义改革的兴起至关重要。南北战争后企业的扩展，导致城市中产阶级在数量上急剧增长。该阶层中有影响的那部分人，由于专业训练、职业标准和联系诸多一致，因而同气相求，都坚持公共事务的合理性和有效管理。这些人受过最良好的教育，最富有理想，对揭发出来的腐败现象和社会经济苦难深恶痛绝。90年代末期，中产阶级已是义愤填膺，20世纪初期黑幕揭发的兴起更加剧了他们的良心发现。许多中产阶级美国人在将自己的舒适环境与那些“挤成一团”的移民及本国穷人相比较时，良心受到很大冲击，“非物质主义的、人道主义的动机控制了他们的行为，他们更多地开始用‘心灵’和‘大脑’思考，而非仅仅出于‘饥肠辘辘’”[56]。
当然，进步主义的基本动力来自普通民众，来自有时近乎狂热的广大民众对进步派领袖的支持；来自广大选民对某个改革派候选人的信任。进步主义本身的发展过程充分体现了这一点。而改革进程中出现的一次又一次偶发重大事件，诸如耸人听闻的黑幕揭发文章，令人发指的政治丑闻，公开的立法调查或者一次悲剧性的社会灾难，也都会大大激发民众的改革热情，从而给进步主义改革提供无穷无尽的动力。
四、“进步主义运动”的复杂性
美国史家皮特·费勒论及20世纪初的美国改革时指出：作为一种历史现象的所谓进步主义运动根本没有存在过。[57]林克也认为，“事实上，并不存在进步主义运动这样一回事。也就是说，并没有将所有形形色色的政治、社会和经济改革斗争联合起来的有组织的运动。相反，却有许多进步主义运动在不同的领域同时进行”[58]。两位学者的论述，揭示了“进步主义运动”的一个重要特点，即它的复杂性。
关于“进步主义运动”的复杂性，可从多角度展开讨论。
其一，并不存在一场传统意义上的“统一的”“自上而下”的运动。进步主义本身具有很大的差异性：涉及政治、经济、社会和思想各领域；在地方、州乃至联邦政府不同的层面上先后或交替展开；各类改革带有较大的自发性，改革目标因时因地因人而异；各种各样的改革团体为了某个问题团结在一起，为了另外一个问题又会变换联盟，有时候，不同的改革家出于根本不同的甚至完全相反的缘由而支持同一改革举措。就追求的目标以及采取的改革措施而言，改革者们是一个各式各样的、矛盾的集合体。例如：一些进步派希望增加政治的影响力，借此控制普通民众；另一些进步派则希望将权力集中于专家手中。很多改革家力图抑制大公司的增长，另外一些人则认为大公司能够带来经济利益因而接受工业中的“大”……诸如此类，不胜枚举。
其二，“进步主义运动”源于以往的改革但有所超越。20世纪初的进步主义在很多方面不同于以往的改革主张。过去的各种不满和改革方案既无共同动机，亦无共同目标；往往针对单个的或者局部性问题，企图通过某个单一的举动来改变工业化带来的不良后果，缺乏对于整个时代经济和社会进程的充分理解和通盘考虑，且改革家相互间鲜有联系。由于对面临的共同问题缺乏深刻的认识，各种各样的改革团体只能自行其是，倡导各自的改革主张。[59]
19世纪90年代在多种意义上构成美国发展的一个转折点，对于美国的改革史亦然。此时期社会批评异军突起，出现了知识界对美国现实问题持续的、猛烈的抨击。90年代爆发的经济危机使得工业化和城市化带来的复杂问题更加复杂化，危机同时淡化了阶级意识，迫使对立的阶级团结一致，寻求超越于阶级界限的改革纲领。以此为转机，怀有各种不满情绪的美国人走到一起来共肩改革事业，而此前他们开展的要求变革的运动，基本上是分散的、孤立的，且大多数未有成效或鲜有成效。
其三，将诸多进步派联为一体的纽带是共同的责任心和“忧患意识”。戴维·塞伦在比较研究了威斯康星州的进步派和保守派后指出：“进步主义的难解之谜，不在于是什么将不同的集团分割开，而在于是什么促使他们追求共同的事业。”[60]此语发人深省。作为某种程度上根源于过去、但对来来却抱着美好希冀的“一个非常复杂的现象”[61]，“进步主义运动”从根本上说是“绝大多数美国人对新近工业化和城市化引起的问题的反应”[62]。实际上，从19世纪90年代开始，各种改革运动便在各个领域展开，包括通常独立于政治改革运动之外的社会主义运动，包括旨在恢复城市代议制政府并消除腐败现象的市政改革运动，接着展开的是旨在促使州政府摆脱铁路以及其他公司的控制、并使之成为促进社会福利的工具的州级改革，最后进行的是全国范围的进步主义运动，意在将各铁路、各工业公司和各银行置于有效的公共管理之中。将不同类型的改革派联系起来的纽带有两条：一是共同的“社会良心”，二是共同的“忧患意识”。由于前者，改革派认识到现存体制的弊端，意识到社会问题的严重性；出于后者，改革派声言：除非立即实行变革，否则19世纪末年的激进主义行为将可能演变为更突出的暴力形式。此种忧虑赢得了多数人的赞同，即便那些通常将改革措施视为维持现状的手段而不是作为变革序幕的最保守的阶层也表示接受。
最后，“进步主义运动”的复杂性也体现在后人对它的内涵、根源、成败得失、特征、性质、历史地位等问题的不同理解上。关于进步主义的内涵，德威特的《进步主义运动》开篇就写道：“进步主义一词被广为运用，广泛讨论，歧义甚大，要充分阐明其意义和原则，必须首先做仔细的界说。”[63]林克认为：“任何象美国‘进步主义运动’这样复杂、影响深远的现象，是不可能通过一些简单的概括就可以加以理解的。”[64]欧文·盎格尔论述道：“美国在进步主义时期走向成熟，此时美国的文化、政治和思想生活前所未有地饶有趣味、复杂多变而又颇具创新”，但正是“这一日渐增长的复杂性和微妙性使得该时期充满争议，难以作出解释”[65]。关于运动的起讫，格拉蒂指出：大致说来，自美西战争结束到美国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这个时期，通常被称为进步主义时代。[66]大部分美国学者倾向于接受1900—1917年为所谓的“进步主义运动”时期。也有学者认为，进步主义改革到美国参加一战前夕并未终结，战时和战后均有不同程度的继续，只是在形式和内容上有所变化。[67]其实，确定具体年代的做法并不可取，大致可将进步主义时代界定为19世纪90年代至一战期间。
关于进步主义运动的性质和评价，史家的认识分歧更大，形成了学派林立、诸说并存的态势。
形成于进步主义时代、在二战以前的美国史坛占据统治地位的进步学派秉承“旧自由主义的解释”，将整部美国史概括为自由主义与保守主义、民主政治与贵族政治、机会均等与垄断特权之间的持续不断的斗争史。从这一特定模式出发，这派史家将进步主义论题纳入自由主义传统的框架和轨道之中，认为：在进步主义时代，改革家们不断向企业“大王”和特权阶级挑战，主张还政于民，废除特权，保证机会均等；要求制定伸张社会正义的法律，要求政治和经济民主；为了挽救民主和自由，中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首先发难，继之是深刻而广泛的改革运动。在他们看来，这是一场自由派改革家领导的反对财阀政治、自私自利和垄断特权的改革运动；改革家是无私的，改革是正义的、深得人心的，也是卓有成效的。[68]
二战后崛起的新保守派史学从另一截然不同的视角进行阐释。在运动的缘起上，以霍夫施塔特为代表的史家提出“地位革命论”主题，认为受过良好教育、年轻的盎格鲁-撒克逊清教徒中产阶级公民原来享有的优越地位和权力的丧失是他们点燃改革火焰的主要原因，同时也注意到，是城市化和工业化带来的种种弊端激发了中产阶级的责任感。在运动的动力上，认为尽管运动的参与者形形色色，但遭受革命打击的都市中产阶级则是主要的推动力量。在运动的后果上，认为从总体上看“进步主义运动”没有成功，进步派没有进行任何根本的经济改革，也丝毫未改变美国的社会结构。运动结束后，财富分配依然不均，垄断公司有增无减，政客和党棍依然控制着政权。总而言之，这样一场运动根本算不上“自由的运动”，反而堪称“保守的改革”[69]。
作为对新保守派史观的新发展，50年代末、60年代初出现的“组织学派”从另一全新角度、在一个更为广阔的视野内，对“进步主义运动”进行了全方位考察。其结论是：世纪之交的美国社会处于新旧交替的重新组合之中，各种矛盾和问题非常突出；进步主义体现着各种职业团体的共同理想；“进步主义运动”本质上就是实现这种由分散到高度组织、由非技术性到技术性、由组织松散和浪费低效到集中规划指导的过程；在此过程中，具有专业知识和职业才能的新中产阶级是改革浪潮的掀起者；企业界内部由于企业规模、地位和功能的不同存在着差异，面对时代的危机其反应也不尽相同。多数企业家对改革主张遵从实用的态度，在反对某些改革主张的同时，促成、支持和影响了另一些改革主张；在有些领域（如联邦控制企业）内，企业家对改革产生重大影响。[70]
60年代兴起的“新左派”史学对“进步主义运动”进行全盘否定，认为：进步主义时代最突出的现象是“企业控制政治，而不是政治管理经济”，“进步主义运动”尽管复杂，但其主要倾向是“政治资本主义”；“政治资本主义”是两大党共同享有的价值观和意识形态，其意图在于对付社会上潜在的威胁——农民的不满、工人的罢工和暴力行为、平民党和社会党运动等。进步主义时代的结果是保守主义的胜利，也即“政治资本主义”统治的确立。[71]此外，前文已述及的“都市自由主义说”以及戴维·塞伦阐发的“社会危机趋同论”等解释也都颇具特色和影响。
概而观之，近一个世纪以来的美国史界对“进步主义运动”作了大量的、广泛深入的研究，其成果对于我们理解进步主义“作出了重要贡献”[72]。但正如我们所看到的，很多解释仍充满争议，很多问题尚有待进一步探讨。
“进步主义运动”实质上是在美国自身的工业化和城市化跃进到另一层次，美国资本主义发展到另一阶段这一特定转型时期，围绕工业化、城市化和垄断资本主义化所带来的种种社会弊端这些特定问题而展开的全方位调整，归根结底是美国资本主义体制的一种自我调节和完善。运动抑制了美国资本主义发展过程中的某些不合理趋势，消除了美国社会中出现的一些不公正现象，对美国垄断资本主义确立初期与生产力不相适应的生产关系作了较大幅度的调整，为日后美国的进一步发展奠定了基础。进步主义改革所采取的利用国家政权力量调节社会、经济生活的做法，也为日后“罗斯福新政”更大规模的国家干预提供了先例、借鉴和最直接的思想渊源。唯其如此，对它展开深入研究便颇具学理意义和价值。
［本文原发表于《华东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3年9月第35卷第5期］
[34]王春来，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副教授。金重远先生1994级博士研究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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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6]George E. Mowry，The Era of Theodore Roosevelt and the Birth of Modern America，1900-1912，New York，1958，p.70.
[47]John Garraty，The American Nation since 1865，New York，1966，p.228.
[48]Arthur S. Link，Richard L. McCormick，Progressivism，Illinois：Harlan Davidson，Inc，1983，p.3.
[49]参见塞缪尔·海斯：《对工业主义的反应，1885—1914》，芝加哥，1957年版；罗伯特·威尔伯：《寻求秩序，1877—1920》，纽约，1967年版。
[50]详见约瑟夫·哈斯迈切：“都市自由主义和改革时代”，载《密西西比河领域历史评论》，1962年，总第49期；约翰·布温克：《都市自由主义和进步主义改革》，1973年版。
[51]David P. Thelen，“Social Tension and the Origins of Progressivism”，The Journal of American History，LVI，September.
[52]John Garraty，The American Nation since 1865，p.228.
[53]［美］阿瑟·林克、威廉·卡顿：《一九〇〇年以来的美国史》上册，第63页。
[54]Arthur S. Link，Richard L. McCormick，Progressivism，p.11.
[55]John Garraty，The American Nation since 1865，p.229.
[56]John Garraty，The American Nation since 1865，p.229.
[57]详见皮特·费勒：“‘进步主义运动’的一则讣告”，刊《美国季刊》，1970年。
[58]Arthur S. Link，American Epoch，A History of the United States Since the 1890's，New York，Knopf，1955，p.68.
[59]参见戴维·塞伦：《新公民精神：威斯康星进步主义的起源，1885—1900》，1972年版。
[60]George E. Mowry，The Era of Theodore Roosevelt and the Birth of Modern America，1900-1912.
[61]Charles M. Dollar，ed.，America：Changing Times，New York，Wiley，1979，p.728.
[62]［美］阿瑟·林克、威廉·卡顿：《一九〇〇年以来的美国史》上册，第63页。
[63]Benjamin Parle De Witt，The Progressive Moverment：A Non-partisan Comprehensive Discussion of Current Tendencies in American Politics，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Press，1968，p.3.
[64]Arthur S. Link，American Epoch，A History of the United States Since the 1890's，p.68.
[65]William L. O'Neill，The Progressive Years：American Comes of Age，Harper ＆ Row，Publishers，Inc，1979，p.vi.
[66]John Garraty，The American Nation since 1865，p.228.
[67]R. Jackson Wilson，ed.，Reform，Crisis，and Confusion，1900-1929，New York，Random House，1970，p.5.
[68]进步学派代表人物包括约翰·希克斯、弗伦·帕林顿、查尔斯·比尔德、霍拉德·福克纳等。
[69]详见理查德·霍夫施塔特：《改革时代：从布赖恩到富兰克林·罗斯福》，纽约，1955年版；乔治·莫利：“加利福尼亚的进步派及其理念：中产阶级政治的一项研究”，刊《密西西比河流域历史评论》，1949年，总第36期。
[70]详见塞缪尔·海斯：《对工业主义的反应，1885—1914》（芝加哥，1957年）和《资源保护与效率的福音》（剑桥，1959年）。罗伯特·韦尔伯：《企业家与改革：对进步主义运动的一项研究》，哈佛大学出版社，1962年版；《寻求秩序，1877—1920》，纽约，1967年。
[71]详见柯尔柯：《保守主义的胜利：美国史的重新解释，1900—1916》，纽约，1963年。
[72]Arthur S. Link，Richard L. McCormick，Progressivism，p.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