绩效、制度、意识形态：政党长期执政的基础及战略选择
李建中[69]
［摘要］ 自20世纪前期以来，世界上出现了一批长期连续执政的政党，典型如墨西哥革命制度党、印度国大党、日本自民党、新加坡人民行动党等。这些政党之所以能在本国长期连续执政，是绩效、制度、意识形态三个基本因素正向相互作用的结果。其中，绩效因素是根本，政党只有以自身良好的执政效益、效率、效果才能获取广大民众的认可与支持。制度因素是保障，执政党设计并推行一定的具体政治制度有助于维护自身的执政地位。意识形态因素是精神支柱，合意的意识形态有助于提升执政党的道德权威。因此，如果执政党无法通过推动经济及社会的发展来体现自身的执政绩效、贸然改变具体政治制度、执政理念有违社会主流意识，就将严重削弱自身的执政地位，甚至由执政党而沦为在野党。这既是政党执政的规律，也是维护并巩固政党执政地位的战略选择。
［关键词］ 政党；长期执政；绩效；制度；意识形态
政党是一定社会中有着共同政治意愿的人们自愿结合在一起、以取得国家政治权力为首要目标的政治组织。自1679年英国辉格党、托利党产生以来，世界绝大多数国家及地区先后涌现出了数以千计的各种政党。在它们之中，有的能长期稳居执政宝座，有的则与其他政党交替轮流执政，有的在长期执政后盛极而衰沦为在野党，有的虽竭尽全力却永无执政的机会，有的则已改换门庭或灰飞烟灭……由此可见，政党政治是有普遍的规律性的。就如王长江教授所说：“政党固然各有特点，但仍然有许多共同之处，在不少方面都遵循着共同的规律。”[70]其中，政党的执政规律最为重要。本文择取世界政党政治史上长期连续政党或曾经长期连续执政的墨西哥革命制度党（1929—2000年执政）、印度国大党（1952年至1996年间，除1977—1980年和1989—1991年外，一党长期执政）、日本自民党（1955—1993年执政）、新加坡人民行动党（1959年经由选举成为执政党，一直蝉联执政至今）为典型，从绩效、制度、意识形态三方面入手探究政党长期连续执政的规律，以期为促进执政党建设提供些许有益的启示。
一、绩效是决定政党能否长期执政的根本
绩效即业绩与成效，政党的执政绩效则是指执政党在促进生产力持续发展、提高人民生活水平、实现社会公平正义、提升综合国力方面所取得的成绩，这是决定政党能否长期稳居执政之位的关键。大量事实证明，“执政党及其政府推进经济发展，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的能力直接影响到它在广大群众中的凝聚力、感召力和代表性。许多执政党之所以被选民抛弃，就因为在其执政期间，失业率、生活水平、社会福利水平和公平程度等不如人意”[71]。
在新加坡，人民行政党于1959年获取执政地位后，基于小国寡民、工业基础差、人口素质低、资源匮乏的现实，提出并实施“生存第一、经济立国”的基本国策，使新加坡在经济发展方面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1960—1969年，新加坡实现了GDP翻番，1970—1979年间又翻了一番，率先进入新兴工业化国家行列，1980—1990年间再翻了一番。至2000年，新加坡经济年增长率平均达到8.69%，2002年新加坡GDP达到1 557亿美元，人均33.7万美元。[72]经济的高速发展带来了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1996年，新加坡人均收入达到2.8万美元，居世界第11位。[73]人民行政党政府注重卫生、医疗、教育、交通等公共服务建设，创立了中央公积金制度，创造性地实施了居者有其屋计划。到1995年，86%的新加坡民众居住在政府兴建的组屋内，其中的90%拥有属于自己的组屋，绝大部分人拥有的公积金能基本上满足他们购买政府组屋、医疗治病、为子女缴纳学费、退休后领取养老金的需要。[74]而且，新加坡的失业率和通货膨胀率均较低，1990—1997年的平均失业率仅为2.1%，通货膨胀率仅为2.2%。[75]其后，1998年和2001年新加坡虽然经历了两次严重的经济衰退，但在人民行政党政府的积极应对下，都很快就摆脱了困境。社会稳定、经济发展、生活富裕，人民行动党过硬的执政绩效自然就获得了大多数选民的拥护和支持，这是人民行政党能在新加坡历次大选中稳操胜券的根本原因。
在墨西哥，革命制度党自1929年3月获得执政地位后，以经济民族主义为指导，长期实行内向型进口替代发展战略，为创造墨西哥经济奇迹奠定了基础。1946—1956年国内生产总值年均增长6.1%，1957—1970年年均增长6.8%，1971—1982年年均增长5.2%[76]。从1950—1985年，墨西哥总人口从2 500万增加到7 700万，而人均GNP却从每年362美元上升到2 734美元；人均寿命从41.5岁升至64.2岁，文盲率从80%降至6%[77]。墨西哥由落后的农业国转变为中等程度的工业化国家，一跃成为拉美地区仅次于巴西的第二大经济强国。革命制度党政府在农村长期实行土地改革，使数百万户农户获得了土地，政府同时给农民相当多的财政支持和物质支援。1943年创建社会保险协会，为广大民众提供免费医疗以及生老病死、残疾、失业及工伤事故的补贴。1959年创建国家公务员社会保障和福利协会，为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公立学校教职工和家属提供除免费医疗以外的养老保险、工资保障、儿童福利和劳动保护等。这种执政绩效为革命制度党的统治提供了有力支撑，使其能够长期独霸墨西哥政坛。
1988年萨利纳斯担任总统后，革命制度党政府改而实行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大力推行国有企业私有化改革，除电力及核工业外的所有国有企业都实行了私有化；对外开放，大力引进外资，先后加入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及北美自由贸易区，建立以出口导向型模式为主的市场经济；政府大幅度削减公共福利开支，减少国家对经济和社会生活的干预；1992年宣布结束土地改革进程。结果，民族产业受到猛烈冲击，中小企业大量倒闭，失业工人数量剧增，经济增长率严重滑坡，贫富分化加剧，社会不公正现象日益严重。据统计，1980—1996年，墨西哥国内生产总值年均增长2.07%，而同期人口平均增长率为2.58%，经济增长率低于人口增长率。1995年墨西哥国内生产总值下降了6.9%，通货膨胀率高达52%，城市失业率高达6.8%。[78]到20世纪末，墨西哥贫困人口达4 600万，占总人口的45%，其中赤贫人口有2 700多万，而仅占全国人口10%的富人却拥有全国80%的财富。[79]这样，经济发展不力、人民生活水平大幅度降低、社会严重不公，成了2000年墨西哥革命制度党惨遭滑铁卢的主要因素。
在日本，自民党于1955年上台执政后，制定实施了一系列有关产业发展及经济成长的政策与计划。如1956—1960年的《经济自立的五年计划》、1957年出台的《新长期经济计划大纲》，为日本经济的高速发展提供了良好的政策框架。进入20世纪60年代后，随着经济重点主义路线的确立，池田勇人内阁推出了在今后10年内使日本国民收入增长一倍的《国民收入倍增计划》。1964年11月，佐藤荣作就任内阁首相后，一方面继续推行池田内阁的高速增长政策，另一方面采取积极措施完善社会保障体系，改善生态环境，消除环境污染，促进中小企业发展。结果，到1968年，日本就实现了国民收入倍增的计划目标，并超越联邦德国成为仅次于美国的资本主义世界第二大经济强国。如果以1955年为基准，到1973年日本国民生产总值约相当于1955年的13倍。其后，日本经济进入中等水平的持续增长时期。1980年日本国民生产总值一举突破1万亿美元大关，达到10 589亿美元，为当年美国国民生产总值的38.8%，1985年日本成为世界第一位的债权大国，1987年日本人均国民生产总值超过美国，1988年日本外汇储备跃居世界首位，1989年日本人均国民生产总值达24 499美元，列世界第一位。[80]以高速增长的经济力量为后盾，自民党政府尽力满足社会各阶层的改良要求。20世纪60年代后，普通日本人的生活中第一次普及了以电视、洗衣机、冰箱、彩电、私家车、空调为代表的耐用消费品，而且能够得到高水平的教育和文化享受，整个国家转变为一个平等度高、紧张度低的社会。这样，经济长期高速的增长，成为自民党维持执政地位的利器。但进入20世纪90年代后，由于自民党政府疏于宏观调控、监管乏力，加之国际经贸环境的变化，日本经济由景气转为不景气，“泡沫经济”破灭，资产价格急剧下跌，银行贷款能力减弱，市场萧条，消费低迷。这种状况不仅使广大普通民众对自民党失去信心，就是自冷战后一直花费巨资全力支持自民党的财界也开始考虑另找靠山。在此背景下，自民党焉能不丢失政权？
对印度国大党而言，其执政绩效与上述三个政党的情况有所不同。由于拥有领导印度人民取得民族独立的历史功绩，因此国大党在印度民众中享有极高的威望，这为其长期执政提供了某种神性依据。总体而言，国大党执政后从本国实际出发，在落后、畸形的殖民经济基础上，借鉴西方和苏联的经验，找到了一条基本符合印度国情的发展道路。经济上，国大党政府将发展经济、消除贫困作为首要任务，实行以重工业和公有经济为重点的发展方针，经过近20年的努力，基本建成了一个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工业水平在发展中国家位居前列。农业方面，20世纪60年代后期，通过开展以推广优良品种、倡导使用化肥和实施灌溉为主要内容的“绿色革命”，印度实现了低水平的粮食自给，农业向资本主义经营方式转变。到1999年，印度国内生产总值达4 597.65亿美元，居世界第13位。[81]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印度人民的生活质量有所提高。据世界银行统计，从1950—1951年度到1997—1998年度，印度的人均国民收入提高了1.53倍。成人识字率从1951年的18.33%提高到2001年的65.38%。截至1999年6月30日，全国建立了2 935个社区卫生中心、22 975个初级卫生中心、137 271个保建站，为基层群众提供医疗卫生服务。人均寿命从1951年的36.7岁提高到2000年的64.6岁，人口死亡率由1951年的25‰下降到2000年的8.7‰。[82]在核工业、航天工业、信息产业、生物技术、海洋开发技术、高性能材料研发等方面都取得了骄人的成绩。实现宗教平等，较好地处理了印度教徒与穆斯林之间长期存在的矛盾，努力消除种姓压迫，切实改善妇女境况，在社会世俗化方面取得了巨大进步。正是这些方面所取得的成就确保国大党在20世纪后半期的绝大多数时间里能稳坐执政党的宝座而不倒。但同时也应看到，国大党在其执政的40余年中一直未能妥善地解决困扰印度社会经济发展及关系国计民生的许多重大社会问题，没能给人民群众提供赖以生存的基本条件和生活保障。占全国总人口近80%的农民的土地问题没能妥善解决，土地依然高度集中在地主、富农手中，致使占农村人口25%以上的贫苦农民及无地农业工人生活艰难。社会财富分配极端不公，贫富两极分化严重。直至国大党“一党主导制”结束，印度仍然拥有世界上最多的贫困人口，仍是世界上贫困问题最严重的国家之一。按联合国贫困线标准（按购买力平价计算每人每天生活费低于1美元以下者），1989—1994年印度生活在贫困线以下人口占总人口的53%。[83]另一方面，据瑞士银行统计，印度商人、公司、政客在该行的外汇存款高达2.5万亿美元，占全印度私人财富的1/3，是印度GDP的6倍[84]。经济增长缓慢，从1950年至1980年间经济平均增长率仅为3.5%。[85]民生设施建设乏善可陈，在10亿印度人中，有1.5亿人住在贫民窟里，5亿多人没有用上电，3亿多人没有安全饮水，7亿多人没有卫生设施，1.3亿人得不到医疗服务，4亿多人是文盲。[86]广大印度民众由此对国大党感到失望，逐步滋生不满情绪，终于在1996年的人民院选举中无情地将其抛弃。国大党经历此次失败后，连续8年沉沦不起，直到2004年才又东山再起。
上述四个政党的兴衰史充分证明：在正常情况下，决定政党执政地位稳固与否的主要因素就是经济发展和广大民众生活水平的变化情况，民众总是从与自身利益直接相关的角度出发来评价和选择执政党。
二、制度为政党长期执政提供切实保障
制度一般是指在一定历史条件下形成的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体系或要求大家共同遵守的办事规程和行动准则。本文所说的制度，一是指执政党活动的外部形态，如选举制度等；二是指执政党自身的治理制度。这两方面的制度安排会对执政党地位的削弱或巩固产生重大影响。
在新加坡，宪法并未明文规定人民行动党为唯一的执政党，法律允许除共产党外的其他政党与人民行动党进行平等竞争，但现实情况是，1968—1980年，人民行动党一直控制着议会的全部议席，直到1981年才有工人党领袖贾耶拉能当选为议会议员。此后，在野党的议席逐步增加到4席，根本无法撼动人民行动党的执政地位。之所以如此，原因有二：一是人民行动党“通过对程序立法的精心设计，以及经过对选战策略的一系列精巧的技术性安排与处理，从而把反对党的活动有效地限制在对执政党不可能造成任何实质性的政治挑战的范围内”[87]。如新加坡议会选举原来实行单选区制，即每一选区可产生一位议员，这种选举制度为反对党候选人成功突围提供了空间。为确保自身在议会的绝对优势、限制其他政党获得议席，人民行动党政府决定从1984年开始实行集选区制，指在一个集选区中每个政党必须推出至少3名候选人，其中至少1名候选人应属于马来人、印度人等少数种族，多名候选人结成一个小组参加选举，选民对各政党的候选人小组进行投票。集选区制度的实施增加了反对党获得议席的难度，降低了反对党对政治人才的吸引力，因而“基本上排除了反对党利用现行的选举制度上台执政的可能性”[88]。同时，人民行政党政府利用《国家安全法》《社团法》《行政法》等法律工具对有威胁性的反对党代表人士进行打压。1998年、1999年，民主党领袖徐顺全在未获许可的情况下两次在公开场合发表批评政府的演说，结果，被政府处以3 000新元的罚款。而按新加坡的法律规定，任何人一旦被罚款2000新元，五年内就不得参加选举。这样，徐顺全自然就失去了竞选议员的资格。进入20世纪90年代后，面对中产阶级不断膨胀的政治参与要求及世界民主化浪潮的冲击，人民行动党主动对国家政治制度作了一定调整，给反对党预留了更大的生存空间，适度放松对民众言论的控制，邀请公众参与政府决策过程等，从而有效消解了政治民主化对人民行政党威权统治的压力。二是人民行动党与民众之间有着良好的沟通机制。人民行动党中央机构极其精简，只有几个工作人员，而把主要精力放在对社会的有效控制和动员上，为此成立了一些带有民间色彩的社会团体。1960年7月成立人民协会，其主席由总理兼任，另有一名部长负责日常工作，人民协会在全国各选区设有约130个社区中心，主要功能是把民众的心愿反映给人民行动党，同时把政府的政策及行动情况提供给民众。1965年1月开始建立公民协商委员会，到1993年数目已达81个，其由总理公署领导，主要职责是根据民众的需要向政府提出相关建议。1978年开始建立以城市居民为管理对象的居民委员会，到20世纪90年代已发展至300多个，由建屋发展局领导，主要任务是为城市居民提供与政府沟通的良好渠道，使政府能为城市居民迅速解决许多实际困难。人民行政党通过人民协会及社区中心、公民协商委员会、居民委员会把广大民众组织起来并吸纳进体制内，不仅保证了自身对社会的有效控制，而且抽掉了反对党的社会基础，从而构成了支撑人民行动党执政地位的柱石。
在墨西哥，革命制度党通过修改宪法条款或制定相关法律竭力维护自身的执政地位。法律规定，作为革命制度党领袖的总统有权确定下届总统的官方候选人。1963年宪法规定，在众议院300个议席中，在野党的席位总数不得超过20个，1970年才放宽至25个，从而大大压缩了在野党的政治空间。更为重要的是，革命制度党自身拥有一套独特的组织体系及运行机制。1938年，该党按非地域性职业社团划分的原则将党分为4个职业部门——农民部、工人部、人民部、军人部（该部于1940年被取消）。其中，农民部主要由全国农民联合会组成，主体是土改中受益的农民，从20世纪30年代到70年代中期成员累计达300万人。革命制度党利用农民联合会的乡村政治网络控制了农民的选票。工人部由许多劳工联合会组成，革命制度党利用种种物质利益诱使工人及其工会依附于自己，并通过给予一官半职来培养工人贵族。这样，大多数工人及工会又成为革命制度党的支持者。人民部由全国小土地所有者联合会、全国合作社联合会、国家工作人员联合会等13个团体组成，涵盖社会层面非常广泛，但大多属于中产阶级。这些职团组织平时是贯彻政令的主要组织结构，在总统选举时又成了革命制度党有效开展群众工作的基本组织体制，“能够把社会各阶级之间无节制的斗争转化为党内部门间程序性的谈判，避免其分化为党派之间的纷争，从而使革命制度党超越各个具体阶级，成为整个社会利益协调的核心……又使这些利益集团不得不牺牲本集团的政治独立性，服从大局，服从政府的领导，从而使得革命制度党对社会具有强大的协调与控制能力”[89]，以此来维系革命制度党在国家政治生活中的优势地位。
进入20世纪70年代末期，革命制度党为创造民主化气氛，于1977年颁行《政治组织和选举程序法》，规定：公民可自由组织政党并参加选举，众议院席位由300个扩至400个，其中300席通过多数代表制选举产生、100席由除执政党外的其他政党按比例代表制选举产生，反对党的政治空间迅速扩大。1996年，塞迪略政府又通过宪法修正案，实行政治改革：任何政党在众议院中的席位不得超过300席（共500席）；政府不能干预联邦选举委员会的活动；各政党的活动经费和竞选经费主要由公共机构提供；现任总统不再指定下届官方党总统候选人……革命制度党在国家政治生活中的优势由此遭严重削弱。另一方面，革命制度党为加强中央集权、防止某一职团凌驾于本党之上，对各职团实施了分化瓦解的政策，使各职团部门反映本部门成员利益要求的积极性及能力大大降低。同时，因长期执政，职团部门领导人的官僚化倾向和贪污腐败行为日益严重，对来自基层的要求与呼声不闻不问，引起广大民众的不满。于是，革命制度党职团组织的政治功能逐渐丧失，职团主义体系日益衰落，建立在该体系基础上的革命制度党自然就面临着丧失执政地位的危险。
在日本，自民党一党优位制之所以能长久维系，与其派阀联合体式的执政方式及个人后援会制度有着密切的关系。自民党内的派阀以有希望获得总裁职位进而成为首相的国会议员为中心成立，各派阀都是一个组织完备的集团，内设总务、资金、政策、宣传等部门。20世纪50年代后期，自民党内部形成了岸信介派、池田勇人派、佐藤荣作派、大野伴睦派、河野一郎派、三木武夫派、石桥湛三派、石井光次郎派“八大师团”。70年代初，又演变为以福田赳夫派、田中角荣派、大平正芳派、中曾根康弘派、三木武夫派为主的派阀新格局。90年代初，形成宫泽喜一、小渊惠三·羽田孜、加藤六月、三冢博、渡边美智雄、河本敏夫六大派阀。这些派阀在政治目标和政策上存在相当的差异，不同派阀的政策主要为一定的阶层和利益集团服务，首相职位则在不同派阀领袖之间交替。这样，自民党内派阀之间的竞争取代了不同政党之间的竞争。“政权由一个派阀转到另一个派阀，可以起到‘拟似政权交替’的作用”，“通过派阀之间的相互对立和抗争，间接地反映舆论动向，派阀的‘拟似政权交替’也容易完成自民党的政策转变”[90]。另一方面，自民党政治家的个人后援会又为自民党长期一党执政提供了“活力源泉”。据统计，在全日本，各种各样的自民党后援会会员约有1 000万。[91]这些后援会是政治资金、选票和利益交换的媒介，它们不仅可以有效弥补自民党作为议员型政党在基层组织建设方面的不足，募集大量的竞选经费，而且有利于自民党议员及时听取“民意”，进行利益互换，从而固化选民支持。但派阀政治也滋生了一些为日本国民所深恶痛绝的政治恶疾。其一就是金权勾结所致的腐败。1979年的洛克希德公司行贿案、1988年的利库路特股票丑闻案、1992年的佐川事件等，使日本国民对自民党政权的不信任感陡然上升。如利库路特贿赂事件曝光后，自民党的支持率从1988年6月的51.6%骤降至1989年7月的19.4%。[92]其二，派阀争斗由于某些派系的利益要求及政策主张不被吸纳而极易导致组织分裂。1992年5月7日，原自民党副干事长、熊本县知事细川护熙率领一批追随者脱离自民党，另外组建日本新党。1993年6月21日，以政治改革推进本部事务局局长武村正义为首的10名年轻议员也宣布退出自民党，成立了先驱新党。23日，羽田孜和小泽一郎又率44名国会议员宣布退党，组建了新生党。这些接二连三的重大分裂直接导致自民党因在1993年7月18日众议院大选中惨败而丢失长达38年的执政权。
印度是一个社会高度分裂的议会民主国家，国大党之所以能在这个国家长期执掌政权，与国大党的总括型政党特性密切相关。印度是世界上社会多样化程度最高的国家之一，整个国家因民族、种族、宗教、语言、经济地位、职业差异而被分割成无数个彼此区别且存在利益矛盾的群体，这无疑对政党的利益代表及整合提出了极高的要求。而国大党恰恰是一个没有特殊阶级特征、对全体民众开放的群众型政党，其党员来自不同地区、不同民族、不同种姓、不同阶级、不同宗教、不同语言、不同经济利益及政治观点的人，通过党内协商机制将各种异质性很强的利益要求转变为政策共识，因而易获得社会各方的拥护和支持。同时，国大党不仅拥有从村、区、县、市、邦直至中央的完善组织体系，而且组建有全国工会大会、青年国大党、全国学联、全国妇女阵线等外围组织充当与广大民众加强联系的纽带。这样，国大党就成了印度唯一一个组织影响力遍布全国且较好履行利益整合功能的政党。但国大党的家族政治色彩极为浓厚。1964年尼赫鲁病逝后不久，其女儿英迪拉·甘地出任党的领袖及政府总理。1984年，英迪拉·甘地遇刺身亡后，又由其儿子拉吉夫·甘地继任国大党领袖和政府总理。家族统治导致国大党无法建立正常的党内民主机制，权力高度集中，腐败行为无可避免，且在1969年、1978年、1995年引发了三次严重的分裂活动，党的凝聚力和影响力直线下降，反对党借机造势，国大党最终在1996年黯然下台。
三、意识形态决定着执政党的民众认同度
一个政党在获取政权、执掌政权的过程中，为吸引民众、凝聚民心、达成共识，总会形成一套价值理念和是非标准，这就是政党的意识形态。诺斯曾说过：“大凡成功的意识形态必须是灵活的，以便能得到新的集体的忠诚拥护，或者作为外在条件变化的结果而得到旧的团体的忠诚拥挤。”[93]即是说，政党的意识形态必须根据社会的发展变化适时作出调整，但必须契合大部分人的价值理念。
新加坡人民行政党执政后，从自身国情出发，广泛吸收资本主义、社会主义、民主社会主义的合理成分，形成了独特的、有浓厚实用主义色彩的意识形态，集中体现在1991年吴作栋以总理名义向国会提呈的《共同价值观白皮书》中。共同价值观的基本内容为：国家至上，社会为先；家庭为根，社会为本；关怀扶助，尊重个人；求同存异，协商共识；种族和谐，宗教宽容。从中可看出，人民行动党极其注重以国家为主导的国家和社会的一致性，强调社会政治的稳定与协调，强调政治及社会团体对国家的服从，在此基础上给予社会和个人相对的独立性和竞争自由。这种国家利益至上的理念及在其指导下制定的一系列政策，“使新加坡国民逐渐认同了人民行动党及其政府的统治，而由这种认同带来的社会稳定和经济发展又强化了这种认同，从而使人民行动党的统治与国家利益至上这种理念相辅相成”[94]。而在1997年人民行动党提出的《21世纪远景规划》中又适当增强了民主性方面的内涵，这表明人民行动党的意识形态也在发生向民主的转变，以适应民众尤其是年轻一代对发展民主政治的期望。
在墨西哥，革命制度党在执政过程中十分注重通过意识形态建设来达成共识，以营造一个稳定的政治环境。革命制度党长期奉行革命民族主义的意识形态：对外实行民族主义政策，坚定地捍卫民族独立与国家主权，反对大国干预本国内政，反对外国资本对本国的控制与操纵；对内强调平民群众的价值和理念，强调“社会平等”。这样，就把自身塑造成了一个维护民族利益及社会公正的政党。而且，革命制度党从不片面地反对“左”或“右”，而是主动汲取各种思潮中有助于推进本国发展的成分，并根据社会的发展变化对政治纲领的内容及时作出调整。由于革命制度党的意识形态基本反映了社会各阶层、各群体的诉求，顺应了社会发展的需求，因而“在墨西哥人民中形成了以革命制度党理论主张为核心的对国家重大问题的广泛共识，形成了对革命制度党长期执政的持续认同，为党长期执政打下了牢固的思想基础”[95]。然而从1982年德拉马德里政府开始，特别是在萨利纳斯执政时期（1988—1994），革命制度党逐渐放弃了革命民族主义，改而奉行社会自由主义和新民族主义：对外摒弃反霸、反帝、反美的政策，改善与美国的关系，强调国际对话和合作；对内政治上强调民主化改革，经济上主张发展外向型自由经济，实行私有化，减少国家的干预。革命制度党意识形态的变化直接导致党的政策导向发生偏转，引起党员思想上的混乱，党内政治精英间的争斗日趋严重，以致发生分裂，特别是一系列的改革严重损害了广大工人和农民的利益，他们对革命制度党表示希望。结果正如革命制度党参议员、曾任内政部长的曼努埃尔·巴莱特所说，“党失了指南，在意识形态上出现偏差，新自由主义的瘟疫在党内蔓延”，“将社会自由主义强加给党，篡改了党的原则，使党的力量遭到削弱，与基层失去了有效的联系”[96]。
在日本，1955年自民党以保守主义政党的面目出现在政治舞台上。在整个20世纪50年代，自民党奉行“政治中心主义”理念，强调修改宪法、重整军备、追求对美平等地位，较多地体现了“完善独立体制”“建设真正独立的日本”等国家主义内涵。进入60年代后，自民党的意识形态由自由主义与民族主义并存向实用主义转变，“经济中心主义”路线得以确立，将促进经济及社会发展、提高国民生活水平作为执政的主要目标，国家主义内涵暂时处于隐性状态。随着六七十年代经济的飞速发展，日本经济大国的地位稳固确立，于是，保守主义政治理念中的国家主义内涵又凸显出来，自民党适时提出了实现日本由经济大国向政治大国转型的新目标。由此可见，从20世纪50年代至80年代，自民党所奉行的保守主义意识形态具有较强的现实性和可操作性，契合了各个时期广大民众基本的心理需求，因而获得了广泛的社会认同。进入20世纪90年代后，日本泡沫经济崩溃，经济长期低迷，复苏乏力，政局持续动荡，引起国民的强烈不满。人们普遍要求实行变革，不仅要求变革长期沿袭下来的政、官、财三者结盟的“利益与权力复合体”，变革自民党的派阀政治和密室政治，修改宪法使日本能自由地行使“集体自卫权”，而且要求进行经济结构、财政结构改革，促进经济复兴。在此背景下，自民党内部在如何进行改革问题上发生重大分歧，居主导地位的“守旧派”拒绝对党的意识形态作出重大调整，结果被选民所抛弃。
在印度，1952年国大党获得执政地位后，根据当时的国内外情况，确立了民族主义、社会主义、议会民主主义和世俗主义的意识形态。主张维护民族独立、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反对帝国主义、新殖民主义、种族主义及霸权主义；吸收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的理念，大力发展民族经济和文化，消除贫困，改善人民生活；实行西方式的议会民主制度；政教分离，宗教信仰自由。这种意识形态代表了独立后印度社会的普遍愿望，提供了一种能为各界所接受的民族共识，因而有助于国大党获取各阶层选民的认同和支持。进入20世纪80年代后，由于经济发展缓慢、贫困问题迟迟得不到解决，下层农民、工人及其他弱势群体的斗争活动频频发生，世俗化进程推进困难则导致种姓冲突和教派冲突不断增加，计划经济体制的固有缺陷及国大党政府滥用联邦权力的行为又使中央和地方的矛盾尖锐化。面对这些巨大变化，国大党没有对本党的意识形态作必要的调整，只是忙于应对反对党提出的各种挑战，甚至从维护国大党统治地位的政治需要出发，对民众及反对党提出的合理要求及主张统统拒绝。这样，国大党自然就无法再吸引民众，凝聚民心，执政基础不可避免地走向解体。
四、政党为巩固执政地位必须做出正确的战略选择
绩效、制度、意识形态三者共同作用，决定着政党执政地位的稳固与否。其中，绩效决定着政党执政的有效性。只有社会经济发展了、民众生活水平普遍提高了，才能提升政党执政的合法性及合意性，最终巩固政党的执政地位。反之，如果经济长期低迷甚至出现负增长，社会不公，贫富悬殊，那么执政党的统治就无法长久维持。制度决定着政党执政的合法性。执政党尽管掌握的是国家公权力，但其自利性会驱使它去作出种种制度安排，以使自身的执政行为更具合法性，最终维护、巩固自身的执政地位。意识形态决定着政党执政的合意性。执政党只有根据形势的发展变化，从大多数民众的思想及心理需求出发提出自身的意识形态，并据此设计施政方针，才能获取民众的道德支持。当然，如果经济和社会的快速发展是建立在政治专制和社会不公基础上的，那么执政党即便获得了执政的有效性，也会因合法性及合意性的缺失而无法长久维持其统治。同样道理，仅有制度作保护或虽有合意的意识形态却无良好的执政绩效，执政党的地位也无法巩固。
另一方面，政党良好的执政绩效必然带来经济的快速发展，从而引起社会阶层构成的变化，中产者逐渐增多，成为社会的中坚。在此情况下，会倒过来对国家法律制度的设计及意识形态的选择提出新的要求。这样，政党要继续维持自己的政治统治，就必须在制度和意识形态方面进行改革调整。固守传统、拒绝变革，同样将面临失败的命运。
总之，在政治民主化、经济全球化、交流网络化、文化多元化的当今世界，执政党要长久维持自身的执政地位，就必须把执政的有效性、合法性、合意性有机统一起来，实现三者的大致平衡，与时俱进，以良好的执政绩效为根本目标，在执政有效性中累积合法性、体现合意性。
（本文原收入黄卫平、陈家喜主编：《制度建设与政党发展》，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
[69]李建中，上海师范大学法政学院副教授、硕士生导师。金重远先生1984级硕士研究生。
[70]王长江：《现代政党执政规律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1页。
[71]沈远新：《国外执政党代表机制研究》，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425页。
[72]李文：《新加坡人民行动党如何治国理政》，载李慎明主编：《执政党的经验教训》，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8年版，第268页。
[73]孙景峰：《新加坡人民行政党执政形态研究》，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2页。
[74]李文：《新加坡人民行动党如何治国理政》，载李慎明主编：《执政党的经验教训》，第274页。
[75]孙景峰：《新加坡人民行政党执政形态研究》，第3页。
[76]王瑜：《大党的兴衰》，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2011年版，第135页。
[77]王长江、姜跃等：《现代政党执政方式比较研究》，第401页。
[78]王长江、姜跃：《世界执政党兴衰史鉴》，第17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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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0]张伯玉：《日本政党制度政治生态分析》，世界知识出版社2006年版，第277—278页。
[81]曹小冰：《印度特色的政党和政党政治》，当代世界出版社2005年版，第18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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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3]王瑜：《大党的兴衰》，第123页。
[84]王长江、姜跃：《世界执政党兴衰史鉴》，第14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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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1]姜崇辉：《大党治理》，时事出版社2008年版，第59页。
[92]张伯玉：《日本政党制度政治生态分析》，第337页。
[93]孙景峰：《新加坡人民行政党执政形态研究》，第119页。
[94]孙景峰：《新加坡人民行政党执政形态研究》，第119页。
[95]王瑜：《大党的兴衰》，第143页。
[96]谌园庭：《墨西哥革命制度党兴衰探源》，载李慎明主编：《执政党的经验教训》，第16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