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述美国为移民和定居穷人改善住房的运动
牛文光[56]
直到19世纪末，美国大多社会福利工作都是致力于减轻贫困。负责济贫的官员和慈善工作者希望通过公共救济、私人慈善活动为穷人提供精神上、物质上的帮助，或是对穷人贫困的现状、原因进行调查研究。19世纪80年代末，出现了一种新的社会福利形式——为穷人改善居住条件。它不同于惯常的慈善活动，专注于改善穷人的居住条件和生活环境。此项活动逐渐成了气候，美国学者称之为“改善住房运动”。
为移民和定居穷人改善住房运动的推动者是美国社会改革运动中很特别的一群人。他们的目标很明确，就是为了消除贫富之间的差别和种族之间的鸿沟，为了消除贫困的根源，彻底改善城市的生活和工作环境。他们时常与公众健康卫生运动的倡导者合作，希冀借鉴预防传染病的方法来预防贫困。
当时的美国城市，拥塞着大量居无定所的人，其中多数为外来移民。他们挤住在狭小肮脏的简屋中，其生活条件和居住条件亟待改善。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移民的数量迅猛增长。1860年，1/6的美国人住在城市里，到1900年，城市居民的比例已增长到1/3，到1920年，已超过总人口的一半。纽约的城市人口从1860年到1910年增长了3倍，从117.5万人增长到476.7万人。费城人口在1870年到1910年间也增长了3倍，波士顿人口增长速度也基本相同。中西部人口比例的变化更加惊人，在1860年，芝加哥以10.9万居民在美国城市排名中列第8位，而到1910年时，其人口已经增长为218.5万，成为美国第二大城市，人口有20倍的增长。像这样人口爆炸性增长的城市还有圣路易斯、克利夫兰、底特律和其他中西部城市。[57]
美国城市人口中的很大比例是从农场中移居而来的，其余大部分是从欧洲来的移民。从1860年到1900年，进入美国的移民超过1400万人，而在1900年到1910年间仅10年间，又有900万移民从南欧和东欧涌进来，其中多数为奥地利人、匈牙利人、波希米亚人、波兰人、塞尔维亚人、意大利人和俄罗斯人。他们由于太贫穷而买不起农场，也没有钱买农具和种地的机器。同时也缺乏到陌生环境中从事农业生产的技术。其中大多数人滞留在工业化的都市中并成为各种工厂中的非熟练劳动力。[58]
因而，在1910年美国最大的8个城市中，人口都超过了50万，有的1/3多的人口是外国移民，另外1/3是第二代移民。据统计，1900年芝加哥有3/4的人口是在外国出生的，纽约的这一比例还要高。1890年，在持续十几年的“新移民浪潮”之前，在纽约的意大利移民人口数量已经相当于那不勒斯的人口了，德国移民的数量已经相当于汉堡的人口，而居住在纽约的爱尔兰人移民数量是都柏林人口的2倍以上。
来自世界各地的移民聚居在美国各大城市中。1893年，在纽约150万人口中，每6个人中间就有5个人拥挤在贫民窟里。当伦敦的人口数还不到每平方英里17.5万人时，纽约东区每平方英里的人口已经超过了33万。纽约的境况糟糕透顶，其他城市的情况也大同小异。
美国内战时期，居住问题已初显，到此时已成为所有问题中最严重的一个。大多数移民被迫居住在城市低矮简陋的房屋中，杂乱、肮脏、黑暗、潮湿。在2间或3间一套的小屋中居住的一家，不但包括夫妻和多个孩子，而且还包括其他亲戚和房客。人们称其为“奴隶工棚大染缸”。由于过度拥挤，环境差，难免滋生卖淫、犯罪和传染疾病等种种社会问题。
在这些地方鲜有卫生设备，若干个家庭共用一个排污道和厕所，往往无人打扫。对于大多数居民来说，在浴盆里泡澡是难得的奢侈，甚至饮水问题也让人感到恐怖。由于街道上堆满了垃圾，再加上水压不够，无法把水送到一楼以上却到处流淌，污染严重。当时一位游客写道：“往上瞧，朝下看，穿过这条路，转过那条街，无处有值得看的景色，只有肮脏、混乱、懒散和阴暗，到处是垃圾，路边堆满了垃圾，窗户上、台阶上堆满了垃圾，来来去去的人们就是在垃圾上行走，在垃圾上踩踏。”[59]
另外一个严重问题是居民的收入。对移民来说微薄的工资收入极为重要。1909年在匹兹堡生活，每个家庭一星期需要15美元生活费，但那时在这里的移民每个星期却赚不到12.5美元，其中甚至有一半人一周赚不到10美元。其他城市也一样。只有1/5的移民家庭靠一份收入能够维持生计，对另一些家庭来说，两份工作的收入也无法维持生活。[60]
即便如此，大多数移民仍然觉得在“新世界”生活比他们曾经的“旧世界”要好一些。然而许多人也感到很失望，他们从前认为美国人的价值观非常有吸引力，如推崇努力工作，讲道德，任何人只要勤奋工作都有可能得到幸运的机会，也有可能发达起来。移民们体会到那些都是想象中的，不切实际。就像一个罗马尼亚的移民所述：“这就是美国人值得夸耀的自由和机会——这种自由就是让有身份的公民到丑陋的大街上卖卷心菜，这种机会就是让受尊敬的人住在那些看不见阳光肮脏的洞穴里。”[61]
改善住房运动的推动者们迫切希望去改善这些环境，大力推动社会和经济的改革，让那些有梦想的人能够有机会去实现自己的理想。前人已经有过论述，造成贫困有个人的原因也有道德的原因。贫穷又分值得帮助的贫穷和不值得帮助的贫穷。不管怎么说，他们都认为居住条件很差的贫困移民已经给社会和经济环境造成了过大的压力，恶劣的环境会使他们更加贫困。来自慈善组织的人注重区分丧失劳动力的人和懒惰的人，而改善住房运动的推动者对消除贫穷问题感兴趣。慈善组织的理念推动了慈善活动的私有化并侧重于使该受帮助人的精神境界提升，而改善住房运动的推动者的理念推动了社会和经济的真正变革。
这两种运动目的不同，但也有一些相似之处。它们都承认都市中被划分为不同阶层的穷人已经被城市中恶劣的生活环境所伤害，两种运动都大量依靠志愿者，特别是那些心甘情愿的有强大内驱力的志愿者，他们都认为应该为缩小阶层之间的差别做一些善事。诚心的慈善参与者和改善住房运动的推动者都对个人应承担的义务和阶级关系有相同的理念。慈善组织的女发言人约瑟芬·萧伯纳·鲍威尔和改善住房运动的领导人简·亚当斯都强调自我牺牲精神和人类的团结友爱精神非常重要，有必要把富人和穷人都调动起来共同为减少社会分化和阶级鸿沟而努力。
另外，这两种运动都充满浪漫色彩，它们既想解决人们的精神条件问题又想解决人们的物质环境问题，人们都用一种虔诚的宗教性口吻来陈述自己的观念。它们皆相信用科学方法可以解决问题。然而，它们所采用的方法往往都是不太科学的。两种运动的组织者都强调了调查研究的重要性，都希望在采取行动之前先得到调查研究的结果。
另一方面，改善住房运动和慈善组织运动在很多方面理念又是相对立的。前者看重民主的原则和行动，后者认为不平等也有理论和实践上的合理性，看重道德评判。最后，改善住房运动的推动者和慈善组织还是分道扬镳了。他们认为，道德评判标准太模糊，太感情用事，不太科学，因此不够有效。社会工作开始由道德认定向理性评估转变。有一个参与者曾把改善住房运动的理念作一比喻，当他们看到一个醉汉躺在水沟里，他们会对醉汉说：“我不能帮助你做什么，但是我至少可以和你一起躺在这里陪你。”[62]
改善住房运动更大的贡献是营造了一种气氛，使来自不同背景和阶层的人们相互理解，相互同情。他们坚信，假如社会上越来越多的幸运人愿意住到不幸的人中间去，那么他们就会了解更多穷人面临的问题，学会如何共同去克服贫困。当时美国人热衷于这项运动，兴趣胜于原则，而行动也胜于理论。解决住房，调查研究，推动改革（“3Rs”，Residence，Research and Reform）是运动的三个要点。改善住房运动的人士在为自己目标奋斗过程中，有着令人羡慕的成功记录。他们深谙都市化和工业化的力量，善用社会的政治力量，一直在立法机构及城市贫民区争取利益。他们成为美国社会改革运动的开创者和成功组织者。
那些充满幻想的男男女女，对于美国城市化、工业化的实际问题具有相当觉悟。他们确信自己可以解决这些社会问题，还坚信解决好居住问题的理念是解决以上问题的关键。作为一个相当年轻的团体，参与改善住房运动人士的平均年龄只有25岁，都是从大学毕业的踏实肯干的美国本土青年。其中大多数人在东北部和中西部出生成长，本来与贫民区并不相干。
他们放弃了舒适的生活方式，投身于帮助那些贫穷的美国“邻居”们进行改善住房运动的改革潮流中。作为美国第一批大规模扩招的大学毕业生，年轻的男男女女渐渐成熟，但在一个快速工业化和城市化的社会里却没有自己的明确定位。从商界的高层到有组织的工人的底层，他们感觉自己在这土生土长的社会里被疏远了。但与此同时，大城市的纷繁复杂和挑战，也给予他们机遇来选择有意义的社会职业，努力把社区从工业化程度过大和城市化严重而造成的社会病中解救出来。他们不是像50年前的先辈那样，卷起行李向着西部进军，而是一头扎进贫民区，尽自己的努力成为贫民区的“定居者”，以寻找现代都市中，或美国著名作家辛克莱所说的“现代丛林”中大量存在的社会和经济问题的解决方法。对于很多年轻妇女来说，如果想要寻找一份工作，没有比这更理想的了。
在19世纪后期，大量美国妇女已经接受高等教育。早在1880年，1/3在高等学校注册的学生就是女性。这个比例在随后数十年还在持续增大。但是美国妇女面临的最大困难不是如何取得大学学位，而是如何用这个学位找到工作。这些女大学生大多不愿意回到自己的家乡，一旦回到自己的家乡往往就要结婚，就要为人妻为人母，或者由于要求过高而找不到适合的工作。当时的社会并不赞同大多数的职业对妇女开放，只有少数职业允许妇女入行，例如现在已经被提升为一种职业的护士工作，或者是低年级的教师工作。至于律师、医生这样的行业在很大程度上还是把妇女拒于门外。结果很多受过教育的妇女仍在不断追寻一种不同于以往社会观念、可以实现自我价值的工作，希望自己可以在社会中扮演一个比较重要的角色。对很多妇女而言，社会公益事业，尤其是像推进改善住房运动这样的工作很适合她们。实践证明，妇女从事这样的工作的确是有效的并容易被社会所接受，不仅仅因为这项工作不会影响已婚妇女的生活，而且可以给她们机会利用大学里学到的知识，还可以用女性的独特优势在这样一个经常充满敌对的社会氛围里面营造祥和的气氛。她们能够在这个职业中发挥自己的才干，尤其能够把她们在大学里那种善于交际、充满关爱的热情投入社会工作中去。
有很多这样的男男女女，他们在大学学习时或是在1893年经济萧条期间，得到了城市中各种问题的第一手资料。他们从揭露丑闻的杂志和书本中得知，那时的国家被描写成城市问题成堆，社会不平等现象随处可见。改善住房运动的人士都渴望发现城市问题并改变现状，渴望找到令人满意的进步方法。很多运动的参与者对待宗教的态度是十分严肃的，他们的宗教热情是投身运动和社会改革的一个很重要的因素。简·亚当斯在描述自己和穷人一起分享生活时说，这都来自一种信仰，是基督的精神指引人们为社会的进步服务，我们本身就在弘扬基督的精神。在社会进步运动的影响下，19世纪后期自由主义的新教徒领导人试图让宗教获得新生，并且把基督耶稣关于解救贫困阶级和维持社会公平的斗争精神重新发挥出来。他们努力深入工人阶级中去。在进步运动中的这些新教徒领导人，试图让美国人在青年时期就被宗教精神唤醒并且受到教育。他们鼓励年轻妇女选择对于贫穷人生活有实际帮助意义的工作，而不是像他们的父母传统上所做的那样，只进政府机构工作或去教书。新形式的工作没有教条主义，没有仪式性的惯例，比直接给予穷人们物质财富更能令他们感到满足。在那时，对很多年轻人而言，参加社会改造工作比单纯的宗教活动更为实际，允许他们把理论转化为行动，比去做弥撒或教书有趣得多。[63]
许多妇女参加到社会的改造工作中。大约有超过40%的家庭里都有父辈或者男性家庭成员在从事与“政治”有关的工作。社会改造运动的工作在那时无疑为这些妇女提供了另外一种服务社会的选择。
另外，新闻记者，小说家，社会学、政治学、经济学和其他社会科学的大学毕业生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被社会改造运动所吸引。例如，新闻记者要写揭露丑闻的文章；小说家要研究新现实主义；大学毕业生要为毕业论文寻找素材等，他们都从社会改造运动那里得到了很多理想的材料。通过对美国城市的各类调查和研究，得到了很多重要的数据，例如童工的比例、住房拥挤状况、工人罢工、种族歧视和其他一些人们关心的问题。
像社会慈善组织一样，美国社会改造运动也受到英国极大的影响。事实上，这个运动是由英国的知识分子开创的，例如约翰·罗斯金（John Ruskin）和汤姆斯·卡林（Thomas Carlyle）以及基督教社会主义者，例如弗瑞得里克·马瑞斯（Frederic Maurice）和卡瑞斯·金斯利（Charles Kingsley）。美国的社会改造运动直接从1884年在伦敦东区成立的汤因比居住样板屋协会取经。在这里，社会改造运动的先驱们留下了很多第一手资料。[64]
阿姆赫斯特大学毕业生斯坦顿·考特（Standon Coit）专门研究欧洲的社会改造运动，他访问了英国的汤因比样板屋，并作为一个成员在那里服务了数月。1889年，考特及两个助手在芝加哥创设了美国第一个改善住房运动的样板屋。简·亚当斯的样板屋（Hull House）也于同年创建，它是样板屋中最著名的。简·亚当斯也曾访问过英国汤因比样板屋。在1890年之前只建立了4处这样的居住样板屋，但是从那以后其数量增长很快，到1900年美国已经建立了100个居住样板屋，远远超过了英国，到1910年，启用的居住样板屋已有400处之多。[65]
不言而喻，那些受过高等教育、穿着得体的年轻男女来到这样新的环境显得格格不入。一个名叫泰勒的人在1894年建成居住样板屋“芝加哥共同体”不久后，来访的一个朋友就指出：“泰勒博士就像在非洲中心地区的传教士，他的杰作和周围居民所处的环境形成相当大的反差。”一边是城市西区十分贫困的移民，另一边是相当有教养的泰勒博士。新住宅与环境之间的反差使贫困的邻居们怀疑他们的动机。例如，来自简·亚当斯样板屋的玛丽·麦克道尔在创办芝加哥社区大学不久后就面临一些满怀疑问的居民的质疑，他们问，你们为什么要到这种地方来？你们为什么要选这样的地方和环境？大富豪洛克菲勒先生是不是要出大价钱？[66]
在大多数样板居住区，改善住房运动的人士作为新居民，其任务首先是和他们的邻居建立良好的关系，这样才能够使他们更好地为社区服务。计划的第一步是办起幼儿园，这不仅因为需要和孩子们的父母建立和善的关系，而且贫民窟里面需要游乐的场所。再者，也许那里最适合妇女开展工作。不久，护理所和日间托儿所也建立起来，使去上班的母亲有一个放心的地方安置自己的孩子。
改善住房运动的志愿者为了赢得广泛的理解和信任，还扩大了服务和活动领域，办俱乐部，开设艺术和工艺课程，办图书馆、体育室、零钱银行、职业介绍所，建起厨房、带乐队的音乐厅和艺术画廊等，还开办可以廉价购买到常用药品的药房等。玛丽·麦克道尔在芝加哥社区大学里，不仅仅采取了这些措施开设了课程，还专为新近来的移民办起了一所语言学校。莉莲·沃德在纽约下东区开设的样板居住区最具有特色的一项服务，就是护士上门服务。
除了改善住房运动人士提供的服务和计划以外，其他相关的社会团体和俱乐部也热情地参加了进来，有各种族群团体、宗教团体、工会等。简单化和持久的解决方法并没有找到。但是给贫民窟中的居民提供的各种日常必要的生活条件和服务，毕竟带来了精神力量。如果没有更多帮助的话，至少也有互相合作的友谊和感情。在某种意义上，帮助居住条件最差的人们找回了集体和友爱。
应该说，改善住房运动的人士做得更多。他们中的大部分人不仅愿意和需要帮助的人一起居住工作，还记录下了贫民窟居民的真实生活和需求，通过演讲和在报刊上撰文、著书等手段，揭露美国都市病态和穷人悲惨的生活。他们形成了自己的文学创作团体，使很多本来不了解这场运动的人，逐渐意识到美国生活丑恶的另一面。在20世纪60年代才掀起了“重新发现美国的另一面”运动，可是在这以前很久，改善住房运动的人士已经开始尝试了。
参加运动的人士从一开始就把调查研究作为他们工作的重要部分。很多人为此才去了贫民窟。他们和邻居们建立了良好的私人关系，努力找出他们贫穷的现实原因。他们不仅拜访当地居民，关键是还和那些居民一样地生活。这些人士感受到了贫民窟里所有的生活状态。他们并没有把那里的居民只看成是在道德上需要提高的可怜人，而是把他们看成被压迫的下层社会的人们。
对现实的调查研究最后变成了行动。如对于邻居们浴缸和洗浴状况的粗略统计就导致在社区中建起公共浴室。改善住房运动的人士成为“社会改革的先锋”。尽管慈善组织的人认为，只要有高尚的道德就可以改善贫困状况，但参加运动的人士仍然把注意力投注到社会变革中。他们通过自己的俱乐部，搞演讲、报告会和其他活动，鼓励运动的各种合作者向着社区改良的方向努力。他们创造性的行为对于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席卷美国的大规模改革运动作出了卓越的贡献。通过提供会议地点和讨论场所，与美国人共同面临的很多社会问题和经济问题斗争，他们在历史学家称为“进步运动”或“争取社会正义运动”中扮演了最重要的角色。
这里需要指出，对参加运动的学生动机也有不同的意见存在。豪瓦德·卡根（Howard J. Karger）在1987年发表的研究报告《论社会控制和明尼阿波利斯改善住房的运动（1915—1970）》中断言，“改善住房运动”力图解决的主要问题是“改善邻居们的日常生活质量，而不期望能迎来重大的社会变化”。他们对于社会改革的推进并不总是那么大。他们并不追求改变整个世界，而只是试图改善其中小小的一方面。[67]
无论如何，在争取黑人自由的斗争中，改善住房运动的人士远远比那些所谓进步运动的倡导者站得要高。直到19世纪晚期，黑人一般总被认为是渺小的，不被公众或私人慈善组织所注意。在多数黑人聚居的美国南方，无论他们极端困难到何种地步，总是被福利体系排除在外。黑人普遍贫穷。在美国北方，种族歧视甚嚣尘上。北方黑人数量很少是其一大原因。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大批黑人才开始从南方迁移而来。慈善组织的人员仍然强调贫穷问题与个人的道德缺失有关，因此，他们仍然不肯援助贫穷的黑人。
推动改善住房运动的人士，如简·亚当斯、莉莲·沃德、弗朗西斯·凯勒（Frances Kellor）、佛罗伦萨·凯利（Florence Kelley）、玛丽·怀特（Mary White Ovington）、路易丝（Louise de Koven Bowen）、布利金里奇（Sophonisba Breckinridge）、威廉·沃利（William E. Walling）、亨利·莫斯科维奇（Henry Moskowitz），以及其他一些人都是当时风气的例外者。在顽固的、有广泛种族偏见的年代，他们在反对种族歧视的斗争中是先导者。他们认为，许多移民（包括黑人）在陌生的新环境面对生活需要一个适应的过程。像对待产业工人一样，他们把问题分离出来专门加以解决。其中一部分参加运动的人士专门负责接触社区内的黑人居民。他们清楚黑人所要面对的种族歧视的环境，理解黑人受到的压迫和面时一个敌对环境时的紧张情绪，知道绝大部分黑人与并不属于自己生活的社会所产生的深深隔阂。因此，他们不但比大多数美国人更具有同情心，而且勇敢地与种族偏见和种族歧视作斗争。他们的确做了许多有益的工作，如深入地调查研究并找出了问题的症结，为改善整个国家的居住和工作条件尽了力。他们在反对种族歧视和种族主义隔离运动成气候前就早已做了这些。[68]
推动改善住房运动的人士帮助黑人增强了自尊心和保护自己的文化。他们在创建“全美有色人种协进会”（1909年）和两年之后建立起的美国最主要的黑人福利社团“全美城市联盟”的过程中都起了相当重要的作用。在美国著名黑人领袖、作家威廉·杜波依斯的领导下，他们还作为代表参加了1921年在伦敦、布鲁塞尔和巴黎召开的泛非洲代表大会。他们通过这些途径以及其他方式尽力帮助黑人获得更好的生活。
（本文原发表于牛文光编著：《美国社会保障制度的发展》，中国劳动社会保障出版社2004年版，略有删改）
[56]牛文光，就职于上海财经大学宣传部。金重远先生1998级博士研究生。
[57]Walter I. Trattner，From Poor Law to Welfare State — A History of Social Welfare in America，4th edition，New York：The Free Press，p.152.
[58]Robert Kelley，The Shaping of the American Past，the 5th edition，Prentice Hall，Inc.，New Jersey，1990，p.492.
[59]Charles Zastrow，Social Work and Social Welfare，6th edition，Cole Publishing Company，1996，p.316.
[60]Thomas A. Bailey，David M. Kennedy，The American Spirit，Vol.2，3rd edition，D.C. Heath and Company，1998，p.86.
[61]Philip R.Popple，Leslie Leighninger，Social Work，Social Welfare，and American Society，Massachusetts：Allyn and Bacon，1990，p.90.
[62]Walter I. Trattner，From Poor Law to Welfare State — A History of Social Welfare in America，p.154.
[63]Walter I. Trattner，From Poor Law to Welfare State — A History of Social Welfare in America，4th edition，New York：The Free Press，p.154.
[64]Ibid.，p.156.
[65]Charles Zastrow，Social Work and Social Welfare，6th edition，Cole Publishing Company，1996，p.556.
[66]Walter I. Trattner，From Poor Law to Welfare State — A History of Social Welfare in America，p.158.
[67]Walter I. Trattner，From Poor Law to Welfare State — A History of Social Welfare in America，p.160.
[68]Walter I. Trattner，From Poor Law to Welfare State — A History of Social Welfare in America，p.16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