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斯福政府印度支那政策评析（1941—1945）
汪堂峰[223]
［摘要］ 本文力图通过对罗斯福政府在印度支那问题上持有何种立场及其为此采取了哪些措施，以及这些措施产生了多大作用的考察，来全面揭示罗斯福政府的印度支那政策及其同日后美国的“越战悲剧”之间的关系。
［关键词］ 罗斯福政府；印度支那政策；反殖民主义
越南战争是美国历史上历时最长、损失最惨重的一次战争。对于这场战争，学者们展开了方方面面的探讨，各类著作层出不穷。随着研究的深入，学者们进一步将触角伸向罗斯福政府时期，试图探讨罗斯福政府同后来越南战争之间的关系。在此过程中，学术界出现了两种截然不同的观点。以韦尔登·布朗和尼林·冈为代表的一种观点认为，罗斯福总统的反殖民主义政策是美国在越南酿成悲剧的重要原因之一。[224]而以加利·海斯为代表的另一种观点则认为，悲剧之所以发生，正是因为后来的美国政府没有坚持罗斯福政府反殖民主义[225]立场的缘故。[226]值得注意的是，上述两种观点虽然鲜明对立，但都认为：罗斯福总统具有鲜明的反殖民主义倾向；杜鲁门政府的印度支那政策完全不同于罗斯福政府的印度支那政策；罗斯福总统对美国政府的印度支那政策具有绝对的控制权；“二战”后初期印度支那局势的发展乃是罗斯福政府印度支那政策必然导致的直接后果。
对于上述有关罗斯福政府印度支那政策的阐述，沃尔特·拉弗贝等人提出了不同意见。在这些学者看来，罗斯福总统最初虽然执行了鲜明的反法、反殖民主义政策，但自1944年夏秋以后，罗斯福总统在印度支那问题上的立场已经发生了变化，这种变化说明了罗斯福政府后期的印度支那政策同杜鲁门政府的印度支那政策之间的连续性。[227]不过，拉弗贝等人虽然就有关罗斯福政府的印度支那政策问题作出了上述两点重要修正，但没有对其印度支那政策同“二战”后初期印度支那局势的发展之间的关系进行详细分析，没有对罗斯福政府的立场是否对“二战”后初期印度支那局势的发展具有决定性意义这一问题提出置疑。
除上述问题外，有关罗斯福政府印度支那政策的研究还存在一个严重误区，即没有对罗斯福政府的立场表态与具体政策之间的关系进行辨析，而只是简单地在两者之间画上等号。事实上，要探讨罗斯福政府的印度支那政策及其同“二战”后初期印度支那局势之间的关系，不仅要求我们探讨罗斯福政府在印度支那问题上到底持有何种立场，更要求我们具体考察它到底采取了哪些措施以及这些措施到底产生了多大作用。本文拟通过对这两个问题的考察，来进一步理清罗斯福政府同“越战悲剧”之间的关系。
一
1941年7月，正当法国维希政权准备屈服于日本在印度支那建立军事基地的要求之际，美国驻维希政权大使威廉·李海奉罗斯福指示，转告维希政权，如果日本赢得这场战争，“他们无疑将接管法属印度支那；反之，如盟国取胜，那么我们就将得到它”。面对来自日本在东南亚的军事压力和美国的警告，维希政权选择了屈从前者。对于维希政权的这种做法，李海得出了下述结论：“整个事件仅仅意味着——亚洲的法国殖民地已不复存在。”[228]与此同时，美国副国务卿萨内·韦尔斯也代表美国政府公开表示，维希政权此举“实际上把法兰西帝国的重要部分让给了日本”[229]。
与其他战时议题相比，印度支那问题在“二战”期间并未占据重要地位。然而，对于这一问题，美国政府也没有置之不理。据罗斯福声称，他就此问题同丘吉尔谈过不下25次，而丘吉尔也证实罗斯福曾多次同他谈过这一问题[230]。鉴于罗斯福在印度支那问题上的立场及其在各种场合就殖民主义问题同戴高乐、丘吉尔等人的争论，时人及后来的研究者大多认为，罗斯福具有鲜明的反殖民主义倾向和支持殖民地人民独立的强烈愿望。
对于罗斯福的这种反殖民主义倾向，西方学者往往将其归结为美国根深蒂固的反殖民主义传统和罗斯福本人对威尔逊总统反殖民主义思想的继承。[231]应该承认，罗斯福的对外政策中的确蕴含着一种颇具道义色彩的反殖民主义传统。在1944年1月写给赫尔的一份备忘录中，罗斯福就明确指出，“印度支那不应归还法国……法国曾经占有这个拥有3000万居民的国家近100年，但那里的人民比法国开始占领时生活得更差”，就印度支那而言，这块土地上的人民“有权获得较好的待遇”[232]。而在此前的德黑兰会议期间，罗斯福亦有类似的表示。[233]
不过，罗斯福的这种反殖民主义倾向在更大程度上应该归因于其对殖民主义给世界所带来的灾难的认识及将来可能继续造成灾难的担心。譬如，针对日本人轻易地征服印度支那，罗斯福的答案便是：“当地印度支那人一直以来都在遭受如此声名狼藉的压迫与蹂躏以至于不禁自忖：只要不在法国的殖民统治之下，什么都好！”[234]鉴于殖民主义给世界带来的灾难以及殖民地人民要求独立的强烈愿望，美国政府认为，如果“二战”后让殖民地人民重新退回到先前那种被奴役的状态，世界将会一片大乱。具体到东亚地区，罗斯福认为，“该地区生活着11亿黄种人。在许多东方国家，他们都生活在极少数白人的统治之下并由此而十分怨愤”。因此，“美国的目标必须是帮助他们获得独立——11亿潜在的敌人相当危险”[235]。正是基于上述认识，在德黑兰会议期间，罗斯福告诉丘吉尔，再也不能允许法国让世界再次大乱。[236]
然而，美国对殖民主义所造成的灾难的认识并未到此为止。在美国政府看来，正是英法等殖民国家在东、西两线的绥靖，鼓励了轴心国的扩张，从而导致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并将美国拖入战争。[237]具体就印度支那而言，在1940—1941年间，法国殖民当局为维护自己的殖民利益，不仅屈从于日本的要求，甚至与日本人合作，将印度支那的8个空军基地和两个海军基地拱手让与日本人。罗斯福政府认为，法国殖民当局的这种妥协与合作，对菲律宾和新加坡的陷落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并直接支持了日本人的太平洋战争。[238]
在“二战”期间，至少在胜利的迹象仍未出现之前，美国的各项对外政策都是围绕着怎样取得战争的胜利这一基本目标而展开的，印度支那的问题亦不例外。早在珍珠港事变之前，面临来自日本在远东地区的军事压力，为了尽可能地拖延日美战争的爆发，罗斯福向日本提出了印度支那中立化的方案。[239]同样是基于上述考虑，在日军进攻印度支那时，美国又进一步退让，拒绝给那里抗击日军的法国殖民当局提供援助。正是基于对法国殖民统治所造成的危害的认识以及取得战争胜利的基本目标的期待，美国政府在印度支那问题上的相关政策从根本上说乃是争取同日本的妥协（珍珠港事变前）或者争取当地人民对反法西斯战争的支持（珍珠港事变后）。
在探讨罗斯福总统在殖民地问题上的立场时，我们绕不开对其国际托管设想的考察。1943年3月，罗斯福向英国外交大臣艾登提出，“二战”后应该在朝鲜和印度支那建立国际托管。[240]具体到印度支那，罗斯福认为可以在那里设置3—4个托管国。[241]从一定意义上说，托管主张乃是罗斯福反殖民主义倾向的产物，是其反殖民主义政策的具体步骤。但这种主张只是意味着对殖民国家某些殖民利益的剥夺，而并不意味着对殖民地人民独立要求的毫无保留的支持。事实上，在托管主张的背后，隐藏的是美国对主宰国际事务并从中获取各种现实利益的追求。
如果将托管计划置于一个更大的国际背景中进行考察，我们将可以清楚地看到罗斯福政府的真实意图。1944年10月，罗斯福在美国外交政策协会发表了一篇关于美国外交政策的演说。在演说中，罗斯福声称：“吾国因拥有道义、政治、经济及军事各方面力量，故自然负有领导国际社会之责任，且随之亦有领导国际社会之机会。”[242]具体而言，在罗斯福关于“二战”后美国怎样领导国际社会的设想中，起中心作用的乃是美、苏、英、中四国，即所谓的四警察。值得注意的是，罗斯福为抑制英国与苏联、实现美国对国际事务的控制，让中国进入了四大国的行列。在罗斯福看来，将中国拉入四大国的行列，无论是对抗苏联还是抑制英国，美国均可取得多数，至少是半数。在对待法国的国际地位问题上，我们更可以清楚地看到罗斯福的真实意图。众所周知，战争期间美国一方面保持着同维希政权的外交关系，另一方面又极力抬高戴高乐的政治对手吉罗将军在“战斗法国”中的地位。保持同维希政权的外交关系乃是出于战时的具体需要，而压制戴高乐、支持吉罗则是因为吉罗愿意跟随美国而戴高乐则不愿接受法国在“二战”后扮演二流角色。[243]显然，通过对殖民地实行托管，可以达到肢解英、法等殖民帝国并进而削弱其实力，从而加强美国影响和控制国际事务的能力这一目的。
具体到殖民地问题，托管计划的实行将可以实现美国对其所觊觎的各殖民地的有效影响与控制。这种影响与控制将通过两个方面得以实现：一方面，托管计划是作为殖民统治的对立面出现的，它有助于拉近殖民地人民同美国之间的距离，有助于加强美国在各殖民地的有利地位。[244]另一方面，托管计划本身就是以殖民地人民“还没有准备好管理自己的事务”为由来控制殖民地的一种措施。正是基于这种战略意图，德黑兰会议期间，罗斯福在同斯大林会晤时高调提出要对印度支那实行国际托管，“以便使那里的人民做好独立的准备工作”，在“20—30年内独立”[245]。而在同丘吉尔会谈时，罗斯福则以相当现实的态度表示，没有必要废除法国在各殖民地的主权，但这些地方应有“国际警察”的巡视。[246]
此外，托管计划表面上似乎是为殖民地最终的独立做准备，但从美国外交政策的主要出发点来看，“罗斯福的殖民地自治设想是建立在由美国的巨大生产能力和实用主义愿望所决定的门户开放政策基础之上的”[247]。对于罗斯福的这种意图，时任英国外交大臣的艾登作了一番刻薄但不失客观的评论：“他实指望，从前的殖民地一旦从他们的主人那里得到了自由，就会在政治经济上依靠美国，而他是不用担心别的国家能担当得了这个角色的。”[248]
二
在印度支那问题上，罗斯福的反殖民主义态度似乎异常激烈。不过，在日本占领印度支那之前，美国并未确定，不管出现何种情况，都要从法国手中夺取该地区。虽然威廉·李海措辞激烈，但其目的是阻止法国同日本妥协，防止日本占领该地区。然而，法国并未听从美国劝阻，而是完成了同日本的谈判。法国的妥协令美国大为恼火，罗斯福因之也确立了反对法国重新占据印度支那的立场。不过，在1941—1942年间，美国政府官员曾多次表示要恢复法兰西帝国的主权。[249]对于这些保证，罗斯福基于策略上的考虑，没有公开表示反对。但在此期间，总统本人并未改变原有的立场。在1943年1月的一次会议上，针对墨菲在北非登陆时向吉罗所作的“在1939年时飘扬着法国国旗的所有领土、属地和殖民地上尽快重建法国主权”[250]的承诺，罗斯福就提出了严厉批评，并表示，他对印度支那是否应归还法国十分怀疑。[251]
按照罗斯福的最初设想，“二战”后印度支那将不归还法国，而是由美、英、中三国联合对其实行国际托管。然而，罗斯福的设想遭到了英国的强烈反对。在英国看来，如果在印度支那的托管问题上同美国进行合作，将不仅危及英国“战后在欧洲同法国的友好合作”，甚至会造就一个敌视英国的法国。此外，对印度支那实行国际托管还“将为中国人的阴谋打开方便之门，而我们还必须提防日本趁机浑水摸鱼”[252]。最后，英国担心对印度支那实行国际托管将会导致英国对自己的殖民地失去控制，按照丘吉尔本人的话说，他不愿意成为主持英帝国烟消云散的首相。[253]因此，早在1940年6月，丘吉尔就公开表示英国要为“完全恢复法国的领土、殖民地和属地”而努力。[254]1943年3月，罗斯福在会见来访的艾登时，第一次明确提出要对朝鲜和印度支那实行国际托管，艾登对朝鲜问题没有提出异议，但对在印度支那实行国际托管则表示了强烈反对。[255]在德黑兰会议上，丘吉尔本人更是对罗斯福的托管设想作出了激烈反应，表示“英国不想得到任何新的领土或基地，但打算保持他们原来所拥有的一切”。丘吉尔甚至声称：“不通过战争，就不能从英国夺取任何东西。”[256]不过，面对英国的强烈反对，直到1944年春季，罗斯福的态度依旧没有改变。在前述写给赫尔的备忘录中，罗斯福明确指出，“印度支那不应当归还法国”。罗斯福承认，“各种情况必须区别对待”，但他强调，“印度支那的情况相当清楚，法国已经榨取它100年。印度支那人民有权获得较好的待遇”[257]。
在罗斯福的最初设想中，中国是一个不可或缺的环节。在罗斯福看来，将中国列为托管国之一，将有助于实现美国对印度支那的间接控制。为实现这一目标，国务院远东司于1943年11月建议由中国军队来解放印度支那。[258]对此，法国民族解放委员会表示强烈反对，但罗斯福未加理睬。[259]然而，到1944年春季，罗斯福对利用中国来实现上述目标开始失去信心。其时，蒋介石不仅不愿向遭到日军进攻的史迪威部队提供援助，而且已经开始试图撇开美国政府，单方面同戴高乐领导的抵抗力量达成妥协，以换取中国在印度支那的利益。[260]
就在中国因素的分量迅速消失的同时，法国在美国对外政策中的分量却在迅速上升。在反法西斯战争的过程中，戴高乐领导的抵抗力量不断壮大，使法国开始从战败国迈向二流大国。与此同时，随着战局的发展，美苏关于战后对被解放的国家的政治控制的竞争迹象愈益明显。面对美苏争夺逐渐成为现实的压力以及法国国际地位的提高，罗斯福不得不对包括美国对法政策在内的整个对外战略重新加以思考。在1944年7月戴高乐访问华盛顿的过程中，罗斯福不得不面对现实，认可了法国日益上升的国际地位以及戴高乐领导的抵抗力量在法国的主导地位。
就在美国政府重新思考对法政策之际，英国已经在远东战场上采取行动来帮助法国恢复其在印度支那的殖民统治。该年8月，英国正式要求美国承认法国代表布热佐将军在东南亚战区司令部中的正式身份，并允许法国在印度建立海外军团训练基地。与此同时，英国又悄悄地帮助布热佐将军“暂时性地”进驻了东南亚战区司令部，黎格勒将军组建的法国远征军第五殖民地步兵团也在英国的帮助下抵达锡兰并随时准备进入印度支那，而包括主力舰“黎塞留”号在内的法国“东方舰队”也已经开赴印度洋。更有甚者，法国特工在英国的帮助下已经潜入了印度支那。
罗斯福的设想不仅遇到了英国的强大阻力，还遭到了政府内部日益强烈的抵制。在那些持异议的官员看来，中国在印度支那既有自己的打算又没有能力成为美国在印度支那的代理人[261]，而美国又需要法国为反法西斯战争提供便利，在“二战”后更需要一个强大而友好的法国来协助抗衡可能的对手——苏联。更重要的是，如果美国坚持印度支那“二战”后由国际托管，将会损害美国对从日本手中夺取的太平洋上诸岛屿的管辖权，而这些岛屿“不论现在还是将来对美国的防御将永远是必不可少的”[262]。事实上，在罗斯福还未抛出其设想之前，美国政府内部就在印度支那的未来问题上出现了不同声音。如前所述，墨菲早就表示要恢复法国原有的所有领土、属地和殖民地。在罗斯福同艾登谈到要对印度支那实行国际托管时，韦尔斯亦委婉地表示异议。而在制订解放东南亚的计划时，远东司最初甚至明确建议，印度支那应归还法国。[263]在1944年法国再次向美国提出要参加在太平洋尤其是印度支那的军事行动时，美国陆军部则不仅认为可以使用法国部队，甚至提议法国参与对军事行动和占领区的管理。[264]
面对政府内部不同意见的挑战，罗斯福最初并未退缩，而是坚持排斥法军参加在印度支那的军事行动。[265]然而，罗斯福的坚持并未获得预期结果，因为英国已于1944年秋季在印度支那造成了上述既成事实。更令罗斯福难堪的是，美国政府内部对其立场的抵制已经愈演愈烈。该年10月，战略情报局的杜诺万将军要求允许向抵抗部队空运装备和补给物资以及同法国在昆明的军事代表团进行合作，国务院也一致建议采取这类行动。[266]11月，斯退丁纽斯又以貌似客观的口吻向罗斯福汇报，“规模很大的法国军事代表团已经抵达锡兰并已经得到美国的同意，现已得到公开和正式的承认”[267]。
正是在上述背景下，罗斯福的态度开始动摇。事实上，自1944年秋英国在印度支那造成既成事实之后，罗斯福并没有采取任何措施来阻止法国重返印度支那，而只是消极地对法国重返印度支那在军事上不予支持，在政治上不予承认。据此，罗斯福拒绝了杜诺万将军以及国务院提出的为印度支那地区法国军事行动提供援助的要求[268]；对于法国和荷兰要求美国帮助它们将日本赶出其原有殖民地的要求，罗斯福指示参谋长联席会议作出如下答复，即由于兵源紧张，印度支那和东印度不在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的考虑之列[269]；而针对戴高乐要求美国派船运送法军到印度支那战场一事，罗斯福也委婉地予以了拒绝。[270]针对美国驻东南亚战区司令部的代表公开承认法国军事代表团一事，罗斯福指示“绝不要认可任何法国军事代表团”，并要求国务院“务必与美国在远东的所有人员说清，他们无权就此问题做出任何决定”[271]。
与先前坚决反对在印度支那战场上使用法国部队并力图借用中国来制衡法国重返印度支那相比，罗斯福对法国重返印度支那采取军事上不支持、政治上不承认的态度显然是一次倒退，而这种倒退则构成了罗斯福此时在印度支那问题上基本态度的一个重要侧面。这种基本态度就是，政治上推迟决定印度支那的未来，军事上避免美国在印度支那的解放过程中发挥作用。[272]10月，罗斯福告诉赫尔：“在对待各抵抗团体方面或与印度支那有关的其他任何方面，我们都应该无所作为。你可以晚些时候待局势稍显明朗之时再跟我谈这个问题。”[273]在11月回复驻华大使赫尔利关于美国在印度支那问题上的指导方针的询问时，罗斯福明确表示：“在即将举行的联合参谋会议上与盟国磋商之前，美国不可能制定有关印度支那的政策。”[274]
虽然罗斯福不愿在战争结束前谈论印度支那的未来，但他清楚地知道，要按自己的设想来解决印度支那问题已经希望渺茫。在雅尔塔会议上，面对来自苏联全球范围内更为明显的挑战和英国在殖民地问题上的强烈反对，罗斯福在印度支那问题上进一步背离了原来的立场——“像达喀尔和印度支那这些世界性的问题可以推迟研究”[275]，而这一改变后的立场化为雅尔塔会议议定书中的条款就是：“哪些领土应置于托管之下，应进一步通过协商决定。”[276]
1945年3月9日，日本发动了针对印度支那法国殖民当局的政变。戴高乐于14日向美国发出警告：法国对美国非常失望，或许这将导致法国倒向苏联。[277]面对戴高乐的威胁与讹诈，罗斯福在印度支那问题上的立场被迫再次后退。15日，罗斯福私下表示：“如果我们得到法国方面行使托管国责任的积极保证，那么我将同意法国占有这些殖民地，但条件是这些地区最终必须获得独立。”[278]不过，由于顾及自身的反殖民主义声誉，在斯退丁纽斯建议罗斯福发表一项将为在印度支那的法国抗日武装提供军事援助的声明时，罗斯福予以了拒绝。[279]然而不久罗斯福即下令向法军空投物资。4月3日，罗斯福授意斯退丁纽斯发表声明，暗示同意法国重返印度支那。[280]至此，罗斯福本人的立场彻底发生改变，而这种改变也就成为“二战”后美国印度支那政策总体方向的肇始。
三
在探讨罗斯福政府的印度支那政策及其对该地区独立运动的影响时，除了考察表明其立场的言论外，考察其到底为该地区独立运动提供了哪些直接的物质支持、为阻挠法国据守及重返该地区采取了哪些具体措施，也成为学者们的一大任务。为此，认为罗斯福具有鲜明的反法倾向和支持印度支那独立愿望的学者——不论是批判还是称颂罗斯福这种立场的学者，都在竭尽所能地挖掘相关材料。然而，学者们的努力似乎是徒劳的，因为挖掘出来的材料不仅数量极其有限，而且这些有限的材料表明，罗斯福政府采取的实际行动也十分有限，对印度支那独立运动的影响微乎其微；更有甚者，这些有限行动中的绝大部分甚至不足以作为罗斯福政府支持印度支那独立运动和阻挠法国据守及重返该地区的证据。
综合对罗斯福的各项指责以及笔者本人所掌握的材料，为“阻挠”法国殖民势力据守或重返印度支那，罗斯福政府采取了下述四项具体措施：第一，1940年春，美国拒绝了印度支那法国殖民当局提出的援助120架战斗机及反战斗机大炮的要求，1941年7月又威胁要占领印度支那，“美国的作为使法国没有选择余地来同日本讨价还价”，从而导致法国丧失了对该地区的控制。[281]第二，戴高乐曾要求美国派船运送法军到印度支那战场，但罗斯福委婉地予以拒绝。[282]第三，美国政府阻挠法国代表团进入东南亚战区司令部，阻止法国特工及其他军事人员进入印度支那，并利用中国战区司令部来制衡英国让法国重返该地区的努力。第四，在日军发动3月9日政变之前，美国对法国要求援助的拒绝，“自动宣判了法国抵抗日本进攻力量的死刑”[283]。政变后，法国遭到严重破坏的抵抗组织退往山区从事游击战争，并向盟军发出绝望的请求，要求空中补给与支援。但由于来自国防部的命令指示“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要向法军提供武器与装备”，陈纳德将军放弃了援助法军的计划。[284]
就基本性质而言，上述行动中除第三点确曾含有压制法国之外，其他三项措施均只是对法国殖民势力不予支持而并非属于反法政策的范畴。而就措施的可信度而言，在前文的研究中，我们发现，罗斯福虽然力图利用中国来制衡英国帮助法国重返印度支那的努力，但自1944年秋英国在印度支那造成既成事实后，罗斯福并没有采取任何措施来阻止法国重返该地区，而只是消极地对法国重返该地区在军事上不予支持，在政治上不予承认。在3月9日政变后，罗斯福则在16日获悉这一要求后随即于18日下令向法军空投物资。[285]
关于罗斯福政府同越盟之间的关系，目前学者们仅挖掘出两条材料。1944年下半年，越盟搜救了一位美军飞行员并由胡志明亲自将其护送到昆明。为此，美国战略情报局私下向越盟提供了数量极为有限的武器和装备，以便越盟组织搜救队来帮助搜救美国飞行员，并附加了一个条件——所获武器和装备必须用于抗日而不能用于反法。此外，在1945年3月9日政变后，战略情报局又向越盟空降了另外一些军事物资和无线电设备。[286]
从战略情报局附加的条件来看，其1944年下半年向越盟提供的援助显然是基于对日作战的需要。正是出于同样的考虑，战略情报局于该年10月亦要求美国政府允许向印度支那的法国抵抗部队空运装备和补给物资，并提出同法国在昆明的军事代表团进行合作以支持在印度支那的抵抗团体。[287]由于“不想牵扯到将印度支那从日本手中解放出来的任何军事努力”[288]，罗斯福总统决定对双方都不予支持，明确表示，“在对待各抵抗团体方面或与印度支那有关的其他任何方面，我们都应该无所作为”[289]。而3月9日政变后，美国同样也向法国殖民势力提供了军事援助。事实上，正是在3月9日政变后，罗斯福总统改变了军事上不介入印度支那的态度，转而下令向双方提供军事援助，以支持印度支那战场上的抗日行动。由于这次政变一夜之间摧毁了法国抵抗组织所建立起的情报网，而该情报网自1943年以来一直为陈纳德将军领导的第14航空大队提供情报，为了借助对当地十分熟悉的越盟来获取情报，战略情报局同越盟之间开始建立起较为密切的联系与合作，并于5月向越盟空降了前述军事物资和无线电设备。正是借助这些无线电设备，盟军情报人员在胡志明位于太原附近的指挥部里安排了对英、法军事指挥分队的空投。
在考察罗斯福政府的印度支那政策对“二战”后初期印度支那局势的影响时，许多学者不仅倾向于将上述罗斯福政府采取的行动视为对法国殖民势力据守或重返印度支那的阻挠和对印度支那独立运动的支持，而且倾向于用对上述行动本身的强调来代替对这些行动产生的后果的强调。事实上，从战场形势来看，在太平洋战争爆发前，即使美国对法国给予援助，法国也难逃败给日本的命运。相反，法、美的接近以及法国在印度支那军事实力的增强将使日本对印度支那地区法国殖民势力产生严重的不安和疑虑。为消除这种潜在的威胁，日本将直接向法国殖民势力发动军事打击或者在谈判中要价更高以抵消法国军事存在的影响，这样印度支那地区法国殖民势力所遭受的削弱将更加严重。而就3月9日政变来说，正是法国殖民势力在英国的帮助下，借抗日为名，急于重返印度支那，而导致了这次政变的发生，并使其力量遭到严重削弱。[290]而日本以政变方式发动突然袭击，则注定了法国殖民势力的溃败和其所剩不多的抵抗力量向山区的转移。[291]最后，虽然许多人认为，在山区从事游击战争时，法国所谓的抵抗组织向美国发出了请求支援的呼吁而罗斯福政府对此予以了拒绝。但他们对这批溃败后为数不多的抵抗力量对于日后法国与印度支那独立运动之间的力量对比究竟具有多大实际意义、对罗斯福政府的这种做法对在山区从事游击战争的法国殖民势力的损失到底有多大，均没有作出具体而明确的论证。
如前所述，为避免支持法国重返印度支那，罗斯福拒绝了法国提出的由美国派船运送法国武装力量到印度支那战场的要求，并指示不要对东南亚战区司令部中的法国代表团予以承认。为阻止法国重返印度支那，罗斯福还曾寄希望于中国。不过，如果罗斯福作出完全相反的选择，美国政府的行为就将是对法国殖民势力的一种赤裸裸的支持。此外，正如前文所见，罗斯福政府的上述有限行动并没有达到自己的目的。在英国的帮助下，法国军事代表团依旧进驻了东南亚战区司令部，法国特工也大批潜入印度支那；而中国也没有有效发挥罗斯福所期望的制衡作用。更为重要的是，由于英国政府的鼎力相助和法国以谈判为名而实施的缓兵之计以及印度支那北部地区法军顺利与中国军队的换防，在第一次印度支那战争爆发之时，法军不仅在数量上已经形成了绝对优势，而且占据了各地要津。就这样，法国通过其他途径获得了它力图通过索取罗斯福政府的支持而意欲获得的结果。由是，即使罗斯福政府愿意向法国提供上述支持，也不会对“二战”后初期印度支那局势产生实质性影响。
值得注意的是，在印度支那问题上，虽然罗斯福政府的立场发生了变化，但变化后的立场不是支持而只是同意法国重返印度支那。此外，不论是立场变化前还是变化后，罗斯福政府采取的行动都十分有限，其影响也不具实质性意义。因此，“二战”后初期印度支那局势的发展与罗斯福政府印度支那政策的改变之间也没有必然联系。更为重要的是，罗斯福总统印度支那政策的变化恰恰表明，美国政府没有实力随心所欲地制定自己的印度支那政策，因而更谈不上对印度支那的政治未来具有决定性影响。
通过对“二战”期间罗斯福政府在印度支那问题上到底持有何种立场、它为此采取了哪些措施以及这些措施到底产生了多大作用的具体考察，我们大体可以得出以下结论：
第一，就基本性质而言，在印度支那问题上罗斯福没有强硬而坚决的反法政策和实质性的积极反法行动，而只有高调的反殖民主义主张和有限的消极抵制，即使在其立场转变之前，情况也是如此。与此相应，罗斯福政府也没有对印度支那独立运动给予实质性的援助。
第二，就其政策与“二战”后初期印度支那局势的发展之间的关系而言，不管罗斯福政府的立场和政策是否发生变化，都不足以对后者产生决定性的影响。“二战”后初期印度支那局势的发展不是罗斯福政府印度支那政策的直接后果。
第三，罗斯福总统最初的反殖民主义立场虽然带有一定程度的理想主义色彩，但主要是基于一种实用主义的考虑；而其“国际托管”设想的提出，根本目的乃是为了借此排挤和打击英法等殖民势力，谋求实现对殖民地的控制，以实现有利于己的各种现实利益。
第四，正因为理想主义不是罗斯福政府对外政策的主旋律，而只是其追求现实利益的副产品，故而当两者之间发生冲突时，自然会让位于对现实利益的考虑。罗斯福对英国殖民主义的妥协、同其措辞形成鲜明对比的反对法国重返印度支那的低调政策以及他在印度支那问题上立场的转变和随之而来的政策变化，正是其现实主义外交思想的产物。
第五，罗斯福政府在印度支那问题上立场和政策的改变是美国日后印度支那政策总体方向的肇始。而之所以发生这种变化，乃是美国对外政策中整体利益同局部利益发生冲突的情况下所采取的一种无奈之举。罗斯福政府的这一变化的确“为美国的印度支那政策开了一个危险的先例”，但就罗斯福政府的印度支那政策而言，真正的问题并不在于其决策的错误，而在于这种决策背后所隐藏的美国对外政策的真实意图——对国际事务主导权和现实利益的片面追求。正是这种片面的追求导致了罗斯福总统印度支那政策的变化，同时也为美国日后在越南的干涉埋下了伏笔。
（本文原发表于《世界历史》2007年第4期）
[223]汪堂峰，上海财经大学人文学院教师。金重远先生2001级博士研究生。
[224]韦尔登·布朗：《灾难的先声：美国在越南的角色，1940-1963》（Weldon A. Brown，Prelude to Disaster：The America Role in Vietnam，1940-1963），伦敦1975年版，第27—34页；尼林·冈：《美国档案机密》，余德全等译，群众出版社1986年版，第301页。
[225]学术界一般将殖民主义分为旧殖民主义（又称为老殖民主义）和新殖民主义两类。本文提到的“殖民主义”，指的是殖民国家在殖民地推行的旧殖民主义，其基本特点是采取武力征服、直接统治的手段，在对殖民地实行政治兼并的基础上对其进行掠夺与奴役。据此，本文提到的美国“反殖民主义”概念皆指反旧殖民主义，即剥夺旧殖民主义者对殖民地的直接统治和政治兼并，从而达到让他们放弃对殖民地的统治、控制以及掠夺和奴役的目的。值得注意的是，美国的这种“反殖民主义”同殖民地人民反对殖民统治、争取民族独立与解放的斗争以及国际上正义人士对这种斗争的无私支持之间存在着本质区别：后者追求的是殖民地的彻底独立与解放，而前者则带有排挤旧殖民主义者、确立美国对这些殖民地的影响与控制的目的。对于美国的这种目的，本文将在第一部分进行具体分析。
[226]加利·海斯：《富兰克林·罗斯福与印度支那》（Gary R. Hess，“Franklin Roosevelt and Indochina”），《美国历史杂志》（The Journal of American History）第59卷，1972年第2期，第367页。
[227]沃尔特·拉弗贝：《罗斯福、丘吉尔与印度支那：1942—1945》（Walter La Feber，“Roosevelt，Churchill，and Indochina：1942-1945”），《美国历史评论》（The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第80卷，1975年第5期，第1277—1295页；克里斯托弗·索恩：《印度支那与英美关系，1942—1945》（Christ opher Thorne，“Indochina and Angle American Relations，1942-1945”），《太平洋历史评论》（Pacific Historical Review）第45卷，1976年第1期，第73—96页；罗伊德·加德纳：《走近越南：从二战到奠边府，1941—1954》（Lloyd C. Gardner，Approaching Vietnam：From World War through Dienbienphu，1941-1954），纽约·伦敦1988年版，第21—53页。
[228]威廉·李海：《我在现场》，马登阁等译，华夏出版社1988年版，第47页。
[229]美国国务院编：《美国外交文件：日本，1931—1941年》（选译），张玮瑛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525页。
[230]罗伊德·加德纳：《走近越南：从二战到奠边府，1941—1954》，第40页。
[231]托马斯·布契：《越南：勇武与伤痛》（Thomas D. Boettcher，Vietnam：The Valor and the Sorrow），波士顿1985年版，第32页。
[232]《美国对外关系文件，1944年》（FRUS，1944，The British Common wealth，Europe）第3卷，华盛顿特区1965年版，第773页。
[233]《美国对外关系文件，1942年》，开罗会议和德黑兰会议卷（FRUS，1942：The Conferences at Cairo and Tehran，1943），华盛顿特区1961年版，第485页；萨纳柯耶夫、崔布列夫斯基编：《德黑兰、雅尔塔、波茨坦会议文件集》，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78年版，第36—37页。
[234]埃略特·罗斯福：《如他所见》（Elliott Roosevelt，As He Saw It），纽约1946年版，第115页。
[235]《美国对外关系文件，1945年》（FRUS，1945，Vol．iv：General，The United Nations）第1卷，华盛顿特区1969年版，第124页。
[236]哈罗德·麦克米伦：《战争日记：地中海，1943—1945》（Harold Macmillan，War Diaries：The Mediterranean，1943-1945），纽约1984年版，第318页。
[237]韦尔登·布朗：《灾难的先声：美国在越南的角色，1940—1963》，第30页。
[238]乔治·卡欣：《干涉：美国是怎样卷入越南的》（George McT． Kahin，Intervention：How America Became lnvolved in Vietnam），纽约1986年版，第3页。
[239]《美国外交文件：日本，1931—1941年》（选译），第541、597页。
[240]《美国对外关系文件，1943年》（FRUS，1943，The British Commonwealth，Eastern Europe，The Far East）第3卷，华盛顿特区1963年版，第37页。
[241]萨纳柯耶夫、崔布列夫斯基编：《德黑兰、雅尔塔、波茨坦会议文件集》，第37页。
[242]何春超等选编：《国际关系史资料选编》下册，武汉大学出版社1983年版，第67页。
[243]罗伯特·达莱克：《罗斯福与美国对外政策（1942—1945）》下册，陈启迪等译，商务印书馆1984年版，第544页。
[244]加利·海斯：《富兰克林·罗斯福与印度支那》，《美国历史杂志》第59卷，1972年第2期，第367页；克里斯托弗·索恩：《印度支那与英美关系，1942—1945》，《太平洋历史评论》第45卷，1976年第1期，第96页。
[245]《美国对外关系文件，1942年》，开罗会议和德黑兰会议卷，第485页。
[246]哈罗德·麦克米伦：《战争日记：地中海，1943—1945》，第318页。
[247]斯科特·比尔斯：《帝国与冷战：美国同第三世界敌对的根源，1945—1947》（Scott L．Bills，Empire and Cold War：The Roots of US-Third World Antagonism，1945-1947），纽约1990年版，第204页。
[248]安东尼·艾登：《艾登回忆录：清算》下册，瞿同祖、赵曾玖译，商务印务馆1976年版，第895页。
[249]加里斯·波特编：《越南，文件中的历史》（Gareth Porter，ed.，Vietnam，A History in Documents），纽约1981年版，第13页。
[250]加里斯·波特编：《越南，文件中的历史》，第13页。
[251]《美国对外关系文件，1942年》，1941—1942年华盛顿会议和1943年卡萨布兰卡会议卷（FRUS，1942：Conferences at Washington，1941-1942，and Casablanca 1943），华盛顿特区1968年版，第514页。
[252]沃尔特·拉弗贝：《罗斯福、丘吉尔与印度支那：1942—1945》，《美国历史评论》第80卷，1975年第5期，第1280页。
[253]舍伍德：《罗斯福与霍普金斯——二次大战时期白宫实录》下册，福建师范大学外语系译，商务印书馆1980年版，第268页。
[254]爱德华·塔奇曼：《美国的越南政策，1940—1945》（Edward R．Drachman，United States Policy toward Vietnam，1940-1945），新泽西州卢瑟福1970年版，第36页。
[255]《美国对外关系文件，1943年》第3卷，第36—38页。
[256]《德黑兰、雅尔塔、波茨坦会议记录摘编》，上海人民出版社1974年版，第55—56页。
[257]《美国对外关系文件，1944年》第3卷，第773页。
[258]《美国对外关系文件，1943年》（FRUS，1943：China）中国卷，华盛顿特区1957年版，第885—886页。
[259]《美国对外关系文件，1943年》中国卷，第886—887页。
[260]刘晓原：《中国与二战期间的战后印度支那议题》（Xiaoyuan Liu，“China and the Issue of Postwar lndochina in the Second World War”），《现代亚洲研究》（Modern Asian Studies）第33卷，1999年第2期，第466—468页。
[261]刘晓原：《中国与二战期间的战后印度支那议题》，《现代亚洲研究》第33卷，1999年第2期，第457—459页。
[262]威廉·李海：《我在现场》，第275—276、337页。
[263]《美国对外关系文件，1943年》中国卷，第883—884、884、885—886页。
[264]《美国对外关系文件，1944年》（FRUS，1944，vol．V：The Near East，South Asia，Africa，The Far East）第5卷，华盛顿特区1965年版，第1190—1194页
[265]《美国对外关系文件，1944年》第5卷，第1205—1206页。
[266]《美国对外关系文件，1944年》第3卷，第776—777页。
[267]《美国对外关系文件，1944年》第3卷，第778—779页。
[268]《美国对外关系文件，1944年》第3卷，第777页。
[269]麦克·格拉维尔编：《五角大楼文件：国防部越南决策史》（Mike Gravel，ed.，The Pentagon Papers：The Defense Department History of U.S. Decision-making in Vietnam）第1卷（以下简称《五角大楼文件》格拉维尔版），波士顿1971年版，第11页。
[270]《美国对外关系文件，1944年》，马尔他会议和雅尔塔会议卷（FRUS，1944：The Conferences at Malta and Yalta，1945），华盛顿特区1955年版，第770页。
[271]《美国对外关系文件，1944年》第3卷，第780页。
[272]《美国对外关系文件，1945年》（FRUS，1945，vol. v：The British Commonwealth，The Far East）第6卷，华盛顿特区1969年版，第293页。
[273]《美国对外关系文件，1944年》第3卷，第777页。
[274]阿兰·卡梅隆编：《越南危机：文件史》（Allan W． Cameron，ed.，Vietnam Crisis：A Documentary History）第1卷，康奈尔大学出版社1971年版，第18页。
[275]萨纳柯耶夫、崔布列夫斯基编：《德黑兰、雅尔塔、波茨坦会议文件集》，第145页。
[276]萨纳柯耶夫、崔布列夫斯基编：《德黑兰、雅尔塔、波茨坦会议文件集》，第252页。
[277]《美国对外关系文件，1945年》第6卷，第300页。
[278]《美国对外关系文件，1945年》第1卷，第124页。
[279]《五角大楼文件》（格拉维尔版）第1卷，第12—13页。
[280]《五角大楼文件》（格拉维尔版）第1卷，第14页。
[281]尼林·冈：《美国档案机密》，第301—306页。
[282]《美国对外关系文件，1944年》马尔他会议和雅尔塔会议卷，第770页。
[283]韦尔登·布朗：《灾难的先声：美国在越南的角色，1940—1963》，第32页。
[284]韦尔登·布朗：《灾难的先声：美国在越南的角色，1940—1963》，第32页。
[285]《美国对外关系文件，1945年》第6卷，第301—302页。
[286]加利·海斯：《富兰克林·罗斯福与印度支那》，《美国历史杂志》第59卷，1972年第2期，第367页注释60。
[287]《美国对外关系文件，1944年》第3卷，第776—777页。
[288]《美国对外关系文件，1945年》第6卷，第293页。
[289]《美国对外关系文件，1944年》第3卷，第777页。
[290]拉尔夫·史密斯：《日本占领时期的印度支那和1945年3月9日政变》（Ralph B． Smith，“The Japanese Period in lndochina and the Coup of 9 March 1945”），《东南亚研究》（Journal of Southeast Asian Studies）第9卷，1978年第2期，第278—281页。
[291]拉尔夫·史密斯：《日本占领时期的印度支那和1945年3月9日政变》，《东南亚研究》第9卷，1978年第2期，第282、28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