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析冷战后美国自由主义外交特色
李海东[178]
［摘要］ 自由主义是美国外交的核心精神和传统。美国自由主义外交鲜明体现在其追求目标的明确性、其专注改变而不是维持现状的一贯性、旨在消除而不是与威胁共存的不妥协性等几个层面；作为美国建国理念的来源的启蒙思想、自由主义在美国所占据的主导性地位、美国国内冷战后政党政治极化及自由主义宗教化等因素推动了美国自由主义外交传统的形成，并决定了美国自由主义外交特色未来难以改变的大致趋势。
［关键词］ 美国外交；自由主义；政党极化；宗教
冷战结束以来，美国外交展现出比较鲜明的单边主义的不妥协特色。乔治·W·布什政府的8年外交表现对此有着鲜明的揭示。在世界各国民众普遍反对声中，布什政府2003年派美军入侵伊拉克。在相当多的人认为美国发动伊拉克战争目标是为中东石油之时，布什政府说美国是为中东建立永久消除恐怖主义的民主。当批评者认为美国成为恐怖分子袭击目标源于美国傲慢的外交政策之时，布什政府认为：他国政治制度的独裁推动了恐怖主义对美国的袭击。尽管美军在伊拉克死亡人数不断攀升，资金不断投入而伊拉克重建艰难，美国媒体与民众呼吁美军撤出，且相当多政治家与学者认为布什政府在伊拉克的5年努力是失败的[179]，但布什却说，美国正在伊拉克取得胜利。而奥巴马政府上台以来对美国参与阿富汗战争的解释与小布什政府对伊拉克战争的解释呈现出惊人的相似景象。进入21世纪以来美国外交的这种鲜明特点源于其本身所具有的自由主义外交传统。本文尝试对美国自由主义外交表现及未来趋势作简要论述。
一、美国自由主义外交的主要表现
美国自由主义外交特色主要表现可概括如下：
第一，自由主义理念主导下的美国外交政策存在十分明确的追求目标。美国是一个力图在世界范围内扩散其体现的以自由主义观念为核心的普世意识形态的国家。独立之初，在与普遍奉行君权神授君主制政体的欧洲国家交往中，实践权力在民的共和主义政体的美国就逐渐确定了其主要外交目标：美国需要远离君主制度主导的欧洲，并尽可能地将自身的共和制度延展到其他区域；国家的安全通过在更大范围内扩张民主而得到最好的保护。[180]正如托克维尔（Alexis de Tocqueville）所观察到的：美国为使自身在欧洲人主导的世界中生存下来，与美国相同的制度引入世界其他国家之中是必要的。[181]到20世纪初，美国逐步树立了自由主义在非自由的世界中无法生存的安全观念，其主要内容可概括为：美国因共和与民主的扩散而和平，专制制度对美国安全构成威胁，和平依赖于由民主国家构成的、实践自治原则与集体安全原则的国际共同体的创建与作用的发挥。[182]因此，美国自建立以来就不仅着力推进其物质利益，而且他们相信其命运与美国边界以内及以外的自由主义和共和主义事业是紧密相连的。[183]美国自由主义观念包含非常明确的关于世界秩序的蓝图。19世纪早期的门罗主义揭示了自由主义在美洲扩散的主题，20世纪早期的威尔逊主义则揭示了自由主义在全球扩散的主题。门罗构建北美地区秩序，威尔逊构建全球秩序的思想基础是自由主义。[184]美国历史上的托马斯·杰斐逊、约翰·昆西·亚当斯、詹姆斯·麦迪逊、伍德罗·威尔逊、富兰克林·罗斯福、罗纳德·里根、比尔·克林顿、乔治·W·布什等都是自由主义的信奉者。
就布什政府而言，其外交政策深受新保守主义理念影响。广义上说，新保守主义是自由主义的一个分支（另一重要分支是自由国际主义）。新保守主义本身在追求实现自由主义目标过程中所使用的手段（更强调单边方式与军事方式）与自由国际主义及现实主义存在分歧。实施具有鲜明新保守主义特色外交的布什被认为是自威尔逊本人以来最具有威尔逊特色的总统，也是最具自由主义特色的总统。[185]而2009年1月执政的奥巴马政府外交政策正在回归自由国际主义道路。尽管外交手段发生了变化，但是作为美国外交精神核心的对自由主义目标的执著寻求将会始终保持。
第二，美国自由主义外交长久以来始终专注于改变而不满足于现状。美国自由主义外交不满足于现状的特点在其对欧外交中表现得非常典型。历史上，对欧洲国家而言，国家拥有权力的目标是塑造出一个强调主权神圣不可侵犯的稳定的均势体系。对美国而言，权力不是用来维持均势，而必须是推进一个自由文明和自由世界秩序的原则的手段。[186]如果说欧洲国家更关注维持秩序的稳定，那么美国更关注的是以推广民主与共和主义来实现秩序的变革。美国的实践建立在排斥欧洲国家实践的原则之上，正如罗伯特·凯根认为：美国从来不接受欧洲人的旧秩序原则，从来不支持马基雅维利的观念。[187]美国的整个世界秩序观实际上是对欧洲旧秩序的颠覆与革命性改造。美国自独立以来始终以革命国家的姿态展示在国际舞台上。托克维尔所说的典型美国人的民主特点就是不安于现状（restlessness），这在外交上的鲜明体现就是致力于改变，而不是维持现状。
这种致力于改变的特点在布什政府外交政策中表现得尤其突出。美国是冷战后国际秩序的主导国家，也是在其中受惠最大的国家。但如果必须在培育民主与维持既有秩序之间作出选择的话，美国选择前者，而不是后者。这在布什政府对伊拉克的反恐政策中有鲜明体现。按照布什的说法，一个自由、民主、和平的伊拉克将不会用非法武器威胁美国或者我们的朋友。一个自由的伊拉克将不会成为恐怖分子的训练营，或者为恐怖分子提供金钱的来源或者向攻击美国与其盟国的恐怖分子提供武器，一个自由的伊拉克将不会导致中东的不稳定。一个自由的伊拉克能够成为一个整个中东地区的充满希望的榜样，并带领其他国家走向自由。当自由在中东取代仇恨、埋怨或者恐怖的时候，美国人民将会更为安全。[188]在伊拉克，维持萨达姆政权的保持现状不能以牺牲扩散民主这一带有鲜明改变特色的目标。克林顿政府与布什政府一样相信迈向扩散民主的变革更能加强美国安全，推进美国的理想。“民主、政治、经济自由化在世界上扎根的区域越多，我们的国家就越安全，我们的人民就越繁荣。”[189]
也确实如评论家所言，在关于变化不可避免及乐见变化方面，美国的表现非常极端。[190]如果说以往处于弱势且对己不利的国际格局中的美国寻求改变的愿望可以被理解的话，那么当今处于强势且对己有利的国际形势下的美国仍然不满于现状就确实值得深思。
第三，自由主义主导下的美国外交政策带有深刻且强烈的不妥协性，它反对革命与反对极端主义，专注于消除而不是与威胁共存。这种观念的形成基于美国在其外交历程中所获得的教训。18世纪末至20世纪初，美国见证了数轮革命浪潮。独立初期，一向自认是世界政治革新天然代表的美国赞颂他国赢取独立的革命，认为那是历史上最伟大的政治事件，是共和主义发展的机遇。但革命的最终结果却往往是以非自由政体掌权而告终。法国大革命、拉丁美洲革命、欧洲革命、古巴革命、菲律宾革命、墨西哥革命、俄罗斯革命等皆如此。美国数次经历了从充满希望到失望到最后美国对一些革命采取公开敌对的过程。[191]革命尽管有时是一种向善的力量，但很容易沿着危险的方向发展。[192]革命具有危险性以及革命与极端主义等同及只有温和的革命是好的、激进革命是危险的观念就逐渐形成。[193]美国相信极端主义与革命是其必须加以斗争的对象。正如伍德罗·威尔逊反对1917年俄国革命及其极端主义政策[194]，布什则直接认为中东地区存在极端主义教派是恐怖分子主要力量来源，必须加以消灭。正如布什政府第一任国防部长拉姆斯菲尔德所认为的：美国在伊斯兰世界问题的根源是其日益增长的极端主义。美国不会改变其在该地区的政策，不会与伊斯兰原教旨主义势力和解，穆斯林必须收回其被少数人绑架的宗教。[195]
针对其面临的威胁，美国往往选择予以消除，而不与之共存。在19世纪，美国将法国、俄罗斯、英国、西班牙等国家相继排挤出了北美大陆，对印第安人则基本上是予以彻底清除。在20世纪对德意法西斯主义及对苏联的共产主义，美国采取的是予以击败或瓦解的政策。面对“9·11”事件后恐怖主义日渐成为美国的主要威胁的局面，美国同样采取了予以消灭而不是遏制的政策。它一方面着手铲除恐怖分子本身，一方面着手消除恐怖分子得以产生的社会与政治环境，即所谓极端思想与专制政体。在2003年2月在发动对伊拉克战争前布什对美国企业研究所AEI发表的演讲中强调，推翻萨达姆是最终转变整个中东的第一步：“采取行动反对威胁也能够极大地推进世界的长期安全和稳定。现有的伊拉克政权已经表明专制政权会在中东扩散混乱与暴力。一个自由的伊拉克能够通过将希望与进步带入到成千上万人的生活中而展示改变那一重要区域的自由的力量。美国在安全中的利益与美国对自由的信念都会引导美国走向一个方向：一个自由、和平的伊拉克。”[196]布什政府的外交实践将美国自由主义外交中强硬的一面展现得淋漓尽致。奥巴马政府对美国参与阿富汗战争的解释与布什政府也是如出一辙。
二、美国自由主义外交特色难以改变的原因探析
美国自由主义的外交理念与实践在冷战中鲜明体现于其在全世界范围内与苏联展开对抗过程的始终，尤其体现在其付出惨重代价的朝鲜战争与越南战争，而其在冷战后的鲜明体现则是美国在反恐背景下所发起的阿富汗战争与伊拉克战争。美国自由主义外交政策有着深厚的思想基础并因美国国内政治两极化及美国自身的宗教传统而加剧，未来难以改变。
第一，美国自由主义外交的精神根源来自康德与洛克这两位伟大的启蒙思想家的思想。伊曼努尔·康德于1795年出版的《永久和平》较为系统阐述了民主共和和平论的观点。此观点被19世纪以来的美国外交决策者所吸收，并构成伍德罗·威尔逊关于“国联”设想的国际制度主导下扩散民主推广和平的哲学基础。
按照康德的观点，国家与国家之间的自然状态无法永久性地结束战争。[197]国家间如果无法达成契约，和平就无法获得。国与国之间单独的和平条约只能结束一次战争，如果要永久性地结束战争就需要某种形式的国家联合或者称作是和平联合（a league of peace）。[198]而这种联合如果要发挥永久结束战争及建立永久和平体系的功能，那么就必须对构成联合的各个国家进行极端的国内秩序与国际体系的转变。[199]由于该体系中没有一个自上而下进行管理的世界性的政府[200]，因此该体系要保持和平状态，体系内所有国家都须实践共和制的政治制度，形成一种同质的国内政治秩序的状态。长远看，为了使整个世界由于有西方民主的存在而安全的话，人们必须努力塑造一个各个国家及国际社会都是民主的世界。也就是说，一个国家国内的良好秩序预示着各个国家国内与所有国家间的良好秩序。[201]
为实现持久和平，共和制度的国家可以通过战争的方式消除非自由国家这种威胁，迫使其国家采纳共和制度，这是康德的重要主张。为此，主权绝对的传统原则在康德看来是相对的，其只适用于自由国家。根据主权在民的原则，康德认为：在自然状态下，国家主权来自于个人权利。当个人通过社会契约形式将他们天赋的自由交给一个国家的时候，这就意味着国家就有进行统治的合法性。干预这样的代议制国家的事务就是侵犯公民的个人权力，是不允许的。而如果一个国家不实行代议制制度，那么它就不能享有他国不予干预其国内事务的原则。在康德看来，不讲信用的敌人是那些不支持共和主义的国家。这样，康德就与绝对尊重国家主权的经典的国际法决裂开来。康德支持使用诸如强制性的政权变更来实现他的永久和平的梦想。而这种政权变更可以通过干涉与全球霸主的方式来实现。康德的思想实际上为共和制度联合的扩大、对非共和国家进行干预及共和制国家做霸权提供了理论基础。康德的思想对自20世纪至今的美国外交影响十分突出。它为美国自由主义外交所展示的强硬表现提供了理论支撑，对他国进行各种形式的干预并树立自身霸权行为的正当性提供了权威性的思想解说。
洛克的思想为美国国内政治制度的发展及将美国模式推广到其他地区提供了坚实的信仰基础。美国在建设国家政治制度过程中始终遵循的是洛克的哲学。[202]洛克思想的核心精神，如主权在民、政治的目的是保护财产、政府的建立以统治者与被统治者相互同意为基础、人民有革命权力的思想，成为独立宣言及美国宪法等美国建国的奠基性文件的灵魂。它抛弃文化与传统的束缚，提出了关于抽象的人的概念，并认为世界各地的人都是如此的。由此，洛克的思想具有普世性的“人”的概念。洛克强调“人”，将人置于类似上帝的位置，相信世界是我们自由创造的产物，而不是自然的产物，个人是所有价值的来源。洛克学说促使人将自身的能力发挥出来，根据人类的意志重新塑造世界，从而奠定了“个人主义”在美国政治社会生活中的主导地位。根据洛克的思想，财产是文明社会的基石。追求财富不是自私行为，而是一种美德。
洛克主义构成美国自由主义传统的主要内容。美国对洛克主义的实践导致可称作是非理性的洛克主义（irrational Lockeanism）或洛克派绝对主义问题的出现，即：在国家政治发展中，坚持洛克主义原则与理想，彻底抛弃或排斥其他的政治思想及主张。正如著名学者哈茨所提出的一个核心观点：美国的自由传统包含一种深刻的不成文的专制冲动，它因将外国尤其是非自由国家界定为难以理解的国家，从而妨碍了美国自身在海外采取创造性的行动的可能，而且美国会通过难以理解的事件所产生的焦虑来煽动采取极端的行动。[203]美国对洛克主义的自然接受或者对洛克主义的执守与其自身历史经历密切相连。美国本身没有经过封建制度发展阶段，整个社会中没有出现类似欧洲各种各样意识形态共存、相互间尖锐斗争及彼此融合的经历。建国后美国执政者所信奉的启蒙理念始终贯穿于国家制度建设过程之中。自由主义理念在美国类似于救世主赋予的、不需辩论的信条。它无法容忍，更不要奢谈其他观念体系的竞争。竞争性观念体系很快会被渲染成恶魔而加以驱除。这种自由主义的绝对主义特色展现在美国外交的始终，并将继续影响着美国外交。
应该说，启蒙思想强调科学、理性。美国的国家建设与外交精神建立在启蒙思想基础之上并反映其核心精神。洛克的学说确立的美国自由主义建国理念，提出了具有普世性的“人”的概念，康德则为美国理念与制度的世界扩张提供了强有力的理论支撑。洛克与康德在国家建设与外交方面共同为美国勾勒出了一个有利于自由主义在国内与世界发展的蓝图。美国自由主义外交有着深刻而广泛的国内共识性的思想基础。
第二，美国自由主义外交实践与其决策者无法控制而只能反映自由主义的发展趋势密不可分，且因当今美国国内政党政治的两极化倾向而更为加剧。美国需要一种基于现实主义的外交政策，从而使其能够以非自由主义的方式看待世界，从而更为全面客观而又平衡的反思其外交得失。然而，美国自由主义的国内政治文化难以发生变化。美国始终强调其外交政策不仅仅是保护国家及其人民，也在保持与保护其独特的制度及前所未有的自由。这是因为美国外交政策制定者深受众多持有自由主义观念的个人与团体的意志的影响。自由主义深刻塑造了美国对他们所处世界的认识。美国往往根据其所认为普世性的自由主义尺度而不是根据他国的标准来衡量所有与美国交往的国家。当其他国家以作为均势所发挥功能的传统的、保密的方式来界定安全的时候，美国独特的以国家保持内部秩序的功能，也就是作为一种有利的意识形态平衡来界定安全。[204]
现实主义者们在对冷战后美国外交政策的学理性解释逻辑严谨，对国际政治现实的认识鞭辟入里，坚持国家追求的目标就是权势与利益本身，并主张以此确定美国的外交政策[205]，但它却不断为美国决策者所冷落。[206]自冷战结束以来，现实主义者们批评克林顿对其主要外交政策的自由主义解释，他们批评布什政府的伊拉克政策。而实际上冷战后美国外交的主导思想及政策取向一直是以自由主义为主导的。可以说，自由主义是塑造过去、当今与未来美国外交的主要思想来源。
长期以来，美国拥有一种对传统外交和权势政治的持久敌对。[207]他们决心以理想而不是现实来处理对外关系。[208]决策者的实际政策与对政策的解释表现出惊人的一致性，即：自由主义政策寻求自由主义的目标。正是因为如此，著名现实主义者与历史学家乔治·凯南关于将外交政策隔离于民主进程，以降低道德主义与合法主义的对外交决策的影响，日常决定应当由熟谙国际事务及国家利益及不受民众情绪影响的专家去处理的观点[209]，始终无法为美国政治文化与决策者所容纳。
事实上，现实主义理论本可以校正美国自由主义外交政策所带来的弊端，但美国外交的悲剧在于美国的自由主义传统如此根深蒂固，包罗万象，以至于对美国政策目标几乎很少有真正的辩论，而只是论说如何实现这些目标。美国外交历程不断地在与现实主义者所开出的政策处方相反的方向发展。现实主义理念被搁置已经成为美国外交的传统。正是因为如此，有学者近期提出的关于“美国决策者应当在国内实施洛克主义（Lockeanism），在国际上实施马基雅维利主义（Machiavellianism）”[210]的劝言只能是一种愿望，而无法成为现实。现实主义在美国的遭遇揭示出美国自由主义外交进行调整的异常困难性。
美国自由主义外交特色更因冷战结束至今美国国内政党政治日益明显的两极化倾向而更加巩固。冷战期间，美国外交强调权势与竞争的对苏遏制政策，并获得两党的共同支持。当时美国国内政治中占据主导地位的是强调政治务实、意识形态收敛的民主党与共和党形成的“重要的中间派”（vital center），而且，民主与共和两党在何时使用美国的武装力量、赢得国际支持的重要性、多边国际制度的重要性等大战略的基本要素方面所存在的外交共识。
而在冷战结束以来，美国国内两党对美国在世界中的作用争论不休；国会开始不断争夺总统在外交政策制定中的主导权；政治务实的实践逐渐为意识形态的极端主义行为所取代。[211]“9·11事件”的发生原本为创造出一个两党共同支持的外交政策提供了极其有利的条件，但在政党政治极化背景下的布什政府将外交政策当作政治斗争的工具。在2004年与2008年总统大选及2006年国会中期选举中，共和党人反复宣扬选择民主党人候选人意味着恐怖分子的胜利及美国更容易遭受恐怖袭击的主题。[212]而且美国深陷伊拉克战争的困境所揭示出的以单边主义、盲目相信武力、极端热衷扩散民主的“布什主义”[213]的政策的严重缺陷更是引发民主党人持续不断的猛烈批评。在伊拉克战争、全球反恐、国防花费重点等广泛的重要外交政策议题上，民主与共和两党始终存在巨大分歧，以至于“当今的国会内政治分化与两极化局面要比过去100年中任何时候都要激烈”[214]。
美国自由主义外交政策与支持具有两党共识性的共同外交政策的中间派政治力量式微密切相连。越来越多的共和党人认为军事权势是保证安全的最佳途径，而民主党则相信外交在保持国家安全中的重要性。政党间在政策上的纷争界限日益清晰。长期以来美国支持的军事权势与制度性伙伴关系相互结合体现自由制度主义理念的政策已不复存在。
因此，可以说，冷战结束后，美国外交政策确实经历了巨大的转变，其自由主义外交不妥协的一面得到清晰展现。布什政府的外交在此方面表现尤其典型，以至于可以说其外交在某种程度上构成了美国外交史的一个转折点。[215]“两党共识”这一保证美国外交政策持久稳定的国内政治基础基本丧失[216]，这将导致未来美国民主与共和两党在国内政治角力的脆弱国内政治中都将不得不更加执守自由主义外交理念与实践。
此外，作为西方世界宗教氛围最为浓厚的国家，基督教对美国外交影响日益加强的趋势与美国自由主义外交之间的关系同样值得关注。尽管美国自由主义外交的极端性政策应归因于启蒙思想，但也需要认识到，美国的外交与宗教存在着密切关系。深受宗教熏陶的相当多美国人认为：美国共和国建立的基础从根本上说不是源自洛克的思想，而是源自大神学家托马斯·阿奎那的思想。美国存在一个比美国成文宪法更早的反映“天意”的宪法（providential constitution），它吸取了基督教传统并将共和主义与人的权利融合在一起。[217]许多历史学家也认为：美国外交政策的理想主义来自基督教传统。[218]尽管强调信仰的宗教与强调科学的启蒙思想本应是相互不容的，但美国将基督教的观念与自由观念在其头脑中如此紧密地结合在一起，以至于将其分离是不可能的。[219]这导致美国在精神与世俗领域都形成了如下观念：美国的准则是普世适用的、普世受惠的、普世渴望的。[220]美国这种奇特的自由主义宗教化特色更是只能强化而不是削弱美国自由主义外交的发展趋向。
三、转身之艰难
应该说，冷战结束以来美国自由主义外交特色日益彰显。这种局面的出现有其思想根源。美国外交政策的核心思想是自由主义。根据此理念，不改变他国国内政治体制，美国所构想的自由主义国际秩序最终将难以实现。就美国自身而言，自由主义往往在两个极端之间摇摆不定：当无法改变世界时，自由主义者就支持孤立主义，1789—1941年的美国外交就是如此；当能改变世界时，自由主义者又支持救世主义，1941年至今的美国外交对此予以揭示。将两种外交政策连接在一起的共同冲动是：自由主义引导美国或者退出外部事务，或者对外部事务进行转变。美国无法与外部事务保持永久令其满意的状态。[221]美国自由主义的外交传统在美国独立至今几乎没有遭遇任何挑战。确实，美国的问题不是自由主义本身，而是自由主义没有一个可供选择的其他的意识形态选项去加以制衡。美国外交的成功与失败都应归因于其强烈的自由主义外交传统。
美国外交决策者们有自由的思想，但是其实践又常常是非自由的。美国外交精神就其本质而言是革命性的，但其本身又是缺少革命经历的国家。这也是导致美国产生绝对性思维且与其他国家对等交流困难的重要原因。正如有学者指出的，美国无法理解欧洲的社会问题，因此倾向于以自身反激进的偏好来解释欧洲的民主社会主义。美国不熟悉亚洲深层的社会斗争，因此倾向于将反动政权解释为民主政权。美国不能理解自由的非政治性含义，因此在使用“自由”一词的时候也饱受打击。[222]
自由主义是美国外交的核心精神或传统。美国基于自身经验，形成了其对世界的看法，认为自身成功的模式可以为世人普遍模仿。而事实并不总是如此。美国外交的悲剧在于其难以学会转身或换位思考，以深刻反思其外交得失，所以美国外交始终带有无法消失的悲剧性特点。尽管以“变革”的诉求赢得总统大选且在执政后对外交政策作了较大调整，但奥巴马政府对自由主义外交目标的执著将不会改变。
（本文原发表于《世界教育信息》2012年专刊）
[178]李海东，外交学院国际关系研究所教授、博导。金重远先生2001级博士后。
[179]James A. Baker III ＆ Lee H. Hamilton，the Iraq Study Group Report. See http://www.usip.org/isg/iraq_study_group_report/report/1206/iraq_study_group_report.pdf.
[180]Tony Smith，America's Mission：The United States and the Worldwide Struggle for Democracy in the Twentieth Century，New Jersey：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94，p.9；John Lewis Gaddis，Surprise，Security，and The American Experience，Cambridge：Harvard University Press，2004，pp.7-33（Chapter 2）.
[181]Alexis de Tocquevill，Democracy in American （Vol. 1.），New York：Alfred A. Knopf，1945，p.238.
[182]Tony Smith，America's Mission：The United States and the Worldwide Struggle for Democracy in the Twentieth Century，pp.94-95.
[183]Robert Kagan，Dangerous Nation，New York：Alfred A. Knopf，2006，p.42.
[184]Tony Smith，America's Mission：The United States and the Worldwide Struggle for Democracy in the Twentieth Century，p.90.
[185]Lawrence F. Kaplan，“Regime Change：Bush，Closet Liberal”，New Republic，March 3，2003.
[186]Robert Kagan，“Cowboy Nation”，New Republic，October 23，2006.
[187]这也是诸如尼克松、基辛格等非自由主义理念政治家在美国历史上属例外的主要原因。——笔者注
[188]http://www.whitehouse.gov/news/release/2003/07.
[189]William J. Clinton，A National Security Strategy of Engagement and Enlargement，White House，February 1995，p.2.
[190]Robert Kagan，Dangerous Nation，p.298.
[191]Michael Hunter，Ideology and U.S. Foreign Policy，New Haven：Yale University Press，1987，pp.116，92-124.
[192]Ibid.，p.18.
[193]Ibid.，pp.95-98.
[194]N. Gordon Levin Jr.，Woodrow Wilson and World Politics：America's Response to War and Revolution，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68，pp.1-10，119.
[195]Donald H. Rumsfeld，“Beyond Nation Building”，http://www.defenselink.mil/speeches/speech.aspx?speechid=331.
[196]“President Discusses the Future of Iraq”，http://www.whitehouse.gov/news/releases/2003/02/20030226-11.html.
[197]Immanuel Kant，Perpetual Peace，New York：The Liberal Arts Press，1957，p.18.
[198]Ibid.
[199]Thomas L.Pangle and Peter J. Ahrensdorf，Justice among Nations，Lawrence：University Press of Kansas，1999，pp.186，198-199.
[200]Immanuel Kant，Perpetual Peace，p.16.
[201]Leone Strauss，The City and Man，Chicago：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64，p.4.
[202]Patrick J. Deneen，“A House Divided：Peter Lawler's America Rightly Understood”，Perspectives on Political Science，Vol.37，No.3，Summer 2008，pp.149-150.
[203]Louis Hartz，The Liberal Tradition in America，New York：Brace，1955，pp.12，285.
[204]Robert W. Tucker and David C. Hendrickson，Empire of Liberty：The Statecraft of Thomas Jefferson，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90，p.238.
[205]John J. Mearsheimer，“Liberal Talk，Realist Thinking”，University of Chicago Magazine，Vol.94，No.3，February 2002. http://magazine.uchicago.edu/0202/features/index.htm.
[206]此点通过米尔斯海默及沃尔特（John Mearsheimer and Stephen Walt）对布什伊拉克政策猛烈抨击但却被忽视而得以清晰展示。See John J. Mearsheimer and Stephen M. Walt，“An Unnecessary War”，Foreign Policy，No.134，January/February，2003，pp.50-59； Stephen M. Walt，“In the National Interests：A New Grand Strategy for American Foreign Policy”，See http://bostonreview.net/BR30.1/walt.html.
[207]Felix Gilbert，To the Farewell Address：Ideas of Early American Foreign Policy，New Jersey：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61，p.89.
[208]Paul A. Varg，Foreign Policies of the Founding Fathers，Baltimore：Penguin Books，1963，pp.2-4.
[209]Michael H. Hunt，Ideology and U. S. Foreign Policy，p.7.
[210]Michael C. Desch，“America's Liberal Illiberalism：The Ideological Origins of Overreaction in U.S. Foreign Policy”，International Security，Vol.32，No.3，Winter 2007/2008. p.43.
[211]Charles A. Kupchan and Peter L.Trubowtiz，“Dead Center：The Demise of Liberal Internationalism in the United States”，International Security，Vol.32.No.2，Fall 2007，p.9.
[212]John K. Wilson，Barack Obama：This Improbable Quest，Boulder：Paradigm Publishers，2008，p.102.
[213]National Security Council，National Security Strategy of the United States，White House，2002，See http://www.whitehouse.gov/nsc/nss.html.
[214]Charles A. Kupchan and Peter L.Trubowtiz，“Dead Center：The Demise of Liberal Internationalism in the United States”，p.27.
[215]Charles A. Kupchan and Peter L.Trubowtiz，“Dead Center：The Demise of Liberal Internationalism in the United States”，p.8.
[216]张业亮：《“极化”的美国政治：神话还是现实？》，《美国研究》2008年第3期，第7—31页。
[217]此观点的主要代表作为：Peter Augustine Lawler，Homeless and at Home in America：Evidence for the Dignity of the Human Soul in Our Time and Place，South Bend：St. Augustine's Press，2007.
[218]Paul A. Varg，United States Foreign Relations，1820-1860，East Lansing：Michigan State University Press，1979，p.14.
[219]Alexis de Tocqueville，Democracy in America （Vol.1），p.306.
[220]Robert Kagan，Dangerous Nation，p.155.
[221]Louis Hartz，The Liberal Tradition in America，p.286.
[222]Ibid.，p.3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