脆弱的高边疆：后冷战时代美国太空威慑的战略困境
何奇松[91]
［摘要］ 冷战时代太空资产成为美国核威慑的重要组成部分。冷战后，美国太空威慑成为相对独立的威慑力量，成为军队战斗力的倍增器。美国大力发展太空实力使得美国高度依赖太空，而太空资产与生俱来的缺陷是对攻击具有相当的脆弱性，这种依赖性和脆弱性造就了美国太空威慑的根本性困境。随着反卫星技术的扩散，美国日益关注如何慑止对手攻击美国太空资产，试图构建太空威慑理论。在太空威慑实践上，美国采取了广泛的措施，包括确立国际太空行为规范，与盟国建立太空伙伴关系，增强美国在恶劣环境下作战的弹性和能力，制定替代选择方案等。然而，美国的太空威慑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上都面临着难以化解的战略窘境。
［关键词］ 美国霸权；太空威慑；核威慑；安全困境
冷战时代，在导弹预警、指挥、通信、侦察等方面，太空资产增强了美国核力量的反应能力，强化了其核威慑效果。在第一次海湾战争中，美军从其太空优势中尝到了极大甜头，于是美国提出利用太空实力威慑诸如恐怖主义、导弹扩散等非核威胁与核威胁。此时的太空威慑与核威慑开始发生分离。美国大力打造太空资产，用来支持和提升军队的作战和威慑能力。此后，美军又分别在科索沃战争、阿富汗战争与伊拉克战争中获益良多。这些都坚定了美国使用太空资产威慑对手对美国进行核与非核攻击的立场。但是，这却造成美国严重依赖太空资产的现实。目前，美国对太空资产的依赖程度远远超过其他所有国家，而太空资产与生俱来的一个特点就是对攻击具有脆弱性，即太空资产的自身防御存在很大弱点。因此，如何保护太空资产，是美国军界、学术界、工业界等严重关切的问题。它们试图把冷战时期的核威慑概念运用到太空领域，形成太空威慑理论，用来指导国家如何慑止潜在敌手对美国太空资产进行攻击。目前，我国学术界对美国太空威慑理论与实践的研究尚处于起步阶段[92]，本文旨在进一步探讨美国太空威慑在理论与实践上所面临的战略困境。
一、太空威慑与核威慑的分离
冷战时期，美国和苏联发射各类卫星，诸如侦察卫星、导弹预警卫星、通信卫星等，对对方三位一体核力量的动向进行监视、预警、拦截，并保证一旦出现核危机，这些太空资产能为本国核力量提供指挥与控制，确保维持第二次核打击能力。此时的太空威慑重点是借助太空资产与能力，保障核威慑的效果，因而成为核威慑的重要组成部分。冷战结束后，美国面临类似苏联那样的核威胁几乎不复存在，太空威慑与核威慑发生分离，成为相对独立的威慑力量。此时的太空威慑，就是利用太空资产的“千里眼、顺风耳”功能，及早了解对手的战略意图、军事行动等，向对手发出警告或实施精准打击，威慑各种威胁。早在美国进行“星球大战”计划之时，就已经显露出了太空威慑与核威慑相分离的迹象，只不过限于技术等原因，太空威慑还没有脱离核威慑。[93]
促使太空威慑与核威慑发生分离的理论先导，主要源于美国后冷战时代的威慑战略理论的变化。1995年美国战略司令部起草了一份秘密文件《后冷战时代的威慑实质》。[94]该文件是为应对后冷战时代的核武器与导弹技术扩散而制定的。文件建议扩大威慑的使用范围，要超越与俄罗斯的双边关系框架，尤其是要用一组平行的威慑战略，威慑核武器与导弹技术扩散的威胁。文件明确提议美军必须对对手的攻击进行报复，同时建议有必要把美军维持为一支看似非理性的军队，作为可信的威慑能力的重要部分。尽管该文件没有提出太空威慑概念，但是为确立太空威慑提供了思路。[95]
真正使太空威慑与核威慑发生分离的是，1998年拉姆斯菲尔德委员会向国会提交的关于弹道导弹对美国威胁的评估报告。报告认为，在5—10年内，对美国构成威胁的是诸如朝鲜、伊朗、伊拉克这样所谓“无赖国家”的核导弹，建议美国发展导弹防御系统。[96]1999年，美国国会通过《导弹防御法案》，正式从法律上确立了太空威慑的地位。法案授权美国政府“尽早部署技术上行之有效的国家导弹防御系统，保卫美国领土，抵御（不管是偶发的、未授权的，还是故意的）有限的弹道导弹攻击”[97]。
如果说冷战时期并没有用于实战的太空资产增强了核威慑，那么后冷战时代已经用于战场的太空资产成为军队战斗力倍增器，使太空威慑成为独立的威慑力量变为现实。1990—1991年的海湾战争，美国首次把战争的触角伸向了外层空间，利用70多颗卫星构成太空侦察监视、太空通信保障、太空导航定位和太空气象保障四大系统，给地面作战部队以巨大的信息支援。当时的美国空军中将托马斯·穆尔曼（Thomas S.Moorman）说：“沙漠风暴……是太空军事应用发展史上的分水岭，因为太空系统首次在军事冲突中综合运用，并对战争的结局起到了关键性作用。”[98]此次战争因而被称为“首次太空战”，标志着战争进入了太空时代。军事专家普遍认为，太空战不再是神奇的幻想，未来的战争将首先从太空发起，谁夺取了制天权，谁就能掌握制空权、制海权以及制信息权和陆地作战主动权，也就夺取了战争的胜利。1999年的科索沃战争，北约至少动用了15—20种，共50多颗卫星参与情报搜集和空袭行动，巴尔干上空可谓“天眼”密布。在整个78天的轰炸中，美国的太空系统自始至终为北约军队提供情报信息支援，使得北约军队的近实时、精确打击成为可能。阿富汗战争期间，美军和盟友共动用了90多颗军用和民用卫星，美军在伊拉克战争中共投入各类卫星100多颗。
1996年克林顿政府颁布的国家太空政策，提出太空威慑概念：国家太空安全活动应该威慑、警告，并如有必要，抵御敌人攻击，为国家安全作出贡献。[99]1999年美国国防部的《太空政策》首次系统阐述太空威慑概念。“太空能力应该运转起来且被用来”，“威慑、警告，以及如果有必要抵御敌人的进攻”，“确保敌军不能防止美国使用太空”[100]。
不过，后冷战时代关于太空威慑的讨论明显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主要讨论如何利用太空优势威慑敌对行为体对美国发起的核与非核攻击，诸如恐怖主义袭击。第二阶段主要讨论如何威慑潜在对手攻击美国太空资产。而如何威慑潜在对手对美国太空资产发起攻击正是美国太空威慑理论、实践所要解决的问题。发生这种转变的原因在于美国利用太空资产威慑各种威胁，却导致美国高度依赖太空，而太空资产又对攻击非常脆弱。
要言之，冷战时期的太空威慑是以威慑手段来命名的，即借助太空资产与能力，强化核威慑，是核威慑的重要组成部分。冷战后两个阶段的太空威慑，其取名的角度是不同的。第一阶段的太空威慑，仍然是以威慑手段来命名的，借助太空实力威慑各种威胁，保护美国利益。第二阶段的太空威慑，则以被保护的对象即太空（资产）来命名，利用太空实力、核力量与常规力量来保护美国太空资产与能力，但与核威慑和常规威慑又紧密相连。
二、太空威慑与太空资产保护
如前所述，太空资产为美军提供了强大的“发现、部署和阻止能力”[101]。“发现能力”，就是美国拥有强大的全球态势感知能力，能够理解对手的意图，看透战争迷雾；“部署能力”，就是可以将军队投送到战区、危机区域；“阻止能力”的意思和它听上去的意思一样，既包括进行非致命行动，也包括使用精确制导武器。在现代战争中卫星发挥的这三种能力，使得太空资产成为军力倍增器，表现为：首先，为战争提供实时的情报、侦察和监视、导航与定位信息，使军队能够有效地实施精确打击；其次，为作战提供通信保障；最后，探测来袭的导弹。卫星为美军提供了无与伦比的优势，因此，美国人明确声称太空是战略性资产。[102]正是在此背景下，多曼教授（Everett C. Dolman）提出了空缘政治学（astropolitik）：“谁控制了近地轨道，谁就控制了近地空间；谁控制了近地空间，谁就支配了特拉（Terra，大地女神）；谁支配了特拉，谁就决定了人类命运。”[103]2001年1月即将成为小布什政府国防部长的拉姆斯菲尔德明确提出，希望把冷战的威慑理论扩大到非核场景下，抵御21世纪诸如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恐怖主义等威胁。他说，在“没有熊但有很多蛇”的后苏联时代，威慑地区战争与全球恐怖主义的关键就是充分利用、并使太空系统现代化，加强情报搜集能力，利用太空实力慑止“潜在对手威胁或使用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打击我们军队和我们的本土，以及我们盟国的军队与国土”，在必要的情况下，美军要利用太空系统对敌手发起先发制人的打击。[104]
至于如何利用太空实力威慑潜在对手，美国军方进行了激烈的讨论。2001年美国太空司令部驻彼得森空军基地准将沃登（Simon P. Worden）和参谋长联席会议中校弗朗斯（Martin E. B. France）联合发表文章称，在和平时期，美国应该维持最低限度的太空战状态，包括建设和维持太空武器与传感器；在危机最初阶段，美国强化其太空与网络控制，与盟国一道对潜在敌手进行太空信息封锁。这种威慑做法会给对手的经济甚至福利造成立即的、灾难性的后果，因为这一打击直接威胁该国经济的长期健康发展。如果不成功，那么在下一阶段，应该利用太空实力威胁对手的军事力量。随着危机的升级，美国下一步应部署携带武器的通用航空飞行器（Common Aero Vehicle，CAV）的太空机动飞行器（Space Maneuver Vehicle，SMV），把它们放置在轨道上，在必要时机动到合适位置上，在几分钟内投放CAV，打击对手的关键领导层、指挥与控制节点。最后，如果有必要，进行大规模、破坏性的常规打击行动。[105]
2002年约翰逊（David C. Johnson）中校声称美国应该利用太空军力作为灵活威慑选项之一。他认为由于其固有的灵活性与战斗增强功能，太空资产被证明是一个有效的威慑力量，有助于灵活威慑，可以与其他的外交、经济、信息与军事方案结合起来使用。他建议应把太空力量作为灵活威慑的选项，纳入未来的联合作战原则中，并运用于当前与未来的联合行动中。他提出了如何利用太空实力进行威慑的几点建议：一是使天基导弹预警系统在行动区域（Area of Operations，AO）最优化。二是使GPS天基导航系统在行动区域最优化。三是使军事通信卫星在行动区域最优化。[106]
在太空威慑理论家的鼓噪下，美国投巨资于太空领域，大力发展各种卫星，包括军事卫星、气象卫星、科学卫星等。根据美国国防部2011年2月公布的《国家安全太空战略》，目前在轨运转卫星大约1 100颗。[107]尽管报告没有说明美国拥有其中的多少颗，不过多数专家认为美国坐拥约50%的卫星。从全球军事卫星数量来看，太空共有175颗军事卫星，其中美国115颗，俄罗斯38颗，其他国家一共22颗。[108]美国国防部75%的卫星带宽是从国际财团购买的[109]，在伊拉克与阿富汗战争中，美军从商业卫星公司购买了90%以上的通信服务。[110]在1990年的“沙漠风暴”中，GPS提供的精确制导导弹只占8%，到2003年伊拉克战争时则提高到68%。[111]此外，美国社会、经济、文化等其他领域也越来越依赖太空。美国没有一天能够离开卫星，甚至一刻也离不开太空，因此，美国人开始讨论假如没有卫星的一天会出现什么结果。
但是，太空资产与生俱来的一个缺点就是对物理和非物理攻击具有相当的脆弱性。飞机可以通过机动躲避攻击，而卫星要进行类似机动，会消耗大量燃料，严重影响卫星的使用寿命。从地面、空中或海上可以对卫星进行激光照射，可以使其暂时致盲。太空碎片也是太空武器。2009年2月，俄罗斯一颗废弃的军用卫星（本身就是一块巨大的太空碎片），撞上了美国“铱星”通信卫星，使其功能受损。而且，如果说在太空运转的卫星高度很高，一般的对手难以对美国卫星下手，那么他们可以对太空系统的地面设施进行破坏。
由于卫星天生的脆弱性，“太空珍珠港”随时可能发生，这是拉姆斯菲尔德在2001年就任小布什政府国防部长之前提出的警告。拉姆斯菲尔德认为，“那些对美国具有敌意的国家，可以从全球市场获取用以否决、破坏、摧毁美国太空系统的手段”，攻击美国在轨卫星，或攻击卫星与地面站点之间的通信网络，而且成本相对低廉。[112]与一颗卫星相比，一枚反卫星导弹的成本相当低，如果使用电磁技术干扰卫星，则成本更加低廉。而且，随着技术的扩散，越来越多的国家和非国家行为体可以对美国太空资产发起非摧毁性的攻击。国防部副部长帮办舒尔特（Gregory L. Schulte）在公布《美国国家安全太空战略》吹风会上道出了美国的隐忧：我们对反制太空战力感到担忧，展示太空反制肌肉的不限于大国，还包括伊朗和埃塞俄比亚，“它们对商业卫星实施过干扰……如果连埃塞俄比亚都能干扰商业卫星，你就不得不担心，其他国家会对我们的军用卫星做些什么”[113]。美国对太空的依赖，以及太空资产对攻击的脆弱性，导致了美国思考如何保护其太空资产的安全与利益。“美国既拥有最强大的能力，又对这种能力形成最严重的依赖。这使得保卫这一资产势在必行。”[114]而且“保护在太空与网络中的利益的力度，必须与我们依赖这些领域一样具有雄心”[115]。在这种情况下，美国从利用太空实力威慑他国对美国施加的各种威胁，重点转向了考虑如何威慑潜在对手对其太空资产发起进攻。美国军方、智库等各界纷纷举行研讨会，发表文章，出版研究报告，为美国太空威慑出谋划策。目前，美国对太空威慑的讨论不亚于冷战时期的核威慑讨论。[116]
三、太空威慑的战略困境（一）
美国对太空依赖程度的提高和太空资产抵御攻击的脆弱性，刺激了潜在对手对美国太空资产发起攻击的冲动。在复兴“威慑”概念的情况下，美国各界试图把太空威慑作为确保其太空资产安全的手段。许多战略学家认为，太空威慑最终能为美国太空资产提供最好的保护；成功的太空威慑能够有效防止冲突，确保对太空的可持续利用。但是，如何把冷战时期的威慑概念运用到太空领域则存在分歧，即如何向潜在对手传递信息；是否需要设立太空红线；惩罚性报复是否适用于太空领域。如何构建太空威慑机制，等等。
威慑本意是通过显示或威胁使用强大实力使潜在对手确信，改变现状的收益远小于维持现状的获益，以慑止对手的进攻行为。[117]从根本上讲，威慑就是采取决定性行为影响对手的决策。要实现影响对手决策的目的，需要强化对手对关键因素的感知，而关键因素是指那些影响潜在对手在决定是对美国太空资产发起攻击还是采取克制行为时所必须掂量的因素。[118]美国的威慑行动必须集中于使对手确信，如果他们对美国重要利益发起攻击，美国将否决他们所寻求的收益，并向他们施加不可接受的成本；同时鼓励对手采取克制行动，使其确信这种克制尽管不是他们所向往的，却是一个可以接受的结果。[119]要想让对手确认其收益小于成本，必须向其传递这样一个战略信息，即威慑必须可信。如果威慑战略需要依靠军事威胁，那么就需要装备精良、训练有素、组织良好的军事力量显示或强化威胁。如果威慑战略依靠的是外交或经济制裁，那么就需要适当的手段、机构和盟国以支持这种威胁，并使这种威胁成为可能。缺乏威胁，威慑的可靠性就会动摇。[120]
如果对手感到美国领导人缺乏进行报复的决心，美国太空威慑的成效就会大打折扣，甚至失败。但是，哈里森（Roger G. Harrison）等人认为，美国政治系统的一大缺陷妨碍了美国向潜在对手传递战略信息。美国政治系统的一个显著特征是，不掌握权力的人倾向于怀疑当权者是否拥有足够的决心报复对美国的攻击，尤其是当他们属于不同党派时，这种怀疑更为严重。军人对文官有着同样的疑虑，而且在某些情况下，文官对军方也有这样的疑虑。这些疑虑是公开的，对手知道这些情况，因此，他们判断美国不可能进行报复——美国缺乏的不是能力，而是意志。[121]
为了显示报复的决心是否需要划定“红线”（red line），理论界展开了激烈争论。设立红线有国内和国际两方面的作用。就国内而言，划定红线意在确立政治与军事共识，消除国内疑虑，使国内民众确信，只要对手的行为逾越了红线范围，美国一定会向对手进行报复。就国际而言，红线意在劝说对手，不要利用美国政治系统内部的弱点来获取优势，尤其是通过碎步攻击方式来获取优势。[122]
赞同设立太空红线的人认为，如果没有太空红线，对手可能不理解美国传递的威慑信息。有人认为，冷战时期，美国与苏联确立了国际太空行为“红线”，用来向对方发出信号，即对手的某些活动正在威胁己方的重要利益，因而维持了太空的安全与稳定。[123]小布什政府时期国务院负责减少单人便携式防空系统威胁的特使布鲁姆菲尔德（Lincoln P. Bloomfield）呼吁奥巴马政府在太空划出一道新红线，如果一国把美国军方依赖的天基资产降级或摧毁，应该被视为对美国军队的敌意攻击；奥巴马总统应该宣布这一点作为新太空安全原则的核心。他认为，通过采取这一步骤，其他所有国家就会注意到，向太空投送敌意，就会冒着没有地理范围限制的战争的风险。[124]反对者则认为，美国设立了太空红线，等于告诉潜在对手可以进行红线外的敌对行动，干扰美国太空资产发挥功能，给了对手控制危机升级的能力，2010年5月美国空军模拟的“施里弗X”（Schrive X）网上演习也证实了这一点。[125]所以，他们认为，有效的威慑不需要设立太空红线，而是要依赖太空资产的弹性与冗余。[126]
某些研究者并没有简单地赞成或反对设立“红线”，而是分析了设立红线的优势与劣势。他们认为确立红线有许多障碍。设立红线限制了军事领导人寻求灵活性的选择方案，使国家指挥机构在危机期间犹豫不决。而且，作为军民共用的商业卫星多数为国际大企业所有，或者在未来太空冲突中可能为中立国所有。如果设立红线，美国是否愿意冒风险把太空冲突升级，报复对手对非主权资产的攻击？美国是否先行报复打击被对手用于军事通信的商业卫星？美国把威慑保证的红线扩大到所有卫星，威慑的可信度如何保证？当然，他们认为设立红线也并非完全没有益处，例如，在1987年波斯湾危机期间，美国把威慑保证范围扩大到第三国油船，确保了这些油船安全进出波斯湾。因此，他们认为，设立红线是权宜之计，可能适用于太空，至少不应该被排除。
对于哪些事件或行为应该被确立为红线，这也是一个没有明确的问题。谢尔登（John Sheldon）教授认为，确立太空红线是复杂的，不像在空中、海上和陆地上那样存在明确界限，尤其是对卫星的攻击不会产生人员伤亡，在一些场合下，指挥官下令攻击卫星，也许是最人道的方法与选择。[127]美国空军少将詹姆斯（Larry James）就质疑损失一颗卫星是否应该划入红线，因为损失卫星毕竟不涉及任何人员伤亡，尽管对太空资产进行攻击可能会在全球范围内扩大地区冲突。[128]因此，有人质疑摧毁一颗卫星是否等于摧毁了一艘驱逐舰；质疑美国划一条清晰的太空红线是否合适。
赞同设立红线的人认为，确立国际太空行为规范对于划定太空红线至关重要，因为没有国际太空行为规范，就很难划出一道红线，以界定一个行为体的太空活动是无可辩驳的不负责任的行为。如果没有就哪些行为是负责任行为达成共识，如何确定一个行为体进行了不负责的行为？[129]没有太空行为规范，就不存在着违规者。[130]有人认为美国在太空行为规范上采取模糊战略，不设立红线应对有关国家的下列行动：对研发反卫星武器的投资；试验反卫星武器；部署反卫星系统。进而，有人认为，美国没有与国际社会确立国际太空行为规范会产生不利影响，因为这增加了误解的可能性，没有鼓励可以接受的行为，而且没有打消不可接受的侵略行为。因为没有规范，对手可以对美国太空资产进行有目的的干扰；对手可以用模糊的行为，试探美国对威胁的感知，从而把美国的重要太空利益置于风险之中。[131]
太空威慑是否与核威慑一样也存在着威慑失败的临界点问题？对此，兰德公司的摩根（Forrest E. Morgan）认为，对手在考虑攻击美国太空系统需要付出的代价和可能带来的收益时，成本与收益会随着攻击目标和冲突层级的不同而发生变化，而且威慑失败的临界点对于非破坏性攻击和破坏性攻击来说也各不相同。他认为，不同的太空资产存在着不同的临界点。总体上看，对手可能会考虑对美国的情报、侦察与监视卫星以及通信卫星发动可逆性攻击，降低美国的危机反应能力，而且此类攻击不会招致对某个或多个卫星发动破坏性攻击所带来的严重报复行为。出于对美国发动空袭的担心，对手也可能会干扰指挥与控制节点和其他重要设施附近的全球定位系统信号，降低美国精确制导武器的精确度。此类卫星的威慑失败的临界点比较低。提供定位、导航、授时服务的卫星可能会相对安全，因为此类卫星较为分散，对手很难一击奏效，因此，其临界点相对较高。“对手也不太可能破坏美国的早期预警卫星系统，以免造成核战临界点升级，但是如果这种升级不可避免或者敌人有意先发制人发动核战，那么这种威慑也就不起作用了。”此类卫星也支持搜寻和摧毁常规机动导弹发射装置的功能，“所以对手也会在较低级别的冲突中甘冒风险攻击此类卫星，以阻止美国搜寻和破坏这些发射装置”。“气象卫星也是不太可能受到攻击的平台”，因为这会冒全球抨击的风险，而且“支持这些系统的基础设施也限制了单次攻击所带来的收益”[132]。
另外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是，小布什政府看重太空威慑的另外一个手段：“劝阻”（dissuasion）。2006年的《威慑行动联合作战概念》对“劝阻”进行了描述性阐释：如果对手感觉到美国的威慑是有效的，对手可能会被劝阻与美国在某一领域进行军事竞争。例如，如果美国威慑是成功的，那么一些对手可能认为获取、维持某一威胁性的能力是多余、昂贵的。此外，劝阻有助于使对手确信，在危机中美国能够并且一定会否定对手设想的入侵收益。2005年，《美国国防战略》特别谈到了劝阻的重要性：安抚盟国、盟友，劝阻潜在对手，威慑侵略；打败对手。[133]2006年《四年防务评估报告》也区分了劝阻与威慑，提出有必要劝阻军事竞争者不要发展破坏性能力以及其他能力，同时以“量体裁衣”（tailored）的方法（包括进攻与防御能力）威慑21世纪的威胁。[134]梅特耶（David O. Meteyer）认为劝阻是一个新概念，介于安抚与威慑之间，两者有许多重叠之处。美国没有旨在减少威胁的劝阻政策，只是等待威胁产生后，美国才通过威慑或交战应对威胁。在当前复杂的安全环境下，美国不能简单地划分朋友与敌人，劝阻适用于非公开的竞争国家。[135]
四、太空威慑的战略困境（二）
斯奈德（Glenn Snyder）把威慑的手段分为“惩罚威慑”（deterrence by punishment）与“拒止威慑”（deterrence by denial）。前者是指采取迅速和压倒一切的报复行为，迫使进攻者认识到得不偿失，其立足点是反击能力；后者则以足够的、有效的防御能力和进攻能力，使敌方感到无法实现预期的目的而放弃攻击。[136]多数人认为，把核威慑的惩罚威慑用于太空领域存在很大问题。“大规模报复战略”是建立在惩罚威胁基础上的，因为核打击与核反击有着巨大的附带伤亡，决策层都能够预测成本与收益。“确保相互摧毁战略”也是强调美国拥有第二次核打击能力：一旦遭到苏联的核打击，美国立即还击，确保两国同归于尽，因此，该理论可以确保任何一方不首先使用核武器。
从理论上讲，以牙还牙的报复方式运用于太空领域看起来合理、公平，但实际上存在很多难点。第一，美国打击太空资产给对方带来何种附带伤亡是不确定的，这一点不同于核报复。“对附带损失的不确定，限制了政治领导人授权进行打击的意愿”，侵蚀了惩罚性威慑的可信度。[137]第二，美国高度依赖太空资产，而有的对手根本不需要利用太空资产对军事行动进行指挥控制，所以，对手甚至可能欢迎“以牙还牙”的报复手段，因为打击美军依赖的太空资产所获得的收益，要大于损失己方太空系统所带来的风险。在对抗阶段，对手可能会对美国太空资产进行可逆的、非破坏性攻击，以降低美军的部署与干预能力，冲突升级到一定阶段后，对手可能对高价值、低密度的卫星发起破坏性攻击，“因为对手会认为这种攻击可以提高自己部队获胜的机会，而对自己的卫星实施报复行为的威胁措施不会有太大的效果”[138]。第三，攻击对手太空资产有可能使冲突升级，引发太空战，使太空布满碎片，导致美国的整个战略目标——促进太空的军事利用和其他目的的利用——受到严重影响。美国政府必须要考虑这一点。[139]除非当其他国家把太空系统整合进国家安全架构中，而且其程度与美国一样，否则美国的太空惩罚性报复是不可用的。[140]因此，孔哲文（Eric Hagt）发表文章称，只有中美两国相互确保太空资产脆弱，保持“恐怖平衡”，两国的太空安全才能得到保证。[141]有人认为，即使要对对手的太空资产进行惩罚性报复，美国也不能采取永久性的摧毁方式，而应采取否定方式，即暂时让敌手的太空资产失去功能。1999年，美国国防部副部长约翰·哈姆雷（John Hamre）说道，尽管美国保留对敌手地面目标和卫星进行报复的权利，但是美国应该向对手的太空资产进行可逆性的攻击，暂时不让其利用太空资产，而不是彻底摧毁其太空资产。[142]
既然用以牙还牙的方式打击对手太空资产存在闲难，那么是否可用常规部队对敌手的地面目标进行打击作为报复？有些人认为这是一个不错的惩罚性威慑选择，因为美国拥有战无不胜的常规力量，尤其是空中打击力量。[143]但是，另外一些人对这种报复的威慑效果提出了质疑。他们认为，当对手感觉到因打击美国太空资产从而导致两国之间的战争不可避免，对手就会毫无顾忌、放手一搏，大胆对美国太空资产进行破坏性攻击，因为就算不对美国太空资产继续发起进攻，自己的代价也很大，倒不如鱼死网破；甚至对手还会认为，成功攻击美国太空资产有可能降低美国实施常规报复的能力。在这种情况下，对手会先发制人地打击美国太空资产。[144]此外，使用常规军力攻击对手的地面目标还存在道义问题。战争爆发前，如果美国宣称要用常规军力轰炸对手的首都、大城市，对平民实施报复性大屠杀，美国的国际形象和国际声誉将遭受毁灭性打击。同时，对手攻击美国太空资产不会造成人员伤亡，而美国常规报复行动则会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对美国来说，这种方案的道义与政治代价很大，因而降低了常规报复的可信度。
既然惩罚性威慑在太空威慑中的作用极为有限，那么“拒止威慑”的效果如何？许多人都认为这种方式比较可行。因此，有人主张以防御性的拒止威慑来实现威慑目的，一是增强太空资产的防御能力，如给卫星增加抗干扰设备；二是使用冗余方式，建设更多的卫星，对手即使打掉一颗卫星也不妨碍美国利用其他卫星。此类方式可以消除对手摧毁卫星的诱惑，让敌手转向电子战、网络战，毕竟它们不会对太空环境造成污染与破坏。[145]国际合作也是拒止威慑方式之一，因为对手攻击国际合作的卫星，就会遭到多国的报复或谴责，其成本更加巨大。
然而，防御性“拒止威慑”同样存在困难。第一，加强卫星的防御能力，如增加卫星的机动能力或给卫星安装定向能武器，面临技术难题。增加卫星的机动能力，需要提高卫星推进系统，否则，卫星每机动一次，就会消耗大量燃料，折损卫星寿命。第二，增强被动防御将减损威慑效果，因为“卫星的被动防御大部分是难以观察到的，因此不能起到威慑作用”。而且，“实际上，某些防御措施需要隐蔽起来，这也消除了它们的威慑作用”[146]。第三，对手始终认为美国高度依赖太空系统，不管攻击何种卫星，都会从中获取巨大收益。
如何构建行之有效的太空威慑体制？美国国内呼吁政府应该制定一套完整、多层次的太空威慑战略。首先，建立国际太空行为规范。国际规范包括条约、习惯法、军控条约、部分与全面禁试条约、信任建设措施与太空“道路规则”。各国应该严格遵守已经批准的这些条约、协议，诸如不在太空部署核武器和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美国要发起政治倡议，领导国际社会为建设一个稳定的、可预测的太空环境而努力。美国应该放弃“太空行动自由”幻想，支持“太空道路规则”和太空军备控制。相应地，美国应该在裁军大会上支持有关“太空道路规则”的国际机制；制定一个可验证的禁令，禁止在太空试验动能反卫星武器；北约内部美国与欧洲关于太空问题的磋商应该机制化；积极追求与中国就太空问题进行系列对话。[147]
第二，拒止对手攻击美国太空资产获取的收益。方法之一是增强太空系统的弹性和防御能力。未来的太空系统应该增加被动防御措施，改善卫星的推进系统和燃料容量，增大卫星的机动能力，同时也需要研究卫星的主动防御技术，提高卫星的“反击自卫”能力。方法之二是利用更多的平台把卫星服务分散化，在太空轨道上放置冗余能力，改变将任务集中于少数平台与系统之上的现状，未来的太空系统都应采用分布式多卫星技术来设计，可在同一轨道上放置多颗卫星，在不同轨道上放置多颗卫星，提供同样服务[148]，如同全球定位系统所采用的技术。方法之三是与盟国和国际卫星运营商形成有选择性的相互依赖，与它们共享信息。如果卫星被打掉，美国可以从盟国那里获得卫星服务，这样就降低了对手一次攻击所获得的收益；如果潜在对手攻击为美军提供服务的卫星，就会遭致多国谴责与报复，并有可能造成地面冲突升级。[149]方法之四是采用替代或备份方式，降低对手打击卫星所获得的收益。比如，可以利用中高空长航时的无人机作为GPS的备份，或替代GPS的功能。此外，可以采取快速补充被打掉的卫星的办法，减少对手的收益。因为给卫星加装主动和被动防御装置，成本巨大，技术要求高，而快速补充方式可以填补缺陷。这种方式“可能是近期内降低攻击美国太空系统预期收益的最佳方式”[150]。当然，此类卫星一定要向小型、轻便、廉价方向发展，而且采购周期一定要短，采购方式一定要灵活。[151]尽管把能力与功能隐藏起来可能降低了威慑效果，但是对手不知道美国的卫星具备何种能力、布置在哪里，这样就给对手制造了不确定感，影响对手对其进行打击的决策。
第三，实施报复威慑。为了增加惩罚威慑的可信度，美国应该提高攻击对手卫星的能力，只不过此类反卫星技术应该限制在陆基技术上，除非卫星已经克服了本身的脆弱性。[152]美国应在其太空政策中明确说明，美国不怕冲突升级，必要时将用非理性手段进行回应，让潜在对手感到畏惧。[153]一旦冲突升级为战争，美军可以所向披靡。不过，谢尔登认为美国惩罚威慑不需要涉及太空武器，也不需要地面军力打击对手的卫星，美国可以把军事、经济与外交等手段结合起来使用惩罚对手；就军事报复而言，地面、海上和空中力量以及网络部队，或单独或结合起来，打击敌手所珍视的目标。[154]
第四，改进太空态势感知（Space Situational Awareness，SSA）能力。不管是使用拒止威慑还是惩罚威慑，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因素，就是明确哪个对手采取了何种手段对卫星实施了何种攻击。目前，卫星频率之间干扰越来越多，如果不能探测、区分是故意还是自然原因引起的，威慑的可信度就会削弱，因为它妨碍了有针对性地对挑衅者进行报复，甚至作出错误的报复决定。至于提高太空感知能力，主要措施包括：投资建设更好的传感器、卫星，改善地面设备与通讯，整合现有数据，建设一个更加有效的数据库；对数据进行全面评估，在不妨碍国家安全利益的前提下，划定可与其他国家交换数据的范围；与商业运营商达成协议，在其卫星上安装SSA传感器；建立一个用于交换SSA信息的机构；鼓励而不是打消其他国家改善各自SSA的能力。[155]
五、美国太空威慑的实践
为了威慑后冷战时代的各种威胁，尤其是导弹（扩散）威胁，美国大力发展弹道导弹防御系统（BMD）。BMD系统可“提供主动、多层次的防御，即能在离国土尽量远的地方，在导弹的助推段、中段和末段有多次拦截机会，从而解除或挫败袭击”[156]。不管是天基BMD，还是海基、陆基BMD，都离不开太空系统。就海基和陆基BMD而言，“依靠太空设施进行探测并向地面拦截器发送信号。天基传感器能感测到导弹助推段助推器燃烧的热量，并把弹道信息传送到地面站。一旦助推器熄火、红外传感卫星失去对导弹的跟踪时，雷达接续跟踪飞行的导弹，并向地面BMD设施发送信号，使它们设法拦截导弹。地面指挥官可抓住机会发射拦截弹击毁它”[157]。天基BMD则更需要依靠太空系统，从太空发射拦击武器（不管是动能武器如导弹，还是定向能武器如激光）击落来袭的导弹。
老布什总统将“星球大战”计划缩小为“智能卵石”（Brilliant Pebbles）计划。“智能卵石”是由许多小型、自主、动能拦截器组成的星座，能探测并摧毁处于助推段、后助推段和中段早期的弹道导弹。为了验证天基BMD的能力，老布什还发起了“克莱门汀II”（Clementine II）太空探测器计划。该计划的目的是通过向小行星发射小型弹丸来测试导弹防御的应用技术。这项计划在1994年初飞向月球的过程中实现了许多技术目标，只是由于一个软件出错，未能完成测试自动跟踪低温目标的任务。[158]尽管克林顿总统取消了老布什总统的“智能卵石”计划，但是决定发展战区导弹防御系统（TMD），即一种可以挫败非常有限核袭击的轻型、机动、陆基BMD系统，同时决定发展有限的国家导弹防御计划（NMD）。小布什总统对导弹防御计划非常着迷，他认为对潜在对手的弹道导弹的部署，美国几乎不会得到预警，美国应该发展既能威慑也能防御敌对行为的手段，为此，导弹防御是必然的选择。于是，2001年小布什决定退出《反导条约》，而“美国退出反导条约时，已经拥有了包括天基BMD在内的各种导弹防御方案”[159]。奥巴马政府继续秉承小布什的导弹防御计划，多次进行反导试验。
在发展BMD威慑各种威胁的过程中，美国大力发展天基资产与系统。在发展天基系统过程中，极大地提高了军队战斗能力，这一点在后冷战时代美国参加的历次战争中得到验证，尤其值得一提的是，美国2003年出兵伊拉克推翻萨达姆政权后，极大地威慑了利比亚，使其放弃发展核武器的企图。因为有了天基系统的助阵，美国提出了快速全球打击计划（PGS），力图实现2小时内快速精确打击全球任意目标的构想，进而实现“量体裁衣”式威慑。[160]所谓“量体裁衣”式威慑是指决策者可根据威胁的特点，从核打击、常规打击和非动能打击中灵活选择威慑方案。2010年4月和2011年3月美国先后发射升空的两架X-37B空天飞机，无疑是实现快速全球打击战略构想和“量体裁衣”式威慑的利器。
小布什政府之前的美国政府主要从事监视、保护和防止三项太空威慑行动。所谓监视，就是依赖美国的“太空监视网”（SSN）对太空威胁进行监视。这一网络是由遍布全球的25个美国三军陆基雷达和光学传感器构成。“保护”强调的是采取被动措施维系太空系统的生存与持久能力，例如，保卫地面太空系统的站点、增加卫星、设施强化、通讯安全防护以及微型预警传感器，等等。“防止”则“包括排除敌人利用美国及其友好国家太空系统数据和服务的能力，以及用于敌对目的的服务。这一问题的技术答案是对卫星控制和载荷数据进行加密，防止非法接入”。“克林顿政府高度重视太空控制的崭新内容——防止能力”，尝试了“快门技术”，防止潜在对手非法接入并限制美国卫星数据的采集与发送。[161]
“9·11”事件之后，美国更多地突出拒止威慑的进攻性。2002年美军制定的《太空行动联合条令》提出，“太空控制行动包括太空监视、保护、防止和否定（Negation）功能”，“否定措施就是欺骗并使对手的太空能力混乱，否决并使对手太空能力退化，摧毁对手太空能力”[162]。2004年《美国空军飞行转型》计划详细描述了美军太空作战的发展方向、武器研发的短期与长期目标。“飞行转型”制定了太空作战的武器规划，包括天基与全球激光发射器、机载反卫星导弹、太空定向能反卫星武器系统和其他太空战系统。
当然，美国太空控制战略也包含有惩罚威慑。如，1999年美国国防部的《太空政策》指出，对美国太空系统进行有意干扰将被视为对美国主权的侵犯，美国将采取合理自卫措施，包括武力进行回应，必要时向对手的太空系统发起攻击。[163]
为强化太空控制，实现太空的拒止威慑与惩罚威慑能力，美国政府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了准备：成立太空战职能机构，健全太空作战指挥机构；制定太空保护战略，尤其突出太空态势感知能力建设；组建太空战实验室和实验部队；组建、强化太空作战部队；研发太空战武器与装备，诸如反卫星的微型卫星，天基定向能太空（Space-Based Directed Energy）武器，如天基无线电频率能武器（Space-Based Radio Frequency Energy Weapon）、天基动能（Space-Based Kinetic Energy）武器；实施太空战军事演习乃至实战，自2001年以来，美国每两年举行一次太空战演习即“施里弗”系列演习，2008年美国摧毁本国间谍卫星，进行太空实战演练；做好应急反应准备，负责快速补充卫星工作。[164]
奥巴马政府于2011年2月公布的首份《国家安全太空战略》（NSSS）提出了如何威慑他国对美国太空资产进行攻击的战略，美国国防部负责太空政策的副部长帮办舒尔特认为，太空战略提出了4个层次的威慑：第一层是确立负责任行为的规范，区分负责任的太空国家与不负责任的太空国家；第二层是实施国际联合，与他国结成太空伙伴关系，强迫对手仔细考虑与多国为敌的后果；第三层是加强美国在一个退化了的环境中进行作战的弹性与本领，降低对手攻击美国太空能力的诱惑；第四层是强化自卫准备以及自卫回应的能力，但没有必要在太空进行自卫，使得对手很难计算攻击美国太空资产的收益。[165]
为确保太空威慑有效，奥巴马政府在外交、军事、工业等方面开展了广泛的工作。在确立国际太空行为规范方面，美国政府表示在进行卫星发射时，提前通知国际社会；而且表示，在平等、有效、可验证的条件下，美国愿意考虑军控的一些建议与概念，完全改变了小布什政府拒绝谈论禁止太空武器化条约的谈判立场。“美国将为负责任的太空活动提供数据标准、最佳实践、透明度、信任建立措施以及行为规范的支持。”[166]尽管目前美国没有完全兑现承诺，但也迈出了步伐。例如，战略司令部与世界上大约20个卫星运营商签署了共享太空数据与联合分析的协议，向国际社会提供潜在碰撞预警信息。[167]同时，奥巴马政府一直与欧盟保持着密切联系，表示会批准欧盟的《太空活动行为准则》，但是目前还没有确定时间表。
在太空与盟国结成伙伴关系方面，美国政府也作出了某些尝试，并在一些领域取得了部分效果。美国正在审视把战略司令部的联合太空行动中心（Joint Space Operations Center）转变为联合特遣太空作战中心（Combined Space Operations Center），美国也要求盟国加入到美国太空能力建设中以形成联盟。[168]与盟国结成伙伴关系的一个范例是美国国防部与澳大利亚共建的全球宽带卫星系统。该系统的一颗卫星提供的带宽等于现有美国国防部所有的防御卫星通信系统（Defense Satellite Communications System，DSCS）星座的带宽，该系统为美、澳提供信息交换，具有战术指挥、控制、通讯、计算、情报、监视、侦察功能。[169]美国空军目前正在与其他盟友进行谈判，希望扩容。[170]另外一个例子是美国与盟国共同增强太空态势感知能力。在2010年9月美国第一颗“天基太空监视卫星”发射升空之后，2011年1月，国防部与雷神公司和洛克希德—马丁公司签署了1.07亿美元的合同，发展新一代卫星碰撞预警系统。[171]2010年11月到2011年2月，美国先后与澳大利亚、加拿大和法国签署“太空态势感知伙伴关系”协议，加强太空监视能力建设，增强太空感知能力。当然，与他国结成伙伴关系并不限于以上这些内容。在2010年6月公布的国家太空政策中，奥巴马政府强调国际合作，形成集体确保（Collective Assurance），平时提供威慑价值，战时收获太空作战能力保证。[172]
美国也正在寻求替代方案来增强太空威慑能力。美国大量使用长航时的高空无人机，让其发挥GPS等卫星的功能。美国准备为航空母舰配备海基无人机X-47B，替代卫星的侦察、定位等部分功能，同时执行打击功能。另外一个很重要的方面是，美国正在演练如何在一个恶化的环境下进行作战，以减少潜在对手攻击太空的收益。其方式就是通过在网上演练“没有太空的日子”，学习如何在太空受到干扰的情况下进行战斗。[173]此外，奥巴马政府也在尝试改革出口控制政策，增强美国太空产业的基础，使之健康、灵活地发展，间接增强太空威慑能力，因为强大的太空产业基础本身就是巨大的威慑能力，不仅可以快速制造卫星，替代被打掉的卫星，而且可以制造威力巨大的太空作战平台。美国的X-37B就是典型代表。两架X-37B先后在2010年4月和2011年3月发射升空，尽管美国没有宣布它们具备何种功能，减少了其威慑能力，但是，由于对手不知道其具备何种能力而又增强了美国的威慑能力。[174]
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是，美国通过打击对手的网络，提高太空威慑能力。鉴于地面行动会引起冲突升级，美国则试图通过网络攻击达到目标。2011年1月，美国与以色列联合使用“震网”（Stuxnet）病毒对伊朗的核工程发起网络袭击，使伊朗的核项目倒退数年。尽管这次网络攻击不是因为伊朗对美国太空资产发动攻击而进行的报复，但是展示了美国在必要时可以向潜在对手发起网络攻击。
六、结论：难以破解的战略困境
美国拥有强大的太空实力，希望太空资产为威慑各种威胁作出贡献，除了“9·11”事件外，美国基本上没有受到导弹袭击等重大攻击，似乎太空威慑发挥了作用。奥巴马政府的《国家安全太空战略》所提出的太空威慑战略构想与实践，可以看成是美国太空威慑战略的发展方向。尽管某些步骤确实能增强太空威慑能力，但是，美国的太空威慑仍然面临严峻挑战。
就如何慑止潜在对手对美国太空资产发起攻击而言，美国政学两界的做法都是针对国家实体而言的，对于非国家行为体来说，太空威慑的作用是有限的。尤其是恐怖分子，他们愿意接受被美国报复的风险，甚至欢迎美国的报复，因为美国的报复为他们提供了证据，证明了他们事业的正当性。因此，只要他们拥有反太空能力，美国的太空威慑就无法慑止非国家行为体对其太空资产发起攻击。
即使针对国家实体，美国似乎没有区分不同实力的潜在对手，而是试图用同样的太空实力威慑它们。事实上，实力各不相同的潜在对手，使美国的威慑决策复杂化。冷战时期，因为美苏实力对等，而且核打击及其附带伤亡巨大，威胁使用武力进行报复确实具有震慑作用。但是，后冷战时代，美国的潜在对手实力悬殊。在美国看来，既有俄罗斯这样旗鼓相当的太空对手，还有所谓的“非理性”的国家。美国无法断定这些行为体是否拥有同样的风险承受能力，也无法确定它们对美国施加的威慑性威胁是否作出同样的回应。有些对手可能高估自身的能力，相信它们能成功抵制美国的威胁；有些则信奉世界末日论，降低了美国报复威胁的成效。刘易斯（James A. Lewis）甚至认为，由宗教动机推动的对手，较之政府领导人，被报复威胁所吓倒的可能性更低。[175]就目前而言，美国的太空威慑战略似乎采用一劳永逸的方式，来威慑各种不同的潜在对手。根据威慑理论，威慑力量是实力、使用实力的意志与对手对威胁的感知等三个因素的乘积，一旦其中一个因素为零，威慑将归于失败。这样，对于有些行为体而言，美国的太空威慑成效大打折扣。不过，美国政府和军方试图用不设太空红线的政策来解决上述困境，至少可以部分缓解这种困境。美国军方不设立太空威慑红线，依靠模糊战略，目的在于美国可以根据太空资产受到威胁的程度进行灵活反应，可在选定的时间以选定的方式对选定的对手进行回应。
然而，美国没有设立红线的一个重要原因在于目前没有太空行为规范，而确立太空行为规范的最大障碍恰恰来自美国。国际社会为确立太空行为国际规范进行了持久努力，中、俄（苏）两国多年来一直在联合国裁军大会上呼吁就禁止在太空放置任何武器进行谈判，但是美国政府对国际太空行为规范漠不关心，甚至拒绝这样的讨论，如小布什政府就拒绝讨论中俄提出的《禁止在太空放置任何武器的条约草案》。如果说禁止太空武器使美国失去谋求太空霸权的手段，美国不愿接受这个国际规范，是可以预料的，但是美国政府对待《太空活动行为准则》的态度则说明美国追求太空活动行为规范的虚伪性。欧盟的《太空活动行为准则》得到了国际社会的普遍认可，奥巴马政府倾向于接受，但是遭到国会强烈反对，因为国会害怕这个准则约束美国进行机密的军事、情报和商业的太空开发。不过，美国政府确实有一个太空行为规范：要求他国在太空进行负责任的活动，要求他国的太空活动透明。因此，美国太空透明度政策存在双重标准：对美国要求低，对他国要求高。美国只是在次要问题上打算透明，而在重大机密问题上，则保持沉默，如拒绝透露X-37B太空之行的任何信息。具有讽刺意味的是，美国不希望用国际规范约束本国的太空活动，到头来损失最大的还是美国，因为如果潜在对手对美国太空资产进行破坏、攻击等活动，美国就没有法律依据对潜在对手实施报复，即使能够确定攻击的来源与性质。
根据“大规模报复”战略和“确保相互摧毁”战略，战略威慑有效的一个前提是，敌对双方拥有较高程度的对称性。因此，通过以牙还牙的手段实现美国的太空威慑目标，其前提是让对手的太空资产与美国旗鼓相当，而且对手对太空的依赖程度也要与美国大体一致。但是美国绝对不希望任何一国在太空资产上与美国形成对称，因为美国依靠卫星促进军事转型，谋求非对称性的绝对优势，从而支配世界。因此，美国还是希望通过扩大卫星数量、提高卫星质量来继续扩大这种非对称优势。既然美国不愿让他国在卫星资源上与美国平起平坐，那么在反卫星攻击中，美国的太空军事能力乃至整个军事能力就会大大削弱，潜在对手可以从中获取巨大收益，而美国攻击诸如朝鲜、伊朗等国家的太空资产，对它们的影响则是边际性的，美国所获取的收益则相当有限。针对这种情况，美国军事理论家认为，对对手的太空资产进行报复性打击，不适合太空威慑，而采用地面进攻方式又会导致局势失控，美国太空资产还是会遭到更猛烈打击，因此，美国要考虑其他报复行动。美国政府对此采取了模糊策略，《国家安全太空战略》没有说明采取何种方式进行还击，只是笼统声称美国保留自卫权。但是，从太空威慑理论的讨论与美国军方的实际行动来看，美国不排除向对手发起网络攻击进行报复的可能性。但是，如果伊朗等国也像美国一样把网络攻击视为战争，那么结果又将如何？
更严重的是，美国的太空威慑实际上增加了冲突的机会。首先，美国对哪一国威胁大，哪一国发展（反制）太空/弹道导弹能力的动力也就越大。有美国人认为，美国公开的威慑增加了紧张程度，使冲突处于升级的风险之中，因为这些国家已经把美国看成一个对它们充满敌意的国家，因此美国很难用提高威胁报复的水平来慑止它们谋求核导弹技术。[176]其次，美国的太空威慑加剧了太空军备竞赛。美国抬升太空威慑能力，促使他国采取相应的反制措施，保证本国太空资产的安全。俄罗斯全面振兴太空计划，最近几年太空战略发展迅速，已经扭转了叶利钦时代太空颓废的状况。不要说美国的这种做法促使潜在对手这样做，甚至美国的盟友都感受到压力而不得不迎头赶上。更严重的是，美国的太空威慑增加了核战的风险。美国的太空威慑没有排除对潜在对手的太空资产进行打击的可能性，这样不免引发核战，因为大国把对卫星的攻击看做是对其核力量攻击的前奏。[177]即使不依靠卫星提供弹道导弹预警的核国家，仍然依靠卫星进行通信和目标打击。此外，美国提高太空威慑能力也迫使一些国家提升核威慑力量。目前，俄罗斯正在研发新型战略弹道导弹，提升其反导穿透能力。总之，在可预期的未来，美国依然无法走出太空威慑的悖论。
（本文原发表于《中国社会科学》2012年第4期）
[91]何奇松，上海政法学院国际事务与公共管理系教授。金重远先生1999级博士研究生。
[92]目前学术界对太空威慑研究主要集中于理论方面，包括李津军、单玉泉：《空间威慑战略刍议》（《中国军事科学》2002年第1期）；徐伟、常显奇：《试论空间威慑》（《装备指挥技术学院学报》2002年第1期）；周新红：《空间威慑：信息时代战略威慑新样式》（《解放军报》2005年4月20日）；侯宇葵、侯深渊：《核威慑与空间威慑》（《卫星应用》2006年第1期）；黄志澄：《太空武器化与太空威慑》（《国际技术经济研究》2006年第1期）；鲍世修：《外层空间：回归的威慑》（《卫星应用》2007年第2期）；Bao Shixiu，“Deterrence Revisited：Outer Space”（China Security，Winter 2007，pp.2-11）；陈文峰、吕艳：《略论发展中国特色空间威慑理论的三个基本点》（《军事经济学院学报》2010年第2期）。以上这些论文较少论述美国的太空威慑理论及其实践。当然，还有相当多文章介绍美国（尤其是小布什政府时期）的太空攻防装备及其研制进展，以及美国太空武器化进展。尽管这些内容都没有纳入本文所涉及的主题范围，但却是美国太空威慑力量建设的重要内容。
[93]Nik Hynek，“Missile Defence Discourses and Practices in Relevant Modalities of 21st-Century Deterrence”，Security Dialogue，Vol.41，No.4（August 2010），p.437.
[94]US Strategic Command，“Essentials of Post-cold War Deterrence”，1995，这个文件已经解密，可以在下面网址看到原文：http://www.nukestrat.com/US/stratcom/SAGessentials.PDF。
[95]Nik Hynek，“Missile Defence Discourses and Pratices in Relevant Modalities of 21st-Century Deterrence”，pp.437-438.
[96]“Executive Summary of the Report of the Commission to Assess the Ballistic Missile Threat to the United States”，July 15，1998，http://www.fas.org/irp/threat/bm-threat.htm.
[97]S.269-National Missile Defense Act of 1999，http://thomas.loc.gov/cgi-bin/query/z?c106:S.269.
[98]US Air Force，“Air Force Doctrine Document 4：Space Operations Doctrine”，10 July 1996，http://www.fas.org/spp/military/docops/usaf/afdd4.htm.
[99]The White House National Science and Technology Council，“Fact Sheet：National Space Policy”，September 19，1996，p.3，http://history.nasa.gov/appf2.pdf.
[100]Department of Defense Directive，No. 3100.10，“Space Policy”，July 9，1999，pp.7，12. http://www.dtic. mil/whs/directives/corres/pdf/310010p.pdf.
[101]琼·约翰逊-弗里泽：《空间战争》，叶海林、李颖译，国际文化出版公司2008年版，第95页。
[102]Joan Johnson-Freese，Space as a Strategic Asset，New York：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2007.
[103]Everett C. Dolman，Astropolitik：Classical Geopolitics in the Space Age，London：Frank Cass，2002，p.8.
[104]Paul Mann，“Bush Team Rethinks Strategic Doctrine”，Aviation Week ＆ Space Technology，January 22，2001，p.26.
[105]Simon P. Worden and Martin E. B. France，“Towards an Evolving Deterrence Strategy：Space and Information Dominance”，Comparative Strategy，Vol.20，No.5（2001），p.463.
[106]David C. Johnson，“Using Space Forces as Military Flexible Deterrent Options，” September 27，2002，pp.6-13，http://www.au.af.mil/au/awc/awcgate/ndu/johnson5605.pdf.
[107]“National Security Space Strategy Unclassified Summary，” January 2011，p.1，http://www.defense.gov/home/features/2011/0111_nsss/docs/National Security Space Strategy Unclassified Summary_Jan 2011.pdf.
[108]Jeremy Hsu，“World's Military Projects Still Dominate Space，” October 6，2010，http://www.globalsecurity.org/org/news/2010/101006-military-space. htm.
[109]Center for Strategic and International Studies，“Space Deterrence Workshop Report，” 2010，p.5，http://swfound.org/media/7176/space_deterrence_workshop_report_final.pdf.
[110]George C. Marshall Institute，“A Day Without Space：The Role of Space in American Prosperity，” p.5，http://www.marshall.org/pdf/materials/932.pdf.
[111]Scott M. Fox，“Deterring and Dissuading in Space：A Systems Approach，” USAWC Class of2008，U.S. Army War College，Carlisle Barracks，PA 17013-5050，p.2，http://www.dtic.mil/cgi-bin/GetTRDoc?Location=U2＆doc=GetTRDoc. pdf＆ AD=ADA480178.
[112]“Report of the Commission to Assess United States National Security Space Management and Organization”，January 11，2001，http://www.dod.gov/pubs/spaceintro.pdf.
[113]Karin Zeitvogel，“China's Hostile Space Capabilities Worry US：Official”，February 4，2011，http://news.yahoo.com/s/afp/20110204/pl_afp/usmilitaryspacechina.
[114]琼·约翰逊-弗里泽：《空间战争》，第104页。
[115]General Norty Schwartz，“Space，Cyberspace，and National Security”，18 February，2010，p.2，http://www.af.mil/shared/media/document/AFD-100219-034.pdf.
[116]借着对太空威慑的讨论与研究，美国威慑理论研究出现回潮。目前，网络威慑理论成为其中的一个重要研究领域，与太空威慑理论研究齐头并进。
[117]有关威慑概念的阐述，军事科学院姚云竹研究员在其著作《战后美国威慑理论与政策》（国防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中论述得比较详细。“Deterrence”在英语中是一个褒义词，翻译成中文“威慑”就成为中性词。“在美国主导的西方话语系统中，deterrence表现了对对手侵犯行为的一种反应（response），具有强烈的防御性色彩和正义性色彩。deterrence已经成为美国以及其他西方国家的安全政策的商标，即使它们的一些政策不是反应性的（responsive），而是主动进攻性的（active and aggressive），它们也会自诩为威慑战略。”因此，美国利用“太空威慑”来保护美国太空资产免受攻击，使其看上去具有正义性（引自匿名评审专家的意见）。
[118]根据基辛格对威慑的界定，这些关键因素是“实力、使用实力的意志，以及潜在进攻者对这两方面因素的评估”。而且“威慑是所有这些因素的乘积，而不是它们的总和。如果其中任何一个因素是零，威慑即失效”。（Henry Kissinger，The Necessity for Choice，Prospects of American foreign Policies，New York： Harper and Brothers 1961，p.12）
[119]Kevin Chilton and Greg Weaver，“Waging Deterrence in the Twenty-First Century”，Strategic Studies Quarterly，Vol.3，No.1 （Spring 2009），p.34.
[120]John B. Sheldon，“Space Power and Deterrence：Are We Serious？” Marshall Institute Policy Outlook，November 2008，p.2.
[121]Roger G. Harrison，et al.，“Space Deterrence：The Delicate Balance of Risk”，Space and Defense，Vol.3，No.1（Summer 2009），p.16.
[122]Roger G. Harrison，et al.，“Space Deterrence：The Delicate Balance of Risk”，p.16.
[123]Philip J. Baines and Adam Côté，“Promising Confidence — and Security-Building Measures for Space Security”，Disarmament Forum，No.4，2009，pp.8-12. 这里，作者指出的红线是《外层空间条约》所禁止的内容。
[124]Lincoln P. Bloomfield，“A Space Doctrine for Soldier，Scientist，and Citizen：What It Will Take to Secure the Space Domain”，High Frontier，Vol. 5，No.4（August 2009），p.22.
[125]Bill Sweetman，“Debating Space Deterrence”，August 12，2010，http://www.plausiblefutures.com/2010/08/debating-space-deterrence/.
[126]National Defense University，“Securing Space Assets for Peace and Future Conflict”，November 30，2010，p.4，http://www.ndu.edu/CTNSP/docUploaded/TFX _Space %20Security%20Conference%20Summary_Nov2010.pdf.
[127]“Space Deterrence Concept Critical to US Space Asset Security”，April 24，2009，http://www.spacewar.com/reports/Space_Deterrence_Concept_Critical_To_US_Space_Asset_Security_999.html.
[128]Bill Sweetman，“Debating Space Deterrence”.
[129]Center for Strategic and International Studies，“Space Deterrence Workshop Report”，p.3.
[130]National Defense University，“Securing Space Assets for Peace and Future Conflict”，p.4.
[131]National Defense University，“Securing Space Assets for Peace and Future Conflict”，p.13.
[132]Forrest E. Morgan，“Deterrence and First-Strike Stability in Space：A Preliminary Assessment”，2010，Summary，x-xii，具体阐述在第2章“The Shifting Dynamics of Stability in Space” 中“Estimated Thresholds of Space Deterrence Failure”，pp.16-21，http://www.defense.gov/home/features/2011/0111nsss/docs/NationalSecuritySpaceStrategyUnclassifiedSummary_Jan2011.pdf.
[133]U.S. Department of Defense，The National Defense Strategy of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March 2005，iv，http://www.au.al.mil/au/awc/awcgate/nds/nds2005.pdf.
[134]U.S. Department of Defense，Quadrennial Defense Review Report，February 2006，pp.27-30，http://www.defense.gov/pubs/pdfs/QDR20060203.pdf.
[135]参见David O. Meteyer，“The Art of Peace：Dissuading China from Developing Counter-Space Weapons”，INSS Occasional Paper 60，August 2005，http://www.usafa.edu/df/inss/OCP/ocp60.pdf.
[136]转引自姚云竹：《战后美国威慑理论与政策》，第11页。
[137]James A. Lewis，“Cross-Domain Deterrence and Credible Threats”，p.2，http://csis.org/files/publication/100701_Cross_Domain_Deterrence.pdf.
[138]Forrest E. Morgan，“Deterrence and First-Strike Stability in Space：A Preliminary Assessment”，p.27.
[139]Center for Strategic and International Studies，“Space Deterrence Workshop Report”，p.3.
[140]Robert Butterworth and John Sheldon，“Deterrence in Space：Responding to Challenges to the U.S. in Outer Space”，p.11，http://www.marshall.org/pdt/materials/622.pdf.
[141]Eric Hagt，“Mutually Assured Vulnerabilities in Space”，China Security，Vol.2，No.1（Winter 2006），pp.84-106.
[142]U.S. Objectives for Space，p.28，http://space.au.af.mil/space_commission/chapters/chapter3.pdf.
[143]Center for Strategic and International Studies，“Space Deterrence Workshop Report”，p.4.
[144]Forrest E. Morgan，“Deterrence and Frist-Strike Stablity in Space：A Preliminary Assessment”，pp.28-29.
[145]如Brian Weeden，“Protecting Space Assets Through Denial Deterrence”，http://swfound.org/media/17810/weeden%20-%20deterring%20attacks%20on%20us%20space%20assets.pdf。
[146]Forrest E. Morgan，“Deterrence and Frist-Strike Stablity in Space：A Preliminary Assessment”，p.31.
[147]Roger G. Harrison，et al.，“Space Deterrence：The Delicate Balance of Risk”，p.28.
[148]如William Marshall专门分析了如何进行多点设置卫星的问题，以减少太空资产防御的脆弱性，降低对手打击卫星获取的收益。参见William Marshall，“Reducing the Vulnerability of Space Assets：A Multi-Tiered Microsatellite Constellation Architecture”，Astropolitics，Vol.6，No.2（2008），pp.154-199.
[149]美国空军《高边疆》杂志2010年2月刊登专题论文，讨论如何提高国际太空军事合作程度，促进美国与相关国家的相互依赖以提升威慑。参见High Frontier，Vol. 6，No.2 （February 2010）。
[150]Forrest E. Morgan，“Deterrence and Frist-Strike Stability in Space：A Preliminary Assessment”，p.48.
[151]《高边疆》杂志2011年5月第7卷第2期对此问题进行了专题讨论，该期所有文章都是围绕这一话题。参见High Frontier，Vol.7，No.2（February 2011）.
[152]Forrest E. Morgan，“Deterrence and Frist-Strike Stability in Space：A Preliminary Assessment”，pp.43-44.
[153]Roger G. Harrison，et al.，“Space Deterrence：The Delicate Balance of Risk”，p.24.
[154]John B. Sheldon，“Space Power and Deterrence：Are We Serious?” pp.3-4.
[155]Roger G. Harrison，et al.，“Space Deterrence：The Delicate Balance of Risk”，p.26.具体建设步骤也可参见Richard W. Boltz，“Steps Towards International Space Situational Awareness”，High Frontier，Vol.6，No.2（February 2010），pp.34-37。在此过程中，还面临一些挑战和需要解决的其他重要问题，参见T. S. Kelso，“How International Collaboration is Improving Space Situational Awareness”，High Frontier，Vol.6，No.2（February 2010），pp.23-25.
[156]Department of Defense，Homeland Defense and Civil Support Joint Operating Concept，Vision 2.0，1 October，2007，p.36，http://www.au.af.mil/au/awc/awcgate/dod/hls_joc.pdf.
[157]Lorinda A. Frederick，“Deterrence and Space-Based Missile Defense”，Air ＆ Space Power Journal，Vol.23，No.3（Fall 2009），p.113.
[158]Lorinda A. Frederick，“Deterrence and Space-Based Missile Defense”，p.112.
[159]Lorinda A. Frederick，“Deterrence and Space-Based Missile Defense”，p.113.
[160]Department of Defense，Quadrennial Defense Review Report，February 6，2006，pp.49-51，http://www.defense.gov/qdr/report/report20060203.pdf.
[161]琼·约翰逊-弗里泽：《空间战争》，第123—124页。
[162]USA Air Army，The Joint Doctrine for Space Operations，Joint Publication 3-14，9 August，2002，IV5，IV6，IV7.
[163]Department of Defense Directive，“Space Policy”，No.3100.10，July 9，1999.
[164]以上具体内容可以参见何奇松：《冷战后的美国太空控制战略》（《江南社会学院学报》2010年第2期）。
[165]Gregory L. Schulte，“A New Strategy for New Challenges in Space：Remarks to the National Space Symposium”，p.3，http://www.defense.gov/home/features/2011/0111_nsss/docs/Ambassador%20Gregory%20Schulte%20Speech%20at%20the%2027th%20National%20Space%20Symposium.pdf。但是通观概要全文，该文件并没有明确说明不在太空进行自卫。
[166]U.S. Department of Defense，National Security Space Strategy，January 2011，p.5.
[167]Gregory L. Schulte，“A New Strategy for New Challenges in Space”，p.2.
[168]William J. Lynn，“Remarks on Space Policy”，High Frontier，Vol.7，No.2（February 2011），p.4.
[169]该系统计划包括7颗卫星，前三颗分别在2007年10月、2009年4月和2009年12月发射升空。参见维基百科“Wideband Global SATCOM system”条目。http://en.wikipedia.org/wiki/Wideband_Global_SATCOM_system。
[170]Gregory L. Schulte，“A New Strategy for New Challenges in Space”，p.3.
[171]Tom Ramstack，“U.S.，France Agree to Jointly Monitor Space Debris”，9 February，2011，http://donacard.com/u-s-france-agree-to-jointly-monitor-space-debris/.
[172]Andrew W. Palowitch，“Collective Assurance”，High Frontier，Vol.7，No.2 （February 2011），p.34.
[173]William J. Lynn，“Remarks on Space Policy”，p.4
[174]如果X-37B安装“机械手”，可以捕获卫星；如果加挂武器，则是太空战机。X-37B能机动变轨，可以执行各种任务，可使美国的太空应急响应构想完全实现。
[175]James A. Lewis，Cross-Domain Deterrence and Credible Threats，pp.2-3，http://csis.org/publication/cross-domain-deterrence-and-credible-threats.
[176]James A. Lewis，Cross-Domain Deterrence and Credible Threats，p.2.
[177]Michael Krepon，Theresa Hitchens and Michael Katz-Hyman，Preserving Freedom of Action in Space：Realizing the Potential and Limits of U.S. Space power，Simton Centre Report No.66，May 2007，pp.43-44，http://www.stimson.org/space/pdf/SpacePower-051007.pdf.