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析尼克松政府的环境外交
夏正伟[1]
［摘要］ 在尼克松执政时期，环境成为美国外交的主要议题之一。尼克松政府通过北约、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和联合国国际组织，围绕环境监管、环境保护和污染治理等主题进行外交活动。尼克松的环境外交体现出其先行一步的外交构想和具体的环境行动。美国的环境外交因先于其他国家而取得了国际环境领域的有利地位，并推动了20世纪70年代初环境领域的国际合作达到一个高潮。不过，尼克松的环境外交更多地着眼于美国所处的国内外环境形势和现实利益，与第三世界为实现符合发展中国家利益的环境主张形成了明显的对照。
［关键词］ 尼克松；环境外交；联合国；北约；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
外交领域是美国前总统尼克松研究中一个备受重视的话题，其研究重点一直是他打开中美外交关系和美苏缓和等问题。然而，不论是美国的环境外交行动还是在国际环境合作治理方面，尼克松开始了美国环境外交的新里程。通常，尼克松主义所体现的外交政策成为尼克松时期美国外交的主要标记。而尼克松在环境领域的外交主张和举措所论不多。不仅文献资料披露有限，而且尼克松总统在国际环境领域的想法和政策也很少被提及[2]。本文试图从20世纪60年代末70年代初尼克松环境外交的构想与举措，美国环境外交产生的背景及特点等方面，来说明尼克松政府是如何应对当时的国际环境形势的，窥见尼克松政府环境外交背后的意图，以及它对环境领域的国际关系所产生的影响。
一、尼克松政府推行环境外交的原因
美国学者沃尔特·罗森伯姆将美国的环境政策划分为两个“时代”。第一个环境时代开始于20世纪60年代，包括尼克松总统宣称的“环境十年”的70年代，一直延续到80年代。第二个环境时代是20世纪90年代。[3]从历史上看，美国在大部分时间里是国际环境外交领域的最主要的国家。而尼克松时期的环境外交构成了早期国际环境外交史研究的重要内容。
关于环境外交的界定，国内外存有不同看法，不过它基本上是一个从外交学的范畴来确定其属性的。综合《牛津英语词典》和外交学著作对外交的定义，环境外交可界定为以主权国家为主体，通过其官方代表，使用交涉、谈判、缔约和其他和平方式对外行使主权，以处理国家之间的环境关系和参与国际环境事务，是一国维护本国利益及实施其对外环境政策的重要手段。[4]而《美国对外政策百科全书》在给环境外交所作概括中特别强调了缔约，即一国或多国运用外交手段达成控制自然资源利用的条约和控制污染的条约。[5]
尼克松执政时期，通过北约、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以及联合国等国际组织，提出了一个较为完整的环境外交的设想，采取了一系列的环境外交行动。在这一时期尼克松实施环境外交的原因是多方面的。
首先，尼克松上任后在环境领域里的外交行动受到美国国内生态环境问题凸显及环境治理需要的推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经济腾飞迎来了美国的黄金时代。然而正是这种高污染、高消耗的生产和生活方式加剧了环境的恶化。其环境问题主要表现在资源的过度开发和消耗，以及工业污染日趋严重，灾难性的环境事件频频爆发。美国温室气体排放是世界上最高的。1966年夏天纽约的一场空气逆温中有80人死于烟雾。1969年1月2日，桑塔巴巴拉市附近的近海石油钻机意外地向加利福尼亚海岸灌注了上百万加仑的石油，杀死了许多野生动物并浸透了整个海岸。而“爱河”（Love Canal）是美国历史上最骇人听闻的环境悲剧事件之一。生态环境的恶化和灾难性环境事件的频发唤醒了人们的环境意识，推动了美国环保运动的发展。“50年代，保护主义在美国人的生活中已成为创立起来的一支社会力量。到70年代，它发展成为一场特殊的、大范围的环保运动。”[6]1962年，美国海洋生物学家拉舍尔·卡逊的名著《寂静的春天》极大地唤醒了人们的环境保护意识。人类生态学家加内特·哈丁在美国《科学》杂志上发表了《共同的悲剧》的文章，激发了全球环境意识，影响巨大。60年代末，美国主流媒体如《时代》《生活》等报纸杂志发表了大量有关环保的新闻及封面故事。生态学已成为一个人尽皆知的字眼，并催生了一大批新的全国性的环保组织。而1970年4月22日的“地球日”更是美国环境保护运动的高潮。美国国内环保运动风起云涌，使尼克松政府深刻认识到环境意识和环保主义已深入人心，环保运动已发展成一股强大的社会势力。迫于公众的呼声，尼克松政府对环境问题给予高度重视。[7]1965—1970年间盖洛普民意调查显示，人们把空气和水的质量当作重要问题的意愿在增加，认为这是：（1）值得政府注意的事（从17%增加到53%）；（2）被访问者的生活中很严重的事（从28%增加到69%）；（3）他们最不希望的被消减的政府开支领域（从38%增至55%）；人们甚至愿意缴纳适当的税收来解决污染问题，同意这一观点的比例也从44%增至54%。[8]1970年2月，尼克松总统在环保问题上采取了一项有历史意义的行动，向国会提交了关于环境问题的第一个年度咨文，从而开创了美国总统每年就环境问题向国会提交咨文的先例。同时，尼克松政府制定了大量的环境保护法案，建立新的环境保护机构——环境质量委员会和环境保护署，从而对美国国内环保运动的发展产生了重大影响，初步构筑了美国政府环境保护措施的基本框架，为美国实施环境外交，参与国际环境合作，并最终建立以美国为主导的国际环境治理机制打下了基础。正如1970年尼克松总统所说：“在国际方面，对环境的关注和采取的环境行动正快速地与日俱增。我们许多最紧迫的环境问题是没有政治边界的。”[9]
其次，跨国环境污染呼唤全球环境治理。20世纪60年代中期，环境退化几乎在所有工业化国家都成为一个新的、尖锐的社会问题。其中最引人注目，也最具有震撼性的是灾难性的环境公害频频发生。最典型的是发生在日本的四大污染公害事件。60年代起，加拿大东南部上空污染浓度成倍增加，造成酸雨不断，引起了美加之间不断的争执，造成美加之间长达30年的酸雨外交。层出不穷的环境灾难教育了人类，特别是跨国环境污染事件推动了环境保护意识的全球化。环境问题的解决、防止环境污染和生态退化给人类健康和生命财产带来灾难性的破坏，需要全世界各国的联合努力。正如汤因比在20世纪70年代初所说：“人类若要避免毁灭自己，只有从现在起彻底治理自己造成的污染，并不再使其发生。我相信，这只有靠世界规模的合作才能实现。”[10]在尼克松政府看来，美国未来的安全、繁荣和自身环境问题的解决同整个世界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美国人的生活受到全球环境变化的影响将愈来愈明显。在解决有关安全、发展和环境问题的国际合作方面，“美国还能为世界上许多国家树立榜样。如果它在国际环境保护领域里起表率作用，那么其他国家就会紧随其后”[11]。与此同时，美国在环境外交方面的作为事关在国际环境合作中美国的地位。因此，尼克松环境外交的出现既是对世界环境形势的一个顺应，也是美国国内外环境形势的一个共振。尼克松在很多场合表达了“美国需要和其他工业国家合作带领20世纪的人类与环境和谐共处”的愿望。这表明，环境问题促进了全球环保意识的形成。
最后，尼克松环境外交是美国对外政策战略调整的现实需要。尼克松总统上台后，面对西欧和日本的经济竞争、严重消耗国力的越南战争以及苏联日益增长的实力，亟待调整其全球战略。在此背景下，“美国有意识要选择缓和作为自己的战略，用缓和战略来处理超级大国之间的敌对关系，也就是要改变过去那种到处插手，导致冷战对峙和危机迭起的代价高昂的政策，在和缓一些程度上，以较小的代价谋求保护美国的利益”[12]。为了改变美国的不利处境，积极调整对外战略，在环境问题这些“低政治”领域里的合作，往往可以起到缓和紧张气氛和消除双方互相猜疑的作用，从而为更为根本的政治问题的解决提供有利的条件。尼克松政府时期，美国试图通过环境领域里的合作，一方面调整与其西方盟友的战略关系；另一方面增加东西方之间的信任，从而为推行尼克松主义赢得广阔的空间。另外美国也希望通过环境外交来协调各国间的关系。生态环境问题会影响到美国与其他国家包括与发展中国家的关系，因为环境问题具有世界性、普遍性，污染不受国界的限制，而世界任何地区对有限资源需求的增长都会给地球的资源状况造成压力，任何一个国家在环境问题上的不合作，都会给整个世界环境带来危害。
二、尼克松政府在国际环境合作上的外交努力
1. 尼克松政府在北约和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的环境设想和行动
尼克松上台不久，环境外交已初露端倪。1969年4月4日，在北约成立20周年纪念大会上，尼克松总统发表重要演讲，提出了一个处理现代人与环境关系的设想。其基本思想就是呼吁工业发达国家，加强国际合作，调动现有的技术和知识条件来控制自然环境的退化。该设想包括三点：第一，建立在科技进步基础上的工业化确实对自然环境的退化产生了影响，而同样的技术本应该提供一个机会去创造一个更伟大、更有意义的社会环境。第二，现代人类已具备相当可观的技术和知识方面的积累。如果投入足够多的精力和决心，将能够使工业社会停止并扭转自然环境的退化。第三，北约国家在20年的军事同盟和政治磋商中已经学到了政府的技能，这将可以使它们能够在需要国际行动的自然与社会环境的有关方面展开行动，这也将是对多国联合努力的最好响应。[13]尼克松在演讲中提出了他的环境外交的动议，即在北约机构内部设立一个有关环境事务的附属机构——现代社会挑战委员会，以讨论和研究人类环境问题；定期举行副外长级会议；设立特别政治计划委员会。美国提出在北约设立现代社会挑战委员会是基于这样的考虑：
（1）北约国家在环境领域上的协调与合作是美国实施其全球环境政策的基础——这也是美国建立现代社会挑战委员会的主要动因。西方发达工业国是一个重要的环境污染源，更有着治理污染必要的资金、技术和经验，没有它们的支持与合作，要解决全球环境问题是不可能的。在美国看来，这是一个美欧新的伙伴关系的合作框架，是美国在大西洋联盟中采取实质性环境行动的最合适的平台。正如尼克松所说：“环境已经在我们共同的技术胜利中严重退化。……毫无疑问，我们正处在抗击这些全球问题的最前沿。”[14]
（2）面对20世纪70年代初国际冷战局势的缓和，北约亟待减弱其军事对抗性的功能，增强和扩展其政治联合与合作的社会职能，进一步扩大和增强北约在国际缓和形势下的社会作用。尼克松认为“国际环境合作是我们时代基本需要。这种合作现在已经在现代社会挑战委员会开始了”[15]。通过建立现代社会挑战委员会的环境合作专门机构，美国既可增进与其欧洲盟友在国际事务中的合作，更能推动在北约内部就环境问题的国家研究。
对尼克松总统的倡议，大多数西欧、北约成员国政府（除希腊和土耳其外）对北约进入环境领域是否明智持怀疑态度。他们担心因为苏联和华沙条约国集团的反对，北约现代社会挑战委员会可能实际上损害了国际环境活动，而且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和欧洲经济委员会已经在环境领域里十分活跃了，他们担心“会在该领域引起不受欢迎的领导关系的竞争”[16]。不过最终在美国的努力促成下，1969年12月8日，北约现代社会挑战委员会成立。按照其宣言中阐明的宗旨，该委员会的目标是提高全世界人民的福祉。对现代社会出现的环境问题，北约成员国将身体力行，加强彼此合作和推动全球范围内的国际合作。现代社会挑战委员会将其职能分为两个方面[17]：一是加强西欧、北美等北约国家内部在环境领域里的合作，共同面对战后西方世界经济高速发展所带来的环境污染和生态退化等负面后果；二是加强与已建立的国际性或区域性环境保护组织的合作，共同致力于全球环境的保护工作。尼克松在1970年1月提交国会的20世纪70年代美国外交政策的第一次年度报告中称：“我们已建立了一个工作步骤，即每个国家在一个特别的领域提供试验性的研究，并负责为环境行动提出建议。现已确认八个方案。它们是道路安全、灾害援助、空气污染、海洋污染、内陆水污染、科学知识和政府决策、团体和个人动机、地区计划。美国是前三项研究的试点国家。”[18]对于现代社会挑战委员会的工作，联邦德国和加拿大最先参与进来。连最初反对最激烈的法国也参与了它的一个环境项目，同意主持一项“环境与地区发展战略”的研究计划。美国出任现代社会挑战委员会的代表墨尼汉在写给总统的备忘录中称：“现在大多数北约国家都认真地参加到了其中一个或多个计划。”“现代社会挑战委员会所取得的成果比这类其他的国际组织都要多。”[19]
美国实施其环境外交第二个国际合作对象是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的前身是欧洲经济合作组织。其成员国囊括了所有西欧国家，外加美国、日本和加拿大。美国一直是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最大的财政提供国，提供大约25%的运行预算。该组织在环境领域里的最大特点是，它的研究侧重于经济发展与环境问题的关系。对美国而言，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是在环境领域开展工作多年的现成机构，进行环境合作似乎顺理成章。一份总统备忘录明确指出：“美国作为一个主要的贸易大国，在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的工作中有重大利益，尤其是在其环境领域的特别行动上，诸如空气污染、水资源管理、杀虫剂滥用、噪音、城市发展与交通政策等问题上有重大利益。”[20]而且，诸如环境等的世界性问题并不局限于大西洋地区，美国需要有一个国际机构建立更广泛的联盟。1970年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吸收和重组了其下属的研究和合作委员会后建立了环境委员会。该委员会的活动引起了特别的关注，其主要工作是评估环境措施对国际贸易、发展和改善经济指标与社会福利的可能影响，分析资源转换与环境退化的冲突是如何影响经济增长和生产的，其目的是为成员国提供特殊的政策导向和行动建议。1970年年初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开展了一个环境计划。该计划在以《关于国际环境政治各领域的指导原则》为题的报告中就不同的环境问题达成一致，报告建议确定更为严格的环境标准。尼克松政府大力支持改善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的能力，支持该组织把重点放在环境事务的经济问题上，并极力寻求建立与国内环境法规广泛一致的国际法规。美国的做法是基于这样的考虑：第一，美国不想国内的环境法规受到来自国际环境条例的掣肘和约束。美国的做法实际上是对统一的国际环境法规标准的拒绝。曾是美国首届环境质量委员会副主席的戈登·麦克唐纳对美国国家环境标准能被成功用来保护国内工业很是赞赏。[21]第二，美国担心，国际环境标准或其他国家的国内标准会组成非关税壁垒，从而影响美国的国际贸易环境。
尼克松执政不久就实现了其国际环境战略构想中两个目标，即通过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和北约现代社会挑战委员会推行其环境外交的政策。这时美国对欧洲的环境外交设想和行动，可以看出几个显著的侧重点：第一，尼克松在位期间，是美国签署生效的与环境有关的国际条约的一个高峰期。[22]但是，参照美国国务院有关环境的外交档案，尼克松政府环境外交的重心并不是通过双边或多边国际谈判所达成的与环境有关的国际条约。正如美国国务院在发给美国驻北约和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及欧洲各国大使的报告中明确指出，美国将“首先在北约，继而在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接着在（联合国）欧洲经济委员会实现我们的目标”[23]。第二，这时尼克松环境外交的重心放在西方发达国家身上，把美国一直所倚重的北约和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放在突出位置，即由西方工业化国家组成的组织在国际环境政治中发挥强有力的作用。尼克松在1970年1月1日签署1969年《美国环境政策法案》的发言时说：“就像你们所看到的，我关注于与所有主要工业国家政府领导人，例如日本的佐藤、英国的威尔逊、德国领导人勃兰特、法国领导人、意大利以及其他所有有着同样（环境）问题的国家领导人进行会谈。”[24]第三，尼克松政府执政初期在与西方国家的环保合作中，美国显然处于环境外交活动的主导地位，换言之，无论是提出的环境设想还是环境行动的实施，美国在国际环境合作中表现出更多的主动性和美国环境外交政策的深思熟虑。正如美国代表墨尼汉在给尼克松的备忘录谈到现代社会挑战委员会的成果时说：“迄今为止，所发生的一切都是美国推动的结果。”[25]
2. 尼克松政府在联合国推行的环境外交政策
联合国是美国开展国际环境合作的一个重要舞台。美国主要是通过联合国框架内推动和召开国际会议来推行美国的环境外交的政策，确立美国在环境外交领域的国际地位。在尼克松执政时期，美国在两个重要的国际环境会议上推行其环境政策，即布拉格会议和斯德哥尔摩会议。
1967年欧洲经济委员会第22届全体会议通过了一个决议，要求其执行秘书采取各种必要的措施筹备召开一次各成员国政府专家会议，以讨论各国共同的环境问题。最后决定于1971年在捷克斯洛伐克首都布拉格召开环境会议，并以此作为次年联合国人类环境大会的预备会议。布拉格环境会议为尼克松政府实施环境外交提供了有利的契机。美国国务院称：“我们已经建议把欧洲经济委员会当做加强东西方环境合作的论坛，因为它在建立有益的环境工作上，和与东西方成员国在已经建立的组织中一起工作是更合适的，而不是企图为此目的召开一次特别国际会议。”[26]尼克松认为，“由欧洲经济委员会召开的布拉格会议将在推动东西方就环境问题的合作中起着重要的作用”[27]。
为了在布拉格会议上发挥更大的影响力，1970年3月2日至5日在日内瓦召开的讨论决定布拉格环境会议的议题、议程、会议级别和与会资格等问题的预备会议上，美国派出了以国务卿环境事务特别助理克里斯蒂安·A·赫脱为组长的工作组，并提出提高布拉格环境会议的会议级别，将其升级为部长级会议的建议。美国的提议得到了与会者的赞同。鉴于布拉格环境会议的与会各国多数都是来自东西方的发达工业国，工业污染是各国环境污染的一个重要的污染源，与会者一致同意，布拉格环境会议的基本议题定为城市和城市化地区的人类环境。会议将集中讨论发达工业国，尤其是欧洲各国的环境问题。
美国在会前的筹备工作中，明确制定了布拉格环境会议的六点目标，其中第一条就是，在会议上建立一个永久性的高级环境顾问组，以指导和协调各种环境活动，贯彻实施布拉格环境会议的决议。[28]美国建立环境顾问组的立场与西欧多数国家的看法可谓不谋而合，而该建议并未引起东欧国家和苏联的异议，于是第25届欧洲经济委员会全体会议最终通过了该决议。高级环境顾问组成为欧洲经济委员会的主要辅助机构，被命名为欧洲经济委员会环境问题政府高级顾问组。
但是，在成立不久的高级环境顾问组召开的会议上，捷克斯洛伐克和苏联代表先后提出了民主德国与会资格问题。民主德国的与会资格问题成了东西方两大阵营争论的焦点，成为布拉格环境会议的主要障碍。这也为斯德哥尔摩环境会议埋下了伏笔。为了挽救会议，欧洲经济委员会执行秘书长、南斯拉夫人斯坦诺维奇提出一个折中的办法，即把布拉格环境会议降格为专家研讨会，民主德国代表以捷克斯洛伐克政府嘉宾的身份应邀与会。
布拉格环境研讨会是东西方两大阵营在冷战背景下进行的首次国际环境会议，尽管会议被降格为专家研讨会，但它仍体现了各国对环境问题的关注及参加国际环境合作、共同改善人类环境的愿望。各国专家讨论了与环境有关的各种社会经济问题及环境信息交换的国际安排，探讨了通过地区和国际行动改善环境的各种手段。布拉格环境研讨会作为斯德哥尔摩环境会议的预备会议，在组织模式、主要议题等问题上为斯德哥尔摩会议提供了经验和借鉴。
关于召开联合国人类环境会议的提议最初由瑞典驻联合国大使斯沃克·埃斯通于1967年11月提出，瑞典提出召开环境会议是由酸雨问题所引发的。1968年，联合国大会正式采纳2398号提案，决定1972年在斯德哥尔摩举办第一届联合国环境会议。为了有效地组织会议，确保会议成功，1969年联合国决定成立斯德哥尔摩会议秘书处和筹备委员会。斯德哥尔摩会议第一次反映了“各国将地球的质量和对地球的保护作为一个整体而集体负责”[29]的思想。这次会议选定了“只有一个地球”为主题，用以强调这样一个事实，即“人类及其周围的一切生物及非生物都是一个互相依赖的系统的组成部分。如果人类由于轻率地滥用（资源）而损害自己周围的环境，他将别无寄身之处”[30]。
1969年9月18日第24届联合国大会上，尼克松发表演讲，明确支持1972年联合国人类环境会议，承诺将为其作出实质性的贡献。在美国看来，会议能“提供一个综合考虑联合国范围内所有人类环境问题的框架”。它也为了“确认对那些只能或者最好通过国际合作和协商的（人类环境）诸方面”[31]。从美国的角度看，虽然美国没有获得第一届人类环境会议的主办权，但是，美国很早就开始为斯德哥尔摩会议作筹备，主要的工作就是制定政策。1970年尼克松总统确定了斯德哥尔摩会议制定政策的正式班子，即由环境质量委员会和美国国务院领导的名为国际环境事务委员会的任务小组组成。由约翰·W·麦克唐纳和克里斯蒂安·A·赫脱领衔。尽管在尼克松任期内，美国白宫与国务院一直龃龉不断，但美国国务院事实上成为斯德哥尔摩会议政策制定的主导者，从美国在斯德哥尔摩会议上和美国为此所做准备中，可以看出美国环境外交多种政策和国际环境战略的意图和设想。在为斯德哥尔摩会议做准备时，由27个国家参加的筹备委员会从大量的关于环境问题的研究资料中筛选和提炼出100多项具体建议。将所有讨论分属六个主题范围，即（1）对人类定居的规划和管理；（2）自然资源管理的环境问题；（3）世界性污染的监测与控制；（4）环境领域的教育、宣传及社会文化因素；（5）环境与发展的关系；（6）行动建议所涉及的国际组织问题。而事实上，斯德哥尔摩会议所讨论的核心议题基本上与美国在会前所做准备和意图相吻合。在美国看来，斯德哥尔摩会议要达到四个主要目标：达成人类环境宣言和环境保护行动计划以及设立环境基金和成立新的环境机构。美国在会议上的外交活动主要围绕着这四个方面。
第一，尼克松总统于1972年1月在给国会的环境咨文中首次正式提出了设立环境基金的设想，并承诺美国将从1974财政年度起，给予该基金三年实质性的支持。“该基金将给斯德哥尔摩会议提供一个提出实质性国际行动计划的机会。”[32]“基金将通过支持联合国在环境领域集中的协作活动，帮助促进环境问题的国际合作。它还将有助于获取新的财力通过诸如监测与清洁海洋和大气的各种活动来应对日益增长的世界范围问题。”[33]尼克松政府清楚地认识到，如果没有一定的基金作保障，任何重大国际环境行动都可能流于形式，甚至变为一纸空文。在“低政治问题”的环境领域里的国际合作更是如此。而且，在美国看来，“这个行动是为满足美国基本的国际环境目标和提高联合国机构对该领域做出反应的效力而设计的，是美国参加1972年联合国环境会议的里程碑……国际环境努力将因美国自愿承担必要的财力而得到明显的增强，美国将在其中扮演重要的领导角色”[34]。当然，美国也绝不会全部埋单，它希望其他国家，尤其是西方发达国家提供相应的资金与之匹配。拉塞尔·特雷恩和亨利·基辛格在他们给总统的备忘录中，提到总数为1亿美元的基金足以为斯德哥尔摩环境会议提供“心理推动力”，而美国承担50%的分配额度，会激励其他国家的捐赠，同时也会强化美国的领导地位。[35]最终，由于美国财政部的反对，美国承诺提供4 000万美元，而非原先的5 000万美元。在斯德哥尔摩会议上，加拿大、日本、东道主瑞典、英国、丹麦、挪威、西班牙、尼日利亚、瑞士、西德和博茨瓦纳承诺承担不同的份额。[36]
第二，设立国际环境新机构的提议是1972年3月在纽约召开第四次准备会上提出的。约翰·麦克唐纳称，美国提出的新机构包括一个行政理事会和一个秘书处。前者是美国所希望的对联合国经济和社会委员会负责的机构，后者是被贴上“微型”标签的秘书处。在美国看来，虽然基金是首要的，但新机构和秘书处是管理基金的。在建立新机构的努力中，美国代表团获得了极大的成功。如美国所愿，会议未经投票就批准了制度建设决议：（1）成立一个由54国组成的行政理事会，它的主要任务将是促进“在环境方面的国际合作和为在联合国范围内使各种环境计划互相配合和协调提供方针”。（2）由联合国建立一个环境问题秘书处，其目的是“集中管理在环境方面的行动和联合国各机构之间的协调工作”，该理事会对联合国经济与社会理事会负责。这个秘书处的总部将在下一届联合国大会上决定。（3）另外建立一个协调理事会，由执行秘书长主持。[37]在这个问题上，美国唯一的遗憾是，美国原先希望把行政理事会的成员国限制在27个以内，最终却扩展到58个。
上述美国所主张的联合国基金和新机构设置成为1973年成立的联合国环境规划署和联合国环境基金的雏形。从国际环境外交的发展历程看，联合国环境规划署和联合国环境基金的设立，是世界各国国际环境合作走上正轨的标志性事件之一。
第三，由于联合国环境行动计划在会议上被一致通过，因此，环境宣言成为整个会议和美国所希望达到的一个主要目标。“人类环境宣言”既是会议主要的议题，也是会议的主要文件。这次会议能否取得成功，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这篇宣言。会议上，许多国家提出了影响环境保护或与改善环境有关的意见，如发展中国家普遍反映的贫困、发展、种族歧视、越战以及关于核武器试验的问题等话题。最后，虽然多数国家并不认为宣言草案是完美的，但为了维护环境会议的成功，搁置了不同意见。大会通过语义修辞上的创造性发明而获得一致。6月16日联合国环境大会上以口头表决通过了宣言的二十五项原则，大会接受了作为一个整体的宣言。《联合国人类环境宣言》是这次会议取得的最重要的成果。它表达了世界各国对日益严重的环境问题的高度重视和联合实施国际环境合作的诚意。该宣言确立了指导国际环境活动的两个最重要的原则，即国家环境主权原则和国际环境合作原则。
斯德哥尔摩会议是一次真正意义上的全球环境会议。会议秘书长莫里斯·斯特朗在闭幕式上说：“我们在人类未来的旅程中已经迈出了头几步，斯德哥尔摩环境会议的基本任务是做出能使国际社会按照地球上物质方面的相互依赖性共同采取行动的政治决定。”[38]会议宣称环境将在未来几十年里占据外交的主要地位。斯德哥尔摩会议提高了公众和包括美国在内的各国政府对国际环境合作重要性的认识。斯德哥尔摩会议主要讨论的议题在以后的国际环境外交中仍然是重要的议题。就这一点来说，斯德哥尔摩会议开启了人类环境保护历程的大门，从此以后，环境问题逐渐走上国际舞台，成为国际关系领域里的一个热门话题。
在联合国的舞台上，尤其是斯德哥尔摩会议，美国的环境外交显现出更多的先入为主的考虑。美国凭借着领先于别国的经济和技术条件推行的环境政策显得深思熟虑，而且扮演了主要角色并有着强烈的主导环境会议的意图。不仅会议前四次预备会议中的三次在美国举行，而且在为斯德哥尔摩会议的提案建议中，美国大费心思。正如美国环境质量委员会主席特雷恩在给基辛格的备忘录中称：“我们坚信，美国目前在将要构建的环境事务方面拥有强有力的领导地位，我们特别需要提出不仅对工业化国家而且对发展中国家都有利的明确且实质性的提案。”[39]阿兰·斯普林格尔在分析美国外交政策与斯德哥尔摩环境会议的关系时强调，斯德哥尔摩环境会议通过的环境宣言中的21条原则与美国的环境政策有关。[40]从斯德哥尔摩会议的准备到会后的评估看，美国实现了环境外交的意图，也使其处于国际环境领域的有利地位。然而联合国的环境外交舞台不像之前的美国外交的努力那样容易驾驭。这里面既有合作，更有冲突。无论是联合国会议的进程还是结果，美国不可能像在北约和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上那样听到那么多赞同的声音。
三、尼克松政府环境外交的特点
20世纪60年代末70年代初尼克松政府的环境外交是在世界环境危机频发、环保意识觉醒，因越战而引发的国内危机以及美苏冷战加剧的背景下展开的，因而被打上了深刻的时代印记。尼克松政府的环境外交传递了美国多方面国内外的政策取向，因此，具有明显的自身特点。
第一，尼克松的环境外交表明美国的国家利益和战略目标越来越多地渗透进环境因素。环境问题无国界，世界环境问题的解决关乎美国的繁荣与发展。美国积极参与世界环境治理是实现美国国家利益的重要途径。1970年10月14日，美国国务院在评估美国参与环境领域国际合作的效用时断定，“美国通过继续实质性地参与联合国、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和北约在环境领域里的活动的必要性，并能从中受益。每个组织提供了一个便利美国与其他国家合作的重要框架。美国应根据全面的美国计划尽力协同执行它们的环境活动，以便于确保有效利用有限的财力和人力资源，促进美国利益”[41]。又指出，美国将坚定不移地在联合国、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和北约这三个主要的国际环境机制中行使领导权。特雷恩在戈登·麦克唐纳于1970年10月访问亚洲五国所写的报告中称：“最为重要的观察是，尼克松总统在环境方面的领导地位被各国政府、学术团体和媒体广泛认可和承认。尼克松政府采取的有力的且实质性的行动被认为确立了美国在环境方面的世界领导地位。”[42]从尼克松政府环境外交的结果看，美国几乎实现了所有的政策意图和目标，初步确立了它在世界环境治理上的主导地位。此外，美国在国际环境合作领域的行动背后，都有美国国家利益的影子，其中，最突出的是试图在国际环境领域抢占国际环境技术的制高点，为美国获取众多利益。特雷恩在白宫内部的备忘录中透露，在向斯德哥尔摩会议的提案中，美国的国际贸易和国际商业利益始终是环境官员头脑中最重要的。在所列的美国“在改善国际环境方面有着重要的自身利益”的清单上，特雷恩称：“……让其他国家提高环境标准（同时也就提高了它们的生产成本）和强化它们对这些标准实施是美国的竞争利益之所在。”特雷恩又说道：“……国际上对环境的关注为美国对污染治理的技术出口……工业数据估计将达到每年2.5—4.0亿美元提供重要的和潜在的市场（一个完全以美国清除污染技术为核心的贸易展览于11月6日在东京开幕）。”[43]
第二，尼克松政府的环境外交在美国外交一盘棋中显然处于辅助性的地位，并没有成为美国外交的核心。不过，尼克松的环境外交仍表现出尼克松主义外交的基本思想和步调，因而构成了尼克松外交的重要组成部分。换言之，尼克松环境外交依然运行在旧的模式中，传统的外交内容及其方式依然占据主导位置，即外交活动更多关注于诸如维持军事平衡，或者防止敌对联盟等“重大政策”的问题。尼克松主义是美国外交战略的一次阶段性调整，体现了美国“伙伴关系、实力和谈判”的“新的和平战略”。尼克松政府实施环境外交带有明显的“工具性”，意在通过实施“低政治”领域的环境外交来推动美国对外战略的全面调整。“低级政治关注的重点不是无政府社会冲突的本质，而是国家在特定功能领域中进行合作的环境。”[44]从深层次看，环境外交成为美国现实尼克松主义外交的平衡器。20世纪60—70年代，面对欧洲盟友的离心倾向和大西洋联盟出现的裂痕，尼克松政府试图利用环境外交来协调并推动美国的对欧洲的战略调整。尼克松上台伊始就把与西欧盟国建立“伙伴关系”作为对欧政策的核心。尼克松曾经把他的外交“新维度”归结为“现代科学和技术革命的崛起”，而这正是美国与西欧共同的迎接环境危机的科学技术的基础。因此，美国环境外交起到消除隔阂、增加互信的作用。1970年7月荷兰首相曾私下对美国代表墨尼汉说：“现代社会挑战委员会正在为大西洋联盟的进一步发展作出重要贡献。”[45]与此同时，美国试图通过环境问题打开东西方对话，布拉格会议是尼克松加强东西方的国际环境合作的一次主要尝试。1972年5月尼克松访问苏联，环境成为美国寻求突破美苏双边关系的重要因素。尼克松在访问中，一方面试图打消苏联抵制斯德哥尔摩环境会议的念头，另一方面拓展与苏联的关系。尼克松在苏欢迎宴会上称：“一些双边的问题将成为我们的出发点：我们两国可以在探索空间、征服疾病、改善我们的环境方面共同努力。”[46]在会谈中，双方签署了《美苏环保协议》，确认将在两国空气和水源污染、城市环境、北极生态系统等11个领域进行友好合作。这无疑为此后双方签订《苏美关于限制进攻性战略武器的某些措施的临时协定》和《苏美关于限制反弹道导弹系统条约》等条约作了铺垫。
第三，美国环境外交凸显了尼克松政府行政部门的职能和作为。这时美国环境外交的设想和提案、行动几乎都来自尼克松政府的行政部门。无论是环境质量委员会，还是国务院和现代社会挑战委员会等部门和机构，他们在尼克松政府的环境外交政策制定和实施过程中起了支配地位。哈维·R·谢尔曼说：“既然联邦权力的划分赋予总统负责国际事务很大的责任，美国在前面所述采取的大量措施表明动议权是在行政部门，同时也归属于参议院。不过环境问题独有的和超越国家的视角与环境问题本身，使得整个国会较之于其他外交政策问题能更充分地参与到制定和实施国家环境政策中来。”[47]但是，尼克松政府时期，美国国会很大程度上游离于尼克松环境外交政策制定和实施之外。通观斯德哥尔摩会议的全过程，美国国会几乎没有参与到斯德哥尔摩环境会议政策的制定过程中来。众议院主要的听证会到1972年3月15—16日才举行，而参议院举行的有关国际环境的主要听证会则在1972年5月初。这时距离斯德哥尔摩环境会议6月5日召开的日子不远了。此外，美国工业和环境团体在为斯德哥尔摩会议制定政策过程中也很少反映出美国国内民众的意愿。缺乏国际环境问题的大众利益是斯德哥尔摩会议后两位高级环境主义者[48]在国会的证词中所凸显出来的。事实上，“直到20世纪80年代中，公众才明确地集合在环境保护主义者周围”[49]。尼克松的环境外交有着较为强烈的行政色彩至少应从两个方面加以理解。（1）在美国政治体制下，“外交政策操作主要由总统来负责”，“他又是与外国或国际组织谈判条约或协定时的美国主要代表”[50]。从尼克松总统政治生涯看，外交是他所偏爱的领域。因此，要想在环境事务上有所作为，外交是尼克松总统不二的舞台。因此，尼克松很少显示其环境外交记录，但却衬托出比他一生中大力宣传的访问中国之行或结束越战更为重要的部分。（2）分裂的政府是当代美国政治舞台的正常现象。整个尼克松政府时期，都处在分裂的政府状态。“分裂的政府也可以迫使总统向政治中心迈进，这里正是国际主义外交政策最自然最合适的位置。”[51]20世纪60年代中期以后，世界环境危机和对环境治理的呼唤，使得环境成为国际政治的热点问题。“这样，一个想把自己大部分时间奉献给国际事务，而对环境很少关注的总统发现他成了空气、水和森林的不情愿的保护者。”[52]
第四，从尼克松的环境外交可以看出，美国在国际环境舞台上谋求自身利益和主导意图与第三世界为实现符合发展中国家利益的环境主张形成了明显的对照。尼克松政府认为，为了实现美国利益，在国际环境合作中美国必须处于领导地位。通观尼克松政府期间的环境外交，美国在与北约和经济与发展组织的环境合作中获得了执牛耳之势。在联合国，美国的意图更是明显。如倡导成立联合国环境基金，其意图正如美国国务院的一份外交报告所言，美国将在环境领域扮演重要的领导角色。在关于联合国基金问题的争论中，会议最大的分歧是关于“额外”基金的话题。加拿大、日本和英国在会上提出增加对发展中国家的资助以帮助解决环境问题。这遭到美国的极力反对。美国从一开始就认为，联合国基金主要是为环境监测和信息收集提供支持，而不是给那些美国视为与其他联合国机构有环境联系的计划予以财政支持。《华盛顿邮报》报道道：“在美国包含在立场文件中的非常明确的指示下……美国代表团来到此不仅严厉拒绝额外（基金）的原则”，而且还“坚决反对与美国特殊立场相对立的建议”[53]。不过美国在国际环境合作中遭遇到的最主要的问题是关于环境保护和经济发展所引发的不同立场和对立。在斯德哥尔摩会议上，美国环境外交的最大挑战主要来自发展中国家的不同主张和意见。尽管苏联和多数东欧国家的缺席，降低了会议的冷战气氛，但却凸显了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分歧和矛盾。据统计，共有141人在斯德哥尔摩会议上发言。持反越战立场的瑞典前首相奥洛夫·帕尔梅对美国提出了不点名的批评，他宣称：“不分青红皂白地轰炸以及大规模使用压路机和除草剂而造成的巨大破坏，是一种有时人们称之为生态灭绝的暴行，这需要国际社会的紧急注意。”[54]中国代表团则谴责美国在印度支那的战争政策所造成的环境灾难：“中国政府和人民坚决谴责美帝国主义的掠夺政策、侵略政策和战争政策对人类环境的严重破坏。坚决谴责美帝国主义侵略越南和印度支那，使用化学武器，杀伤印度支那人民，破坏人类环境。”[55]这是中美环境外交史上的首次交锋。在国际环境合作问题上，美国与发展中国家在环境与发展问题上的交锋不只是政治理念上，还在于具体的环境政策上。很显然，尼克松政府在推行其环境外交时，片面地强调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增长和发展是世界环境的主要威胁之一，忽略发达国家在其工业化进程中危害环境的历史责任，反而要求发展中国家承担环境责任。发展中国家首先关注的是经济发展问题，认为经济发展才是当今不发达国家的当务之急，环境问题只是发展的衍生品。贫穷国家的环境问题与富裕国家的环境问题有着天壤之别。在斯德哥尔摩人类环境大会上担任重要职位的英迪拉·甘迪认为，“贫穷是最坏的污染”。巴西驻美大使琼·奥古斯多称，“第三世界政府在斯德哥尔摩会议上达成了广泛的一致，即北方国家要对全球环境危机负责。而得尝工业化恶果的北方国家现在却要对南方国家关闭大门”。他又说，“解决北方国家环境问题的方案，如果强加在南方国家身上，那将是无效的或糟糕的”[56]。许多南方国家将北方国家对环境的关注与更大的北南关系模式联系在一起。在斯德哥尔摩环境会议上，争论最激烈的是关于联合国环境规划署总部地点的投票，最后反映发展中国家的愿望占了上风，肯尼亚首都内罗毕获胜，这是发展中国家的一个不小的胜利。
（本文原发表于《世界历史》2009年第1期）
[1]夏正伟，上海大学历史学系教授。金重远先生1985级硕士研究生。本文系与许安朝（广州大学松田学院法学系讲师）合作完成。
[2]关于这个题目国内外研究不多，目前，直接以尼克松环境外交为主题进行研究的是斯蒂芬·霍普格德的《美国环境外交政策与国务院的权力》（Stephen Hopgood，American Foreign Environmental Policy and Power of the State），纽约1997年版。其他的研究则以尼克松国内环境政策为主，涉及了一些环境外交的内容。如J·布鲁克斯·弗立本的《尼克松与环境》（J. Brooks Flippen，Nixon and the Environment），新墨西哥大学2000年版；丹尼斯·L·索登的《环境总统》（Dennis L. Soden，The Environmental Presidency），纽约1999年版；罗伯特·A·雪莱的《总统影响和环境政策》（Robert A. Ahanley，Presidential Influence and Environmental Policy），格林伍德1992年版；以及特里·L·安德森和亨利·L·米勒的《美国外交政策的绿色》（Terry L. Anderson Heniy I. Miller，The Greening of U.S. Foreign Policy），胡佛研究所2000年版。所幸的是美国国务院有关尼克松时期环境外交档案新近解密（U.S. Deparment of State，Foreign Relation of the United States，1969-1972，Volume E-1，Washingtion D. C. Goverment of Printing Office，2006，Website：http//www.state.gov/），因而提供了比较详细的资料和文件。
[3]转引自保尔·G·哈里斯：《环境，国际关系和美国对外政策》（Paul G. Harris，The Envionment，International Relations，and U. S. Foreign Policy），乔治敦大学2001年版，第5页。
[4]哈罗德·尼科尔森：《外交》（Harold Nicolson，Diplomacy），牛津大学1950年版，第15页；鲁毅、黄金祺等：《外交学概论》，世界知识出版社2004年版，第5页。
[5]《美国对外政策百科全书：环境外交》（US Foreign Policy Encyclopedia：Environmental Diplomacy），http://www.answers.com/Environmental%20Diplomacy。
[6]查尔斯·哈珀：《环境与社会——环境问题中的人文视野》，天津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360页。
[7]一些美国学者支持这样的观点，即理查德·尼克松对环境的兴趣是出于回应公众利益的政治动机。如沃尔特·罗森堡的《环境政治与政策》（Walter Rosenbaum，Environmental Politics and Policy），易人出版社1995年版，第79—80页；杰奎琳·沃恩·斯威兹的《环境政治：国内与全球视野》（Jacqueline Vaughn Switzer，Environmental Politics：Domestic and Global Dimensions），圣马丁1994年版，第16页。
[8]查尔斯·哈珀：《环境与社会——环境问题中的人文视野》，第362页。
[9]《美国总统公共文件：理查德·尼克松——1970年总统的公开咨文，演讲和声明》（Public Papers of the Presidents of the United States：Richard Nixon — Containing the Public Messages，Speeches，and Statements of the President 1970），美国政府印制办公室1971年版，第660页。
[10]池田大作、汤因比：《展望21世纪：汤因比与池田大作对话录》，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85年版，第33页。
[11]保尔·G·哈里斯：《环境，国际关系和美国对外政策》，第4页。
[12]斯帕尼尔：《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的外交政策》，商务印书馆1992年版，第240页。
[13]美国国务院：《美国对外关系文件，1969—1972》，（U.S. Department of State，Foreign Relation of the United States，1969-1972，Volume E-1，Washington，D. C.，Government of Printing Office，2006），Doc. 297. Website：http//www.state.gov/［Update：Sept. 5，2006］/［Accessed：Sept. 5，2006］。
[14]理查德·尼克松：《缔造和平——1971年2月25日总统理查德·尼克松向国会作的报告》（Richard Nixon，Building for Peace. A report by President Richard Nixon to the Congress，February 25，1971，from revolution to reconstruction：Presidents：Rechard Nixon），Website：http//www.let.rug.nl/usa/P/rn37/index. htm。
[15]理查德·尼克松：《向国会作20世纪70年代美国对外政策第一个年度报告》（Richard Nicon，First Annual Report to the Congress on United States Foreign Policy for the 1970s.），2月18日。Website：http//www.Presidency.ucsb.edu/ws/index.php?=28358MYMst=Environmental MYMstl=。
[16]美国国务院：《美国对外关系文件，1969—1972》（U. S. Deparment of State，FRUS，1969-1972），Doc. 296。
[17]许海云：《北约简史》，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180页。
[18]理查德·尼克松：《向国会作20世纪70年代美国外交政策第一个年度报告》。
[19]丹尼尔·墨尼汉在给尼克松总统备忘录中，建议总统就北约现代社会挑战委员会管理事务作新的安排（In amemorandum to President Richard M. Nixon，Daniel Moynihan recommends that Nixon make new arrangements for the management of the affairs of NATO's Committee on the Challenges of Modern Society），http://galenet.galegroup.com/servlet/DDRS?txb=Daniel+Moynihan＆slb=KE＆vrsn=1.0＆loc ID=tradeshowl＆srchtp=basic＆ste=3.
[20]美国国务院：《美国对外关系文件，1969-1972》，Doc 295-3。
[21]斯蒂芬·霍普格德：《美国环境外交政策与国务院的权力》（Stephen Hopgood，American Foreign Environmental Policy and Power of the State），纽约1998年版，第66页。
[22]特里·L·安德森、亨利· I·米勒：《美国外交政策的绿色》（Terry L. Anderson，Henry I. Miller，The Greening of U. S. Foreign Policy），胡佛研究所2000年版，第67页。
[23]美国国务院：《美国对外关系文件，1969—1972》，Doc. 291。
[24]《美国总统公共文件：理查德·尼克松——1970年总统的公开咨文，演讲和声明》（Public Papers of the Presidents of the United States：Richard Nixon — Containing the Public Messages，Speeches，and Stateements of the President 1970），美国政府印刷办公室1971年版，第1页。
[25]丹尼尔·墨尼汉给尼克松总统北约现代社会挑战委员会第二次会议上最新的会议事项（Daniel Moynihan Updates President Richard M. Nixon on Proceedings at the second meeting of NATO's Committee on the Challenges of Modern Society）http://galenet galegroup. com/servlet/DDRS?txb=Daniel+Moynihan＆1b=KE＆vrsn=1.0＆1oc ID=trades howl＆srchtp=basic＆ste=3。
[26]美国国务院：《美国对外关系文件，1969—1972》，Doc. 295-3。
[27]理查德·尼克松：《缔造和平》——1971年2月25日总统理查德·尼克松向国会作的报告。
[28]美国国务院：《美国对外关系文件，1969—1972》，Doc.308。
[29]林顿·K·卡尔德威尔：《国际环境政策：端倪和纬度》（Lynton K. Caldwell，International Envionmental Policy：Emergence and Dimensions），达勒姆杜克大学1990年版，第55页。
[30]王之佳：《中国环境外交》，中国环境科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103页。
[31]斯蒂芬·霍普格德：《美国环境外交政策与国务院的权力》，第59页。
[32]美国国务院：《美国对外关系文件，1969—1972》，Doc. 315-3。
[33]国会季刊：《尼克松：总统在位第四年》（Congressional Quarterly，“Nixon：the fourth year of his presidency”），国会季刊，华盛顿特区1973年版，第23页A。
[34]美国国务院：《美国对外关系文件，1969—1972》，Doc. 312。
[35]斯蒂芬·霍普格德：《美国环境外交政策与国务院的权力》，第84页。
[36]斯蒂芬·霍普格德：《美国环境外交政策与国务院的权力》，第103页。
[37]《联合国环境会议今天建立一个协调未来环境活动的基本的国际机构》，《参考消息》1972年6月18日，第4版。
[38]王之佳：《中国环境外交》，中国环境科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303页。
[39]斯蒂芬·霍普格德：《美国环境外交政策与国务院的权力》，第76页。
[40]约翰·E·卡罗尔：《国际环境外交》（John E. Carroll，International Environmental Diplomacy），剑桥大学1988年版，第4页。
[41]美国国务院：《美国对外关系文件，1969—1972》，Doc. 301。
[42]斯蒂芬·霍普格德：《美国环境外交政策与国务院的权力》，第76页。
[43]斯蒂芬·霍普格德：《美国环境外交政策与国务院的权力》，第86页。
[44]詹姆斯·多尔蒂、小罗伯特·普法尔茨格拉夫：《争论中的国际关系理论》，世界知识出版社2003年版，第549页。
[45]丹尼尔·墨尼汉报告理查德·尼克松总统关于北约现代社会挑战委员会最新进展（Daniel Moynihan updates President Richard M. Nixon on the progress of NATO's Committee on the Challenges of Modern Society），http://galenet.galegroup.com/servlet/DDRS?txb=Daniel+Moynihan＆slb=KE＆vrsn=1.0＆1ocID=tradeshow＆srchtp=basic＆ste=3。
[46]《尼克松在苏欢迎宴会上讲话》，《参考消息》1972年5月26日，第2版。
[47]斯蒂芬·霍普格德：《美国环境外交政策与国务院的权力》，第110页。
[48]指约翰·W·麦克唐纳和克里斯蒂安·A·赫脱。
[49]丹尼斯·L·索登：《环境总统》，第180页。
[50]转引自李庆四：《美国国会与美国外交》，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163页。
[51]李庆四：《美国国会与美国外交》，第175页。
[52]J·布鲁克斯·弗立本：《尼克松与环境》，第62页。
[53]出席斯德哥尔摩会议的美国代表团得到指示，在包括自愿的环境基金等五个主要问题上持坚决反对意见。见斯蒂芬·霍普格德：《美国环境外交政策与国务院的权力》，第103页。
[54]《瑞典首相帕尔梅星期二（六日）把关于越南问题的不调和的调子带进了联合国人类环境会议》，《参考消息》1972年6月9日，第4版。
[55]王之佳：《中国环境外交》，第106页。
[56]肯·康卡、杰弗里·D·达贝尔科：《绿色星球呈蓝色》（Ken Conca，Geoffrey D. Dabelko，Green Planet Blues），科罗拉多1998年版，第2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