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析英国工党早期执政理论与实践
王海良[1]
［摘要］ 作为工人政党，英国工党的社会基础是工人阶级，理论基础是英国社会主义，其历史基础是工人运动。工党诞生于20世纪初，一战为其提供了兴起壮大的契机，带有社会主义色彩的党纲和战后的社会条件使之迅速超越了自由党，成为两大政党之一。1924年和1929年两度组阁执政的实践及改革尝试表现出社会主义倾向，展示了工人政党的能力，但未能达到党纲所设定的目标。工党早期执政理论不足，受限于政治制度、社会结构和经济结构，其执政实践成果有限，但形成了渐进社会主义风格并生成了“福利国家”的基因。
［关键词］ 英国工党；社会主义；执政；理论；实践
英国工党是西方社会党的重要分支，无论在现代西方社会民主主义思潮的形成和发展方面，还是在西方社会党的实践活动方面，它都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英国是最早产生近代无产阶级和工人运动的国家，又是偏离欧洲大陆而自成一体的岛国，因此英国工党从来就具有独特的历史传统和思想渊源。英国工党较早走上了社会民主主义道路，较早取得了执政机会，进行过一番改良试验，可以说在现代政治史上产生了深远影响。研究英国工党的理论和实践，对于我们了解和认识现代西方民主社会主义思潮，观察和分析欧洲乃至世界的政治现状，无疑不无裨益。
一
英国工党诞生于1900年，当时的名称是劳工代表委员会，劳工代表委员会既是19世纪工人运动的结晶，又是工人运动走上议会政治道路的标志，一开始就带着改良主义的烙印。虽然它在1906年易名为工党，打起了独立的工人政党的旗帜，但却是左冀团体的松散联盟，尚不具备统一的政党的素质和力量，更缺乏自己的理论体系。因此，工党仍然把自由党的目标当作自己的目标，跟着自由党摇旗呐喊，按自由党的意志行事，用肖伯纳等人的话来说，它是“随自由党潮流的一只软木浮子”[2]。虽工党的领袖们喜欢在一切问题上听从自由党的意见，但工党所代表的工人运动及其群众队伍却“从未完全拜倒在这种资产阶级的感染面前”，而且党内“一直存在着对这种感染的斗争”[3]。党内各种组织，如独立工党、费边社、英国社会党、工会组织等，往往意见不一，力量分散。这样，工党几经挫折，历尽沧桑，用了八年时间才发展壮大起来，到1914年，工党的党员人数超过了一百五十万，地方工党超过七十个，还有一个大多由工人出身的党员组成的议会党团。[4]但总的说来，工党还处于一个弱小政党的地位，远远不能与英国两大传统政党抗衡。即使到这时，工党也未在理论上出现突破，没有提出社会主义的主张。不容否认，工党队伍中不乏社会主义者和从属于它的社会主义团体，但正如工党理论权威、工党历史学家G·D·H·科尔所指出，党内也有相当数量的人既不是也不自称社会主义者，他们绝没有准备让其候选人忠于社会主义。[5]
第一次世界大战给工党带来了转机，一则战争的需要促成了广泛的联合，它在“战争紧急时期全国工人委员会”的旗帜下，为保护工人的利益而斗争，扩大了工党的群众基础；二则工党领袖参加联合政府，既取得了参政的经验又增强了自己的信心。俄国十月革命又给工党以进一步的推动。虽然对十月革命的看法不尽一致，但左冀获得了坚定的革命性目标，他们希望自己也要有所作为。因“擦鞋垫事件”[6]而退出战时内阁的工党书记韩德逊开始全力以赴地改组党的机构，准备党的纲领，以便战后问鼎政权。连当时的美国驻英大使沃尔特·佩奇也敏锐地察觉了韩德逊的意图，他在1918年1月呈交威尔逊总统的报告中写道：“工党正在争夺最高权力。”[7]同年3月27日他又在致威尔逊总统的信中写道：“工党希望、期待并正准备赢得下次大选——我不敢断言他们是否有充足的理由这样做，大多数人预期它会在某个时候赢得政权……”[8]人们之所以作如此判断，主要是由于工党在2月份举行的代表大会上通过了韩德逊在西尼·韦伯协助下起草的新党章草案，而这个新党章标志着工党进入了新的历史阶段，不少史学家称此时的工党为新工党。
工党的新党章有两大突破，一是在组织方面，二是在纲领方面。新党章规定，地方党组织可以吸收个人党员，这样，支持工党的人就可以直接取得党员身份。这使得非社会主义者能够加入到工党队伍中来，尤其是为中产阶级知识分子和即将得到选举权的妇女打开了大门。此外，就地方组织、党的经费、领导机构等问题所作的规定，都有利于把党从一个松散的政治联盟转变成全国性统一政党。故在科尔看来，新党章的目的“是把党改造成一个在下次大选中能够向保守党和自由党挑战的全国性组织”[9]。集中体现工党纲领的是引人注目的第四条“党的目标”，它奠定了工党的理论基础，这就是它第一次明确地提出：在生产资料公有制和对每一工业或行业所能做到的最佳的民众管理与监督的基础上，确保手工与脑力生产者获得其勤勉劳动的全部果实和可行的最公平分配。[10]显然，这个目标具有很浓的社会主义色彩，在理论上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但过于简约和抽象，不足以表达它的全部内涵。因此，作为解释性文件《工党与社会新秩序》，不久即在党代会上通过并公之于世。它是由西尼·韦伯起草的理论和政策声明，实际充当了工党的政治纲领，成为以后数十年工党制定政策的基础。
《工党与社会新秩序》宣布了被韦伯称作“未来大厦的四根立柱”的四项原则，它们是：（1）普遍实行国民最低生活标准；（2）工业的民主监督；（3）国家财政革命；（4）剩余财富用于公共福利。[11]具体说来，第一项原则就是要以最低工资、最起码的劳动条件和四十八小时最大工作周等来实观充分就业；第二项原则是指在一个民主的议会控制下的公有制，加上保证私营工业的自由和工会进行交涉的自由；第三项原则主要指对税收制度实行严格检查，实际上是要用对高收入者征收重税来补贴社会服务事业；第四项原则是要用公共占有的资源、税收和国家财富的积余为全体人民提供尽可能多的享受教育与文化的机会。这些原则无论多么接近社会主义，都没有超出费边社会主义即改良主义的樊篱，连表达方式都没有脱离费边主义的风格。考虑到韦伯的背景，这一出自他手笔的作品不可避免地要打上费边主义哲学的烙印。它能被接受，显然与党的书记韩德逊有重要关系。韩德逊早在1912年就加入了费边社，不能不受费边主义影响，后来虽成为工党的领袖之人物，但却没有明确的社会主义观点。他是一个有组织能力的活动家，很重实际而不善理论，他认为战后只要有某种社会主义信仰，就可以把全国的力量有效地团结起来，故而求助于理论家韦伯和他的温和、渐进、改良的社会主义。更重要的是，保守的渐进主义和实用主义历来在英国政治中盛行，在工党的思想中也有基础，而在新条件下容易为多数人所接受。
由于《劳工与社会新秩序》的思想实质是用社会改良代替社会革命，企图通过议会斗争实现四项带有社会主义色彩的原则，它不可避免地带有先天的毛病，一方面长远目标过分理想化，另一方面通往目标的道路相当漫长，如何接近目标的问题没有明确解答。作为理想化的东西，它确能吸引广大群众，作为扩大党的队伍的权宜之计，它也取得了成功。但作为一个政治纲领，它还太抽象空洞。当然按照它的原则，工党代表大会作出了相应的决议，其中包括二十七项建议，作为实施细则。但这些施政建议不是根本无法实行就是连资产阶级政府也能做到，因而没有理论意义。总之，只有这看似美好的蓝图，还盖不起“未来的大厦”，因为它不是一个行动计划。这样，当六年后工党出人意料地上台执政后，就必然造成“实际路线模糊，应采取的步骤也不清楚”[12]的局面。
二
1918年的新党章和政纲毕竟标志着工党进入了新的历史时期，它终于在思想上、行动上与自由党分道扬镳，开始单独问鼎政权，并争取实践自己的理论。正是由于新党章和政纲的积极内容和理想色彩，工党赢得了广大工人阶级的支持，也吸引了相当数量的自由党选民，结果在不到六年时间内，它就取代了自由党的地位，一跃成为议会中的第二大党并得到了组织政府的机会。1924年1月22日，工党领袖麦克唐纳宣誓就任新内阁首相，以工党成员为主的新政府开始执政，这是工党第一次组阁，是工党的一个胜利，费边社则视之为“给予费边社四十载努力的一顶合适的王冠”[13]。在这种情况下，工党是否通过自己的政府实践了自己的理论？工党政府施政的情况如何？
新政府一上台就不得不对付棘手的失业和贫困问题，这是上届政府未能解决而遗留下来的难题。工党在竞选纲领中断言，“只有工党才拥有消除失业现象的可靠工具”[14]，因此公众舆论期待着新政府能够手到病除。虽然工党并没有什么可以根治失业问题的灵丹妙药，但新政府还是很快就采取了行动。麦克唐纳于2月12日在下院以首相身份作第一次演讲时许诺说，政府将在养老金、疾病和失业补助金方面采取宽厚政策。[15]2月19日，掌玺大臣克莱尼斯宣布，政府决定成立一个内阁专门委员会，负责制订提供就业机会的公共工程方案。[16]同时，新救济法生效，取消了按失业保险计划规定的补助金发放“间隔”，它立刻受到失业者的欢迎，为新政府的执政前景平添了一线希望之光。新政府还改善了失业保险制度，增加了养老金和残废退休费。从1924年8月起，男子失业补助金从每周15先令增加到18先令，妇女失业补助金从每周12先令增加到15先令，失业父母的子女所得补助金也由每周1先令增加到2先令。[17]可是在关键的公共工程计划方面，新政府由于缺乏新经济思想而举步艰难、行动迟缓。信奉传统经济思想的财政大臣斯诺登主张低税入、少开支，不愿理睬凯恩斯的学说，让他从国库拿钱兴办公共工程阻力很大。为严重的失业所迫，他最后于7月份宣布了一项耗资二千八百万英镑的公路、铁路及电力工程方案，“算是朝凯恩斯方向做了最谦逊的表示”[18]。这个方案本身不乏勇气和抱负，也很可行，可惜出台恨晚，未及对解决失业问题做出贡献就随工党政府一道夭折了。
第一届工党政府的最佳政绩还在解决住房问题方面。当时，解决住房问题的紧迫性并不亚于解决失业和贫困问题，前两任政府都曾作过努力而收效甚微。保守党政府卫生大臣内维尔·张伯伦在1923年制订的计划确立了“国家干预，提供住房”的方针，但它重私人开发者而轻地方政府的作用，重建造供出售房屋而轻供出租房屋。[19]按照他的计划，政府在20年内每年为每幢住房提供6英镑补贴，以期“鼓励较富裕的家庭迁入新住房，让出旧房屋供不太富的家庭居住”[20]。可是，这个计划对于买不起住房的工人阶级来说毫无意义。随着失业人数的增加，交不起房租的人越来越多，住房状况不断恶化。工党政府上台后的努力之一，就是要求限制房主自用全部房产的权力，以便增加出租房屋的数量，该提案获得通过成为法律，对缓解住房紧张状况起了一定的作用。[21]到8月份，工党政府卫生大臣惠特利的新住房法案获得通过，它规定在40年期限内，政府每年为每幢房屋补贴9英镑，在期限和金额上分别高出张伯伦方案100%和50%。新方案的一个重要精神在于，它把主要责任放到地方政府肩上，鼓励地方当局营造住房，中央政府给予补贴。再者，新方案规定新造房屋必须用于出租，不得出售，以满足广大低收入者的需要。惠特利还许诺把该方案稳定地实施15年，以扩大建筑业，提供更多就业机会。[22]不难看出，惠特利住房法案有多方面的贡献，其一，为建造更多住房创造了条件；其二，解决了出租房屋问题，尤其是减轻了中下层群众的房租负担；其三，为长期解决住房问题打下了良好基础。事实上，即使在工党政府下台后，它仍继续得到施行，一直到1932年经济危机时才终止。有的历史学家把惠特利住房法案誉为“一场真正的革命”[23]，这在某种意义上是正确的。从较广泛的意义上来说，它是一次货真价实的社会改革。
第一届工党政府执政实践中另一值得注意之点是财政大臣斯诺登的新预算案。一向倡导社会改革的斯诺登在经济思想方面却很守旧，他认为社会改革须以预算平衡为基础，坚信“改革必须等基础真正奠定好才行”[24]。因此，新预算案贯彻了自由贸易和低税入原则，政府减少了对若干种食品的课税，如对茶叶、咖啡、可可和蔗糖的关税减半，废除了战时和战后实行的保护关税，取消了对已住人房屋所课房屋税，减少了娱乐场所低档座位的娱乐税以及电话税和机动车辆税。这些减免课税的措施对中下层有利，也有益于对外贸易，自然受到了广泛的欢迎。一时之间，工人队伍充满了对斯诺登的“敬佩之情”，《社会主义评论》杂志称颂他是“本月份的英雄”[25]。工党几乎一致赞同新预算案，原因是它符合工党的这一观点：国家实行高税入、高开支无异于搜刮民脂、胡乱挥霍。自由党支持它则是因为它合乎自由贸易原则。然而，这个财政法案没有触及工党允诺过的资产税，也就是说没敢尝试以税收为手段重新分配国民财富。非但如此，它还废除了对企业利润所征收的特别税。可见，工党政府做了对工人群众有利的事情，但却不愿做侵犯资产阶级根本利益的事情，也可以说它迈出了改革的小步，却没有迈出革命的大步。
第一届工党政府在执政九个月后因坎贝尔事件下台。[26]1926年的大罢工则以失败而告终。工党被迫对自己的理论和政策进行调整，于是产生了根据麦克唐纳设想、由R·H·托尼起草的《劳工与国家》这一文件，以代替《劳工与社会新秩序》的工党新政纲。《劳工与国家》淡化了远大的理想，只是重新肯定了工党对于通过渐进道路走向社会主义的信念，因此艾德礼称它是“党期望通过正常途径取得政权的一个号召”[27]。这个冗长的文件列举了一系列建议，供工党再度执政采用，内容包罗万象，没有重点。它表明工党更重眼前的目标，更加实际了。作为权宜之计，它确实产生了惊人的效果。在1929年5月的大选中，工党得票近三百万张，增加了一百三十个议席，一跃成为议会第一大党，尽管未占绝对多数。因此后来有人称新政纲“一直是候选人、组织家和宣传家手中的利剑”[28]。可是，这把利剑对于已经冲杀上台的政府而言就不再那样灵了。
以麦克唐纳为首的第二届工党政府基本上是1914年的原班人马，但客观情况却大不一样了，这次执政更加困难。工党曾在竞选纲领中许诺，“如果取得政权，它定要利用政权……废除煤炭业中八小时工作日的法律”，并且要“废除工会法，恢复工会的权利”[29]。它的另一项保证是设法大大减少失业。结果这三个目标都没有达到。
经过多次谈判和斗争，矿工工作定为七个半小时，而不是工党所许诺的七小时，这实际上是工党成为劳资双方中间调停人的表现，政府促成了一次妥协。在工会法问题上，政府没有直接要求废除，而是提出了一个所谓的“修改”草案，在下院审查时，自由党人对此草案提出修正案，其内容比1927年工会法有过之而无不及，不进反退。为避免把事情搞得更糟，工党政府主动撤回了自己的法律草案，此后再不提及。在失业问题上，工党最初做出了努力，1930年2月通过了关于失业保险的法律，对保险制度作了一些改进，增加了少年工人失业补助金，年龄降到15岁，把过渡期补助时间延长到12个月。可是工党政府没有制止失业的办法，也没有增加就业机会的计划，故无法解决失业问题。
随着世界性经济危机的到来，国内失业率扶摇直上，到1930年年尾时，失业者人数高达二百三十万以上，占已保险工人的21%，在若干重要产业部门则高达25%。[30]1931年8月，风暴提前爆发，英国财政状况恶化，国际金本位岌岌可危，英格兰银行濒临破产，必须向国外借款才能渡过难关。但国外银行家的借贷条件是，英国政府必须先采取经济紧缩措施，以确保贷款将来能够收回。这意味着政府必须削减文职人员的薪俸、军警的饷银和失业者的津贴。根据专门委员会的建议，为弥补赤字，必须一边增加税收二千四百万英镑，一边节省开支九千六百万英镑，其中削减失业工人补助金20%，即六千六百五十万英镑。[31]显然，失业工人将成为节约措施的主要牺牲者，不可能不遇到来自下面的反对。虽然内阁多数同意接受这个建议，但工党内部绝大多数人反对政府采纳它，于是麦克唐纳被迫辞职，工党政府宣告解体。后来国王乔治五世任命麦克唐纳为“国民政府”首相，工党因此将他及其支持者开除出党并开始进行新的探索。
三
从上述情况来看，工党政府远远未能实践党纲所阐明的四项原则，甚至没有尝试就丢到了一旁。但有些具体目标可以说达到了，也有的接近了，产生了积极的影响，这也是必须肯定的。问题在于，工党政府何以未能大胆地实践既定的理论，大踏步地奔向既定的目标？如果以为是工党政府任期太短、领导人思想保守或经济危机不期而至限制了它，这就未兔太直观片面了。我们不妨从多角度更深入地观察和分析之，这里提出政治结构、社会结构和经济结构作为基本思路。
从政治结构来看，工党的道路是议会道路，是在资产阶级社会民主制的框架内建造所谓未来社会主义大厦，故工党的任何努力都不能违背资产阶级议会民主制的竞赛规则。按照惯例，政府的计划必须通过提案方式获得议会批准，只有立法才能施行。这就使政府行动的自由变得十分有限，很大程度上受议会左右，议会的结构成为关键因素。如果政府在议会中拥有压倒多数，则它的意志很容易被接受，否则情况就相反。工党在1923年12月的大选中获得了议会中第二多的议席，一跃成为排在保守党之后的第二大党。由于大选是就关税壁垒问题展开的，主张自由贸易的工党和自由党所获总选票超过了主张保护主义的保守党，因而保守党无法继续执政，作为第二大党的工党才得到了执政的机会。不过，这种三足鼎立局面对工党执政并不十分有利，工党政府没有取得议会多数，随时都会受到两个资产阶级政党的夹击，处处都会受到掣肘。在这种情况下，自由党处于关键地位[32]，而它与工党没有多少共同目标，不可能处处支持工党政府。这一格局大大限制了工党政府在立法方面的自由，使之处于力不从心的境地。不要说尝试进行工业民主、财政革命及财富公用这样的改革了，哪怕是稍对资产阶级不利的一般措施也会遇到阻碍。如第一届工党政府一上台就遇到失业者拒付房租的普遍现象，社会秩序为之大乱，政府立刻提出了一项有利于房客的全面修订租金控制法的提案，它在通过二读后遇到了极大阻力，终于被迫放弃。同时，政府的另一项旨在防止房东驱逐因失业而付不起房租者的重要提案也因未得到自由党人的支持而在二读时被驳回。[33]第二届工党政府撤回“修改”工会法提案也是个例证。这就可以理解，何以工党政府没敢提及许诺过的资产税，即使提出议案，也根本无法通过一读，可见在工党政府在没有议会多数的情况下，不但工党播撒的种子开不出社会主义的花朵，而且一般社会改革的小花也难以越过议会的高墙，实际上这早在第一届工党政府产生前夕就已成定局，否则工党政府是很难上台执政的。
应该说在1923年底人们对工党可能执政的前景还是心怀疑惧的，这一点在史家的评述中有充分的反映：“英国人一觉醒来，揉揉眼睛，发现大选的结果竟很可能产生一个工党政府，有的人不免对此前景忧心忡忡，有的人则可能如临末日、谈虎色变了”[34]，对资产阶级及其代理人来说，工党政府简直就是洪水猛兽，他们的反应自然十分强烈，甚至保守党总部卡尔顿俱乐部的所有大厅都挤满了“宣称末日将至的预言家和火药味很浓的叛乱策划者。餐桌上无不发出痛苦的呻吟，残酷的密谋暗计成了广泛的话题，大谈凶猛的叛乱成了佐酒佳肴”[35]。不过一般人认为，保守党可以和自由党组成联合政府，把工党排除在外。更清醒的人则认为，国会中的反社会主义的多数派可以扼制工党政府的“行政梦魇”，因此“另外两党用不着联合起来竭力阻止工党政府执政”[36]。熟谙议会政治的保守党领袖鲍尔温即持这一看法，而且他相信工党执政将不过是一个小插曲，不久就会一劳永逸地证明工党无力经国治世。
在自由党方面，虽然许多人要求利用该党的关键地位阻止工党组阁，但其领袖却不愿意把自由党变成保守党的小伙伴，也不认为工党上台会带来巨大危险，可以让工党试一试。在他们看来，“如果我们真正理解自己的行当的话，那末真正控制局面的还是我们”[37]。这丝毫没有夸张，倒反映了他们的真实地位和内心世界。
工党方面最初意见不一，赞成组阁者认为工党值得尝试，否则它的主张永远得不到认真考虑；反对者认为执政而无实权只会招致身败名裂，得不偿失。[38]工党领袖会商的结果是，应该独立组阁，采取有节制的施政方针。由此可见，工党领袖们明白工党政府的处境和前景并相应地确定了施政方针，而理想的目标、基本原则只能让位给实际需要。
从社会结构来看，议会中各政党分别代表不同社会阶级和阶层的利益，反映了他们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进入20世纪以来，随着工业生产的高速发展，特别是新型产业的出现和工业管理的改进，技术工人和脑力劳动者的比例大幅度提高，19世纪意义上的工人阶级人数相对减少，工人阶级上层和中层不断扩大。此外，自由职业者队伍的扩大使中产阶级的地位和作用不断增强。这个庞大的中产阶级构成较为复杂，它的下层与工人阶级的中、上层相互沟通，其上层则与资产阶级相互关联。中产阶级的扩大造成了社会两极力量的相对缩小，处在两极之间的各个阶层作用日益增大，且在不断变动之中。正是这种情况造成了自由党的多次分裂和工党的迅速壮大，也使两党的关系复杂化。[39]自由党不再代表某个固定的阶层，但又影响着中间力量。对广大的中产阶级和工人阶级上、中层既得利益者而言，任何急剧的社会变动都没有好处，这与保守党和自由党，口味一致，因而很容易形成阻碍社会改革的力量。这样，即使工党取得了议会多数议席，如果它推行的政策侵犯了资产阶级的利益，同时也有悖中间阶层的既得利益的话，那么不难设想，它也同样被迫妥协让步，否则就要出现大动乱，而这是工党所不愿看到的结果。由于社会结构的作用，工党的改革只能在既改善下层的状况而又不侵犯中、上层的根本利益的限度内进行。两届工党政府的若干提案之所以未能顺利通过，原因也在于此。工党的唯一办法就是争取更多的支持者，也就是麦克唐纳所说的，实现社会主义的速度取决于全国的社会主义者人数，因而必须造就更多的社会主义者。[40]然而问题在于究竟是社会主义者决定社会结构，还是社会结构决定社会主义者的前途？
从经济结构来看，要实行生产资料的公有制和工业的民主管理是非常困难的，不改变整个经济制度及其运行机制就无法进行经济变革。企图在现存经济结构中建立新的运行机制会遇到很多障碍，既有国内的也有国际的，因为资本主义经济是一个统一的世界体系，牵一发而动全身，经济改革必须是全面的经济制度的改革。从有限的目标来看，在不改变经济制度的条件下，要解决经济问题，医治社会疾病，也是很困难的。例如失业问题，工党自称能够有效地解决，但它同保守党一样寄希望于世界贸易的复兴而没在政府干预上下功夫，因此不仅未能解决，反而在第二届工党政府任内失业倍增，国库空虚。外国贷款条件提出了难题，正反映了资本主义经济结构的内在作用。在经济危机面前，工党的理论更加无能为力。当美国人开始寻求“新政”，法国人开始走向“人民阵线”时，英国工党却不得不放弃政权，走进低谷。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说，工党的执政缺乏两大依托，一是立法方面的把握，二是科学的经济学说。工党十多年的历程、两度执政的实践不断使其理论捉襟见肘，迫使它调整、修补。不过，这确实体现了费边主义的风格，重在渐进，不顾其余。费边社的箴言说，“一旦时机来到，就得像费边那样，全力出击，否则就白等了一场，徒劳无功”[41]。如果缺乏有力的手段，不占据优势，所谓全力出击只能是空谈，白等一场倒是实话，历史可以做证。
［本文原发表于《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1990年第5期］
[1]王海良，上海社会科学院图书馆馆长、台湾研究中心秘书长。金重远先生1988级博士研究生。
[2]亨利·佩林：《工党简史》，英文版，麦克米伦公司，1974年，第16页。
[3]莫尔顿：《人民的英国史》，英文版，伦敦，1979年，第453页。
[4]亨利·佩林：《工党简史》，第30页。
[5]科尔：《1914年以来的工党史》，英文版，伦敦，1978年，第3页。
[6]亦称“闭门羹”事件。韩德逊是战时内阁成员，他主张英国派代表参加拟于1917年在斯德哥尔摩召开的国际社会主义者代表大会，遂引起了与内阁首相劳合·乔治的冲突。1917年8月1日，韩德逊在内阁房门外被人拦住，而里面正在开会讨论他在内阁中的地位问题。于是韩德逊愤而辞职，退出了战时内阁。
[7]亨利·佩林：《工党简史》，第42页。
[8]亨德里克：《沃尔特·佩奇的生平与书信》，英文版，伦敦，1930年，第358页。
[9]科尔：《1914年以来的工党史》，第40页。
[10]亨利·佩林：《工党简史》，第44页。
[11]阿恩斯坦：《过去的证据：1688年以来英国历史资料和问题》，英文版，希思出版公司，1981年，第343页。
[12]戴维·罗伯茨：《工党执政：1924年、1929—31年》，见克里斯·库克与伊安·泰勒合编：《工党：历史、结构及政治概论》，英文版，伦敦，1980年，第112页。
[13]玛格丽特·柯尔：《费边社史》，商务印书馆1984年版，第178、201页。
[14]特鲁汉诺夫斯基：《英国现代史》，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79年版，第110页。
[15]戴维·罗伯茨：《工党执政：1924年、1929—31年》，第109页。
[16]科尔：《1914年以来的工党史》，第160页。
[17]特鲁汉诺夫斯基：《英国现代史》，第110页。
[18]罗伯特·詹姆斯：《不列颠革命：不列颠政治，1880—1939》，英文版，伦敦，1977年，第192页。
[19]R·K·韦伯：《现代英国》，英文版，纽约，1980年，第518页。
[20]西德尼·伍德：《不列颠福利国家，1900—1950》，英文版，剑桥，1982年，第26页。
[21]科尔：《1914年以来的工党史》，第161页。
[22]A·J·P·泰勒：《英国史：1914—1945》，英文版，牛津大学出版社1970年版，第210页。
[23]A·J·P·泰勒：《英国史：1914—1945》，英文版，牛津大学出版社1970年版，第212、272页。
[24]A·J·P·泰勒：《英国史：1914—1945》，英文版，牛津大学出版社1970年版，第272页。
[25]戴维·罗伯茨：《工党执政：1924年、1929—31年》，第111页。
[26]坎贝尔是英国共产党刊物《工人周报》的执行编辑，于1924年8月5日以煽动叛乱罪被捕。但一周之后此案即被撤销。环绕这次事件，保守党同工党政府展开了激烈的政治斗争，保守党指责工党大法官哈斯丁斯偏袒共产党，并对正在进行的英苏谈判施加压力。由于保守党得到了自由党的支持，工党政府终因此案而下台。
[27]艾德礼：《工党的展望》，商务印书馆1961年版，第28页。
[28]戴维·罗伯茨：《工党执政：1924年、1929—31年》，第118页。
[29]特鲁汉诺夫斯基：《英国现代史》，第171—172页。
[30]马克斯·比尔：《英国社会主义史》下卷，商务印书馆1959年版，第375页。
[31]科尔：《1914年以来的工党史》，第251页。
[32]在1923年大选中，自由党只获得158个议席，工党和保守党则分别得到191席和258席。但自由党议席对于以少数地位执政的工党来说，是至关重要的，没有自由党议员的支持，工党政府无法通过任何提案；如果自由党议员支持保守党，则工党政府在议会中面对压倒多数而寸步难行。
[33]科尔：《1914年以来的工党史》，第161页。
[34]莱曼：《第一届工党政府》，英文版，伦敦，1957年，第81页。
[35]罗伯特·詹姆斯：《不列颠革命：不列颠政治，1880—1939》，第185页。
[36]莱曼：《第一届工党政府》，第82页。
[37]克里斯·库克：《自由党简史：1900—1984》，英文版，麦克米伦公司，1984年，第95页。
[38]罗杰·莫尔：《工党的出现：1880—1924》，英文版，伦敦，1978年，第192页。
[39]自由党惭渐丧失了统一的社会基础，因此不断衰落下去。但它仍然独立存在，并不依附于另外两党，往往起着牵制和平衡作用。它支持工党组阁，却不同意工党的政策。它为了保持独立性，既不愿意加入工党政府，也不愿意加入保守党政府。这种情况在二三十年代尤其突出。
[40]戴维·罗伯茨：《工党执政：1924年、1929—31年》，第117页。
[41]玛格丽特·柯尔：《费边社史》，商务印书馆1984年版，第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