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武报恩寺历史考

一、王府还是寺庙？[1]

1.问题的提出

究竟是原本有计划建筑的寺庙，还是由僭越等级建造的王府改成的寺庙？这一直是围绕报恩寺的一大“公案”，两种说法并存，至今没有定论。

一说报恩寺是明正统五年（1440年）龙州土官佥事王玺奏修的报答皇恩的寺庙[2]。寺内碑文是此说的据证。寺内碑亭明正统十一年（1446年）由王玺所立“九重天命碑”《敕修大报恩寺碑铭》是寺内最主要的碑记。碑文说明王玺修寺的原因及寺之规模形制并以溢美之词颂赞王公德行。碑载：“龙阳旧治青川，洪武中徙今乐平（即今平武县城龙安镇）。古有观音院，在今寺之南，规制湫隘，无以容众。土官佥事王玺恩无补报，欲大创寺宇，保障遐方。乃于土僧正知叶同开山遂请于朝，皇上允之。纶音既下，卜其美地，水环以流，山拱而秀，材鸠工，伐石陶甓。经始于正统庚申（1440年）。龙人之势赴功者罔敢或后。越七而告成。殿宇深峻，阶墀轩敞。殿之前则有天王殿、三桥、山门、二狮、二幢、钟楼而极其华美，殿之后则有七佛楼、二亭、戒台、龙神祖师之堂而极其壮丽，殿之东西峙以大悲殿、轮藏殿而翼以廊庑，楼之后则环以方丈僧寮、斋厨库舍悉完整清洁。其妆塑点染，雕琢藻绘，黝垩丹漆，金碧琉璃，争光照耀……”从碑文看，建筑的是“报恩寺”，而且经皇上允准，因而为“敕修”。碑中记述建筑配置，主体形制与今留存报恩寺相合。

“王府改寺说”认为报恩寺原是龙州土官王玺僭越等级制度建造的王府。建府之事被察觉后，王玺惶奏建报皇恩大寺。明代对私建寺庙，按例应予惩处。皇上念其土官守边拓疆有功而不为例准之。王玺将王府改成寺庙，即今报恩寺。传说认为报恩寺是北京来的直隶工匠仿北京故宫建造的。传说认为建筑始建于正统五年，完成于正统十一年。对于由府改寺的时间不清晰，且故事带有很多民间故事的成分。传说依据之一为寺内“九重天命碑”圣旨“既是土官不为例。准他这遭……”以及其他关于王玺及修建过程的传闻轶事。然而传说生命力很强，流传很广。

龙州距京城万里之遥。在今天看来，报恩寺之修建亦不是简单的事件，更不消说五百多年前的明代。两种说法并存，说明这期间定有文章。事实上，人们很难轻易地把规模宏大的报恩寺建筑群与官位仅在六品的龙州土官王玺联系起来。因此弄清建寺之缘由，就成了研究报恩寺首先必须解决的问题。

2.龙州及王玺

古龙州，即今平武县。位于川西北，四川盆地边缘，是盆地与高原相通的过渡带。宋诗云：“峭壁阴森古木绸，万山深处指龙州，猿啼鸦噌溪云暮，不是愁人亦是愁。”即使现在，现代交通相对发达，由成都到平武也还要几小时，古代平武与外界之联系可想而知。《平安府志》载：“龙城距京师万里之遥”。古龙州似乎是远离尘嚣的静谷。

然而，龙州地处汉夷交错杂处的最前沿。自蜀汉以来，一直是战略要地（蜀汉江油关即在平武县，邓艾经阴平道攻下江油关，蜀汉失西川）。虽弹丸之地却关系着国家的命脉。《龙安府志》载：“……惟我龙州僻处边陲，介在羌氐，松峰积雪，六月如银；柳留凄凉，三春迟暮……舟车不到，作客罕闻……然数西蜀则金川之史册无光；微龙州则西蜀之藩篱莫固。”因其如此重要的战略地位，龙州地区自蜀汉起即有土官政权雏形，直到北宋末年正式设土司政权（一直延续到1956年才彻底取消）。所谓“土”即指边防要塞少数民族自治政权，或是由汉官充任的统治少数民族的政权。“土”政权由土司集团组成。土司政权受控于中央政权，其官制服色品位与汉同级官制相同，只是它具有双重职能：一方面是统治少数民族，“关辖边寨及藩民种类，户口，业产，服色，嫁娶，死丧风俗”“兴学化夷”的机构；另一方面是镇压少数民族，保卫边陲安全的机构。因而，土司政权具有相当的独立性和特殊性。历代镇守中原的汉族统治者或蒙、满统治者，均把安氐定边的伟命全权交给镇夷土官，特别是明朝。

龙州土司自北宋一直是薛、王、李三姓控制，土司政权世袭。三姓控制平武一带藩民，各拥有一定数量的少数民族藩寨，颇有些藩国余韵。“分封茅土经千载，带砺江山历数朝”是为土司写照。王玺，是明宣德三年（1428年）袭文职的仕郎判官。明初，朱元璋伐蜀。龙州土官三姓争相投靠，镇边有功。宣德八年（1433年）升龙州为宣抚司。王玺任土官佥事，相当于六品武职。品位虽不高，但是军事要镇的军权掌握者；虽是小官，王玺有自己的藩民边寨，自己的领地，在自己领地一方，做着事实上的“皇帝”。

因此，王玺有僭越等级的基础。

3.王玺建造王府的可行性

龙州盛产楠木，为王玺准备了优越的建材条件。正统五年北京大修故宫，平武出贡木。因而为王玺伐材量木提供了方便。传说，王玺逼民交大木，不交便杀头。有材之家多掘坑埋木而逃脱。这说明当时有采木一事。可以说是为皇府，也可以为自己准备。

王玺家资富足，龙州又出产麸金，为其修建营造准备了财力条件；明朝工匠的轮班匠制，为社会上提供了大批可以独立于田地的自由工匠，这就使营建的工匠来源有了保证。

材、财、匠有了保障，营造的工作就有了充分条件。有了心理上的基础，加上物质条件，王府之修建有了可能性。

4.“报恩寺”之说值得怀疑

事实上存在的是报恩寺而不是王府。寺内碑文极力说明是报恩寺，然而，关于报恩寺建造历史的资料，只有寺内所立的“九重天命碑”和“万乘皇恩碑”提供的碑文。碑立于正统十一年，立碑者王玺。前者正面镌刻圣旨：“既是土官不为例，准他这遭。”背面即敕修报恩寺碑铭。后者碑文为修大报恩寺记，同样记述了报恩寺修建前因后果。总的看来，二碑似乎都在为王玺努力正名。“九重天命碑”铭中说“开基创寺，坐西面东，伊谁檀越，佥事王公，奏于帝廷，帝曰准从”，其中可见僭越的存在。而且寺建在前而帝准在后，不若其碑文前讲“纶音既下……材鸠工”。这二者是显见的矛盾。而“万乘皇恩碑”开头即说：“建寺奉佛，人心之至善也，然事有可为而不为，理不可为而为之，均之不得忠君爱国。”而王公因享有世袭爵禄而恩无补报，遂以为建寺为允当“请之于朝。圣天子念其土官特允请而不为例……”可见这碑文其内在微妙的逻辑，王玺是做了“理不可为而为之”的事，碑显然是在为其辩护开脱。

唐代以后，封建统治者对佛教建立了严格的管理制度：不准随意私建寺院；不准私下剃度僧尼；实行度牒考试制度；限制寺院经济的发展等。建造寺院要经国家批准，严禁民间建寺。明代洪武年间沿宋代制度加强了对佛教的严格管理。洪武二十四年（1391年），又命令各州县府只许保留大寺院一所及僧众聚住（注：见《世界七大宗教》陈鳞书、朱森溥著），但明代却有许多“报恩寺”及敕修的寺院。特别是英宗正统年间，王振摄政，作为宦官内臣与寺院本有不可分之联系。王振自己就耗巨资在京城建了智化寺；法海寺等其他寺庙都是宦官修建。王振仅正统五年就度僧道22 300余人。僧道事业在明朝是有些畸形发展的。而王玺为皇帝修建一座寺庙何会引出如此不恭的言辞“既是土官不为例，准他这遭”？可以推断，王玺违例实质不在于建寺。再说其报恩亦含糊其辞，似是搪塞之词。

更可疑之点是王土司家族修建如此一座报答皇恩的寺庙，应该算是一件大功德。可王氏族谱及《龙安府志》对此绝口不提，这说明建寺并非光耀门户。

然两碑的确是明正统十一年所立，也确是王玺所立。寺也确是正统建筑，但建筑建造动土在先，而奏修寺庙在后。是否原本建寺，值得怀疑。

我们推论王玺原本建造的不是寺庙，而是王府，被察觉才改奏建寺，以报答皇恩为由寻求解脱。从寺内碑文的撰稿人都是朝廷要员这点看来，王玺家族与京城朝廷有某种联系。皇上“不为例而准他这遭”也许是钻了明朝关于建筑寺庙制度的空子，大肆立碑正在于遮掩事实。

二、再论王府还是寺庙？

以上我们脱开建筑，从历史原因上说明王玺修王府之可能性。寺由府改有一定道理，原建即寺值得怀疑。事实上，目前存在的报恩寺就是正统年间建的引起公案的建筑群。因而，我们回到建筑，来说明以上判断推论的真确性。

1.“报恩寺”选址

龙州城地势西高东低，呈三阶梯状，涪江从西环城向东流，北山为城依靠向东延伸，形成三面环水一面依山的形势。

报恩寺位于龙城东城墙脚下一开阔地带。前有涪江水潆绕，左右南北二山遥呼拱托。报恩寺所处环境“水环以流，山拱而秀”。从风水角度讲，是一处理想的建筑场所。寺即坐西面东，顺地势，以东城墙为照壁展开布局。

据《龙安府志》和寺内碑文以及实地考察知，报恩寺址处在王氏园地之内，而且是王氏家族历代认定的风水宝地，并与王氏衙署府邸在同一轴线上。

把一座寺庙，而且是一座大型佛寺，安排到家园中，并占领轴线及风水优势，压倒邸府，这在我国建筑史中是不多见的，也不合情理。

因此，我们认为“报恩寺”址原是为建王府而选定的，并非原即建寺。

2. 从总体布局看

报恩寺主体三进院落，以东西轴线组织。

山门、天王殿、钟楼、大雄宝殿、转轮藏、大悲殿、万佛阁、碑亭与廊庑组成院落，成寺之主体。山门前置广场，辅助用房有斋厨、方丈室、僧房等，现已不存。

主体依地势，层次分明，主次井然。应用建筑的“等级”去谐调强化地势，在强化地势中突出中心重点。建筑等级表现在台基高低、屋顶形式、建筑高度等方面。

辅助用房荫蔽在绿树间，体量卑小。

从整体布局看来，报恩寺主体的完整严谨与辅助用房的草率形成强烈对比。佛寺一方面是神的宫殿，信徒朝拜的场所；一方面是僧的住所，香客的旅舍。中国佛寺吸收宫殿住宅布局的特点，结合其特定要求，形成了一定的布局形制，如钟鼓楼设置，主体伽蓝七堂之制等；对于大型寺庙，僧侣用房设置需齐备。今拿报恩寺建筑群与北京智化寺相比可见。智化寺是严谨的禅宗寺院，其方丈、法堂、斋堂设置严谨齐备且安排位置恰当，是寺院布局特点。在报恩寺建筑群中，三进的寺院主体建筑规模相当可观。配套用房并不处于轴线，配置没有一定规则，建筑风格与主体建筑风格不同，前者是官式建筑，后者是民居[3]；显然，这是两个时期的建筑，为两种匠师所为，而且显然这些都不在原计划之中。计划建造的是轴线一路，有钟楼而没有鼓楼。钟楼建筑外观、结构与主体建筑轴线一路风格亦完全不同。显见亦是在寺主体建筑计划外添加的建筑。

从布局也可看出，报恩寺并非原本计划的寺庙。其设置安排伊始，没有考虑寺之要求。

报恩寺山门前广场，面积13 560平方米。广场上相对耸立二经幢，二狻猊（即石狮），山门前广场不是寺院建筑所要求的，因为寺庙没有大规模礼仪之要求，从广场看来，与王府联系就很容易解释：王玺是龙州武官，建造王府，应有校兵阅兵设置。事实上，寺山门前广场一直是龙州古校场。至于经幢设置、狻猊设置，则应是改寺后的安排。

山门与天王殿间夹以金水桥，这不是寺庙布置的典型形制。

报恩寺第二进院落即主庭院采用“斜廊式”布局，这是报恩寺建筑群的一大特点。主体建筑两旁采用斜廊的庭院在唐宋时期曾普遍应用于寺庙、宫殿。明代，南京、北京故宫都沿用古制而用斜廊，而在明代的寺庙中却很少见[4]。明正统间或前后的典型寺庙如北京智化寺、护国寺等都不用此形制，川西的寺庙亦不见。斜廊院布局到明清已是不很普遍等级较高的一种布局，仅用于宫殿及仿故宫修建的亲王府中。从这点看来，报恩寺采用这种已经很少用的布局，说明其确有仿故宫的可能。

3.由府改寺的时间

把报恩寺建筑群与智化寺相对照可见，二者在伽蓝名称的配置上有极大相似性。在《北平智化寺如来殿调查记》中，刘敦桢认为智化寺配置是明中叶流行的寺庙制度，证之以北京护国寺残迹、法海寺，特别是佛殿的凸形平面形式，是明中叶寺庙最常用的平面形式。

报恩寺大雄宝殿，亦采用凸形平面，后部有抱厦。然而大殿台基平面是口形，殿身后部凸出部分与台基关系很紧张，与智化寺智化殿、护国寺延寿殿的抱厦平面台基相比，可见报恩寺大雄宝殿抱厦为后加，而不是预先设计。从其抱厦建筑风格，彩画风格与大殿整体风格统一看，抱厦所加时间应当在建筑最后完成之前，即正统十一年前。

因此，我们推论，报恩寺由府改寺的时间是在正统五年至十一年之间，大雄宝殿完成之前。这种由府改寺是有一定参照蓝本的，或许就是北京智化寺。智化寺完成于正统九年（1444 年），或者是一种当时流行的庙制。

4.寺之完成

正统十一年，作为改成寺的报恩寺建筑已经齐备，但是寺并没有完成。

天顺年间，王玺之子接着完成了彩画、佛塑等全部任务，加点匾额，还为其父塑像于大殿万佛阁，并立碑铭志，最后完成了报恩寺。后经明清无所添建，亦未修葺，直至现在。

三、结论

综上所述，笔者认为报恩寺确是由建府而改成的寺庙。建府过程中，有仿故宫布局的痕迹，改寺则又依据明典型庙制。改寺时间当在明正统五年至十一年之间。因为报恩寺建寺历史的特殊性，使得其建筑群呈现融多种艺术风格于一身的特点，不论从建筑艺术还是从与建筑配合的其他艺术形式（如佛塑、雕刻、壁画等）来看，都反映了这一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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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本章节选自：邵俊仪教授指导、李志荣撰写的《平武报恩寺研究》，重庆建筑工程学院硕士学位论文，1988年。

[2].正统四年（1439年），王玺奏请建寺事宜获允。故也有部分学者将平武报恩寺的始建年代定为1439年。

[3].僧房部分的建筑已经于近年拆除。

[4].另一例有斜廊的明代庙宇是青海的瞿坛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