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 记

我在20世纪生活了八十年，同我的祖国和人民一起经历了许多困苦、屈辱和磨难，也经历了不少的奋斗、奉献和欢乐。从1937年抗日战争开始，我的这些漂泊人生的悲欢，大都反映在我的这些叫作诗文的独白中。它们不但反映了我对人生际遇的感悟，多半也留下了时代风云的痕迹。不过限于才思，大多平淡无奇，因而我从不珍惜，疏于收藏，有的甚至连作品发表与否也不知道。即使有幸发表，大多随风飘去，任它落到天边，坠入泥潭，从无编辑出版的奢望。

出乎意料的是，却有一些前辈和同龄人很关心我的习作，首先是我读高中时的恩师、诗人常任侠先生，次之是我在田汉先生领导的重庆文化工作委员会文艺组工作时认识的诗人艾青和力扬，还有当时尚未谋面的青年诗人邹荻帆和彭燕郊 （那时我的不少习作是寄给燕郊而由他分投给桂林报刊的）。奇怪的是一位自己不写新诗的长者也很关心我的习作，他就是在文化工作委员会文艺组和我同住一室的卢鸿基先生。他是一位美术家，早年就参加了鲁迅先生关怀过的 “一八艺社。”从鲁迅先生那里继承了一份热情关怀文学青年的美德。他看到我在靳以主编的 《文群》上发表的小诗 《泥土的梦》，非常喜爱，硬要我再抄一份给他，他要给 “老胡”（指胡风先生）看看。以后，大概胡先生也觉得不错，就在 《七月》上发表了，可是在目录上诗题却错印成 “鲁迅的”了，胡先生因此非常抱歉，并在来信中邀约我把诗作收集起来编成一集，给他编入 《七月诗丛》出版，这当然使我喜出望外。所幸这时一些底稿尚在，我寄二十多首请他审定。他审定后正拟排印，不料诗稿竟遭国民政府图书审查当局扣留。不但诗集未能印出，连原稿也丢失了。这大概是那首 《写给故乡》招了忌吧！在白色恐怖的统治下，我们又能如之何呢？

以后还写了一些诗，手边也还有些底稿，但在颠沛流离中丧失殆尽，再后索性随写随丢，以为既已发表，也就完成了它的存在价值。何况置身40年代后期决定中国命运的斗争中，实在也无心顾及。诚如俄国诗人涅克拉索夫所说：“我把诗献给我的人民，也许我到死还未被人民了解，可是我为他们服务过——我就心安理得。”当然我怎么能和涅克拉索夫相比？但是他的话使我感动。因为那时的中国上空还是一片乌云，我的诗怎么可能为国民政府当局所宽容？

直到革命人民在祖国的土地上取得全面胜利，冯雪峰主持的人民文学出版社订了个出版 “五四”以来新诗集的计划。据说，我的诗集也包括其中。但不久，“胡风冤案”爆发，我被认为是 “胡风集团”的骨干，连人身自由都失去了，遑论出版诗集？经过四分之一世纪，到了70年代末，总算真相大白，平反并恢复了党籍，才又有了发表作品的可能。80年代初，到一个地方出版社担任分管文学出版的副总编辑，于是，许多好心的朋友劝我趁此将诗集重编出版，可因为我当时在其位，又不愿意以权谋私，因而坦然敬谢。不久，诗人绿原、牛汉要编 《白色花》，诗人周良沛要编 《新诗钩沉》，他们嘱我千万收集旧作，经我 “千方百计”搜求，也才收集了十首左右。

但此后，热情帮我收集的朋友多起来了，比如 《重庆日报》的萧鸣锵，她冒着山城酷暑钻到重庆日报社馆藏旧报的阁楼上，在尘土堆积中汗流浃背，为我一一查找 《文群》《蜀道》上的旧作。又如早年就在桂林热情鼓舞我写诗的诗人彭燕郊，亲自为我查找并抄录来抒情长诗 《写在一个人的墓前》和小诗 《夜的花朵》（没有他的帮助，我是无论如何也找不到这两首诗的）。还有诗人邹荻帆，竟为我查抄我在他主编的 《诗垦地》上发表的所有诗作。这无疑耽误了他们自己许多写作时间。此外热情帮助我查找旧作的还有诗人林彦、陈道谟、孙踞东、木斧，作家吴若萍、刘石夷，翻译家倪受禧以及重庆图书馆的曾健戎先生。在这里我要衷心感谢他们，难得的是还有一些诗稿则是由编选各种诗选的编者自己从当年的一些报刊上选录的，例如1938年写的 《遥寄》、1941年写的 《树之歌》。看到这些选本，我才记起自己还写过这些诗作。在这里我也要衷心感谢他们。没有这些朋友的关怀和帮助，很难想象我能编成这本集子。

诗文收集不少了，筛选一遍，仍感到许多东西已时过境迁，不值永存，编集之心，再度犹豫。最后促使我编成这本集子的是诗人荻帆和台湾诗人高准。邹在临终前不久来信催促我说：“你一辈子为人作嫁，现在该为自己缝一件寿衣了！”善哉，临终之人，其言也哀。高准在来信中也说：“不知您是否将出一本您的作品全编 （包括诗与文）？如出了，务请惠赐拜读。”我终于决定听他们的话，编印这本集子了；尽管印出以后它们仍然难免散成碎片，坠入泥潭，但它总能残留一点半点，给我们这个多灾多难、多喜多忧的20世纪记下一个漂泊者心灵的印迹，因为 “个别人物心灵中发生的过程，乃是历史运动的反映”啊！

杜 谷

2005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