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久安[26]

今年9月30日，是个值得纪念的日子，首都各界人民在天安门广场集会，隆重举行首届 “烈士纪念日”纪念仪式，党中央常委全部参加了。大会庄严肃穆，盛况空前。看到电视台转播节目，我思绪万千。为了打倒反动派，创建和保卫新中国，千千万万的革命烈士，不屈不挠，英勇牺牲，终于使我们获得了今天的幸福生活。在观看节目之余，我想起了1959年我社出版的一部 《革命烈士诗抄》（以下简称 《诗抄》），现在应该是再次进行宣传的好时机。我们似应积极配合中央有关部门，将此书的宣传重版工作做够做足，让烈士们的光辉思想永留人间，发扬光大！

事有凑巧，半个月之前，《诗抄》初版的责编刘令蒙同志，委托他在山东的弟子徐叔通特地打电话给林君雄和我 （林是当时刘所在党小组的组长），说刘令蒙现已九十四岁，现为四川人民出版社 （编著按：应为四川文艺出版社）离休老干部。他非常关心当年他责编的 《诗抄》，在经历了五十多年的风风雨雨之后，现在的情况怎样了？是否还在重版？当年的选题策划和他亲笔所写的审读报告，以及几位老一辈革命家 （如董必武、谢觉哉、郭沫若等）为 《诗抄》所题的诗词手稿是否还保存着？我一边接电话，一边想起了刘令蒙同志的模样和 《诗抄》的初版版本 （我正好保存了一本），便在电话中告诉他，我一定满足刘令蒙同志的要求，尽可能快地回复这些问题。第二天，我便去出版社找到王瑞同志，得到支持后又在总编室郑志娟、出版部赵慕兰同志的帮助下，查阅了相关资料。资料表明，本书出版书稿档案中，刘令蒙同志想了解的选题策划、审读意见和与主编萧三的往来信件及出版合同，都已荡然无存，非常遗憾。只见到1962年增订本的一批读者来信和烈士们遗属的补充或订正的信件，以及多次重印的责任签字单。其中有一封是萧三的亲笔回信，更多的是当年助编李裕康的回信存底。因为此时刘令蒙同志已被调往外地，此书重印工作就由李裕康接替。在资料中我发现李对每封来信都作了详尽的答复，看得出是下了很大功夫的。

谈到刘令蒙同志，我至今印象还很深刻，因为当年我负责发行工作这一摊，时刻要去编辑室和编辑打交道。当时刘令蒙已四十岁左右了，清瘦的脸庞，高高的个子，很有文人气质和诗人风度，与人很少交谈，成天埋头工作。我有事找他，他会详细地告诉我，亲切而和善，给我留下了好感。编辑 《诗抄》一书，对他来说十分适宜，因为他本人就是一个诗人，而且有很高的学历和长期参加革命斗争的经历。但因收集烈士的遗作需要花费大量的精力，还要去和大批的烈士遗属打交道，主编萧三同志不可能做这样繁重的工作，刘令蒙同志也难以担当，编辑室主任就派了助编李裕康去协助完成这项工作。李裕康是我原开明书店的老同事，此时只有二十七岁，而且当过著名编辑家周振甫先生的助手，对古典文学读物的知识很有基础，让他协助做这项工作也是十分恰当的。这也为刘令蒙同志调走后由他接替重印工作创造了条件。

刘令蒙同志20世纪40年代初就参加了郭沫若领导的文化工作委员会，并在四川编过 《学生报》；新中国成立后曾担任过西南团工委宣传部科长。大区团委撤消 （销）后，调来我社的编辑室工作，不幸因涉嫌胡风问题蒙冤坐牢近一年，出狱后回到我社继续当编辑。室主任江晓天十分器重刘令蒙，就把 《诗抄》这一重担交与他负责。在他和主编萧三的密切配合下，《诗抄》终于在1959年建国十周年之际，顺利出版。这个初版版本共收入烈士四十四位的遗诗一百二十二首。因它是全国第一部为革命烈士所编诗抄，受到社会舆论的重视和好评，五位革命前辈纷纷为它题诗，更加引起各方面的重视，初版十万册立刻售完。为了满足全国各地读者需求，我所在的出版发行部门，立即决定分区造货，将多付 （副）纸型分别寄给大区出版社 （如辽宁人民、广东人民、上海文艺等），请他们就地印发。这样才算缓和了供求矛盾。

1962年，刘令蒙同志调走后，我社又增订重印了几次。改革开放后的1982年，出了合订本。20世纪90年代后，中央要求编一套对未成年人进行教育的读物，令我社的 《红岩》《诗抄》和人民文学出版社的 《青春之歌》等共十种同时出版供应。此时编辑部门有所调整，我社青春读物编辑中心由冈宁担任责编，又重印一次。到了2011年11月，我社经典再造读物编辑中心根据前版版本加以补充，重新排印，封面装帧和内容编排印刷用纸也更为精致，又连续重印多次。至此，《诗抄》从1959年初至2014年，总共印刷四版三十七次，总印数为一百四十三万九千一百七十册。一部诗集，能在各个时期不断重印，畅销不衰，实为罕见。

至于刘令蒙同志关心另一的革命老前辈的题诗，其原稿我已在我社2006年出版的 《现存社藏文献及文物精品》一书中见到，说明已完好地珍藏着。

以上这些情况，我已于9月25日写了长篇说明寄给徐叔通同志，并已接到徐老回电，说已详细地告诉刘令蒙同志，刘老表示欣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