木 斧

今天，正好是我和杜谷相识相交六十八周年。

想不到，杜谷还活着，我也还活着，不过我们早已不是青少年，而是早已进入耄耋之年的老朽了。

我和杜谷都是20世纪40年代 《学生报》的先后编辑。《学生报》是当年中共中央南方局和成都市委直接领导下的党的小报，编辑人员主要是由有学校生活体验的中学教师或者中学学生担任。杜谷当时是中学老师，方然、苏菲、苏良沛等都是中学教师；我是当时的中学学生，罗洛、罗梅等都是中学学生。这些编辑绝大多数都是中共党员或者 “民协”成员。方然、杜谷是1946年 《学生报》的前任编辑，报纸中途停办后，他们都离开了，1948年2月，我进入了 《学生报》接替了杜谷的工作，我们并没有见面，一切情况都由葛珍转告。1948年9月 《学生报》终刊，我转移到党所领导的 《文艺与生活》月刊社工作，不久收到了杜谷来稿，我立即将它签发了，这便是1949年5月发表在 《文艺与生活》第二期上的杜谷的诗 《春天的拱门》。

我的长诗 《五月的道路和我们的歌》（后来改名为 《献给五月的歌》）也发表在 《文艺与生活》，这首长诗，和杜谷的 《春天的拱门》是同一个主题，都是渴盼新中国的诞生，而表现方式又各不相同。《春天的拱门》要表现的是：我们已经搭好了春天的拱门，欢迎你快快到来；《献给五月的歌》要表现的是：希望你早日到来，你和我将走上一条崭新的道路。诗发表了，但是杜谷在哪里呢？那时时局非常混乱，找不到杜谷，我只好将原报保存好，等到有朝一日亲自面交。没有想到新中国成立不久我们都被打为了 “胡风分子”，再也无法见面了。时间一拖再拖又是三十年，1980年，我和杜谷真的童话般地见面了。

1980年，杜谷从北京调来成都，从中国青年出版社调至四川人民出版社工作。上任的那一天，在欢迎的编辑队伍中，有一位其貌不扬的同志把一份剪报送到了杜谷的手中，杜谷一时回不过神来，弄不清楚是怎么回事。事后他才弄清楚，原来这是他新中国成立前在 《学生报》的后期编辑木斧。这是一朵衔接在两个人心灵上的开不败的鲜花，它浓缩了两个世纪两个诗人的奔流的历史。1996年10月，由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现代文学研究室编辑的大型的十卷本 《中国现代经典诗库》交由北岳文艺出版社出版，这本经典诗库收入了杜谷的 《春天的拱门》同时收入了木斧的 《献给五月的歌》，成为新文艺现代文学的传世之作，也是两位诗人诗作的结晶。

据说，自古以来，文人相轻，我和杜谷却与此径不同，我们是相亲而且相敬。从本质上说，我们彼此都是纯朴的诗人，不会转弯抹角，不会哗众取宠；从职业上说，彼此都是兢兢业业地工作，不沾油水，不耍滑头的纯粹的编辑。新中国成立前就不必说了，《学生报》是不带薪的，而且随时都可以献出自己的生命。1980年以后，我和杜谷在一起工作，共同读稿审稿，签发出版了上千的文学读物，都是坚持了以质量为唯一的标准，没有为任何人开过后门，降低过标准。很多作者我们都不认识，没有收受过任何人的赠品，只要我们批准出版的文学作品出了名，受到了社会上的关注，以他人之乐为乐，这便是我们的乐趣，我们是骄傲的，也是清白的。作为编辑的杜谷，曾经编辑过很多著名的文学作品，我是很钦佩的。

1998年，我说过这样的话：“建国以来，我的行政职务只下降过，从未提升过，我参加革命的目的原本不是做官，我可以毫不夸张地宣告我真正是一个能上能下的干部。”（详见 《中国作家自述》，上海教育出版社1998年9月版）2013年，我又说过这样的话：“我没有头衔，我只是个作家老百姓。”（详见 《论木斧》，四川美术出版社2013年7月版）对于这些话，有人认为只是说说而已，也有人问，你还能说出另一个类似的人物来吗？好！我现在就告诉你，他就是杜谷。杜谷参加革命以来，新中国成立前只是一个普通的教书匠，新中国成立后，在团西南工委、在中国青年出版社，也只是一个干事，一个编辑，他没有当过官，要说是官，他当的最大的官，也就是四川人民出版社的副总编辑。而他的诗，他的人品，则重重地超过了他的一切。一个作家，靠什么说话？主要是靠他的作品说话，而不是靠他的职务、他的官衔、他的技法来显示自己，这是我时至今日才逼出来的第三段话。

杜谷的老伴夏嘉对杜谷一生的评价是：“老刘呀，一辈子不会交朋友！”夏嘉说得对，杜谷至今九十四岁，还是不通世故。这样的书呆子，现在还有几个呢？

2015年2月18日春节于成都祥和里沐虚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