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殒落的星辰》序 [1]

为了纪念寒笳 （徐德明），我们编印了这本文集 《殒落的星辰》。

我认识寒笳，早在20世纪30年代末，距今已经六十多年，但他的音容笑貌，至今依然活跃在我的眼前。当时他还在成都著名学府——成属联中 （即今石室中学）高十二班就读，但已经是学校抗日运动的积极分子。他不但在校内首先创办了新文学壁报，影响高十三班的范至成 （方羊）和高十四班的吴才独 （若嘉）、纪宏春 （左琴岚），也在校内办起了新文学壁报，从而打破了这所古老名校封闭沉闷的空气；而且带领他们在校外结识了协进中学的地下党员蔡月牧 （蔡燕荞）、赵光宜 （任耕），并与他们一同发起创办了成都最早的学生抗战文艺团体之一——华西文艺社，并在 《华西文艺》创刊号上发表了他的第一篇文艺理论作品 《确立抗战建国文艺理论》，表现了他高瞻远瞩、出手不凡的理论根底，显示出他高涨的爱国热情以及对经过革命斗争建立新中国的科学判断。当时，我在成都航空机械学校就读，也因他们的热情邀请参加了这个青年文艺团体，因而有幸与寒笳相聚，并且一见如故，谈笑风生。他与我生于同年同月，仅比我小二十天，但他温文尔雅，热情洋溢，满面含笑，从容不迫，给我留下了极深的印象。

《华西文艺》创刊不久，他即于1940年秋考入远在川北三台的东北大学，我也于1940年秋从成都流亡到山城重庆，从此关山遥隔，但仍音书不断。那年10月，我因诗人常任侠介绍，进入郭沫若、田汉主持的文化工作委员会文艺组工作，并且结识了诗人艾青、力扬，开始沉醉于抗战诗歌的创作，在 《抗战文艺》《七月》《诗垦地》等报刊发表了不少作品，影响了当年华西文艺社的朋友，大家一起写起诗来。寒笳也是其中之一。当时他最推崇诗人力扬，对我介绍给他的力扬诗集 《枷锁与自由》爱不释手。加以他进东北大学以后，即与校内的进步同学一起，在中共中央南方局青年组的领导下组织起读书会，读到许多秘密流传的毛泽东著作，愈加引起他对投身民族解放斗争的向往，因而他写下了至今唯一留世的新诗——《祖国战斗的行列中》。在这首诗里，他开篇就指出：

祖国战斗的行列中，

我要走入

北方年青英勇的一群

……即使川陕道上的风沙，

虽会压抑我自由的呼吸；

剑阁旅夜的寒月，

虽会招乡思萦绕我的征梦；

秦岭漫山的寒雪，

虽会封锁着伸向北方的去径。

……

我生活在这一代呀，

我是祖国最年青的守望，

我要拨正战斗的指针。

……

我将登上朝天驿

看金碧的阳光拖长自己的身影；

我将跨出剑门关

扬起热情的手向伟大的北方！

在这首诗里，寒笳以何等热烈的心情，抒发他对革命圣地延安的向往啊，表明了他年青火热的心，对领导中国人民坚持抗日民主斗争的中国共产党的无限钦慕。

1941年1月，突然发生了蒋介石下令屠杀新四军的 “皖南事变”，国民党掀起了第二次反共高潮，北去延安的道路已经封锁，寒笳走入 “北方年青英勇的一群”的愿望终于未能实现。在白色恐怖下，他继续同东北大学的革命师生团结在一起，通过组织学术社团，团结教育中间群众，从而壮大革命力量，使学校的抗日民主运动步步深入，他自己也在革命的学术研究中取得丰硕的成果。

1942年，我隐蔽到中大柏溪分校，应诗人邹荻帆的热情邀约，在他主编的 《诗垦地》上发表了一些诗作，并到北碚复旦大学去看望了 《诗垦地》社的诗友，因而激起我想动员华西文艺社写诗的朋友也组织一个诗社，与 《诗垦地》相呼应，打破国民党反共高潮后诗坛的沉寂。这个想法很快得到蔡月牧、白堤、芦甸、寒笳的热烈响应，不但邀约了原华西文艺社的诗友葛珍、许伽、左琴岚、若嘉、方羊，而且邀约了从延安到成都的诗人方然和从绵阳、广汉来成都的诗人孙跃冬、黎茹 （羊翚）、缪恒苏，成立了成都平原诗社。正是在这种盛况鼓舞下，寒笳写出了他的又一首诗 《我的心呀在高原》。这首诗的题目虽然借用了英国诗人彭斯的一首乡土诗，但却赋予明显暗喻的色彩。他心所在的高原，既不是苏格兰，也不是帕米尔，而正是挺立在黄土高原上的延安，他从更深层次再一次抒发了他对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根据地的向往。

1944年夏，他从东北大学毕业回到成都，我和芦甸、葛珍、黎茹、缪恒苏也从蒲江中学回到成都，这样在暌违四年以后大家又再次相见，欢聚一堂。在寒笳的成都住地红照壁街举行了一次座谈，大家畅所欲言，探讨当前抗战形势和诗歌创作的动向。寒笳在座谈中侃侃而谈，特别提出新诗必须拥抱现实的问题，指出诗歌要面向工农大众，为革命而歌唱。由于经过大学四年对于政治经济学的钻研，他的发言具有鲜明的倾向性和严密的逻辑性，显示出扎实的理论功底，令人刮目相看。可惜相聚的时间不长，不久他就回故乡省立江安中学任教，我也应芦甸夫妇的邀约，一起赴犍为女中教书。一年以后，即抗战胜利前夕，我和芦甸夫妇以及黎茹、缪恒苏夫妇响应中共中央南方局青年组的号召，从犍为到重庆，准备到中原解放区去参加军事斗争；寒笳也响应中共中央南方局青年组关于知识青年到农村去的号召，从重庆到盐亭，同东北大学校友一起，创办为公中学，为开展农村革命斗争培养和积蓄力量。南来北往，可惜未能一见。

1945年8月，我因腿疾被南方局青年组劝阻未能到中原去，受命回成都到地下党据点之一的温江女中任教，同时参与 《学生报》的创办和编辑工作。1946年初，寒笳从盐亭为公中学到成都办事，我们再次相聚，谈起他在那里如何艰苦创业，政治环境如何恶劣，言谈间豪情满怀，泰然自若，显示出他历经磨炼，坚定不移的意志。在此期间，他还应 《学生报》社长 （当时称总干事）刘文范之约，为 《学生报》写了一篇专论 《东北是我们的》，揭露国民党反动派的反苏宣传。刘文范是受南方局青年组的领导来主持创办成都 《学生报》的，他们也是一见如故。

1946年秋，为公中学遭国民党当地政府查封，寒笳回到重庆，听说在教书，开展学生运动工作有声有色。1949年1月，我随成都地下党川西先遣小组到达重庆，到处打听他的下落，结果不明。我经老友钟伯纯 （钟博琼）介绍到董家溪建川中学教书，4月即获地下党员通知转移隐蔽，因此事后虽知当时他也在重庆，但终未能一见。重庆解放以后，我在中共西南青委宣传部工作，他却于解放前夕回江安去了；1955年4月，他调重庆，我却于1954年10月调去北京，真是 “人生不相见，动如参与商”，“明日隔山岳，世事两茫茫”。但我们这一代革命青年的命运都是大致相同的。1955年5月我因 “胡风事件”被隔离审查，10月被捕入狱，1956年7月虽被释放恢复工作，却被定为 “分子”开除党籍。自此以后，我与一切友好断绝往来，因此也就不知寒笳的行止。直到1979年我被平反恢复党籍并调到四川人民出版社任职，才听说他在1955年亦因胡风问题竟然含冤去世了，哀哉！

寒笳与胡风有什么关系？我清楚地知道，他从未向胡风写过信，投过稿，与胡风没有任何来往。据说当时仅仅因他 “与报上点名的胡风分子方然有较密切的关系”，他所在单位中共四川省委党校就“经重庆市委批示，对徐进行了审查”。寒笳与方然有过什么 “较密切的关系”呢？如果实事求是地调查，其实非常简单，仅仅因为1947年初方然夫妇由蓉赴渝，准备复员东下，暂时滞留重庆，遂托寒笳在他任教务主任的通惠中学谋一教职，以后在校内他们又共同响应中共地下党的号召，发动青年学生积极开展反饥饿、反迫害、反内战运动，组织师生演讲、座谈，发动师生罢教、罢课。为此，寒笳和方然均在 “六二”大游行的前夕即1947年6日1日凌晨被国民党特务逮捕，他们又在狱中共同开展了反迫害斗争，终于在地下党员和进步人士的营救下出狱。这就是他们 “密切的关系”，这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正义的革命的关系，怎样联得上什么反革命？而且与胡风也风马牛不相及。至于1955年6月，中共重庆市委又“指示徐冰若 （即寒笳）隔离反省，交代同胡风分子方然、芦甸等人的联系”。这其实也很简单，方然、芦甸都是寒笳在平原诗社的诗友，寒笳与方然的关系已如上述，寒笳与芦甸的联系，都是在1945年8月芦甸去中原解放区以前，那时连芦甸自己与胡风还没有任何联系，寒笳怎么会通过芦甸与胡风发生什么关系呢？芦甸与胡风的关系，是从1945年8月在全国文协张家花园宿舍去看望胡风开始，接着他就和夫人李嘉陵一起偕黎茹、恒苏夫妇到中原去了，再未回过四川，寒笳也再未见过他。事实如此简单，说清楚了本来就当解脱，不料1955年 “七月份又改为停职反省，八月份徐冰若同志在小组会上作过两次检查”。以后徐就 “上吊身亡”了。这明显地表明：寒笳在 “反省”“交代”了他与方然、芦甸的详细联系以后，仍然不能过关。以后又经过两次检查仍然不能获得理解，在逼得一个诚实的人实在编造不出谎言来解脱的情况下，在当时把同志当敌人疯狂叫嚣的高压态势下，寒笳才会含冤弃世的！而那些逼人致死的人，反而说被他们害死的人是什么 “畏惧自杀”“自绝于人民”，其丧心病狂，毫无人性，真不知抵于何极。哀哉，寒笳就是这样无辜被害的。更可悲痛的，像寒笳这样的无辜被害的何止千百，而他们都是忠心耿耿的革命者呵！

人们不会忘记那些无辜的殉难者！

但愿类似的悲剧不再重演，这也是我们编印这个文集的本意。

写于2003年11月21日寒笳八十三岁生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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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殒落的星辰——徐德明遗著及纪念文集》，中国文史出版社2003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