缅怀恩师常任侠先生

诗人常任侠先生，是我早年在南京中央大学实验学校 （简称 “中大实校”）就读高中时的国文教师，也是我参加抗战文艺运动和从事新诗创作的引路人。他不但学识渊博，著作宏富，是我国著名的东方艺术史与艺术考古学专家，国际音乐考古学会会员，我国文化艺术界与社会科学界声望卓著的活动家；也是我国现代汉诗新旧体兼长的诗人！而且为人慷慨豪迈、古道热肠、急公好义、爱憎分明，一生可歌可泣之事殊多，如今就我见闻所及，约略记之，以见其高风亮节。

一

任侠先生1904年1月31日生于安徽省淮河北岸之颍上县东学村，传为明朝开国大将常遇春的后裔。其父初为塾师，后办新学，积劳成疾，壮年早逝。常先生八岁丧父，十二岁入私塾，识字读经，学唐人诗，十八岁考入南京美术专科学校，在南社诗人姚鹓雏指导下读汉魏古诗。二十四岁考入东南大学文学院，师从王伯沆、胡小石、吴梅、黄侃诸教授潜心研习中国古典文学及日本、印度文学。

1931年他大学毕业，因为品学兼优，被聘为中央大学实验学校高中部主任，兼授国文。并热衷于旧体汉诗的创作。1935年曾参与南京诗人八十七人的 “重三”玄武湖修禊和一百零三人的 “重九”豁梦楼登高。其时分韵赋诗，盛况空前。当时到会的有陈三立、柳诒徽、吴梅、叶恭绰、邹祖平、谢无量、夏永焘、林庾白、唐圭章等名流。常先生年甫三十，是众人中最年少者。

但是，在 “五四”文学革命的影响下，他又逐渐感到旧体诗词虽好，毕竟不如新诗活泼，更富时代精神，因而对新诗创作又产生了浓厚的兴趣。l934年9月乃与南京中学语文教师汪铭竹及滕刚、章铁昭、侯佩伊、艾柯等六人，组织 “土星笔会”，每周各出新诗创作，互相评析。当时汪好纪德，滕好波特莱尔，侯好阿拉伯艳歌，常好果尔蒙西蒙纳集。9月1曰即出版诗刊 《诗帆》，选黄道林纸精印，至1937年共得三卷，又创编 《中国诗艺》《诗星火》等。笔会会员逐渐扩大，先后加入者有孙星、程千帆、沈祖棻、李白凤、万白晚、林咏泉、吕亮耕、孙多慈、缪崇群等。并出版诗集如汪铭竹的 《纪德与蝶》、绛蕊 （沈祖棻）的 《微波辞》、常任侠的 《毋忘草》等，在南京极一时之盛。

二

那时，他不但好为新诗，而且热衷于演现代新剧。1934年即在唐槐秋导演的 《未完成的杰作》中饰演法官；1936年又在田汉导演的 《复活》中饰演查尔维扬斯基将军及哥萨克人。同演者有魏鹤龄、陆露明、顾梦鹤等，演技皆独出冠时。此时因他为人豪爽，乐善好施，酷爱文艺，因此在文艺界交流甚广。与戏剧家田汉、阳翰笙、马彦祥、凌鹤、白杨，画家郁风、孙多慈，诗人宗白华、方令孺，小说家丁玲、张天翼等时有往还，与田汉交谊尤深。当时田汉曾戏赠常先生一联，其中一句袭用戚继光的名句 “千里争传任侠名”，常先生当即以 “一生许继开平志”对之。20世纪30年代，我国进步文化人大都处境艰难，而常先生在中大实校身兼三职 （高中部主任、班主任、专科教师）待遇丰厚，乃常有余款资助文艺界困窘人士，田汉即其一。1935年丁玲被困南京，常先生曾邀方令孺陪同请丁玲乘马车游明孝陵、灵谷寺，晚餐北平麦饼，为之尽饱。当时丁玲住南京将军庙祁家桥吉如里一号二楼。常先生与高子植时往探望。1935年夏，田汉在上海被捕，南国社员星散，他听到消息，愤然写诗曰：“不畏炎炎赤日张，却憎秋萧下严霜。突闻黄浦风波恶，南国沉沉夜未央。”

三

1935年3月，常先生东游日本，就读于东京帝国大学文学院，研究日本艺术历史，探其源流，不但探其与中国古代文化的渊源，复远溯西域、波斯、印度之艺术如何与中、日文化之汇合。研究论文曾多次宣读于上野帝国学士院，莅会者多著名学者。又与李佑展、宋振寰等组织读书会，并作诗述志曰：“早期德赛是所师，瀛海东来遇故知。乡塾曾读民约论，壮年更习恩格斯。谈天述作皆求进，避地潜修尚未迟，辛勤改造惜良时。”

1936年9月，高尔基逝世，他与日本文学家升曙梦、秋田雨雀、千田是也等一同参加了追悼会。同年10月19日又闻鲁迅先生逝世，痛失文坛导师，他又为诗悼之：“冲霄闻 《呐喊》，鲁迅是吾师。永世骨头硬，长吟华盖诗。穷追落水狗，狠斗法西斯。试听无声里，惊雷动地时。”此后他更关心左翼作家的生存景况。1936年春他回国度假，又与张天翼、高子植夫妇同赴中山门苜蓿园四十四号看望丁玲，5月17日又与陈思平等拜访丁玲。丁玲告诉他：已送母亲及女儿回湖南，如释重负。不久，她就去了延安。

在东京留学期间，常先生曾先后由其友人今井用之介绍其妹井和子、友人竹泽五子介绍其妹前野元子与之相恋，后与元子定下终身之好。但因种种阻隔，常先生回国时未能携归，使常先生引为终身之痛。为此他写了长诗 《人与神之恋》，纪念这一段伤心往事。

四

1936年12月，常先生从日本回国，仍任国立中央大学实验学校高中部主任。这时我已从该校初中部毕业直升高中，遂与常先生有较多接触。1937年7月 “卢沟桥事变”爆发，当时住在南京丹凤街的田汉，正在赶写抗日话剧 《卢沟桥》。稿成之后，常先生应邀出演该剧主角吉星文团长，王莹、胡萍等演女兵，张曙、冼星海拉大片，周巍峙作音响，田汉也登台演大学教授，阵容强大，激起观众空前的爱国热情。演出后未及卸妆的常先生走在街上，观众仍然把他当作吉星文团长，连国民党宪兵也向他敬礼。此剧自8月9日起在南京中华大戏院连演十五天，每天两场，反应强烈。

1937年8月16日，中大实校遭到日机轰炸，校舍尽毀。中大校长罗家伦决定实校西迁，9月在安徽屯溪开学。这时常先生仍任高中部主任兼教高二语文。他对部颁的高中语文课本不屑一顾，认为观点陈旧，脱离当前抗日救亡的现实，乃自选讲 《汉书·苏武传》，“令学生知吾先民之气节，持久不屈”；讲 《国语·勾践灭吴》，“以古代民族复兴史实，为现代借境”；讲 《孙子·虚实》，“针对学生因前线失利产生的悲观情绪，晓以为保存实力，寻有利地形再反击，此亦战略之所需”。同时他向学校当局力主去无聊课程，加紧军事训练，增加救亡课目，参与救亡活动，并亲自教我们学习日语和游击战术……在他的领导和鼓舞下，我们的热情倍增，救亡歌声飘扬在屯溪小镇，对抗战的悲观情绪为之一扫。

1937年11月下旬，广德失守，南京危急，中央大学决定实校再向西迁。一些官僚子弟随撤退到屯溪的家长离校而去，一些江东教师因挂念家小仓促东归离校而去，只有贫困学生身无旅资愁苦愤激，这时常先生挺身而出独当大任。他首先集合留校学生谈话，开导我们为了长期抗战要准备过更艰苦的生活；同时他上街寻找西迁的交通工具。恰巧碰到有个华侨马戏团流亡到屯溪，因为无钱买汽油而滞留街头，他们有大卡车两台正好租给我们运送师生。他们借此也可以向西撤退。常先生乃亲自组织师生分批运送，由他独自殿后到景德镇集中，然后又与车主商量送我们到鄱阳湖边，我们好乘木船渡鄱阳湖到南昌去。

在横渡鄱阳湖的水程中，我有幸与常先生同乘一舟。听他畅谈中国文学史上的爱国诗词和英雄诗篇。从 《诗经》、屈原到文天祥、丘逢甲，从鲁迅、郭沫若到殷夫、蒲风，从中国的抗日战争讲到朝鲜、台湾人民反对日本殖民统治的斗争。他说当今世界已无公理、正义可言，唯有以战争消灭战争。帝国主义崩溃之时，亦即被压迫民族解放之日。他劝我们不要光读课本，要多读鲁迅的书；也不要光读文学书籍，还要广泛的涉猎历史、哲学，特别是救亡的书刊……舟行竟日，湖上烟波浩渺，四望无际，唯听常先生娓娓而谈，感到无比充实和幸运，他那高大的身影，耿直的神态，给我留下难忘的印象。

在敌机的轰炸声中，我们乘上由南昌到长沙的火车，这时才知道南京已经沦陷，我们已经无家可归了！他把我们带到马王街修业学校暂住。第二天，就带领我们组织救亡团开展抗日宣传，同时要求我们上书店买新出版的救亡书刊；然后一连三天带我们去听徐特立老先生的演讲，提高我们对全民抗战的思想认识，要求我们以徐老为典范。这时，从前方撤退到长沙的伤兵渐多，常先生又组织我们到伤兵中去进行慰问演出，并亲自创作新诗 《受难者》在伤兵中朗诵，又为伤兵写 《后方医院》组织我们演山；还请音乐家张曙教我们唱抗战歌曲，引导我们投入抗日救亡运动的高潮。

在常先生的启发引导下，高中各班同学纷纷离校，投入抗战的洪流：有的奔赴延安，有的投身民运，有的直接参军，有的报考了各种军事院校。一批批同学由常先生介绍到武汉去，他自己也离开学校协助田汉创办 《抗战日报》。我和从小的同学王鹏鸣身无分文，怀着航空救国的梦想报考了成都航空机械学校。行前去看常先生，他欣慰地说：“希望你们能造出飞机来，去惩罚日本法西斯强盗！”

五

和常先生分别以后，我还和他保持经常的联系。听说他不久就应田汉之约，到武汉军委政治部第三厅，主持编审抗战戏剧，并与艾青、力扬、王亚平等筹组诗歌作家协会。闻台儿庄大捷，他写了二百四十行的长诗一首，又写诗剧 《亚细亚之黎明》，寄延安冼星海谱曲，可惜只谱好第一部分，未能传唱。武汉失守以后，他随三厅南迁，与郭沫若、冯乃超同车赴桂林。途中被聘为中英庚款考古美术史研究员，乃由桂林、贵阳辗转到重庆。以后同时在中央大学、国立音乐院、四川教育学院、国立艺专等校任教，并与滕固等组织考古艺术史学会，依然写新诗不辍。这一时期，他山版了诗集 《收获期》，写了三百二十行的长诗 《创世纪》，一百八十行的政治抒情诗 《重庆的废墟》《春在中国的原野上》；还写了诗论 《五四运动与中国新诗的发展》和散文 《哀悼鲁迅先生在东京》。

1939年春，我开始醉心于文学写作，特别是诗与散文，我经常向他请教。他先后给我寄来了艾青的 《大堰河》《北方》《他死在第二次》，并且告诉我：目前新诗写得最好的是艾青，你若爱好新诗，宜多读艾青的作品。他又认为：艾青诗的风格，与他们 《诗帆》风格相近，因而又寄我 《诗帆》五册，供我赏读。从此我深受艾青诗和 《诗帆》诗的影响。

1940年9月，我从成都逃亡到重庆，浪迹街头，无以为生，我找到常先生，请他为我介绍工作。他热情允诺，在秋雨之夜，踏着泥泞到田汉家，介绍我为田汉整理誊写他新创作的 《江汉渔歌》和《新儿女英雄传》……说妥后又踏着泥泞找到我的住处，雨中往还，革履尽湿，真使我感动不已，当时田汉偕夫人林维中住在曾家岩，我暂时借住在上清寺亲戚家，往返便捷，中午即在田家午餐，以解一日之饥。等到10月1日，郭沬若领导的文化工作委员会成立，田汉任专门委员兼文艺组长，他介绍我参加了文艺组的工作，住进了天官府七号。我改名为刘杜谷，成为该会的一名雇员。工作之余，热心写诗。

自从鲁迅先生逝世之后，每年10月19日，常先生都要参加纪念鲁迅逝世的周年大会。1940年的10月19日，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召开纪念大会。大会由沈钧儒、茅盾主持，许寿裳作报告。常先生在会上朗诵 《狂人日记》，正读到 “黑漆漆的，不知是日是夜，赵家的狗又叫起来了……”暴徒忽起，捣毁会场。茅盾叮咛他：“你要小心，有人在询你的地址。”这时会众皆散，常先生与张西曼一同离开会场，忽然有尾随者来责难他，他厉声呵斥后始去。

1941年1月，我因髋关节炎急剧恶化，住进宽仁医院，不久，“皖南事变”爆发，常先生亲自来医院看我，告诉我这个令人震惊的消息。嘱我好好养病，并赠金十元，补助我医疗费用。我在他的鼓励下写诗两首—— 《寒冷的日子》和 《写给故乡》，寄给他看，他随即送去发表。他自己也写诗一首，表示愤慨。2月1日，他应邀赴川师演讲，竟有人持枪尾随。他与潘菽、梁希诸教授募捐慰问新四军，竟遭嫉视。不久他夜过沙坪坝，忽有人拍他后背，说要请他演讲，将他拉入一室，直到夜深，始来一人问话，询问他对 “皖南事件”的意见，继指他为沙磁区 “中共组织人”，常先生据实痛斥，历述一生经历，光明磊落，对方词穷，始被放出。这一时期，常先生一再受到国民党特务的侵扰，使他益增对国民党反动统治的不满，并写《冬天的树》一首，表示 “义正词严何以惧，凌冬古树自撑天”。

1941年6月，德军入侵苏联，常先生立即写 《不准侵略苏联》诗一首，并进城到文化工作委员会，参加诗歌座谈会。与冯乃超、邹荻帆、曾卓、李嘉陵等一起决定写诗反侵略。这一时期常先生的政治热情特别高涨。听说国民党制造了綦江惨案，残杀青年，不禁义愤填膺，到中央社去要求发表谈话；听说文艺界人士叶以群、司徒乔等由香港脱险归来，他连夜下山参加欢迎晚会，夜深大雨，只好倚椅通宵达旦。

不久，为了反对国民政府图书审查制度，他陪茅盾做东，邀请作家晚餐，商谈对策，到张友渔、沈志远、孙伏园、洪深、夏衍、聂绀弩等二十四人。以后又与冯雪峰、黄洛峰、姚篷子商讨提高版税、稿费及改善审稿问题，继往文协参与斗米千字运动；他的故乡遭受蝗灾，他又带领皖北灾民请愿团到处请愿；为了庆祝十月革命二十五周年，他又创作新诗 《苏联十月革命颂歌》在 《中苏文化》上发表。

1942年，艾青在 《文艺阵地》上发表 《论抗战以来的中国新诗》，引起常先生的关注，他也写了一篇论文讨论 《抗战四年来的诗创作》，并引发了他想动手编一本 《中国抗战以来新诗选》。为此他收集了当时出版的所有文艺期刊，包括 《抗战文艺》 《文艺阵地》《文艺战线》《文艺杂志》《现代文艺》《文学月报》《七月》《诗创作》《诗垦地》《诗文学》等，终日评选剪贴，初选之后，删去四分之一，得三十六人，五十一首，历时半年，始定稿交南方印书馆付印。常先生为此得编辑费一千元，但仅抵战前十元；1943年8月这本被改名为 《中国现代诗选》的新诗选集正式出版，常先生又得版税五百元，则只抵战前不足一元了，仅可供小面馆吃面一小碗而已。

从1939年1月到1944年3月，常先生在重庆逗留五年多，除了从事新诗创作和参加文艺运动，他还以大量的时间精力从事中外艺术史的研究，并与郭沫若、商承祚、卫聚贤等主持了重庆附近重大考古发掘工作，所写新诗，大多抒发抗战情怀以及对巴蜀风物的新鲜感受，其中也有爱情诗篇。常先生自以为失恋后所写 《触礁的船》一首最好，“颇自爱之”。

六

1944年后，常先生苦于物价高涨，纸币贬值，即便大学教授，每月所得，亦不足维持一人之生活。加以恋爱失败，对象堕落，使他痛心疾首。适逢友人力邀他往昆明东方语文专科学校任教兼教务长，他乃接受邀约，由渝飞昆。

国立东方语专，在昆明附近呈贡县斗南村，那里土质肥沃，风景优美。可惜学校领导无方，弊端重重，令先生极为失望。授课之余，他乃以主要精力，投身昆明文化活动，与进步作家、诗人、戏剧家频繁联系。如陆续由重庆流亡来昆的张光年、石凌鹤、章泯，长期隐伏在昆明的李何林、孙福熙，久在西南联大任教的闻一多、陈梦家、胡小石，青年诗人魏荒弩、赵令仪、包白痕、罗铁鹰，正在主编 《扫荡报》副刊的吕剑以及民盟的社会活动家李公朴、楚图南、罗隆基、吴晗、周新民……并在组织上参加了民主同盟。又与闻一多、李何林、张光年、吕剑、高寒等筹组了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战协会昆明分会；与李何林、吕剑一同磋商救济贫困作家，先后筹款三十万，救助了流亡在桂林的田汉、千家驹、刘思慕等。

1945年，他听说闻一多想编一本新诗选，乃将他编的 《中国现代诗选》送闻一多先生参考。闻先生从中选了袁水拍、汪铭竹、杜谷、艾漠、赵令仪、伍棠棣、陈迩冬、丽砂、鲁藜等九人各一二首，占常选三十六人中的四分之一。常选中所选艾青、徐迟、力扬、胡明树诗，闻先生则另有所爱，结果闻先生的 《现代诗抄》共选诗一百八十七首，作者六十六人，比常选更丰富精彩。

1945年秋，他为抗战胜利、国共和谈、和平民主有望而欢欣鼓舞，写下新作 《人民的世纪！》《今天与昨天的分界》；但不久即见和谈破裂，国民党大员到处 “劫收”，物价飞涨，民不聊生，又极愤慨，乃写七绝一首，诗曰：“我生亦有凌云志，原化秋鹘搏九霄；俯看奸贪争腐鼠，霜空直下扑群獠。”1945年冬，国民党政府在昆明制造 “一二·一”惨案，屠杀无辜，实行白色恐怖。常乃应谭云山之邀，赴印度国际大学中国学院出任中国文化史教授。出发前，常先生 “苦于衣敝，不堪更着，欲得旧衣一袭”。于是遍寻昆渝各寄卖行及地摊，“但尽非金元券七八万不办，终未购成”。只好变卖自己珍藏的图书、照相机等，始得成行。

常先生在印度诗人泰戈尔创立的国际大学任教三年，与该校许多中国学者如徐凡澄、金克木、吴晓玲夫妇等常有往还，终成挚友。但该校亦有不少思想反动的中国学者。常先生不愿与之共处，终于离开国际大学而往加尔各答，到华侨中学任教务主任，讲授国文，并经常为胡愈之、赵沨主编的 《南侨日报》《风下》等报刊撰稿。并办 《中国周报》，介绍国内民主运动和解放战争的形势。1949年1月3日，北平宣布和平解放。常先生欢呼雀跃，随即于1949年2月启程回国，及抵天津，“初登新土，不禁泪下”。随后即被接待遍游东北新解放区，深感 “超人新世纪，还成好山河”，“黄龙痛饮余当醉，洗尽心中五斗尘”。回京后被任为国立北平艺专特级教授。后被任为中央美术学院教授兼图书馆馆长，还兼任许多华侨事务、古籍整理、文化鉴定、艺术考古等国家机构或民间团体的顾问、理事、委员等职务。直到晚年，仍 “激昂如壮岁，慷慨写新诗”。1987年离休后申请加入中国共产党，1994年10月25日凌晨不幸病逝，终年九十三岁。

七

常任侠先生是一位具有强烈革命激情的学者诗人。他一生胸怀坦荡、光明磊落、为人耿直、爱憎分明。生平最崇敬鲁迅先生，有诗赞曰：“风雨念音容，冰霜知节操”，“横眉看丑类，挥泪失良帅。”他对曾共患难的革命战友，也一往情深，永世不忘。1937年他在武汉军委政治部三厅，与音乐家冼星海、张曙共居一室。作诗谱曲，情同兄弟。1938年冬，三厅南迁经过桂林，突遇日机轰炸，张曙不幸遇难，常先生急往救援，从瓦砾堆中将张曙抱出，但 “琴弦已碎，血迩犹殷”。常先生抚尸痛哭，泪如雨下，葬之南郊，并撰墓志。

1966年，十年浩劫初起，常先生与李苦禅被迫拉车，每日共挽，运煤千斤，辗转不停，日暮力竭，还常被人侮；继而自己的住宅被人霸占，许多好书，亦被掠走，心中不禁愤然。后来听赵沨说：吴晗被捕时，从容无惧色，手携巾栉小袋，昂然入狱，不禁写诗赞之：“公挥董狐笔，直道写文章。正声震朝野，触怒四人帮。”及闻其瘐死狱中，又写诗悼之：“瘀血凝胸肌，骨鲠更强项”，“昆明与公友，春明恸公丧。”1976年骤闻 “四人帮”覆灭，欣喜若狂，写诗曰：“笼中活捉横行帮，万众欢腾多举觞。有酒更当浇菊友，凌霜高节留芬芳”，更写诗曰：“祸国殃民辈，一一皆消亡。恨不铸顽铁，令之跪道旁。”同时，对他所景仰的先烈、元勋、伟人，他又一一写诗哀之悼之，如悼李大钊、悼陈毅、悼彭德怀、悼念胡耀邦……称颂他们 “一身正气撑肝胆”；对曾共患难的战友、他崇敬的作家，无不一一写诗念之悼之，如悼田汉、悼萧军、悼梁漱溟、悼赵树理、悼王莹、悼孙维世……特别是悼李何林，情深意挚，梦萦魂绕：“南雍往事话从前，生日相同癸卯年。北伐红旗萦旧梦，西风落叶送长眠……”这不禁使我想起这一对文坛双星的佳话：常李都是皖北人，分居颍水两岸，李生霍邱，常生颍上，巧的是他们生日相同，都生于1904年1月31日，两人都身材雄伟，声若洪钟，热情正直，义胆侠肠。青年时代，都激于义愤，参加北伐武装斗争，壮志未酬，才转而致力于文学艺术事业，至老童心不泯，壮心不已。而且他们都性格豪爽，胸怀率真。常先生中年曾热恋一豪族女生，见其不可救药而李欲挽救，并为此痛心不已。李先生与我仅有数面之识，竟应某学院一苦闷女教师之请，写信托我介绍男友，他们的古道热肠，既令人敬之仰之，又令人啼笑皆非。但可见其为人之厚道善良，都不愿世上的一切美好事物遭到毀弃。这可以说是诗人常任侠先生一生的人生理念吧！

2008年1月31日写于三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