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年英雄的故事——丁佑君

在黑暗的年代里觉醒

党和人民的好女儿——丁佑君同志，是四川乐山的五通桥市人，出生在1931年的9月。

丁佑君长大以后，就到学校去念书。

1947年1月，丁佑君十六岁，她考进了成都市女中，在这里她看到了更多的东西。

在学校里，她不大多说话。星期天，同学们都上街去了，她还留在教室里做功课。

一个春季的星期天，丁佑君到教室里去，看见有一个小同学坐在那里看书。

“你没有上街？”丁佑君问。

小女孩的两只大眼睛正盯在书上。

“丁佑君，你看，德国人多可恶呀！”

丁佑君拿起书来，看见这是一本翻译小说：《虹》。

“娥琳娜裸着身子、光着脚，在雪地上走着……严寒的雪割着她的脚，刺刀刺着她的背脊……她跌倒在雪地上，被枪托打着，艰难地爬起来……从娥琳娜的腿上，往冰冻的雪上流着血……”

丁佑君坐在椅子上吃惊地看下去。她从来没有想到过，世界上竟有这样残酷的暴行！她恨那些疯狂的野兽，好佩服娥琳娜那样顽强的意志。从小，她就喜欢看小说，但是还没有看过这样好的书。从这以后，她到处寻找着描写坚强的人的故事。看过了电影 《丹娘》，她兴奋极了，丹娘，她是多么英勇啊！她抓住一个同学问：“你说，我们也能做到吗？”不等同学回答，她立刻又严肃地说：“假如是我，我也会这样的！”

一个学期以后，她对学校产生了浓厚的感情。她心中敬爱着训育主任 “黄妈妈”。黄妈妈跟旁的学校的训育主任不同，她是一个朴素正直的人。她时常和同学们一起打扫教室和校园。她性情和蔼，待人诚恳，爱同学像爱自己的女儿一样。她鼓励同学多读书、多看报、多关心世界大事，她说：“一个青年人应该追求光明，热爱真理。”

黄妈妈的公民课和旁的公民教员讲的也不大相同。一次，在公民课上，黄妈妈谈到中国的农村经济问题，就严厉地驳斥了教科书上的荒唐说法，什么中国农村破产是因为 “贫、病、私”哪，等等，这都是骗人的；谈到 “中美商约”和 “美援”时，她愤慨地说：“这些把戏，戳开来看，只有两个字：侵略！四大家族就是用这种办法，把中国卖给美国的！”她的话深深地影响了丁佑君，丁佑君在日记本上写道：“我崇拜的人是黄妈妈，她是一个拥护真理的人！”当然，那时候，丁佑君怎知道黄妈妈原来是个共产党员呵！晚上，每当黄妈妈来巡视自习的时候，同学们都欢迎她说：“黄妈妈，你来谈谈时事吧！”就是这个黄妈妈，帮助丁佑君认清了许多问题。

1948年，蒋管区的物价天天涨，人民的生活越来越苦，在学校的墙报栏上，天天都有各地校友的来信，报告她们：这里的工人在罢工斗争，那里的农民在抗粮抗捐，学生在游行示威……在二哥寄来的一份学生小报上，她看见在北平、上海等地，反动政府的军警在残酷地殴打、逮捕、杀害青年学生。这时的成都呢？也并不例外，丁佑君听见同学们在教室里议论着：南门外发生了抢米风潮，反动政府又在枪毙人；昨夜，又有大批工人、学生、教授、编辑被逮捕了……丁佑君的心里充满了愤怒。

父亲的来信上，不断地诉苦：生意不好做了，家庭恐怕不能再供她上学了……丁佑君痛苦、懊恼，她觉得心里有一团火要从嘴里冒出来。这时候，一个惊人的消息传到了学校：四川大学的同学吃不饱饭，上伪省政府要求发平价米，反动政府就用刺刀屠杀那些徒手的学生。

一个同学说：“哎呀，真是惨极了，一个女同学被刺刀戳进了大腿，血把地都染红了！”

同学们都叫起来了，不住地骂那些野兽。

“我们要支援川大同学！”人群中有人大声提议。

“我们去！”一股热泪涌上了丁佑君的眼眶。

“不要忙，大家要商量一下！”黄妈妈赶来了，她镇定地说：“这些事，一定要跟各学校联络一下，大家一致行动！”丁佑君看见，向来沉着冷静的黄妈妈，现在也抵制不住心里的愤怒了。

同学们罢课了。她们决定在头一天晚饭以后全部撤出学校去。这时军训教官凶横地跑来，叫人把学校的前后门都锁上，她亲自到处巡视着。前门被挡住了，丁佑君就跟一群同学把后门的锁扭断了跑出去。一个同学把她们带到自己家里。白天，她们出去和各个学校联系；晚上，她们挤在一起睡地铺。丁佑君是第一次参加斗争，晚上躺在床上，兴奋得睡不着觉，她看到夜很深了，学生会的几个负责同学还在灯下写告全市同学们的信。她心里热爱她们。她回想起上学期，为了帮助经济困难的同学们免除失学的痛苦，她们组织了音乐会和戏剧公演来募捐；为了帮助工友们学习，她们又组织了工人夜校，她们忘我地为别人工作着。她要学习她们的榜样。当然，那时候，她也不知道，这些同学都是在党领导下工作着的。

这些日子里，丁佑君学到很多东西，看清了国民党反动政府的真面目。后来复课后，国文教师出了一个作文题：“行宪期中吾人应尽的责任”，她就直率地回答说：“这种责任，我是一点也负不起来，同时，也不想负它，因为，这个 ‘宪法’，它不能代表人民的意志！”1949年春天，人民解放军百万雄师下江南，接着，刘、邓大军的矛头就转向了西南。父亲马上来了信，要丁佑君赶快回家。丁佑君呢？她坚决不回家。她所期待的日子来到了，回家干什么呢？她断然拒绝了父亲的催促，在成都迎接解放。

在党的教养下成长

成都解放了。好像连大街也都宽阔了。丁佑君焦急地想参加革命工作。一听到西康人民革命干部学校招生的消息，她马上就去投考。

一听说自己被录取了，她高兴得跳了起来。她去向一个老朋友告别。她说：“我要走了，到西康去！”

朋友惊讶地望着她：“你考虑过没有？家里晓得不？西康那个地方苦得很，你又是个女孩子！……”

“女孩子就不能吃苦吗？真是！……革命，怕吃苦还行？”

“毕业出来做啥子？”

“干部！”

“就当一个 ‘干部’呀？算啰，还是去念书好些！”

朋友的落后看法使她很生气。她转身就走，回去她给这个朋友写了一封绝交信：“这是一个看谁经得起考验的时代，在这个时代，每个人都可以充分发挥他自己的能力。我真幸运能生长在这个大时代……”

她愉快地搬进了新的学校。没有几天，父亲来信了，说：“啥事都可干，千万不要去当兵，西康那个地方苦得很！”接着又来了个电报，汇来了比过去任何一次都要多的钱，催促她赶快回家。

她拒绝了，一点也没有动摇。

1950年2月8日，一支有五六里路长的队伍，在公路上走着，从成都向祖国的边地——西康挺进了。

丁佑君背着背包走在队伍里，她大声唱着，兴奋得忘记了疲倦。

2月11日，队伍正向邛崃前进中，突然遇见了土匪，打了一仗，把敌人赶退了，队伍临时就在一个小镇上宿营。这时，四面还不断地听见枪声，队伍还处在危险中。

丁佑君躺在床上睡不着，她在考虑：斗争是残酷的，革命的道路还很长，我要在斗争中锻炼得更坚强！夜里她看见四处都有黑影蠕动着，那是战士们在护卫着他们；班主任深夜还不睡觉，照顾着这一千多个从来没有经历过战斗的同学。第二天拂晓，副校长召集全体同学讲话，鼓舞大家说：“别害怕，有战士同志保护着我们，我们一定能战胜敌人！”

队伍出发了，教育长亲自骑着马提着枪走在前面。他不时回过头微笑着，望着同学们。丁佑君更深刻地感到：党对同志们是多么爱护啊！

出了镇口五里路，又发生了战斗。战士们迅速地向两翼展开，副校长也跳下马来，大声地喊着：“同学们，沿公路两边匍匐前进！”敌人扑上来了。敌人愈来愈多了。上千的土匪从四面八方包围拢来，枪弹射得公路上尘土飞扬。战士们在两侧以猛烈的火力压制着企图靠拢的敌人，副校长走在最后，冒着从后面射来的枪弹照顾着大家。学校的首长们都冒着纷飞的弹雨指挥着队伍。同学们沿着沟边，穿过坟地，迅速地冲向前，继续前进。眼看落在后面的几个同学都走不动了，副校长一面挡着敌人，一面鼓舞着他们迅速前进。有几个敌人从他的后面逼过来，那几个敌人疯狂地大喊着：“缴枪！”副校长指挥着几个战斗员向他们开火，他自己也用枪射击着。

“王八蛋，共产党从来就没有缴过枪！”副校长喊着。一个敌人倒下了，刚聚集起来的敌人又惊得停下来。

这一切，丁佑君都看在眼里，记在心上。她看到在危急的情况下，共产党员们是怎样对待敌人，保护同志的。她也立刻搀扶着走不动了的同志，奋勇地往前面冲去。路上，她看到一粒子弹打伤了一个女同志的腿骨，她连忙赶过去背她。

“不，你快走，女同志力气小，不要掉了队！”

“谁说女同志不行？”她还是把受伤的同志送到一辆骡车上，用自己的手帕包扎了她的伤口。

在路旁的一道烂田坎上，她又遇见了两个同学：一男一女。那女同学已受了伤，男同学在搀扶着她。正在这时，敌人的一粒子弹射倒了那个男同学。丁佑君第一次看到自己同志的牺牲，感到了极大的悲痛。她咬紧嘴唇，眼泪也流了出来。她们把他抬上骡车，丁佑君立刻脱下自己的大衣，盖在他的身上。

这一支革命队伍终于冲进了被敌人紧紧包围着的邛崃城。

“让我们为死难的烈士们致悲痛的哀悼！”一进邛崃城，副校长就召集大家讲话。“要知道，今天的土匪不是普通的土匪，这是国民党反动派的残余，他们在作垂死的挣扎。但是，蒋介石八百万匪军都给我们消灭了，这些毛毛土匪我们难道消灭不了它？……”

丁佑君凝视着这个英勇、沉着的共产党员，她整个的心都激动了。她想起死难的同志，她哭了，她更加仇恨敌人。

这一次战斗给她上了第一课，使她知道了斗争是残酷的，要革命就免不了要流血。所以革命战士必须具备不怕流血牺牲、不怕艰苦的品质。她决心更加严格的锻炼自己。

于是，她以更大的热情和信心迎接着艰苦的生活。天寒地冻的时候，盖着谷草过夜，她毫无怨言；并且还脱下自己的衣服给受伤的同学送去。

听到丁佑君他们在邛崃遇险的消息，父亲又接连来信催她回家了。但丁佑君坚决地回答他：“我在这里生活得比家中有意义，可以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做人民大众的女儿……我决不回家。”

学习的热潮掀开了。这是一种战斗的学习生活：随军征粮，协助群众春耕生产、挖沟修堰……

丁佑君满怀热忱地投入到了这个崭新的生活里。她积极地学习着、劳动着。学校里每一次表扬那些模范的同学，都激励着她。她把那些同学被表扬的原因仔细地记下来，为的是知道要成为一个革命战士应该怎样和不应该怎样。晚上，她就在自己的日记上问自己：“我为什么不能这样呢？”

她愿意听取同志的批评，对每句话都细细地琢磨着。别人提的意见，她没有经认真的考虑，是不轻易接受的。因此，有的同学就说她固执。她听了，不恼，也不生气，就和气地跟同学说：“我不是喜欢固执己见，要是我想通了，我会马上接受的！”丁佑君就是这样，如果她认识到自己的错误，不但立刻虚心接受，而且一定能改正错误。

入校一个月以后，学校开始建团了，丁佑君没有申请入团，那时候她有个想法：“为啥一定要参加组织呢？做一个好的革命者就得了。”她又想：“像我这种人，就是申请，也不行呵！我的条件差得远！”

但是，在第一次入团宣誓大会上，她看到那些优秀的同学都入团了，他们光荣地站在毛主席像前举手宣了誓，她兴奋极了。晚上她很久才睡着，她知道自己想错了。“看我们小组就有一个人批准了！我为什么不能争取呢？”

第二次入团宣誓大会举行了。丁佑君申请入团没有被批准，因为她在自传上对家庭的情况写得不够清楚。同志们帮助她作了深刻的分析，她自己仔细地想了想：“是呵！我为什么不坦白地写出我家庭的历史情况呢？……害怕批评是我进步的绊脚石！”于是她作了检讨，严格地批评了自己。在团支部书记的耐心帮助和鼓舞下，她一点都没有灰心，决定在实际工作中克服自己的缺点。在看了歌剧《刘胡兰》以后，她的勇气更大了，刘胡兰对于组织的热爱进一步教育了她：“我一定要学习刘胡兰的精神，争取入团！”以后，她在工作和学习中情绪总是很饱满，在邛崃至雅安的途中，她帮身体弱的同学背行李；一到达宿营地，她就帮助炊事员同志担水、搬柴、搬米，耐心地照顾生病的同学；到雅安后，在学习上也更加积极起来。1950年4月29日，她终于成为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的团员了。

5月1日，丁佑君和新团员们在毛主席像前庄严地宣了誓。一下台，她就激动地拉着一个同学说：“我已经举过手了，以后就看我怎样保持这个光荣称号了！”

学习结束的时候，丁佑君被选为学习模范。

“到最艰苦的地方去！”

“丁佑君，你希望到什么地方去工作？”快毕业时，同学们问她。

“服从组织分配，什么地方最需要我，我就到什么地方去！”她答道。

一个星期天，她和一群同学到书店去。一进门，她就请店员同志拿出一本地图来。她对同来的同学说：“我地理不熟，你说，西康什么地方最艰苦？”

“什么地方？你这是啥意思？”

“我要到最艰苦的地方去工作！”

回到学校里，她听到领导上号召同学们到艰苦的昌都去。她就争先到班主任那里报了名。但最后组织上却分配她到西昌分区做青年工作，她毫不犹豫地服从了组织的分配。她听说到西昌去也要爬大山、过小山，路又远，又难走，她想：“好啊，困难摆在面前，正是要我们去克服它，我是个青年团员，就一定要经得起考验！”

临走的前一天晚上，她看到有些同学缺少装东西的袋子，她就把自己的长褂裁开，缝了几个书包送给她们。她的友爱给同学很大的鼓舞，同学们都亲切地称她 “小大姐”。

丁佑君和同志们向西昌出发了。路上，十八个女同学轮流骑九匹马，但是丁佑君却一直步行着，把马让给别的同志骑。到了著名的大山——大柏岭，前面发生了敌情。领导同志要女同志们另组织一个行军小组。大家选丁佑君做小组长，在危险的时候，她毫不犹豫地接受了这个任务。在小组长会议上，她说：“我保证我们一组全部到达，一个也不落下来！”

这座山，一上一下有四十里长。她们爬过陡坡，越过深沟，个个人都累得直喘气。丁佑君走在队伍后面，帮助身体弱的同志，继续行进。

快到山顶时，丁佑君也累得脸色刷白，几乎站不住了，男同志们要来扶她，她说，站一会儿就会好的，要他们快扶别的同志去。

过了山，到了宿营地，丁佑君的脚走破了，身体也疲乏极了，但她还像往常一样：打扫房屋，把病号安顿好，帮她们弄来稀饭，打水给她们洗脚，然后自己才休息。

几天后，到了大渡河边，情况紧张起来了。土匪前几天还在这一带杀害了我们的干部，其中有两个就是先分配到这里来工作的同学。丁佑君听到这个消息，对土匪更加仇恨，也更加提高了警惕。夜里，同志们睡熟了，她悄悄起来巡视着，看见对面山上好像有匪徒放的火光，她就喊醒了副组长一同守卫到天亮。大米没有了，她冒着土匪袭击的危险，和同志们一起到河坝乡磨坊去推苞谷面，晒谷、放水、筛面、扛面，她一点都不怕疲劳。

过了大渡河，队伍进入了深山。在这里，丁佑君看见了国民党长期的反动统治留给山区人民的穷困和痛苦。没有腿的老头子，没有鼻子的老婆婆，他们住在漆黑的岩洞里，他们在什么地方死了，也就在什么地方腐烂掉；背柴的小姑娘，驮煤的小孩子，弯着腰，低着头，背上的东西压得他们几乎要倒下来。一个叫作窑厂的小村庄，只有三五家人家和几间没有墙壁的屋架；在一间房子里，有一个赤裸着上身的女人坐在地上，一个乌黑的小孩在她身旁哭叫着：“饿呀！饿呀！”

这些令人痛心的现象，使丁佑君想到自己工作的重大意义。

经过半个月的艰苦行军，他们终于安全地到达了西昌。

分配工作时，党派她到西昌女中当军事代表，她惶恐了，她自己才是一个高中还没毕业的学生呀！但是她决定去迎接这个困难。搬进学校以后，丁佑君还保持着艰苦朴素的生活：一双苞谷皮编成的草鞋，一床旧的军用被，晚上就睡在图书馆的暗角里的光板床上。没有脸盆就在教室外面灌园子的水凼凼里洗脸。

她常常和同学们一同听课，关心她们的学习，细心解答她们的问题；她在课外教她们秧歌舞，给她们讲故事，和她们一起出去打扫街道，鼓舞她们争取入队、入团。终于，她和老师、同学们建立了深厚的友谊。大家都说：“共产党真伟大，这样一个女同志，会吃得这样的苦！”

放暑假了，她被调到乡下去工作，同学们都不放她走，她们买了许多糖果和蛋糕送她。

“你们不应该买这些，有钱，买折实公债多好！”她诚恳地劝告她们说。

同学们要一直送她到河西。

“不。”她对这些孩子说，“要是能加紧学习，争取入团、入队，比送我到河西还好哩！”

到了盐中区，她投入了紧张斗争。按照区委的指示，她担任区上的青年干事，首先分配在香域镇二保做征借粮工作。每天，吃了早饭，她就和小组的同志们一道出去，首先到群众中去了解情况，摸地主的底。起初，群众还有些顾虑，但是，她找机会和群众一同劳动、做针线、打庄稼，得空就教他们认字、唱歌，和群众建立了很好的联系。她一上街，这个也拉她上家，那个也拉她上家，大家都说：“丁代表这个人真是和和谐谐，像一家子的人。”然后她就告诉他们征粮的政策，告诉他们土地改革以后就可以过翻身的好日子，群众慢慢地相信了她，都愿意和她说知心话。

有一次，三个顽固的地主抗拒缴粮。丁佑君请示了领导以后，连夜去把顽固地主扣押了。顽固地主恨死了丁佑君：“这个鬼女子，倒把我们整住了！”群众都夸奖丁佑君：“没有见过这样十七八的姑娘，真是能干啊！”

就这样，丁佑君在工作中锻炼着。每天晚上，一回到机关，她就把一天的工作情况向领导同志汇报，提出问题，注意地听着领导同志的分析。她又热心地关怀着同志们的学习和生活。她看到同志们工作紧张，学习制度没有建立起来，生活没有秩序，她就向领导同志建议，买了图书，开辟了学习室。她自己动手，并且请人帮忙，把这个房间布置起来。她每天一早就起来看书，并且到每个房间去催促同志们起床。她热爱同志们，休息的时候就发动同志唱歌，帮同志们洗衣服；空闲的时候就帮炊事员做饭，教通讯员学文化。同志们都说：“丁佑君同志真好呀！”

十九岁的青年团员丁佑君以全副精力做着工作。由于革命斗争的锻炼和党教育，这时，有一个愿望在她的心里成长起来了，她希望将自己提高到一个光荣的共产党员的水平。

英勇的殉难

征粮的工作胜利结束了。

她想：“到区上已经一个多月了，工作还只限在镇上，全区的妇女都该发动呀！”她接到高草坎、裕隆镇 （又叫罗家场）的妇女来信：“丁代表怎还不上这来呀？我们真想看看你呀！”她想，她应该到那边去看看。她向领导同志提出了要求，正好副区长和农民干事要到那边去召开农民代表座谈会，9月17日一早，她带了一支手枪和一本 《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就冒着雨和他们一路出发了。

出了门就听说情况不大好，土匪最近又在准备骚动。

“你不必去吧！”副区长说。

“不，还是去，革命干部哪能怕前怕后！”丁佑君笑着回答。

经过高草坝、张八街，他们到了裕隆镇。一到镇上她就找镇上的劳动妇女们摆谈去了。走到镇公所隔壁，她看见一家母女正在捶豆子，她也坐下来帮着用棒子捶。

“你们解放军真好，又能吃苦，又能帮助老百姓！”

“解放军和老百姓本是一家人，应当帮忙的！”她和她们摆起家常来。“生活过得怎么样呀？”

“还是困难呵！”

“不要紧，过些日子，减了租，生活就要好些了。分了田地，那就更好了！……”她们谈得很顺畅。

晚上，副区长、农民干事和她，住到地主王正中家去。王正中是一个伪装进步的地主，他曾经参加区乡征借粮工作，骗得了区上负责同志的信任。那时候，他们怎么知道，就是这个伪装进步的地主，正在阴谋杀害他们呀？

第二天，雨下得更大了，他们不能出去工作，只好坐在镇公所里。农民干事在写减租退押的黑板报，丁佑君坐在桌旁读 《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她心里想着，做一个毛泽东时代的青年，做一个毛主席的好战士，真是多么幸福呀！

农民给他们借来了雨具，副区长和农民干事决定冒雨出发。道路泥泞，外面情况不好，丁佑君又人地生疏，他们决定，今天不要她出去，把枪借给裕隆镇长，她还是回到王正中家去休息。

1950年9月18日上午，丁佑君正在王家和孩子们唱歌，突然有四个匪徒闯进门来。他们提着滑刀，背着长枪，包着头帕，卷着裤脚。

“丁代表，门口有人请你说话！”

丁佑君怔了一下，随即镇静起来了。

“什么人请？叫他进来！”

“我们队长请你出去！”

“哪个是你们队长？我不认得！”

“你走不走？”一个暴徒过来拉扯了。

“怎么，这是人民的世界，你们要在光天化日底下造反吗？”她斥责着土匪。

四个匪徒上来捆她了。她看到自己无法脱身，就大喝一声：“没有哪个怕你们这些毛毛土匪！”丁佑君抖开暴徒的手臂，昂然地跨了出去。

“缴枪！”一群匪徒站在门口，但带枪的只有五六个。一个匪徒蹿上来向丁佑君的腰间、胸前乱摸着。

“要枪没有，要命就有！”丁佑君愤怒地摔开这只手。

匪徒们把丁佑君拥上了大街。街上的群众看到了，大吃一惊，“丁代表给捆起来了！”赶场来的农民积极分子李宗周连忙丢下手里抱着的孩子扑了过来。

“快放下她！这是区上的丁代表。”

“放她？还要捆你呢！”土匪头子凶恶地看着他。

李宗周看着情势不对，窜出人堆就跑，连夜找到小船，偷偷渡过被土匪封锁的安宁河，向西昌人民政府报信去了。

土匪们把丁佑君带到镇公所。这时，雨已经住了，群众焦急地围聚在镇公所的外面。

“你是干什么的？”土匪头子高开祥凶恶地站在丁佑君面前。

“我是盐中区的工作员！”丁佑君脸背着土匪。

“站过来！”高开祥粗野地拉了她一下，问道：“马区委哪里去了？”

“不知道！”

“区上有好多粮，好多枪？”

“不知道！”

“把杨立勳、张炳文给我找出来！”

“不知道！”

匪首高开祥被激怒了，嚷道：“找出来就放，找不出来就枪毙你！”说着就拉开枪栓，恐吓丁佑君。

群众看到土匪拉开了枪栓，就像潮水一样地围拢来。

“不要拿死来吓人，没有人怕你们！”丁佑君昂然望着他，“蒋介石八百万匪军都给我们消灭了，你们还能搞出什么名堂！”她转过头去，向着被胁迫的土匪喊道：“你们快回头吧！要知道人民政府的政策是：首恶必办，胁从不问，立功受奖。你们回家去生产多好，为啥要当土匪？当土匪只有死路一条！”

高开祥气得脸上的青筋也暴起了，他疯狂地喊道：“把衣服给她扒下来！”说着就一把撕开了丁佑君的上衣。“给她脱光，看她还嘴硬！”

一个老婆婆从人群中扑出来，用一双颤抖的手紧紧地搂着丁佑君，朝着土匪喊道：“人人都有姊妹，家家都要六亲。这样臊皮，哪样要得！”但是匪徒们凶暴地把她推开了。

“老乡们，不要怕，这不是我的耻辱。我是为老乡们来工作的，就是死了也光荣。能为人民而死，是最光荣的。这些土匪才是最卑鄙、最下贱、最无耻的！”

另外一个匪首朱煊提了颗手榴弹来了。

“走，带到张八街，把她送到河西去！”他看到了丁佑君这样的坚强，问道：“这样儿，你是不是共产党？”

丁佑君冷冷地盯着他，没有回答。

“说，是不是共产党？”

“告诉你也不怕，我还不够一个共产党员的条件。”丁佑君厉声告诉他，“我是一个青年团员。”

“嗬，一个青年团员就这么厉害呀！”匪首朱煊心慌意乱地咒骂，“走，下张八街！”

丁佑君的话像一把尖刀刺进了这些丧失人性的敌人的心窝，显示了党和人民的骄傲。

“老乡们，不要着急，胜利一定是我们的！”丁佑君在临走前大声喊着。

到了张八街，匪徒们把她锁在文昌宫戏台脚下的黑屋里。

她站在潮湿的地上，外面又下大雨了，天黑风大，她开始感到寒冷和饥饿。

她伸直疲乏的脊背，考虑着如何对付土匪的拷问。她怀念着副区长、农民干事。

有人点着灯来开门了，进来了两个匪徒。

“你饿得惨呀！”一个匪徒端进一碗饭来，“你吃吧！”

丁佑君愤怒地推开了碗：“我宁可饿死，也不会吃你们土匪一口饭！”

匪徒又把一件抢来的皮大衣披在丁佑君身上。

“滚开！”丁佑君大喝一声，憎恶地瞪着土匪。

土匪的威吓开始了：“你们的副区长呢？”

没有回答。

“你们那碉堡里究竟有好多人，好多枪？”

没有回答。

“何必这样死心眼，说了就放你！嗨，一个女子家，年纪轻轻的，找一个丈夫安家哪样不好！”

“呸，土匪！”丁佑君骂道，“你们死到头上不知死，马上缴枪自新才是你们的生路！”

“说了没有？”匪首卢本宗来了。

两个匪徒摇摇头。

“吊起来，问她，到底我们这个团转 （周围）还有哪些是共产党！”

“到处都是共产党！”丁佑君答道。

匪首暴跳起来了，他毒打着丁佑君，一棍子，一条伤痕！

丁佑君用力咬着嘴唇，忍受敌人的毒打，不说一句话，血从她的脸上流了下来。

她在又冷又湿的地上顽强地站了一夜，靠着墙，不说话。

“这个女子的骨头硬，换个地方整她。”第二天，匪首卢本宗无奈地又把丁佑君送走。

在高草坝，丁佑君又抗拒了匪首聂烈、湛冯祥的拷问和威胁。当她知道了：昨天，西昌县委十九岁的通讯员、共产党员吴家沛同志不幸被土匪捉住以后，忍受了百般的拷打，终于在白沙堆英勇地殉难了，她更增强了斗争的勇气。

19日下午一时，丁佑君同志被送回河西——盐中区区公所的所在地。

河西的匪首赵明安正在焦急地围攻着区公所后院的碉堡。他已经攻了两天了，但是区公所的同志们坚持着战斗。土匪们一看把丁佑君送来了，他们就企图利用丁佑君来喊话。

匪首湛冯祥和赵志华把丁佑君押出去，绕过区公所，到了碉堡侧面院墙外一间小屋下。

“去，快喊他们缴枪投降，不喊就枪毙你！”

丁佑君一看见碉堡，知道里面还有八九个自己的同志在坚守着，她兴奋极了，她心里充满了力量。

“同志们，不要怕，沉住气，坚持到底，小毛毛土匪没有几个，我们的队伍马上就要到了，胜利一定是我们的！”她激动地呼喊着。

碉堡里回答：“好，我们坚守着！”丁佑君的喊话激励了他们战斗的勇气。

“什么？你喊什么？”匪徒们气急了，挥着枪跳起来咒骂。

丁佑君知道她已经把自己放在生和死的关头了。但是，她一点也不害怕。她想到敌人可能用最恶毒的手段对待她，她看着敌人黑洞洞的两只枪口，这时只有一个念头抓紧她，要是自己的枪还在身上，她一定把这些匪徒杀死。她镇静地回答：

“我要喊什么，就喊什么。”

“给我喊 ‘拥护蒋……’”

一听到这个丑恶的名字，一股由于多年憎恶产生出来的愤怒爆发起来了。这个万恶无耻的名字，无论如何也不能从她嘴里喊出来呀！在她心里只有一个敬爱的名字，这是她一生一世也不会忘记的。……她倔强地扬起头来：

“中国共产党万岁！毛主席万岁！”

她眼中涌出了征服了敌人以后的兴奋的热泪。她想起了刘胡兰、丹娘、娥琳娜……这些庄严的名字，她想起了吴家沛，她要和他们一样，永远也不向敌人屈服。

随着洪亮的口号，我们碉堡里的同志开枪了，一排猛烈的火花扑向了敌人。

“卟！”匪首湛冯祥疯狂地开枪杀害英雄丁佑君了，但是子弹卡住了。

丁佑君镇定地倔强地站立着，她那种永远也不会屈服的神情，使得卡住了枪膛的匪首大为惊慌。立刻 “砰！”的一声，从匪首赵志华的枪口射出一粒罪恶的子弹，穿过了英雄的左背。英雄丁佑君倒在血泊中了。她痛得转过了身：“我一个人死了不要紧，会有千千万万的人给我报仇的！”

碉堡的机枪带着复仇的火焰喷射出子弹来，敌人吓得抱头鼠窜。一家老百姓的大门突然打开了，一个妇女哭着跑出来：“丁代表，丁代表！”她把丁佑君的衣服理好，把帽子戴好。

“这些万恶的土匪把你杀害了，毛主席、解放军会给你报仇的！”

兽性的土匪把昏迷的丁佑君同志抛到场口糠市的栅子外，然后迫使着群众出来看。

天又下雨了。雨落在丁佑君的身上，仇恨种在群众的心里。他们悲痛地看着地上的丁代表，雨水淋湿了她的额头，她又醒来了。血流得过多，她感到口渴，当匪徒走开的时候，一个妇女跑回去拿了一块糖放到丁佑君嘴里。她的神志清醒了一些，她看到站在周围的人群，他们的脸上充满了悲哀。……

“老乡们，不要紧，革命是要流血的！”她使出最后的力量来。“我们的队伍马上就要来了，你们要跟着共产党和毛主席呀！”她咬紧牙齿，又昏迷过去了。

此刻丁佑君还是一心想着党，想着敬爱的毛主席。

就在这一天，党和人民的好女儿——丁佑君英勇壮烈地牺牲了。

一个农民泪流满面，哭着跑着连夜奔进城去报了信。

西昌女中的同学听到了这个消息，失声地痛哭着，她们宣誓要为丁佑君复仇。

三天以后，解放大军开到了河西，扑灭了土匪的叛乱，镇压了罪恶滔天的匪首们。

丁佑君同志生前所崇敬的、所向往的、并为之而献出自己的年轻的生命的党，永远忘不了她。根据她生前的请求，中国共产党西昌县委追认她为光荣的中国共产党党员。

她的英名像董存瑞、像刘胡兰一样，永远鼓舞着祖国的青年们前进。

党和人民的好女儿——丁佑君永垂不朽！

本文主要根据丁佑君生前学习、工作过的地方和牺牲的地方采访来的材料并参考了报刊上发表的有关丁佑君的文章写成的。原载 《青年英雄的故事》，中国青年出版社1954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