怀芦甸

罗曼·罗兰说：“有些人的生命像沉静的湖，有些像白云飘荡的一望无际的天空，有些像丰腴富饶的平原，有些像断断续续的山峰。”但芦甸的一生，却像一团永不熄灭的火焰。岁月悠悠，他离开这个世界已经二十年了，我仿佛仍然听见那火焰熊熊燃烧的声音。

一条锦江流过古城成都的南郊。在成都的老南门外，横跨锦江有一座万里桥。三国时蜀国的费祎出使东吴，诸葛亮于此设宴送别，诸葛亮说：“万里之行始于此。”桥即因此得名。芦甸的万里之行也始于此。他的文学生涯就是从这里开始的。20世纪40年代，他就住在万里桥北一陋室。那儿也就是当年成都平原诗社的社址。当时的地名叫作纯化街，老百姓称之为南门三巷子。如今在成都市区的地图上已经找不到这个地方了。在那儿已经盖起了巍峨的锦江宾馆和锦江大礼堂。但在我的记忆里，那是一个值得怀念的地方。80年代初我回成都，又在附近住了好几年，每当黄昏散步，我总要在那周围徘徊，许多往事不禁涌上心来。

一

我认识芦甸是1938年的事。1938年春三月，我从长沙流亡到成都，就读于成都航空机械学校，课余常常舞文弄墨，以杜谷、林野、林流军等笔名向周文主编的 《文艺后防》和当地的大报 《华西日报》《新中国日报》《飞报》等副刊投稿，因而结识了著名的副刊编辑毛一波和赵其文。赵其文是老共产党员，鲁迅的学生，很重视培养青年作者，常邀请进步的青年作者座谈。在一次座谈会上，有幸结识了当时在成都颇有名气的青年诗人白堤。不久，我因患关节炎住进了陕西街存仁医院。躺在床上百无聊赖，正好饱读文学名著 （这些书是我在航机校组织的 “四月读书会”集体购买的，包括 “世界文库”、“文学丛刊”……应有尽有）。同住的一位病友是一位青年军官，英姿勃勃，风流倜傥——他就是芦甸。他也爱好阅读文学作品，因此我们常常把卷长谈。一天，白堤突然领着几位青年作者到医院来看我，原来他们要组织一个华西文艺社，邀我参加。我当时正迷恋文学创作，遂欣然同意。芦甸听说以后，也雄心勃勃，我就推荐他一起加入。这就是芦甸参加华西文艺社的缘起，也可以说是他从事文学活动的开端。正如何满子的回忆，当时芦甸已从国民党的中央军校成都分校第十四期步兵科毕业，被留在教导队的一个学兵队当指导员。但是他已经从抗日救亡高潮中的进步文学作品受到思想启蒙，不愿意再为国民党军队效力，而把主要精力转到文学写作上了。因此参加华西文艺社以后，他就像一团熊熊燃烧的火焰。全力以赴地参加社里的一切活动，成为社里最积极的骨干之一。华西文艺社是由当时在协进中学的文学青年、中共地下党员蔡瑞武 （笔名岳军，又名蔡月牧，现名蔡燕荞）、赵光鲁 （笔名石时）、赵适 （笔名任耕）、黎方发起组织的。邀约了当时常在成都报刊发表文章的一批青年作者参加。1939年冬正式成立。先后参加的有：曾是创造社成员的王影质以及寒笳、尘殷、白堤、杜谷、芦甸 （当时用笔名波心）、高塞、方强、徐季华 （许伽）、白易（左琴岚）、若嘉 （吴才独）、丹蓼 （余昆）、彝铭 （葛珍）、芜原、曾士风、陈海萍、顾牧丁等四十余人，核心人物是蔡月牧、寒笳、白堤、任耕、杜谷和芦甸。社址最初设在斌升街2号白堤家，以后改在白丝街71号任耕家。成立大会以后，即开始筹办刊物。刊物定名为《华西文艺》，为了取得合法地位，原拟请身在军校的芦甸当发行人，后来请了当时在合作金库任职的王佩沧。刊物组成了以蔡月牧为主的编委会。1940年3月出版了创刊号，到同年10月出版了第五期。其中第二、三期是合刊，实际上一共出了四本。这四本 《华西文艺》都是十六开本，虽然用土报纸印刷，但却仿照茅盾主编的 《文艺阵地》，每一期都用较好的白纸作扉页，印上一幅选自李桦等木刻家或由陈海萍创作的木刻，这在当时的成都，也算是比较大型的文艺刊物了。同时由于稿件较多，刊物又不能按时出版，还曾借 《快报》副刊版面，编排过近十期 《华西周刊》。

《华西文艺》是个自费出版的同人刊物，经费十分困难，除社员缴纳会费和向亲友募捐以外别无来源。因此，不管内稿外稿从不付酬。但这并不影响获得当时四川文艺界的支持。方敬、常任侠、毛一波、刘盛亚、孟引 （朱挹清）、陈静波 （陈文），都曾给 《华西文艺》提供过免酬稿件。如今对唐诗研究颇有成就的安旗，当时作为一个高中学生，就是在 《华西文艺》创刊号上以 “安安”为笔名发表了她的第一篇创作的。

1940年9月以后，由于政治形势日益恶化，加以蔡月牧考入武汉大学去了乐山，寒笳考入东北大学去了三台，我从航空机械学校毕业又从成都流亡到重庆，华西文艺社的工作只剩下芦甸独立撑持。他竭尽全力、四处奔走，千方百计，想要筹募经费，把刊物继续编印下去，可惜未能如愿，《华西文艺》终于无疾而终。

二

《华西文艺》的停刊，并没有终止芦甸对文学事业的热爱，他以“波心”为笔名写了许多新诗在报刊上发表；同时追求进步的政治方向更加坚定，他决心脱离国民党的军队，经人介绍，到华西坝金陵大学教务处当了教务员。工余他潜心学习，听陈中凡教授主讲中国文学史；并且结识了从延安回成都正在金陵大学学习的方然和谢韬，他们一见如故，倾心交谈，引起芦甸对延安的无限向往。

我到重庆以后仍保持同芦甸的书信往来。1940年10月，我由常任侠老师介绍认识了田汉和艾青。起初帮田汉整理他新写的歌剧 《江汉渔歌》和 《新儿女英雄传》，以后田汉又介绍我到郭沫若主持的文化工作委员会文艺组。在那里我结识了力扬和卢鸿基。在他们的鼓励下，我写了不少新诗在 《抗战文艺》《七月》和靳以主编的 《国民公报》副刊 《文群》，《新蜀报》副刊 《蜀道》，以及重庆、桂林、昆明出版的诗刊上发表。1940年冬，我积极投入文艺组开展的雾季文艺活动，不幸由于气候寒湿、生活艰苦、终日奔波，致使关节炎发作，住进了宽仁医院。1941年 “皖南事变”以后，我出医院回文艺组，已经成了右髋强直的残疾人，而田汉和文艺组的许多同志，又由于时局恶化，纷纷转移到桂林、昆明、香港。我无法行动，只好寄居在重庆远郊鸡歇铺继续治疗。这时我意外地接到胡风从桂林来信，告诉我我的小诗 《泥土的梦》已在 《七月》发表，并且邀我编一本诗集列入《七月诗丛》出版；又接到邹荻帆来信，邀我给 《诗垦地》写稿。这对我的新诗创作是何等巨大的鼓舞。我把这些信息都告诉了芦甸，也激起他对新诗创作的巨大热情。1942年春我病稍愈，经过另一位中学老师介绍，到中央大学柏溪分校教务处半工半读。柏溪位于嘉陵江边，不久我就溯嘉陵江而上，到北碚去看望了 《诗垦地》的朋友，见到了荻帆、姚奔、冀坊和绿原，长谈竟日，尽兴而归。回来以后，我兴奋不已，连夜写信给芦甸、蔡月牧、白堤，建议华西文艺社的老朋友中有志于写诗的，应该像 《诗垦地》一样组织起来，也来出版诗刊，我并拟了一个刊名，叫作 《盆地》。1942年暑假，蔡月牧从乐山回到成都，芦甸邀他和白堤、葛珍一同商量，决定改刊名为 《平原诗刊》，并立即着手组织平原诗社。这就是平原诗社的由来。

1942年8月，芦甸、白堤、蔡月牧纷纷给我来信，告诉我平原诗社成立的盛况：参加的不仅有原华西文艺社的旧友寒笳、左琴岚、葛珍、许伽、若嘉、张孟恢、任耕，还有芦甸介绍的方然，蔡月牧介绍的缪恒苏、覃锡之 （诗人覃子豪的弟弟，笔名黎茹、羊翚，即现在湖北文联的阳云），左琴岚介绍的范方羊，葛珍介绍的穷发以及白堤介绍的青年女诗人杨哲、榛虹和青述林……刚来成都投考四川大学的诗人孙跃冬，也被邀请入社，并且请了 “五四”时代的老诗人周无 （周太玄）担任了名誉社长。大概当时在成都的青年诗人都包括了，真可谓极一时之盛。不久，平原诗刊第一期 《涉滩》就编印出版：小三十二开本，蓝白两色封面，上下两栏直排，作者除华西文艺社的社员，还有 《诗垦地》的诗人们，它实际上成为 《诗垦地》的兄弟刊了。刊名 《涉滩》，就是取之于刊内发表的曾卓的诗句。接着出版了第二辑 《五个人的夜会》，作为这个刊名的是阳云写的一首长诗；第三辑 《浅草》也编好了，以许伽的一首诗命名，只是由于经费困难，未能出版。

三

我与芦甸相知更深是从1943年春我由重庆流浪回成都开始的。从亲密相处中我深感到他有一种血性男儿为朋友可以两肋插刀的豪迈性格。那年阳春三月，白堤从成都到重庆看望他在乡建学院读书的恋人，然后到柏溪来看望我。他竭力怂恿我回成都。我被他说服了，卖掉心爱的文学图书，倾我所有，买了一张公路局的长途车票，摇摇晃晃，几经周折，到了成都。然而旧地重游，我却无处可住，无以为生。这时，芦甸已经和李嘉陵喜结良缘，并且刚生了一个女儿，在纯化街五十三号租了一个小院，同岳母、小姨子住在一起。他慨然腾出一间厢房，请岳母住到储物室里，邀我在他那里暂住，并且竭力为我寻找工作。经他四处奔波，终于找到了李北流。北流当时正变卖了爱人周楠的部分家产，在祠堂街半边桥开了一个 “知生书店”，经销进步书刊，需要一个经理兼营业员照管，芦甸极力推荐，北流热情邀请，我就在那里大约看了一周书摊。一天芦甸突然又来找我，说有一个到蒲江中学去教书的机会，要我赶快收拾行李，立即到蒲江去。原来方然有一个延安战友徐明维 （徐晓夫）从河南流亡到成都，方然托芦甸找缪恒苏的师友凤一飞介绍，先到蒲江中学教书去了。开学以后，学校还缺一个数学教师，老徐连忙写信回来，请芦甸邀约进步朋友。芦甸知道我学过航空机械，教数学没有困难。这样我就告别了知生书店，独自深入 “蛮荒”，到那当时号称“邛蒲大，鬼都怕”的地方，并从此开始了教学生涯。而且绝想不到，那儿以后竟成了平原诗社的一个据点。平原诗刊的第二辑 《五个人的夜会》，就是在那儿编成的。

徐明维和我在蒲江中学的教学深受学生的欢迎，因而我们也就受到校长 “器重”。他器重我们是由于两个原因因：一因他不学无术，当校长就是为了剥削师生、聚敛钱财，但为了安抚学生，维系统治，不得不依靠一些能孚众望的教师，以免自己遭到学生轰赶；二因为我们这样的青年教师，从不计较薪水待遇，他可用最低廉的报酬，请到最好的师资。我们的目的却正是和他相反，是要寻找一个工作据点，对青年学生进行革命的启蒙教育，引导他们学好知识、追求真理。两条不同方向的直线，在教好学生上有了一个交点。因此学期结束以后，校长欣然邀请我们为下学期物色全校教师。这样，从1943年秋到1944年夏整整两个学期，平原诗社在蒲江也形成了“五个人的聚会”：我加上后来到蒲江中学的芦甸、李嘉陵、缪恒苏、阳云、葛珍。芦甸担任了教务主任，李嘉陵教全校的音乐。从此抗日救亡的歌声，终日飘扬在鹤山上。

鹤山，在蒲江县的北门外，蒲江中学就设在宋代理学家魏了翁讲学的鹤山书院故址里。一个大四合院，还保留着当年书院的规模，但房屋已经破败不堪。校长正借兴建新教学楼以中饱私囊，我们却借他不问教务而对学生进行启蒙教育。芦甸教毕业班的语文，摒弃了学校课本而按陈中凡教授的讲义大讲中国文学史，从 “关关雎鸠”讲到 “硕鼠硕鼠，无食我黍”；从 “青青河畔草”讲到 “我所思兮在雁门，欲往从之雪纷纷”……这其中隐藏着多少他对国民党统治的控诉和对延安的向往！课余他埋头写诗，最动人的一首是他怀念故乡寡母的 《信水谣》： “流不尽的信江的水，流不尽的母亲的眼泪……”当时同在蒲中任教的作曲家马幼陵，还为这首诗谱了一支动人的歌曲。芦甸经常引吭高歌，常常唱得他热泪盈眶。他写诗还有一个爱好，就是写好初稿后一定要站起来大声朗诵，一面朗诵一面修改，直到他自己满意为止。他的歌喉是很嘹亮的男高音，每天晚饭以后，大家在山坡上散步，他往往对着鹤山下的蒲江流水，唱起当时在大后方改名为 《古城颂》的 《延安颂》。这是我们当时最爱唱的一支歌曲，其中以芦甸唱得最好。此外他最爱唱的还有 《热血》和 《毕业歌》；在傍晚的鹤山林荫里，他爱唱 《夜半歌声》，而在黎明早起时，则爱爬上山巅高唱 《太行山上》。深夜你听到他唱 “我愿意做那刑余的史臣，尽写出人间的不平”，那一定是他的一首诗又完成了；清晨你听到他唱 “红日照遍了东方，自由之神在纵情歌唱”，那一定是他又酝酿一首新作了。

正是这一年，《七月诗丛》陆续出版。每出一本，胡风先生都要给我寄来，我们就传阅拜读，在这封闭小城，这是我们最大的乐事。读后我们畅谈感受，切磋诗艺。我和恒苏同住一室，常常谈到深夜。恒苏写诗朴实敦厚，是我们的老大哥；阳云写诗热情奔放，我们称之为 “西班牙少年”；葛珍瘦弱沉静，诗受老师曹葆华的影响，常有玄奥奇句。当时在蒲江的鹤山上，我们临流濯足，振衣山冈，大有啸聚山林之慨。不久大约声闻县城，县长派他准备投考大学的侄儿上山代课，我们怀疑他是来监视我们的。但这年轻人却同我们相聚甚欢。多年以后知道，原来这时的县长游伯镛 （游元亮）竟是我们的地下党员。

然而好景不长，1944年夏天学校放假，我们都没有得到续任的聘书。原来校长已被撤换，我们只好打道回蓉。我仍寄住在芦甸家里。他的岳母是一个豪放开朗的老人，健谈而且能干。转瞬之间就能做出一桌好菜，虽是家常便饭，但是味极鲜美，每餐她都爱喝一小杯酒，这大概很有益于身体健康。1955年以来，虽然历经磨难，但她心胸宽广，现在仍然健在，大概已经九十多岁，和女儿李嘉陵相依为命。

四

离开蒲江，我们都失业了。后来芦甸经人介绍，到灌县 （今都江堰）空军幼年学校任教；恒苏回到他的故乡；葛珍投靠他的姐姐。徐明维决心深造，考进了武汉大学。我和阳云别无选择，他考进了燕京大学，我到四川大学复学。因为在那里我可以有个住处，而且有一份免费的平价米伙食。不幸的是我的关节炎又发作了，躺在寝室，生活全靠先进川大的平原诗友若嘉和孙跃冬照料。但我不甘寂寞，又约孙跃冬一同发起在校内组织一个文学笔会，依靠当时结识的校内学生民主运动积极分子赵锡华和邓文质的影响，团结了一批爱好文学的进步同学，办起了三个别开生面的精美壁报：《旗》（诗刊）、《山·水·阳光》（散文）、《野花与剑》（杂文、理论），在学校颇引起一点轰动，并不断扩大了会员队伍；同时我们又同校外联系，约请了当时还在成都的平原诗社社员芦甸、许伽、杨哲参加 “文学笔会”的活动，使文学笔会在四川大学的抗日民主运动中发挥了积极的作用。可悲的是在1955年的 “胡风事件”中，这些当年积极投身反蒋民主运动的文学青年，几乎都被看作所谓胡风集团思想影响分子，因而受到种种错误的对待，有的甚至祸及父母子女。

1945年初，我正陷于贫病交迫，芦甸突然到川大找我，要我立刻动身，同他一起到犍为女中教书。芦甸比我略长两岁，他总把我当兄弟看待，我也总尊重他的主意。于是我和芦甸夫妇从东门外坐小木船，沿府河入岷江，顺流而下，经乐山，看望了蔡月牧，到犍为，住进了学校所在的文庙。这是一所完全中学，规模比蒲江中学大多了，学生的年龄也大得多。女校长豁达大度，招揽了四方贤达。在这里我们很快结识了几位进步教师，包括抗战初期救亡高潮中成都妇女运动的积极分子胡应宜 （即胡德如，是胡绩伟的一位堂姐），还有武汉大学进步学生中的积极分子艾荣泉，我们常在一起议论时事。当时学校缺的是史地音乐教师，李嘉陵擅长音乐，芦甸选教了历史，我就教了地理。芦甸教历史照旧不用课本，参照周谷城的《中国通史》侃侃而谈；我教地理主要结合国内外时局，因此我们都深受学生欢迎，校长也就对我们优礼有加。但我们不是来混饭的，为了启发学生把目光从课本引向世界，在进步教师的配合下我们开展了课外阅读和课外活动。其时正值学校校庆，校长希望庆祝一番。艾荣泉的弟弟刚好到学校看望哥哥，他会摆弄舞台灯光，就建议演出一台大戏，校长竟也欣然同意。我们就选了田汉改编的多幕剧本《复活》，芦甸自告奋勇演主角涅克留道夫，李嘉陵演了马丝洛娃，我凭当年在文化工作委员会文艺组开展文艺活动学到的一点经验当了导演，从学生中选了一些配角演员，经过一个月左右的排练，终于贴出海报对全县公开演出。这在犍为这个边远县城大概是破天荒的盛举，因而引起全城轰动。芦甸和李嘉陵的表演非常成功，学生对他们更崇拜了。

大约在1945年的5月，艾荣泉从武大地下党得到消息：党组织号召革命青年到中原解放区去。芦甸听到以后兴奋异常：“我们终于听到党的召唤了。”他是一个言必行，行必果的人，多年的愿望要实现了。他立刻同我商量：一俟学期结束，他和李嘉陵就顺流而下，经宜宾直趋重庆，带着武大地下党的介绍信，到南方局青年组找党组织；我回成都邀约缪恒苏和阳云以及其他愿去解放区的同志，并且安排好他岳母一家的生活。因为这时他们的女儿已经两岁，留在成都由李嘉陵的母亲抚育。同住的还有李嘉陵的八九岁的妹妹李白坚，祖孙三代、一家三口，都靠芦甸夫妇供养。如果他们回成都去，恐怕嘉陵的母亲不会放他们走，因此只得不辞而别，忍痛离去。临到学期结束，校长一再挽留，我们婉言谢绝。我如约动身先到成都，找到恒苏、阳云，并且通过荻帆，又找到成都地下党的组织关系；同时找到当时尚在成都的平原诗友任耕、左琴岚、张孟恢，以及孟恢的弟弟仲恢商量，每月给李伯母凑集生活费由任耕负责送去。因为当时任耕的家庭条件最好，经济比较宽裕。议定以后我就同阳云及恒苏夫妇一起乘邮车到重庆与芦甸会合。那时他们已经与南方局的朱语今同志接头，候命起程，正住在两路口的小旅店里，每天摆地摊变卖衣物，以便凑集路费，准备远行。

我到重庆以后，抽空去看望了彭燕郊。我们从1942年开始通信，我的许多诗稿都是由他转手发表在桂林的 《诗》《诗创作》《半月新诗》《青年文艺》《人世间》等报刊上的。但是由于天各一方，始终未能谋面。桂林撤退以后，我知道他到了重庆住在文协，因此欣然去拜访他，难得一见，畅谈甚欢。并且从他那里，知道了胡风先生也正小住文协，我立刻过去看望，可惜他不在家。回到旅舍，我把消息告诉大家，大家都兴奋无比，约定第二天再一同去看望。当胡先生知道我们是要到中原解放区去，非常高兴，连说：“好好好，你们要比我先回到我的家乡了！”并且热情关切地问起我们的准备情况、有没有什么困难。又问起成都方面文艺界的情况，特别问起方然的近况。谈话间胡风先生抽烟一支接着一支，烟灰里堆满了纸烟头。天气太热，房间太小，但就是在这样的斗室里，胡风还在挥汗如雨地埋头写作，并且非常热情接待我们，这给大家以极大的鼓舞。

南方局青年组负责接待我们的朱语今和他的助手许鲁野交代了我们一行动身的路线、纪律和联络的暗号，却坚决说服我留下不走，理由是我右髋强直，行动不便，而中原是新解放区，流动性大，行军作战，反而拖累。不如留在后方，继续从事学生运动。这样，正当七月流火之日，我在重庆朝天门码头，分批送芦甸夫妇、恒苏夫妇和阳云上船，挥手从此去，一别近十年，直到1954年才又在北京同芦甸、嘉陵重聚，也才知道1946年他们从中原突围以后历经艰险，辗转流亡到西安、武汉、上海，最后还是在胡风先生的帮助下，才又与党组织取得了联系，终于回到了晋冀鲁豫解放区，这真是“葵藿向太阳，物性固难夺”呵！

五

1954年冬，我从重庆奉调到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终于又有机会和芦甸促膝谈心。但是万万没有料到，不到半年，风云突变，一场关于文艺问题的争论，忽然变成革命和反革命的斗争，许多出生入死投身革命的共产党员，一下子变成了 “胡风反革命集团分子”！芦甸被隔离审查进而被逮捕了，我也被隔离审查进而被逮捕了。从此云天苍茫，我再也见不到芦甸了，只在耳边仿佛还听到他那如火焰熊熊燃烧的声音！

1979年后，云开雾散，历史重现出本来面目。沉埋四分之一世纪之久的出土文物又见天日。我又回到了古城成都，却得到了芦甸已于1973年不幸去世的消息。我重寻万里桥边芦甸留下的足迹——纯化街53号没有了，对面南昌里方羊住的小院也没有了。寻访故旧，又知道因为芦甸及我与胡风的交往，累及华西文艺社和平原诗社的许多朋友受了无妄之灾，寒笳甚至被迫害致死，如果芦甸有灵，我想他一定会捶胸顿足的。在悼念芦甸的时候，我不禁也怀念他们——方然、寒笳、白堤、穷发，都因所谓 “胡风案件”株连，蒙冤受屈，磨难致死，于今已经二三十年。此外，方羊郁郁寡欢，积劳成疾；任耕放逐归来，惨遭车祸，也已去世。葛珍、许伽，无端受害，屡遭贬谪，如今居无定址，分别寄住在女儿家中，老境困窘。左琴岚1948年去台谋生，1949年未及返回，家中留有老母爱妻，两岸阻隔，暌离多年。但他坚贞自守，心怀故园，前几年冒死犯难，越海归来，见到老母尚在，爱妻健好，所遗一女，也已成家，不禁悲喜交集，额手称庆；但一探知芦甸辞世，知友凋零，又不禁悲从中来，唏嘘不已。这些一生追求真理、醉心于诗的青年诗人，当年不曾煊赫一时，如今早已被人遗忘，我们只好重抄他们留下的一些诗句，来祭奠这些为诗而殉的纯真心灵！

我活得像棵树了：

我的根深深地盘结在泥土的下面，

在树林之中，我挺拔地屹立着，

我活得像棵树了。

——芦甸：《我活得像棵树了》

我怎样安慰你呢？

你哭瞎了眼睛的母亲呵！

我的肩上放着你颤抖的手，

我听着你手杖触地的声音。

——方然：《安慰》

现在，田野是寂寞的，

我的小土屋也是寂寞的，

但不久春天就要来了，

田野会有菜籽花的芳香和布谷鸟的歌。

——白堤：《小土屋》

在你面前我永远地羞涩，

我珍惜这点忏悔的心情，

你像风消逝入我的怀抱，

我灵魂澄清时便是黎明。

——方羊：《黎明》

1993年6月于成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