挽荻帆

诗集三十部，长留人间非凡响；

交谊五十年，永悲垦地失前驱！

荻帆走了，这样匆忙。不久前他还来信，为他主编的 《中国新文学大系》（1949—1976）《诗歌卷》征稿，希望8月25日前寄去，不料十天以后，他就走了。他总是这样匆忙，日以继夜地写诗编诗，直到为诗而去！中国现代诗坛又一颗璀璨的星陨落了！作为他青年时代的诗友，怅望苍天，不禁神伤。

结识荻帆，从诗开始。那是1938年的早春，正是 “雨雪霏霏，杨柳依依”时节，由于南京失陷，我随学校流亡到长沙街头。国破家亡，亲人离散，我整天在湘江边踯躅，不知所往。偶然在报刊上读到荻帆的抒情诗 《江边》，仿佛拨动了我的心弦：

尽在江楼怀故国的弟兄吗？

你看江边芦荻的萧瑟，

是谁品玉笛的时候！

夜来了，

江潮紧一阵，

又紧一阵……

请渔舟载我渡过这长江，

我将折芦管吹奏故国的曲子，

尽在江楼怀故国的弟兄吗？

用泪水润着歌喉，

低唱着：祖国呵……

记得当时读到这里，我禁不住地热泪盈眶。此情此景，我不正如亲临其境？这清新的诗句，沉郁的心情，使我留下难忘的印象。从此我记下邹荻帆这位诗人的名字。

继后三年，我渡洞庭、穿三峡，流浪到成都平原，又回到山城重庆，到处漂泊，无以为家，却狂热地读诗写诗。直到1941年 “皖南事变”，我因卧病在床，不得不离开文化工作委员会文艺组，“隐居”到重庆郊区鸡歇铺。一天，突然接到署名荻帆的来信，约我为他和姚奔主编的 《诗垦地》写稿，我惊喜异常。但又奇怪他怎么知道我的行止。想必是正在复旦大学教书的靳以先生告诉他的吧！因为那时靳以正编重庆 《国民公报》的副刊 《文群》，吸引了许多文学青年，我因投稿，同他有了书信往来。因此而能结识倾慕多年的荻帆，我当然非常庆幸。从此我们就结下了不解的诗缘，我成了 《诗垦地》的热心作者，并且鼓动我在成都的诗友白堤、芦甸、蔡月牧、孙跃冬、葛珍、许伽、阳云、左琴岚们都来支持 《诗垦地》的出版。四十年后，荻帆在 《忆 （诗垦地）》中还记住这段情谊。他说：“由于第一集的出版，我们从此便得到外地一些年轻诗人的支持，其中有与 ‘诗垦地社’相似的，便是成都的 ‘平原诗社’。他们之中有几位比较活跃的青年诗人，也参与了写稿，并解决了我们一些具体的困难。应该说，我们是未分彼此的。”的确如此。不过，在我们这一辈 “青年诗人”中，荻帆毕竟是先行者，我们一直遥遥望着他的背影，学他那样辛苦地为诗耕耘。

但是直到那时，我们尚未见过一面，1942年我病稍愈，转到柏溪中大分校半工半读。柏溪是嘉陵江边一小镇。一次，从文化工作委员会文艺组撤退到育才学校的诗人力扬路过柏溪，约我有空到北碚去玩。我想到 《诗垦地》的一群诗友多在复旦，因此决定顺道去拜访他们。这就第一次见到了荻帆，以及姚奔、绿原、冀坊。我们欢聚半日，无所不谈，仿佛久别的故交。在此以前，从 “荻帆”这个笔名和他的诗作得到的印象，我想象他该是一个身材修长，面容清瘦，就像当时著名话剧演员江村的模样；或者像一只从江边芦荻丛中飞起的白鸟，飘然高举，凌空翱翔。岂知他身材敦实，俨然像一个燕赵壮士，此时虽然足登破皮鞋，身披旧布衫，只靠吃流亡学生的平价米维持生存，却慷慨高歌，心忧天下！这时正在写挥斥中外法西斯的政治抒情诗，不久就编了诗集 《意志的赌徒》，应胡风先生之约，列入 《七月诗丛》出版。

荻帆为人敦厚诚朴，每次来信，虽寥寥数语，却都那么热忱，那么亲切，就像一位忠厚兄长。他自己勤奋写诗，还不断鼓励我们多写勤写，就是在他的督促下，《诗垦地》从1941到1944共出六期，我大约在四期上发表了诗。1944年他从复旦大学外文系毕业分配到成都工作，这时我也到了成都。他热情邀约我和芦甸、白堤、葛珍、许伽一起编 《诗垦地》第六辑 《白色花》。虽然他比我们年长，而且早有声望，但是在工作中，他总是非常谦虚，非常恳切，有了不同意见，总是耐心分析，低声细语，从不剑拔弩张，直到大家心悦诚服。

从1944年5月到1945年11月，荻帆在成都大约只有一年半光景，但却在我们的心灵上留下了闪光的印迹，1944年5月他刚到成都，就投入成都的诗歌活动，同当地的青年诗人一道，筹备纪念诗人节。他不但亲自主持朗诵，还邀请了当时正在成都的著名演员秦怡和自己的爱人史放 （她曾是抗日救亡宣传队的一员）一起朗诵了瞿秋白译的 《茨冈》。这次活动，轰动成都，吸引了燕大、华大、金大许多爱好文艺的青年，其中有些从此受到进步思想的鼓舞，逐步走上了投身革命的道路。1945年7月，芦甸、李嘉陵和我准备响应党的号召，同恒苏、阳云一起到中原解放区去。临行，我去告别，他紧握我手，热情叮咛，并且积极找地下党的同志，又为我们写了一封给中共南方局青年组的介绍信。1945年9月，南方局青年组介绍我回成都到地下党的一个据点温江女中任教并参加成都 《学生报》的创刊工作，他知道后，又连忙给我介绍当时温江女中的校长王仲雄同志。他不但在写诗上而且在为人上总是那样关心人，体谅人，细致入微地鼓舞我们往前迈进。

1946年后，他辗转武汉、香港，我也把主要精力转入学生运动，关山阻隔，渐疏音问，直到新中国成立以后，我有机会到北京开会，我们才见了久别后的一面。这时他虽然有了官职，但仍然那样诚恳平易，把我拉到东四的一家江苏饭馆，几乎问遍了当年成都诗友的近况。1954年底，我从重庆调到共青团中央，1955年春就被当作胡风集团骨干隔离审查进而关进牢房。这时我真担心荻帆也会同我一样落难，因为我们都曾应胡风先生之约编了一本诗集列入《七月诗丛》。1956年夏，我被放回中国青年出版社恢复工作，但还要算作 “胡风思想影响分子”，只能让我在文学编辑室编诗。幸而此时文学编辑室的主任江晓天同志比较开明，放手让我主持编了 《革命烈士诗抄》和 《晋察冀诗抄》等一批诗集；但是每当我外出约稿，总还得有一位青年编辑 “陪同”。一次，到文联大楼去，在长长的走廊上突然看到荻帆迎面走来，我放心了。但是双方都不敢搭话，只能彼此会心地望一眼！他亲切的目光使我感到安慰，但时势使人情这样阻隔，真使人伤心之至，回家以后，我不禁大哭一场。

1979年我终于恢复了党籍，调到四川人民出版社工作，并且有机会常到北京开会约稿。每去，我必看他，即使在他和平里家中坐上一会，也都亲切无比。这时，他已到 《诗刊》主持编务。他又像早年一样，不断督促我再拿笔写诗，并且鼓动我出版诗集，1983年在 《忆〈诗垦地〉》文中还说：“他还没有出过一本专集，我真希望见到他的诗集。”1985年1月全国作协召开第四次代表大会，我兴冲冲到北京去，却没有在会上看到他。一问，才知道他心脏病犯了。会间，他请当年《诗垦地》的朋友到他家聚会。我看到他坐在长沙发上异常欢快，好像浓烈的友谊已经治好了他的病痛！从那以后，我也病了，我们又很少见面，但是他每编一本诗集，总要送我一本，并且不断提起，要我再出诗集，他要为我写序，甚至沉痛地用友人劝他的话劝我：“一辈子为人作嫁，现在该为自己缝一件寿衣了！”拳拳之心，令我每一想起不禁含泪。我虽然久在出版社工作，也确曾历尽艰辛为该出诗集的老诗人出书，并为此竭尽心力。至于我自己，总觉得写诗几十年，值得人们一读的没有几首，所以至今没有兴致编集。这辜负了他的希望，我为此深深歉疚！

现在，他走了，再不可能给我的诗集写序了，但是，他的诗品和人品，将永远指引我写诗和为人。荻帆，安息吧，你将永远活在你的诗中，活在我们心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