忆胡风

胡风先生逝世已经快两年了。我早想写一点纪念他的诗文，以寄我的哀思。但我同他仅有数面之缘，交往稀疏，对于他的思想情操，所知甚少，所以迟迟没有落笔。然而，他早年对青年作者殷殷关切之心，我是深深感受过的。记下那一点往日的经历，或许可以作为新文学史料中的补白，那也是对他最好的纪念吧！

我第一次见到胡风，是在1940年的深秋。我刚从成都逃亡到重庆，生活无着，浪迹街头。一天，我的中学老师、诗人常任侠告诉我：10月19日，全国文协要在枣子岚垭下的巴蜀学校操场开会，纪念鲁迅逝世四周年。我怀着崇敬的心情去参加了。会场的规模不大，常老师介绍我在会场上认识了诗人艾青。他还告诉我：站在简陋的主席台上的是周恩来同志。恩来同志身穿一件黄卡其布的简易西装，内穿一件敞领淡蓝色衬衫，神采奕奕。

站在他旁边的是一位壮实的中年人，穿一件蓝布长衫，三十多岁，却已经谢顶了，方正的脸庞，饱满的宽额。他在主持大会的仪式。常老师告诉我，他就是胡风。这时我认识了他——这位同鲁迅并肩战斗过并被鲁迅深深器重的文艺理论家。当然，他并不认识我。

1940年10月1日，郭沫若主持的文化工作委员会开始组建。田汉同志介绍我到他担任组长的文艺组工作，住在通远门外天官府的一座危楼上，胡风是文化工作委员会的十个专任委员之一，住在赖家桥乡间宿舍。从此我常见他穿着那件洗旧了的蓝布长衫，腋下夹着一个白布包，从乡下匆匆进城，风尘仆仆地奔走到会里来。这种情境常常使我想起他在诗集 《野花与箭》中写于20年代的一首诗《我从田间来》：

我从田间来，

蒙着满脸的灰尘——

望望这喧嚣的世界，

不自由地怯生生。

我从田间来，

穿着一身老布衣——

在罗绮丛中走过，

留下些儿泥土底气味。

……

他的确像是一个乡下人。像乡下人那样淳朴、浑厚、耿直和赤诚。正如他在晚年所说的：“我是穿着老布衣带着泥土的气味挤进了有文化生活的社会的。”这时我早已认识他了，他却依然不认识我。我只是一个喜欢写诗的小青年。

当年在文化工作委员会，除了郭沫若、茅盾、阳翰笙、田汉、洪深、老舍、胡风这些著名的大作家以外，在文艺组，还聚集了一批著名的文学艺术家，如光未然、贺绿汀、李可染、石凌鹤、力扬、卢鸿基、柳倩、臧云远、安娥等。我和木刻家卢鸿基以及小青年孟世昌、孙杰、田大畏一起，住在二楼大办公室旁边的集体宿舍里。卢鸿基，30年代在 “一八艺社”曾亲受过鲁迅对青年艺术家的关切和鼓励，因而对我们这些文艺青年也特别爱护和关怀。他见我当时热衷于写诗，就对我常加指点。我在这年春天写的小诗 《泥土的梦》他非常喜爱，主张送给胡风登在 《七月》上。但不久发生了 “皖南事变”，进步文化人纷纷撤离重庆，听说胡风也远走香港。时局如此艰危，对这首小诗的命运，我早就没有去想它了。

1941年的冬天，我避居到重庆远郊鸡歇铺，却忽然接到卢鸿基给我寄来新出版的 《七月》三十一、三十二合刊。看到目录上有署名我写的文章 《鲁迅的》，不禁瞠目结舌，怎么也想不起我什么时候写过这样的文章。翻开正文一看，原来登的是小诗 《泥土的梦》，我不禁哑然失笑。抗战时期的报刊，用的多是黄土纸，纸面上还常常残留着没有碱化的稻草茎，排印的差错比比皆是，不足为奇。能够历尽艰难把这本受到反动派嫉恨的杂志印出来，那总算不错了，何必吹毛求疵呢？遂一笑置之。

不料1942年春天，我竟收到胡风远从桂林辗转寄来的信，说要请我谅解，《七月》的目录上把我的作品题名印错了，而且正文的错字也多，他为此非常遗憾并表示道歉。因为他发稿以后就去香港，没有能亲自校对，实在觉得对不起作者……我当时向报刊投稿已经五六年了，接触过的编者不少，但是除了靳以同志以外，还没有遇到过一个对工作这么认真、对作者这么负责的，何况我只是一个其名不扬的青年作者呢！我深深地感动了，回信请他不必介意。想不到不久又接到他的来信，说他正为桂林南天出版社编选一套 《七月诗丛》，希望我能把近作编选成集，寄给他编入诗丛出版。这对一个青年作者，无疑是极大的鼓励。我兴奋地搜集了自己从1938年到1942年发表在成都、重庆、桂林、昆明的十多首诗，编成一个集子，题名就为 《泥土的梦》给他寄去，以纪念我同 《七月》的这一段因缘。这就是我同胡风通信的开始。这时他从诗稿或许知道了一点我的写作经历，却未必知道我是什么模样。因为对他来说，我们尚无一面之识。但他乐于为一个陌生青年编印诗集，该是出于他挚爱诗歌艺术的一片拳拳之心吧！

接着我们就为商酌诗集的选目而有了几度通信往来……到1943年才算增删定稿。从这些通信中可看出他对诗的真知灼见以及他对青年作者的不倦热忱和严谨要求。比如，一方面，他在给我们平原诗社的诗友蔡月牧的复信中说：“依我看，你是最能理解也最能共鸣杜谷底诗的生命的。在这时代所有的这个真实的诗人身上，有你能够汲取了欢欣，这是多么可喜的事情……杜谷底向着对象的徘徊，爱抚，原是由于他底切切低诉的心怀，因而使每一首都成了浑然的乐章……”看来他对我的习作给予很好的评价。但是，另一方面，他在给我的信中，却对我提出了生活根底毕竟单薄、对生活的理解毕竟漂浮，有时过于忧郁、有时又盲目乐观的尖锐批评。这种批评，实在中肯，我至今引为至言。

然而直到这时，我们尚未一晤。我同胡风第一次相见，已是1945年7月。那时我和平原诗社的诗友芦甸、阳云、缪恒苏以及李嘉陵、莫国正同志响应中共地下党的号召，相约到中原解放区去。到了重庆，见到了多年通信却未谋面的诗人彭燕郊。一见面，他就告诉我胡风也在这里——就住在张家花园全国文协的陋室里。我们听到，十分兴奋，随即一起去拜望这位慕名已久的文艺理论家。一间阴湿的小屋，进门就要下三级台阶。胡风穿一件旧白汗衫，挥汗如雨，还不断抽着纸烟，正在埋头看稿。听了我的自我介绍，他欣然离座，热烈欢迎，真像久别重逢的知交。当他听说我们要到中原解放区去，连声说好：“好，作家就是要到人民中去，到斗争中去，同群众同呼吸，共命运。湖北是我的老家，你们比我先回到我的老家了！”接着询问我们的准备工作做得怎样……正在这时，乔冠华同志躬身踏进了小屋，胡风笑着向他介绍了我们的打算，并且用他带着湖北乡音的普通话说：“这要请你指点呐，他们有五六个人！”乔冠华打量了一下我们，发现我起身喝水时腿脚不大灵便，便询问我的身体状况。待他知道我患有右髋关节强直的痼疾以后，沉吟良久，然后摇摇头说：“他恐怕不行。新解放区流动性大，行军作战，全靠奔走。你走不了，反而成了累赘！”胡风听了皱起眉头，在快要烧完的烟头上又接上一支香烟，发愁地对我说：“那怎么办，那怎么办呢？”乔冠华说：“那他就不去吧，在后方一样可以革命嘛！”胡风微微点头，转身问我：“你留下来工作有没有什么困难？……何剑薰在这里教书，你没处去，可以找他。你不是也能教书吗？”

初次见面，他想得这么周到，连我今后如何生活都想到了，真使我无限感激。不过，我没有找何剑薰去，因为我要听从南方局青年组的安排。十多天后，我们在重庆街头摆地摊卖了行装作为盘缠，我在朝天门码头的小木船上送别了芦甸一行，就按青年组朱语今和许鲁野同志的安排回成都办 《学生报》去了。这就是我同胡风在全国解放前唯一的会见。那以后，由于我全力投入现实的斗争，暂时中断了写诗的热情，因此也就中断了同胡风的通信，一别就是三四十年！想不到五十年代中期，就因为我同 《七月》的这段因缘，蒙受无妄之灾，历经四分之一世纪，直到1979年才又回到党的怀抱。

1980年，罗洛从茫茫人海中寻到了我；1981年，我在上海又无意间遇到了他。他说：“走，我们看胡风去。”这时我才知道胡风正在上海治病。约好的一天早晨，梅志引我们坐了一程车又走了许多路，才到了医院。胡风正在病房的沙发上端坐着。他比我三十六年前见到时丰腴一些也白皙一些，但那充满智慧和激情的眼神却有些呆滞。梅志说：“罗洛和杜谷来看你了。”他举目望望我们，好像认识，又好像不认识。我们问候他的健康，他只稍稍点头，半晌，才嗫嚅地说：“好，好点……”又沉默了。隔了好久，他朝着在医院服侍他的爱女那个方向指了一下，断续地、声音微弱而又模糊地说：“诗……好多……没有发……”神情有点沮丧，语气中充满希望、眷恋和遗憾。看来他对待诗的挚爱之情即使到了历经劫难、精神恍惚的境地，也一刻没有忘怀！我想大概是因为其中珍藏着他深邃的心声吧。这真是一位赤忱的诗人，执着的诗人，虽九死而不悔的诗人！我不禁热泪盈眶了。

1984年底，我们都参加了中国作家协会第四次代表大会，我又一次见到了他。这时，他的病情已经好转，气色健康多了，神智相当清醒，但说话仍然不多。我记忆中的那位精力充沛，思维敏捷的中年文学理论家的形象邈远了。生活的磨难、精神的重负，大概使人只能沉浸在冥冥中上下而求索的境界吧！他沉默着。而且只隔不过半年，一代诗人，竟沉默地去了，永远离开了他热爱的诗和他热爱的世界。我重读他1925年的旧作 《我从田间来》，不禁怆然：

我从田间来，

带着赤心一颗——

遇着新奇的事儿，

要印上花纹朵朵。

我从田间来，

抱着热血满腔——

叫我洒向何处呢？

对着这无际的苍茫？

……

叫他把热血洒向何处呢？这真是人生一个严峻的问题。然则，对于这位永葆赤子之心的诗人来说，从1925年到1955年的整整三十年间，他的满腔热血，毕竟洒在他所耕耘的土地上；在中国的新文学史上，毕竟以鲜血灌溉出一些山谷野花，奉献给他所热爱的祖国；它们盛开在从旧中国到新中国的大道两旁，为人民革命事业献上了彩色的花环。作为我国现代文学史上卓越的革命文艺战士，他已无愧地竭尽自己的心力了，愿他能平静地安息！

1987年5月8日夜于成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