劫波度尽霜满头

往何处去

1979年7月，中国青年出版社党组为我平反恢复党籍以后，曾任团中央办公厅主任、时任陕西省教育厅长的鲁钊同志就想调我到陕西省教育学院任教，并担任陕西省中学语文教学研究会副会长。但西安市教育局局长张越坚留不放，居然把我也当作什么 “出土文物”了。无奈，我只有准备终老于这座汉唐古都、历史名城。因为星霜荏苒，这年我已经五十九岁，离退休年龄只有一步之遥了！

事情往往有出人意料者，远方忽然来了一位不速之客，那就是1949年底我在永川接管文教系统时认识的英井中学校长张达扬，他不知如何探听到我的行止，忽然到西安来找到我，热情邀请我到成都大学任教。这使我颇感兴趣，因为比之于严寒酷暑、风尘迷漫的西安，我当然更爱水土肥美、风光旖旎的成都。虽然我在西安也住了一二十年，培育了一届又一届莘莘学子，其中不乏日后的博士、诗人。但是十年动乱中毕竟留下不少伤心往事和精神创伤，远不如我在成都留下的青春记忆和战友情深。因此我没有推辞张的热情邀请，答允1980年的春天先到成都去看看。在成都，我会见了成大中文系主任白敦仁先生，他力邀我到中文系任教，我不敢答允他，因为西安还不肯放我走，我得回去活动活动再说。

然后回到我在成都暂住的弟弟家，忽知成都的著名诗人木斧屈驾来访。我很荣幸，因为自从1955年后，已经没有什么文友敢与我来往了。次日一早，我就按他留下的地址去回访他。不料一进盐道街三号四川人民出版社的大门，就碰到老朋友李致。他热情地拉我先到他的办公室坐下，随意问起我和夏嘉的近况。因为1950年他和夏嘉都在沙磁区委工作，他任区团委少年部部长，夏嘉在区委宣传部任理论教育科长，我则在团西南工委编 《西南青年》，我们都是青年团干部。聊到中途，我才知道他现在是四川人民出版社的总编辑。难怪粉碎 “四人帮”以来，我在西安书店看到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了不少好书，已经在全国的出版界崭露头角，那些被誉为 “出土文物”的著名老作家的近作，尤其令人瞩目。这时他突然恳切提出，邀请我和夏嘉到四川人民出版社来工作，并告知我要见的木斧也在社里，并且是文艺编辑室的副主任，他立即要我留下我和夏嘉的简历，他准备随即去办函调手续。

我感谢他的热情邀请，也因为我看到十年动乱以后，祖国文化被 “四人帮”剿灭得一片荒芜，年轻一代产生了深深的文化饥渴，他们迫切希望打开封闭十年的历史文化宝库，特别是 “五四”以来新文化运动的宝贵传统，让他们放开眼界来自我选择。而从事编辑出版工作，正好适应这个时代要求……因此，我答应了他的邀约，准备调令到达那边以后，再竭力争取西安同意放我们走。

西安市教育局仍然拒绝调出。幸亏夏嘉曾在西安市委文教办工作，时任文教办主任的雷行同志现在担任了管文教的副市长，他知道这个情况以后，力劝教育局不要积压人才，他们终于允许我们调回成都。但夏嘉当时重病在身，举步维艰，我认为新调到一个单位不能上班工作影响不好，劝夏嘉稍缓再走。谁知这一缓走，给她造成了无穷的后患。

心力交瘁

1980年的初冬，我过了六十岁的生日，就披一身西北人常穿的老羊毛皮袄，手提随身衣物，只身来到四川人民出版社重操旧业，随即被任命为党委委员、副总编辑。

这时的四川人民出版社已经声名显赫，如日中天。它是四川唯一的省级出版社。社长崔之富、总编李致都是多年从事编辑出版工作的行家里手，他们乘改革开放之东风，高瞻远瞩，先声夺人，提出了地方出版社立足本省、面向全国的方向和要做出版家不做出版商的高标，在全国地方出版社中产生广泛的影响，并以卓越的实绩在全国地方出版社中被誉为 “四大天王”之一。

这时的四川人民出版社规模已经相当宏大，全社职工已有三四百人，其中编辑有一百四十多人，在社长总编的领导下，建立了一个团结和谐、朝气蓬勃的领导班子，包括三位分管行政、印刷、出版的副社长和七个分管九个编辑室的副总编。每个编辑室都人才济济，运转自如。让我分管的文艺编辑室阵容尤其强大，党员多、作家多、诗人多，他们已经与许多新老作家建立了广泛的联系。我来之前，它一直由总编李致直接领导，得心应手；我来之后，正好“萧规曹随”，将已经形成的出书规划，继续推进；同时，为了保证图书质量，由我负责把关，加强书稿审读，保证不出任何政治性、知识性、技术性的差错。

在1980年以前，文艺编辑室已经出版了多种印数高达一二十万册的现代文学名著，如老舍的 《四世同堂》，茅盾的 《腐蚀》《霜叶红似二月花》，巴金的 《中篇小说选》 《英雄的故事》 《巴金的近作》（一）（二）集，马识途的 《找红军》以及郭沬若的近作 《东风第一枝》。1980年后适应读者的要求，“作家近作”形成一套丛书，先后出版了茅盾、丁玲、艾青 （《归来的歌》）、夏衍、叶君健、严文井、王西彦、唐弢、萧军、艾芜、周立波 （《黎明文稿》）、康濯、碧野、吴强、罗荪的近作，受到读者广泛的关注。与此同时，在1980年前还出版了一套四川作家选集，如 《郭沬若选集》《李劼人选集》《何其芳选集》《周文选集》《陈翔鹤选集》《邵子南选集》《罗淑选集》。1980年后，我们继续编了 《巴金选集》（十卷本）、《艾芜文集》（十卷本）、《阳翰笙选集》（五卷本）、《沙汀选集》（四卷本》和 《刘盛亚选集》《陈敬容选集》；1981年后又扩大成 “中国现代作家选集丛书”，陆续出版了鲁迅、茅盾、老舍、冰心、沈从文、郑振铎、陈荒煤、夏衍、靳以、陈白尘、王西彦、胡风等的多卷本选集和曹禺的多卷本戏剧集。1985年后由于四川文艺出版社独立，经济紧缩，这套选集未能出全，非常可惜。与此并进的还有一套 “当代作家自选丛书”，先后出版了孙犁、马烽、李准、峻青、秦兆阳、杜鹏程、王愿坚、茹志鹃、李纳、孟伟哉的小说选和黄秋耘、郭风、何为、袁鹰、黄宗英的散文、报告文学选。1985年后还出版了刘绍棠、冯骥才、路翎、徐怀中、古华、叶文玲的小说选等。又有一套 《收获》丛书，出版了《收获》杂志主编的谌容的 《赞歌》、丛维熙的 《远去的白帆》、张一弓的 《流泪的红蜡烛》、何士光的 《草青青》等，此外，早在1981年还出版了产生轰动效应的报告文学 《在彭总身边》和 《最后的年月》

四川人民出版社文艺编辑室还一贯重视诗歌著作的出版，先后出版了中国古典诗词选集、现代诗丛、当代诗丛、四川诗丛、外国诗丛、革命前辈诗丛等，在80年代初期，是最先出版徐志摩、戴望舒、李金发、闻一多、冯至、艾青诗选的出版社之一。又一贯重视极富地方特色的川剧剧本的出版，出版了一套传统川剧丛书，一套新编川剧丛书；对于文艺理论的研究，更放在优先的位置，由一位副主任主持，先后出版了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丛书，当代文艺评论丛书、作家作品研究丛书，颇引起文艺理论界的重视。

我不厌其烦地列举了当年四川人民出版社文艺编辑室所出图书的序列，意在表明当时文艺编辑室工作热情之高和工作量之大。全室只有二十多人，从1979年以来，每年平均出书一百二十种以上，平均每人每月有一百万字左右的工作量，有的人多达三百多万字。从1981年到1985年出版图书约六百种，其中相当一部分是由我终审的。由于工作量大，时效性强，绝对不能积压，只有夜以继日、废寢忘食，才不致影响流程。所以那几年我的工作也是很紧张的，而且为使出版物不致出现政治性、知识性、技术性的差错，我真如临深渊，如履薄冰，何况当时我在政治上虽已平反，恢复党籍，但还有一顶 “受胡风思想影响分子”的帽子没有彻底摘掉。因而每遇疑难，往往反复查证，反复推敲，所幸没有出现重大失误，但终于心力交瘁，积劳成疾。

1984年1月5日下午，我从办公室去厕所回来，正上二楼，忽然眼前一黑，即将倒地，幸好遇到副总编马骏下楼，连忙将我抱住，护送回家休息，次日清晨，喝了几口醪糟开水，就从口中喷出一痰盂鲜血，人也随即休克。夏嘉连忙打电话请医院派车急救。一到医院，医生就开出病危通知，我以为这大概离大去之期不远矣，没有想到医生想办法把胃大出血止住了，原来我患的是十二指肠球部溃疡，医生准备动手术切除。后来主管教授查房，发现我患的是多发性溃疡，此处动了手术切除，彼处还会再发生溃疡。因此不主张手术切除，免了我一刀之苦，却留下了再次复发的后患。在医院急救期间，文艺编辑室的同志每天轮流看护，令我感激不尽，他们的深情厚谊，使我至今难忘。

1985年1月26日，我的十二指肠球部溃疡在严寒时节又爆发了，这次是大便突然喷血盈盂，夏嘉吓得手忙脚乱，连忙打电话请医院来车急救止血，又一次闯过了死亡线。这次医生劝我一定要戒烟酒。在夏嘉的监护下，我终于戒掉了抽了三十六年的烟瘾。其实年轻时我是不抽烟的，1950年主持团刊 《西南青年》编务，发稿前夕往往赶个通宵，困乏时抽一支，确实能提神醒脑。到出版社以后，一部几十万字的书稿往往要在几天之内审读一遍，自然难免困乏，抽上一支好烟，果然也令人 “心旷神怡”！但一天下来，积灰盈碟，对身体的损害也积重难返了。从此我的健康状况江河日下，差不多每年冬末春初，都要住院就医。

“他还没死？！”

自从1955年被打入另册，我断绝了除亲人外的一切社交往来。哪怕是多年友好，别人不招呼我，我也绝不主动招呼别人。因为一怕株连无辜，也怕遭遇别人白眼，这种自我封闭心态，平反后久未清除。以致一位早年曾有一面之识的文友，从昆明打电话到成都给他的朋友，忽然听说我也在四川人民出版社工作，竟然十分惊奇地大呼：“他还没死？！”可见我还没死，出乎不少人的预料。我想这不奇怪，本来对于一个作家来说，几十年没有新作发表，这人也就等于不存在了；何况又逢胡风冤案，冤死者何止个数？多少诗人文友，不幸蒙冤去世，我有何幸，得以幸存，居然苟活下来，这怎不令人惊诧！

所以1980年冬，我回成都，不少四十年前曾在学生运动中并肩战斗的川大 “文笔”（文学笔会）战友，也很惊诧我和夏嘉能够浪迹归来，乃在杜甫草堂聚会，听我们痛述患难余生。当年成都 《学生报》的年轻伙伴罗洛，在1946年张瑞自杀事件发生时，他是攻击我最尖锐的人之一，现在忽然从茫茫人海中找到了我，为绿原、牛汉拟编的二十人诗集 《白色花》向我约稿，真有 “历尽劫波兄弟在，相逢一笑泯恩仇”的意味。此后相继来探望我们的还有老朋友谢韬、刘诗白、刘开扬、曾紫霞、邹荻帆、曾卓、冀坊、野谷、林彦……以及我的老领导贾唯英、王宇光、章文伦，夏嘉的老领导张黎群、张文澄、龙实……他们的关怀，使我们伤痛的心灵，得到深深的抚慰。

1981年初，李致同志介绍我加入了四川省作家协会，随后我竟以工作关系回到久別的文坛。但心情远不如早年那样蓬勃和自信，总觉得许多作家依然把我看作另类人物。

1982年1月19日，四川省出版事业管理局川出党 ［1982］第06号文件，作出 《关于刘令蒙同志因 “胡风问题”受株连的复查结论》，指出：“一九五五年十月，刘令蒙同志被当作胡风反党集团骨干分子逮捕审查，中共中国青年出版社编辑部支部因此作出了开除刘令蒙同志党籍的决定。一九五六年七月，刘令蒙同志被宣布无罪释放后仍维持了开除党籍的决定。一九七九年七月，中共中国青年出版社党组，对刘令蒙同志的问题进行了复查，撤销了一九五五年十月十二日中共中国青年出版社编辑部支部所作 《关于开除刘令蒙党籍的决定》，恢复了刘令蒙同志的党籍，党龄连续计算，我们认为这个复查决定是正确的。但在复查结论中保留了公安部六局胡案办公室一九五六年四月二十八日所作 ‘不能以胡风分子论处，应列为受胡风思想影响的分子，其有利于胡风集团的言行，应视为思想问题’以及中央十人小组一九五六年五月八日所作 ‘不以胡风分子论处’、‘只是属于受胡风思想影响并非胡风反党集团骨干分子’等结论性的提法。现根据中共中央 ［1980］76号文件，即中共中央批转公安部、最高人民检察院、最高人民法院党组关于 ‘胡风反革命集团’案件的复查报告的通知精神，局党组认为：上列结论中所保留的一些结论性提法都是不当的，原对刘令蒙同志因 ‘胡风问题’而进行的批判斗争、逮捕审查、开除党籍等都是错误的。刘令蒙同志是因 ‘胡风问题’受株连的，应予彻底纠正，本人档案中有关此问题的材料作废，其亲属、子女档案中有关此问题的材料，请本人所在单位予以销毁，以清除影响。”

我很感谢省出版局党组主动为我作出这份复查的结论。不过76号文件只从政治上为 “胡风反革命集团”平了反，使一批因这一错案而受到错误处理和不公正待遇的同志得到了昭雪，恢复了名誉，但对胡风同志文艺思想等方面的问题，当时还未来得及仔细复查研究。因此，直至1985年，1988年公安部和中央办公厅又再次发出文件为胡风问题彻底平反，所谓我受胡风文艺思想影响问题也才从根本上得以解脱。

1982年，艾青、邹荻帆推荐我参加了中国作家协会。当时苏俄文学翻译家张孟恢觉得好笑，说这是 “老作家新会员”，其实我觉得惭愧，因为直到这时，我连一本诗集都未出版。《七月诗丛》中列入我的诗集 《泥土的梦》，原稿被国民党图书审查机关没收了，当时残留的只有1981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 《白色花》中收集的八首诗，寒碜已极。1982年3月在 《诗刊》上发表的 《春夜》，也不过是对旧作 《夜的花朵》的追忆和修改。直到1982年夏我应邀到海口大学参加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会后，才又写了一首 《海角抒怀》，抒发了我的信念和节操。后来这两首诗都被诗人吴奔星选入他主编的诗选 《当代抒情诗拔萃》中。

也就是在这次海口年会上，我意外见到了阔别多年的卢鸿基和何满子，初次结识了牛汉和耿庸。我们在游览海南的苏公祠时卢鸿基题有七绝一首：“第一楼原不算高，五贤于此立高操。人生最是多情处，难得同观海角潮。”卢鸿基原是海南人，这次是重回故里，一改抗战时期贫病交迫的弱质而显得神采奕奕，对我依然像兄长一样慰勉有加，会后摄影留念，并赠诗曰：“南荒风物自离奇，写入新诗尚费辞；七月诗人此聚首，凤凰花发鹧鸪啼。”牛汉则人如其名，身高八尺，巍然屹立，但待人亲切，一见如故。

1984年冬，我有幸被选为出席中国作协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四川代表之一，赴北京恭与盛会，这才又见到了同蒙冤案的 “胡风分子”路翎、绿原、牛汉、徐放、鲁藜、曾卓，冀坊、贾植芳、耿庸……因为大会的驻地京西宾馆离木樨地只有一站之遥，晚上有空，曾经结伴去看望虽为大会代表但因精神不济仍然住在家中的胡风。这些人有的此前并未见过，只因相同的命运使他们同难相惜了。我们的老朋友邹荻帆当时也正在生病不能到会，大家也约好去看望他，他的精神状态甚好，见到许多劫后归来的朋友，非常兴奋，留下了难得的一张集体照片，弥足珍贵。

退而不休

1985年，四川文艺出版社独立。我退居二线，担任四川出版总社咨询委员、四川省出版工作者协会顾问。有暇，我亲自担任责任编辑，编了一套诗刊社主编的 《诗人丛书》（第四辑），其中包括著名诗人柯岩、绿原、郑敏、牛汉、刘章、黄永玉等的诗集共十二本。不久，绿原的 《另一只歌》和郑敏的 《寻觅集》获得了全国优秀诗歌奖，对此我感到十分欣慰。接着我又编了四川著名诗人方敬的选集，其中包括他的新诗和散文。方敬一生著译宏富、处事谨严，本来应该为他编多卷本选集，但因四川文艺出版社独立以后，财力有限，只能合成厚厚的一卷本了。后来我还编了一本 《曹葆华诗选》。曹葆华 （1906—1978），四川乐山人，1931年毕业于清华大学外文系，1929年开始新诗创作，十年间出版了五本诗集 （《寄诗魂》《落日颂》《灵焰》《巉岩集》《无题草》），原本在四川作家选集中应该有他一本。但从1939年11月他到达延安后，主要从事马列主义著作的翻译和研究工作，以致其诗名竟被许多人遗忘，他的诗稿埋没在众多稿件之中。待我退到二线以后，才找出来由我自己编。除从他已出版的五本诗集中选诗五十首外，还从作者到延安后所写、尚未出版的 《生产之歌》中选诗十八首。这一集诗，抒写了作者奔往革命圣地的心情，描写了沿途景色和在鲁艺的生活，至今读起来仍十分感人。尤其难得的是十年动乱时期，诗人身患重病，双目先后失明，但他焦虑国事，心急如焚，常闭目吟咏，摸索着一字一句写下诗十首，密藏在自己贴身的衣袋里，直到1978年9月20日不幸逝世，这最后一组作品，表现了诗人对 “四人帮”的深恶痛绝和自己 “刀锯加颈无惧色，紧抱赤心向人间”的斗争精神。因此我为这位被人遗忘的诗人编辑出版这本诗选，尤感欣慰。

1987年，我被四川省高级职称评委会评为新闻出版系列的编审，1988年3月由四川省新闻出版局批准离休。1988年4月，中共四川省委组织部发文通知：我离休后享受地专级的政治、生活待遇。

这时我已经六十八岁，离 “人生七十古来稀”不远了，满可以从此息肩，颐养天年。所以在1988—1992的四五年间，我偕夏嘉重游了祖国的不少名城胜迹，只因为我们腰腿都不灵便，所以多半是走马观花而已。只有1988年5月的贵阳之行，我尝试写了一组旅游诗。那次是四川省作协应贵州省作协之邀访问贵阳，我忝为作协顾问，被邀参加，游览了贵阳附近的名山胜水。贵阳自古被认为是地瘠民贫之区，1952年我代表 《西南青年》访问贵昆，当时所见，确实如此，尤其是从贵阳到昆明的公路，凹凸不平、崎岖难行，真把人颠簸得天旋地转。事隔五十多年，如今的景象大不同了。一片崭新气象。山路坦平，市场繁盛，虽然仍三天两头下雨，但并非满街泥泞。会上，贵州省作协安顿我们住在东山招待所，恰逢一夜大雨，促使我诗兴大发，试写了一首 《贵阳雨》，讴歌贵阳的新景象：

梦中一夜豪雨

酣畅淋漓

凌晨自东山俯瞰

贵阳宛如沉在湖底

翠峰环抱

一湖烟水凄迷

丛丛树冠

恰似海藻浓碧

大道上车队涌流

仿佛蝌蚪满溪，蛙声十里

新区里高楼群集

仿佛海市、贝雕，精巧料器

还有东山顶上的电视塔

从湖滨昂然直指天宇

待高原的太阳射上塔尖

好一个出水的贵阳从湖底升起！

会后，贵州作协又带我们游览了黄果树、天生桥、龙池、织金洞……许多自然景观，使我们见识了自古被认为穷山恶水之地，却蕴藏了多少大自然的奥秘。就以它那一座座拔地而起的小山峰来看，真像是一颗颗大海里锈绿的海螺，又像是一座座青峰被升起的地平线切割，我甚至猜想这高原的一座座独峰原是海底山顶，所以它们的腹腔里才会有那么多神奇的溶洞。我们参观的景点中最负盛名的当数黄果树瀑布，不过这次来得不是时候，正值5月枯水季节，远不如1952年夏天我沿贵昆公路西行时所见的壮观。记得 “当年途经黄果树／飞瀑喷洒征尘路／震天的雷鸣／宛如侗寨的铜鼓／十亿吨愤怒／捶击大地的胸脯……”那时正值少数民族地区民主改革，群众斗争如火如荼，从天而降的瀑布，仿佛宣泄了他们几千年被压抑的愤怒！而今黄果树瀑布的景点，布置得更精美了，但气势却远不如洪水时节，所以 “如今再游黄果瀑／万缕银丝织薄雾／岩高，涧深，树幽，人静／观瀑亭里，唯闻阳雀唤 ‘布谷’”。

这一次贵州之旅，我第一次尝试写了六首旅游诗，集为组诗《高原走笔》，寄给主编 《红岩》诗歌的诗人杨山，他改题为 《黔游六首》发表了，但了无反响，看来是失败之作，摧毁了我写旅游诗的信心。大概因为这些都是景观的描摹，缺少震撼心灵的顿悟，因而缺乏深邃的诗意吧！此后我虽然游了许多地方，再无心情写旅游诗了。

1992年9月，四川省作协又安排我们夫妇到北戴河的作家之家疗养，随后游览了山海关、老龙头，我们又南下故乡南京，重游了玄武湖、莫愁湖、夫子庙、秦淮河、中山陵、雨花台……参加了母校九十华诞校庆，又与多年暌违的家属亲友团聚，相对唏嘘，还访游了镇江、扬州、无锡、苏州、杭州、上海，忆旧惊新，但是终于没有写出一首诗来。那年冬天，天气奇寒，女儿一再邀请我们重游海南，我们去了海口、三亚，游遍了名胜古迹，也痛感早年唐、宋名臣被放逐天涯海角的悲愤，但仍没有写出一首好诗。

倦游归来，终觉人不工作，生活空虚。乃从1992年起，接受四川省新闻出版局的聘请，担任四川省优秀图书专家评审组成员，直到2001年，历时十年。每年审阅省属各出版社报送的优秀图书不下二三十部；1995年起，又被聘为中共四川省委宣传部 “五个一工程”图书入选作品评选组成员，每年评阅图书不下百十万字，直到2001年八十一岁，因为视力衰退、精力不济，才谢绝了这些邀请。

死而后已

八十岁后，百病丛生，高血压、冠心病、肺气肿、萎缩性胃炎、前列腺增生、白内障、骨关节炎，不一而足，其中尤以骨关节炎最为严重，不持双拐，不能移步，出行必须借助轮椅。2000年5月，突然双髋剧痛，不能忍受，乃承老战友饶用虞推介，请华西医院副院长裴福兴教授主刀，做了双髋置换人工关节手术，伤痛巨深，效果巨大，从此结束了我六十年来的跛行而能正直地行走于人间。2000年11月，正值我八十生日，新结识的好友廖永祥同志见后，不禁欢呼雀跃，赠诗曰：“诗歌真赏与谁评，近代诗人独慕君。持杖卅年追前迹，绕街百转徒步行。眼中海立春无恙，足下云垂貌一新。东阁梅开新世纪，蓬莱莫问水浅深。”古典文学研究专家金国永同志亦赠诗曰：“大雁翔空笑鼠曹，古松永绿百花凋。骚人坦荡书哀怨，志士横眉不屈腰。寻梦怀春歌泥土，离忧望海咏尖礁。既坚济物凌烟志，何计生前令誉邀。”这些都是对我的鼓励和鞭策。

大概考察到我从1937年起就从事抗战文艺创作，1995年纪念抗日战争胜利五十周年时，中国作家协会就赠我以 “抗战时期老作家留念”的 《以笔为枪投身抗战》的铜雕，这对我是极大的鼓舞。1999年四川省作家协会向从事文学工作五十年的老作家颁发荣誉证书，我亦获此殊荣，这却使我汗颜。因为新中国成立以后我写的作品实在太少。2005年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向抗战时期参加革命的老同志颁发 “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60周年纪念章”，我有幸再获殊荣，这对我是极大的激励，它警示我在垂暮之年，淡泊明志，不忘初衷。

当年歌啸立潮头，而今颐养度春秋。

居安须防老来锈，思危常宜听民讴。

回首往事，感慨良深：青春，是人生最灿烂的岁月；为实现共产主义的崇高理想而斗争，是人生最壮丽的事业！我们在青春华年，有幸投身于追求人类崇高的理想，投身于中国两种命运的决战，这是我们生活的那个年代唯一正确的选择。尽管我们碰得头破血流，遍体鳞伤，终于无愧无悔！现在写下一些回忆的文字，无非为了回溯个人成长的历程，记取当年参加革命的初衷，坚持晚节，永葆青春。

但是，历史的教训应该反思，马克思主义的真谛还要钻研，列宁主义的精髓还须剖析……需要我们学习探讨的东西实在太多，虽然我们已经到了风烛残年，但还有浓厚的兴趣去阅读和讨论，因此我和夏嘉兴致勃勃地订阅了不少报刊，并和当年学生运动中一些健在的老战友喝茶 “话疗”，奇文共欣赏，疑义相与析。不断地探索，乃人生之一乐！而这种探索，大概只有死而后已了！

由于晚年多病，亦常以读诗词自娱，以缓解急迫的心情，求得淡泊宁静。“悦亲戚之情话，乐琴书以消忧。俯仰终宇宙，不乐复何如！”放眼四海，唯我祖国繁荣昌盛：一改近二百年之衰败，经济之兴旺前所未有，国力之强盛前所未有，人民之温饱前所未有，社会之和谐前所未有，真是：“木欣欣以向荣，泉涓涓而始流。善万物之得时，感吾生之行休。”“聊乘化以归尽，乐乎天命复奚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