劫波再度

“流放”西安

1959年 “反右派”、“反右倾”运动以后，团中央组织广大干部下放农村，劳动锻炼，夏嘉响应号召，主动要求到陕北去，学习老区人民艰苦奋斗的革命传统，不料在米脂农村又遭到极左派上挂下联的无端批斗，1960年乃留在共青团陕西省委工作。1961年秋，“大跃进”后的北京供应紧张，必须将一些有这样那样问题的人清理出京，减轻京城负担，我自然是其中之一。

1961年11月，大好人朱语今找我谈话，语气极为委婉，说夏嘉既然留在西安，你们两地分居也不方便。组织上照顾你们家庭团聚，决定把你调往西安，由西安市给你分配工作，我无法拒绝组织决定，只好收拾行囊，携家带口到西安去。西安市委把我分配到市教育局。等了一个多月，没有落实单位的消息。后来知道这是因为没有哪个学校敢要我，一因我是胡风思想影响 “分子”，而且已被开除党籍；二因我的级别较高，放在中学不大合适。但当时市属的唯一高校已经下马，所以无法安置。后来有一个中学校长，原是共青团陕西省委的一位部长，资历老，魄力大，竟大胆把我要去，为他把守高中毕业班的语文教学，这样我就分到他所在的西安十中。

他对我确实不错。那个冬天西安奇冷，宿舍没有取暖设备，向阳的房间就是最暖和的地方。他竟让一位已经住进向阳房间的年轻教师搬走，让我搬进去住。为此埋下祸根，而我当时并不知情。

遭遇浩劫

新中国成立前我在四川教过十一个中学；新中国成立之初又当过中学校长，现在重执教鞭，驾轻就熟，倒也深受学生欢迎，送走一班，又接一班，日子过得还算平安。但不久党中央一再强调以阶级斗争为纲，发动社会主义教育运动，认为许多基层单位的领导权已经被资产阶级分子篡夺。在此形势估计之下，平时大大咧咧，好喝几口酒的十中校长，也被认为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了，市委派进工作组开展批判斗争，其中的一个问题就是他优待了我这个胡风分子，成为他包庇 “坏人”的罪状之一。我也同时受到批判斗争。

奇怪的是社教结束以后，工作组长留校担任了副校长，他却专门找我谈话，要我仍然 “以共产党员的标准要求自己”，勇担重任，叫我去担任高中四个毕业班中最乱的一个班的班主任。我力辞不准，只好勉强承当。原来这个班的学生，大都来自陕西省的重点中学“西安中学”，这个学校为了提高报考大学的升学率，把成绩差的都输送到西安十中。他们多是高干子弟，平时趾高气扬，对被西安中学排除送进十中满腹怨气。我才接这个班不久，工作尚未理顺，就碰上十年浩劫，这些学生平日就目无纪律，对教师的管教非常反感。加以这时那位敦劝我当那个班主任的副校长，却把我的档案透露给学生来批斗我，以分散学生批斗他的压力。这样我就在劫难逃了。

这种批斗，起初还多属文斗，例如斗我：“罗瑞卿为什么包庇你？你是不是彭罗陆杨分子？”我如堕雾中，无法回答，我以为只因彭罗陆杨当时已被点名，他们胡乱地上挂下联。后来才知：原来在我的档案中，起初定我为胡风集团骨干分子，后来中央十人小组决定我不以胡风骨干分子论处，这个决定原来是罗瑞卿签的字。那位副校长为了转移目标保护自己，竟把我的档案让学生看，动员他们来批斗我，其卑鄙令人发指。但他终于未能幸免，和我一起关进了“牛棚”。

不久学校中的高干子弟成立了 “红恐队”，以实行红色恐怖自诩；以暴力虐待 “专政对象”，任意用皮带鞭打和侮辱被点名的校长、教师。我和那位重用我这个 “坏人”的十中党支书兼校长首当其冲，我的右颊和左腿至今还留有疤痕。

这时夏嘉受到我的株连，在她所在单位也被作为走资本主义的当权派受到无辜的批斗。跟她住在一起的三个孩子正上中小学，也因我的牵连而被打成黑五类，在人格上受尽同学的欺侮与羞辱，给他们的身心造成极大的伤害。于是我痛心地和夏嘉商量，让孩子们解除和我的关系，以解脱他们无穷的灾难；同时我们也暂时离婚，以度过这黑暗的天日。夏嘉经过痛苦的思想斗争，终于同意了我的建议。于是我们一同到民政局去，但一开口就不禁悲从中来，痛哭流涕，办事人员起初莫名其妙，终于怀着十分同情的态度给我们办了离婚手续。没有想到离婚也没有解脱夏嘉和三个孩子被污辱和被损害的处境，反而增加了夏嘉的生活负担，使我心惴惴不安。1969年，她因积郁成疾、患乳腺癌而施行双侧乳房切除的大手术，身体尚未复原，中央忽然发出广大干部下放劳动、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号召，她乃和我商量复婚，告别使她痛心疾首的地方，带领全家下放到陕南的深山老林中去，和最淳朴的农民生活在一起。

“发配”勉县

我们一家被分配到勉县两河口公社磨扇沟大队。这个大队距县城约五十里，分布在一条陡峭的山沟两侧，沟里堆满从山顶被洪水冲下来的磐石，大的有如讲台，小的有如磨扇，两侧山高坡陡，农民都住在山坡上。每发山洪，浊流汹涌，平时则只有几股细流，往往夹带着草根牛糞，但这却成为我们每天饮用水的主要来源，淘米洗菜也都靠它，不过用明矾澄清而已。

山里人生活穷困，但都善良，一切都听公社安排，“宁吃社会主义的草，不种资本主义的苗”，无论冬夏，一身破衣破袄，下地弄脏了，晚上一脱，光身睡觉，明天起来，又穿上它。有的连一间屋也没有，光棍一个，只在坡上搭个窝棚，避避风雨。他们大都没有文化，生活风气也欠文明，近亲繁殖，一妻多夫，换手抠背，习以为常，以致生出许多 “呱子”（傻子），“呱子”再乱交，又生出小 “呱子”。但大队支书非常精明，他不识字，却能把上级的指示传达得“根根齐齐”。对我们下放干部也很关心，刚给我们在大队公房安排好住处，就有条有理地传达公社的通知：让夏嘉参加公社领导的整党整社工作，让我当生产队的记工员，两个男孩都安排到县城中学上学。

我的大女儿早已自动下乡插队当知青去了，所以实际上只有我一人留在山沟家里。

冬天我和社员们一起上山造田，就是在高山陡坡上，环山凿石，挖出一二米宽的平田，再用大石块砌成田坎，抬土充填其间，造成梯田，种植水稻，因为当地山民稀罕吃米，产量比杂粮也高一点。但是这种梯田，因为坡陡田窄，牛耕时一不小心就滚下坡，伤重的牛往往致死，社员们就流着泪杀牛分肉，以后再买不起牛，只好人力耦耕。春天我和社员们一起下田栽秧，高山水冷，浸人体骨。秋天和社员们一起爬上九重高山，收摘苞谷，早出晚归，背一袋煮熟的红苕当一天的口粮。冬天的夜晚，则在公房燃一堆树疙瘩烤火，宣布一年的工分结算，听取社员议论纷纷，往往外面风雪交加，屋内则热气腾腾。一天深夜，一阵狂风冲开屋门，居然滚进一个巨大的 “雪球”，原来是夏嘉满身披雪从高山上的一个生产大队下来，孤身一人，按照公社的部署，连夜返回，准备明天听取传达最高指示。她就凭着一根竹竿，一只电筒，沿着陡坡上的羊肠小道，一步一步探索着前进，而雪花又往往飘覆上她的近视眼镜，使她的视野不断地迷失方向，真是一不小心，就会像耕牛一样滚下岩去，跌进深谷。幸好她沉着机警，多次单身夜行，都没有发生什么意外。

这样的生活过了两三年，如果我们在生产队靠挣工分过活，恐怕早已饿死在穷山恶水之间，幸而当时陕西决定下放干部带薪下乡，我们得以苟延残喘，而且还有余裕帮助穷困农民解决在生活上遇到的困难。比如生产队的一位贫农因为吸叶子烟烧焦嘴唇得了唇癌，我们就送他上西安找大医院医治；我们自己因为治病要回西安，也往往为那些穷困的干部社员代买一些衣物。但这毕竟是杯水车薪，当时的体制造成的困境我们一点办法也没有，而且还害怕落个腐蚀贫下中农的罪名，因为这时我毕竟还被当作异类。

就地消化

1971年9月13日，林彪与叶群、林立果等政变阴谋败露，私乘飞机仓皇出逃，摔死在蒙古温都尔罕。迟到1972年，秦岭深山中的两河口公社才开始传达这个信息，但我仍被列为异类，不让听取传达。然而不久就听说下放干部要脱离生产队 “就地消化”，后来知道所谓 “就地消化”就是准备就地安排工作，那么我们下放到勉县的这一批人，大概就要留在勉县终老了。勉县欢迎我们吗？传说一部分人要分去卖肉，肉食公司不愿接纳，放话说 “不会操刀割肉的一概不要”。果然，西安市计委的一位干部 （他对西安一切地下网线了如指掌）被分去卖肉还遭到公司拒绝，不得不改分配到食堂去卖饭票。同志们沉痛地说：这真叫糟蹋人才！夏嘉和我还好，分别分到县委和县中，两个男孩则在当地插队劳动。

1976年1月寒风凛冽，广播传来周恩来总理逝世的消息，学校师生痛哭失声；接着传来不许举行悼念活动的指令，又令大家目瞪口呆。不久，私下传闻北京市百万群众在清明节前后到天安门广场献花圈、献诗词，悼念周恩来，声讨 “四人帮”，却遭到抓捕和镇压，人们不禁反思 “文化大革命”以来的种种遭遇，为什么让 “四人帮”横行到这种程度？1976年9月9日，毛泽东主席与世长辞，消息传来，全国人民沉浸在极度悲痛之中。痛定思痛之后，又庆幸“四人帮”从此失去假传 “圣旨”的靠山。果然，深秋10月，传来党中央毅然采取措施，逮捕了以江青为首的 “四人帮”，结束了 “文化大革命”这场灾难。我们这些在偏僻山林里的下放干部，无不拍手称快。

平反冤案

1977年邓小平重新出山，恢复了高考；1978年开展了真理标准的大讨论，冲破了两个 “凡是”的牢笼。下放干部纷纷传闻还要平反一切冤假错案，一阵回城风势不可挡，不久我们也奉命搬家回到了西安。大女儿因病误了高考，留在关中工具厂工人大学；长子夏丹从兰州医学院进修归来，调到西安市中心医院；次子夏雪却留在勉县 “九冶”子弟校里。只有夏丹在我们身边可以照顾我们。

回到西安，才知道我的难友、原西安十中党支书兼校长常铭三已经平反，并调到西安五中任支书兼校长。他热情邀请我去五中担任语文教研组长，我慨然应邀。夏嘉则因长期遭受不公正待遇，积郁成疾，乳腺癌有扩散迹象，不得已动了盆腔大扫荡手术，以致遍体鳞伤，内分泌失调，植物神经功能紊乱，亟须治疗与调养，遂留在西安教育学院继续医治。

60年代我在西安十中教的学生现在多已成长，他们纷纷为我的遭遇不平，有的直接跑到北京，找中国青年出版社的党组织要求为我平反；中青社党组织也已接到党中央关于平反胡风冤案的决定，于是在1979年7月20日作出 《关于刘令蒙同志问题的复查意见》，结论是：“刘令蒙同志被当作胡风反党集团骨干分子逮捕审查，并以此为主要理由被开除党籍；但审查结果，只是属于受胡风思想影响，并非胡风反党集团骨干分子；处分决定里所列其他问题也已审查清楚，不能作为开除党籍的依据。因此应该撤销一九五五年十月十二日中共中国青年出版社编辑部支部所作 《关于开除刘令蒙党籍的决定》，恢复刘令蒙同志的党籍。党龄连续计算。”显然，这个平反决定，是不彻底的。当然，彻底的平反决定还有待于党的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彻底贯彻。然而，这已足以使我痛定思痛，深感 “二十余年如一梦，此身虽在堪惊！”因而，在1979年8月，我写了1946年停笔以后的第三首诗 《我的苇笛》：

……

我的苇笛

是我心爱的伙伴

是谁是谁

竟然把它踩断

热泪汪汪

我拾起断裂的苇管

藏在怀里

听我心脏的跳荡

两鬂苍苍

消逝了青春的时光

掏出苇管

它已经破碎枯黄

何必悲伤

生命之火烧得更旺

苇管苇管

再奏起壮烈的清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