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谷和夫人夏嘉瑜

1949年的12月4日，我回重庆向工作组汇报，并在两路口的 “渝舍” （今少年宫）参加了解放军和地下党在渝战友的会师大会，大家意气风发，欢欣鼓舞，热烈拥抱。在会上，突然见到王宇光和贾唯英夫妇，不知他们什么时候也到重庆来了。我们豪情满怀地走在山城的大街上，第一次感觉到走在自己的土地上、走在自由的天空下才有的无比欢畅的心情。为此我写下了1946年以后的第二首抒情诗《光辉》，歌颂革命先烈的光辉理想，开始照亮了中国大地。

随后我到中共中央西南局组织部报到。组织部的同志说：你是搞学生运动的，就到青年团西南工委去吧，那儿有一位早年搞学生运动的领导人，在解放区经过多年的革命锻炼，已成为知识分子工农化的杰出代表，你们要好好向他学习。在他的领导下工作，是一种幸运。他就是西南青委的副书记康乃尔同志 （当时西南青委的书记是西南局组织部长于江震兼任）我一听康乃尔这个名字就想起1938年初到成都时就听到他在救亡运动中与国民党英勇斗争的事迹。于是欣然应命，到青年团西南工委报到。没想到在那里又遇到王宇光和贾唯英夫妇，原来他们分别担任了团西南工委的组织部长和宣传部长，我大概就是他们点名要来的，一报到，就被分配到宣传部，筹建团刊 《西南青年》编辑部。

1986年，重见当年团西南工委老领导王宇光、贾唯英同志，摄于重庆大渡口重钢宿舍。

编辑部的人选从哪里来？首先到西南团校和重庆各个大学去选拔。那里藏龙卧虎，人才济济，都是四川学生运动中的中坚，有的还是从中央团校分到西南来的骨干。选定以后，就由组织部发令调来，其中不乏能写会画的精英，很快就组成一支十多人的队伍，经过一个多月的学习和筹划，1950年7月就出版了 《西南青年》的创刊号。刊名是请二野刘伯承司令员写的。当时他是中共中央西南局第二书记。

编辑部的十多个姑娘小伙，都是团员或党员，怀有对共产党的无限热爱和对共产主义的伟大理想，都有一颗火热的心，无私无畏，愿奉献出自己的青春！这样的共同目标，使编辑部形成一个团结友爱的欢乐大家庭。创刊号刚刚出版，马上就根据团委的指示，配合中心工作，结合青年实际，制订下一期的编辑计划，然后轮流担任记者、编辑，下厂、下乡、下学校，有的在社里审稿和约稿，立即投入下一轮的紧张工作中。为了每一期都按时出版，经常熬夜到天明，盥洗以后吃饭再干，大家朝气蓬勃、无怨无悔，相互之间充满同志式的友爱和关怀，也能开展同志式的批评与自我批评。在生活上，起初实行的是供给制，衣食住行都是公家供给，只发少量零用，待我们鏖战到深夜，就去街对面小馆子吃一碗牛肉面。在同志间则谁都不称官衔，而是直呼其姓加同志，如康同志、王同志、贾同志，年轻的则直呼小张、小王或小李。只有吃饭时才分大灶、中灶和小灶。早晨，广播喇叭一响，大家都拥到院坝做广播操。领导与群众亲密无间，所以整个团工委，更像一个革命的欢乐大家庭。

1951年2月，组织批准了我和夏嘉结婚。婚礼由新从北京调来的西南团工委副书记、机关党委书记李梦华主持，结合元宵节，举行大会餐；餐后举行了正式的结婚典礼，晚上又举办了跳舞晚会。整个婚礼热烈而朴素，一切活动都是由团工委行政处和以贾唯英同志为首的宣传部、特别是 《西南青年》编辑部的同志操办的。她们忙上忙下地奔波，使我和夏嘉深深感动和感谢，又更深地体会到那时党领导下的每一个工作单位，确实都像一个欢乐的革命大家庭。

1990年，当年 《西南青年》编辑部的部分老战友在成都欢聚。

1951年10月，《西南青年》发表了通讯员吴野写的丁佑君烈士在征粮剿匪中英勇不屈被俘牺牲的英雄事迹。当时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正准备编印一本 《青年英雄的故事》，他们看到后，专门约请团西南工委宣传部撰写一篇青年英雄丁佑君的故事。宣传部决定派我去采写，同时到西康、川西、川南区团委听取领导和基层对 《西南青年》的意见和建议。于是在1952年春末，我就偕 《西南青年》记者胡力三和重庆市文联作家黄贤俊一起出发了。这时我所看到的各地团委，无一不朝气蓬勃、团结战斗，都像一个个欢乐的革命大家庭。

但是我们要去的西昌地区还有国民党残匪活动，而且从雅安到西昌还要穿过闭塞的少数民族地区，所以青年团西康省委的领导借给我们一支手枪以防不测，所幸经过拖乌、冕宁一路还算平安，顺利抵达了烈士牺牲的安宁河畔，在团西昌地委的安排下，采访了丁佑君的战友，又亲耳聆听了当地群众目睹丁佑君烈士对匪徒英勇抗争的事迹。回程则经越西返雅安，一路也算平安，把手枪完璧归赵，还给了团西康省委。黄贤俊体力不支，返回重庆，我和胡力三又去采访了五通桥丁佑君烈士的家乡和成都市女中丁佑君烈士的母校。回到重庆已经是山城的炎夏，我抽空写了一篇关于丁佑君烈士英雄事迹的报告文学作品，署名思恳，寄给中国青年出版社，编入 《青年英雄的故事》，于1954年出版。这或许是1954年底，团中央要将我调到中国青年出版社的缘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