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白沙到重庆

1949年1月，我和夏嘉、戴辉从江津白沙乘木船到重庆。木船很小，只容下我们三人和船主，江水已经与船舷几乎持平，每有轮船经过，鼓起的波浪都要将小船震荡到几乎倾覆的地步，真令人胆战心惊。到重庆后即与先到重庆的章文伦会合，在中共成都市委派遣到重庆的工作组领导下从事迎接解放 （简称 “迎解”）的准备工作。我的组织关系，也由工作组长章文伦转给工作组副组长罗民十。然后经过一番奔波，我们分散隐蔽到各个学校，夏嘉经进步友人介绍到中共沙磁区委特支书记吴朝禧领导的磐溪民建中学，教高中历史；我则通过民盟成员钟博琼的介绍到董家溪的建川中学任教。我们在学校首先是发现和培养师生中的积极分子，同时利用各种关系了解校情、民情。夏嘉所在的民建中学靠近沙坪坝，她还在重大联系了部分校友中的进步同学；我在建川中学的师生中联系了民盟的钟博琼并认识了中共地下党员秦兮，还发现和联系了进步学生王先高。正当我们的工作初有头绪，重庆市的学生反蒋民主运动掀起了新的高潮，我们立即积极配合，发动学生投入战斗，这时解放战争的形势迅速发展，中国人民解放军以排山倒海之势胜利渡江，很快就解放了蒋介石的统治中心南京。这使我欢呼雀跃，激情澎湃，连夜写下1946年停笔后的第一首抒情诗 《春天的拱门》：“春天终于来了／……／战争的脚步在迅急地奔踏／多少人在早春的林野里飞跃／多少人在夜雨的国土上进军／炮车的辙迹印在江岸的软泥上／在泥泞的山径上多少人滑跌着／向南 向南／好多的欢歌 好多的声响／圆穹似的蓝空深处／到处是点点红旗飞扬／我也在荒僻的乡场／采集一束野花编结迎春的花环／呵呵 青春的鲜花鲜血和阳光／在为祖国／编结不朽的春天的拱门呵。”

写好后寄给成都的诗友葛珍，他交给成都出版的 《文艺与生活》在创刊号上发表了。

中国人民的革命形势大好，不甘心灭亡的反动派开始了疯狂的反扑。处于沙磁区学运中心的夏嘉首先得到党内通知，要她立即转移，敌人马上就要来逮捕她。她随即化装离校，沿嘉陵江东岸从磐溪到董家溪建川中学找我。她刚坐定，我也得到地下党员秦兮的通知，据内线密报，敌人要来抓我，嘱我迅急转移！这时，因学运而被戒严的嘉陵江渡口尚未解除封锁，往哪里走颇费踌躇。幸亏钟博琼有个侄婿赵辛之是 “民建”成员，他在距学校不远的地方办了一个农场，估计可以容纳我们避难，于是她就引我们到农场去暂住，就说我和夏嘉是逃婚的。感谢主人的殷勤接待，我们在那里度过紧张的一周，一俟戒严解除，我和夏嘉就去寻找组织。

从重庆到涪陵

我们怕有尾线跟随影响到章文伦、罗民十的安全，就从江北渡长江到南岸精益中学找戴辉。他听了我们的汇报要我们立刻离开重庆，又看到我们身无分文，还送了五个银圆；这五个银圆真是管用，维系了我们此后几个月的生活。考虑到我们工作组的使命是在长江沿岸准备 “迎解”，因此我们就沿长江南岸东下，踏着崎岖的船工背纤路，到唐家沱找夏嘉的好友徐端礼 （方进），这时她正在那儿的载英中学任教。为的是告诉她我们到涪陵去找余承运，同时委托她在适当的时候去重庆取出我们两人的行李。

余承运当时正在乌江对岸涪陵农校任教，她非常热情地接待我们，听我们说明来意以后，就以我们是逃婚的同学作为说辞，容留我们在农校住下。并且排除万难，很快就为我们找到一个到涪陵中学任教的机会。涪陵中学是涪陵的最高学府，位于涪陵城内，背靠长江，规模宏大。我到校后，校方就分配了一间住房，这时徐端礼已冒千难万险到重庆为我们取来了行李，而且又冒涪陵码头特务如麻的风险把行李送到涪陵。为了当天必须回唐家沱，她连水也没喝一口，匆匆又冒险登船返唐家沱。这种战友深情，使我们终生难忘。

一个炎热的星期天下午，我接夏嘉从小河那边的农校到城里的涪中。为了避免招摇过市，我们雇上了一辆人力车，而且放下凉篷，不料才进县城大街，就听到车后有轻轻的跑步声，速度和我们人力车一致。我悄悄回头从缝隙瞄了一眼，原来是一个穿短褂的中年人尾随而来，真想不到才到涪陵不久，就又被特务盯上了。我们下车后，进了涪中，但商量此处不宜久留，待天色昏黑，乃悄悄从学校后院临江的厕所里拆掉一块板墙，然后跳下深沟，沿河滩乘上渡船又回到涪陵农校。余承运见我们狼狈同来，大吃一惊，听了我们的叙述以后，沉吟良久，然后毅然决定把我们送到她母亲的故乡珍溪的老屋，使我们避开了又一次风险。这一次从重庆避难到涪陵，使我们深深地感受到川大进步同学间的战友深情。我们深知这次突如其来的涪陵之行，给余承运带来一次又一次的麻烦，特别是她想尽办法才让我能在涪中立足，我却只教了几天就莫名其妙地不辞而别，这叫承运如何向介绍人交代？可是她从无怨言，又进一步筹划如何送我们到珍溪去。

从涪陵到珍溪

珍溪在长江北岸，是涪陵的一个偏僻乡场，承运母亲的老屋在乡场外的一个丘陵下面。几间大屋，久已失修。中间一室的背后只放了一口棺材，因为围墙倾圮，紧邻崖脚，荒烟野草，蛇蝎出没；右边一室，住着余的姑母，孤寡老妇，年近六旬，营养不良，骨瘦如柴，加以吸食鸦片，脸青面黑，两眼阴鸷，形似幽灵。我们住的是左边一室，一张古式大床，虽已陈旧，但木雕精美，格局犹在，一桌一椅，足够我们看书写字，炉灶齐全，碗筷悉备，从不远的邻居处，还可买到苞谷蔬菜，这样承运就把我们极好地安顿下来，确实费尽她的心血，事隔半个多世纪，回忆往事，我们至今铭感难忘。

但是这种生活只能是暂时的，我们的任务是战斗、“迎解”。我们必须与组织取得联系，等候组织分配新的任务，于是我们试着化名写信给章文伦，意在使他知道我们现在的处境和地址。不久，如久旱之盼云霓，果然得到他一纸便条：“川大校友隆淑琴邀请你们到涪陵南沱去度暑假。”这样，我们就乘木船顺流而下去了南沱。

从珍溪到南沱

南沱是涪陵下游的一个大镇，自古庶物富足，而今已渐衰败。隆府是镇上的大户，淑琴、淑兰姐妹都是川大的进步同学，文伦、孙谦是因为在重庆发现被敌特追踪而逃亡到这里来的。在这里会合以后就召开了一次工作组的会议，研究下一步的工作部署。

章文伦胸有成竹，研究决定，章文伦和我去永川，可以通过邱蕴白、邱令纾父亲的关系在那里立足 “迎解”，因为邱老先生正在那里担任县长，可以促进他争取永川和平解放；孙谦和夏嘉留在涪陵，可以通过隆淑琴的兄长介绍到涪陵女中工作。淑琴的兄长是涪陵县有影响的人士，也有可能通过他促进涪陵的和平解放。

从南沱到永川

议定以后，分头行动。我由南沱再回涪陵，在隆淑琴的帮助下，登船经重庆去永川，章文伦已经先到永川并且安排好：我留县城，在永川中学任教，作为永川工作组的联络站；他去长江边的淞溉镇，在淞溉中学任教，建立长江南岸的一个据点。他每隔一两周就风尘仆仆地回县城研究工作。当文伦在那边发展了组织，建立了据点以后，就调到县府担任县长秘书，以便筹划 “迎解”工作。此时邱县长已经知道章文伦就是他未来的女婿，而且是共产党员，所以对章文伦 （这时他已改名为张翰实，我亦改名为刘湛）言听计从。文伦爱喝酒，邱老也爱喝一杯，他们每晚边喝边聊，针对邱老是国民党的忠实信徒，文伦就向他剖析国民党的 “革命”依靠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压迫和剥削广大工农群众，所以这种革命永远不会成功；只有共产党团结依靠工农，解放亿万群众，所以革命必然胜利；同时向邱老宣传共产党的政策，解除他的后顾之忧。这时适逢国民政府为了缓和农民的反抗，推行虚假的 “二五减租”，县府要派大量的工作人员下乡当工作队员。我们就乘机将在重庆必须转移的同志都介绍进永川 “二五减租”工作队，在农民中宣传共产党在解放区的土改政策，揭露国民党 “二五减租”的虚伪性，鼓动农民组织起来抗租抗粮。

为了促成永川的和平解放，我们对当地的政情民情作了长期的调查研究：发现在县里执掌兵权的重要人物之一是永川县团管区司令金振声。此人虽是一介武夫，却温文尔雅。原来他和二野城工部的裴治容已有联系，准备和平 “迎解”，于是文伦就敦促邱老主动与金接近，希望他尽力保境安民，待解放军兵临璧山，就约他一起前往会谈，文伦当场向解放军王副师长表明自己的共产党员身份，并留下他和我的联系地点，然后遵照王副师长的指示，回永川组织人民解放委员会，准备迎接解放军入城、和平解放永川。金、邱和文伦分任永川人民解放委员会主任、副主任，我任秘书长，任务是维护社会治安、保护国家财产，筹措粮秣，支援解放军继续西征。接着举行迎接解放军的入城仪式，全县人民欢呼雀跃。不久，中共永川县委到达，指定我主持文教系统的接管工作，任务完成以后，又参加全县人民代表大会的筹备，担任大会的秘书长。会后，县人民政府成立，县委任命我担任文教科长兼永川中学校长。此时章文伦已返成都，向中共成都市委复命，以后受命参加成都市团委的筹建。据说永川是四川省第一个和平解放的城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