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6年2月，《学生报》的主编李可风同志离开温江女中到重庆参与 《民主报》的创刊，《学生报》的编辑部乃由温江转移到成都，我也从温江女中转到了成都的列五中学。除了编辑工作，又参与了组织 《学生报》通讯员学习小组的辅导，与列五中学的小组成员建立了密切的联系。不久，川大 “民协”的早期领导成员也是中共地下党员的林梦奇到列五中学找我，要我到四道街去找王煜 （即王宇光），办理恢复共产党员组织关系的手续。可见那时他以为我已经是地下党员了，并不知道我还没有入党。其实我在文化工作委员会 （简称 “文工会”）工作时，就向往党，但不知道怎样才能加入中国共产党，也不知道当时在 “文工会”主持党的组织工作的是敌情研究组的组长冯乃超。现在，知道王煜是成都地下党的负责人了，我正好向他提出入党的申请。于是我去找宇光。他沉思了一会儿，叫我写一个自传和对当前形势的认识，交给组织研究。自传交给他了，不久他和贾唯英发现敌情，到处避难，事情就搁下了。

1946年秋，由于我在列五中学过于暴露必须转移，胡德如乃介绍我到大邑文彩中学任教，继续在学生中组织社团，培养骨干。这个 “文彩中学”，当时是由大邑的大地主刘文彩出资创办的，为的是沽名钓誉，为自己树碑立传。不过那时他依靠办学的校长，却是他不明底细的中共地下党员吴德让。吴校长所聘的教师，除成都一些拔尖的名教师外，大都是隐蔽的地下党员和进步人士，有的还是从延安回来的。我们彼此心照不宣，各自通过课堂教学和课外活动在学生中传播革命思想，学生中有人以后成为大邑游击队的战士，刘文彩的掘墓人！这是刘文彩万万想不到的。1949年底大邑解放，我的学生带领她的学生队伍，上街演唱当年我为她们编导的 《新中国舞曲》，迎接解放军。解放军的领导非常惊异，想不到在刘文彩统治的王国里还会有思想这么超前的学生群体！

1947年，吴德让被刘文彩解聘，我又转移到成都华美女中，支持中共成都市委委派的苏立将已停刊的 《学生报》改版为 《学生半月刊》继续出版。除了参与初期的编辑工作，又受托请夏嘉在川大组织中等教育研究会作为该刊的发行人。课余我又回川大参与文学笔会的活动，支持夏嘉到工人中去，在火柴厂工人中开展夜校教学；又与曾紫霞经常联系，由她向文学笔会及时输送 《挺进报》等革命报刊。

1975年担任 《成都晚报》党委书记、总编时的章文伦。

1948年 “四九”以后，川大地下党根据夏嘉在学生运动中的表现，发展她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同时向她了解我是不是党员。夏嘉说：可能还不是。于是组织进行了调查，发现我果然还没有入党。乃嘱咐夏嘉，适时介绍我入党，同时叮咛说，叫他收敛一点，注意工作方法，不要过于暴露。

1948年秋，夏嘉在组织的安排下约我一同去白沙江津师范任教。开学不久，她得到章文伦从重庆发来的短信，希望能来江津师范任教。夏嘉嘱我立刻动身到重庆去，把章文伦和戴辉接到白沙来，我们让出一半课程给他们担任，以便他们在此立足开展工作。这时我想起头一年请夏嘉在川大教育系组织中等教育研究会作为 《学生半月刊》的主办单位时，夏嘉曾要求我先与章文伦会见，向章文伦说明 《学生半月刊》的创办宗旨和背景。文伦态度和蔼但询问详尽，当时就使我感觉到他老成持重，可能是川大党组织或 “民协”的领导成员。他来白沙以后，又和戴辉一起经常与夏嘉、余萃单独聚会，这更增强了我的判断，我终于又找到党的组织了。于是我向他表示了申请入党的愿望。经过他几年来的观察和他领导的先遗小组的研究，依据我多年来的表现，1949年1月终于批准了我的申请。我终于踏上了新的人生征途，成为多年向往的中国共产党党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