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5年的早春，我被芦甸拉到犍为女中教书去了。学校设在犍为文庙，规模不小，高初中齐全。芦甸选教了高中历史，让我教了高中地理，他的夫人李嘉陵照例教全校音乐。真所谓天涯何处无芳草，在这里我们遇到了几位进步教师，一见如故。一位是胡绩伟的堂姐胡德如，她是抗战初期成都妇女救亡运动的积极分子，她教高中语文；一位是武汉大学的进步学生艾荣泉，他教高中数学。女校长雷雨田，是胡德如的好友，此人思想开明，豁达大度，我们教书从来不用正中书局的御编课本，她也从不干预。我经常采用 《世界知识》的资料，教学生彩绘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形势图、抗战形势图，乃至解放区形势图……她看了感到新颖醒目，还主张公开展览。不久，从事舞台艺术的艾荣泉之弟来校探望兄长，主张在这边远的小城演出一场戏剧，我们试探着征求她的意见，她居然慷慨支持。于是我们选取了由田汉改编的托尔斯泰的 《复活》，由芦甸、李嘉陵饰男女主角，艾荣泉的弟弟装配舞台灯光布景，我充导演，学生当群众演员，终于向全城公演了这部多幕大戏，对外售票，轰动全县。

临近暑假，艾荣泉忽从武大 “民协”获得通知，中共中央南方局号召大后方的革命青年，到中原去，参加扩大解放区的武装斗争。这使我们喜出望外，多年的心愿，如今终于可以实现。于是我们秘密筹划：芦甸、李嘉陵夫妇一俟学期结束，立即从犍为顺流而下直奔重庆 （因为他们如回家再走，芦甸的岳母不会轻易让他们远行），由我回成都找平原诗友们筹资安排芦甸岳母和妻妹的生活，同时约诗友缪恒苏、覃锡之 （阳云）到中原去。他们多年前就想去延安，未果，现在正是一个难得的好机会。他们得悉后果然欢欣鼓舞，立即准备行装。为了抒发我们这种决心献身革命的兴奋心情，我连夜写了一首抒情诗 《初起的爱》（走吧 走吧／这二十五岁的年青还必须在土地上开花）交给这时已从复旦毕业，正在成都美新处工作的荻帆，他随即发表在他在成都主编的 《诗垦地》增刊上。这一辑增刊的标题就是 《初起的爱》。

1989年9月，成都 《学生报》老战友聚会于成都市党史办。后排右三为1946至1949年任中共成都市委书记的洪德明。

我们四人：我、锡之、恒苏和他的爱人莫国正，心急如焚，搭上邮车就出发了。到重庆，与芦甸夫妇会合，一同持介绍信，向南方局青年组报到。当时由朱语今和许鲁野接待。待命期间，我从撤到重庆的彭燕郊处得知，胡风已回重庆，住在作协。于是我和芦甸、阳云、恒苏一同去拜访这位大理论家。他热情鼓励我们先回到他的家乡。这时乔冠华突然来访，他听说我们要去中原，非常高兴，但看到我右腿强直，举步维艰，认为我去正在行军作战的新解放区，反而是个累赘，不如留在后方从事革命工作。这使我大失所望，不料朱语今和许鲁野也持这个态度，后经青年组研究决定，安排我到党在川西的据点之一——温江女中任教，并参与成都 《学生报》的创办。这样我不得不在烈日当空的七月送别芦甸一行登船远去，然后又回成都到温江去报到。

成都 《学生报》创刊时的部分老战友1989年9月摄于中共成都市委党史办。此时 《学生报》的主要领导人、总干事刘文范已经去世。

前排右起洪德明、贺惠君、王仲雄；后排右起李可风、杜谷、邱孝平。

在温江女中，我教毕业班的语文，同时在刘文范同志的主持下，和邱孝平、李可风、周锡贤以及在成都市中学活动的贺惠君、苏菲一起，共同承担起成都 《学生报》的创刊工作，我分工主编其中的文艺版。从此我基本上终止了新诗的创作，而主要从事中学生的革命思想启蒙工作。1947年 《学生报》停刊，中共成都市委指派苏立在 《学生报》的基础上创办 《学生半月刊》，我和邱孝平继续协助苏立开展工作，我受苏邱之托，请夏嘉在川大教育系组织中等教育研究会，作为 《学生半月刊》的主办单位和发行人，并请川大师范学院院长、曾经保护过进步学生的邓只淳先生书写刊名，以便去办合法登记手续，使 《学生半月刊》得以顺利出版发行，并介绍平原诗友葛珍参加 《学生半月刊》的编辑校对工作，以后党组织发展他成为中共党员。

无论是成都 《学生报》还是 《学生半月刊》都是在中国共产党的组织领导下创办的，执行的都是党的方针，我不过是其中的工作人员之一，从未在编辑工作中宣传过所谓 “胡风的文艺思想”。1955年在 “肃胡”冤案中，竟把我参与创办 《学生报》也作为我到处组织社团宣传胡风文艺思想，并为胡风网罗人才的 “罪行”，这真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