情系川大 “文笔”

我们的青春像野火样的鲜红，

燃烧在战斗的原野；

我们的青春像海燕般的英勇，

飞翔在暴风雨的天空。

原野布满了荆棘，

让我们燃烧得更鲜红；

天空充满了黑暗，

让我们飞翔得更英勇。

我们要在荆棘中烧出一条道路，

我们要在黑暗中向着黎明猛冲。

这是活跃在1944年10月到1949年12月间的四川大学文学笔会 （简称 “文笔”）的会歌。当年 “文笔”的会员们就是唱着这首《青春战斗曲》走在成都学生抗日爱国民主运动前列的。我有幸参与了这个进步社团的创办。

一

1943年暑假，四川大学从峨眉迁回成都，使我有机会重考大学。我乃以幼时学名刘锡荣报考了川大文学院历史系 （起初称史地系），想不到轻易就被录取。但因蒲江中学要求我继续任教，我乃请假休学一年，1944年暑假才报到复学。

入学后的第一感觉是校舍宏伟：图书馆、物理馆、化学馆，在人工湖边巍然屹立，比中央大学柏溪分校气派多了！可惜，学校的空气太沉闷。我观察到的进步社团，当时只有时事剪报社一家 （以后改名“时事研导社”），进步的气氛十分微弱。因此入学不久，我就找先我入学的平原诗社诗友孙跃冬商量，找一些志同道合的同学，组织一个新的文学社团。这一倡议得到跃冬的热烈支持，于是在一个秋凉的夜晚，就站在川大男生宿舍北门外的马路旁，由他约了几位同学在闲谈中酝酿，大家你一言我一语发表意见，情绪极其热烈。最后我总结了一下：希望组成一个新型的文学社团，不仅要谈文艺、谈写作，还要谈思想、谈政治；既要研读文学，还要放声歌唱，内容生动活泼，要有青年朝气，绝对不要办成关起门来研究、死气沉沉的学究团体。这个建议得到大家赞同，主张一切都要是新型的，连名称也不叫什么研究会之类，刻个会印，样式也要别出一格。最后大家赞同我的建议，这个社团就定名为“文学笔会”。

不久，川大举行了学生自治会的竞选活动，进步同学和反动学生竞争非常激烈。这时我发现时事研导社支持的一位进步同学叫赵锡骅，我又了解到他曾是川大老文学团体 “文艺研究会”（简称 “文研”）的负责人之一，现在精力集中在参加时事研导社的活动。由于他入学早，识人多，在进步同学中甚有人望。于是我在路上遇到他时就主动上前，自我介绍，请他参与创办我们这个文学笔会。没有想到他毫不犹豫，欣然同意。不久，我们又进行了一次恳谈，希望他给文学笔会介绍一些思想进步、爱好文学的同学作为文学笔会的骨干。他非常赞同，就先后介绍了江志炜 （江竹筠）、黄立群 （徐舟）、张思学 （张联华）、陈万堂入会。后来知道他们都是暂时隐蔽或一时失去联系的共产党员，正在党的 “隐蔽精干”的指示下分散活动，他们对于文学笔会以后的发展，果然起了关键性作用。接着孙跃冬又邀请了邓文质、商韬、魏凌冰、李文述等进步同学参加，“文笔”的阵容更充实了。

二

“文笔”建立以后，并没有召开成立大会，而是邀请川大 “文研”一起，邀请著名作家开座谈会，座谈文艺与抗战、民主。当时在蓉的著名作家李劼人、陈白尘、丁易、黄药眠等都光临了，并在会上热烈发言。引起与会同学强烈反响。因为当时正值国民党军在粤汉线不战而退，一溃千里，致使日军席卷湘桂，深入黔边，独山失守，西南危急，消息传来，群情激愤，所以我在会上也就抗战形势慷慨陈词，要求民主。座谈引起阵阵高潮，大约延续了三个小时，还举行了我们会员的诗歌朗诵。像这样规模不小、声势很大的文学集会，在川大已经多年没有过了，也算是我们别开生面的成立大会吧！

与此同时，我创意主编的 “文笔”第一张壁报，在图书馆门前的墙上贴出来了，这就是诗刊 《旗》。这份壁报从内容到形式都是崭新的，我应用当年在文化工作委员会文艺组从事文艺宣传所学到的美术工作的技巧，用新鲜的灯盏花装饰刊头，在一整张淡黄色厚纸上，将每首诗用钢笔精心抄写、交错排版，并在每一诗题上装饰精美题花，诗题则用红色美术字刻写，非常醒目。而作品内容，则多是反映现实生活的政治抒情诗，且多有当时正在诗坛活跃的著名诗人如臧克家、邹荻帆、曾卓、绿原等寄来的新作。这为老气横秋的川大校园平添了一股生气勃勃的青春气息。继 《旗》之后，我又编出了散文壁报 《山·水·阳光》和杂文、评论壁报 《野花与剑》。壁报引起了不少人驻足观赏，从而认识了这个文学笔会，不少同学还由于欣赏 “文笔”的壁报而接近 “文笔”，甚至加入了 “文笔”。

紧接着便发生了成都武装警察殴打、逮捕市中学生的流血事件，反动当局的暴行，引起全市大中学校学生的强烈抗议，纷纷上街游行示威，川大同学热烈响应，“文笔”会员闻讯，立即集合，积极参加，带头书写标语、呼喊口号，担负起宣传鼓动工作。这是 “文笔”成立后第一次参加反蒋政治斗争。在全市七千学生的震天口号声中，成都这座沉睡的古城真像从梦中惊醒了。

通过这次参加市中事件的斗争，我找跃冬商量，今后要进一步加强 “文笔”的革命战斗性，要把这次斗争中涌现出来的积极分子，吸收到 “文笔”中来，使 “文笔”不断吸取新鲜血液。

三

文学笔会在川大校园的出现，引起了正在成都开展革命活动的老共产党员、川大森林系教授李相符先生的关注。1944年冬，他带信找赵锡骅、孙跃冬和我去谈话。赵、孙先后去了，我去看他时他恰恰不在，李师母陪我等了半天，还未见回来，终于失去了这次交谈的机会，非常遗憾。但赵、孙告诉我：李先生非常赞赏我们的初步表现，并且提出了两点希望：一是 “文笔”作为学生运动的社团，要敞开大门，团结广大爱好文学的中间同学，门槛不要太高，圈子不要太小；二是 “文笔”要发挥自己的特长，“做革命的笔杆子”，为革命多做宣传鼓动工作。李先生的教导，言简意赅、深中肯綮，我们决心把它作为 “文笔”一切工作的指针。在此基础上，“文笔”起草了它的章程，在第一条就写上：“本会是学习研究文学的学术团体，以文学团结青年，追求真理，共同进步。”“为争取中华民族的彻底解放而斗争。”

1945年1月，我因经济困难休学，被芦甸拉到犍为女中去教高中地理，“文笔”的工作，完全交给了跃冬、锡骅和文质。1945年7月，我又响应中共中央南方局的号召，邀约平原诗社的战友同赴中原解放区而去了重庆；8月，终因腿疾不宜行军作战，由南方局青年组安排到地下党据点之一的温江女中任教并参与创办成都 《学生报》。因此我离开川大整整一年，直到1946年1月才又回到成都。这时再回川大一看，“文笔”已经有了蓬勃发展：川大 “民协”已经在 “文笔”建立小组，赵锡骅、孙跃冬、邓文质已经成为 “民协”成员；邓文质又介绍了老党员杨俊参加了 “文笔”，以后杨俊被选为川大党支部委员，乃直接领导 “文笔”的工作；川大新生院的进步文学社团 “文艺新苗”成员进入校本部后，许多人加入了 “文笔”，“文笔”会员已经发展到四五十人；“文笔”的三种壁报适应斗争的需要已经合而为一，选名 《野花与剑》，一直由邓文质主编，办得有声有色；“文笔”继续结合上半年的 “五四”诗人节和下半年纪念鲁迅逝世周年开展许多文学活动，因而成为川大学生进步社团中的一支活跃的力量。我因此深受鼓舞，非常欣慰，振作精神，又投入 “文笔”所遵循的 “以文学团结青年，为革命宣传鼓动”的工作。

1946年，我为学生编导了一套 《新中国舞曲》，它的主题是控诉国民党反动派的黑暗统治，展示未来新中国的幸福生活，演出以后效果不错。因此在 “文笔”开展文艺宣传时，我建议他们演出这一七幕歌舞，效果也很好。这套歌舞后来居然流传下去，据我的学生张玉琴说，在1950年崇庆迎接解放的第一天，她带她的学生上街迎接解放军，就是演唱了这套歌曲，当时就引起新县委领导的惊奇，问他们怎么在这么短的时间就编演出这么好的歌舞，歌颂新中国的诞生！他们回答说：“我们在1946年就排演过这套歌舞了。”新县委领导说：“真想不到，那么早你们就向往新中国啊！”

1947年5月，川大 “民协”发动校内各进步社团连续五天举办纪念 “五四”活动，“文笔”积极响应，指定我在5月2日的文学晚会上评述新出版的文学名著 《约翰·克里斯多夫》。因为这部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名著对于青年读者既有激励作用，又有消极因素。作者罗曼·罗兰前期世界观的积极面和消极面在书中都充分坦露了出来。一方面，他无情地揭示了资产阶级文化的堕落，通过克里斯多夫的经历控诉了资产阶级社会对艺术才能的摧残；另一方面，他笔下的克里斯多夫又蔑视群众而到骄傲孤独中去寻找安慰，最后竟然与敌人和好，同现实妥协。克里斯多夫的反抗，实际上以失败而告终。通过这一讲解和分析，我着重指出：反对资产阶级腐朽统治的斗争，绝不能只靠个人奋斗，而必须依靠千百万被压迫群众集体的抗争。这个讲座持续了两个晚上，听众踊跃，反响热烈。

四

1946年以后，大后方人民反对蒋介石反动统治的斗争一浪高过一浪，“文笔”在川大 “民协”的领导下全力投入一系列战斗，主动承担宣传鼓动的工作。而在斗争的间歇期间，则集中学习革命文学著作，学习革命理论，从 《整风文献》到 《新民主主义论》，从 《论联合政府》到 《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课余黄昏则围坐校园，交谈学习心得，谈理想，谈人生，谈形势，谈前途，互相启迪，互相鼓舞。在这些工作中，老党员陈万堂起了重要作用，会员们都称赞他是德高望重的 “精神堡垒”。……由于 “文笔”的会员之间能够推心置腹，结成深厚的革命情谊，因此在反蒋斗争中一呼百应，表现了突出的团队精神，成为成都学生反蒋爱国斗争中的一支中坚力量。它的成员绝大部分在斗争中锻炼成长，成为 “民协”成员、“火星”社员，乃至中共党员。1948年后，“文笔”的领导成员李安澜更带领许多同志前往大邑，参加川西南游击队，组织农民武装与国民党顽固势力进行坚决斗争，直至迎接川西南的解放，还有许多会员分散到川东、川南、川北、重庆，在当地党组织的领导下，参加迎接解放斗争，做出了应有的贡献。

正是由于 “文笔”的成员众多，战斗力强，所以当年领导成都学生运动的中共川康特委副书记马识途同志在回忆当时的工作时说：“每次开展群众斗争之前，总要估计一下自己的力量，看 ‘文笔’会有多少人，‘文研’会有多少人，各式各样的群众团体我们有多少人……我们能动员多大力量？”可见，当时成都地区党的领导相当看重“文笔”的能量！当年中共川康特委的青年委员王宇光在总结当年“川大学生运动的好经验”时，也很重视 “文笔”的活动。他说：“川大的同志从实际出发，立足校内，面向全校同学，深入细致地做争取群众的工作……你喜欢文学吗？有文学笔会；你喜欢唱歌吗？有黎明合唱团……”总之，他们都肯定了 “文笔”在川大学生运动中的作用。

不幸的是，在1955年的 “肃胡”斗争中，专案组居然不顾事实，把成立川大 “文笔”也作为我 “到处组织社团，宣传胡风反动文艺思想、为胡风网罗人才”的 “罪行”之一，并且因此累及几位与我关系比较密切的 “文笔”同志遭受无妄之灾。直到1956年我被无罪释放，他们的问题才被澄清，但受到的屈辱已经留下了伤痕，令人只有浩然一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