蒲江这个偏僻小县，如今是成都的绿肺，旅游的氧吧。高级公路四通八达，长秋山的果园，石象湖的花圃，优美如画……当年那儿却是兵匪丛生的地方，人称 “邛蒲大，鬼都怕”。

1943年的暮春，我应约到蒲江中学教书。只身一人，从成都出发，背着简易行囊，踏上尘土飞扬的碎石公路，颇有深入蛮荒、仗剑远游的感觉。走到武侯祠，雇上人力车，紧一阵，慢一阵，走到下午，才到新津。车夫说 “住下”，不走了。因为前面就是五津渡口。俗话说：“走遍天下路，难过新津渡。”渡口汇聚了好几条岷江支流，烟波浩渺，茫茫九派，真让人望而却步。次日黎明，大河滩上人影绰绰，人力车夫在河汉间弯弯拐拐，才找到停泊在深水边的渡船。上岸以后，又沿蒲江这条小河边的林间小路，逆流而上，沿途行人稀少，真怕草莽间窜出一个 “棒客”。临近中午，才到一个叫寿安场的小镇打尖果腹，傍晚到县城时已经灯火阑珊。万幸，一路平安。

真想不到，八百年前，在蒲江这个穷乡僻壤，还出现过一个大儒。现在的蒲江中学，就建在南宋理学家魏了翁的 “鹤山书院”旧址上。校舍简陋，只有一个仿学院规模修建的大四合院。正前方是一座简易的礼台，四厢都是教室和宿舍。学生的年龄有的比我还大，除了家住县城的可以通读，四乡来的都得背米住校。他们衣着简朴，生活清苦，但都能勤学苦读，颇易接受革命思想影响。当时中共中央南方局青年组的成员张黎群，就出生于蒲江寿安镇的大户黎家。

但此时，蒲江中学的校长是个不学无术的学阀，不知他给教育厅长送了什么厚礼，方才谋得这个职位。我们去教书，是为对学生进行向往光明、追求真理的启蒙教育。先我到该校任教的徐明维，就是从延安来的。很善于做学生的思想启发工作。我们分别教第一届毕业班三个班的数学，每晚都巡视学生自习，解答他们的疑难问题；课余同他们一起开展文体活动，就在那个小小的舞台上，我们为学生导演了 《杏花·春雨·江南》，让学生形象地了解了外面的世界，了解了抗战的大局。我们的作风与整天手持竹片敲打学生、对学生施行法西斯教育的训育主任形成鲜明的对比，终于导致学生罢课、抗议他的暴行，最终赶走了这个训育主任。校长看到只有依靠我们才能稳定大局，学期结束，恳请我们下学期继续任教，并且恳请我们代他敦聘各科教师。这样，我们就把平原诗社的芦甸夫妇、阳云、葛珍、缪恒苏都介绍来了，并且推荐芦甸担任教务主任、缪恒苏担任训育主任。

从此鹤山上出现了新景象，每日晨昏，我们都在山上 “仰天长啸”，高唱救亡歌曲，特别爱唱那个化名为 《古城颂》的 《延安颂》和 《在太行山上》。所教课程，除数理化依照课本外，文科由我们自主安排。课余则开展戏剧、歌咏和出版墙报的活动，破除国民党法西斯教育的一切陈规陋习，因此我们和学生建立了深厚的感情，在各班级中都培养出了一些学生骨干。

我们自己，仍然每夜沉浸于诗歌创作。这时 《七月诗丛》已陆续出版了第一辑，每集胡风都送我一本，大家都以先睹为快。周末，大家常到山前山后散步野游，对山民的穷苦生活渐有比较深切的了解。这些都融入了我们的写作。这一年，芦甸创作了怀念故乡的《信水谣》，我写了 《耕作的歌》（1944年9月发表在冯雪峰主编的《抗战文艺》第九卷第三、第四合期上），《野火的夜》（1945年发表在魏荒弩主编的 《诗文学》第一辑上）， 《炊炯》和 《山村姑娘》（1944年发表在 《诗垦地》上）。

我们在鹤山上大唱革命歌曲，引起了山下县政府的关注。第二学期开学，县长就派他的侄儿上山代课，目的似在监视我们。但是这个年轻人上山不久，就和我们打成一片，而且对时局的看法和我们基本一致，原来他也是一个进步青年！后来知道，那位在大旱之年同农民一起向龙王烧香求雨的县长游伯镛，原来就是成都的中共地下党员游元亮，我们在鹤山上 “放肆”的革命启蒙活动，在暗中受到他的保护。

1944年暑假，蒲江中学的校长被更有力的竞争者所取代，我们被解聘了，只好回成都另谋生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