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2年春，挚友李国鼎从重庆迁到昆明，报考了西南联大，希望我也报考大学，不要辜负青春年华。这唤醒了我进一步求学的愿望。但腿疾未愈，尚需治疗，没有经济来源是不行的，于是萌生了半工半读的想法。为此我尝试给我中学时的教导主任龚启昌教授写信，表达我的心愿，希望他能帮我在大学找到一个工作，让我能半工半读。这位老师曾经教我三年语文，对我的文化功底了若指掌；他又在全校主持贫寒学生奖学金的评奖，深知我素来品学兼优，因此欣然推荐我到中央大学柏溪分校的教务处当教务员，这时我改名为刘令门。

这个工作太好了，它使我能掌握分校授课教授的课表，可以按时去旁听他们讲课。当时柏溪分校也算名人云集：我的寝室对面，住的就是著名学者作家吴组缃先生。我经常将所写诗文请他指点。他学识渊博、诲人不倦，每对我侃侃而谈。我与他的这段短短交往，后来被记入他的生平年表。翻译家叶君健先生也住在我们同一巷道，那时他刚与苑茵女士新婚，早晚见到每报以欣然的微笑。我遂趁此攻读中外经典，尤喜 《诗经》《楚辞》和复社编印的 《鲁迅全集》；西方诗文则选读了译为中文的作品，如伊利亚特、奥德赛、新旧约以及雪莱、普希金、莱蒙托夫、涅克拉索夫、叶赛宁的诗，托尔斯泰、屠格涅夫、契诃夫、果戈理、高尔基、肖洛霍夫的小说。至于巴金编的 《文学丛刊》我是每出一本必买一本。我没有书房，也没有书架，读过的书，堆满了一大篮。但学校的平静生活仍使我忘不了在文化工作委员会参加抗战文艺运动时的生气蓬勃。每从书海中抬起头来，就会想起 “皖南事变”以后，时局阴暗，万马齐喑，战友云散，令人怀想。每到黄昏，独自散步到荒凉的嘉陵江岸，寂寞之感油然而生，乃写了抒情诗 《好寂寞的岸》，寄给荻帆，后来大概由他转给了魏荒弩，刊登在魏主编的 《诗文学》第一期上。

这一年夏天，我利用暑假去了一趟重庆，主要是想到书店看看新书。在读书生活出版社，见到了青年诗人赵枫林，他一见我就亲热握手，并告诉我S·M正在楼上看书，随手就拉我上楼，热情为我介绍。其实这时胡风主编的 《七月诗丛》已经开始出版，我和S·M各有一本列入其中，因此我和S·M一见如故，他站起身紧紧和我握手，不是应酬，而是使我感觉到他的热忱和敦厚。谈吐中他非常推崇胡风，这与我有同感，于是我们就无话不谈，直到下午我还得赶回柏溪才散，从此我们成为好友。那年我二十二岁，他三十五岁，都尚未成家。

正是因为寂寞，不久我还从柏溪逆流而上，到复旦大学看望了荻帆、姚奔、绿原、冀坊，他们是 《诗垦地》的一群，也都有诗集在 《七月诗丛》中将要出版。在茶馆里清茶一杯，谈起诗来都眉飞色舞，真是身无一文而心忧天下。他们的豪情激励我随即给成都的诗友蔡月牧、芦甸、白堤、葛珍写信，倡议他们在成都也组织一个诗社。

这年秋天，平原诗社在成都诞生。白堤写信告诉我：诗社的成立大会盛况空前，并且要介绍一位参与盛会的残疾女诗人和我结识。他说：“你们应该同病相怜。”还随信寄来她以榛虹为笔名写的一首小诗，要我写个评点寄给他转交。我写了，从此榛虹和我开始通起信来，并且渐渐产生了爱慕之情。

1943年的春天，柏溪的山花烂漫，唤醒我对家乡江南之春的向往，我写了组诗 《当春天来的时候》寄给荻帆，他好像很喜欢，乃发表在 《诗垦地》上。三月初，白堤突然从成都到柏溪来看我，并怂恿我同他一起回成都去。我踌躇再三，不愿放弃在柏溪分校的学习机会。但经不起白堤一再说服，说榛虹正在等待着我，我乃以惜别的心情，写了 《柏溪一年》和 《告别嘉陵江》。因为 “我听到青春的呼唤来自云树外”，“我梦见千里沃野等待雨水灌溉”。这是我写的诗中唯一一首自然流露而形成的方块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