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官府的洗礼

一

1940年10月1日，郭沫若领导的文化工作委员会在重庆天官府七号成立。田汉介绍我进该会在由他担任组长的文艺组工作。这时，我的名字是刘杜谷，职务是雇员。

天官府街在七星岗下，通远门里。这个地名，好像有点历史的渊源。所谓天官，按 《周礼》说，就是 “冢宰”，而冢宰者，百官之长也。百官之长自然应该住在京城，重庆什么时候正儿八经地做过京城呢？周代的巴国太遥远了，无可论证；元末明玉珍的夏国，距今倒不过七百多年。当时他在群雄并起时割据一方，1361年在重庆建起一个风雨飘摇的小朝廷，这个天官府大概就是他的宰相府了。难怪只能建立在这个崎岖的山坡上，虽然高踞山巅，俯临长江，形势险要，但也不过昙花一现，只混了约十个年头 （1361—1371）。如今在它的旧址附近，却聚居着一群革命的文化人。其中没有冢宰，倒有一个领军人物，那就是在中共中央南方局书记周恩来领导下的大名鼎鼎的郭鼎堂——郭沫若。

二

这群文化人，在抗战初期的武汉，曾经掀起过全民救亡的巨澜。不料他们在群众中的影响让蒋介石吓破了胆。他竟限令当时隶属于军委政治部三厅的这批文化人必须加入国民党。这个无理要求当然遭到所有进步文化人的拒绝，他们决定集体辞职，表示抗议。

周恩来了解了这个情况，立刻找新任的政治部部长张治中说，三厅的这批人，都是无党无派的文化人，在社会上都很有名望，他们是为抗战而来的。现在你们决定谁不入国民党就走人，好，你们不要，我们要！现在，我们准备接他们到延安去，请你借几辆卡车，我把他们送走。张治中一听慌了神，连忙说这事要好好商量，等我报告了蒋委员长再说。

蒋介石也慌了神：如果这批人真的去了延安，不但他面上无光，而且给共产党增加了威望。因而出了个主意，在政治部下，成立这个文化工作委员会 （简称 “文工会”），只许进行学术研究，以便把这些人羁縻在他的统治下。他万万没有想到，这个 “文工会”，会在中共中央南方局的杰出领导下，利用合法的地位，团结了更多的进步文化人，开展了各种抗日救亡的进步文化活动，从而在国民党统治的心脏，不断壮大人民民主的力量。

三

这个 “文工会”的进步力量十分强大，虽然国民党在其中掺了不少沙子，但仍然寡不敌众。除了郭沫若、阳翰笙担任主任、副主任，沈雁冰、沈志远、杜国庠、田汉、洪深、郑伯奇、尹伯休、翦伯赞、胡风等被聘为专任委员，舒舍予、陶行知、邓初民、侯外庐、吕振羽等被聘为兼任委员，下面还有三个组：国际问题研究组、文艺研究组、敌情研究组，各组又聚集了一批著名文化人。例如我所在的文艺组，就有诗人光未然、力扬、臧云远、柳倩，美术家李可染、王琦、卢鸿基、丁正献，音乐家贺绿汀，作家万迪鹤、白薇，戏剧家石凌鹤、龚啸岚、刘巍……他们大都是秘密的共产党员，每一位都是值得我恭恭敬敬学习的师表。

四

“文工会”的主任秘书罗髫渔，分配我住在天官府七号三楼的集体宿舍里。二楼中厅是文艺组的大办公室。每天我都看到光未然坐在他的办公桌前，写他准备主编大型文艺理论刊物 《文艺工作》的编辑计划；诗人力扬坐在他的后面，正在写长篇叙事诗 《射虎者及其家族》；在大画桌旁，李可染正在为力扬的诗集设计封面，速写的画稿上是一个巨人般的文艺战士。正在努力挣脱双手的枷锁；比他稍微年轻的丁正献，正在用美术字写巨大的横幅；石凌鹤则坐在窗前写他的 《乐园进行曲》，准备给孩子剧团演出；贺绿汀正在生病，每天都见他捧个药罐吃力地爬上三楼，见到我们这些小青年都温和地微笑。郭沫若——大家都尊称他 “郭老”，则坐在大办公室隔壁的小办公室里写他的 《中国古代社会研究》。一天下午，大办公室的人都出去开会了，楼梯上突然上来一位不速之客，边走边唱 《何日君再来》，“人生难得几回醉，不欢更何待”，只听郭老在他的办公室里猛然拍案，大声呵斥：“靡靡之音！”

五

我在文艺组的工作，主要是帮石凌鹤、龚啸岚主办文艺组在《新蜀报》上开辟的专栏 “七天文艺”。凌鹤是戏剧家、老党员，在田汉去湘桂工作时，代理文艺组长；龚啸岚当时是研究地方戏曲、特别是汉剧和楚剧的专家。但 “七天文艺”并不专谈戏曲，也登谈论电影、话剧、诗歌、木刻、漫画的文章。总之，动员广大文艺工作者为抗战服务，特别关注当前文艺运动中出现的新问题和社会上关注的新焦点。文章发表以后。往往引起争论，因此又常围绕争论召开座谈会、报告会，这时我的任务是当场记录发言，会后整理发表。这些议论和争论，使我备受教益，从而明确了文艺应该反映现实生活，特别是当前的现实生活，应该为抗战、为民主、为革命斗争服务；分析问题应该用历史的、唯物主义的观点；开展文艺运动要结合形势发展的需要，同一切反动的文艺思想作斗争，立场要坚定，方法要灵活等等。

与此同时，我也很乐意帮着丁正献布置会场，刷写标语，使我们所有的集会都布置得庄严、醒目、鲜明、优美！我也从丁正献的绝活中学到许多美术设计的技巧。

六

在文化工作委员会，我有许多机会参加重庆的革命文化活动，见到了不少文艺界的知名人士。我最庆幸的是1940年的10月19日，全国文协举行了鲁迅逝世四周年的纪念会，常任侠先生约我一同去参加，在会场见到了诗人艾青。常先生拉着我对他说：“这是一个最爱读你的诗的青年诗人，他叫杜谷！”艾青笑着伸过手来说：“你不要光读我的诗，常先生的诗也写得好！”从此我认识了艾青。有一次到全国文协去办事，看见他正蹲在屋檐下洗孩子的尿布，我不好打扰他。但我突然感到，在中国，连大诗人也和贫民一样在受苦啊！那时他和韦嫈正住在文协，不久他们就一同到延安去了。

12月7日，“文工会”在抗建堂举行招待会，一方面宣布 “文工会”正式成立，一方面欢迎当时从各地来到重庆的作家茅盾、巴金、冰心、安娥、袁水拍、徐迟……这时我第一次见到田汉后一任夫人、《渔光曲》的词作者安娥，她刚从鄂北、陕南采访回来，同时从老家带回她同田汉的爱子田大畏。经年奔波，她很疲惫。田汉介绍她暂在 “文工会”文艺组担任雇员。“文工会”的副主任阳翰笙特别说明：在 “文工会”的雇员中，有记者、诗人、作家、作曲家等，这是由于编制所限，他们的地位和正式的研究人员是一样的。不过待遇确实微薄，每月只能拿几十元。田大畏那年才五岁，田汉托我照料，暂住在我们的集体宿舍里，不久就送到育才学校去了。

七

空闲的时间我仍热衷于写诗。我先把我在成都凤凰山机场写的两首诗—— 《卡裘莎》和 《恋歌》悄悄放在力扬办公桌的抽屉里，同时附上请他指点的纸条。他看到后叫我过去：“你当过空军吗？”我说：“是，但不是飞行员，是机械士。”“你的诗有浓厚的生活气息，而且有浓厚的抒情色彩，只是，太散文化了；要浓缩，要精炼！”我照他的指点，又压缩了一遍，然后寄给 《新蜀报》的副刊，很快在12月17日和19日先后发表了，艾青看到以后，鼓励我说：“写叙事诗如果没有强烈的抒情成分，是很难激动人心的。”我牢牢地记着他的话。

这一年我二十岁，正充满生命的活力。每天清早起来，我总爱跑到窗口，呼吸新鲜空气，也看看窗外的风景。原来这天官府高踞在从通远门直下储奇门的山巅上，俯首看去，只见长江在山脚下缓缓东流，江上木船如鲫；对岸的海棠溪渡口，从远方驶来的载重汽车络绎不绝，使我想起海外侨胞不断送来支援祖国抗战的物资和他们爱国的热情；再看看左邻右舍，墙倒屋塌，一片瓦砾，那是遭到日机轰炸后留下的残垣断壁……触景生情，我写下了一组小诗《江·车队·巷》，再寄 《新蜀报》《蜀道》副刊。不料编者把它们转给 《抗战文艺》，在1941年1月1日出版的七卷一期发表了。这使我诗兴大发，又写下了 《元旦》《市街》《冬天的村庄》《山坡》等等，这几首诗都先后发表在1941年1月的 《新蜀报》副刊 《蜀道》上。其中的 《山坡》是我去化龙桥看李国鼎时，遥望 “红岩”——心向往之而写下的。

八

但不幸的事终于来了。由于日机不断来袭，每次我都得从山巅的天官府跑到山脚的储奇门躲进防空洞；警报解除了，又得爬上高坡回天官府。时间久了，加上冬季雾浓，我的腿关节炎经不起一月严寒的侵袭，突然急剧恶化，疼痛难忍，不得不住进宽仁医院求治。1月18日上午，我躺在位于窗口的病床上，忽然听到大街上传来一阵叫卖 《新华日报》的喊声，似乎出了什么重大的新闻。

我暗自沉吟，恐怕国民党又搞什么反共高潮了。1月19日，常任侠老师到医院来看我，知道我经济困难。乃 “以十元赠之”，我问他看了昨天的报纸没有。他悄悄说：“国民党想消灭新四军！”这简直是个晴天霹雳，把我写在 《元旦》和 《市街》诗中对抗战前途的乐观情绪一扫而空！接着就听说 《扫荡报》公布蒋介石发布的 “通令”，宣布 “取消新四军番号”，“将叶挺交军法审判”，并 “通缉项英”副军长……悲愤的心情，使我写下了一首新作 《寒冷的日子》：“那狰狞的暴君／披着黑色的大氅／打着唿哨 抽着长鞭／隆隆地从天空驶过／在大地上／放肆地横冲直撞……／夜里醒来／我听到风猖狂地在房顶上／拍击着巨大的翅膀／从窗缝里／又透进它冰凉的呼吸……”诗写好，我托李国鼎寄到 《新蜀报》，但是到2月16日才发表，难道编者姚蓬子也怕诗的矛头是指向蒋介石的吗？

九

在医院住了一个多月，腿病稍愈，我回到了 “文工会”文艺组。这时许多人已经不见了，田汉去了桂林，光未然去了昆明，力扬去了鄂西、不久又转到育才学校，有的则搬到 “文工会”乡间驻地赖家桥全家院子。只有卢鸿基因为养病还留在天官府。他30年代在杭州艺专，是鲁迅支持的 “一八艺社”的成员，亲身感受过鲁迅对革命青年的关怀，因此对我这个小青年特别友爱。1941年4月，靳以主编的 《国民公报》副刊 《文群》发表了我在成都时写的小诗 《泥土的梦》，他很喜欢，鼓励我再抄一份给他，他要寄给胡风在 《七月》上发表，我就抄给他了。1941年9月果然在 《七月》上发表。

接着我又写了一首 《写给故乡》，其中有 “我的战斗的兄弟／倒在从背后射来的枪声里”，“我也要昂然奋起／跃过丛生的荆棘／跟随那些叩你火之门的兄弟／扑向你的怀里”句。这首诗我寄给恩师常任侠先生，常先生当时应 《文艺月刊》之约，苦于无诗可寄，就把这首诗拿去试探，直到1942年8月倒是发表了，但被编辑删掉了以上的诗句，全诗被删改得面目全非了。

十

1941年的冬天来了，严寒又威胁着我的腿疾。我的右髋已经僵直，而且又发炎了，举步维艰，急需一笔医疗费继续治疗，不得不依依不舍地暂时离开 “文工会”，化名周若牧，应报上的招聘，到资源委员会的经济研究室当一个每天坐着不动、光摇手动计算器统计数字的缮写员。这时资源委员会的主任是翁文灏，副主任钱昌照和经济研究室主任孙越崎后来都是民革的成员。经济研究室的驻地在重庆远郊新桥附近一个叫鸡歇铺的乡村。在这里，没有敌机空袭的目标，可以避免我奔避之苦。

我在文化工作委员会虽然只有不长的时间，但它是一个革命思想的大熔炉，它使我在思想上经受了一次洗礼，我从一个单纯爱好写作的文学青年，变成一个向往革命的文艺战士，只可惜还没有从组织上迫切要求参加中国共产党的觉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