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1938年2月，我随成都航空机械学校在长沙招收的学生大队乘船入川，中途在宜昌停留了一个星期，一是为了等待该校在武汉、南昌招收的学生，二是为了等候民生公司入川的轮船。不久，人来了，船也来了，大家怀着奇异的想象，准备欣赏三峡神奇壮丽的风光。轮船逆流而上，不久就进入两岸高山夹峙的急流，只见 “重岩叠嶂，遮天蔽日，悬泉瀑布，飞漱其间，怪木萧森，离离蔚蔚，江湍迂回，峻岭扑面……”赞赏之余，不禁欣然提笔，写入我随身带来的 《我和我们的学校》的日记本中。这时一位清秀英俊的同学惊讶地转身看我写些什么，得知我有每天坚持写日记的习惯，非常赞赏，恳谈终日，颇有相见恨晚之感。此后我们成为生死之交，我一生最知心的朋友，他叫李国鼎，又名李华，现在是清华大学的资深教授，土木工程和环境保护专家。

学生大队到达成都，先住在文庙前街的孔庙进行一个月的军事训练。每天跑步出操，学习军队条令。我们满怀航空救国理想，恨不得马上掌握制造飞机的技能，对于这种低级的、刻板的训练生活，索然寡味；何况教官不学无术，出言粗鲁，使我们大失所望。于是我仍沉醉于文学习作之中，利用微薄的津贴，到祠堂街生活书店和开明书店选购了不少救亡报刊和文学作品，如 “青年自学丛书”中的 《思想方法论》《文学与生活》，艾思奇的 《大众哲学》、巴金主编的 《文学丛刊》等等，如饥似渴地学习，李华也颇有兴趣，还有一些同学前来借阅，因此我倡议组织了一个 “四月读书会”，大家把所有的进步图书报刊集中起来，互相传阅，以至这一个月的军训，变成我们阅读进步书刊的思想启蒙时期。

二

军训期满，我们迁往位于武侯祠北侧的上桑里，那儿才是成都航空机械学校的本部。这时，我们才知道：这个学校分为高级班（相当于研究生班）、中级班 （相当于本科生班）、初级班 （相当于中专班）和技工班。我们考取的九甲班，原来是培养维修、养护飞机的机械士。虽然学的是发动机学、飞机学、高等数学、金属材料学、材料力学以及俄语，但离设计制造飞机相去十万八千里。原来国民政府的航空委员会，根本就没有自造飞机的打算。这使我们大失所望。加以自从在重庆爬上朝天门的高坡，我就突患右足踝骨红肿病，以致影响到膝髋关节疼痛，长期住在医务所治病，无法上课，因此我的全部精力都倾注在阅读进步书刊和从事文学写作上。

这个时期，正处于救亡高潮的激情年代。我除依然爱读鲁迅的散文外，又读到屠格涅夫的 《猎人笔记》《散文诗》，都德的 《磨坊文札》，何其芳的 《画梦录》，丽尼的 《鹰之歌》等等。特别是又喜欢起新诗来，如闻一多的 《红烛》《死水》，臧克家的 《烙印》《自己的写照》，何其芳、卞之琳、李广田合著的 《汉园集》，常任侠的《毋忘草》，以及叶赛宁的田园诗，并且在读书之余，试写了一批散文、诗歌，以杜谷、林野、林流军等笔名投寄给当时成都的大报《华西日报》《新中国日报》《飞报》的副刊，它们都很顺利地发表了，这些习作，当时没有剪存，现在连题目也大都忘了。如今尚能记起的，主要是发表在周文主编的 《文艺后防》上的两篇特写：《热与力的交流》和 《山地的行旅》。可惜这个刊物只出了四五期，周文去了延安，《文艺后防》就停刊了。

三

大约在1938年秋，《华西日报》副刊主编由毛一波换成了赵其文。赵其文原来是中共地下党员，据说曾经是鲁迅的学生。他主编《华西日报》副刊之后，对青年作者非常关注，随即邀请我们举行了一次座谈。在这次座谈会上，我认识了当时在成都颇有名气的中学生诗人白堤，又因他而认识了一批当时尚在中学读书的进步文艺青年。他们在救亡高潮中脱颖而出，正要组织一个华西文艺社，出版《华西文艺》月刊。我应白堤的邀请欣然参加，始知其主要负责人是成都著名的左翼学校——协进中学的中共地下党员蔡瑞武 （笔名岳军、蔡月牧，后名蔡燕荞）和赵适 （笔名任耕，又名赵光宜）。我们一起策划，一起写稿，一起传阅，一起定稿。因为兴趣相投，所以每能尽欢。可惜由于经济困难，这个刊物只出了三四期就无疾而终。我在这个刊物上发表的几篇诗与散文，如今荡然无存。

在 《华西文艺》出版的同时，原在沿海活动的一批川籍作家如周文、何其芳、曹葆华等纷纷还乡，逗留成都，并分别在成属联中、南薰中学等校任教，在他们的影响下，这些学校的学生也纷纷拿起文学之笔来参加救亡运动，其中以陈道谟 （笔名芜鸣）为中心的《挥戈》实力雄厚，也聚集了一批文学青年，我也曾应邀为其写了一篇稿。这篇习作倒承芜鸣兄保留下来，于20世纪80年代抄寄给我。还有一本在自流井出版的文艺杂志 《流火》，也发表了我的一篇作品（大概是毛一波或常任侠老师推荐给他们的），当时没有留存，后承刘石夷先生抄寄给我。虽然这两篇习作，日后未必编入我的诗选，但我仍要向陈刘两位热心的朋友衷心感谢。

骨病稍愈，我又回到学校，积极参加校内同学开展的救亡活动：编写救亡壁报，演出救亡戏剧，大唱救亡歌曲……因为大家都是流亡学生，所以激情澎湃、一呼百应。在请神鹰剧团导演萧锡荃先生为我们排演的 《中华民族的子孙》（熊佛西编剧）中，我竟然被指定担任主角——一个要求奔赴抗日前线的热血男儿。我的活动引起尚未毕业而同时在校的七甲班进步同学张开帙的关注，他热情邀请我参加他主持的读书小组，主要学习斯大林的 《列宁主义问题》。多年以后，我才知道当时在成都航机校中，已经有了中共地下党组织。可惜，1939年底我们就毕业了，同学们被分配到成都、芷江、伊犁各地，这个学习小组无形解体，我至今深为遗憾。这是我第一次有争取入党的可能，可惜失之交臂！

四

毕业以后，我和好友李华一起被分配到成都凤凰山空军轰炸总队。起初分我在军火库保管弹药，李华在队部登记每架飞机的飞行动态，以后我们都到机场保养和维护飞机。空闲时候依然阅读进步报刊。当时我国空军的飞机，主要来自苏联的支援，不久则逐渐被美国飞机所代替。中国的飞行员也沾染上美国飞行军官的作风，对机械人员颐指气使、任意训斥，引起我们极大的反感。1940年春，成都又发生了抢米事件，国民党反动派诬陷这是中共所策动，借机掀起白色恐怖，滥杀无辜，引得人人自危，我也深恐波及，乃要求随李华从成都凤凰山机场一同调往新建的温江机场，有空李华就和我一起复习高中功课，准备暑假投考大学。当时和我们非常友好的陈国础同学也有此愿望，并极力推荐我们和他一起报考在乐山新建的国立中央技艺专科学校。不久发榜，我们都考取了，乃于1940年8月悄悄离队，到九眼桥乘上木船，沿岷江顺流而下，挥手告别了破灭的航空救国梦，另寻报效祖国的途径。

到乐山，我先到武汉大学去看望了去年考进的蔡瑞武，然后再到中央技艺专科学校报到。我被录取在农产品制造专业，陈国础则被录取在造纸专业。李华由于受到正在江安李庄同济大学攻读的大哥鼓励，立志报考正规大学，又看到乐山技专正在草创，十分简陋，乃力劝我放弃技专，随他一起到重庆去，于是我们又徇岷江顺流而下，经宜宾到重庆。日后，陈国础在技专造纸专业毕业，成为全国著名的造纸专家；李华则由重庆去昆明考上了西南联大，毕业后成为清华大学土木系和环境科学的著名教授。只有我浪迹重庆街头，幸而遇到恩师、诗人常任侠先生，在他的指引下走上革命文艺创作的道路。

他首先介绍我帮田汉整理抄写他的新作 《江汉渔歌》《新儿女英雄传》，让我每天有个吃饭的地方；随后，郭沫若领导的重庆文化工作委员会成立了，田汉担任该会的专任委员兼文艺组组长，他乃介绍我进文艺组当个雇员，使我从抗战文艺运动的实践中受到革命文艺思想的熏陶，终于成为一个从事革命文艺运动的战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