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 谢廖沙加入共青团
名家导读
无产阶级革命进一步深入，在小城外，战事风起云涌；而在小城内，红军的队伍也终于打了进来。于是保尔和谢廖沙这对好伙伴都成为了无产阶级政权的保卫者，他们的生命由此掀开了新的一页。读一读，归纳一下谢廖沙参与斗争的过程。
红军的炮队设在古老的、波兰式修道院的院子里。这座修道院坐落在村子中央高高的土丘上。
炮队政委扎莫斯京同志翻身跳起来，院子里响起了他的大嗓门：“同志们，明天再接着睡个够吧！现在起床！起床！”
炮手们都睡在大炮跟前，他们和政委一样迅速地跳起来。
几分钟之后，修道院里的大炮怒吼起来，炮弹在小城中心炸响了。制糖厂的高烟囱上，佩特留拉部队搭了瞭望台，上面有一个军官和一个电话兵。他们是攀着烟囱的铁梯爬上去的。
今天，攻城的战斗一次比一次顽强，一次比一次猛烈。空气在隆隆的炮声中震荡。红军不给敌人喘息的机会，继续进攻，用刺刀开路，消灭了敌人的零星狙击部队，占领了所有街道。谢廖沙一家全躲在地窖里。但是，现在他非常想到上面去看看，妈妈一再阻拦，谢廖沙还是从阴冷的地窖里跑了出去。
通往市区的公路上人影全无。突然，有一个红军战士跳上了公路，他卧倒在地，顺着公路朝前打一枪。紧接着出现第二个、第三个……谢廖沙看见他们弯着腰，边追赶，边打枪。其中有个中国人，晒得黝黑，两眼布满血丝，只穿一件衫衣，身上缠着机枪子弹带，两手攥着手榴弹，也一个劲儿猛追过来。这是冲过市区的第一支红军队伍，谢廖沙心花怒放。他跑到公路上，使劲地喊了起来：“同志们冲啊！”
对红军战士们神态和动作的描写，生动地刻画出了他们大无畏的英雄气概。
他出现得太突然，那个中国人差点把他撞倒。中国战士正要向他猛扑上去，但看到年轻人如此兴奋的模样，就停住了。一个年轻的机枪手走到谢廖沙跟前，惊奇地问：“同志，你是打哪儿来的？”
“我是本地人，就住在城里。终于把你们盼来啦！”红军战士把谢廖沙围了起来。“我认识他，”那个中国人高兴地笑着，“他刚才喊‘同志们冲啊！’他是布尔什维克，我们的人，年轻人，好人！”他拍着谢廖沙的肩膀，用一口似通非通的俄语夸奖他。
谢廖沙的语言解释了他之前的疯狂举动，他以这种戏剧性的方式参军可谓是“蓄谋已久”。
谢廖沙的心欢跳着。他马上就被红军战士当做自己人了。他抓起佩特留拉败兵丢下的子弹带和步枪，和队伍一起攻打车站去了。
小城又活跃起来。受尽折磨的居民从地下室和地窖里走出来，涌到门口，看进城的红军队伍。谢廖沙的母亲在红军队伍里发现了谢廖沙。他光着头，腰上缠着子弹带，扛着步枪，走在战士们的行列里。他的妈妈气得两手一扬，拍了一下巴掌，喊道：“谢廖沙，你给我回来，快过来呀！我饶不了你，小混蛋！你会打什么仗！”说着，朝儿子跑去，想把他拦住。
但是，谢廖沙，这个不止一次被她扯过耳朵的谢廖沙，却瞪了她一眼，红着脸，又羞又恼，口气挺硬地说：“嚷什么！我决不离开队伍！”他停也不停，擦身而过。
“哎哟！你竟敢这样跟我说话！往后别想再回家。”
“那我就不回去。”谢廖沙头也不回地大声说道。
谢廖沙的妈妈不知所措地站在路边。这时，一队队晒得黝黑、满身尘土的战士正从她的身边走过。
“大妈，别哭，我们还要推你的好儿子当政委呢！”一个洪亮的嗓音打趣地说。
队伍里响起愉快的笑声。
夜里，师政治部的工作人员贴出了革命委员会第一张告全体劳动人民书：
同志们！
无产阶级的军队已经占领了本镇。苏维埃政权已经建立起来！我们希望所有的居民保持镇静，那些虐杀犹太人的吸血的匪徒们已经被击败了，但是为了不让他们卷土重来，为了能把他们彻底消灭，大家参加红军吧！用你们所有的力量来维护劳动者的政权！本镇的军权属于卫戍司令员，政权属于革命委员会。
革委会主席 多林尼克
现在列辛斯基的住宅里出出进进的是新人物了。“同志”这个字眼，昨天还有许多人为它牺牲了性命，现在却到处可以听到。“同志”——这真是一个激动人心的字眼啊！
多林尼克忘记了休息，他正忙着建立本镇的革命政权。
在这住宅的一间小房子门口贴着一张用铅笔写的纸条，上面写着“革委会”。这里的负责人是伊格纳季耶娃同志，她是一个沉静而坚强的女人。政治部委派她和多林尼克两个人来建立苏维埃政府的各个机构。
只过了一天，就有许多工作人员坐在桌子旁边了。打字机嗒嗒地响着，粮食委员会也建立起来了。粮食委员蒂日茨基同志是个活泼而性急的人。全厂大会上，蒂日茨基用波兰话发表了激烈而坚决的演说。他猛力地敲着讲台的栏杆，号召工人们全部团结起来，建立自己的政权。他从一个普通工人的心坎里，发出了这清新的呼声。当他走下讲台的时候，青年人都赞成地高声欢呼。可是那些老年人都不敢表示意见。谁说得准——也许布尔什维克明天就退出去，那时候，每一句话都得付出代价。假如不被绞死，也一定要被赶出工厂。
伊格纳季耶娃同志正到革委会去。在门口，一个年纪很轻的红军战士引起了她的注意，她问他：“同志，您今年多大了？”
“快十七岁了。”小战士说道。
“是本地人吧？”
小战士微笑着说：“对，我是前天正打仗的时候参军的。”
“你爸爸是干什么的？”
“火车副司机。”
这时，多林尼克和一个军人走进栅栏门。伊格纳季耶娃对他说：“您瞧，我给共青团区委物色到了一个头儿。他是当地人。”多林尼克迅速打量了一下谢廖沙：“谁家的孩子？……哦，扎哈尔的儿子！行，你干吧，把伙伴们组织起来。”
第二天傍晚，当地的共产主义青年团委员会就建成了。
新的生活，迅雷不及掩耳般地开始了，它占据了谢廖沙的整个身心。他，谢廖沙，已经是一个布尔什维克了。他的军便服皮带上挂着手枪。这是好朋友保尔送给他的，外面还套上了手缝的帆布枪套，多神气！唉，保尔要是在这里该多好！
谢廖沙的心理自白表现出了他成为布尔什维克一分子的激动和喜悦之情，同时还有着对老朋友的想念，这说明谢廖沙是一个感情丰富、热情似火的人。
谢廖沙整天忙着执行革命委员会的各项指示。现在伊格纳季耶娃正和他一块儿乘小汽车去火车站，到师政治部取书报和宣传品。苏维埃乌克兰第一师的政治部和参谋部设在车站的列车上。伊格纳季耶娃利用乘车前去的时间，跟谢廖沙谈工作。“你的朋友都是些工人子弟，要把他们发动起来，在最短时间内建立一个共产主义青年小组。明天我们就起草一份共青团的宣言，打印出来，然后把青年召集到剧院里开大会。我再介绍你跟师政治部的丽达同志认识，她好像是做你们青年工作的。”
丽达·乌斯季诺维奇原来是个十八岁的姑娘，乌黑的短发，穿一件草绿色的新制服，腰里扎着窄皮带。谢廖沙从她那里学到许多东西，她还答应帮助他开展工作。临别，丽达交给他一大捆宣传品，另外，还特意送他一本小册子——《共青团的纲领和章程》。
他们回到革命委员会的时候，天已经很晚了。瓦莉亚一直在花园里等他。见到谢廖沙，她就劈头盖脸地数落弟弟：“怎么一点都不顾家了？为了你，妈天天哭，爸也生气。这样下去，准得出事！”
姐姐瓦莉亚对谢廖沙的责问，从侧面反映出谢廖沙对工作的热情与专注。
“放心好了，没事的。我没时间回家，真的没工夫。今天我也不能回去。我正要跟你谈谈，到我屋里来吧。”
瓦莉亚简直认不出弟弟了，他完全变了，就像谁给他充了电似的。他让姐姐坐在椅子上，开门见山地说：“姐姐，你加入共青团吧。我就是团的书记，你不信？给你看看这个！”
瓦莉亚看过了证件，窘迫地望着弟弟，说：“我在共青团里能干些什么呀？”谢廖沙双手一摊，说：“怕没事干？我忙得几夜没好好睡了，得发动群众！丽达说，就当给大家讲讲苏维埃政权。你还是直截了当说吧，入团的事怎么样？”
瓦莉亚思考了好久。“你把我的名字写上吧，谢廖沙，不过别让妈妈知道。除了咱俩，别告诉谁，我什么都可以帮你干。”
剧院里挤满了年轻人，他们都是看到召开群众大会的海报后跑来的，大部分是中小学生。谢廖沙担心的事情果然发生了，他不会演讲，他苦苦思索着，可想不出该讲的词儿。
伊格纳季耶娃在桌子后面小声提示：“谈谈组织支部的事情。”谢廖沙马上谈起了实际步骤：“同志们，现在咱们需要成立支部，谁赞成？”剧院里一片寂静。丽达出来帮忙了，她向大家谈了莫斯科青年建立组织的情况，谢廖沙尴尬地站在一旁。
到会的人对建立支部的事这样冷淡，使谢廖沙十分恼火，他用不友好的目光看着台下。这时，他看见自己认识的那个年轻的机枪手正坐在舞台边上，用仇恨的眼光看着那些装束时髦的学生们。
丽达讲完之后让伊格纳季耶娃接着讲。伊格纳季耶娃不慌不忙地讲起来，会场渐渐安静了。“青年同志们，你们可以认真想一想在这里听到的话，我相信，你们当中一定有不少同志愿意积极参加革命，而不做旁观者。希望你们也谈谈。有谁要发言？”
全场里又是一阵沉默。突然，后排有人喊了一声：“我来说说！”稍微有点斜眼的米什卡挤到了台前。他是保尔的同学，还在木材厂里一块儿干过活。“既然是要帮布尔什维克的忙，那我不会说个不字，谢廖沙知道我的。我报名参加共青团。”
谢廖沙高兴地笑了。他一下子冲到台中央说：“同学们，你们看见了吧？米什卡是自己人，他爸爸是扳道工，让火车给轧死的。”
会场上这时喧嚷起来。一个中学生要求发言，他是药店老板的儿子，梳着怪里怪气的飞机头。他走上台，整了整制服，说：“我弄不明白，究竟想让我们干什么，搞政治吗？要组织个体育协会，办个俱乐部，那倒还可以，可现在是要我们搞政治，恐怕以后会被绞死的。”
虽然对这个药店老板儿子的外貌描写只有一句，但作者的爱憎之情已经流露在字里行间，而不是直接表达，这样的手法更能深刻表达出作者的感情。
会场里响起了笑声，药店老板的儿子跳下舞台，坐下来。这时候，那个年轻的机枪手出来讲话了。他狠狠地把军帽拉到前额上，愤怒的目光朝台下扫了一下，大声喊道：“笑什么？你们这帮混蛋！”
“狠狠地”“愤怒的”“大声喊道”这些神态描写突出了伊万·扎尔基的愤怒，以及对无人响应号召的焦急心理。
他气得浑身发抖，接着说：“我叫伊万·扎尔基。我没爹没娘，是个孤儿，白天要饭，晚上就在墙根底下一躺，挨饿受冻，日子过得不如一条狗，跟你们这帮娇小姐、阔少爷比，完全是另外一个样。苏维埃政权来了，红军收留了我。全排都把我当做亲生儿子看待，给我衣服鞋袜，教我文化，最主要的是让我懂得了做人的道理。他们教育我，使我成了布尔什维克，我是到死也不会变心的。就在这座城下，有二百个同志牺牲了，永远地离开了我们……为了我们的幸福，为了我们的事业，他们毫不犹豫地献出了生命……现在全国各个战场上，都有人在流血牺牲。可这儿，刚才只有一个人响应了号召。”他气呼呼跳下台来，对谁也不瞧一眼，径直朝门口走去。
到了晚上，一个大房间里，五个人围着律师用的宽大写字台坐着。他们是多林尼克、伊格纳季耶娃、肃反委员会主席季莫申科，还有两个革委会委员：调车场工人舒季克和铁路工厂工人奥斯塔普丘克。
多林尼克叙述的情况从侧面展现出了当时严峻的阶级斗争事实：战场不仅仅在前线，而是在各个领域。建立无产阶级政权仍然任重道远。
多林尼克身子俯在桌子上，固执的眼光盯着伊格纳季耶娃，用沙哑的声音一字一句地说：“前线需要给养，工人需要食粮。咱们刚一到来，投机商人和贩子就把物价抬高了。他们不收苏维埃纸币，买卖都用尼古拉的旧币或是克伦斯基票。今天咱们就要规定物价。咱们十分明白，这些投机商人谁也不会按定价出售，他们一定会把货物藏起来，那时候，咱们就进行搜查，征发这些奸商所有的物品。对于这些奸商，咱们一点也不要客气。咱们不能让工人们再饿肚子。伊格纳季耶娃同志警告我说，我们不要太过火。我说，这是因为她还带着知识分子的软弱性。你不要生气，伊格纳季耶娃同志，我是有什么就说什么。而且，问题不在小商人身上。譬如，我今天就得到一个消息，说旅馆老板鲍里斯·佐恩就有一个秘密地窖。有好多大商人，早在佩特留拉占领本镇以前就把大量的物品囤积到这个秘密地窖里。季莫申科，你带着弟兄们和谢廖沙去吧。就在今天，把它找到！要是能够找着，咱们就不愁没有东西供给工人们和前线的战士们了。”
半个小时后，八个武装士兵去了旅馆老板的家里，留下两个人守着大门，其余的人都走了进去。老板问道：“同志们，有什么事情呀？为什么这么晚才来呢？”
站在佐恩后面的，是他的几个女儿。她们身上披着睡衣，给季莫申科的手电筒的亮光射得眯着眼睛。隔壁房间里，那个肥胖的老板娘正在一面穿衣服，一面嘟哝着。
季莫申科只作了两个字的解释：“搜查。”
地板上的每一方寸都检查过了。大板仓、柴堆、储藏室、厨房、很大的酒窖，全都搜查过了。但是连一点儿秘密地窖的痕迹也没有发现。在厨房旁边的一个小房间里睡着一个女仆。她睡得那么香，连有人进去她都不知道。谢廖沙小心地把她唤醒。“你是什么人？是在这儿做工的吗？”他问这个没睡醒的姑娘。
她拉着被头盖住肩膀，用手遮住手电筒的亮光——她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惊疑地回答说：“是的，我是这儿的佣人。你们是谁呀？”谢廖沙向她说明了来意，就走开了，叫她穿好衣服。
季莫申科正在那宽大的食堂里审问老板。老板气得发昏，激动地说：“你们打算怎样呢？我只有一个地窖。你们再搜查也是白费时间。我保证你们是白费时间。不错，从前我开过旅馆，但是现在我已经成了穷人了。佩特留拉的大兵早抢个精光，几乎把我打死。我是非常喜欢苏维埃政权的，但是我所有的东西，你们都看到了。”他说话的时候眼睛不住地从肃反委员主席的脸上溜到谢廖沙的脸上，再从谢廖沙的脸上溜到某一个角落和天花板。
“得啦！”季莫申科大喊了一声，他已经忍耐不住了，“我们再搜查一遍！”
天已经亮了，对旅馆老板的搜查还没有任何结果，季莫申科心里十分气愤，已经决定停止搜查了，可是就在这时候，正要走出那女仆的小房间的谢廖沙，听到女仆低声对他说：“你可以搜一下他厨房的壁炉，一定是在那里面。”
十分钟后，那个俄国式的壁炉被打开了，里面现出一个活动的铁板门。又过了一个钟头，一辆载重两吨的卡车载着许多桶和袋子，在看热闹的人群中，从旅馆老板的屋子那里开走了。
红军驻扎到城里几天后，保尔的母亲带着一个小包袱从车站走回家来了。她听着阿尔焦姆述说保尔的事情，不由哭得十分伤心。悲惨的日子一直在折磨着她，她只好给红军洗衣服，战士们设法替她弄到一份口粮。
有一天晚上，阿尔焦姆的脚步比平常更快地从外面回来。他一边推开房门，一边在门口喊着：“保尔来信了！”
保尔信上这样写着：
亲爱的阿尔焦姆哥哥：
哥哥，我告诉你，我还活着，不过不是很健康。我大腿上中了一颗子弹，可是现在已经快治好了。医生说，没有伤着骨头。你不必为我担心，它很快就会好的。我出院之后，也许可以休假，那时我一定回来看你。我临走时没能见到母亲，是因为事情变化得这样快，我现在已经是科托夫斯基骑兵旅的一个战士了。不用说，你已经听到过英勇的科托夫斯基的名字，我从来没见过像他这样的人，我对我们这个旅的司令员非常敬佩。母亲回家了吗？要是她在家，她的小儿子在这里亲热地问候她。请原谅我让你们操心。
你的弟弟 保尔
母亲又痛哭了一番。这个儿子真荒唐，竟连医院的地址都没有写。但她哪里知道，谢廖沙的母亲也好久没见到自己忙忙碌碌的儿子了。
谢廖沙经常到停在车站上的那节绿色车厢里去。车厢外挂着“师政治部宣传鼓动科”的牌子，丽达就在一个包厢里工作，她与谢廖沙一起，一步步在小城将共青团组织完善了起来。这位共青团区委书记不知不觉地同丽达亲近起来。但是，他们并不知道，分别的时刻马上就要到了。
夜悄悄降临，用黑色的帷幕盖住了树林，师参谋部的报务员正忙着收电报。
命令：收到电报十小时之内，撤出城内全部机关。留一个营，归本战区N团团长指挥。所有军事机关，均撤至巴兰切夫车站。
师长（签名）
十分钟后，一辆摩托车沿着寂静的街道疾驰，到革委会大门口停下。电报交到了革委会主席多林尼克手里。人们行动起来了。一小时后，几辆马车载着革委会的物品，从街上驶过，来到车站，准备装车出发。宣传鼓动科的车厢已经挂到列车上，谢廖沙在离开车厢十步左右的地方拍了拍丽达的肩膀。他感到就要失去一件无价的珍宝：“丽达，我亲爱的同志！再见了！咱们还会见面的，你可别忘了我。”他再也说不出话，只是紧握着丽达的手，握得她生疼。
第二天早晨，小城和车站已经空荡荡的，如同弃儿。最后一列火车的车头拉响汽笛，仿佛告别。一个营在车站后面铁路两侧布成了警戒线。
谢廖沙身穿军大衣，身上束着帆布子弹带，和十个红军战士一起，守卫着糖厂附近的十字街口，等候波兰白军的到来。
调车场的工人们穿着油污的衬衫，满腹焦虑，目送着红军战士。谢廖沙激动地高喊：“同志们，我们会回来的！”
名家品读
一直在做着个人抗争的年轻的谢廖沙终于正式参与到了保卫无产阶级政权的斗争当中。他的母亲如同当初反对他领枪时一样，具有浓烈的自保意识，但谢廖沙仍坚持了自己的选择。坚持这个选择的道路是艰难的，苏维埃政权的建立遭遇了重重障碍，既有一部分群众的不信任，又有着小资产阶级子女的嘲笑，更有着像旅馆老板那样囤积居奇的资本家的压制。但谢廖沙正是在这重重困难之中，才快速成长起来，并在波兰侵略者到来前夕以战士的身份准备走上前线。
作为谢廖沙的好友，逃亡他乡的保尔也在特殊的社会环境下迅速成为了一名合格的战士。这是一个不同寻常的年代，所以才会造就出不同寻常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