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　短暂驻留的游击队

名家导读

从1917年开始，俄国进入了大动荡时期，内忧外患交错，各种力量此起彼伏，布尔什维克党也在此时迅速成长起来。这些变革对于保尔的故乡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呢？小保尔的生活又发生了什么样的变化？

一个惊天动地的消息像旋风似的刮进了小城：“沙皇被推翻了！”

镇上的人都不敢相信。

一列火车在暴风雪中爬进了车站，一队戴红袖章的革命士兵跳下车来，逮捕了宪兵、上校和警备队长。这时人们才明白过来，纷纷踏着积雪，涌向广场。

此时的变革是指1917年3月（俄历二月）爆发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即“二月革命”，在此之后俄国进入了两个政权并存的时期，即资产阶级政权与无产阶级苏维埃政权。

人们贪婪地听着那些新鲜名词——自由、平等、博爱。

但充满兴奋和喜悦的日子过去了，城里又恢复了平静。只有市参议会屋顶上的那面红旗，在表示发生过变动。

冬季快结束的时候，一支近卫军骑兵团在城里驻扎下来。每天早晨，他们都派骑兵小分队到车站上去抓从西南战线开小差的逃兵。

这些骑兵生活富足，个个身体健壮，红光满面。军官多半是伯爵或公爵，他们的肩章是金色的，马裤的镶边是银色的，一切都和沙皇时代一样，仿佛从来没有发生过革命。

1917年匆匆过去了，什么都没有改变，保尔和他的朋友们的主人依旧是原来的那些家伙。只是到了多雨的十一月，情况才发生了变化。车站上出现了许多陌生的面孔，大多是从前线回来的士兵，而且都有一个奇怪而又响亮有力的称号：“布尔什维克”。

布尔什维克：列宁建立的苏联共产党用过的称号，意思是多数派。

骑兵们要抓住这些人可不那么容易，他们大批地涌来，把骑兵压回了城里。然后，他们的火车便一列接一列地开了过去。

1918年的一个春日，在保尔家的小园子里，保尔、谢廖沙和克利姆卡这三个小伙伴正躺在草地上。突然，背后传来得得的马蹄声，一人一骑从大路上疾驰而来。公路和园子的低矮栅栏之间有一道排水沟，那马一跃而过，马背上的人挥着鞭子招呼：“喂，小朋友，你们过来！”

孩子们跳起来，跑到栅栏跟前。骑马人满身尘土，皮带上挂着转轮手枪和两颗德国造的手榴弹。

“小朋友，去弄点水来喝喝！”骑马人要求。

这个战士“满身尘土”，非常口渴，显然是刚经历了一场战斗或者长途行军。一个新政权的建立总是艰辛的。

保尔进屋去取水的时候，骑马人扭过头来，向谢廖沙打探：“小伙子，城里现在谁掌权？”谢廖沙急急忙忙把城里的各种新闻全都告诉了他：“……我们这儿已经两个星期没有什么政府了，有个自卫团管着。你是什么人？”他反过来问。骑马人微笑着说：“嗨，你知道得太多，很快就变成老头啦。”

保尔从屋子里跑出来，捧着一大杯水。骑马人一口气喝完，把杯子还给保尔，一扯缰绳，朝着松林那边，策马疾驰而去。

“这是谁？”保尔问克利姆卡。

“我怎么知道？”克利姆卡回答。

“八成儿又要换政府了。正因为这样，昨天列辛斯基一家才跑掉。有钱人溜走，可见来的是游击队。”谢廖沙解释了这个政治问题，干脆利落。

谢廖沙的话语和之前的询问说明这个孩子一直很关注社会上发生的大事，暗示其心中有着不同寻常的志向。

三个孩子还没来得及对这个问题展开讨论，公路上又响起了马蹄声。从树林里，从林务官的住宅后面，出来了人群和车辆。有十五六个人骑着马，枪搁在鞍子上，紧靠着公路，朝这边过来。最前面的两个，一个是中年人，身穿保护色军装，系着军官武装带，挂着望远镜；另一个和他并肩而行的，正是孩子们刚才见过的骑马人。中年人的军装上系着红袖标。

红军战士的装扮与上文中那些穿戴金色肩章与银色镶边服饰的骑兵形成鲜明的对比，说明红军队伍是人民的队伍。

那个老相识对孩子们点点头，指着一座宅院，问：“这房子是谁家的？”

“列辛斯基律师家的。他昨天就跑了，八成儿是怕你们……”

居民们从各自的房子里跑出来，好奇地看着这一支新开到城里来的队伍。那三个小朋友也站在路边，注视着那些浑身尘土的、疲倦的红军战士。

游击队的指挥部设在列辛斯基的宅院里。当晚四个人坐在客厅的大桌子周围。队长布尔加科夫同志打开本省地图，说：“我认为，明天一早就该撤。我们的任务是赶往卡扎京，不能让德国兵比我们先到。凭我们的兵力，一门炮，三十发炮弹，两百个步兵和六十个骑兵，要挡住敌人，简直是开玩笑。我们要和其他后撤的友军联合在一起才能作战。别忘了，沿途还有各式各样的反革命匪帮。我的意见是：明天一早就撤，同时把车站后面的小桥炸毁。德国人修桥，得花两三天。你们觉得怎样？”两个同志都表示同意。只有叶尔马琴科——就是白天和保尔他们说过话的那个人不赞成：“我看，应当在这儿跟他们干一仗。”

从布尔加科夫的话中，我们可以看出红军当时的艰难处境，内有反动派，外有侵略者。但是，这支无产阶级队伍一直在坚持与敌人周旋，寻找反击的机会。

布尔加科夫以不以为然的目光看了看他：“敌人有一整个师，配备着重炮和装甲车……同志呀，不要耍小孩子脾气……”接着，他谈起了下一个问题：“这儿是重要的铁路枢纽站，必须设法安排一个可以信赖的同志在车站上工作。留谁呢？大家说吧。”

“我认为，应当留下水兵朱赫来。”叶尔马琴科说，“第一，朱赫来是本地人；第二，他是钳工，又是电工，在车站找份工作容易；第三，没有谁看见他和咱们的队伍在一起，因为他今夜才赶到。”

红军并没有完全的放弃，虽然撤出了小城，却作了周密的部署。

布尔加科夫点点头，说：“好，我同意。同志们，有反对的吗？没有，那就这么定了。”接着，大家又讨论第三个问题：怎样处理存放在本地的一批武器。沙皇时期，这儿存放着两万支步枪，堆积在一个农民的板棚里。那个农民告诉了游击队。讨论的结果是，就地发放给当地的工人和其他老百姓。即使德国人下令上缴，总有一部分留在老百姓手里。一旦被逼得走投无路，人们就会拿起武器反抗。

问题讨论完了，大家各自休息。叶尔马琴科去查岗了。

早晨，保尔从发电厂下班回家，他在厂里当锅炉工助手已经整整一年了。他沿路看见许多人拿着步枪，不明白发生了什么，赶紧往家跑。

保尔赶回家，慌忙洗了脸，听母亲说阿尔焦姆还没有回来，他就跑去找谢廖沙。

谢廖沙不在家。他的母亲，一个白胖的妇人，不高兴地看了保尔一眼说：“鬼才知道他在什么地方！天还没有亮，他就像着了魔似的跑出去了。说是什么地方在发枪，多半他也去了。你告诉这小捣蛋鬼，哪怕带一粒子弹回家，我也要揪下他的脑袋！”

这是对谢廖沙母亲的神态和语言描写，表现出了她狭隘保守的小市民意识，与她的儿子的性格形成鲜明的对比。

可是保尔已经不愿再听她的唠叨了，他急忙跑到街上去。在路上，他遇见一个双肩各背着一支枪的人，便跑上前去，问：“叔叔，告诉我，你从哪里拿到的？”那人回答说：“是在维尔霍维纳大街，那里正在分发呢。”

保尔对枪的渴望不仅仅是孩子式的好奇，更是反抗意识的驱使。

保尔拼命朝那条街跑去。碰见一个小孩拖着一支沉重的步枪，保尔拦住他问：“你从哪里弄来的？”

“是游击队发的，一支也不剩了，我先前拿了一支，加上这支，一共拿了两支。”那小孩得意地说。

这个消息使保尔非常失望。突然，他心生一计，迅速转过身追上了那个孩子，把他手里那支步枪抢过来，用一种不许反抗的声调说：“你已经有一支了，这一支该给我。”那孩子被激怒了，他向保尔扑了过去，但是保尔后退一步，端着那支带刺刀的枪，喊道：“走开，当心刺刀戳着你！”

那小孩气得哭起来，一边走，一边骂，可是没有办法。保尔高兴地跑回家去了。保尔把那支枪藏在棚顶下面的檩子上，然后吹着口哨，走进屋里。

乌克兰夏天的夜晚是可爱的。一到夏天宁静的傍晚，笑声和歌声就一直不停，传到很远很远的地方。

保尔此时也在欢乐的人群当中。他正拉着心爱的手风琴，为大家的合唱伴奏。

“保尔！”远处传来阿尔焦姆的喊声。

保尔收起风琴，急忙回去了。他推门进屋，看见桌旁坐着哥哥的同事罗曼，还有一个陌生人。“你叫我吗？”保尔问。

哥哥点头，转而对陌生人说：“这就是我弟弟。”那人向保尔伸来一只手。“保尔，是这样的。”阿尔焦姆对弟弟说，“听说你们厂里有个电工病了，如果要人，就告诉我。”陌生人接过话头：“不，我跟他一块儿去吧。我自己跟老板去说。”“当然要人的。因为斯丹科维奇病倒，今天机器都停了。老板想找人，可没找到。”保尔说。

“行，那明天我跟你一起去。”陌生人说。

保尔觉得陌生人身上充满了力量，并发现他正在用那沉稳的灰眼睛仔细地观察自己。他要走的时候，阿尔焦姆说：“好吧，朱赫来，祝你好运。明天跟我弟弟一块儿去，事情会办妥的。”

名家品读

这一章虽然只是描写了一个小城中发生的事情，“二月革命”和“十月革命”对民众的影响却有了深刻的对比。“二月革命”是一场资产阶级革命，对底层大众来说，情况与沙皇时期没有本质区别，就如文中所说，“仿佛从来没有发生过革命”，甚至连孩子们都能感觉出“主人依旧是原来的那些家伙”。而过了十一月（俄历十月）之后，“有钱人”开始“溜走”，小城中终于有了新气象。人们都下意识地欢迎红军的到来。

在本章结尾，布尔什维克的留守工作人员朱赫来的到来与前文中红军领导人的安排前后呼应，而他恰巧来到保尔家，这个巧合又引起了读者强烈的好奇心，激发了读者的阅读兴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