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一讲 儒墨道法，百家争鸣
战国时期，随着生产力的提高和新生产关系的出现，随着庶民地位的提高和学术文化的下移，原来的宗法等级关系的禁锢被打破，出现了在学术思想上自由讨论、百家争鸣的新现象，成为我国古代学术文化发展的黄金时期。
当时开门授徒，著书立说，进行学术争鸣的主要学派有孔子开创、孟子和荀子继承的儒家学派；墨子倡导的墨家学派；以老子和庄子为代表的道家学派；以商鞅和韩非为代表的法家学派。儒、墨、道、法，是当时的四大学派。此外还有以孙武、孙膑为代表的兵家；以公孙龙为代表的名家；以邹衍为代表的阴阳家；以许行为代表的农家；以鬼谷子、苏秦、张仪为代表的纵横家；以吕不韦为代表的杂家，等等。
当时人称“世之显学，儒、墨也”。墨子名墨翟，生活的年代约在公元前468年至公元前376年之间，晚孔子约一百年。墨子和他的主要弟子是从手工业者、农民中上升起来的，占有一定财富但还未脱离生产劳动，有一定的文化水平但不算太高的私有者。他们代表了以勤劳致富的手工业者、富裕农民和部分中小地主的利益。他们熟悉工艺技术、掌握一定的科学知识、工艺技术和军事常识。他们有严密的组织和纪律，领袖称为钜子，所有的人必须服从他。
墨子的中心思想是兼爱、非攻、尚贤、尚同，但他讲的爱、反战、尚贤和孔子是不同的。
墨子讲“兼爱”，认为人们只有“兼相爱”，才能“交相利”。人们要互相爱护、互相帮助、互相得利，使饥饿的人得到食物，缺衣的人得到衣服。辛劳的人得到休息，混乱的社会秩序得到治理。孔子主张仁者爱人，认为爱有差等，有等级区别；墨子的兼爱，是爱无差等，对社会上一切人都普遍适用。这种无差等的兼爱，实际上不可能实行的，现实社会中也没有过，因为“王公大人”不会去爱劳动者，劳动者也不会去爱“王公大人”。他宣称的兼爱实际上代表了他那个阶级、阶层的“兼爱”。
兼爱的目的是为了交利，即各自的利益得到满足，各人的私有财产得到保障，国家的统治也得到了稳定。虽然“爱无差等”不可能做到，但他呼吁减轻剥削，反对奢侈腐化，要求和谐安宁的生活环境，有进步意义，反映了一部分人的愿望。
墨子主张兼爱、交利，就必然反对战争。他主张“非攻”，反对一切杀人放火的战争。但战争有正义和非正义之分，当时的中国正面临着完成封建统一的任务，离开了暴力和战争，很难完成这个任务。这就是同样反对战争的孔子和孟子之所以周游列国却未能受到重用的原因之一。墨子反战比孔、孟更加坚决和彻底，他反对一切战争。在当时兼并战争不可避免，人民的反抗斗争日趋频繁的时期，“非攻”的主张只能是一种空想。但墨子谴责屠杀人民、掠夺财富、杀人放火的残暴行为，对劳动人民表示了同情和关怀，也是有进步意义的。
兼爱、非攻是墨子的基本学说。由谁来推行呢？墨子提出了“尚贤”、“尚同”的主张。他认为，历史上最早管理国家的人是选举产生的，因而建议打破阶级局限，选举最贤能的人来当国王，其次当三公、将军、大夫、乡长、里长等大小各级官吏，即使是没有文化的“农与工肆之人”，只要有才能，也可以选拔他当官，使“官无常贵，民无终贱”，就是“尚贤”。他主张由这些贤才来治理国家，一切在下的人都要绝对服从在上的人，建立起由上而下的绝对统治权，这样社会不安定的事情就不会发生，这就是“尚同”。“尚贤”、“尚同”的思想没有提出当官出仕者必须经过学习有较高文化者才能担任的前提，认为所有的人只要是贤人都可以当官，是不切实际的。但墨子要求打破阶级限制广选贤才，是对西周以来世禄世官制度的否定，反映了贫贱出身而已有一定政治经济地位的手工业者、中小地主和富农参与国家政治生活的要求，也有一定的进步意义。
作为劳动者出身的新兴富人的代表，墨子知道物力维艰的道理，深知劳动成果的可贵，他主张“节用”，反对奢侈腐化。有一次，楚国在公输般的帮助下要使用一种攻城器械去打宋国，为了制止楚王发动的战争，墨子一方面叫学生禽滑厘带了三百人守卫在宋国的城头上，准备和楚军决战；一方面从齐国步行十天十夜赶到楚国，脚上的鞋走破了，用布包起脚再走。他到楚国后，终于说服了楚王和公输般放弃了这场战争。这种身体力行，艰苦卓绝的反战精神是值得钦佩的。他反对儒家宣传的厚葬，号召“节葬”，认为贵族厚葬是浪费社会财富，这是很进步的思想。他主张“非乐”，反对浪费人力物力的娱乐活动。墨子主张节俭是好的，贵族们奢侈腐化的娱乐是应该批判的，但一定的娱乐生活，也是必要的。墨子既主张。农与工肆之人。都可以当官，反对“上智与下愚不移”的命定论，所以他主张“非命”。他反对和谴责当权的王公大人奢侈腐化，残害人民，发动战争的暴行，于是把天和鬼作为恐吓和制裁“王公大人”的工具，提出“天志”、“明鬼”的理论，宣传“天”和“鬼”是有意志的和客观存在的，谁做了坏事，“天”和“鬼”就会出现并惩罚他们。这当然是迷信观念，但天、鬼实际上是墨子推行自己主张的工具，打击和制裁残害人民的“王公大人”的工具，在当时的具体历史条件下可以起到一定的进步作用。
墨子十大主张的核心是兼爱。非攻和兼爱是连在一起的。尚贤、尚同是实现兼爱、非攻的具体政治办法。节用、节葬、非乐、非命既是对当时掌握国家政权的“王公大人”奢侈腐化生活和世代垄断政权的否定和批判，也是对兼爱、贤人政治的具体设想。天志、明鬼是墨子宣传自己政治主张所利用的宗教迷信工具。墨子的十大主张是有机的联结在一起的，构成了一个完整的思想体系。
墨子出身贫贱，生活俭朴，注重力行。他和他的弟子们常穿粗布衣服，穿木头或禾草做成的鞋子，不避艰辛，到处游说。他深切地同情人民的疾苦，很多主张反映了人民的要求，对“王公大人”们横征暴敛的剥削、奢侈腐化的生活、连续不断的战争进行了无情的揭露和猛烈的批评，表现了较高的人民性和民主性。但他在宣传非攻时也反对革命战争；强调节俭时否定了必要的娱乐生活；提出惩罚奢侈贵族时借助了鬼神等迷信工具；要求兼爱时忘记了社会客观存在的等级阶层划分；倡导贤才政治时忽视了管理国家的人才必须经过读书学习具有较高文化知识水平的条件。这是墨子思想的不足之处。战国初期，儒墨并称为“显学”，墨子思想在社会上影响很大，但由于墨子的理论不切社会实际的需要，不能在社会现实生活中推行，所以到战国中期特别是秦汉以后，就衰落了。
孟子是鲁国邹（今山东邹县）人，名轲，孟孙氏的后裔，生活年代约在公元前390年至前305年间。他幼年丧父，家境贫困，靠其母抚养成人，自幼信仰孔子的孙子子思的学说。他从未和子思见过面，但在子思的学生那里读过书，自认为是子思的私淑弟子。孟子的生平极像孔子，幼孤，好学不倦，开门授徒，周游列国讲学，晚年回鲁国。孟子的学说是儒家后学中最符合孔子真意的一派。他对孔子的理论作了进一步的论述和发挥，成为战国时新兴地主阶级改良派思想的典型，是战国儒家中影响最大的一派。
孟子的政治思想的核心是“王道”、“仁政”。“王道”就是先王之道，他把古代的统治者尧、舜、禹、汤、文、武、周公的政治看成最理想的政治，即“王道”。孔子主张尊周，孟子除尊周外更把尊古推向了古代的尧、舜。他要求治政不要打破古代的旧形式，而要复兴这种王道。怎样复兴呢？孟子建议行“仁政”，就是要把孔子的“仁”推广到政治生活中去。具体办法是恢复井田制度。他设想的井田制度是：方一里为一井，共九百亩，中间为公田，四周八家各种一百亩，为私田，并且共同耕种公田，耕种公田完毕后才能够耕种私田。他说实行井田制后可以使老百姓不管老死迁徙都不出自己的乡里，互相友好协助，有病的人也会得到扶持和照应。老百姓亲睦团结，就不会有什么矛盾发生了。
孟子所说的井田制和商、周时实际存在的井田制不同，因为他说农民有自己的土地、家屋，能够支配自己的劳动时间和生产经营，有自己独立的家庭经济，为地主耕种一部分土地并为他们服劳役地租，农民可以世世代代安心在土地上劳动，老年人能够有肉吃，有衣穿，八口之家的小家庭不受饥寒的威胁。所以孟子设想的井田，是一种包含封建生产关系内容的井田，是生产者能够生活安定温饱的井田。
仁政的另一内容是“制民之产”，即让老百姓有最低限度的生产和生活条件。他认为应让老百姓能够养父母、养妻子、养子女、丰收能吃得饱，荒年也能免除死亡。为了做到这一点，他建议给农民以“五亩之宅”和“百亩之田”，统治者“勿夺其时”，并用孝悌等伦理观念去教育他们。劳动者安居乐业，统治者不需要用战争就可以“王天下”了。
由此可见，孟子鼓吹的先王之道和井田制只是为了他要求社会安定和发展小农经济、地主经济所使用的工具。但既然要歌颂先王之道，必然反对破坏井田制度，所以，他骂那些宣传暴力和战争的法家人物是“暴君污吏”。孟子把孔子爱人、仁的思想发展到了政治统治上去，他猛烈地批判了暴政和暴力给人民带来的痛苦，要求给人民以安定的生活和最低限度的生活条件，在我国历史上第一次系统地推出了安农、重农、富农的理论，是有重大进步意义的。
孟子总结了春秋以来重民的思想，反对专制政治，主张民主政治。他提出“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的著名的民贵君轻论，他说：“国君看待臣下像手足，那臣下对待国君就如腹心；国君对待臣下如狗马，那臣下对待国君就像过路人；国君对待臣下像土芥（轻贱物），那臣下对待国君就会像仇敌。”他认为，汤杀桀、武王伐纣，只是诛杀了一个独夫，并不是杀国君。孟子的“民贵君轻”论表现了新兴封建地主阶级思想家生机勃勃的民主思想光辉，孟子的这一理论有很大进步意义，因为它为人民起义反对暴君提供了合法的理论依据。孟子的光辉思想，是他总结了春秋以来重民思想后的创造，也是战国时期专制主义政治局面尚未形成时特殊社会条件下的产物。
但孟子政治思想中也有保守性。他承认和要求维护上下等级的区别，认为不能侵害“巨室”和“世臣”的利益，并把“王道”和“仁政”实现的希望寄托在这些“巨室”、“世臣”身上，反对对旧制度进行剧烈的变革和武装斗争，并对孔子的“上智与下愚不移”的理论作了进一步的发挥，认为“君子劳心、小人劳力”、“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是“天下之通义”。
在哲学思想上，孟子主张“性善论”，认为每个人一生下来的性情都是善良的，人性善是天生的。孟子所说的善性，是指“恻隐之心”、“羞恶之心”、“恭敬之心”、“是非之心”，人的仁、义、礼、智等的善端，是本来就有的。为什么后来有些人做坏事，有些人做好事呢？他认为这是由于外界不良事物的引诱引起的。为了避开外界不良事物的引诱，使人人天生就有的仁、义、礼、智的善端得到发扬广大，孟子主张要做到“不动心”和“寡欲”，即不为一切外界事物所干扰，不想一切心以外的东西，以养“浩然之气”。众所周知，人的行善行恶是受社会制度、社会条件、社会环境决定的，一个人刚生下来还没有知识，无所谓善与恶。所以孟子的性善论是唯心主义思想。但孟子的性善论在以后的两千多年封建社会中，却有很大的进步意义：首先，性善论是为他的王道、仁政论服务的。他认为，人性善，每个人只要发扬这种善心，就都可以做到尧、舜那样的圣人，都可以推行王道、仁政。而王道、仁政的本质是要安定和发展小农经济和地主经济。其次，他认为庶民的人心也是善的，只要培养这种善心，“人皆可以为尧舜”，从而否定了贵族和庶民之间的天生的等级界限。第三，在封建社会时代，统治者都咒骂造反作乱的人民是坏人，“性善论”给人民起义提供了一个合法的理论依据。起义群众可以说：孟子早就说人性善，我们都是好人良民，因为无法生活下去才起义的。这就是为什么在封建社会中，孟子思想影响如此巨大，得到贵族和人民共同拥护的原因。
孟子代表了新兴地主阶级改良派的思想要求，他希望在不改变旧的统治形式下，不通过暴力手段来达到改革政治、发展生产、安定人民的目的。他们思想比较能够为统治者及人民群众接受。虽然在战国以暴力取胜的时代，孟子的学说不能实行，但到了汉代封建统治已趋巩固的时候，孔孟学说的价值就体现出来了。孟子被尊为亚圣，地位仅次于孔子，在中国社会发生了深远的影响。
儒家的第三位大师是荀子。荀子名况，字卿，战国后期赵国人，约生于公元前313年，死于公元前238年，是战国后期一位唯物主义思想家，战国儒家八派之一。他早年时曾到齐国的稷下讲学，后又游学楚国，齐襄王执政后又回到齐国，成为稷下最年长的老师，后来他又到过楚国和赵国，并到秦国参观，最后到楚，在兰陵地方当官，年迈时失掉官职，在家著书，死后葬在兰陵。
荀子处在战国晚年，当时各国新兴力量的夺权和改革已取得了很大成就。他本人周游各国，阅历丰富，这使得他虽属儒家一派，尊崇孔子学说，但也吸收了其他学派，特别是法家学派思想中的积极内容。他既赞成孔子倡导的礼治、孝悌、仁爱、任贤等思想，又宣传法家的富国强兵、加强君权、统一国家、以法治国的思想，肯定和赞扬商鞅变法后的秦国。他把儒家和法家学说中适合新兴封建统治需要的部分都吸收进来，加以发展和改造，构成了自己的学说。清代末年改良派思想家谭嗣同曾说：“二千年之学，皆荀学也”，指出封建社会中的儒家思想既有礼治又有法治，既宣传忠孝仁爱，又使用战争和刑法，实质上渊源于荀子的思想，这是有一定道理的。
在政治上，荀子强调礼、义。他所讲的礼和义，不是周礼，而是战国后期的礼和义，即封建社会的道德规范、社会制度和秩序。他宣传礼、义，目的是宣传封建伦理道德，要人民学习封建的规章制度，遵守封建法纪，安定封建统治秩序。荀子说的礼是制度，义是伦理，法是刑法，这样结合起来，封建制度就完备了。因此他表面上也说“法先王”，即学习文、武、周公之道；同时又强调“法后王”，即学习当世的君主。法先王只是他作为儒家学者打出的一个招牌，法后王才是他思想的本质。他对商鞅变法后的秦国赞扬备至，认为是治国的标本。他推崇的国王，就是秦孝公这样的当世君王。
荀子在很多学说上反对和批判了孟子。孟子主张性善，荀子主张性恶。荀子认为，人都有要吃、要穿、要利的欲望，从小到老均如此。得不到了要争，争起来了就乱。要去掉恶性，“化性去伪”，只有学习礼、义，培养善心。学好了礼、义，路上走过的老百姓都可以变成大禹那样的圣人。但事实上，农民根本没有条件人人去学礼、义。宣传人性恶，在哲学上讲是唯心主义理论；在政治上讲是维护封建统治的伦理。荀子实际上是说：只有遵守封廷礼义和封建法律制度的人才是好人，违反的都是恶人。这暴露了性恶论的阶级性。当然性恶论强调人性常是由社会环境决定的，也有一定的合理性。
荀子重视客观环境的影响，因此他重视教育，强调后天学习的重要性。孔子的言行集《论语》第一篇是《学而》，荀子和他学生的著作《荀子》第一篇是《劝学》，反映他对学习的重视。他说：“凡是王公、士、大夫的子孙，不学习礼义，就归到庶人那边去；如果庶子的子孙，能学习礼义，就可归到卿相、士大夫一边来。”他写出了很多学习上的名言，如“锲而不舍，金石可镂”；“青，取之于蓝，而青（胜）于蓝”，等等。
荀子是唯物主义思想家。他否定商周以来认为天意决定社会治乱的思想。他认为天的变化也就是自然界的变化，没有神在主宰。天象上的变化、地面上的灾异，都是自然界各种事物运动的必然表现。天意不能决定治乱，治乱也不会改变自然界的变化规律。日食月食的发生，有时风雨不调，天上出现怪星，是每个时代所常有，只要国家治理得好，自然界出现了这些现象，也不会伤害人类；如果政治腐败，即使这些现象都不发生，对人民也没有益处。荀子的这些言论，揭露和批判了古代统治者利用天、神、鬼、怪的迷信观念来愚弄欺骗人民的本质。
荀子大力宣传发扬人的主观能动性来克服自然灾害，改善自己的生产和生活条件。他说：“强本而节用，则天不能贫；养备而动时，则天不能病；修道而不贰，则天不能祸。故水旱不能使之饥，寒暑不能使之疾，妖怪不能使之凶。”只要努力生产又注意节约，就不会穷困；注意营养又经常运动，就不会得病；遵循规律坚持去做，就不会得祸害。他大声疾呼：“与其尊崇天而整天仰慕它，不如积蓄财物而来控制它！与其依从天而来称颂它，不如掌握天的规律而来利用它！与其空望天时而坐待恩赐，不如顺应时节而来利用它！与其让自然物自己繁衍增多，不如发挥人的才能来帮助它生长和发展！”这种人定胜天，战胜自然的思想，是当时生产力发展和科学技术知识进步的反映。人是自然的主人，人可以戡天，人可以征服自然，改造自然为人类服务，这是荀子思想中的积极层面。荀子的“戡天”思想，强调人去戡天即征服自然，利用自然为人类服务，但是，他没有能够把天看成既是人的对手更是人的恩人和朋友，人与自然必须和谐共处，互利互动，才能在保护自然环境的前提下谋取对社会发展的最大利益。所以荀子的戡天思想既是进步的，但也是有缺陷的。这是他所处时代和阶级条件所决定的思想上的局限性。
战国时期又一重要学派是道家，主要代表人物是老子和庄子。但道家和儒家、墨家不同。儒家、墨家形成了一个有师承关系和组织制度的学派，学派内成员经常见面。道家人物在战国时基本上是各自著书立说，彼此未曾会面或很少会面，未形成一个组织。其所以称为道家，是后代学者根据他们学说的内容和特点，把他们合称为道家的。老、庄两人的关系就是如此。被列入道家中的战国思想家，除老、庄两人外，还有杨朱、关尹、列子等人。
后代称道家的祖师是老子。但老子究竟是谁，生活在什么时代，由于历史上记载的不清楚，有各种说法。有学者认为，老子就是孔子曾经向他请教过学问的老聃，他年纪略大于孔子，是东周时期周室的守藏吏，是个博览群书、知识渊博的学者，后来成为隐士。但是老聃没有写过书。现在流行的注明老子所作的《道德经》（又称《老子》，全书5050字），书中所写的语言和史实都只是战国以后才出现的，不可能为老聃所写。因此，学界较为普遍的观点认为《道德经》是战国中后期道家人物根据一部分老聃的遗说，加以补充、发挥、推衍而写作成的。而我们所讲的老子学说，一般都以《道德经》作为依据，所以也有学者认为老子应该是战国中后期写作《道德经》的作者，环渊、李耳、老莱子等人都有可能是老子。秦汉以后，由道家衍生出道教，道教公认祖师姓李，所以李耳为老子说，在社会上得到较多的接受。庄子和战国其他道家人物没有发生联系，他是颓废的隐士，是战国中期道家的中心人物。
老子学说的宗旨是：“无为自化，清静自正”，主张“无为而治”。他认为老百姓要没有知识，没有欲望，没有事可做，永远安静地住在一小块地方，人人无所作为，就可以做到“无为而治”，达到理想社会。这样的社会或许只有原始社会才存在。所以老子主张复古，主张社会回复到没有文字，结绳记事，有了器械不要用，有了车船不要乘，有了甲兵不打仗，村落与村落、家与家之间互相隔绝，老百姓做到虽然“鸡犬之声相闻”，但“老死不相往来”。老子认为，智慧的进步，技术的发展，生活要求的提高，人们交往的增加，社会的每一步前进，都是产生罪恶的根源，因而反对一切社会进步，只有原始社会极低的生活水平才是理想社会。老子的思想，反映了春秋战国时期已趋没落的旧贵族消极、悲观、厌世的心理状态。
老子宣传复古主义，是他整个哲学思想体系的一个组成部分，因为他提出了一个“道”的概念。这是他学说的核心。什么是“道”？老子说，“道”是世界上万事万物的主体，“道”就是“无”，它是“先天地生”的。它是无时不在，无处不有，无形无踪，无声无息，看不见摸不着的东西，可以勉强给它加个名词，叫“大”。他说，这个“道”是人们的感觉器官不能认识的，“道”即“无”，“无”生出了“有”，“有”又生出了天下的万事万物。“道”在万物中表现出来的具体的东西，就是“德”。因此老子的“道”，是一个虚伪抽象、恍恍惚惚、似是而非、看不见摸不着嗅不到、人类无法认识和觉察的精神实体。正是这个精神实体，被老子说成是产生万事万物的始祖。至于老子所说的“德”，是个概念，更是精神状态的东西。先有精神实体，后有物质世界，精神产生了物质，这正是老子的世界观。因此，老子的哲学思想属于唯心主义体系。提出的“道”不是存在于人们的心中，而是开天辟地以前就有的，存在于客观世界之中，是主宰和决定世界万事万物的精神体。这是客观唯心主义的哲学体系。
老子的思想虽然是唯心主义的，但包含了一些辩证法的因素。他观察了世界上万事万物之间的矛盾对立和相互转化的情况，认为事物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在一定条件下相互转化的。《道德经》中曾列举了很多事物的双方相对立的名词，如有无、多少、轻重、祸福、生死、巧拙、难易、善恶、强弱、贵贱、得失、予夺、美丑、坚柔、高下、长短等，反映了他对世界上事物的矛盾对立状况有较深的认识。他认为事物双方是相互依赖而存在的，缺了一方对方就不存在。他说：有和无是相互产生的；长和短是在比较中得到的；高是以下为基础的；难和易是相辅相成的。事物双方矛盾发展的规律是：总是由柔弱的、卑下的、虚无的、静止的一方最后取得胜利，而且循环不已，柔弱的会变成刚强，变成刚强后又会转化成柔弱；得了祸后接着来的是福，有了福往往埋伏着大祸。老子正是这样来认识事物转化的规律的。这说明他思想中的辩证法因素仅仅表现在事物矛盾对立和相互转化的一面上，对事物发展规律的认识却陷入了周而复始的循环论，他思想中的辩证因素是不彻底的，这种哲学思想支配了他的历史观，他认为人活在世上应该永远处于柔弱、卑下、落后的地位。但老子不是一个绝对的悲观厌世者。
作为没落贵族，他希望夺回失去的天堂，不过他反对孔子、孟子通过积极活动、当官出仕的办法来达到目的，而是想根据他的思想和理论，让社会倒退到“小国寡民”的原始社会去，依照“柔弱胜刚强”，得了祸往往会转变成福的逻辑，使自己从极其落后的、与世无争的地位，转变成刚强的掌握大权的统治者，来达到争得天下的目的。“不争”正是为了“天下莫能与之争”。所以老子的辩证法观念和复古主义的历史观，是为他“柔弱胜刚强”，达到“天下莫能与之争”的政治目标服务的。当然，老子的世界观是唯心主义的，辩证法观念是不科学、不发展的循环论，因此不可能指导他获得政治上的成功，只不过成为当时没落贵族希望恢复失去的天堂，又无力恢复这个天堂的无可奈何的心理状态在哲学上的反映。
老子的思想中有一些辩证因素是有其原因的。他是当过史官的没落贵族，熟悉历史上朝代的兴亡盛衰，看到贵族下降为士甚至变成了庶民、奴隶，看到原来无权无势者上升为统治者。社会的急剧变化和自然界的阴阳盛衰反映到他的思想上，产生一些朴素辩证观念是正常的。但他站在反对社会进步的没落贵族的立场上来看待这些变化，所以《道德经》一书中充满着对社会进步和变化的恐惧、怀疑、敌视的情结。他不希望社会前进，而是主张社会倒退；不希望社会有变化，而希望社会停滞。他要求在辩证的世界中找到一个不辩证的东西，以自己的辩证法来否定辩证法。老子希望通过使社会倒退和人民无知无欲来达到恢复自己政治地位的目的。当然这只能是不可能成功的空想。
庄子即庄周，生卒年代不详，宋国人，活动年代约同于孟子或稍后一些，他的著作即《庄子》。由于老聃没有留下著述，《道德经》成书很晚，所以《庄子》一书是道家第一部有完整哲学体系的著作。庄子做过小官，后闲居为隐士，他写的散文文笔动人，言辞优美，其理论成为一套很能吸引人的完整思想体系，所以在社会上起了较大的影响和作用。
庄子把老子的消极思想发展到了极点。老子主张倒退复古，但还有限度，还想以退为进，实现复辟，在某种条件下，老子的“无为”思想还可以起一定的积极作用，如西汉初期就实行过“黄老无为之治”，对汉初经济的恢复发展起了休养生息的作用。庄子是一个绝对的悲观厌世者。他认为，社会的一切都是坏的，都是没有任何意义的，希望回到浑浑沌沌、是非不分、人和生物不分、生死莫辩的虚伪境地。他认为，人生在世界上，对一切都无所谓，一切都随自然，人的生老病死，社会上的一切变动，都没有什么关系，因为人总要和万物的本体“道”合在一起的。有一次，庄子做梦时自己变成一只蝴蝶，醒来后看到自己还是庄子，他就自己问道：“是庄周变成了蝴蝶呢还是蝴蝶变成了庄周呢？大概是庄周和蝴蝶，是互相变化出来的吧！”他认为自然界是由“道”组成的，自己要和这个“道”合在一起，就可以解脱人生的一切忧虑、烦恼、痛苦以至生死。死了还是存在，变成了其他东西，变成什么东西都一样。人生就可以不生不灭，无穷无尽，达到理想境界，每个人也就得到了最大的自由和快活。庄子称这种打破一切差别的境界，和万物的本体“道”合为一体的理论为“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能够做到这一点的人，就是修养出来的“有道之士”，就是“真人”。“真人”是庄子最理想中的人。《庄子》一书中的代表作《人间世》、《大宗师》、《齐物论》、《逍遥游》等篇所描绘的就是这样一个生死不分、人与动物不分、没有好恶是非和欢乐痛苦的浑沌世界。
庄子的宇宙观本质上是主观唯心论。就以“道”来说，老子把“道”看成存在于客观世界中的东西，而庄子要把自身和浑沌的“道”合一，有我的心就是“道”，“道”就是我的心的倾向，人的命运决定于自身的修养和内心的活动，这属于主观唯心论了。庄子的主观唯心论有可能来源于儒家八派中的颜渊学派。颜渊是孔子学生，孔子多次赞扬颜渊住在破陋的房子里，过着贫寒的生活，自得其乐地闭门修养的功夫，做到了自己的心三个月内不违背“仁”。依靠闭门的内心修养就能做到“仁”，实际上就是说人的内心活动就可以决定一切。庄子发展了颜渊的思想，走上了主观唯心主义的道路。
庄子的思想是极端消极悲观颓废的。老子认为世界上万事万物存在种种矛盾对立并且会转化，而庄子要否定世界上的一切差别和对立。庄子认为高下、好恶、是非、真假、贫富、祸福、生死等等都一样，这就是绝对的相对主义。他认为，首先认识的对象本身是相对的，如美和丑，高和下、生和死等最后都是一样的，它们的性质是无法认识的；其次，主观认识能力是相对的，如庄子做梦变成蝴蝶一事，他自己不能确定是庄周变成了蝴蝶还是蝴蝶变成了庄周，因此他认为一般人没有认识事物的能力。他举例说：毛嫱和丽姬是美人，但鱼见她们吓得深入水底，鸟见了她们吓得高高飞起，麋鹿见了她们吓得快快跑开，那美不美究竟以谁的判断作为衡量是非的标准呢？所以他认为人的认识能力也是相对的；第三，真理的标准也是不可知的，因为万事万物没有什么是非、真假之分。庄子从人的认识都不免带有局限性、片面性出发，加以无限扩大，把相对论绝对化，引导人们走向怀疑一切、否定一切的虚无主义和神秘主义的错误道路上去。所以庄子取消了老子哲学中的积极层面。而把老子的消极思想发展到了极点。
庄子哲学思想的本质是主观唯心论和绝对的相对论的结合。他的学说是不能自圆其说的。因为他既然把所有的东西都看成相对的，便没有一个真理和是非标准。那么我们便可以问庄子：庄先生，你自己的学说是不是相对的呢？如果是相对的，那么你的学说就不是真理；如果你的学说是绝对正确的，那么宇宙间就有一个绝对正确的东西存在了，就打破了你的哲学体系。
庄子的学说是一套极端颓废消极的迷信思想。这种思想无论在战国时代和当今时代，都会起消极作用。在社会动荡不安、战乱极端频繁、政治空前黑暗、人民生活异常痛苦的时代，庄子思想或许能对人民起某种精神上的安慰作用，但并不能使他们认识生活痛苦的根源，找出摆脱痛苦的途径。汉初统治者采用黄老思想而不采用庄子思想，就是因为庄子思想消极面太大。庄子学说使人们消极、懒惰、悲观、颓废、厌世。如果在阶级社会中，人民群众像庄子所主张的那样，任何痛苦都不要计较，任何生产活动都不必去搞，生老病死也完全置之不理，梦想变成蝴蝶或金鱼来享受自由和快活，那社会就无法存在，人类就无法存在，只能回到动物世界去。庄子的思想，是否定发展、否定进步、否定人类、否定人类社会的思想。这种思想是当时没落破产的旧贵族，既想复辟又眼看大势已去，处于无可奈何情况下，想解脱自己的痛苦，自我麻醉又想麻醉别人的这样一种情况的反映。
但是，从思想文化发展史的角度来说，庄子哲学的出现是有贡献的。第一，《庄子》一书文笔优美，是战国散文的杰作。《庄子》、《孟子》、《荀子》、《韩非子》是先秦散文四大家，而庄子的文笔之生动感人又超过了另三家。第二，《庄子》一书论述了一个结构完整，说理严密的主观唯心主义哲学体系。如此完整的哲学体系的出现，在我国古代非常罕见，因此在哲学发展史上有一定的地位。
法家的代表人物是商鞅和韩非。商鞅是前期法家的杰出代表，是战国时期最杰出的法家政治家和实践家。他的思想和事迹前面已论述。韩非是后期法家的杰出代表，是战国晚期法家思想的集大成者。
韩非，出身于战国晚期的韩国贵族家庭。他和李斯一起在荀子门下求过学。李悝、商鞅等前期法家主要贡献在改革社会制度、推行变法改革，是改革家；而韩非等人则是总结了前期法家学说，又全面批判和总结了战国诸子的思想，提出了一套比较完整系统的加强中央集权、巩固封建统治的理论学说，是新制度在理论上的奠基者，是理论家。韩非生在韩国，他多次劝韩王采用富国强兵的方法，但不为韩王采用。贵族棠谿公劝韩非放弃法、术等学说，放弃自己的政治主张，以免带来祸害。韩非拒绝了他的建议，他觉得只要法、术等学说对国家有利就要宣传，不怕昏暗的国君加罪于他。但韩国日益衰败，韩非的学说始终没有被韩王采纳。
韩非就在家中写书。他写的书传到秦国，当时秦王嬴政正在准备完成统一中国的大业，迫切需要一套完整的适合封建统治需要的理论，所以看到了他的书后赞扬不已，说：“我如果能够见到这个人，和他相处在一起，就是死了也没有什么遗憾了。”秦王命令攻打韩国，要求韩非归秦。公元前233年，韩非到了秦国。秦王嬴政高兴极了，和他日夜议论政治，商讨加强封建国家统治的办法。秦始皇统一中国前后的重大政治措施，实际上都是按照韩非的理论来制订的。但是，这位对我国封建社会政治制度和统治思想的发展有很大贡献的思想家，在入秦后不久，竟受到他的老同学李斯以及姚贾等人的忌妒、打击和陷害，最后被他们杀害了。
韩非和商鞅等一样，主张历史进化观。他反对孔子、孟子称颂夏、商、周三代及老子赞美“小国寡民”、“民老死不相往来”的崇古言论，认为历史是前进的，时代是发展的，在三代是合理的进步的东西，到了后世就会变得荒谬悖理。为了批判儒家等学派经常称道古代的言论，韩非举了历史上的例子宣传进化观点：在上古时，因为人民要避开野兽的侵害，所以有人出来作巢，使人住到树上去，人民拥护他当王，称有巢氏；人民吃生的动植物经常生病，所以有人发明了钻木取火，使人能吃熟食，人民拥护他当王，称燧人氏。在中古时，天下洪水为灾，所以有鲧、禹治水。在近古时，桀、纣暴虐，所以有商汤、武王的讨伐。如果有人在夏代的时候还迷信上古，还要在树上筑巢，用钻木取火，难道不要被夏代的祖先鲧和禹所笑了吗？如果有人在商代和周代还迷信夏代的方法，还要像鲧、禹那样去治水，难道不要被商代和周代的创建者商汤和周武王所笑了吗？然而在今天的时代，有人还赞美尧、舜、禹、汤、武等人的治世方法，不是会被新的圣人所笑了吗？韩非以历史事实为依据，批评了老子及儒家等学派鼓吹复古的不合时宜。他提出了“不期修古，不法常可，论世之事，因为之备”的主张，呼吁要按照当时的实际情况来制订政策。能这样做的人就是当世的圣人，这个圣人当然就是采用了法家政策的当代的国王了。
韩非对如何搞好当时的政治提出了法、术、势的学说，要求当今国王把法、术、势结合起来建立一套完备的统治机构和统治手段，来巩固新兴国家的统治。
韩非认为：商鞅强调法治，申不害强调术治，慎到强调势治，应该彼此互相补充，将法、术、势结合。商鞅的法治对秦国的发展起了重大进步作用，但这个法有片面性。韩非说：商君之法规定，斩敌首一级可以当俸禄五十石的官，斩敌首只要有勇力即可，而当官要凭智慧，怎么能叫只有勇力的人去当智能之官呢？他又认为，商鞅讲法治而不讲术治，使得打了胜仗的大臣更尊贵，扩大了国土的大臣受封土地更多，利于大臣而不利于君主。韩非也称颂过申不害，但他又批评申不害谈术治而不谈法治，使韩国十次用术，而法令经常变更，由于没有统一的法令，官员不能执法到底，而人民犯法的越来越多。
韩非总结了商鞅和申不害的学说和经验，认为法是官吏据以办事的规章，术是人君统治的手段；法是主要的，但还要有术来补充，才能加强国君的统治权力。除了法、术外，韩非还强调势治，势即威势，韩非认为，君主有威势才能统治天下，没有威势，就是古代的圣王尧、舜也不能定天下。他要求国君们运用法和术，建立一套统治全国的情报网，以便居于深宫而能驾驭四海，这就是势。韩非认为，国君善于用势来统治则国家安全，不能用势来统治则国家危险，国君有了势就能“制天下而征诸侯”，就能使老百姓听命服从。国君必须全面地掌握国家统治的基本的法律规章制度——法，统治人民的权术和手段——术，国君拥有高高的驾驭人民的威势——势，才能巩固新兴国家的统治。
韩非主张性恶论，但他不主张用荀子的礼义去教育，而鼓吹用严刑酷法去镇压。他批判儒家宣传的仁政，认为治理国家不能靠仁义和德政，而要用严刑酷法和权术威势。他说：“家规严厉就没有凶悍的奴仆，慈爱的母亲往往有败家的儿子，威势可以禁止暴虐，而德厚不足以制止乱事。”他又说：“母亲爱护儿子往往超过父亲一倍，而儿子听从父亲的命令往往超过母亲十倍；官吏对人民不讲仁爱，而人民听从官吏的命令又超过父母一万倍。”因此，他要求国君“不养恩爱之心，而增威严之势”。因为他认为人性恶，所以国君只有用严刑酷法加权术和威势，才能纠正人性恶的一面，治理好国家。韩非发展和扩大了荀子“人性恶”的理论，但荀子要求用礼义来教育，韩非强调用刑法来纠正。
韩非对商鞅之法、申不害之术、慎到之势的不足的批评是对的。他把法、术、势结合起来，构成完整的法家学说体系，建立了一套君主专制主义理论，在当时对完成封建统一，结束分裂割据，加强中央集权，否定宗法性的世官世禄制度，推行任人唯才唯贤、官吏由上级任免、奖优罚劣等新的社会制度是有积极意义的。但韩非的理论有极大的消极面。商鞅的理论往往从整个封建国家的利益出发，而韩非的理论处处为国君的个人利益着想；荀子说人性恶，这个观点是错误的，但他还说人可以教育好，韩非把人人都看成恶的，必须用刑法来镇压。在这方面，韩非比他称颂的这两位前辈思想家都倒退了。
韩非法、术、势结合的理论，在当时对建立统一的中央集权的封建国家是必要的，但绝不是达到长治久安的妙法，他的理论，不仅为秦始皇，也为后代的封建帝王搞君主专制、镇压人民提供了理论依据。从韩非入秦到秦统一的十几年中，韩非的理论对秦国经济、政治、军事力量的发展和消灭六国起了重要作用；但在秦统一以后，秦始皇继续用韩非的理论，对人民进行严刑酷法的统治和残酷的压迫剥削，终于激起了秦末农民起义，推翻了秦王朝的统治。历史实践证明，韩非治国理论有严重缺陷，所以西汉建国后，统治阶级总结了历史的经验，到汉武帝统治时采用董仲舒“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主张，确定经过改造了的孔孟学说作为封建正统思想，起到了巩固统一、稳定统治、安定社会的作用。
孙武和孙膑是春秋后期和战国中期著名的军事家，都是齐国人，孙膑是孙武的后裔，两人生卒年代不详，孙武的出生地根据当今学者研究或在今山东广饶，或在今山东惠民；孙膑的出生地则在今山东郓城。孙武所写的《孙子兵法》是世界著名的军事学著作。孙武首先强调了战争的重要性，他说：“兵者，国之大事，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他列举了传说中的为人们所称道的帝王，都是通过战争击败对手，建立和巩固自己统治的事实，说明“战胜而强立”，只有战胜敌人才能使国家富强。靠“仁义”、“礼乐”等“以禁争夺”是不可能的。只有通过战争，才能建立一个“万乘国”、“万乘王”。
孙武强调指挥军队必须严格军纪，赏罚分明。他在吴国练兵时，吴王把一百八十名宫女交给孙武，要看看他的军法能不能调动娇生惯养的妇女。孙武把吴王宠爱的两个妃子作为两队的队长。在训练中，宫女们嘻嘻哈哈，不照规定的动作去做。他命令重做一次，宫女还是不听指挥。他令再重做一次，宫女们还是嬉笑不止。孙武下令按军法办事，把担任队长的两个宠妃杀掉了。以后继续操练，宫女们都认真去做了。孙武执法如山、不避亲疏、不分贵贱、严明军纪的做法，是他在吴国指挥军事取得成功的重要原因。
在《孙子兵法》中，强调要充分发挥将帅和士兵的主观能动作用，利用自然条件，严格执行军纪和法令。在作战的指导思想上，强调要深入掌握敌我双方的军事情况，“知彼知己”，才能达到“百战不殆”。作战中要争取主动权，攻其不备，避实击虚，善于隐蔽，并根据兵力的多少和战争的发展，灵活机动地运用战略战术。《孙子兵法》为日本人推崇为“世界古代第一兵书”。
过去有人认为，是孙膑写了《孙子兵法》，由于上世纪七十年代山东临沂银雀山汉墓既出土了《孙子兵法》，又出土了《孙膑兵法》，两书内容根本不同，证明《孙子兵法》确为孙武所著，而孙膑自己独立著作了《孙膑兵法》。从《孙膑兵法》来看，他对孙武的军事理论作了补充和发挥。如孙膑认为将令要“知天”、“知地”，内得民心，外知敌情，要做到“见敌所长、则知其所短；见敌之所不足，则知其所有余”。使自己时时处于主动而不至陷于被动。在进攻时，要集中优势兵力，充分发挥自己的有利条件，以众击寡，以逸待劳，以快胜慢，避实击虚，以充裕胜虚弱。打仗必须建立在以进攻为主的基础上，“必攻不守”。孙膑指挥齐国军队，在桂陵、马陵两次战争中，大败魏国，证明了他的军事理论是有效的，是我国重要的军事遗产。
当然，孙武、孙膑的军事理论也有些不足。如未能区分战争的正义性和非正义性，没有指明人民群众在战争中的作用，过分强调将帅的作用等。这是他们所处的时代条件和阶级局限性所决定的。
名家的代表人物是惠施和公孙龙。惠施的著作已失传，其学说保存在《庄子》、《荀子》、《吕氏春秋》等书中，主张“合同异”，即注重事物性质的“同”的方面。公孙龙有《公孙龙子》一书保存其学说，其学说的特点是“离坚白”，即强调事物性质的异的方面。总的来讲，名家就是按自己的观点来校正事物的名和实，调整事物的名和实的矛盾，由此发展成为进行名词和概念的探讨，称名辩学派，简称名家。
惠施的学说据《荀子·不苟》说：“山渊平，天地比，齐秦袭……卵有毛，是说者之难持也，而惠施、邓析能之”，由此我们知道惠施“合同异”就是抹杀不同事物间的差异，把不同的东西和不可能的东西硬说是相同的和有可能的。这当然是错误的诡辩了。但惠施的思想也包含了某些辩证因素在内，如他说“物方生方死”。生物要么是活的，要么是死的，没有同一生物既是活的又是死的，所以一般来说是错误的；但它也说明了事物在变化发展之中，生命的开始就酝酿着它将来的死亡，所以也不能说它全错。但这个分析只能从某种特殊意义上来看才有正确性，而惠施正把“合同异”推而广之，看成普遍规律，就陷入了相对主义的错误的诡辩论中去了。
公孙龙的思想更具有主观唯心论和诡辩论的特点，他认为“白马非马”，因为“白马”这个东西中包含着“白”和“马”两样东西，白是颜色，马是形体，所以“白”“马”两个概念不等于“马”一个概念。一块又坚又白的石头，旗色是“白”的，质地是“坚”的。当人们看到“白”的颜色时就没有接触到它的“坚”，当人们接触到它的“坚”时，就没有看到它的“白”，所以“坚石”是“坚”和“石”，“白石”是“白”和“石”。公孙龙的诡辩，否认了物质世界的客观存在，否认了根据人们的实践早已认识了的外界一切事物的客观存在，强调事物只是依赖于人们的感觉而存在，当你以一种感觉器官接触某件事物的一种特性，就存在这一事物；当你以另一种感觉器官接触这一事物的另一种特性，就存在着另一事物。所以他的思想，完全是主观唯心论和形而上学的，是荒谬悖理的诡辩术。
名家的出现是由于战国时社会急剧变化中出现了名实不符的情况。名家要求正名，不论是“离坚白”还是“合同异”，他们可以随心所欲的把不同的东西说成同一的东西，把一件事说成两件事，通过在名词概念上的荒谬诡辩来达到颠倒和否定客观世界早已存在了的事物，以图尽量多保留旧事物。这是名家出现的历史背景。
阴阳家的代表人物是邹衍。邹衍是齐国人，活动年代约在公元前305年至前240年间，其著作已失传，但在《吕氏春秋》等书中留下了片断记载。他提出了阴阳消长、五德终始学说，简称阴阳五行说。邹衍根据我国古代物质构造的古老学说，认为黄帝时是土德，尊崇黄色；夏代是木德，尊崇青色；商代是金德，尊崇白色；周代是火德，尊崇赤色；代替火德的将是水德，尊崇黑色。水胜火，代表水德的朝代将会代替周代；火胜金，周代代替了商代；金胜木，商代代替了夏代；木胜土，夏代代替了黄帝时代。邹衍是用阴阳消长，五行相胜来说明旧的王朝必然灭亡，新的王朝必然出现，历史是发展变化的这个道理。这种理论使战国时互相攻伐争胜的各国统治者找到了自己代替周代出现是必然规律的理论依据，因而受到欢迎。所以邹衍到各国时，分别受到梁惠王、赵国平原君、燕昭王的礼遇和欢迎。但是，五德终始说不是历史发展的科学理论，因为它没有说明历史发展的动力，五行相胜实际上是循环论，因为按照这个理论，今天是土德的朝代，过五代后，还会重新出现这样一个朝代。它后来被道教方士利用，发展为宗教理论，不是偶然的。
农家的代表人物是许行和陈相，他们的学说大都已失传，也没有留下著作。从现存片断资料为看，他们代表了战国时新兴的个体农民的思想。他们政治上要求统治者和人民一起劳动，“并耕而食”，反对过度的压迫剥削；在经济和科学上，农家学派总结了很多农业生产经验，他们还主张自力更生，自己生产自己所需要的一切东西，少去购买商品、少受商人的盘剥。孟子曾经驳斥过农家代表人物陈相的人人都去参加农业劳动，一块劳动一块吃饭的观点，说明劳心和劳力分工是社会的必然。农家思想反映了农民朴素的平均主义思想，反对贫富不均和压迫剥削的政治理想，在历史上有一定的进步性。
纵横家的代表人物是鬼谷子、张仪和苏秦。传说鬼谷子是苏秦、张仪、孙膑、庞涓的老师，是老子的学生，姓王。这个说法只供参考，从时间上看是对不上的，因苏、张、孙、庞四人是战国中期人，作为四个人老师的鬼谷子不可能是老子的学生。传世的《鬼谷子》一书主要是讲诡秘论辩之术。实际上是纵横家、兵家、阴阳家、法家、道家思想的混合物，包含的内容很丰富，其中多次讲到阴阳相生相克的道理。
张仪和苏秦是战国时期的著名外交家，张仪倡“连横”，苏秦倡“合纵”，采用夸张、比喻、谈优不谈劣，推论等外交辞令，穿梭于列国之间，说服国君听从自己的计谋，形成纵横家学派。传世的战国时的分国史《战国策》，集中记载了苏秦、张仪的外交言辞。纵横家虽有不同学派之争，但在说动国君和军队要克敌制胜方面有共同性，其理论讲求诡秘、讲求权术，成为战国时期政治理论的一大特色，值得后世参考和借鉴。
杂家的代表人物是吕不韦。他本为阳翟商人，后投机政治，将自己已怀孕的妾赵姬嫁给了秦国留在赵国做抵押的公子异人。吕不韦又买通了华阳夫人，使秦王立异人为太子。后来异人当了秦王，便封吕不韦为相国，赵姬生下的嬴政（即秦始皇）称吕不韦为仲父。吕不韦在秦国当政后推行商鞅的富国强兵政策，并在洛阳食十万户，手下养了大批宾客。在吕不韦的主持下，他手下的宾客集体著成了《吕氏春秋》一书。由于该书写作条件优越，宾客来自不同学派，所以该书编得很好，内容丰富，有杂家的色彩，特别是其中有几篇讲农学和农业生产技术为内容的，尤为珍贵，成为迄今唯一留存下来的反映战国农学和农业生产知识的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