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讲　始兴私学，倡导仁礼的孔夫子

春秋战国时期，是旧的社会制度瓦解、新兴势力崛起的时代，也是学术文化兴旺、人才辈出的时代。春秋后期在今山东省南部的诸侯国鲁国，出现了一位思想、学说和事业深深地影响了其后两千多年中国社会的大思想家。他就是孔子。孔子的生平怎样，他究竟提出了什么学说，创造了什么事业，以至被尊为“至圣先师”，被世界各国所尊敬和推颂呢？

孔子，生于公元前551年，死于公元前479年。他出生在一个没落贵族家庭，六世祖孔父嘉是宋国的司马，被华督所杀，其子逃奔鲁国避难，后定居鲁国。孔子的父亲叔梁纥是鲁国昌平乡陬邑（今山东泗水县南）的一个职位不高的武官。叔梁纥原来有个儿子，早死了。他年迈时娶了一个年轻贤慧的姑娘颜征在，即孔子的母亲。孔子的父母婚后曾到曲阜城东南的尼丘山祷告求子。因为孔子排行老二，按传统习惯称“仲”，又因在尼丘山祷告而得，所以父母给他取名为孔丘，字仲尼。

孔子三岁时，父亲就去世了。在他母亲的培养教育下，孔子从小勤奋好学，刻苦读书。他自己曾说：“吾非生而知之者，好古敏以求之者”，“学而不厌，诲人不倦”，也就是说，我不是生下来就什么都懂的人，而是刻苦勤奋地学习古代的文化知识而得来的，对读书学习从不厌烦，教育别人从不疲倦。他刻苦学习古代的礼乐典章和历史文化，年纪很轻时就掌握了西周时代流传下来的六艺（礼、乐、射、御、书、数），熟悉古代的典章制度，特别向往西周的历史文化，崇拜周公。青年时代的孔子，在鲁国的国都曲阜城里，就以崇古好古，知识渊博出名。青少年时代的孔子，生活贫寒，为了维持生活，孔子年轻时当过管理牛羊的小官。正是艰苦的生活环境，培养了孔子刻苦耐劳、矢志不移的坚强意志。孔子三十岁时，招收了一批学生，开始私人讲学。以后，跟他学习的人越来越多。传说孔子的弟子有三千人，有具体史料记载的著名的有颜渊、子路、子贡等七十二人，他和他的学生们宣传自己的思想和学说，形成了一个重要的学派——儒家。孔子就是儒家学派的倡始者。

孔子在政治上毕生从周尊周，并不是他希望复古，因为孔子并不向往原始社会。《礼记·礼运》篇用孔子的话称颂原始社会“天下为公”，是儒家后学的假托，并不是孔子自己的思想。周武王和周公所建立的西周王朝，废除了商代的暴政，结束了商的战乱，实现了和平和安宁，振兴了文化和经济，人民得到了休养生息，所以孔子认为西周的制度最好，主张建立西周式的国家。他说：“周监于二代，郁郁乎文哉，吾从周。”也就是说周朝是借鉴了夏、商二代的不足而建立起来的，周的文化是丰富多彩的，我是拥护周代的。他赞赏西周时“礼乐征伐自天子出”的国家统一、上下有序的政治局面，希望恢复周天子的权威，反对诸侯、大夫、陪臣的僭越反叛。齐景公问他政治怎么搞，孔子说：“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即做君的要像做君的样子，做臣的要像做臣的样子，做父亲的要像做父亲的样子，做儿子的要像做儿子的样子，强调各守自己的名分，各尽自己的职责，遵守正常的政治秩序和人伦规范，反对打乱社会秩序，破坏社会安宁的行为。

孔子在政治上的尊周崇周，要求维持安定统一的社会秩序的主张是有其社会背景的。他自幼过着“贫且贱”的生活，由于家境贫寒，年轻时干过一些当时贵族们看不起的低贱工作，看到而且体察到了下层人民生活的疾苦，了解不断的战争和苛暴的政治给人民带来的灾难，产生了同情人民疾苦的思想。记载孔子及其弟子言行的《礼记·檀弓》说，孔子有一次经过泰山，见到一个女人在哭。孔子问其原因，她回答说丈夫和儿子都被老虎吃掉了。又问她为什么不搬家，回答说因为这里没有苛政。孔子听后叹息说：苛政猛于虎呵！

孔子同情人民疾苦，主张减轻剥削，使人民得到安宁、温饱。他知道“贫而无怨难”，要老百姓无衣无食没有怨恨之声，这怎么行呢？他的一个学生冉求帮助鲁国的贵族季氏去收税，孔子认为季氏之富已经超过周公了，再求还要帮季氏去搜括。对此，他非常不满意，叫学生们去“鸣鼓而攻之”。他反对苛政暴政，认为统治者要“举贤才”，把有贤能才德的人选拔出来管理国家，孔子“举贤才”的思想违反了商周以来亲亲贵贵的制度，反对了传统的宗法等级秩序，是战国秦汉以后任人唯贤、任人唯才的进步的选官思想的先驱。孔子强调民本思想，关心人民的生产和生活，主张“节用而爱人，使民以时”。希望统治者不要太奢侈腐化，节省费用，爱护民生，使人民的生产活动能按时进行。孔子说过，对人民要使他们“富之”，然后“教之”，即先使老百姓富起来，能吃饱穿暖生活安定，然后再教育他们，使他们提高文化科学水平，那么天下可以太平了。

由此可见，孔子在政治上尊周崇周，但他理想中的社会和西周社会实际上是不一样的。孔子是想在保留西周统治秩序的旧形式下来推行自己的理想政治，即减轻对劳动人民的压迫剥削，使人民在生活上富起来并学习先进的文化知识，选拔出身低微经过学习成绩优秀的贤才来管理政治，对社会作改良，反对上下僭越的暴力行为和杀人放火的战争，以缓和社会矛盾、建立国家安定统一的新的盛世。

在伦理思想上，孔子提出了“仁”的学说，这是孔子思想的核心和精粹。

“仁”从字形上看为二人之形，即人与人的关系。人与人的关系究竟应该怎样相处？自阶级社会产生以来，人类社会产生了抢掠、攻伐、侵略、争夺，产生了无穷无尽的动乱和灾难；而人类早在原始共产社会就存在相互爱护、相互关心、团结合作的传统。我国自古以农立国。农民由于生产条件、生活条件的影响，也养成了互助友爱、勤劳务本、谦让友善的道德。孔子自幼刻苦学习古代文化，总结了人民的传统美德，加以概括提高，提出了“仁”的思想。所以“仁”不一定是孔子第一个发明的，但却是孔子第一个大力提倡宣传的。“仁”的思想为化解社会矛盾、增强群体团结、实现社会和谐和国家安定创造了条件。

孔子的言行集《论语》一书提到“仁”的地方有一百多处。尽管孔子在不同场合对“仁”的解释有所不同，但其中心思想是一致的，即“樊迟问仁。子曰爱人”。“爱人”是“仁”的宗旨，所以常连称“仁爱”。

爱人之道首先要关心他人。孔子说：“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即自己想树立的东西也帮别人树立，自己想达到的目的也帮别人达到。子贡问他：“如有博施于民而能济众，何如？可谓仁乎？”孔子回答说：“何事于仁，必也圣乎？尧舜其犹病诸。”孔子认为，如果有人能做到“博施于民而能济众”，即使广大老百姓都得到恩惠，那就是把仁的道德做到了极点了，比“仁人”更高，尧舜还难以做到呢。所以仁的道德既是高尚的，又是平易的，人人能做到的。因为仁者以爱人之心待人，心胸博大，所以孔子说：“仁者无忧”。讲仁的人都是正直、善良、忠厚的人，所以孔子说：“刚、毅、木、讷，近仁。”即刚毅、厚重、少说话、多办实事的人，都近于“仁”。而“巧言令色，鲜矣仁”，即花言巧语、好虚名好色的人，是不近仁道的。因为这样，仁者总是先己后人，不怕困难，才能有所收获的，所以孔子说：“仁者先难而后获，可谓仁矣。”凡是求声名好虚妄不求实际的人，都是不近仁道的。他的学生子张追求“在邦必闻，在家必闻”的声名和外表，孔子认为这不免虚伪，是“色取仁而行违”，即表面上好像做到了仁而实际上违背了仁。

中国传统习惯强调家庭伦理，孝是周代的主要统治思想，也是实现家族和人际团结凝聚的思想基础，包含了传统的亲亲仁爱、尊老扶幼的美德，所以孔子把孝道和仁也联系起来，他说：“孝悌也者，其为仁之本屿？”认为孝悌是仁的根本，这是有道理的。一个人如果在家对父母兄弟不孝不悌，就根本不可能做到对他人的仁爱了。“君子笃于亲，则民兴于仁”，每个人在家内做到了亲亲仁爱，仁就扩大到民了。

与仁相应的行为规范是礼。礼从广义上来讲，是社会的行为规范和习俗制度；狭义的礼是周礼，是周代的典章制度。孔子所讲的礼，是广义的礼。孔子希望的礼是以仁的道德为内容的新礼。在孔子看来礼是仁的外部表现，仁是礼的道德内容，两者不可分离。周代的礼俗以宗法制为核心，强调孝道，孝是周礼的核心内容。孔子把孝也看成仁的根本。他最得意的学生颜渊问他对仁的解释。孔子说：“克己复礼为仁，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焉。……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也就是克制自己的欲望，样样按礼的要求去看去听去说去做，天下就做到仁了。

传统观点认为，孔子“克己复礼为仁”的解释是要回复到西周礼制社会，其实不是。他的礼实际上是指维护春秋时代社会安定民生安宁的礼，是仁的外部表现。他的两位著名弟子子路和子贡问他，管仲算不算做到了仁。管仲曾当过齐桓公哥哥公子纠的谋臣，按周礼，管仲是必须尽忠于公子纠的。但孔子认为管仲做到了仁，对他大加表彰说：“桓公九合诸侯，不以兵车，管仲之力也，如其仁，如其仁！”“管仲相桓公，霸诸侯，一匡天下，民到于今受其赐，微管仲，吾其被发左衽矣！”可见孔子把安定国家，有利于民生的事作为仁的首要内容的。所以孔子讲的礼治，并不是要完全恢复西周的秩序制度，而是要有利于安定他所处的春秋时代的社会秩序和民生安宁。这和仁是一致的。

孔子主张的仁，就是礼的实际内容。仁和礼，在当时处处与民生安宁、国家安宁联结在了一起。如弟子仲弓问他什么是仁，孔子说：“出门如见大宾，使民发承大祭；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在邦无怨，在家无怨。”弟子樊迟问他什么是仁，孔子说：“居处恭，执事敬，与人忠，虽之夷狄，不可弃也。”弟子子张同他什么是仁。孔子说：“能行五者于天下，为仁矣。……恭、宽、信、敏、惠。恭则不侮，宽则得众，信则人任焉，敏则有功，惠则足以使人。”从这里看出，孔子理想中的仁，范围非常广泛。孔子要求志士仁人，为实现仁和礼而奋斗。“无求生以害仁，有杀身以成仁”。为了实现仁的目标，可以牺牲自己的生命。

因为仁是指人与人之间关系的一种以爱人、宽容、谦让、利他等内容在内的美德，所以孔子把忠、信、恕、义等道德都包含在仁之内。忠的原始意义是忠于事业、忠于职守、忠于大众，到春秋时产生了忠于主人、忠于君王之意。《左传·庄公六年》记载了“曹刿论战”的故事，讲齐桓公登位后因为鲁国曾帮助其哥哥公子纠与自己争位，便出动大军包围了鲁国，鲁庄公要军事家曹刿来指挥鲁军抵抗齐国的入侵，曹刿问庄公，你凭什么条件可以打败齐军呢？庄公先讲了他关心人民的两件事，曹刿说不可，于是庄公说：“小大之狱虽不能察，必以情。”曹刿说“忠之属也！可以一战。战则请从。”于是曹刿指挥的鲁军在人民的支持下果然打败了齐军。

鲁庄公说鲁国人民打官司，不论案件大小，他虽然不能一一去调查实察，但一定会秉公判断，而曹刿认为这正是鲁庄公“忠”的表现，取得了人民的信任，所以有条件打败齐军。这说明在春秋前期“忠”还存在忠于职守、忠于事业、忠于大众的含义，是鲁庄公忠于鲁国人民，而不是鲁国人民忠于鲁庄公。这种美德孔子认为应该包括在“仁”的涵义之内，所以孔子说：“与人忠”，“为人谋不忠乎？”

孔子把“忠”和“恕”并提。关于“恕”，孔子说，就是“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是待人宽容，克己为人的美德。忠、信、恕合起来就是仁。孔子还提到了义的道德，认为“见义不为，无勇也”。“君子以义为上”，反对只求利而不顾义的行为。

可见仁的含义很广，是泛指处理人与人、人与群体关系中一种以实现社会和谐为目标的人道主义、群体主义伦理。仁的外部表现就是礼。《论语》第一篇《学而》引用孔子的弟子有子的话说：“礼之用，和为贵；先王之道，斯为美。”仁是社会道德，礼是仁的外部表现，仁和礼的内容中和谐是最珍贵的。过去文武周公推行的道德就以和谐为最美的。孔子崇周尊周，正是为了承继古代的美德来改造春秋时的社会。

从仁和礼的伦理思想出发，孔子提出了一套改造当时社会的政治思想，主要是德化和礼治，即用道德来教化人民，反对杀戮镇压；用礼治来管理人民，反对苛政暴敛。

鲁国的季孙氏，世代为鲁国贵族。有一次季康子问孔子治理国政的办法说：如果杀掉无道来表彰有道者，这样做好吗？孔子回答：“子为政，焉用杀？子欲善而民善矣。”意思是说：你带头做善事，老百姓就跟你为善了，何必要用杀呢？所以孔子说：“故远人不服，则修文德以来之；既来之，则安之。”对远方的人民及部族小国，应修好文德，给他们以宽仁优惠，使他们心悦诚服地接受统治；他们接受了统治后，要使他们得到休养生息，让他们生活安定。贵族叶公问孔子怎样治政，孔子说：“近者说，远者来”，即靠近的老百姓高兴地拥护你，远方的老百姓主动地来归顺你。

孔子主张统治者对人民要做到礼、义、信，“上好礼，则民莫敢不敬；上好义，则民莫敢不服；上好信，则民莫敢不用情；夫如是，则四方之民襁负其子而至矣”。孔子认为，只要统治者自己模范地遵守礼、义、信等道德规范，用德来治政，人民自然会服从，老百姓会拖儿带女地来投靠你。如果统治者自己道德不好，其身不正，就不可能统治好人民，所以他说：“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

孔子在我国历史上第一次提出了爱民的思想。他同情人民疾苦，反对苛政暴敛。他的弟子冉求帮助季孙氏管理封邑，增加了对人民的剥削，孔子气得叫他的弟子们对冉求“鸣鼓而攻之”，说冉求“非吾徒也！”鲁哀公有一次因为收成不好，用度不足，问孔子的弟子有若（即有子）怎么办？有若回答说：用古代的什一之税怎么样？哀公说：我现在征收什二之税还不够用，怎么能恢复古代的什一之税呢？有若回答：“百姓足，君孰与不足；百姓不足，君孰与足？”意思是说老百姓富足了，你怎么会不富足呢？有若的思想就是孔子的思想。孔子认为：民安即国安，民富即国富，民穷则国穷，提出了藏富于民的思想。

孔子最早提出了减轻压迫剥削，让人民能富足安宁。他说，统治者要“敬事而信，节用而爱人，使民以时”，统治者忠于职守，办事诚信，节省费用，爱护人民，老百姓能按时生产，不违农时，国家就治好了。孔子又说：“有国有家者，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贫而患不安；盖均无贫，和无寡，安无倾，”不怕寡就怕不平均，不怕贫就怕不安定，做到了平均和谐安宁，社会就会太平了。

过去有种观点认为孔子搞愚民政策，认为只需要贵族有文化，人民不需要学文化，这种观点是不符合事实的。孔子是我国历史上率先提出要使人民首先“富”，然后受“教”的杰出思想家。孔子首倡私学，提出“有教无类”的教育思想，这是他对人民不仅要让他们“富”，而且要让他们受“教”的具体实践。

如何实行德化和礼治的理想政治呢？孔子认为要靠贤才，只有既有贤德又有才能的人来当官，才能把政治搞好。他的弟子仲弓当了季孙氏的宰（地方官），请教孔子怎么搞好管理。孔子说“先有司，赦小过，举贤才。”先有司，有司是地方胥吏之类的基层小官，要先听听他们的意见；赦小过，即办事要看重大节，不计较人家小的过失，才能化解矛盾，凝聚力量；举贤才是最重要的，即把有贤才的人选拔出来当官，才能把事办好。

孔子希望他的政治思想能够在鲁国和当时的整个中国实现。为此他作了前赴后继的努力。

鲁桓公的三个弟弟，即孟孙氏、叔孙氏、季孙氏，世代占有封邑，是鲁国三家著名的宗法贵族，其中季孙氏权势尤大，鲁国后期的国政基本控制在季孙氏手里。孔子想通过他和他学生的努力，来扩大鲁国国君的权力，压抑和打击季孙氏等三家势力，依靠鲁国的公室来推行自己的政治主张。于是，孔门弟子们利用自己已执掌的权力，搞了一次“堕三都”活动。

原来孟孙、叔孙、季孙虽控制了鲁国的实权，但三家手下的家臣（和三家有宗法依附关系的、协助三家管理地方事务的小官）的权势也强大起来。季孙氏的家臣阳虎（亦称阳货）很凶横，曾反叛季氏，季氏几乎被杀。当时三家的都邑都在家臣的管辖之下，成了独立割据力量的根据地，季孙氏等对此很不放心。孔子的一些学生是季氏的家臣，得到了季氏的信任，便和季氏计议决定“堕三都”（毁坏三家都邑的城墙）。于是叔孙氏的都邑郈的城墙先被拆除，季孙氏的都邑费（今山东费县）的城墙，经过一番斗争后也被拆毁了。季孙氏以为这是孔子和他的学生帮助他做了一件好事，而孔子和他的学生实际是想通过“堕三都”，削弱三家根据地的势力，达到“张公室，抑私门”的目的，以便通过鲁国国君来推行政治上的改革。

孔子的这个计谋被孟孙氏看出来了，孟孙氏和他的家臣密商以后，拒绝堕毁自己的都邑成。执政的季孙氏也逐渐觉察出了孔子的图谋，不再信任他，免除了他的司寇之职。孔子在鲁国丢了官，但是为了实现自己改良政治的主张，他决定带领弟子们周游列国。

孔子一行先到了卫国。卫灵公开始时以优礼招待孔子。孔子在卫国住了不久，有人在卫灵公面前诬告孔子，灵公叫公孙余瑕故意带军仗出入于孔子住处。孔子怕得罪，住了十个月便离开了卫国。

孔子去陈国的途中经过匡地。孔子长得有点像鲁国的大夫阳虎，而阳虎过去曾带军队在匡地暴虐百姓，于是匡地人民和军队把孔子包围了起来，关了五天还不放他出来。孔子的弟子很着急。孔子却坦然乐观地说：“周文王没有了，文王的礼乐之道不是留在这里吗？老天爷并不想丧灭我，匡地人能把我怎么样呢？”他和他的学生子路弹剑而歌，歌三曲终了时，匡人见到孔子一行没有加害他们的举动，于是解围而去。

孔子离卫后到蒲，一个月后回到卫国，住在贵族蘧伯玉家。卫灵公好色，他的年轻美貌的夫人南子派人对孔子说：“各地方到卫国来的君子如果想和国君交朋友，一定要来见我，我也很愿见。”孔子辞谢，在不得已的情况下见了南子。当时南子在帐惟之后，佩戴了大批玉器，孔子向她鞠躬，南子在幕后向孔子一再拜谢。子路听说孔子去见了南子，很不高兴。孔子说：我本不愿见，只是以礼貌见她而已。孔子在卫国住了个把月，对卫灵公和南子的行为很厌恶，说：“我没有见过好道德的人像好色的人那样多呵”，便离开了卫国。

孔子经过曹国到了宋国，和弟子们在一颗大树下演习礼节。宋国司马桓魋想杀孔子，指使人把大树拔掉，孔子被迫离开。他的弟子们劝他快一点走。孔子说：“我宣传的道德符合天意，不会不吉利的，桓魋他能拿我怎么样呢？”

孔子到了工商业发达的郑国，与弟子们走失了，孔子一个人独自在东郭门东张西望地等候着。郑国人见到了孔子的学生子贡说：“东门口有个老人，东张西望地站在那里，他的头和肩有的地方像尧，有的地方像臯陶，有的地方像子产，但腰部以下比禹短了三寸，好像丧家之狗。”子贡知道他说的是孔子，便找到孔子并把郑国人的话告诉了他。孔子笑着说：“人的形状是次要的，说我是丧家之狗，倒有点像呢！”

孔子到了陈国，住了三年多。有一次，一批老鹰会集于陈的宫廷，被石砮击中而死。陈湣公知道孔子博古通今，便派人去问孔子。孔子说：“这是古时肃慎人使用过的楛矢（木弓）石砮（石箭）呵。武王克商时开通了九夷百蛮地区的道路，使各地的部族前来贡纳，于是肃慎族进贡了楛矢石砮，表示臣服于周。武王为宣扬德政，把肃慎的楛矢分给了自己的女儿大姬，大姬嫁了虞胡公，公封在陈。当时分同姓贵族出珍宝玉器，加深亲情；分异姓贵族以远方的贡纳，使不忘记从属臣服关系，所以分陈以肃慎的矢呵！”陈湣公派人查了旧府所藏，果然得了楛矢。

在晋、楚、吴的攻伐中，陈国常受侵害。孔子离开了陈去卫，经过蒲地时被蒲地的反孔势力包围了，孔子的学生中有个叫公良孺的，为人贤而有勇力，以私车五乘跟随孔子，准备与敌人拼斗而死。公良孺冲出拼斗时，蒲人害怕了，便对孔子说：你们不去卫国，我们就放了你们。孔子与他们定了盟誓，蒲人放孔子一行出了东门。孔子乘机去了卫国。子贡问他：立的盟誓可以违背吗？孔子说：这个盟誓是威逼下订的，神也不会遵从。

孔子在卫国想有所作为，但卫灵公年老，怠于政事。孔子叹息说：假使有用我者，一个月就可以实行，三年就可见成效。孔子离开了卫国。

这时晋国掌权的大夫赵简子的中牟邑的邑宰佛肸背叛了，使人召见孔子，孔子想去。子路劝他说：“我听您说过，君子是不去做过恶事的人那里的。现在佛肸以中牟为基地背叛了赵简子，而您想去，怎么解释呢？”孔子说：“你说得对。坚硬的东西再磨而不会变薄，洁白的东西再染之而不会变黑。我处在浊乱中但不会污染于我的！”

孔子想西行去求见赵简子，走到黄河边上，听说赵简子杀掉两位贤大夫窦鸣犊、舜华，便望着东流的河水叹息说：“洋洋的河水是美丽的，但我的时机不利，大概是命运定的吧！”子贡问他是什么意思。孔子说：“窦鸣犊、舜华在赵简子未得志前帮助赵简子从政，在赵简子得志以后却杀掉他们。我听说如果剖开孕妇的腹部杀掉胎儿，麒麟就不会飞到郊外；如果把池水抽干将所有鱼都捕完，蛟龙就不会和合阴阳；如果把鸟巢打掉毁尽鸟卵，则凤鸟不至。为什么？不能伤残其类呀！鸟兽知道不义还会躲避，何况我呢？”孔子于是写了一曲琴曲《陬操》来悼念两位贤人，回到了卫国。孔子与卫灵公语不投机，于是又去了陈国。

不久，鲁国的执政者季桓子病重，对他的儿子季康子说：我死后，你必担任执政的相位，一定要召孔子回来。桓子过几天死了，季康子代立，想召孔子回来。贵族公之鱼说：“过去先君用他而不能善始善终，成为诸侯的笑话，现在用他假使又不能善始善终，不是又被诸侯耻笑了吗？”康子说：“那么召谁来辅政呢？”公子鱼说：“应该召冉求（孔子的弟子）。”冉求将去季康子处，孔子勉励他说：“鲁国召你回去，将大用你呵！”子贡知道孔子想回鲁国，即告诫冉求说：如果季康子信任你，你就要求召回孔子吧。

冉求回去了，第二年孔子从陈国到了蔡国。又过一年，孔子又从蔡国到了叶国。叶公问他政治怎么搞，孔子回答说，“要做到近的地方拥护你，远的地方依附你。”叶公问子路孔子是个什么样的人，子路不说。孔子听到后对子路说：“由呵！你为什么不这样回答他：孔子的为人是学而不倦，诲人不厌，发愤忘食，乐而忘忧，不知老之将至呢？”

孔子一行回到了蔡国，在途中遇见两个隐士长沮、桀溺，一前一后在田间耦耕。孔子叫子路去问路。长沮说：“坐在车子上的是谁？”子路说是孔丘。问：“是鲁国的孔丘吗？”回答说：“是的。”长沮说：“他懂得路途的。”桀溺又问：“你是谁？”子路说“是仲由”，问“是孔子的徒弟吗？”回答说：“是的”。桀溺说：“天下治乱，谁能够改变呵！你们与其做改变人世的士，还不如做避世的士呀！”两人继续耕田，不再理会子路。

子路告诉了孔子，孔子很有感触地说：“鸟兽是不能同他们合群的。如果天下有道，我还要去改变吗！”过几天，子路遇见一个背荷草器的老人，就说：“您见到了我的老师吗？”老人说：“四体不勤，五谷不分，算什么老师！”便拿起木棍除草了。子路告诉了孔子。孔子说他是隐士呵。叫子路再去，老人已不见了。

孔子在蔡国一住三年。吴楚在陈发生战争。楚国听说孔子一行正在陈蔡之间，便派人给孔子送了聘礼，按礼俗孔子将往拜礼。陈、蔡两国的大夫们商量说：“孔子是贤人，他所评论的事都是当前诸侯国的失政，我们所推行的都不符合孔子的意见。楚是大国，现在来聘孔子，如果楚国重用了孔子，我们就危险了！”于是大夫们发动徒党把孔子一行包围起来。孔子一行不能脱身，连粮食供应也断绝了。他的学生十分担忧，想不出脱围的办法，而孔子却仍然在陈蔡之间的郊野地方讲课、弹琴、唱歌。

子路问：“当君子的也有穷困的时候吗？”孔子说：“君子穷困时不改信仰，如果小人穷困就什么都做得出来了。”孔子知道弟子们有危机感，便召见子路说：“我们所讲的道理难道不对吗？为什么遭此危难呢？”子路说：“是不是我们没有让他们知晓我们的本意，人家不放行我们？”孔子说：“如果仁者一定会让人家相信，周初怎么会出现反对周的新政的伯夷、叔齐呢？如果使人家知晓而一定会赞同放行，商代末年怎么会出现反对商政被剖心而死的王子比干呢？”

孔子又问了子贡。子贡说：“夫子的道理太宏大了，所以天下不能容夫子，您减少点吧。”孔子生气地说：“良农善于耕种而不一定收成得好，良工善做巧物而不一定能顺人之意。现在我们倡导的学说有纲有纪，顺乎道理，而却不能被容纳。今天你不坚信自己的学说而却要损益以求容纳，你的志气太短浅了！”

孔子又问颜回，颜回说：“夫子的道理太宏大，所以天下不能容。然而，夫子努力推广实行，别人不容何损于我，别人不容更显示出君子的本色。我们有学问而不修治宣传，是我们的不足；我们已修治宣传了而不被实行，是当政者的不足。不容有什么关系，不容才见得我们是君子呢！”孔子高兴地说：“好呀颜氏之子，我和你的志向是相同的。”孔子派子贡出使楚国，楚昭王出动军队迎接孔子，孔子一行摆脱了陈蔡之围。

楚昭王将把书社的土地七百里封给孔子。楚国令尹子西劝阻说：“孔子手下有子贡、颜回、子路、宰予等能人协助，而且讲述三皇五帝的法典，弘扬周公召公的事业，如果让他占有了七百里土地，又有贤弟子辅佐，不是楚国的福气呵。”于是昭王未封土地给孔子。楚国的狂人接舆听说孔子到楚国来宣传政治，便唱着歌经过孔子身边，歌词说：“凤兮凤兮，何德之衰！往者不可谏兮，来者尤可追！已而已而，今之从政者殆而！”以此来讽谏孔子，叫他不要从政。孔子从车上下来想和他讲话，接舆迅速走避了。

孔子从楚国回到卫国。当时卫国君主辄父不得立，流浪在外，而孔子的弟子多人在卫国出仕当官。卫君想请孔子来当官。子路问孔子：“如果卫君请您当官，您将首先办什么事？”孔子说：“正名呀！”子路说：“老师您讲得太迂腐了，名有什么可以正的呀！”孔子生气地说：“仲由你太粗野了吧？名不正就言不顺，言不顺就事不成，事不成就礼乐不兴，礼乐不兴就刑罚不中，刑罚不中老百姓行为生活就没有准则了。所以君子们做事处世必须名正言顺，言行一致。”第二年，孔子弟子冉求当了鲁国执政季氏的将师，打败了齐国。季康子问他：你学过军事吗？回答说：“从孔子那里学的。”季康子说：“孔子是什么样人？”回答说：“用他很有名望，无论对百姓来讲或对鬼神来讲都不会有遗憾的。”季康子决心召回孔子。孔子在卫不得志，便说：“鸟可以选择树林，树林怎么能选择鸟呢？”这时季康子逐走了公华、公宾、公林，以聘礼迎孔子，孔子回到了鲁国。

孔子周游列国十四年后返回了鲁国。鲁哀公、季康子对他虽很敬仰，也常向他请教，但始终未能重用孔子。孔子年岁亦大了，便不再求出仕当官，而是安心讲学，传授学业，培养弟子。

孔子毕生从事教育，作为我国古代最伟大的教育家和教师之祖，孔子提出了三大教育观以及一系列先进的教育思想，对我国的教育事业产生了巨大深远的影响。

在教育对象上，孔子提出了“有教无类”的思想，并在毕生的教育活动中加以实践。有教无类，就是教育不分类别、不分等级、不分贫富，只要受教育者愿来学习，都加以施教。这就开启了下层人民受教育，学术文化下移，下层人物通过学习进身仕途参与国家管理的历史潮流，具有重大的历史进步意义。

孔子首倡私学，开启了私人办学授徒的传统。孔子很多学生来自贫苦人民，来自社会下层，通过孔子的培养和教育，他们都成为春秋战国之际的杰出人才。颜渊是孔子最得意的学生之一，出身贫民，常年住在陋巷之中，衣食不周，然而信仰不移，苦学成才。孔子弟子中年龄最大的子路，是“野人”出身，野人就是住在荒野之中的穷人。子路性格直率，爱好武艺，精通军事。在孔子周游列国和日常生活中，子路忠诚地保护他尊敬的师长，时时向他请教，最后在政治活动中不幸殉职。子贡出身于商人，商人在周代被看作贱民，排在农、工之后，地位很低。他师从孔子后，成为杰出的外交人才，曾出使吴、楚等国。子贡始终忠诚于孔子。孔子死后，子贡在其墓旁结庐居住，守墓多年。“子贡庐墓处”至今仍保存在曲阜孔陵，成为后人瞻仰的景点。公冶长曾是罪犯，孔子赞扬他的道德和为人，并没有小看于他，还将自己的女儿嫁给了他。冉伯牛、司马牛原来都放过牛，是放牛娃出身，被孔子培养成为人才。还有一个学生樊迟，在向孔子学文化时还没有忘记要去学种田种菜。虽然受到孔子批评，但也反映樊迟也是下层劳动者出身。孔子的三千弟子经过孔子培养，或出仕从政，或设馆授徒，或经商，或著书立说，形成了新的士夫集团，对春秋战国时期的社会变革和学术文化发展起了积极作用。

在教育方法上，孔子主张“因材施教”。孔子因材施教的思想，是朱熹在《四书集注》一书中总结出来的，反映了孔子在教育方法上的创造。孔子教育的内容，既有德育，包括思想、道德、为人、处世方面的学问，也有智育，即礼、乐、射、御、书、数等历史文化和科学知识方面的内容。从《论语》等书的记载来看，孔子似乎更重视德育，把它看成培养学生做人处世的根本。但学生出身、生活条件、文化水准、性格特征各不相同，孔子针对学生不同的特点，实行了不同的教育方法。

《论语》中记载了子路、冉求、公西华三弟子向孔子请教问题时，孔子不同的回答便是一个典型例子。有一次，子路到孔子处问孔子：“我听到的事是否马上就去做呢？”孔子说：“你有父兄在，应先听听年长者的意见再去做。”冉求也去孔子处问孔子：“我听到的事是否马上就去做呢？”孔子说：“对，应马上去做。”公西华年龄小，听到两位师兄问孔子同一个问题，而孔子作不同的回答，便去问孔子：“仲由问您听到的事是否要做，您说要听听父兄的意见再说；冉求问您听到的事是否要做，您说应该去做。我觉得有点不解，请老师解释。”孔子说：“冉求这个人做事谨慎小心，遇事退让犹豫，不敢有所作为，所以我鼓励他要勇于进取，做事有决断；子路这个人勇敢任事，好胜人，但常常考虑欠周到，所以我劝他要谨慎一些，多听听长辈的意见。”公西华听后大受教育。

孔子还注意启发引导，不断引人去探索学问的究竟。《论语·子罕》中记载了颜渊的一段话：“夫子循循然善诱人，博我以文，约我以礼；欲罢不能；既竭吾才，如有所立，卓尔，虽欲从之，末由也已！”孔子使颜渊在求学的道路上“既竭吾才”、“欲罢不能”，从而不断深入的原因，在于孔子能“循循然善诱人”一句。可见孔子教育思想上的创造。

在培养目标上，孔子提出了“学面优则仕”、“仕而优则学”的思想。“仕而优则学，学而优则仕”的意思是：出仕当官后，还要用多余的时间继续学习；读书读得好后，就可以出仕当官。“优”在这是既可作“多余”解，又可作“优秀”解。这一培养目标的提出，否定了商周以来世官世卿世禄的传统，为学习优秀有真才实学的人才参与国家管理开创了道路，是战国以后任人唯贤、任人唯才、唯才是举的进步的选官思想的前驱，具有重大的历史进步意义。

孔子的教育思想是很丰富的。他虽然认为上层人物有智慧和下层人民缺少文化这种现象难于改变，习惯风俗相差很远，但他认为“性相近”，即才能相近，天性没有什么不同，因此，都可以通过教育培养其成为“学而优则仕”的国家管理人才。孔子主张实践，他说：“君子欲讷于言，而敏于行。”主张少讲空话，多做实事。在学问上，他主张少空想，多读书，“吾尝终日不食，终夜不寝，以思，无益，不如学也”。学问上的追求比思考更重要，但学问也要和思考结合起来，“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主张边学边思，学思并重。学习既要从书本上学，也要在社会上学，所以孔子主张要“多闻多见”，“多闻择其善者面从之，多见而识之”，因为知识来自各方，只有多闻多见，才能使知识与社会生活结合起来。

孔子认为书本是前人经验的总结，首先要读好书，学到真才实学，不读书只去实践还是不行的，他的学生子路叫子羔去当鲁国费邑的宰（长官），子羔还没有读多少书，孔子便批评子路说：“你这样做是害了他呵！”子路说：“有人民，有国家，可以学习，何必读了书再去学习呢？”孔子生气地骂他是“佞者”。孔子的意见是对的。治国理政之才是需要通过学习来培养的，社会实践只是不断总结提高的途径，不能代替读书求学。

孔子主张向社会上一切有知识长处的人学习，学无常师，“三人行，必有我师焉，择其善者而从之，其不善者而改之”。⁽¹⁾在学问上他主张实事求是，反对弄虚作假，提倡老老实实的科学态度：“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只有这种诚实的态度，才能求得真学问，学到真本领。他力倡终身学习，终身受教，“学而不厌，诲人不倦”的精神，把求学和从教作为终生的事业。

当然，受到时代历史条件的局限，孔子的教育思想也有些不足之处。表现为：一是轻视对生产劳动知识的学习。他的学生樊迟要学种菜种田，但遭到孔子的责骂。二是有一定的轻视妇女的思想，他认为“唯女子与小人难养也”。在周代的宗法统治中，妇女是没有受教育的权利的。由于妇女文化低，从事家务劳动，所以孔子认为难于教育好。三是认为“上智”与“下愚”的格局是不可改变的。这是等级观念的反映，也是当时社会现实的反映，但孔子通过自己的教育实践，也培养了一批来自“下愚”的穷人子弟，成为“学而优则仕”的上层人物，可见下愚和上智总的格局不可改变，但就具体个人来讲，还是可以改变的。孔子在教育思想上的不足是他所处的历史和时代条件所决定的，我们要认识其不足，但不能苛求于前人，这样才能更好地做到批判继承。

孔子毕生从事教育，他把“述而不作”作为自己一生活动的宗旨，即只讲述传授弟子，不从事著作。他尊周崇周，认为周代的文化和典章是丰富多彩的，他要把周代的文化和学术传授给学生，自己不必再作创造。他一生丰富的思想和实践全部记录在他给学生的述学之中。孔子去世后，他的学生出于对他的崇敬，整理了孔子讲学的笔记和记录下来的孔子的言行，汇成《论语》一书。

《论语》是经过孔子学生们整理修改论定过的孔子的言行集，是中国所有古籍中在世界上影响最大的一本。《论语》分20篇，每篇用该篇第一句话中的2个字或3个字为篇名，如第一篇《学而》，开头一句话为：“子曰：学而时习之，不亦乐乎。”《颜渊》篇的开头一句话是“颜渊问仁。”以此类推。《论语》的体例，后来为《孟子》、《荀子》等书所继承。《论语》20篇中，前15篇记录的基本上都是孔子本人的言行，第16～20篇多为孔子弟子们的言行，除了最后一篇《尧曰》反映了孔子后学的思想外，《论语》中绝大多数篇幅都反映了孔子的原始思想和言论行动，是研究孔子最重要的资料。《论语》结构严谨，语言精练，言简意赅，内涵深刻，其所反映的传统道德思想被公认为中国传统文化的精粹，是中国留给世界的珍贵文化遗产。

传说孔子“删诗书”、“作春秋”，这是孟子等孔子后学们说的，也常被作为历史事实写进研究孔子的著作教材之中。其实，孔子“删诗书”、“作春秋”，既不符合孔子自己的思想，也不符合历史事实。前辈学者对此早就有过定论。

书是尚书。孔子是绝不可能删书的。因为第一，孔子毕生尊周崇周，热爱周代文献，不可能去删改周代文献；第二，孔子自己说“述而不作”，对传统文化的态度是极为严谨的，怎么又会修改和删去前代的文献呢？第三，现存《尚书》中无论是可信的二十八篇还是伪作的二十多篇，都跟孔子的文风语言大不相合；第四，如果孔子删了《尚书》，那么《尚书》篇数在孔子之后应该减少了，怎么后来反而多出了很多篇？

孔子删改《诗经》这也是绝不可能的。第一，同样是因为“述而不作”；第二，现存文献中从未有孔子删《诗》的记载；第三，《论语》中一再提到“诗三百”，赞扬“诗三百”给自己的启示，可见孔子时代的《诗经》就是三百余篇。周代《诗经》的篇数和今天流行的《诗经》的篇数一样多，如果孔子删了《诗》现在流传的《诗经》应该远不足三百篇。

孔子作《春秋》，相信者更多，然而绝不是事实。第一，孔子自己说“述而不作”，毕生讲授而不写作，是他的志愿，他怎么可能去写一部《春秋》呢？孟子说孔子作《春秋》，而孔子自己说他从未作过书。孔子做的事，我们是相信孔子自己说的话呢，还是相信一百多年后孟子的言论呢？第二，现存传世的《春秋经》，语句杂乱，简略草率，词不达意，被王安石称为“断烂朝报”。孔子是一位大学问家，孔子弟子整理而成的《论语》，语言简练精确。孔子这样一位大思想家、大教育家，写出《春秋经》那样杂乱无章的书，是不可想象的。第三，《论语》是记载孔子言行最详尽的书，《论语》中从未提到孔子删《诗》、《书》，作《春秋》之事。第四，为孔门后学所谓的《春秋经》中的“微言大义”，如大一统思想、非正卿思想，和孔子思想不符合。可见孔子删《诗》、《书》，作《春秋》之说，是儒家后学编造出来的。

公元前479年5月（鲁哀公十六年四月），孔子去世，享年七十三岁。他的弟子为他服丧三年，子贡结庐于墓旁六年后才离去，鲁国人民在坟旁为其守墓者有百余家。孔子之后，儒家分为八派，以孟子、荀子影响最大。汉武帝时“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孔子的思想成为封建正统思想，对此后两千多年的中国社会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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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论语·述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