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讲　战国时期的变法改革

春秋晚期和战国初期，各诸侯国内新兴的卿大夫势力经过夺权斗争以及相互之间的攻伐战争，已经掌握了大权。有的代替了原来的国君自己当了国君，国主改了姓，如齐国的田氏夺取了姜姓国君的宝座。姬姓的晋国被韩、赵、魏三家瓜分。作为新兴国家的统治者，他们进行了一系列的政治、经济改革，巩固了新兴的封建政权。另外，原来西方的秦国、北方的燕国和南方的楚国，也在诸侯兼并战争中保存了下来。它们战国前期，也都进行了发展经济、政治，顺应历史潮流的改革，秦国的变法改革犹为彻底。通过变法改革，秦、楚、燕、齐、韩、魏、赵七国，以不同于春秋时代诸侯国性质的新兴封建国家的面貌出现，中国历史进入了一个新的时期，史称战国。

战国时期变法改革最早的是魏国，进行改革的君主是魏国第一代国君魏文侯（前445～前396年在位）。他招才纳贤，先后有子夏、田子方、段干木、李悝、吴起、西门豹等人为他重用，尤以李悝、吴起、西门豹三人的作用为大。李悝等人是当时新兴的法家代表人物。法家主张废除世官世禄制度、奖贤任能；以法治国，加强君权；奖励农业，发展生产；奖励军功，以武取胜等。法家的政治主张，虽有不足之处，但在当时是顺应历史潮流的思想。

李悝，是孔子弟子子夏的学生。他先学儒学，后学法学，写了一部《法经》，不仅总结了当时各国法律思想和法治的经验，而且成为秦汉以后历代法律思想的基石。魏文侯任命他为相国，他便在魏国首先推行了符合新兴地主政权需要的政治制度，在经济上“尽地力之教”，取得了很大的成效。

李悝变法的主要内容是：首先，废除商周以来传统的世袭制。他尖锐地指出，旧贵族依仗世袭爵禄，“出则乘车马衣美裘”，“入则修竽琴钟石之声”，奢侈腐化，不干实事，是“淫民”，是社会进步的阻力。李悝要求剥夺这些“淫民”的爵禄，建议魏文侯“夺淫民之禄，以来四方之士”，按照“食有劳而禄有功”的原则，即根据功劳和能力来选拔官吏。魏文侯觉得李悝的建议很对，根据李悝“有功必赏，有罪必罚”的建议，严厉打击了旧贵族势力，吸引了很多贤才为魏国服务。吴起、西门豹、乐羊等政治家、军事家云集魏国，得到了重用。

其次，大力推行“尽地力之教”的经济政策。他下令铲除了井田的疆界，提出了“废沟洫”的主张，有利于荒地的开垦和农田水利事业的发展。后人认为废井田始于李悝。这使魏国封建生产关系占了主要地位，解放了农业生产力。李悝还为魏文侯设计了使农业增产增收的方案：他认为在百里见方的地方，有田九万顷，除去山川、河泽、城邑、乡居外，实际可耕面积为六百万亩。如果勤劳耕作，每亩增产三斗，六万顷土地可增产粮食一百八十万石。经营不好就要减产。他建议根据土地好坏分给每个农民一百亩（约合今三十一亩）或二百亩土地，鼓励农民在自己的土地上努力生产，充分发挥土地的潜力，增加粮食产量，发展小农经济。

农民最怕的是物价飞涨。李悝创立了“平籴法”，以平抑粮价：丰年时，政府以平价购进余粮作储备，使粮价不至暴跌；荒年时政府以平价出售，使粮价不暴涨，用“收有余以补不足”的办法平衡粮价，防止商人哄抬物价，以稳定小农经济。平籴法有利于农民，但也遭到了很多权贵的反对，所以到魏惠王统治时被废除。

第三，推行法治，以法治国。这是李悝变法的核心内容之一。他作《法经》六篇，这是有记载的我国第一部成文法典，是在调查当时各国的法律基础上，根据当时新兴地主阶级政治的需要，加以整理修改完成的。可惜《法经》原文已失传，只留下了个篇目：盗法、贼法、囚法、捕法、杂法、具法。盗法和贼法，是对付和治理破坏社会安宁和封建统治秩序的行为的法律；囚法和捕法，是惩办盗、贼的具体办法；杂法是惩办盗窃兵符官印、议论国家法令、赌博和贪污等方面的法律；具法是特殊情况下加重和减轻刑罚的法律。总之，《法经》是一部维护封建统治秩序的法典。

在魏文侯任用李悝改革政治经济制度时，还任用西门豹革除迷信陋习，宣传先进文化；任用吴起改革军事制度。均取得了成效。

魏文侯派西门豹为邺县县令。邺县在今河南安阳市和河北临漳县一带。是当时魏国和赵国的交界处。西门豹来到邺后，见当地田土荒芜，人烟稀少，一片荒凉的景象，便询问当地父老是什么原因，父老们说：“老百姓最苦恼的是为河伯娶妇，弄得家破人亡，民穷财尽。”西门豹进一步了解到因为漳河每年夏秋两季常有暴雨，使河水泛滥成灾，于是地方的三老、廷掾和专门以装神弄鬼为职业的巫祝勾结起来，把漳河水灾说成是“河伯显圣”，说只要每年挑选年轻美女送给“河伯”做老婆，就可以避免水患，民生安宁。于是这些人借替“河伯”娶妻为名，搜刮民财，横征暴敛，每年所得钱财以百万计，只用一小部分为“河伯”娶妇，绝大多数装进自己的腰包。

逢到“娶妇”的时节，巫婆看哪个少女长得好看，就强行选她为河伯之妻。在“娶妻”活动的当天，把强抢来的少女梳洗打扮，穿上华丽衣服，放在新床上，然后把新床放进漳河中，随河水漂流，最后新娘沉入河底，就说被河伯娶去了。这种恶习，使少女深受其害，迁去外地的人越来越多，成为造成本地落后萧条困苦的原因。西门豹是一位无神论者，他非常气愤，决心打击这股欺害人民的恶势力。他故意不动声色地对父老们说：“下次为河伯娶妇时，请告诉我一声，我去参加典礼，为新妇送行。”

到了为河伯娶妇的节日，听说县令西门豹也要来为河伯的新媳妇送行，漳河两岸早已挤得人山人海。只见十来个小女巫簇拥着一个打扮得妖形怪状的老巫婆上场了，西门豹和他的随从也到了现场。典礼正要开始，西门豹说：“把新媳妇带上来，让我看看长得美不美。”老巫婆很想巴结新县令，马上把新娘带到了西门豹身边。西门豹一本正经地看了看新娘，摇头说：“这个新娘长得不美呀！麻烦巫婆去告诉河伯，今天不送新娘了，改日选到漂亮的再送吧！”老巫婆听说县令要她下水去告诉河伯，吓得脸色大变，两旁兵丁把她拦腰抱起，扑通一声，甩进了河里。西门豹又一本正经地在河边等了一会，便对随从说：“老巫婆怎么还不回来，大概上了年纪不中用了，派她的徒弟去打听一下吧！”于是兵丁把一个小巫婆又扑通一声丢进了河里，紧接着又有两个小巫婆被投进河里。西门豹又等了一会，回头对乡官说：“老巫婆和她的徒弟是女流之辈，办事不行，烦劳三老（乡官）自己下河跑一趟吧！”兵丁把“三老”也抛入了河中。波涛翻滚的漳水吞没了这些平时残害人民的“河伯”的代言人。西门豹为了教育广大人民，装出严肃认真的样子，又在河边等候了许久，然后说：“巫婆、三老办事不力，请县吏和豪绅派一人下河去催问一下。”这时，平时装神弄鬼、鱼肉人民、无恶不作的县吏、豪绅们，惊恐万状，生怕被西门豹丢进河中处死，一齐跪倒在西门豹脚下，连连磕头，请求饶命。于是，为河伯娶妇的骗局在广大群众面前暴露无遗。西门豹说：“你们起来吧，河伯留客太久，我们也该回去了。”这批家伙便爬起来仓皇逃命。从此，邺县再也没有发生“为河伯娶妇”的事了。

西门豹以他的机智和勇敢赢得了这场改革的胜利，大快人心，使长期以来残害人民的迷信陋俗受到了扫荡，惩治了坏人，教育了人民。接着，西门豹对邺地的社会制度进行改革。为了根治水患，发展生产，他发动民众开凿水渠，引漳河水灌田。当时民众还有人怕得罪河神，也有人认为工程浩大，得不偿失。西门豹毫不犹豫地说：“今天修水利给乡亲们添了负担，百年之后会大有收益，你们的子孙会感谢我们给他们办了一件好事的。”他领导人民修了十二条水渠，既减轻了漳河泛滥的灾害，又灌溉了土地，使邺地的一片盐碱地变成了良田，每亩产粮达到一钟（当时的一亩，约合现在的十分之三亩；一钟约相当于现在的一百二十多斤），比其他地区亩产高出四倍多。在魏文侯以后的一千多年中，这些水渠始终发挥作用。西门豹组织人民进行军事训练，号召人民积蓄粮食，备战救灾。

西汉时的文献《淮南子》记载了一个故事：西门豹任邺令时，粮库里不存粮食，钱库里不存金银，魏文侯听说后去察看，果然如此，大为生气。面对魏文侯的责问，西门豹说：“我听说成王业的要富民，成霸业的要多存武器，亡国的要多存钱财。大王要成王业，所以我要富民。大王不相信，请大王到城楼上看我击鼓，武装和粮食马上就来了。”于是魏文侯和西门豹登上城楼，西门豹击鼓召集兵民，只见大批民众穿着铠甲，手执弓箭，驾着牛车，挑着粮食云涌而来。魏文侯大为赞叹。西门豹率领了邺地这支训练有素的民兵，北击燕国，收复了被燕国侵占的土地。直到明代，民间还流传着歌颂西门豹除害开渠，使民致富的诗歌：“持酒登堂酬西门，邺县千载甘棠芬。”

吴起是战国初年著名的军事家和政治家，卫国人。他原来家境富裕，年轻时四处奔走，谋求发展，结果到处碰壁，家产破落，遭到他人的诽谤。吴起气愤地杀了诽谤他的人，从卫国经郑国到了鲁国，投入孔子弟子曾参门下，学习儒学。后来吴起母亲死了，吴起没有按儒家的孝道回乡奔丧，曾子便和他断绝了师生关系。吴起于是改学兵法。公元前410年齐国进攻鲁国，鲁穆公想用吴起为将，但听说他娶了齐国田氏的女儿为妻，不大放心。吴起为求得鲁国信任，居然“杀妻求将”。鲁穆公虽觉他为人残忍，还是用他为大将，打败了齐军，但鲁穆公还是听信了谗言，对他不信任，吴起便到了魏国，积极参加了李悝的变法活动。

吴起在魏国对士兵进行严格的挑选、考核和训练。考核的标准很严格：身穿三层甲（上身甲、股甲、胫甲），头戴铁盔，腰佩利剑，提十二石的弓（指弓的拉力，一石约今三十公斤），带箭五支，肩扛长矛一杆，背三天干粮，半天能行一百里。凡考核及格的，免去一家徭役，还奖给田宅。吴起对军队采取新的编制：把机智灵活，善爬坡越沟的士兵编在一起；把吃苦耐劳，善长途奔袭的士兵编在一起。发生战争时，可以交互使用，使其优势得到充分发挥。他创立的军事制度称为武卒制。至今河南省延津县北，还保存着吴起修筑的古城遗址，人们称它为“吴起城”。这个城形状像鹅头，坐落在古黄河北岸、太行堤下，在城西鹅脖处有一座高达数米的黄河岗，传为吴起所筑的鼓楼，可以想见当年吴起在这里练兵击鼓的情景。

吴起来到魏国不久，练兵即见成效。公元前409年，魏用吴起为将，起兵伐秦，夺得了秦的西河（黄河以西，今陕西大荔县以东地区）。吴起又参加了魏灭中山国的战争。魏文侯任命吴起为西河守。吴起在魏长达二十七年之久。有一欢他带兵五万人居然击败了五十万秦军，使“秦兵不敢东向”。后来吴起在魏国争当魏相的斗争中失败，他的仇敌对他进行攻击，魏武侯怀疑吴起，撤了他西河守的职务。吴起被迫离开魏国，于公元前383年到了楚国。

楚国是一个历史悠久的南方大国。又是一个守旧宗法贵族势力很大的大国。楚悼王久闻吴起在魏国改革的成功，对他十分信任，到楚国一年后，就任命他为令尹（国相），主持变法，但遭到旧贵族的猛烈反对。顽固守旧的大贵族屈宜臼指责吴起变法是“变其故而易其常”，吴起好用兵是“逆之至也”，楚悼王要改革是“逆天道”，当面辱骂吴起是“祸人”。吴起面对攻击，毫不畏惧。他对楚悼王说：楚国地广人多，军队有一百多万，过去曾称霸过诸侯，而现在国家又贫又弱，主要原因是大臣权势太大，受封食禄的贵族太多，他们耗费国家的钱财，还利用权势，上欺国君，下压百姓。只有“明法审令”，重新编订官员等级，制定惩贪劣和奖有功人员的章程，实行变法改革，楚国才能富强。楚悼王赞成他的主张。于是变法改革在楚国推行起来。

吴起变法的主要内容有四项。首先，压抑贵族，集权中央。凡封君已传三代的，一律取消爵禄，子孙不得继承。公族（王室的家族）出了五代的，一律取消特权和俸禄，迁到边远贫困地区去“实广虚之地”，从事生产，自食其力。他们原有土地一律由国家收回。其次，“捐不急之官”，改革官僚制度。凡无能无用和不必要的官员一律裁减，并削减官吏的俸禄，节省下来的钱用来抚养战士，奖励军功。第三，不准私门请托，互相勾结，提倡对国家尽忠和正义的行为，统一言论。打击旧贵族对国家的干预。第四，提出“厉甲兵以时争于天下”，建立由国君统一指挥的军队，加强训练，达到统一中国的目的，并加强首都的防卫，将城墙由过去的两坂加高到四坂（约今天的二丈二尺）。

吴起变法沉重地打击了楚国的旧贵族势力，加强了王室的权力，加速了楚国的封建化进程，使楚国迅速强盛起来。公元前381年，赵国因受魏国进攻求救于楚，楚军救赵攻魏，大败魏军，一直打到了黄河边上，引起诸侯国的震惊。吴起还带兵收复了百越之地，势力深入到今广西东部苍梧一带，促进了中原与岭南的经济文化交流和民族融合。当然吴起变法侧重在政治和军事方面，缺少社会经济制度方面的内容，对土地所有制关系未有触动，因而改革的基础不深，所以没有取得广大人民和中小地主的广泛拥护和支持。

公元前381年，楚悼王病死。在变法中受到打击的旧贵族发动政变。在为楚悼王治丧那天，旧贵族带武装围攻吴起。吴起跑进灵堂，躲避到悼王的尸体旁。旧贵族疯狂地向吴起射箭，吴起被乱箭射杀，楚悼王的尸体上也射满了箭。旧贵族还不解恨，又把吴起车裂了。继位的楚肃王根据楚国的“丽兵于王尸者，尽加重罪，逮三族”的法律，下令将“射吴起而并中王尸”的旧贵族七十余家满门抄斩，旧贵族势力也受到了一定的打击。

吴起在楚国的变法由于时间太短，又没有涉及经济领域，新法的成果在楚国没有得到很好的巩固，但楚国以后在改革的道路上还在曲折地前进着，吴起的军事思想和变法主张，对后世起了一定的影响。

公元前四世纪中期，在西方的秦国，发生了一场在战国时期最彻底、最成功、变法过程中斗争最激烈、对历史发展影响最大的变法。这就是杰出的法家政治家商鞅领导的商鞅变法。

商鞅（公元前390？～前338），出身于卫国没落贵族家庭，姓公孙，名鞅，也叫卫鞅，因在秦国变法成功，秦孝公封他商、于十五邑，称为商君，历史习惯称他为商鞅。商鞅从小喜好刑名之学，推崇李悝的法家学说，立下了革新政治、推行法治的雄心壮志。他先到魏国，在魏相公叔痤那里当家臣。公叔痤赞赏他的才干，临死前把他推荐给魏惠王，说商鞅年少有奇才，劝魏惠王重用商鞅，又劝魏惠王假使不用商鞅，就把他杀掉，不要让他跑到别国去。魏惠王对公叔痤的意见没有理会。商鞅在魏国不得重用，听说秦孝公下令求贤的消息，便带了李悝著的《法经》，到了秦国的都城。

秦孝公为什么要求贤呢？原来秦穆公称霸实际上只在西部地区，由于和东部诸侯国交往较少，在秦穆公以后秦国在很长时间内经济、政治、文化都较落后。秦国的国家大权控制在旧贵族手里，他们世代霸占大片土地，反对任何改革。秦国地广人稀，约有五分之三的土地得不到开发。春秋战国时期出现的各种思想学派的代表人物没有一个是秦国人，足见秦国文化的落后。东方诸侯国甚至把秦看作夷狄。但是，秦国也朝着改革的方向在前进。公元前408年，秦国实行“初租禾”，新出现的封建土地所有制在法律上得到了承认，但却比鲁国的“初税亩”晚了186年。

公元前385年，出奔在魏国的秦公子赢连回国当了秦献公，他早就有改革图强的愿望，于是在公元前384年废除了奴隶主杀人殉葬的制度，制定了五家为一伍的户籍制度，公元前378年又“初行为市”，发展经济和贸易，并把国都从雍（今陕西凤翔县）迁到栎阳（今陕西临潼县北），准备收复河西失地。公元前362年，献公去世，二十一岁的儿子渠梁即位为秦孝公。孝公继承了父业，深感“诸侯卑秦，丑莫大焉”，决心奋发图强，加速变法改革。秦国缺少人才，孝公公布了《求贤令》：“有谁能出奇计使秦国强盛，我将给他高官做，并封土地给他”。商鞅就是听到秦孝公求贤，于公元前361年来到秦国的。

秦孝公热情地欢迎商鞅到秦，并和商鞅作了三次详细的交谈。为了摸清秦孝公改革的意图，商鞅在前两次谈话中故意讲了一些古代圣王治国之道和仁政、礼治的内容，只见孝公听了昏昏欲睡，毫无兴趣。谈话后，孝公的宠臣景监马上来见商鞅，说孝公很不满意，商鞅大讲古代的圣王，太糊涂了。于是商鞅知道秦孝公决心改革，推行变法，在第三次谈话时，商鞅向孝公大讲法家的理论：法今不法古，以法治国，富国强兵。孝公听得兴高采烈，连谈了几天都不知道疲倦，于是决定任用商鞅来变法。

但是，秦国守旧的大臣势力和影响很大，为了广泛宣传变法改革的意义，听取各方面的意见，公元前359年，孝公在栎阳宫召集贵族大臣开会，讨论变法改革的主张。在开会时，商鞅完全赞成变法改革。他说：“愚昧的人做不成大事，智慧的人能预见未来”。“圣人治国，只要能够强国，就不沿用古法；只要有利于人民，就不遵守古礼”。他力劝秦孝公坚定变法的主张，不必顾虑人们的议论。这时，守旧的大臣甘龙站起来反对商鞅的意见，说：“古代的圣人不改变教育人民的方法，智慧的人们不改变法制同样能治好国家。”商鞅反驳甘龙的话说：“夏、商、周三代，实行不同的礼俗制度都成功了王业；春秋时代的五霸，用不同的法制都成就了霸业。所以有智慧的人总要改变法制的，墨守成规的人总是死抱住古礼不放的”。他对孝公说：“所以，不能和死守古礼的人讨论大事，不能和墨守古法的人讨论变法。”秦孝公频频点头称是。

这时另一个守旧大臣杜挚说：“收到的利益不到一百倍，不能变法；达到的功效不超过十倍，不改换器用。学习古代没有错，遵循古礼没有害处。”针对杜挚的理论，商鞅以历史事实进行批驳，他说：“夏、商、周等前代君王都用不同法来治国的，学习哪一代的古法呢？古代的帝王治国之术是不重复的，遵循谁的礼制呢？商汤、周武王不遵循古礼而兴了国，夏桀、殷纣王不改变古法却亡了国。反对古法的人，是不能非难他们的，因循守旧的人，是不值得称赞的。”在秦国宫廷内的这场论战中，商鞅宣扬了正确的历史观，论述了变法改革的意义，使变法改革的重要性为朝廷内外所理解，秦孝公也更加坚定了支持商鞅变法的决心。于是在论战结束后不久的公元前359年，⁽¹⁾商鞅根据孝公的指令，拟定了变法的命令和措施。

商鞅为了进一步宣传变法，做到取信于民，赏罚分明，让广大群众进一步了解变法和支持变法，在法令公布前，搞了一次“南门徙木”的试验。他派人在栎阳城的南门树起一根三丈长的木杆，并在旁边挂了一幅布告：谁能把木杆扛到北门口，赏予十金。消息传开后，开始时民众不相信谁真的扛木杆到北门口会得到赏金，隔了很长时间没有人去扛。后来，布告上的“十金”改成了“五十金”。大家议论更多了。终于有一个身强力壮的大汉说：“我来试试看”，大胆地把木杆扛起，进到了北门口，守门的官吏果真给了他五十金。这件事在秦国迅速传开，群众都知道商鞅的执法如山，说一不二，更加相信他公布的法令了。于是，秦孝公就在当年，颁布了商鞅制定的变法令，主要内容如下：

第一，废除世卿世禄制，奖励军功。商鞅坚决改革“有罪可以得免，无功可以尊显”的旧俗，规定国君的亲属（宗室）没有军功的不能列入宗室的属籍。只要人民立了军功的，均按功劳大小赏赐。他规定了秦国的爵位二十级，凡在战争中斩敌首一个，可以赏爵一级，要做官的可以给五十石俸禄的官，斩敌首两个以上的可以类推。这样，升官爵就和立军功结合起来。没有军功的，虽是富人也不能得到尊贵的地位；搞私斗的，要按情节轻重处刑。奖励军功的规定，鼓励人民为封建国家所进行的对外战争服务，提拔了一批支持封建政权、立有军功的新官僚，加强了秦军的军事力量，为秦国对外扩展领土、兼并别国准备了条件。特别值得注意的是，过去秦国封爵位和封土地结合在一起的，而商鞅变法规定的封官爵和封土地是脱离的。二十级爵位中，只有最高一级彻侯有食邑。这就否定了秦国原有的世卿世禄制度，不仅给世代占有土地的贵族以沉重打击，而且封有爵位立有军功的新贵族也不可能拥有大批土地，形成割据势力。这对加强中央集权是很重要的。

第二，实行编户制和连坐法。秦国居民不论男女老少都登记在户籍册上，以五家为“伍”，十家为“什”，互相监督，一家犯罪，如别家不告发，则十家连坐同罪。不检举告发奸人的，处以腰斩的酷刑；告发的人，可以和在前线斩敌首的人一样受奖；藏匿坏人的，同在前线投降敌人的一样受罚。旅店不能收纳没有官府凭证的人住宿，否则，店主连坐。编户制的实行，使大量农民直接变为国家的民户，加强了封建政权对地方上的控制和治理。在当时有一定的进步意义。商鞅所订的法律除了连坐法外，又增加了一些残酷的刑罚，如死刑除了腰斩、枭首（杀头）、车裂等外，又增加了凿颠（凿穿头顶）、抽肋（抽去肋骨）、镬烹（放在锅中烹煮）等刑罚。这些刑罚，有的是中原各国已使用过的。商鞅的连坐法和轻罪重刑办法，是加强国家统治的手段，主要目的是打击和镇压没落奴隶主贵族的反抗，巩固新兴的封建政权。这种酷刑手段和专制统治，对摧毁贵族旧势力和贯彻新法起了重要作用，但法律是国家统治的工具，也是镇压人民群众反抗的手段，特别是连坐法容易株连无辜，消极作用很大。

第三，奖励耕织。商鞅变法规定：凡努力从事生产，使粮食和布帛的产量增加的人，可以免除本人的劳役和赋税；凡不安心务农而从事工商业进行投机倒把或因懒惰不做事、游手好闲而贫穷的人，全家罚做官奴。商鞅还招徕韩、赵、魏三国的无地农民到秦国垦荒，给他们土地和住宅，免除三代的劳役，不要他们当兵，让他们安心务农，为秦国生产粮食。商鞅用免除本人劳役赋税作为奖励农民努力生产的办法，过去魏国曾用此法来考选武卒，限在军事领域内，现在商鞅把它扩大到在全国推行，用免除农民最感痛苦的征发到远地服劳役来奖励努力生产，就极大地起到了鼓励农民生产积极性的作用，所以这种办法到秦汉统一王朝时还在沿用。

第四，破坏宗法制大家庭，鼓励小农经济的发展。变法规定，一户人家有两个儿子以上的，到成年结婚后必须分家，各自独立门户，否则要交双倍的赋税。这有利于调动个体农户的生产积极性。

第五，焚烧诗、书，重视法令。商鞅焚书是因为诗、书成为旧贵族主张复古、反对变法的工具。另外下令禁止私人请托，鼓励为政府服务。

商鞅变法是一场影响巨大的改革，给世代高官厚禄、富贵荣华的守旧贵族带来了深重的灾难。旧贵族们当然不甘心自己的世袭特权被剥夺，便勾结起来疯狂地进行反抗。秦孝公有个儿子叫嬴驷，教他读书的有两个教师，都是守旧的贵族，一个叫公子虔，一个叫公孙贾。他们串联了上千人诽谤商鞅，反对新法。商鞅为了贯彻变法令，坚决依法办事，把两人抓了起来，将公子虔处以劓刑（割去鼻子），将公孙贾处以黥刑（脸上刺字），同时毫不留情地在渭水边上处死了七百多个破坏变法的反动贵族，并把一批旧贵族流放到边远地区，强迫他们服役劳动。商鞅有法必依，用法必公，执法必严，“罚不讳强大，赏不私亲近”、“法及太子”、“黥劓其傅”，坚决镇压旧贵族的反抗，表现了新兴地主阶级杰出代表生气勃勃的斗争精神，保证了法令得以顺利推行。

公元前352年，秦孝公册封商鞅为“大良造”（秦爵第十六级，相当于国相兼将军）。公元前350年，秦把国都从栎阳迁到咸阳（今陕西咸阳市），同年，商鞅推行了第二次变法，主要内容如下：

第一，废井田，开阡陌，允许土地买卖。井田制是周代传统的农业生产方式，在井田上劳动的多为奴隶。商鞅下令破坏井田的“封疆阡陌”。“封疆”即各级贵族所占有井田的界限，这些界限是用土堆、沟池、树木等连结而成；“阡陌”是井田中的纵横道路。商鞅下令破坏“阡陌封疆”，就是破坏了井田制，废除了井田制的生产方式。同时商鞅下令承认土地私有，奖励民众开垦荒地，允许买卖土地，民户所有的土地登记在簿册之上，按土地面积收税。这样，以国家法令的形式承认了农民和地主的土地私有制，鼓励了封建小农经济和地主经济的发展，成为秦国发展封建生产关系的重大措施。

第二，推行县制。合并乡村城镇为县，全国设立了四十一个县。每县设令和丞，由国王任免。

第三，统一度量衡。商鞅颁布了标准的度量衡器，其标准尺，约合今0.23尺；标准量器一升约合今0.2公升。现存的“商鞅方升”，就是当时颁布的一件标准量器。

第四，制订秦律。商鞅参考李悝的《法经》，制定秦国的法律，将其颁布，要全国遵守。近年来出土的云梦秦简等秦代简书，保存了商鞅所订秦律的部分内容。

商鞅两次变法，从经济基础到上层建筑，从政治、军事到经济、文化，对秦国的传统的国家制度和社会制度进行了彻底改革，沉重地打击了顽固守旧的奴隶主贵族，发展了小农经济，壮大了新兴地主阶级，推动了经济的发展，加强了军事力量，从此秦国“兵革大强，诸侯畏惧”，“家给人足，民勇于公战，怯于私斗，乡邑大治”。过去东方各国诸子百家代表人物是从不去秦国的，商鞅变法以后，儒家代表人物荀子决心违反传统，去秦国参观考察。他一入秦国，见到田野开辟，道路整齐，人民在勤奋地劳动，官员在努力地工作，社会秩序井然，一派新的气象，是他在东方诸国所没有见到的，赞叹地说：“治之至也！”即治理国家的最好的榜样了。总之，商鞅变法巩固了发展了秦国新兴的封建制度，成为战国时期各国变法中最为彻底和成功的一次变法。经过商鞅变法，原来贫穷落后的秦国，一跃成为当时诸侯国中最先进、最富强的国家，为秦始皇统一中国奠定了基础。

商鞅变法取得了重大胜利，但斗争没有结束，失去了地位权力的旧贵族时刻准备反扑。贵族赵良曾去劝说商鞅放弃新法，隐居起来，可以保证自己的性命安全。商鞅予以拒绝。公元前338年，秦孝公去世，太子驷继承王位，即秦惠文王。这时，已八年闭门不出的公子虔立刻破门而出，进行报复。他纠集一批反对变法的旧势力，使用弄虚作假的卑劣手段，诬告商鞅谋反。秦惠文王在贵族的煽动下，以谋反的罪名派军队去商鞅的封邑商地逮捕商鞅。商鞅闻讯，带着他年迈的母亲和一批手下人逃跑，逃到关下想找客舍住宿，客舍的主人说：“商君订下的法律，让没有凭证的旅客住宿，要受连坐的罪的。”拒绝商鞅入住。商鞅想越境流亡到魏国去，但过去商鞅曾带秦军打败了魏国，为秦收复了河西之地，魏边境的守将襄庛因此不接受他。商鞅只得回到商邑，率领少量徒从和邑兵抵抗秦军，但因人数太少而失败。秦惠文王逮捕了商鞅，在彤（今陕西华县西南）这个地方，用车裂（五马分尸）的酷刑，杀害了商鞅和他的全家。

商鞅被残酷处死，但商鞅变法没有失败。变法推行了二十一年，已家喻户晓，深入人心，连妇女儿童都能“言商君之法”。新法使秦国社会取得了重大的进步，已不可动摇，所以变法的各项措施一直推行了下去，对历史发展起了进步作用。

除魏、楚、秦外，其他的齐、韩、燕、赵四国，也进行了程度不等的适应新兴封建统治的改革。都取得了一定的成效。

齐国的新兴势力田氏在夺权斗争过程中，已经进行了一系列发展生产、争取民心的改革，使齐国的人民“爱之如父母，而归之如流水”。田氏的势力越来越大，最后完全控制了齐国的大权。公元前386年，田氏把最后一名姜姓的齐国国君齐康公迁到海边，自己称诸侯当国王。姜姓的齐国变成田氏的齐国后，继续进行了一些巩固封建政权、富国强兵的改革，其中以齐威王的改革最为显著。

齐威王即位之初，吃、喝、玩、乐，不理政事，韩、赵、魏、鲁等国常来攻打齐国，出现了“诸侯并伐，国人不治”的局面。齐威王也不闻不问、心安理得。这时，大臣淳于髡向齐威王劝谏，使他猛醒，振作了起来。

淳于髡长得很矮小，但风趣多才。他每次出使诸侯，总能顺利完成任务，是个外交人才。他见到齐威王天天喝酒，政治紊乱，国家危急，于是借鉴过去申无宇劝谏楚庄王的故事，对威王说：“我国有只大鸟，就棲栖在大王的宫廷里，三年不飞也不鸣。大王，您说是什么道理吗？”威王意识到淳于髡是在用大鸟比喻自己，便回答说：“此鸟不飞则已，一飞冲天；不鸣则已，一鸣惊人。”从此，威王振作了起来。淳于髡还劝威王不要日夜喝酒，并以自己的亲身体会说明“酒极生乱，乐极生悲”的道理，从此，威王改掉了通夜喝酒的毛病。

邹忌是威王手下的贤臣，他也经常向齐威王进谏。邹忌取得齐威王的相位，就是以鼓琴进谏来实现的。他利用齐威王爱听音乐的特点，便以会弹琴为由求见齐威王。在齐威王见他时，他的两只手总是搁在带去的琴上不动。齐威王问：“你弦都调好了，为什么不弹呵！”邹忌说：“我不光会弹琴，还知道一套弹琴的理论呢。”威王便要他谈谈琴理。邹忌于是海阔天空地从伏牺氏作琴讲起，一起谈到周文王、武王各加一弦，越讲越玄虚。齐威王听得很不耐烦，要求邹忌弹一曲给他听听。于是，邹忌一本正经地对威王说：“大王看见我拿着琴，空发议论而不弹，有点不高兴。怪不得齐国人民见大王拿着齐国这张大琴，几年来没有弹过一回，大家很不满意呢。”齐威王马上站起来说：“原来先生是拿弹琴来劝告我，我明白了。”于是威王留下邹忌，和他畅谈国家大事。邹忌认为要治理好国家，安定人民，关键在于君相的治理，政令的掌握和四时的处理调匀。齐威王和他谈得很投机，三个月后任命他为相，整顿朝政，改革政治。

邹忌等帮助齐威王，主要从两个方面在齐国进行政治改革。

第一，广开言路，提倡进谏。这是齐威王在听了邹忌的进谏后决定的。邹忌劝齐威王要善于听取不同的意见，不要受左右手下人奉承自己的话所蒙骗。他以自己亲历的一个故事讲给威王听。原来邹忌身高八尺，相貌堂堂，别人经常称赞他是个美男子。他也很得意。有一天，他问他的妻子说：“我和北门的徐公比起来，谁长得更美呢？”城北徐公本来比邹忌更美，可是邹忌的妻子却说：“徐公哪能比得上你呢？”邹忌不大相信，又去问他的妾。他的妾也说：“徐公哪能比得上你呢？”第二天，有客人来，邹忌又问客人：“我和徐公比，谁长得更美一些？”客人说：“你美呀！徐公比不上你的。”一天徐公到了邹忌家，邹忌仔细打量着徐公，和自己比较，觉得自己远不如徐公美。为什么妻妾朋友都称赞自己美呢？他认为妻子说他美是因为偏爱他，妾说他美是因为怕他，客人说他美是因为有求于他。齐威王听了这件事后很受启发，觉得不能偏听偏信，立刻下命令说：“不论朝廷大臣，地方官吏和人民百姓，能当面指出我的过错的，得上等赏；能用文字写出我的过错的，得中等赏；能在大庭广众之中议论我的过错的，得下等赏。”命令下达后，给他提意见的人真多，络绎不绝，王宫门前常挤满了人，几个月后，还常有人向他提意见，一年之后，来的人少了，因为找不到威王的失政过错可以劝谏了。于是，齐国政治清明，城乡大治。燕、赵、韩、魏等国都向齐国朝贡。

第二，任用贤才，赏罚分明。当时齐国有两个地方官。一个是即墨（今山东平度县东南）大夫，能及时处理政事，荒地得到开垦，赋税收入增加，可是为人正直，不肯送礼巴结齐威王的近臣，威王的近臣常说他的坏话。另一个是阿（今山东阳谷县东北）大夫，他治理的地方田地荒芜，仓库空虚，防务松弛，但他常送礼给齐威王的左右近臣，于是近臣们常在威王处讲他的好话。齐威王听了邹忌的劝谏后，不为周围的言论所蒙蔽，派人下去了解真实情况。威王的使者在即墨看到地里庄稼生长茂盛，老百姓安居乐业，社会秩序井然安宁；到了阿地看到的是地里长满了荒草，老百姓面黄肌瘦，问老百姓话，他们什么都不敢说，只是躲避叹气。威王知情后，把即墨大夫和阿大夫都召回来，当众宣布即墨大夫的功绩，说他治理有方，赏给他一万家户口的俸禄，同时指出阿大夫造成阿地人民贫穷痛苦，又贿赂收买他左右的人替他说好话，败坏官风，当众将阿大夫处以烹刑（放在锅内煮死）。齐威王厉行法治，奖罚分明，齐国上下震动，大家都以勤政务实为美德，贿赂腐败之风受到了打击，齐国达到了大治。

齐威王注意选用贤才。有一次，他和梁惠王（即魏惠王，因魏后来迁都大梁，魏又称为梁）见面时，梁惠王问：你有明珠吗？齐威王说没有。梁惠王感到不解，说我的国家小，还有十来颗光照几十丈的明珠，你怎么没有呢？齐威王说，我不求发光的明珠，而求为国家贡献出力量的人才，这才是明珠。确实，在齐威王和他的后继者齐宣王统治期间，齐国成为人才荟萃之地。

齐的国都临淄的稷门（西门）外，当时设立了一所大学堂，叫做稷下之学，在那里集中了一批文人学士，在那里著书立说，讲学授徒，其中有田骈、慎到、环渊、邹衍、淳于髡等七十六人被封为上大夫。著名思想家孟轲、荀况也先后到齐国讲学过。他们住在馆舍中，出入都有车马和侍从，学堂的学生多至数百上千人。这个学府可以说是我国封建政府官办学校的先驱，从性质和规模来说为前所未有，对战国时学术文化的发展起到了推动作用。

齐威王还任用著名军事家孙膑训练军队，加强武备。当时齐国名为“技击”的士兵，具有较强的战斗力。齐威王想远承黄帝的光辉，近继齐桓、晋文的霸业。齐国在战国中期和秦国一样。成为七国中的强国。

韩国是战国七雄中弱小的国家，但在公元前403年三家分晋以后，韩国国内守旧和变法的斗争也是很激烈的。当时韩国存在着“晋之故法未息，而韩之新法又生；先君之令未改，而后君之令又下”的混乱现象。韩昭侯为了改变这种情况，起用法家人士申不害为相，建立了“循功劳，视次第”的论功行赏制度。申不害学过首家思想，后来又学法家思想。他的法家思想和商鞅颇有不同，强调的是“术”。他在韩国，推行以“术”治国，主要内容有：

第一，国君平时要“无为”。“无为”不是无所事事，什么都不做，而是不暴露出自己的欲望、智慧和能力，使臣下揣摩不出国君的意图，而决策时要“独断”。这样，臣下只能按国君的决断行事，尽职尽责，而君王可以“静观”考察臣下。

第二，君主要用出其不意的办法，慑服和控制臣下。有一次，韩昭侯问到地方上私察的使者看到什么。使者说：“南门外道路旁有小黄牛吃禾苗。”韩昭侯立即下令地方官员进行检查，要求汇报牛马践踏禾苗的情况，否则治罪。于是官员们纷纷上书报告，但都没有提到使者所提到的那件事。韩昭侯说，还没有把情况全部报上来。官员们重新调查，才发现南门外有小黄牛吃禾苗的事。此后，臣下都以为韩昭侯能明察一切，都服服帖帖地不敢虚报情况了。

第三，君主要执掌生杀大权。

第四，国君任用官员要使其称职，不许官员越职办事，要经常监督和考察官员。

韩昭侯和申不害以推行“术”治为主，但也注重法治，称“修术行道”。在申不害任相职十五年间，加强了韩国的封建专制统治，政治局面较稳定，国势还算强盛。但是，韩昭侯、申不害用“术”有余，定法不足，韩国没有统一的法律和宪令。由于韩昭侯、申不害没有抓住韩国的主要问题进行改革，只是在“术”即统治方法、权术上作了改革；“术”的实行又无法可依，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个人的能力和意志。所以，韩昭侯一死，韩国就陷入了混乱。韩国在战国时期，国力始终赶不上魏国和赵国。

地处北方的燕国，虽拥地数千里，士卒数十万，但国势不强。到燕王哙统治时期（前320～前314），国内新旧势力斗争很激烈。原来燕王哙非常崇信古代尧舜禅让的故事，为了博得让贤之名，听信了苏代之言，把君位禅让给相国子之，并把三百石俸禄以上大官的官印全部收回，交给子之另行任命。子之这个人和申不害相似，非常讲究驾驭臣下之术。有一次，子之和左右在一起，突然无中生有地说有一匹白马跑出门去了，左右都说没有看见，只有一个人跑出去看，回来报告说是有一匹白马跑出门去了。子之通过这件事来了解谁诚信，谁虚假。子之想用权术来驾驭臣下，说明他是以行术取得国君信任的人。

子之用阴谋骗得君位之后，把燕国的重要官职都给了他的亲属和拥护他的人来做。他统治燕国三年，燕国的政治没有起色，相反却“国大乱，百姓恫恐”。事实证明燕王哙想用古代的禅让办法来治理好燕国，是愚蠢的，是违反历史发展规律的。子之做了国君之后，引起了统治集团内部的斗争。公元前314年，太子平和将军市聚集军队发动政变，反对子之，包围了王官，连攻了几个月。子之率军队反攻，取得了胜利，把太子平等处死。这时，齐宣王乘燕国动乱的时机，出兵燕国，干涉燕国的内政，攻破了燕国的国都。子之失败，被齐国军队抓起来用乱刀剁成肉酱，燕国几乎亡了国，国势衰落。最后，燕国的公子职在赵国帮助下回到燕国，即位为燕昭王（前311～前279年在位）。在燕昭王统治下，燕国进行了改革，国势才逐渐强盛起来。

燕昭王决心改革政治，报齐国武装干涉之仇。他在易山（今河北易县）盖了座高台，里面堆满黄金，称黄金台，作为招徕贤才的用费。很多贤才来到了燕国，从齐国来的有邹衍，从魏国来的有乐毅，从卫国来的有屈庸，从赵国来的有剧辛。其中乐毅最受重用，对燕国的复兴起了很大作用。乐毅是魏国名将乐羊的后代，是战国时期著名军事家。乐毅到燕国后，支持昭王改革内政，帮助燕国训练军队，燕国日益强盛起来。燕国君臣经过二十八年的努力，使国家日渐富裕，士卒“轻佚乐战”。公元前284年，燕国联合三晋、秦、楚，大举伐齐，在济西大破齐军。这时，燕昭王派乐毅带精兵向齐国防守薄弱的北线猛攻，攻占齐都临淄。燕昭王亲自跑到齐国济水来慰劳将士，并把昌国城（今山东淄州县东北）封给乐毅。乐毅一举攻下齐国七十多座城池，齐国几乎亡了国。

赵国是三晋中面积最大的国家，赵国的东南部在今河北南部，西北部在今内蒙古中西部。在春秋战国之际，赵氏在夺权斗争过程中，已经进行了不少改革，如赵鞅奖励军功，铸造刑鼎，等等。公元前403年，韩、赵、魏三家分晋后，赵国继续进行改革。在赵烈侯统治时期（前409～前387年在位），经相国公仲连的推举，烈侯任用牛畜为师，荀欣为中尉，徐越为内使，进行改革。由于赵烈侯注意了选拔贤才和节约开支，勤俭建国，因而政权得到了巩固和加强。赵敬侯当政时（前387～前375），进一步贯彻了发展生产和加强军事训练的政策。使赵国成为一个新兴的封建国家。

赵国建国后的第六代国王赵武灵王（前325～前299年在位），是位著名的政治家和军事家。赵国虽比韩、燕强一些，但弱于其他诸侯国家，也常被齐、秦打败。要使赵国强大必须进行改革。赵武灵王决心继承先辈赵简子（赵鞅）的事业，着重改革军政制度，即“胡服骑射”。

原来赵国的北方大部分与胡人（后来的匈奴人）为邻，胡人是强悍善战的游牧部落，经常对中原地区进行掠夺战争。为适应生产和作战需要，他们身穿短衣，骑在马上，奔跑迅速，行动灵便，边骑马边射箭，流动性大，战斗力强。赵国的军队虽然武器比胡人先进，但多为步兵和车兵，行动迟缓，而且官兵都穿了长袍大袖，戴了笨重盔甲，结扎繁琐，又重又难以活动，骑马很不方便。当时中原各国使用骑兵作战的还很少，各国的军队极大多数都是“带甲”的步兵和兵车混合编队，骑兵的优越性各国还知之甚少。但赵国位置靠北，常和胡人接触，深知胡人作战灵活快速的优越性。赵国也较快地发展起骑兵。骑兵的扩大，就要求对士兵的服装、武器进行改革，以适应作战的需要。赵武灵王决心向胡人学习，改革士兵服装，采用胡人的短衣、长裤。

赵武灵王于公元前302年将自己决定实行“胡服骑射，以教百姓”的想法告诉了大臣肥义，并征求他的意见，问他如有人反对怎么办？肥义以过去商鞅在变法前的坚定态度为例，说：“疑事无功，疑行无名。我们要改变旧制，学习胡服骑射，就不要顾虑社会上旧习惯势力的反对和议论。自古以来，风俗习惯也是不断在改变的。从前舜的时候，有个落后的部族叫苗，舞跳得很好，舜就向他们学跳舞。禹的时候，也向倮这个部族学习舞蹈。所以大王向胡族学习骑马、胡服、射箭之术，不必顾虑，为了国家富强，就下决心学习胡服骑射吧！”于是，赵武灵王坚定了改革军事制度的决心。

以赵武灵王的叔父公子成为首的宗室贵戚，形成了一股反对改革的势力。他们认为：中原地区是圣贤所居之地，习用诗书礼乐，施行仁义孝悌，物产丰富，文化先进，技术发达，是蛮夷等族学习的榜样。现在竟要丢掉自己的先进东西向蛮夷学习，这是改变了古代圣贤的教导，变更了古代的章程，是千万不能去做的。赵武灵王到公子成家去和他辩论。赵武灵王说：“衣服应方便于穿着，礼制应方便于做事，如果环境变化了，就应采取相对应的办法，不能死守中原地区原来习用而现已不适用的习俗制度，儒家虽出于孔子，到现在不是也在不断演变并分出不同的流派了吗？”赵武灵王坚定地说：“法古之学，不足以制今”，必须“观时而制法，因事而制礼”。他用大量史例，说明改用胡服，学习骑射的好处。公子成终于被他说服，不仅同意用胡服，并表示要亲自带头穿上胡人的服装。但是，王族公子赵文、赵俊和大臣周绍等人仍然反对赵武灵王的改革，他们指责说：“衣服习俗，古之礼法，变更古法，是一种罪过。”赵武灵王用过去商鞅批驳甘龙、杜挚的话说：“古今不同俗，有什么古法可依？帝王不相承袭，有什么古礼可遵循？夏、商、周三代都是根据朝代不同而制定法规，根据社会情况的不同而制定礼义。礼制、法令都是因地制宜，因时而异。衣服、器械只要使用方便，就不必死守古代的那一套。”赵文等无理可讲，只得勉强地改用胡服，于是，赵武灵王下令全国改穿胡人的服装，他自己和王公大臣带头穿起胡服，老百姓也跟着改穿了胡服。

赵武灵王倡导穿胡服的目的是为了便于打仗，加强军事力量。于是他亲自训练士兵，组成了一支强大的骑兵，赵武灵王亲自救士兵骑马射箭。不到一年，赵国训练出一支强大的骑兵队伍，打败了中山国，在北方开拓了上千里疆域，赵国很快强盛起来。赵国行动快捷，作战灵活，战斗力强的骑兵，成为赵国战胜敌人的重要工具，使赵国成为战国后期唯一能与秦国相抗衡的军事强国。赵武灵王“胡服骑射”改革还有两点历史意义，第一是从此以后骑兵成为我国古代的重要兵种，在抗击匈奴等族对中原侵犯的战争中起了重要作用。第二是开启了华夏族（汉族的前身）向少数民族学习的先例，纠正了蛮夷什么都落后的传统观念。

赵武灵王改革成功后，于公元前298年把国君的位置传给了自己的小儿子何，即惠文王，以肥义为相，自己称“主父”，即太上王，专心致力于武功。他的长子公子章封于代，势力很大，对其父传位一事极不满意。大臣李兑劝告肥义说：“公子章势力很大，事情可能有变，你性命难保，不如称病让出相位。”肥义说：“我要实现自己的主张，不怕危险。”公元前295年，公子章和贵族田不礼发动政变，杀死了肥义。公子成和李兑又调四邑之兵，杀死了公子章和田不礼，赵武灵王被困在沙丘宫中三个月而死。赵惠文王后来起用了廉颇、蔺相如、赵奢等人才，继承了赵武灵王的事业。赵武灵王虽身死，但其改革是成功的。

除战国七雄外，战国时还有部分中小国家也进行了改革。越国灭吴北上争霸以后，一时疆域宽广，与根据地联系很不方便，灭吴一百年之后，越王翳又把都城从琅琊（今山东诸城县境）迁回吴（今江苏苏州市），仍以长江三角洲为国家统治的中心地区，到越王无疆时（公元前354～前321年在位），国势很强，发动对楚国的进攻，楚成王大败越军，杀死无疆，乘胜进军，一举灭掉了越国，从此江东地区成为楚国的土地。后来项羽和项梁从江东的吴地起兵反秦，国号为楚，可见他们已不把本地看作吴或越，而看作楚了。

鲁国的执政者季孙氏、叔孙氏、孟孙氏也在自己的封邑进行了改革，特别是季孙氏推行封建制的改革，很得民心，据记载当时鲁国人民忘记了国君，纷纷投靠了季氏，所以鲁昭公死在外面，鲁国人没有同情他。战国初年，鲁公室一度强大，季氏的封邑费独立成为费国。后来鲁和费也为楚所兼并。

郑国进入战国以后，国力衰落。在郑繻公统治时，曾用子阳为相，政治上有所改革，后来子阳遭到贵族公孙申等人的陷害，被不明是非的郑繻公所杀，子阳一党人起来反抗，郑国发生了连续三年的分裂战争。公元前396年，郑繻公被杀，子阳一党获胜，但郑国出现了分裂。公元前376年，郑国被韩国所灭。

宋国在宋襄公称霸失败后一直是力量弱小的国家，战国中期的公元前356年，宋桓侯大兴土木，建筑苏宫，过起奢侈骄淫的生活，贵族戴氏司城子罕杀死桓侯，夺取了宋国的政权，进行政治改革，宋国日渐强大起来，后来宋君偃推行“王政”，到公元前318年，宋国也和其他诸侯国一样，自称为王，成为号称五千乘的劲宋。宋国最后被齐国所灭。

战国时期各国的变法运动，是已掌权的新兴地主阶级的政治改革。各国由于政治经济发展的不平衡和国内新旧势力对比的不同，社会改革的深度和广度也不同。东方各国如齐国和三晋经过了夺权斗争，较先进入封建社会，但旧贵族势力较大，变法改革阻力较大，变法改革并不彻底。有些国家如燕、赵、韩等国法制不定，内乱时起，政权不稳。秦国原来落后，商鞅变法借鉴了各国的经验，进行得全面而彻底，功效也最大。但各国都在不同程度上打击了旧贵族，废除了奴隶制的政治经济制度，巩固和发展了封建制的政治经济制度，从而促进了封建制度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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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商鞅变法开始的时间，也有的学者认为在公元前356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