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讲 庶民、士大夫等新兴势力的崛起
春秋时代的政治形势，一方面是大国争霸，打出“尊王攘夷”的旗号，维护宗法统治秩序和社会稳定安宁；另一方面则是各诸侯国内新兴势力的崛起，新兴政治力量企图通过斗争夺取政权，改变传统的政治格局。这两股势力交织在一起，前者表现得轰轰烈烈，后者在各国内部发展，后来成为发展的主流。
新兴势力崛起的根本原因是社会经济关系和生产力的发展。铁器的逐步使用和牛耕的逐步推广，提高了农业生产力，使井田制日渐破坏，私田出现，刺激了农业生产者的积极性，庶民的人身地位有所提高，春秋战国之际出现了独立经营的自耕农和中、小地主。在手工业方面，铁工具和先进技术的逐步采用，提高了生产效率，很多手工业者和自由商人摆脱了官府的控制，从事独立经营和生产，打破了商周以来“工商食官”，官府垄断工商业的局面。生产关系的变化和生产者人身地位的提高，反映在思想领域内，出现了重民思想。春秋时期进步思想家如郑国的子产等，一再宣传重民的观点，认为尊重民意、重民轻神是治政的根本，要求远天道，近人道。但是旧的宗法分封等级制度，传统的天神神圣不可违抗的观念，残酷的压迫和剥削，使庶民和新兴力量的崛起受到了阻碍。于是庶民进行了不断的反抗斗争，新兴势力借助于庶民的力量展开夺权斗争。夺权斗争在各国的胜利，标志着新的阶级力量占据了统治地位。
劳动者反抗斗争的表现形式之一，是“国人”暴动。我国有记载的第一次“国人”暴动，发生在西周后期的公元前841年，成为我国有确切纪年的开始，本书在前面已有论述。所谓“国人”，简单地来讲就是住在各诸侯国国都内的居民，有士、农、工、商、下层贵族等。绝大多数是受压迫被统治的劳动人民。平民是原来的氏族部落成员，后来发生阶级分化，少数人变成贵族，即等级高贵的统治者，多数人降为平民，即从事生产的劳动者。平民虽是被统治者，但不是奴隶，身分是自由的。平民和贵族的斗争，在西周春秋时代，就表现为“国人”暴动。
卫国国君卫懿公荒淫无道，老百姓在挨冻受饿，他却在官内养了大批仙鹤。他爱鹤爱得出奇，养鹤养得入迷，给鹤吃高级食物，穿华丽衣服，坐漂亮车子，还给鹤封禄做官。劳动人民和统治集团中不少人极为愤慨，但他置之不理，弄得民怨沸腾。正当卫懿公日夜与仙鹤为伴时，公元前660年12月，狄人进攻卫国，卫懿公急忙把武器发给国人，要国人前去抵抗。国人不愿为卫懿公卖命了，对卫懿公说：“你不是相信仙鹤吗？仙鹤拿的俸禄和大夫一样多，你叫仙鹤去打仗吧！”卫懿公无法，只得拼凑一些人马，自己率领去和狄人拼杀一阵，结果全军覆没，卫懿公也被狄人杀死。公元前633年，卫国统治者想背晋从楚，国人坚决反对，他们联合起来把卫国的国君赶跑了。
在郑国，公元前555年，因执政者子孔专制残暴，引起国人不满，贵族子展、子西率领国人杀了子孔并瓜分了他的财产。十一年之后，郑国执政者伯有骄横奢侈而好酒，贵族驷带领国人把他杀死在羊肆。
在其他国家，如公元前553年，齐国的田氏和鲍氏打败了栾氏和高氏，“国人追之”。鲁国的季氏得了民心，把鲁昭公逐出了鲁国。莒国的黎比公暴虐，被国人杀掉，三十多年后，莒国国君庚舆暴虐而好剑，铸成宝剑就拿来杀活人做试验，引起国人愤慨，围攻他，使他逃亡。陈国的司徒辕颇残酷剥削人民，假托国君嫁女，向封田征收赋税，并用这笔收入铸造钟鼎等礼器，引发了国人暴动，把辕颇赶跑。宋国大贵族华臣，图财害命，做贼心虚，当国人追打一条疯狗到他家门口时，他以为国人来攻打他，就仓皇逃跑了。
国人有一定的社会地位，他们的斗争常能影响各国政局的治乱。上述国人暴动的例子，反映了国人对打击腐败政治，安定社会秩序起了重要作用。所以一些进步势力如齐之田氏、鲁之季氏常利用国人的力量，作为夺权斗争中的工具。
劳动者反抗斗争的表现形式之二，是工匠斗争和“民溃”。工匠就是为官府服役的手工业工人，“民溃”中的民就是被强征服劳役的役人。他们不甘忍受统治者的残酷压迫和剥削，经常利用有利时机，造反起义，虽然时间都很短，但对统治者的打击却是很大的。
先论述“民溃”事件。紧靠秦国有个小国梁国，其国君大兴土木，征发役人去修城墙，无休无止地强迫他们服劳役。老百姓再也不愿服役了，国君却说：“有敌寇将袭击我们呀！”以此理由继续强迫人民修城墙，民众怨声载道。国君又说：“秦国快来袭击我们了！”役人们乘机而起，大喊敌人来了，一齐逃散，秦国乘机攻灭了梁国。史书称这一事件为“民溃”。
春秋时代类似事件很多。在梁国“民溃”之前三年，公元前644年冬天，年迈的齐桓公会合鲁、宋、陈、卫、许、邢、曹、郑等国的诸侯于淮水旁，准备集体出兵淮夷，保护鄫国。各国都征发了庶民去修筑鄫城。当时天冷，又劳动过度，很多人病倒了。一天深夜，有人登上城墙大喊：“齐国有乱！”不甘忍受劳役的各国役人一哄而起，全部逃散，筑城计划被迫停止，齐桓公只得放弃了攻伐淮夷的计划。公元前550年，陈国国君陈哀公和贵族庆寅、庆虎发生矛盾，庆氏乘陈哀公去楚国的机会起兵叛乱，楚国包围了陈国。庆寅、庆虎强迫城内的劳动者加筑城墙。在筑城时夹板脱落了（当时筑城一般是用夯土打实而成的土墙，所以需用夹板），监工的庆氏竟残酷地杀死了役人，激起役人的愤怒。他们约好杀死役使他们的大小爪牙，发动了武装斗争，庆寅、庆虎被起义者处死，陈国的贵族发出了“惟命不于常”的惊叹。
“溃散”或武装起义往往发生在各国交战或国内贵族互相斗争的时候。劳动者利用这样有利的时机进行斗争，虽然时间短促，却往往达到了灭亡贵族统治的国家、更替贵族政权的结果。
手工业工匠在“工商食官”的专制制度下，受到监工的残酷压迫剥削，也掀起了斗争风暴。工匠斗争以卫国最为突出。
卫国有个贵族曾感叹说：“凡是卫国有祸患的时候，手工业和商人总是起来作乱造反。”这句话反映了当时统治者对工匠暴动的恐惧心理。有一次卫庄公站在城墙上，远远望见了戎人所居住的城邑，就发怒说：“我们是姬姓诸夏国家，为什么会有戎人？”于是下令毁掉了戎人的城邑。他在城上望见戎人己氏的妻子头发很美，便把她抓起来，剃光了她的头发，把剃下来的头发给自己的妻子做假发。他又强迫手工业工匠日夜做工，使工匠们劳累过度，一年到头得不到休息。公元前478年，卫国的工匠终于发生暴动。暴动者包围了卫庄公的王宫，卫庄公只得在宫门内向群众求饶，没有成功，便急急忙忙带着太子从宫墙北面爬墙逃跑，不小心从墙上摔下来，把大腿骨也跌断了。愤怒的群众乘机进攻，杀死了卫庄公的太子疾，卫庄公带伤逃到了戎邑己氏那里，拿出自己佩带的一块玉璧，苦苦哀求说：“你留下我这条命吧，我愿把玉璧给你。”己氏愤愤地对卫庄公说：“我杀了你，这块璧也跑不了。”己氏终于杀了卫庄公。
过了九年，卫侯辄又无休止地强迫工匠服役，工匠便联合卫国一批失了势的贵族一起暴动。他们有的手拿兵器，有的手拿斤、斧等手工业工具，和统治者作斗争，卫侯辄的亲信拳弥到宫内做内应，占据了九年前被工匠暴动杀死的太子疾的宫室，从那里喊杀着攻打卫侯辄。这时卫国有个大夫想用武力来镇压起义，拳弥对他说：“你虽然很勇敢，也无法挽救国君的命运了，你不见卫庄公的下场吗。现在众怒难犯呵！”卫侯辄得不到支持，只得带了少数随从，狼狈地逃了出去，后来死在外地。
工匠的斗争不仅对打击宗法贵族的统治起了较大作用，而且对瓦解“工商食官”的旧制度，推动独立手工业者和自由商人的出现，也起了积极作用。
劳动者反抗斗争的表现形式之三，是所谓“盗”、“贼”的起义，其中规模较大的是南方“蹻”和北方“跖”的起义。所谓“盗”、“贼”，是指从井田上、作坊中或其他部门里逃亡出来的奴隶和劳动者，聚集到山林川泽之地，结成武装力量，袭击统治者，夺取他们的财产，和统治者公开对抗。统治者诬蔑他们为“盗”、“盗贼”，正说明他们侵害和打击了统治者的利益。他们的斗争很频繁和激烈，形成了由“盗跖”和“庄蹻”领导的北方和南方的两次起义。
春秋时期，“盗”、“盗贼”的斗争很频繁。他们逃亡出来，聚集在山林川泽地区。起义队伍少则几人几十人，多则几百几千人，到处袭击统治者。他们用“兵刃、毒药、水火”为武器，夺取贵族家里的“车马衣裘”，横行于国内和各国之间，统治者虽制定了抓捕逃亡奴隶的法律，但也不能禁止。公元前522年，郑国大批逃亡奴隶和民众聚集在萑苻之泽（当时郑国境内一个长满芦苇杂草的大湖，位于今河南中牟县境，现已干涸），和郑国统治者武装对抗。执政的大贵族子大叔率领大批军队进行镇压。起义者和子大叔的军队进行了英勇的战斗，因为寡不敌众，全部牺牲。萑苻之泽中这些所谓的“盗”的武装斗争被镇压了下去。
公元前506年，当吴国军队攻到楚国郢都，楚昭王狼狈出逃到云梦泽（云梦泽是周代一个面积很大的湖泊，位于今湖北湖南两省之间，后来面积缩小成为今洞庭湖），早就聚集在云梦泽的“盗”的起义武装向楚昭王发动进攻，“以戈击王”。楚昭王吓得心惊胆战，连忙逃出云梦泽，逃到郧（今湖北郧县）躲了起来，可见当时聚集在云梦泽的这股武装力量也是相当强大的。
春秋战国时期黄河流域规模最大的一次“盗”的武装斗争，是很多古书都提到过的“盗跖”领导的起义斗争。“跖”这个字从字形上看是足踩在石头上之意，即赤脚者，所以“跖”不是这次起义领导人的真实名字，只是一个泛称，就好像统治者常称贫苦人民为泥腿子、土痞子一样。跖领导了几千人的队伍转战各地，沉重地打击了当时的贵族统治阶级。当时各国统治者咒骂他们为“盗跖”，把“盗跖”和历史上最坏的人相比。但是他却在劳动人民中享有很高威望，各地群众到处欢迎跖领导的起义队伍。跖的起义后来虽然失败了，但他“名声若日月，与舜、禹俱传而不息”。统治者提到他的名字就害怕，拼命咒骂和污蔑跖的革命事业，但劳动人民始终怀念着他。几千年来，在黄河流域一些地方，还保存着和跖有关的不少遗迹，人民群众世世代代纪念着这次横行北方各国的起义斗争。
这里需要辨别的是，先秦诸子和《史记》提到跖起义的很多，《庄子·盗跖》说跖是柳下惠的弟弟，和孔子同时，并痛骂过孔子。这纯属庄子为了宣传自己的观点而虚构的寓言，在时间上也完全不对。但跖的起义除《庄子》外，《孟子》、《荀子》、《商君书》、《吕氏春秋》、《韩非子》及《史记》均有记载，而更早的一些书如《论语》、《墨子》就没有提到跖的活动，所以这次起义应该是存在的，时间应在孟子、庄子以前的战国前期。
在跖起义之后，战国后期长江流域发生了由庄蹻领导的大规模的起义斗争。盗跖和庄蹻，古书上常连称。蹻这个字有穿草鞋的意思，不一定是这位起义领袖的真名，可能是统治者对他的轻蔑性称呼。庄蹻起义声势很大。《韩非子》记载说：庄蹻为盗于楚国境内，而官吏不能禁止，楚国的统治被打得“分而为三、四”。后来，庄蹻打到郢都，镇压了一批反动的官僚贵族。这次起义时间较长，经过地区较广，参加者除受压迫的劳动者外，也包括其他社会阶层的人，影响比较大。庄蹻起义最后一直打到云南，在云南活动了较长时间。以盗跖、庄蹻为代表的大规模流动式的起义斗争，打击了旧贵族的统治，冲击了反动的落后的社会制度，在历史上有进步意义。
役人起义、工匠斗争、国人暴动、“盗”的活动，都是来自社会下层的阶级斗争的表现形式。这些起义斗争，对打击落后反动势力，摧毁旧的黑暗的制度有积极意义，但是这些民众的斗争并不代表新的生产关系和阶级力量，只能成为当时代表新兴地主阶级的新兴势力进行夺权斗争的工具。在新兴势力战胜旧势力并逐渐在各国取得统治地位的过程中，庶民等下层群众反对旧势力的斗争所起的作用是应充分肯定的。
在论述新兴势力的夺权斗争时，应先介绍一下在春秋时在大国争霸的局面下，各诸侯国内部本来属于诸侯以下的卿大夫和士，是怎样逐渐崛起和专权的？
西周时期推行宗法分封制后形成了周王（天子）、公（诸侯国君）卿和大夫（封君）、士（武士）四个贵族等级。他们的关系是“王臣公（臣是统治、统领之意）、公臣大夫、大夫臣士”，这一宗法等级秩序不可动摇。随着地方上政治经济的发展、土地的开发和人口的增加，下层贵族的势力增大，春秋时涌现了齐、晋、秦、楚、吴、越六大国相继崛起称霸的形势。诸侯大国的称霸是建立在对国内政治改革、经济开发的基础上的，这又为各诸侯国内的封君即卿或大夫控制地方大权、专权擅政创造了条件；有些大国的卿、大夫把封邑交给士身分的家臣执掌，又为家臣控制封邑权力、专权擅政创造了条件。除东南方后起的吴、越等以外，可以公元前546年向戌弭兵为界，在此以前的列国形势主要是诸侯称霸和兼并小国；在此以后的列国形势主要是卿、大夫在各国的擅政、夺权和大夫之间的兼并；有的国家也出现了“陪臣（卿大夫封邑内的士身分的家臣）执国命”的现象。这标志着周代宗法统治秩序的进一步瓦解，标志着旧制度的崩溃和新势力的崛起。所以从卿、大夫的专政、夺权和相互兼并，到战国七雄（秦、楚、齐、魏、赵、韩、燕）的形成，是春秋后期、战国早期非常重要的政治事件。
卿、大夫占有诸侯国内的封土领邑，拥有基本上独立的政治、经济、军事力量。统治封邑的是卿大夫的世族贵族宗族组织。一个封邑便成为该地区的社会基层统治单位。在西周前期，诸侯国本身刚分封不久，还依赖周天子的力量来巩固统治。在诸侯国内被分封出去的卿、大夫的主要任务，是去开发巩固边远的地区，他们依赖于诸侯国君主的力量才能维护统治，所以不可能在较短时期内就建立起拥有较强经济政治力量的宗族组织来。到了春秋中后期，诸侯权力衰微，而卿、大夫的世族组织，由于世代霸占了一地的统治大权，加上地方政治、经济、军事力量的发展，实际上变成了一个个自治、自立、自卫、自给的半割据独立的宗法小国。当时在各国掌权的卿、大夫，实际上多数是在春秋前期分封出来的，其中有鲁国的三桓（季孙氏、孟孙氏、叔孙氏，出自鲁桓公）；郑国的七穆（郑穆公七个公子的后裔）；宋国的戴、庄、桓等大族；晋国的曲沃强宗及其他异姓或同姓的韩、赵、魏、范、中行、智、栾、卻、先等大族；卫国的石氏、宁氏；齐国同姓或异姓的国氏、高氏、隰氏、崔氏、庆氏、管氏、鲍氏、田氏等世族。这些国家卿大夫世族的形成和发展主要在春秋中、前期（少数可能在西周末年），这正是诸侯国家大发展、周王室力量衰微的时期，因而具备了分封卿大夫，并使卿大夫势力得到发展的条件。
卿大夫的宗族组织，当时称为“家”。它是一个经济、政治、军事合一的统治单位，是贵族们统治封邑、剥削封土内人民的工具。卿大夫宗族内也在进行分封和演化，当时在一些大诸侯国的大的卿大夫宗族内，有分立出去的“侧室”、“贰宗”、“小宗”的组织，例如，鲁国季孙氏手下有公父氏，是属于季孙氏大宗范围内的侧室。晋国魏氏宗族内魏绛曾为大宗，魏绮和魏颗成为小宗；范氏宗族内在士会之后也分出士鲂为贰宗；羊舌氏四族中，叔向一族为大宗，羊舌赤、羊舌虎、羊舌鲋等均为贰宗或小宗。大宗能够分封出去侧室和贰宗等宗族力量，反映了卿、大夫宗族经济、政治、军事力量的壮大。
在卿大夫的封土内，卿或大夫就是君主。他们被称为“主”。这些“主”，在宗法上讲，是一族的大宗；在政治上讲，是封土内的国君；在军事上讲，是世族武装的统帅。有的卿、大夫的地位和权势并不比诸侯低。春秋战国之际的著名思想家墨子在自己的著作中，就把吴王夫差、宋王偃、中山王尚等诸侯国君和范吉射、中行寅、智伯瑶等晋国的卿大夫并列起来，并称他们为“六君”。这“六君”有同样的国家，同样的君臣关系，同样统治着“民人”。这充分说明掌权的大的卿大夫的地位和封国的君主没有什么区别。卿大夫的宗族“家”及其所领有的封土、封邑，到了春秋时期变成了一个具体而微的宗法小国。
在卿、大夫统治的世族小国内，也建立了朝廷的组织，作为处理政事的机关。如郑国的伯有就设立有朝廷。在《国语·鲁语》中，还记载了季孙氏的朝廷设立的制度：季氏作为鲁国主要执政者，他要在“外朝”（鲁国的朝廷）尽其官职之守（替鲁国办事）；又要在内朝（季氏自己的朝廷）管理季氏本族的事务。季公冶是季氏手下的属大夫。他在享有季氏给他的禄位时，就要“立其朝”，参加季氏之政；当他退回禄位之后就可以“不出”，即不参加季氏之政。这和卿大夫与诸侯的关系一样。协助卿、大夫管理世族国家的是家臣，其中属大夫、家宰、邑宰是其中地位较高的人物，是为卿、大夫处理世族国家中央和地方事务的长官。他们原始的身分都是士，但后来由士新升起来的家臣便获得了大夫的身分。像阳虎（亦称阳货）本为鲁国孟孙氏的小宗，又当了“季氏宰”，在《孟子》一书中称其为大夫，而称孔子为士。除家臣外，协助卿大夫治政的还有“有司”等官职，他们地位较低，各管政事，而服从家宰、邑宰的领导。家宰、邑宰有起用、提拔有司等地方官员的职权。
卿、大夫的世族国家也有独立的武装，像晋国的栾氏、范氏，齐国的庆氏等，都有自己的私属武装。晋国的卻克曾要求用自己的私属武装去讨伐齐国，可见卿、大夫的私属武装力量之强。在卿、大夫的封邑中，还有为邑宰所掌握的地方武装。鲁国季氏的家臣阳虎为“季氏宰”，就拥有独立的武装力量，并曾指挥其军队叛变了季氏；《左传·定公十二年》记载了季氏的家臣公山不狃和叔孙辄等竟以季氏费邑的武装把鲁君、三桓、孔子等人团团围困在季氏宫中；鲁国公室的军队包围了孟孙氏的封邑成，成的邑宰公敛处父率军对抗，鲁国公室的军队竟打了败仗。可见鲁国卿的地方封邑武装力量之强大。卿、大夫拥有宗族私属武装和地方封邑武装，是和诸侯拥有公室武装、地方武装一样的。卿、大夫受封以统治封邑、封地。需要具有独立的武装力量。卿、大夫拥有独立的武装给大夫称霸和夺权提供了必要的条件；而卿、大夫的政治一旦为家臣所控制时，宗族武装和封邑武装等就成了“陪臣执国命”的实力基础。
所以，春秋时期各诸侯国实力强大的卿、大夫，在自己的封土封邑内，能称“君”称“公”，设立朝廷，拥有军队，征收租税，讨论政事。他们在诸侯国中往往出将入相，掌握了诸侯国的政治军事实权，有的甚至把诸侯国君变成傀儡，有的把诸侯国君赶出国内。这些比较强大的卿、大夫的代表，在晋国有赵、韩、魏等几家，齐国有田氏、鲁国有季孙、孟孙、叔孙氏，他们控制了诸侯国的政治、军事、经济大权，不断向公室进行夺权斗争。由些形成了由诸侯称霸转变到卿大夫专权、夺权的总的形势。这些实力强大的卿、大夫在夺权斗争的过程中，顺应历史发展的趋势，争取人民群众的支持，对旧的经济、政治、军事、社会制度作了一定的改革，转变成为新的地主阶级的代表人物。
士的崛起是春秋战国之际又一个突出的现象。士的最初来源是周族在原始社会后期军事酋长手下的亲兵武士之类，是为贵族服务打仗的。在周初的宗法分封中，士也被逐级分配给下级贵族，士也就被降落到贵族的最低层。春秋时期，诸侯和卿、大夫势力先后发展起来了，他们单靠分封来的有限的武士不能满足自己统治的需要，于是在自己的宗族或家庭中选拔了一批武士，其中地位较高的当了贵族的家臣（帮助贵族处理政事的官员）。士和上级贵族间的血缘宗法关系较薄弱，政治上的统属关系较强烈。《国语·晋语》记载说：“公食贡，大夫食邑，士食田，庶人食力”。《左传·桓公二年》记载说：“士有隶子弟”，反映了士是占有小块田地，役使一部分族内或族外的劳动者为自己耕作土地为生的。士的主要职务是打仗，但自己拥有土地收入，作战时的军需物资需自备的。他们的主要职责是为周王、诸侯或卿、大夫率军作战，保卫各级贵族的安全。
“陪臣执国命”现象在鲁国较突出。季孙氏邑宰南蒯长期统治季氏的都邑费，后来他以费邑为根据地起兵叛变季氏时，他手下还有一批自称为他的臣的下级官员，可见南蒯已取得了相当于大夫的身分。阳虎（即阳货）是鲁国孟孙氏的后裔，又是季孙氏的家臣。他叛变季氏时，和鲁国军队进行了激烈的战斗，先胜后败，足见家臣力量的强大。孔子倡导堕三都时，为季氏管理费邑的家臣公山不狃、叔孙辄等坚决反对，后来公开起兵叛变，并率领军队袭击鲁国国都，把鲁定公、季孙氏、孟孙氏、叔孙氏、孔子等人团团包围在季孙氏的宫中。当准备堕毁孟孙氏的都邑成时，成邑的邑宰公敛处父偷偷派人对居于鲁国国都的孟孙氏说：“你假装不知道，我坚决不堕。”那年冬天，鲁定公派军队包围成邑，公敛处父率军对抗，鲁军竟打不过孟氏封邑的军队。这都说明，春秋中后期原属于士阶层的鲁国卿、大夫封邑的家宰、邑宰们，不仅掌握了地方的政权和财权，也拥有自己能指挥的军事力量。家宰、邑宰总的来讲协助卿、大夫管理封邑和世族，但如果他们一旦造反，也能够控制卿、大夫的世族国家的命运，甚至影响诸侯国家的命运。
阳虎、公敛处父、南蒯、公山不狃等都是掌握了卿大夫世族和封邑武装的旧的宗法制下的士，除此以外，还有一批新兴的士，如孔子和他的弟子们。但他们不是受封有小块禄田、有“隶子弟”可供役使的、从事军职的宗法性的士，而是具有一定文化知识、身分较自由、从事政治或学术活动的新兴士大夫集团中的士，即古代的知识分子。他们有的从旧贵族中下降而来，如孔子的先世是宋国的大贵族，孔子却降为士；有的从社会下层上升而来，如孔子的弟子子贡、子路等人都来自社会下层，通过“学而优则仕”的道路，在鲁、卫等国当了官。
按周代的宗法制度，天子、诸侯、卿和大夫、士之间有着严密的上下统属的宗法关系，上级贵族既是政治上的统治者又是宗法上的大宗。而春秋末年出现的新兴的士和他们的主人之间没有宗法血缘关系。他们是后世中央集权制下官僚政治的先驱。他们的官职可由其主人任意任免；他们也不享有世禄，不世代占有土地，而是领取实物俸禄。如孔子的学生原宪当了季氏的宰，季氏想给他粟九百作为俸禄，原宪辞谢了。子华出使齐国，冉有为他的母亲代领俸禄，领回了五秉粟。孔子去卫国，卫灵公问他在鲁国得俸禄多少，孔子回答说得到粟六万，卫国也给了孔子粟六万的俸禄。我国历史上俸禄制度的改变。实始于此。
世官制度也在动摇，如孔子和他的学生当官都不是世袭的。孔子在鲁国当了官又丢官，子路在季氏手下当官后又跑到卫国去当官。我国历史上世官制度的破坏，实始于此。由此可见，由于旧的宗法统治秩序的动摇，出身低微的新兴的士阶层参与了政治并执掌了大权，在鲁国等原来保存周礼丰富的国家内，已经出现了一批非宗法性的、无封邑的、不世官世禄的、没有独立割据的武装力量的、直接受卿或大夫指挥和调动的官僚群，开始了从宗法分封制向中央集权郡县制的过渡。
春秋战国之际，代表新兴势力的卿、大夫向诸侯国君进行了夺权斗争。为卿大夫办事的士中，虽然也有少数人如阳货叛变季氏、孔子想通过堕三都打击季氏等以外，总的来说士是帮助卿大夫治政夺权的重要力量。在春秋战国之际社会大变革的时代里，在卿、大夫夺权斗争的过程中，在百家争鸣的思想领域内，都有各种身分的士在积极参加，并发挥了重要作用，对推动春秋战国时期政治、经济、文化、思想的变革和进步起了积极作用。
卿大夫夺权斗争的胜利，标志着新兴势力夺取和掌握了国家政权。现以鲁国、晋国、齐国为例来论述。
鲁国卿大夫的夺权斗争表现为三家“三分公室”和“四分公室”。“公室”指当时诸侯国国君的政权，“私门”指卿、大夫的政权。卿、大夫的政权情况较复杂，多数是从旧贵族转化来的新兴力量的代表，鲁国的三桓，即孟孙氏、叔孙氏、季孙氏就属于这种势力。
鲁桓公死后，其儿子鲁庄公继位。鲁庄公三十二年（前662），异母弟庆父勾结其死党胞弟叔牙，想杀鲁庄公。叔牙故意推荐庆父来继承庄公的国君位置。庄公觉察他们的阴谋，立即召见拥护自己的另一个弟弟季友来商议。季友力劝庄公立自己的儿子公子般，表示自己拥护公子般当国君。庄公知道季友是忠臣，就把政权交给季友。季友杀了叔牙，但没有追查试图弑君的主谋庆父。季友在庄公死后立公子般为国君，庆父又指使人杀了公子般，季友被迫出奔陈国。庆父与庄公夫人哀姜合谋，立庄公另一个儿子公子开为国君，即鲁闵公。闵公召回了季友。闵公三年，庆父指使人杀了闵公。他两年杀了两个国君，把鲁国政局搞得大乱，所以史书说：“庆父不死，鲁难未已。”庆父怕鲁国人追杀他。逃到了莒国。季友立庄公之子公子申为国君，即鲁僖公。季友要莒国交回庆父治罪，庆父求情不成，被迫自杀。
季友平定了叛乱后，僖公封给他一座城。季友说：“我跟庆父、叔牙，都是先君桓公的儿子，为了国家的利益，我逼死了他们两人，还是请封他们的后代吧，老百姓可以知道主公不忘祖宗。”于是僖公立公孙敖继承庆父的地位，称孟孙氏；立公孙兹继承叔牙的地位，称叔孙氏；季友称季孙氏。这三家卿大夫即称“三桓”。三桓在春秋时代，为壮大本族势力采取了多种方法，犹以季孙氏争取民心的措施最成功。季孙氏的妻妾不穿丝织品，用节省下来的财富，收买人才。季孙氏还把公田收归私有，将自己的私田租给民众耕作，使大批民众归附于他。季氏还有私家武装七千人，力量超过了国君。
当时鲁国井田制日渐堕坏，私田增多，公室的收入越来越少，到公元前594年（鲁宣公十五年），鲁国的公室只得宣布实行“税亩”制度，承认私田的合法性，公田、私田一律收税。国君的“公室”和卿、大夫的“私家”的斗争更加激烈了。
公元前562年春（鲁襄公十一年），季武子将鲁国公室拥有的上下两军改为上、中、下三军，季孙、叔孙、孟孙三家各得一军，各征其军之土地赋税，史称“三分公室”。由此，季孙氏完全夺取了一军的实力和赋税；孟孙氏也使自己一军所有军士的子弟的一半归属于自己，即夺得了一军四分之一的所有权；叔孙氏则使一军军士的子弟尽属于自己，就是取了一军的一半的所有权。但孟孙、叔孙两家都还把所属军队的父兄所有权归给公家，还比季孙氏做得客气些。三家此后更加强盛了。
三家在自己的土地上也采用不同的剥削方式：季孙氏适应当时的形势采用征税制；叔孙氏仍保留井田式的劳役制；孟孙氏采用新旧各半的方法。季孙氏的方法成效明显，提高了生产者的劳动积极性，得到民众的支持。公元前544年（鲁襄公二十九年），季孙氏乘襄公到楚国去的机会，又夺取了卞地作为自己的私邑。襄公害怕得不敢回国。季孙氏势力越来越大，成为了鲁国事实上的执政者。
公元前537年（鲁昭公五年），三家废掉了原来的三军，恢复原有的二军，把二军分为四份，就是“四分公室”，季孙氏独得二份，孟孙、叔孙各得一份。公室的军赋全向三家交纳，鲁国人民只向三家纳税服役，再由三家拿一小部分进献公室。鲁国实际上变成了三国，鲁国国君保存了“一国之大宗”的虚名和少量民赋，变成了其地位命运控制在三家手里的傀儡。三家从四分公室开始，对土地都采用了征税制，有利于农业生产力的提高。季孙氏由此完全执掌了鲁国的实权。
但是，实际上已经破产的公室还想夺回自己的权力。公元前530年（鲁昭公十二年），鲁昭公和季孙氏的家臣、费邑的邑宰南蒯勾结，南蒯利用费邑的军队发动叛乱，宣告要把季孙氏的土地和财产归还给公室。但叛乱不得人心，鲁国费邑人民在改革中得了好处，仍然支持季孙氏。两年后，费邑人民推翻了南蒯的统治，南蒯逃到齐国。
公元前517年，已经背叛了季孙氏而投靠了公室的季平子的叔父季公若，和鲁昭公的三个儿子公为、公景、公贲勾结了起来，公景又去串联了守旧的贵族郈孙氏，作好了发动武装叛乱的准备。鲁昭公找到大夫子家羁说：“季孙氏无道，僭越公室已经很久了，我要杀死他，你看怎样？”以此试探子家羁的态度。但子家羁觉得季氏掌权已不可动摇，昭公的图谋不可能成功，便进行劝阻。但昭公要夺回权力的决心已定。当年九月，终于发兵对季孙氏进行突然袭击，杀掉了季平子的弟弟公之，一举攻入季氏家宅。季平子被包围在家里，要求昭公对自己进行审查；或到沂水边等候处理；或在自己的封邑费被囚禁；或流亡国外。昭公一律拒绝。
鲁昭公自以为取得了胜利。但叔孙氏看到昭公攻打季氏，实际上是要消灭整个三桓的势力，便出兵救援季氏，孟孙氏也响应了叔孙氏的救援行动。三家联合起来反攻，杀死了郈孙氏，公室军队彻底失败，鲁昭公狼狈出逃，躲到了齐国去了。季平子更加大权在握，把象征君权的宝玉“璠玙”也佩戴在自己身上了。
鲁昭公不甘失败，还想卷土重来。公元前516年（鲁昭公二十六年），齐国攻占了鲁国的郓城，让昭公移居郓城，想以此为据点，打回鲁国去。第二年，孟懿子和季氏家臣阳虎攻打昭公盘踞的郓城，郓城人民以逃亡来反对昭公的统治。昭公不敢久住郓城，准备到晋国去避难，遭到在晋国掌权的新兴势力的反对，晋国国君没有允许鲁昭公到晋国国都，而是要他住在晋国边境一个叫乾侯的小地方。公元前510年，鲁昭公死在乾侯。晋国的史墨评论鲁昭公流亡晋国而死时说：“鲁君世代失其政，季氏世代修其勤，老百姓早就把鲁君忘记了，他死在国外，有谁可怜他呢？”可见，当时进步的社会舆论认为，失去人民拥护的鲁昭公之死，是不值得惋惜的。
公元前505年（鲁定公五年）以后的几年，鲁国又发生了“陪臣执国命”的戏剧性事件。公元前505年的农历六月，季平子死了，其子季孙斯代立，即季桓子。季平子家臣阳虎叛乱，囚禁了季桓子，杀死了季氏族人公何藐。季桓子向他求情，与他妥协，才得到释放。三年之后，阳虎又联合了三桓中的族人及家臣中心怀不满的人，如季桓子之弟寤及公鉏极、公山弗拢、叔孙辄、叔仲志等，想把三桓的头头杀掉，由他们取而代之。于是在当年农历十月，阳虎假意请季桓子到蒲圃赴宴，企图乘机杀掉他。季桓子在去蒲圃途中发现了阳虎的阴谋，逃奔去孟孙氏处，得到孟孙氏的救护。阳虎便劫持了鲁定公和叔孙武叔，攻打孟孙氏，并夺取了鲁国公室的宝器。但阳虎被三桓的武装打败，逃到驩阳关，以后又逃到了齐国。齐景公对阳虎这个经常犯上作乱的人有点害怕，把他囚禁起来。阳虎又从齐国逃脱，投奔了晋国的新兴势力赵简子，赵简子觉得阳虎有犯上作乱的精神，重用了他。
鲁哀公统治时期（前494～前467），鲁国公室还想从三桓手中夺回权力。鲁哀公统治的最后几年，越国已灭了吴国，哀公妄图借助越兵来除掉三桓，但在三桓的联合进攻下，哀公被赶出鲁国，落得个和鲁昭公同样的命运。鲁悼公统治时（前466～前429），三桓势力进一步壮大，鲁悼公像一个小侯那样依附于三家。但到了鲁元公、鲁穆公统治时（前428～前376），鲁国的情况有了重大变化，三桓中的孟孙氏被公室赶出了鲁国逃到了邾国，季孙氏则占据费邑，成为小国的国君，从鲁国分裂了出去。鲁穆公尊贤纳士，儒生曾参、子思、公仪休等孔门弟子及后裔纷纷聚集鲁国，企图中兴。但公室转变为新势力的努力没有成功，鲁国也未能东山再起，公室总的趋势在进一步衰落。
鲁国新兴势力的代表三桓和旧势力的代表公室的斗争，是在同为姬姓的公族内部进行的，带有浓厚的妥协色彩。在斗争中一方战胜对方后，一般允许其出走，并立他们的亲属为后。三桓的改革主要在贡赋方面，改革不够全面和彻底。“陪臣执国命”的动乱也不代表新势力，只能说明三桓无力控制家臣。正因为鲁国三桓的夺权斗争和改革不如三晋和田齐坚决和彻底，所以最终季孙氏没有能够建立一个强大的新兴的鲁国。鲁国在分裂和动乱中国势日衰。
晋国的六卿（韩、赵、魏、范、中行、智）是新兴势力。由于晋献公、晋文公时期晋国公族内部长期发生争位的斗争。所以晋国有了不给国君家族的子弟以土地和职位的规定，这样晋国政权逐渐归异支或异姓卿大夫贵族来支配，卿大夫势力不断扩大。他们把私邑作为根据地，扩大土地占有，逐渐控制晋国政权。因为他们的政治、经济地位世袭继承，所以春秋中期以后，晋国的卿位为十来个卿、大夫家庭所把占。他们同时又是统率军队的将领，势力日益膨胀起来。春秋晚期，晋国的卿大夫通过斗争兼并，剩下了六家最大宗族，即：韩、赵、魏、范、中行、智。史称“六卿”。
六卿的壮大是通过激烈的兼并战争取得的。他们不把晋公放在眼里，不断进行兼并攻伐。公元前六世纪中期，影响晋国政局的只剩下十几家强宗大族了。公元前550年，范氏等联合起来攻打当权的大夫栾盈，栾盈先逃到楚国，后逃到齐国。齐国把栾盈等人偷偷送回他在晋国的私邑曲沃，想借栾盈来骚乱晋国。栾盈回去后，从曲沃起兵攻进晋的国都绛。范氏等势力抢先占领公室。为贵族范匄打仗的勇士斐豹要求解除他的奴隶身分，范匄立即当众焚烧了斐豹为官奴的丹书（卖身契），满足了他的要求。斐豹积极参加战斗，杀死了栾氏的力士督戎。于是范氏公布命令：“自文公以来，有功于国家而子孙没当上官的，可以做官和受赏。”士兵进一步受到鼓舞，奋勇杀敌，栾氏大败，栾盈及其党羽全部被杀，新兴势力开始占上风。
范氏得胜后骄傲起来，对前来晋国祝贺的鲁国叔孙豹说：“我的祖宗世世都很贵盛，直到现在我们范家仍掌握了晋国的大权。古人说：死而不朽。大概就是这个意思吧！”叔孙豹回答说：“这只是世代享受禄位，谈不上不朽。如我们鲁国先前的大夫臧文仲死了后，他的话仍被人所尊重，这才是真的不朽呢！”范氏自夸门第，比喻失当，讨了个没趣。
后来，六卿等新兴势力继续和守旧贵族进行斗争，栾氏、卻氏、胥氏、原氏、狐氏、续氏、庆氏、伯氏等纷纷失败，有的出逃，有的被降为奴隶和平民，都没落了。属于羊舌氏的守旧的大夫叔向看到晋国的政局的变迁，感叹地说：“政在家门，民无所依”、“晋之公族尽矣”。其实，民依附到新兴势力那边去了。叔向的叹息，因为他的族也被灭了。新兴势力消灭栾氏时，把祁氏和羊舌氏也灭了，把祁氏领地分为七县，羊舌氏领地分为三县，由韩、赵、魏等族子弟和有才之人去做县大夫。旧公族的消灭，为晋国的社会发展去掉了一块绊脚石。公族世袭采邑制的瓦解，促进了封建因素的增长。
晋国的六卿之间彼此也进行了激烈的兼并斗争。六卿都采取了一些有利于发展生产力的改革，但实行程度和方式有别。在亩制的改革上，六卿都突破了“百步为亩”的原井田制旧经界，但范氏、中行氏、智氏的亩制远没有韩氏、赵氏、魏氏的大。范、中行氏规定一亩为160平方步，智氏为180平方步。因为当时劳动者耕地亩数有一定的标准，亩制大意味着实耕的面积大，亩制小就实耕的面积小，适当地扩大亩制有利于刺激劳动者的生产积极性，促进荒地的开垦和农业生产力的发展。范、中行氏对亩制的改革不彻底，对依附农民的剥削又重，政治上又专权独行，民怨时起，在与赵氏等的斗争中处于劣势。
赵简子是位杰出的改革家，注意争取民众支持。他派尹铎去当晋阳地方官（晋阳在今山西太原市西南），尹铎问：“我去后是像抽丝那样榨取民脂民膏呢，还是建立一个可靠的根据地呢？”赵简子要他建立好根据地。尹铎到任后，调整和减少了农民的负担，晋阳果然成为赵氏的可靠根据地。赵简子还采取了奖励军功，以功释放奴隶的政策。公元前493年，范氏、中行氏与郑国等联合，和赵、韩、魏发生战争。赵简子在誓师时发布命令：“克敌者，上大夫受县，下大夫受郡，士田十万，庶人工商遂，人臣隶圉免。”就是说在战斗中立军功打胜敌人的人，上大夫赏赐给县，下大夫赏赐给郡，士赏田十万亩，庶人工商可上升为士，奴隶可以被释放。誓词宣布后，人人争先奋战，大获全胜。
赵简子善于选贤任能，表彰敢于指出他过错的臣下，他说如果遇事唯唯诺诺，就离亡国不远了。他任用了不少有革新精神的人，如董安于任上地（今山西中南部）守令，治理得很有成绩。赵简子懂得减轻剥削，争取民心，而范、中行氏加强剥削，失去民心。所以赵氏联合韩、魏氏，与范、中行氏多次交战，均取得胜利。公元前490年，范、中行氏失败，逃出晋国，中行氏荀寅逃跑前还指责太祝在祭祀时用的猪羊不够肥美，才导致灭亡。祝师反驳他说：“我一人求神灵保佑你，而你不得人心，一国人都在骂你，一个人的祷告能够胜过万民的咒骂吗？”祝师的话道出了范、中行氏失败的原因。
范、中行氏逃出晋国后，赵简子占据了邯郸，后来邯郸成为赵国的国都。公元前485年，智、赵、韩、魏四家要联合起来瓜分原先属于范、中行氏的地方，晋出公不许，四家逐走了晋出公。智伯另立晋哀公，控制了朝政，并占据了范氏、中行氏的故地。智、赵、韩、魏成为晋国最强的势力，四家当政者为智伯瑶、赵襄子无卹、韩康子虎、魏桓子驹，以智伯势力最大。智氏想削弱三家，独吞晋国。他以奉晋侯之命，治兵伐越，恢复霸主地位为借口，要每家拿出一百里土地和户口来归“公家”，其实“公家”就是“智家”。但赵、韩、魏三家心不齐，韩康子、魏桓子如数交给了土地和户口，智伯瑶增加了二百里土地户口后，派人要赵襄子也交出土地户口，赵襄子拒绝说：“土地是先祖的产业，怎么能随便送人呢？”智伯瑶联合韩、魏两家一同出兵攻打赵家，智氏答应灭了赵家后，所得土地和人口由智、韩、魏三家平分。公元前455年，智氏率中军、韩氏率右军、魏氏率左军，直攻赵家。赵襄子采用了谋臣张孟谈的建议，决定到原为赵的领地、又经过董安于、尹铎等人的治理，民心归赵的晋阳去固守。赵襄子到晋阳后，看到的却是“城廓不治，仓无积粟，府无储钱，库无甲兵，邑无守具”，非常恐惧。张孟谈说：“圣人治理国家不是靠府库，而是靠民众的支持。”赵襄子于是迁居晋阳，而智、韩、魏三家兵马把晋阳团团包围了。
赵氏和智、韩、魏的军队在晋阳城外相持两年。晋阳人民坚决支持赵氏，晋阳城久攻不破。公元前453年，智伯瑶想出了决晋水以水淹晋阳的办法。水灌满了晋阳城，但赵氏军队誓死坚守不降。赵襄子派张孟谈偷出晋阳城去说服韩、魏两家共同反智。张孟谈说：“唇亡齿寒，赵亡以后，你们也会被智氏消灭的。”韩、魏两家看到智伯瑶凶横跋扈，深怕智氏灭赵后祸及自己，于是决定和赵氏一起反智。一天晚上，赵、韩、魏三家用水反攻智氏，大水淹没了智伯的军营，智伯急上小舟准备逃命，为赵襄子所设的伏军抓获，智伯瑶被杀，赵襄子灭了智氏一族，赵、韩、魏三家平分了智家的土地和人口，建立了三家的封建政权。
公元前438年，晋幽公即位，赵襄子、韩康子、魏桓子见新君软弱无能，商定了平分公室的办法。三家把晋国的绛州和曲沃两座城给晋幽公留着，其他地方统统为三家瓜分了，赵、韩、魏合称为“三晋”，各自独立。晋幽公变成依附于三家的傀儡，不但不能把“三晋”当作臣下来看待，反而要一家一家地去朝见他们。公元前403年，赵、韩、魏三家被周威烈王册封为诸侯，三家正式成为三个独立国。前376年，三家把挂名的晋国国君废为百姓，从此晋国在历史上消失。
齐国的新兴势力是田氏（即陈氏），其先祖公子完是春秋前期从陈国逃奔到齐国的。春秋前期较长时间内，田氏与齐公室关系密切。但是春秋中期以后，齐国姜姓的公室已渐趋衰落，民众和下层贵族反对公室的斗争愈趋激烈，旧制度的瓦解和新势力的崛起，在齐国亦成为必然的趋势。田氏顺应社会发展的潮流，走向了背离公室的道路，在自己的领地内采取了新的剥削方式，争取人民的支持。齐国国内形成了以姜姓国君为代表的旧势力和以田氏为代表的新势力两大集团的斗争。这场斗争中，争取民众的支持，争夺农业劳动力投靠自己，成为斗争的焦点。
齐景公当政时期（前547～前490），虽然公室在晏婴的辅佐下也进行了一定的改革，但代表新势力的田氏展开了与国君争夺民众的斗争。田桓子在自己的封邑内减轻剥削，招徕民众，用大斗出，小斗进的手段笼络人心。原来齐国的量具是升、豆、区、釜、钟，从升到釜是四进位制，从釜到钟是十进位制，田氏另外制作一套家量，从升到釜是五进位，从釜到钟仍是十进位，这样田氏的家量显然比齐国的公量大得多。田氏往外借出粮食时用家量，收回粮食时用公量，大斗出，小斗进，使剥削量减轻，种田的人民得到了实惠。
当时齐国国君将人民生产的产品征去了三分之二，剥削很重，而田氏用小恩小惠的手段争取民心，剥削较轻，因此当时齐国人民对田氏出现了“爱之如父母，而归之如流水”的现象。田氏把依附于他的民众变作“隐民”，对他们采用租佃制的剥削方法，建立起封建生产关系的雏形，不受国君的控制。齐国的公室逐渐变成徒有虚名，公室的劳动力转到了私家。公室被逐渐抽空。但是，姜姓的公室不甘心自动退出历史舞台，以田氏为首的新兴势力对旧势力进行了武力进攻，齐国新旧势力的斗争出现了三次高潮。
公元前532年夏天，田桓子联合国人向贪婪无厌的两家执政贵族栾氏、高氏发动武装进攻。当时栾、高正在酗酒，田氏以出其不意的手段将他们包围，并把他们驱逐出齐国。田氏在斗争中注意收揽民心，注意联合一切可以联合的力量，对曾遭栾氏、高氏排斥打击过的贵族仍恢复他们的地位，分化和孤立了栾氏和高氏。
公元前489年，田桓子的儿子田乞，联合大夫，带兵冲入公宫，贵族高昭子、国惠子进宫救援齐君。由于田氏得了民心，国人参加了这场反对公室的斗争，田氏终于打败了以公室为代表的旧势力，旧贵族国夏逃奔莒国，旧贵族高张、晏圉、弦施等逃奔鲁国。田乞控制了齐国大权，担任了相的职位。
公元前481年，田乞的儿子田常（亦称田恒、田成子）与齐简公的宠臣监止分任左、右相。当时有个叫鞅的人向简公献计，认为田常和监止不可并存，意思是要简公除掉田常。田常觉察到自己处境危险，斗争已不可避免。他为了增加实力，首先努力争取民众，继续实行其先祖田桓子的办法，大斗出，小斗进，以取得民心，增加民众支援的力量。田常还努力加强田氏宗族内部的和睦和团结。公元前481年（齐简公四年）农历五月，田常先发制人，发动了武装斗争。齐简公支持监止，准备亲自带兵镇压田常，为左右所劝阻。当时田常对与公室斗争也有些犹豫不决，甚至自己曾想逃走。田氏族人田行劝他说：“在紧要关头，优柔寡断是败事之源。”田常坚定了决心，率军与监止指挥的军队激战，监止败逃，后来被人抓住杀死。齐简公狼狈出逃到舒州（今山东滕县南），被田常的武装抓住，不久被杀。田常立简公的弟弟鷔为齐平公，自己为相，牢牢地把握了齐国的大权，并在齐国推行了不少有利于自己，有利于新势力发展的措施。
首先，田常牢牢地掌握了齐国的刑罚大权。对残留的旧贵族鲍氏、晏氏、监止以及有影响的公族全部杀掉，消灭了齐国的旧贵族势力，并安排田氏兄弟和同族人作都邑大夫，控制地方实权。其次，扩大私有土地。把安平（今山东临淄东）以东至琅琊（今山东诸城南）的地区划为自己封地，其面积大大超过公室所占的土地，加强自己的实力。第三，对其他诸侯国根据不同情况采取不同的对策。同赵、韩、魏等三家晋国新兴势力结约，互相支持，把原先占领的鲁国、卫国的土地，归还他们，以免他们在田氏和公室斗争中出兵干涉。对南方的吴、越也派使者结好与他们。田氏的这些外交活动有利于争取各国对自己的承认和支持。这样到公元前476年田常完全控制了齐国的实权。
田常死后，其子田襄子盘代立。田襄子又进一步发展势力，姜齐的国君完全变成了傀儡。公元前392年，田襄子的孙子田和，把名义上的国君齐康公迁到海边，他自己当了齐国的国君。田和托魏文侯代他向周天子请求，依照当初“三晋”的例子封他为诸侯。那时周威烈王已死，他儿子周安王即位。周安王答应了魏文侯的请求，在公元前386年（周安王十六年）正式封田和为诸侯，成为田太公。田氏的夺权斗争以胜利而告结束。八年后，姜姓的齐康公死在海岛上，姜氏治齐七百年后最后告终。
春秋时期卿大夫的夺权斗争以鲁之季氏，晋之韩、赵、魏，齐之田氏最为典型。夺权斗争的过程也是新兴势力改革和争取民心的过程。通过夺权和改革，新势力代替旧势力成为国家的统治力量。中国历史也进入了一个新的时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