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讲　商周：中华文化的奠基期

商代和周代创造出了辉煌的文明。青铜器、甲骨文和古文献是商周时期的文化瑰宝和艺术杰作，对中国和世界古代历史和文化的发展都产生了重大影响。

先说青铜器。青铜器是用青铜铸造的器皿，商周时代是我国青铜器铸造技术的高峰。商周时期的青铜器，以体形巨大、造型复杂、花纹精美、器腹壁铸有铭文、工艺先进、用途多样为特点。

青铜是铜、锡、铅的合金，色泽青绿，质地坚硬，光彩照人。较纯的铜器色泽金黄，我国使用小型铜器约在龙山文化时期，距今四五千年。原始社会末期出现的铜器，均为小型工具，铸造技术简单，且较少使用到生产上。夏代是否铸造了大型青铜器，迄今为止还无法证明。到了商代特别是盘庚迁殷后的商后期，青铜铸造技术已发展到了古代世界的顶峰。

铜器在我国出现较早，但纯铜太软，不能铸造工具，在铜中加入少量的锡和铅，可提高铜器的质量和使用效益。铜中加锡铸成的合金很坚硬，但锡加得太多会使铜器变脆；铜中加铅铸成的合金较润滑，合金溶液能渗入到模具的每一花纹和字体中，但铅加多了会影响合金的坚硬度。经过无数代人的实践，到了商代前期，铜、锡、铅的比例分别为80.83％、5％、11.09％；商代后期，铜和锡的比例增加，铜、锡、铅的比例分别为85.94％、11.7％、0.84％，铸造出的青铜器更加坚硬、美观、实用。《周礼·考工记》中记载铸造青铜器有六种不同的配方比例，即“六齐”之法，铸造钟、鼎等青铜重器，为六分铜一分锡，与商代后期青铜器合金成分的比例相近。

青铜器铸造有一个复杂的工艺过程。先要制范。即制好浇灌合金熔液的模具型范。首先用泥土制作成青铜器的模型，模型经烧制成坚硬的泥体模型，再贴泥片进行翻范，泥片再烧制成坚硬范体，再将多块范体合并成整个范体。有些大型青铜器的体部、足部、耳部都要用多块范体合成，技术复杂。然后在范体中浇灌入按比例合成的青铜熔液。由于青铜器体型大，铜液冷却冻结快，为了使熔液迅速地渗入到模具的每一细部，达到理想的质量，常需要有数十数百人同时合作完成。

除小型的工具、武器外，大型的青铜礼器、食器等，都外铸花纹，腹壁内常铸有铭文。青铜器的花纹和铭文，是古代的重要艺术作品，成为青铜器历史文化价值衡量的重要标尺。商周青铜器的花纹，有饕餮纹、云雷纹、蟠龙纹、蝉纹等，以饕餮纹、云雷纹为主。饕餮，是古史记载中一种活动在荒野山林的野兽，会危害人类和作祟。青铜器上的饕餮纹，一般是将饕餮的面部加以抽象化和艺术化，铸造在青铜器的外部。有大大的眼睛和嘴巴，高高的鼻子，长长的耳朵。有的整个大型青铜器的外部铸有很大的饕餮的面孔，有的则将饕餮的面形抽象化、艺术化、几何形化地铸在四周。饕餮纹给人以恐怖、神秘的感觉。

云雷纹是对天上的云和雷的抽象化，云纹为无数平行的细丝状纹弯曲缠绕形状，像天上卷曲的云团和云丝，雷纹一般为重叠状的菱形或方格形，像雷击时发出闪光的块雷。雷电有两种形态，一为线状雷，一为块状雷，块状雷为闪电呈块状打在人畜、树木或房屋上发生雷击。古书上记载的这种形态的雷很多。云雷纹既有恐怖含义，也有缠绵不尽的神秘感觉。

一般来讲饕餮纹分布在中心主体位置，云雷纹分布在四周，遍布青铜器外部。商周的大型青铜礼器的纹饰以饕餮纹、云雷纹为主，增加了青铜器的恐怖、神秘感，强化了宗教迷信色彩。这和青铜礼器作为祭祀工具有关。

蝉纹、蟠龙纹在普通青铜器上较多。到春秋时代以后，青铜器器形变小，由神秘的宗庙重器变成贵族的日常生活用具，饕餮纹逐渐消失，而云雷纹、蝉纹、蟠龙纹以及由日常动植物抽象化组成的纹饰普遍化了。如我国西南各省区传世的少数民族的铜鼓，一般为周代和周代以后所铸，没有恐怖的饕餮纹，而云雷纹极其普遍，又增加了太阳纹、羽人纹、船纹、五铢钱纹、鹭鸟纹等纹饰，反映出青铜器已由宗庙重器变成生活用具。

青铜器内壁一般都有铭文。商代青铜器的铭文字体大而字数很少，一般为二三字或几个字，一般是作器者或被祭者的主人名字；周代铭文多为长篇，往往是重要的历史文献。商代的鼎一般是方的。到了周代，鼎变成圆形，体形比商鼎略小，但铭文大幅度增加，由记姓名变成记事，由几个字变成一篇短文。如“毛公鼎”腹壁上有铭文32行，共497字，和《尚书·周书》中的文章的篇幅差不多。另一西周青铜重器“大盂鼎”，腹壁内有铭文191字，字体雄浑凝重。

商周时代的青铜器器形众多，造型庄重古朴富丽。礼器是贵族祭祀时用的重器，在青铜器中占主要地位，器形有鼎、鬲、甗、簋、豆、盘、盂、爵、角等，其中鼎、鬲、甗等是烹煮器，簋、豆等是食器，盘、盂等是储盛器，爵、角等是酒器。到了周代，礼器中又出现了乐器钟，而作为酒器的爵却大为减少，这和周初反对官僚贵族成天饮酒有关。兵器在青铜器中数量很多，主要有钺、戈、矛、剑、戟、箭镞等。青铜器也用于制作生产工具，如斧、锛、斤、凿、刀、锯、锥、钻等。后世贵族生活中使用普遍的铜镜，在商代的妇好墓中亦已发现。可见，青铜器和商周时代的政治、军事、经济、文化、生活、思想信仰密不可分。

鼎是商周时代最有代表性的青铜礼器，它被国王和贵族看作权力的象征。商代的司母戊大方鼎是现存最大的青铜器。该鼎器形为长方形，左右两侧铸有直耳，高耸雄伟，器身下部有四根圆柱形的鼎足，挺拔稳固。器身外部满布抽象化的饕餮纹。鼎高133厘米，长110厘米，宽78厘米，重875公斤，器内壁铸有“司母戊”三个字。周代的鼎形态由方变圆，著名的青铜重鼎有毛公鼎、大盂鼎、大克鼎等，在圆形的器身上铸两个直耳，下有三只上宽下小的直足，凝重稳固，器内一般均有长篇铭文。

酒器中值得一提的是爵，就是酒杯。爵的杯口铸有两柱，前部有流，即突出来的倒酒饮酒之处，器身后部有炳，用以执爵，器身下部有三足，上宽下锐，器身布满花纹。商代贵族饮酒成风，酒在祭祀中生活中起了重要作用，所以爵铸造得十分厚重精美。周代政治风气改变，爵的数量减少，而新出现了青铜乐器钟——庙堂奏乐时的主要乐器。

当时的钟与后代单个悬挂的圆形巨钟形态不同，上有钟柄，用以悬挂，中为椭圆形的钟身，钟身下部两端为两锐角，中间向内缩成半圆形。钟都是从小到大成单数悬挂在木架上，七、九、十一、十三、十五个一排者多，奏乐者拿着鎚子敲打，发出高低不同、清脆响亮、优美悦耳的钟声，配合钟声，贵族们唱颂诗歌，边歌边舞，成为祭祀和庆典的重要内容，所以钟成为吉庆祥和的代表。上世纪70年代，在湖北随县发现了规模宏大的战国编钟，上下三组钟完整地保留在钟架上，气势雄伟，钟体巨大，未受破坏，是目前完整地保存下来的最大编钟，堪称世界奇迹，现存武昌市东湖湖北省博物馆。

青铜器中还值得一提的是青铜铸造的箭头——箭镞。镞体形虽小，但射出后便有去无还，因此，镞需要的数量十分巨大。

商周青铜器铭文亦称金文，与甲骨文同为研究商周历史的重要资料。但金文字体繁杂，内容深奥，一般人常难以看懂。现选西周后期的青铜器“虢季子白盘”的铭文刊载于书，并作解释，以使读者对周代青铜器铭文及其重要性有一个具体的印象。

虢季子白盘铭文

唯十又二年正月初吉丁亥，虢季子白作宝盘，丕显子白壮武于戎工，经维四方，搏伐猃狁于洛之阳，斩首五百，执讯五十，是以先行。子白，献馘于王，王孔加子白义。王格周庙宣榭爰饷，王曰：白父孔觐有光，王赐车马是用佐，王赐用弓彤矢其兵，赐用戊用征蛮方，子子孙孙万季无疆。

 

铭文原文个别字体复杂，学者有不同解释，上列释文为本书作者的理解。虢季子白盘的主人虢季子为周宣王时卿士虢文公之后，姬姓大贵族。宣王在位时间较久，经常出兵征伐，此器应为宣王时所铸。铭文说虢季子受命讨伐猃狁（周代北方的少数民族。为戎狄的一支，经常侵犯王室），在洛水之北和猃狁作战，斩敌首五百，获俘虏五十，虢季子建树了武功（壮武于戎功），凯旋而归，威武雄壮（为雄武之貌）地向王献上敌人的首级（一说献上割下的耳朵）。周王在周庙接见了他，赞扬他为王室争了光，赐给车马、旗帜、弓矢等器物，用于征伐蛮方。虢季子白作盘纪念，子子孙孙万寿无疆。虢季白盘的铭文，反映了周宣王先后对少数民族军事讨伐的历史，以及贵族们作器的目的。

商代的甲骨文，是三千多年前文化领域结出的又一奇葩。青铜器是为人熟知并为历代学者所著录和研究的，甲骨文却是直到1899年才由爱国学者王懿荣发现。殷商甲骨与汉晋简牍、敦煌石室藏书、明清内阁大库档案，并称为我国近代史料学上的四大发现。

甲骨文，简单地来说就是商代人刻在龟腹甲和牛骨上的文字，主要是国王或贵族占卜的文字。商代的甲骨文，既是对我国原始社会后期刻划形态的原始文字的创造性发展，又奠定了今天汉字的基础。甲骨文和金文（青铜器铭文），是商周时代文字的主体，对我国历史文明的发展起到了重要影响。

甲是龟甲，多为龟腹甲，白色平滑，一般是全部完整的才取用；也有少量取用中间锯开，分成两半的背甲，还有中间凿孔用皮筋穿起来的背甲，但刻字以腹甲为主。商代的龟甲主要产自南海，是商代贵族和南方部族交换而得来的。骨是牛骨，主要是牛的肩胛骨，当时牛用作拉车运货，但牛骨似比今天的牛骨大，一般用水牛的骨头。商代时北方气候温和，雨量丰富，种植水稻、养水牛很多，仅在1955年发现少量马骨，这是特殊情况。在甲骨上刻的文字叫什么？过去有人称为卜辞，有人称为契文，有人称为殷墟文字，都不甚确切，因为卜辞、契文、殷墟文字，也有刻写在其他材料上的，且甲骨上的刻字也不都是卜辞。所以学术界论定，叫甲骨文最科学正确。甲骨文主要出土于商代后期的都城殷的废墟，以安阳小屯村最多，特别是1949年建国后发现的甲骨文，全部出土于小屯村的殷墟遗址。另外，在陕西周人活动遗址也出土过微型甲骨文，但这是周族的甲骨，而且数量较少。

甲骨文属于什么时代？殷墟甲骨大多数是卜辞，时间为盘庚迁殷后的商代后期。盘庚在位二十八年，迁殷那年为盘庚十四年，从盘庚迁殷到纣王亡国共八世十二王二百七十三年。甲骨文就是这一时期的东西。甲骨文记载的文字内容包含哪些类别？主要有经济发展、社会组织、地域组织、阶级关系、统治机构、科学文化六大类。目前共发现刻有商代文字的甲骨十几万片，单字有4000多个，但很多字大家都不认识，有的人认出了但也得不到公认，作什么解释还有争议。甲骨文的篇幅很小，最长的也就六、七十个字，像青铜器铭文有长达四、五百字篇幅的是没有的。甲骨文的文字结构，采用了线条形的象形字（如牛字两角向内，羊字两角向外）、形声字、会意字、假借字，是今天汉字繁体的初型。文例自上而下，自右而左的规则也已形成，奠定了以后三千年汉字书写的基础。

下面，我们谈谈甲骨文、金文的字体。由于甲骨文、金文字体古奥复杂，难以书写排印，我们只能选几个笔划简单的字体来说一说。

“农”字。我国自古以农立国，“农”字的繁体字是“農”，在甲骨文中写作“”、“”形，而在金文中写作“”、“”形，金文字体较甲骨文略有修改，但含义是一样的。下边是个“辰”字，像一个人的手执劳动工具在耕，上面的字形甲骨文写成禾稼形，金文写成“田”字。“农”字由此可推知其意义，后代的篆书、隶书、楷书的“农”字即由甲骨文、金文演变而来。

“田”字。甲骨文写成“”、“”、“”形，金文中写成“”、“”形。甲骨文中的“田”字，象划分有路、有沟洫的农田，为古代井田制的缩影，金文中对笔划作了简化，已写成后代的“田”字。

“年”字。甲骨文写成“”、“”形，金文写成“”、“”形。甲骨文、金文字形相似。该字下面为一个人，在收割禾稼；上面为禾稼的形态。商代禾稼一年一熟，所以用收割禾稼来表明一年的时间，由此可见，我国古代的农历是和农业是紧密相关的。

“丝”字。甲骨文写成“”形，金文定写成“”“”形。都像一束丝的形状，不过金文更简单。可见商代已发明了养蚕缫丝制作丝织品的技术。

“果”字。甲骨文作“”、“”形，金文作“”形，都象征着树木上生出果子之形，不过金文把果集中在一起，写得大了，形成后代的果字。

“家”字。甲骨文作“”“”形，金文写成“”形。该字像房屋下养着猪等家畜。“家”字在甲骨文、金文中均写作从“宀”从“豕”，意为屋中有牲畜，因为最初的家庭，就是拥有牲畜的私有财产单位。过去甲骨文研究者叶玉森解释该字为“豕为初民常畜”，但未能说明豕与家的产生的内在关系。

介绍甲骨文的字体后，我们进几片甲骨卜辞作些解释，以对甲骨文产生更深的印象。

收录在《殷墟书契前编》排号为“七·三十·二”的甲骨片刻字为“□□，贞，王大令众人曰：，受”。这条记载其他甲骨文也刻有。文中带□号的为甲骨文断片后的缺文，是学者和其他甲骨文对照而补写上的。是人名，是武丁时的卜人，即管理从事占卜的官吏或僧侣。贞是问事。王大即商王武丁。众人是从事集体劳动的农民或奴隶。。即同心合力，田，即同心合力去种田，其字是虚词。受年是争取丰收。前面空缺两字为日期。整句话的意思是：“某某天占卜时，是问事的人，王命令众人们说：大家齐心合力去耕作，就会得到丰收的。”通过占卜这种形式，借助神的意志来鼓励人民努力生产争取丰收，这条甲骨文反映了这样的内容。

收录在《殷墟书契前编》排号为“一·五十·一”的甲骨片上的刻字为“贞帝命雨，弗其足年。帝命雨，足年。”这条卜辞很短。在甲骨文中，这样较短的卜辞较多，常反复刻写于多处，应该是进行多次占卜，每卜一次就记刻一次。这条文字的解释是：“占卜问事：上帝会命令下雨，年成能得到丰足的收成吗？上帝会命令下雨，会得到丰足的收成。”

商周时代的历史资料，除甲骨文和金文外，还有丰富的古文献资料。在造纸和印刷术发明以前，这些古代文献均刻写在竹木简或写在布帛上，以竹木简书为多。商周时代的古文献，最重要的就是《书》、《诗》、《礼》、《易》、《春秋》五经。这些文献，都成书于周代，主要反映周代的历史和文化，但某些篇章也与夏、商甚至更早的原始社会历史有关，因此，“五经”是研究先秦历史文化的重要资料。孔子和儒家学派特别尊崇周代的典章文化，特别推崇“五经”，“五经”成为儒家学习和宣传的主要经典。

“五经”中的《书》即《尚书》。《尚书》是官方的文告，多数是周代的官方文告，也有少数是周代以前的。《尚书》文句艰深，每一篇篇幅都不长，但多数是原始资料。

现在流行的《尚书》最常见的是《十三经注疏》中的《尚书正义》，收集了五十三篇，每篇中的每句话中都附有汉魏至清代人作的解释文字“注”和“疏”。但经前人研究，《十三经注疏》中所收的《尚书》是《伪古文尚书》，所作“注”和“疏”也是伪的。既然是伪书，那么我们能否阅读和使用，应如何阅读和使用呢？这就要从古人作伪书的目的和《尚书》的历史说起。

古代人写书的目的是希望自己的学说能永世流传，于是明明是自己写的书，却不写自己的名字，挂上古代的名人为作者，造成了名不副实的现象。如汉代成书的《黄帝内经》假托黄帝所写，《神农本草经》假托神农氏所写，于是，后人就将《黄帝内经》、《神农本草经》定为伪书，因为黄帝、神农氏没有写过该书，是后人假托的伪作。但是，伪作不等于就是毫无用处的废品，如果我们分清伪书形成的原因，该书写作的时代，加以正确地分析和批判，还是有用处的。

《尚书》本为春秋时代人收集的古代官方文告，约在战国时期成书。秦始皇焚书时，烧了原东方六国民间的书，但官府的藏书未烧，项羽打进咸阳后，又放火把秦代官府的藏书烧掉了，但民间可能还有少数书籍保留着。西汉初年，政府大力搜求图书，当时一位90多岁的秦博士伏生把他记忆的《尚书》讲授出来，由当时人用汉代的文字记载下来，共28篇，称为《今文尚书》，即用当今（西汉）文字记载下来的《尚书》。从现在保存的《伪古文尚书》看，其中不少篇出现假借字，正是当时儒生手记伏生讲课时留下的痕迹。

西汉在国都长安设立太学，汉武帝时太学生有8000多人，授课的老师称博士，学生称博士弟子。《今文尚书》是太学的主要课程之一。汉武帝时，在山东曲阜孔子旧宅的夹墙中，又发现了用战国时的古文书写在竹简上的《尚书》，称为《古文尚书》。《古文尚书》比《今文尚书》多出很多篇，在相同的篇中也有文字和语句上的不同。两汉时期治《今文尚书》的学者和治《古文尚书》的学者因此在学术观点上发生争议，但到东汉中期后，今古文两派逐渐合流。魏晋以后，汉代所传《尚书》的各个本子都失传了，但民间出现了另一部《古文尚书》，它的多数篇目和汉代的今古文《尚书》是相同的，但文字略有出入，也有少数篇为过去的今古文《尚书》都没有。经过清代及近代学者研究，这部《尚书》就是《伪古文尚书》，根据《伪古文尚书》的文句作的注、疏，当然也是伪的了。

《伪古文尚书》出现于魏晋时代，但其所写并不是凭空捏造和虚构，而是根据当时的人们看到的今、古文尚书各篇，加以抄录、修改、添加、增写，并发挥自己的思想而成，因此有些篇基本上保留了周代文献的原貌，所用的文体语句也符合周代的特点；有些篇使用文句和所写内容不符合周代的情况，明显是后人添写。经过清初学者阎若琚、清末学者康有为和其他学者的研究，确定这部《伪古文尚书》中，凡是与过去今古文篇名基本相同的篇，应是魏晋人从今古文《尚书》中转抄过来的，是可靠的篇；凡是多出的篇，则是魏晋人自己的作品，是伪的，只能当作魏晋人的思想史资料来看待。

汉代的今、古文《尚书》既均失传，为什么清代以后人们还能知道其篇名和大致内容呢？因为魏晋以后的大批古书都引证了今古文《尚书》的资料，清代人做学问很细密认真，将古书中引用的汉代今古文《尚书》的内容辑佚出来，拼凑成篇，清代人孙星衍就出版了《尚书今古文注疏》，是汉代原本的辑佚本，只是内容不全面。

由此可见，今天流传的《十三经注疏》中所收的《尚书正义》，虽有“伪书”之名，但仍是有价值的。现将前辈学者论定的《尚书正义》中属于汉代今古文《尚书》的原篇篇目抄录如下：

虞书：《尧典》，《臯陶谟》。

夏书：《禹贡》，《甘誓》。

商书：《汤誓》，《盘庚》（上、中、下），《高宗彤日》，《西伯戡黎》，《微子》。

周书：《牧誓》，《洪范》，《金滕》，《大诰》，《康诰》，《酒诰》，《梓材》，《召诰》，《洛诰》，《多士》，《多方》，《无逸》，《君奭》，《立政》，《顾命》，《吕刑》，《费誓》，《文侯之命》，《秦誓》。

上列28篇中，《甘誓》、《汤誓》、《牧誓》三篇分别反映了夏启讨伐有扈氏、汤伐桀、武王伐纣的情况，特别是《牧誓》一篇，是研究武王伐纣最重要的资料。《大诰》、《康诰》、《酒诰》、《梓材》、《召诰》《洛诰》、《多士》、《多方》八篇，被称“周书八诰”，是《尚书》中最早、最可靠的作品，反映了周公等周初政治家的思想和统治方法。《费誓》、《文侯之命》、《秦誓》三篇分别反映了春秋前期鲁僖公时鲁国的情况、周平王任命晋文侯为诸侯、秦国秦穆公时的情况。《尚书》已流传了三千年，对我国古代文化的发展有重大影响。

《诗经》是“五经”中又一部重要经典，它是我国最早的一部诗歌总集，包括“风”、“雅”、“颂”三大部分，总共305首诗歌。《诗经》的内容，一部分是西周春秋时代的官府采自民间并加以改编的诗歌。这部分诗歌反映了西周春秋时北方黄河流域民间的生产、生活、思想、婚姻、风俗、习惯，是研究西周春秋时代北方民风民俗、生产生活的重要资料，在《诗经》中属于“风”的部分。还有一部分是大贵族和中小贵族所作的庙堂乐歌，反映了周代王室的历史、祖先的功业、社会的典章制度、阶级关系和生产关系等，属于“雅”和“颂”的部分。如果说《尚书》自汉代以来对其来源、流派、篇目、真伪长期存在争议，直到近百年来才有基本一致的看法的话，《诗经》两千多年来的真实性、可靠性则从未受到怀疑。古代人受孟子之说的影响，认为孔子曾经删改过《诗经》，这个看法是没有根据的、不真实的。孔子极其尊崇《诗经》，他看到的《诗经》的篇数和今天的篇数是一样的，他自己也说毕生“述而不作”，从未亲自去做诗删诗。

《诗经》作为二千多年前的一部诗歌总集，有丰富多彩的社会内容，是一部伟大的史学和文学作品。

“风”部分是民歌，也有贵族最低层士阶层撰写的诗，其中反映男女自由婚恋的诗歌数量较多，如《郑风》中的《野有蔓草》一诗：

 

野有蔓草，　　郊外蔓延着绿色的青草，

零露溥兮。　　草叶上沾满了晶莹的露水。

有美一人，　　一位美女在那里驻足等待，

清扬婉兮。　　她是多么眉目清秀温婉可爱。

邂逅相遇，　　和她不期而遇，

适我愿兮。　　正适合我的愿望。

野有蔓草，　　郊外蔓延着绿色的青草，

零露瀼瀼。　　丰满的露水沾满了草叶。

有美一人，　　一位美女在那里驻足等待，

婉如清扬。　　她是温婉可爱眉目清秀。

邂逅相遇，　　和她不期而遇，

与子皆臧。　　与她善订终身。

 

像这样的婚恋爱情诗在“风”中占了很大篇幅。西周春秋时期民间的婚俗正由对偶婚向一夫一妻制过渡，所以当时民间青年男女结合和离异都比较自由，这是当时特定的社会条件下出现的现象。现在流行的《十三经注疏》中的《诗经正义》一书，在每首诗前都加了几句“序”，称为“诗序”。“诗序”对当时民间的婚恋习俗，用封建经师的“三纲五常”、“三从四德”观念进行评论，如“野有蔓草”一诗的“诗序”写道：“野有蔓草，思遇时也。……民穷于兵革，男女失时，思不期而会焉。”另有“溱洧”一诗，本来写青年男女自由约会，共出游历，男的送女的一束香草以结其情，该诗的“诗序”却说：“溱洧，刺乱也。兵革不息，男女相弃，淫风大行，莫之能救焉。”这完全是用封建礼教的观点来评论西周春秋时代的民俗，不符合周代的风俗习惯。所以我们阅读《诗经》的“风”部分诗歌，对“诗序”可以弃之不顾，要根据周代的社会实际和诗的本意来进行解释。

《诗经》不仅保存了周代大量的民风民俗方面的史料，也保存了关于周代历史和经济生活的资料。《诗经》中最长的一篇是《豳风·七月》，讲述周代农民一年四季的生产和生活情况，在春耕时，农民要下地劳动，中午时农民的妻子和小孩把饭送到田间；夏天时，农民要把埋藏起来的冰块送到贵族处，供其纳凉；秋天收成后，农民要把粮食送到贵族家；农民打到的野兽，要把大的送给贵族，自己只留小的；农家的女人织出的美丽衣服，要送给贵族公子们穿；过年时，贵族和农民一起聚会，祝贺丰收；而农民家的房屋，都是风能吹得进的破房，他们在这里熬过一冬，又在迎接来年的劳动。《诗经》中“颂”的《噫嘻》、《臣工》等篇，则反映了当时大规模集体耕作的情况。

《礼》包括《周礼》、《仪礼》、《礼记》三部书。三书虽都冠以“礼”字，但内容是很不相同的。《周礼》是周代的官制和社会制度的汇合。《仪礼》是春秋时代贵族（主要是下层贵族）的各种礼仪制度的清单。《礼记》是战国秦汉时期儒家学者讨论古史的论文集。“三礼”内容虽不同，但讲的都是古代的典章制度和社会制度，古代称之为“礼制”。这三本书因此合称为“三礼”。

《周礼》是一部颇多争议的书。它记载了周代的很多官制和社会制度，但都没有写明这些制度产生和存在的具体时间和制订这些制度的政治家的名字。汉代人认为，《周礼》是周公旦所写，但书中的很多内容有的属于春秋，有的属于战国。在文体上属于战国，甚至带有汉代的色彩。过去有人认为《周礼》为西汉末年学者刘歆伪造，这是不可能的，因为该书中虽也有后人添加和想象的东西，但确实保存了很多古代典章制度的珍贵原始资料，只是这书并非反映一个时代的典章制度，而且混杂了西周至战国的典章制度，再加上西汉时学者凭自己的政治理想所添加的推测想象而已。《周礼》一书对考证探讨西周时代的官僚制度、土地制度、社会制度是有价值的，同时对了解战国秦汉时儒家学者的政治思想也是有价值的。

《周礼》中有一篇叫《考工记》，是研究春秋战国时期手工业的最重要的、也是唯一的文献资料，对研究我国古代手工业的起源和发展，特别是青铜冶铸业的情况有重要价值。但《考工记》从未讲到冶铁业，可见该篇写于冶铁业普遍兴盛起来的西汉以前。《周礼》中有买卖奴隶的记载，这反映了战国商鞅变法后的情况，应为后人添加。《周礼》中记载了非常统一规整的田制，今天很多中国古代史的著作和教材中都把这些资料作为研究西周井田制的依据。根据马克思的理论和《孟子》关于井田的论述，西周时黄河流域划分成方块形的田制，有可能是存在的，但在当时的条件下，规模大到同样大小的方块形田地几百、几千、几万块像围棋棋盘一样合在一起，上面有整齐统一的道路和沟洫，是不可想像的。估计《周礼》中所讲的井田制，或许是根据古代的片断资料和《孟子》的说法，加以推衍想象出来的。

《周礼》中还记载了许多周代特殊的民俗和制度，如“中春之月，令会男女，于是时也，奔者不禁。令男女之无夫家者会之”，意思是说：“在春光明媚的月分，国王有令：青年男女可自由相会，青年男女离家外出交会结婚的不禁止，使男女方还没有婚恋对象的可自由相会。”这一制度在战国秦汉以后的中原地区是绝对不可能存在的，是西周春秋时期对偶婚还局部存在，男女交往婚恋比较自由的反映，与《诗经·风》中的诗歌内容正相符合。

《仪礼》是记载春秋时代各种礼制的一部书。春秋时期，贵族的人数大大增多，贵族的等级划分更加严格。因此，贵族内部在政治、交往、宗教祭典、日常生活中形成的礼制日益完备和繁杂。这种礼制，是划分贵族等级、确定贵族地位身分的重要标准，虽然不实行于广大劳动人民中间，但对维护宗法统治秩序，实现社会稳定安宁，巩固贵族的统治地位很重要。《仪札》中所记的，就是春秋时代已扩大化、繁杂化了的礼制。周代贵族分王（周王）、公（诸侯）、卿和大夫（封君）、士（武士，后来扩大为贵族手下的小官等）四个等级。士本为武士，到了春秋时代，士的人数大大扩大，士的身分也变得多种多样。除武士外，通过读书出仕的官员，游说讲学的学者，等等。《仪礼》中所讲的礼制，极为繁琐，极为复杂，可以说是一份春秋时代贵族生活交往活动时各种各样的礼的一个单子。《仪礼》一般人看得较少，研究的人不多，但它反映的是春秋时代的等级关系、民俗习惯，还是有一定用处的。

《礼记》是战国秦汉时儒家学者讨论古史的一部论文集。该书根据的史料都是战国以前的史料，但文章的观点却是写作者本人的思想观点，所以该书有些篇价值很高，因为在选用资料和表达观点上比较符合作者所论的主题；有些篇价值较低，虽然选用的资料或许还是古的，但却用作者所处的汉代的情况和观点来进行解释，把自己的解释硬套在古代历史的头上。所以对待《礼记》一书，应根据每篇的不同情况作出不同的评价。

《礼记》中的《檀弓》篇，是战国初年儒家所记的孔门弟子的言行，产生时代靠近《论语》，是《礼记》中写作时代最早的重要篇章，是研究孔子弟子言行的仅次于《论语》的重要资料。《曲礼》一篇成于战国，真实地反映了春秋战国时期儒家学者和士阶层的生活，读该篇就好像自己置身于春秋战国之际的士阶层中间一样，对研究战国时士的生活和社会活动很有价值。《月令》一篇的内容已见于战国晚年吕不韦编著的《吕氏春秋》一书，印证了该篇资料的可靠性。

《大学》、《中庸》两篇很重要。《大学》是讲劝人学习的道理，与《论语·学而》、《荀子·劝学》的思想相近；《中庸》是宣传和谐执中的道理，有利于稳定社会，化解矛盾。这两篇讲的是思想理论，不是论证古史，但符合儒家学说的本意。《大学》约成文于西汉初年，《中庸》约成文于汉武帝时。汉武帝时“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儒学思想开始成为巩固封建统治的工具。《大学》、《中庸》的思想愈见重要，逐渐与《论语》、《孟子》两书取得了同等地位。到了宋代，朱熹为《论语》、《孟子》、《大学》、《中庸》作了注，集成《四书集注》一书印行出版，成为封建社会后期的儒家经典。

《礼记》中有一篇《礼运》，开始一段话把原始社会的“天下为公”和阶级社会的“各亲其亲”的社会情况作了对比，并在开始写上“孔子曰”三字。这篇可以作为汉代人的观念进行理解，是假托孔子之名而写。孔子的所有言论中从未称颂过原始社会，孔子称颂的是有等级统治关系的西周社会。由“大同”的原始社会进入到“小康”的阶级社会，是历史的进步而不是退步。所以该篇的基本观点，反映了称颂原始社会的那些汉代儒生的观点，同时掺杂了道家的复古观念。

《礼记》中有一些篇，是汉代人凭自己的想象和汉代的社会情况对古代制度所作的推测文字，如《丧服小纪》和《大传》两篇所谈到的大小宗关系。这两篇文章中谈到宗法的文字均只有几句话，几十个字，论的是大小宗的分合情况。文中既没有指明这种现象存在的时代性，也没有提到这种现象产生的原因、发展情况及与社会经济、政治制度的关系，更没有谈到宗法制度的核心问题族权、父权、夫权、神权、家长权，更没有任何周代原始资料作证明，完全不符合周代社会的实际情况。但宋代以后有些治《礼记》的儒生，把它作为周代的宗法制度来宣传研究。清初著名学者毛奇龄早就指出这种论述在古书中“并无一验”，“应弃而不复道者”。

《易经》反映的可能是商末周初的思想而成书于战国。该书认为占卜包含爻、卦两种符号和爻辞、卦辞两种解释性的文字。分别代表阴、阳的两种符号叫做爻，由这两种符号组成不同的卦，八种最基本的组合称八卦，即：乾、坤、震、巽、坎、离、艮、兑，分别代表了天、地、雷、风、水、火、山、泽。由于阴阳交相作用的结果，这八种自然物成为生成万物的根源。天和地又是其总根源，而动力是阴阳二气的相互作用。《易经》把事物产生和发展变化的根源归结为自然物对立双方的矛盾运动，有朴素辩证法的因素。当然万事万物不全是由八种自然现象通过阴阳二气作用生成，而《易经》的内容来自占卜，占卜本身是一种宗教迷信活动。这就使《易经》一书到后来变成讲神鬼道术的方士神道之人宣传迷信的工具。

《春秋经》是鲁国的一部编年史，自公元前722年写起，至公元前481年绝笔，共二百四十二年。因流传孔子“作春秋”之说，《春秋》的地位愈益提高，被汉代儒生定为“五经”之一。《春秋》一书写得不好，记事简单，常有脱字漏字和读不通的地方，因而被北宋著名学者王安石斥为“断烂朝报”。《春秋经》对研究春秋时代的历史，特别是鲁国、齐国的历史有较多参考价值，其缺点是太简单，有缺损断漏之处。由于《春秋》记事上的缺陷，便有了《左传》、《公羊》、《谷梁》三家为《春秋》作传，称为《春秋三传》。现在通行的《十三经注疏》中，已将《春秋经》的文字分列于《左传》、《公羊》、《谷梁》三书中有关文字之前，将每一年每月的史事先把《春秋经》的文字写在前面，后面再加上三传分别所作的解释，《春秋经》并不单独成书了。

《春秋三传》中，《左传》写得最好、最详细，文章也生动感人，是研究春秋历史最重要的史料，其学术价值远超过了《春秋经》本身。

传说《左传》为左丘明所作，其实左丘明年辈大于孔子，孔子死于公元前479年，而《左传》绝笔又晚于《春秋经》和孔子死后十几年，按年龄左丘明不可能作《左传》，《左传》当为春秋战国之际一位未留姓名的史家所写。《左传》作为一部编年史的重要价值在于它的正确性和可靠性，表现在：第一，《左传》中记载春秋时期的生产工具是青铜器而不是铁器，没有用牛耕田的记载，工商业不发达，金属货币未见记载，各国之间都有大片豺狼出没的荒无人烟的地方，城镇人口稀少，这符合春秋时代的社会面貌。第二，《左传》中记载的政治活动多为贵族间的朝聘盟会，军事活动中都使用兵车，一场大的战争的规模最多也就是一二万人，二三万人而已，战国时动辄几十万人参战并使用步兵骑兵的场面未有记载，也反映了春秋时代的原貌，后代人难以写出这样的情况。第三，从阶级关系上看，《左传》中写到的只有贵族、手工业者、商人、奴仆，没有写到地主、佃农、雇农以及买卖奴隶现象，这也符合春秋时代的社会情况。第四，《左传》反映的是周代宗法制度统治下亲亲尊尊合一的宗法社会，贵族均以宗族为单位，贵族间以伯、叔、舅、甥等亲属关系相称，保存了大量原始的婚俗，这都是战国秦汉以后所没有的。第五，从思想上看，鬼神思想，孝悌治政观念盛行，民本思想和忠君观念到后期刚刚出现，也符合春秋时代的实况。总之，《左传》的价值超过《春秋经》，成为研究春秋时代历史的重要的可靠的史料。

《公羊》和《谷梁》两书都成书于汉代，是汉代儒生为《春秋经》所作的传。《公羊传》宣传了汉代人的大一统思想、非世卿思想、任人唯贤思想，是西汉时期国家一统，布衣卿相局面出现后的反映。《谷梁传》成书晚于《公羊传》，也反映了汉代人的思想和观念。《公羊》、《谷梁》两书是研究汉代儒生政治思想的重要资料；在对某些史实的解释上，也有胜于《左传》之处。所以研究春秋时代历史，可把《左传》、《公羊》、《谷梁》以及《国语》等书配合起来看，互相补充，取长补短。

周代是我国学术文化的奠基时期，文献还有很多，就不一一介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