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讲 周公：宗法制度的奠基人
约在3100年前，(1)活动于渭水流域的周族终于灭亡了建国六百多年的商朝，建立了传年八百的周王朝。周王朝是我国历史上传年最久的一个王朝，是在政治、经济、思想文化上都有重大发展并对后世产生了深远影响的承上启下的一个王朝。建立周王朝的是武王姬发，但巩固了周王朝并为周朝各种制度打基础的则是周武王的弟弟周公姬旦。周公是三千多年前杰出的政治家和思想家，他的业绩和周王朝的发展不可分割地联系在一起。
周族长期活动于渭水流域的黄土高原上。传说周族的祖先是黄帝的后裔。因其起源于渭水上游的姬水流域，故姓姬。黄帝的曾孙帝喾有四个妃子，元妃为有邰氏的女儿，姓姜，叫姜嫄，姜嫄生下了个儿子弃就是周族的始祖。传说姜嫄年轻时有一次到郊外游历，见到地上有巨人踩过的足迹，姜嫄很好奇，便把脚踩进巨人足印中，结果回家后便怀了孕，生下了个男孩。她把这个男孩扔到野外，结果这个小孩得到了马、牛和飞鸟的保护，不仅没有死去，而且健康地活了下来。姜嫄觉得小孩有神灵保护，将来一定会成就大事业，便把他领回养育，因小孩曾被抛弃过，便称他为弃了。
姜嫄生弃的故事反映了一些历史的真实。第一，姜嫄没有丈夫，却怀孕有了孩子，这说明当时的周族还处在母系氏族社会，“民知其母，不知其父”。弃虽与尧处于同一时代，但周族社会形态发展较落后，在尧时还处在母系社会末期是可以理解的。第二，姜嫄踩巨人足迹而怀孕，这足迹应为熊的足迹。古代有图腾崇拜，每一姓氏族部落常把某种生物神化，当作自己的先祖，作为图腾来崇拜。黄帝号轩辕氏，又号有熊氏，黄帝族就以熊为图腾的。周族当然也应以熊为图腾。在姜嫄还处在母系氏族社会末期，民知其母，不知其父的情况下，将弃的生父假托到氏族神熊的身上，正是周族神化和歌颂弃的做法，也说明周族确为黄帝族的后裔。
弃长大后领导周族人民发展农业很有成绩，周族的社会组织也由母系氏族组织转为父系氏族组织，弃成为周族历史上第一位男性族长。当时尧是部落联盟的首长，他听说西方出现了一位善于耕稼能团结人民的贤人弃，于是任命弃为后稷。后是官职，稷是农作物，“后稷”就是主管农业的官员。周代以农立国，从此开其始。尧和舜都封后稷于邰。启建立夏朝后，弃及其子孙继续担任后稷，因此，周族自古就以善于耕稼务农著名。
自后稷到建立周王朝的周武王，根据司马迁的《史记·周本纪》所载，传了十多代：后稷→不窋→鞠→公刘→庆节→皇仆→差弗→毁隃→公非→高圉→亚圉→公叔祖类→古公亶父→季历→姬昌→姬发（武王），共十五代，均为父死子继。周族始祖弃与尧同时，而建立周朝的武王姬发与商朝末代国王帝辛（纣王）同时，也就是周族建国前所传十五代正好与尧、舜、禹统治时期及夏、商王朝存在时期同时。但在《史记·夏本纪》中记载从夏启到夏桀共传了十五世，除了二世为兄弟继承外，其他均为父死子继，十五世共传了十三代，在《史记·殷本纪》中记载从商汤到帝辛（纣王）共传了二十九世（其中太丁、孝己未即位而死，不计入世系），其中有十三世为兄弟继承，其余均为父子继承，因此二十九世实传了十六代。夏、商两代前后相继，共传了二十九代，加上尧传舜、舜传禹、禹传启的三代，共三十二代。为什么从尧到周武王时的一千多年中，在中原的帝王共传承了三十二代，而在渭水流域周族的首领只传了十五代呢？难道周族每一位首领都享寿特别长、在位时间都特别长吗？这是不可能的。根据前辈学者的研究，《史记·周本纪》对周族祖先世系的记载有重大的脱漏和失误。古代记事于竹木简上，记事写书非常辛苦，加上司马迁晚年被汉武帝处以宫刑以后，忍辱负重，决心要完成“成一家之言”的《史记》而急速成书，没有条件对《史记》进行核对和修改，结果造成这一脱漏。
虽然周朝建国以前的历史记载有缺漏，但周族发展的基本轨迹是清楚的。一个新兴部族的崛起走过了不平常道路。
后稷善于种植菽、麻、豆等农作物，他除草开荒、改进耕作技术，成为著名的善工农耕的部落领袖。后稷的官职一直由弃和其子孙继承。《史记》写不窋是后稷（弃）之子，继承了弃的地位，但又写不窋处于夏代末年，“去稷弗务”，“用失其官”，“自窜于戎狄之间”。弃和不窋之间既为父子，怎么会相隔了整个四百多年呢？我们推测弃和不窋之间是传了十几代的，《史记》未能记下，有了缺漏。由于自弃到不窋之前周族祖先一直担任后稷，所以《史记》把后稷官名和弃的人名混而为一，误将夏代末年担任后稷职务的不窋的父亲和首先担任后稷的始祖弃混为了一人，变成后稷（弃）传不窋。
到了公刘为周族领袖时期，将根据地迁到豳。豳位于今泾水中游，是一处高亢的原野。他在那里兴修水利，发展农业，划定疆界，兴建居邑，繁衍人口，周族的氏族宗法组织有了发展，生产和经济力量有了加强。《诗经》中有很多歌颂公刘的诗篇。《豳风·七月》这首《诗经》中最长的诗篇，即描写了周人在豳一年到头从事农业生产的过程，农民有家庭，有私有财产，贵族和农民之间相处融洽，共庆丰收的情况。公刘既是周人的君王，又是周族的宗主，周人对他“君之宗之”，原始的宗法制度和王权的结合，巩固了周族的势力。公刘建立了武装，且经制训练，“弓矢斯张，士戈戚物”，军容整肃，成为保卫周族的武装力量。周人建立了宗庙，定时举行祭祀燕享，赞颂祖先的功德，成为宗族团结的思想工具，公刘时期，周族已进入由父系氏族家长制过渡到国家建立的阶段。周族的勃兴开了好头。
公刘以后传了六代到高圉为王时期，周族已发展成为商朝西边的一个强大的部族方国。高圉和其子亚圉对周族的进一步发展做出了贡献，因而受到周人的称颂，成为周人进行“报祭”的先公。当时，正是商王武丁统治时期，武丁时期的卜辞常提到“周侯”，大概周族已被商朝封为侯国了。周人这时经常受商王命令，参加征战，从事田猎，并向商王进贡，从而有机会吸取商人先进的经济文化。
古公亶父统治时期，周族完成了建国的任务。古公亶父当王后，因为豳地经常受到戎、狄等游牧部落的侵扰和抢掠，长期不得安宁。究竟是率领周族和野蛮的戎、狄族决战拼个你死我活，还是寻找更适宜于周族发展的地方避开戎、狄，成为必须迅速决断的问题。古公亶父采取了后一条道路。他说服周人离开居留了几百年的豳地，扶老携幼地迁居到了今渭水上游岐山下的周原，在那里定居了下来，建立起新的家园。周族历史从此有了新的开始。
周原南临渭水，北靠岐山，东西长七十多公里，南北宽二十多公里，包括今西安市以西的扶风、岐山、凤翔、武功等县。这里地势高亢而土地平坦，土质疏松而极便耕作，加上靠近河流便于取水灌溉，是一块依山傍水、土地肥沃的地区。古公亶父率领周族迁到岐山南面的这块宝地后，后人就称这块高原为周原。古公亶父发扬了弃、公刘的传统，领导周人开垦荒地，建立家邑，挖沟引水，大兴农业。《诗经·绵》称颂说：“周原膴膴，堇荼如饴”，意思是说周原的沃野上长满了庄稼和蔬菜，那里生长的野菜吃起来也有饴糖一样的甜美。周人在周原安定了生活和发展了生产后，古公亶父便在周原的中心地区建立“五官有司”，设立官职，管理生产和民务，初步建立了国家统治机器。他努力吸收和接受商朝的先进文化，消除和摒弃了周族中存有的“戎狄之俗”遗风。为了巩固和加强新兴周国的力量，古公亶父建立了军事武装力量，打败了“混夷”等少数民族的进攻。经过古公亶父的经营，周族在西方建立了一个新兴的国家。
历代在周原进行的考古发掘证明了周族在周原建国时所取得的成绩。周原出土的一批微型甲骨文，很多是古公亶父的孙儿文王时期的遗物，证明周原在灭商前已成为周的重要都邑，而周人也用甲骨记卜辞，反映了受过商人先进文化的影响，又在某些方面超过了商。如甲骨文字体为微型，要用放大镜才能看得清楚，究竟用何种工具刻凿而成，至今仍是一个谜。这里还发现了窖藏的青铜器以及宗庙、宫室遗址。
周族这时已确定了嫡长子继承制。古公亶父的王位照例应由长子太伯继承，但古公亶父却特别宠爱小儿子季历的儿子姬昌（即后来的周文王）。姬昌从小聪明、贤惠、多才，古公亶父认为要完成兴周灭商的任务，必须让姬昌即位，于是有意把王位传给季历，再由季历传给姬昌。季历的两位哥哥太伯和仲雍为了满足父亲的愿望，带领部分族人逃出了周原，不远几千里，来到今江苏南部的太湖流域，和当地的土著荆蛮人杂居。
荆蛮族是古代百越族的一支，当时处于父系家长制时期，还保存着古代百越族“断发纹身”（头发披在肩膀上，上衣露出一侧的肩膀，身上刺有花纹）的习俗，因为此地后为楚国兼并，故秦汉时人称当地土著居民为荆蛮。太伯、仲雍带来了周族的先进文化和生产技术，领导当地人民发展生产，建立城邑，定立制度，被荆蛮人拥戴为国王，成为吴国的开端。到了春秋中期，吴国在周文化的影响下和姬姓晋国的帮助下，建立规模宏大的吴大城（即今苏州古城）为国都，并争雄于诸侯。吴国也因此成为姬姓周族贵族建立的第一个封国。
季历继承了太王（古公亶父）的王位。他同戎、狄部族进行了斗争，率军攻伐周原西北边的鬼戎、燕京之戎、余无之戎、始呼之戎和繄徒之戎，解除了戎狄族对周国的威胁，并向东方发展。在商代最后第四个国王武乙的三十四年，季历朝见了商王，商王封赐给他三十里土地和玉器、马匹。武乙之子文丁当商王时，因季历讨伐戎狄有功，被任命为商的“牧师”，即商分封在西方的方伯。季历为结好商王，娶商贵族女儿为妻，成为两族通婚的开始。但周族的迅速强大，毕竟加深了商、周的矛盾，季历终被商王文丁杀死。
季历死后，其子昌继位，过去太王（古公亶父）曾经说：“周族的兴旺，应该在昌身上了。”姬昌在位五十多年，从政治，经济、军事各方面加强了周国的力量，奠定了灭商的基础。姬昌就是为后世尊为民族先祖圣贤的周文王。
姬昌的第二子姬发，第七子姬旦富有才德，成为姬昌的得力助手。为振兴周国，姬昌把发展生产、寻求贤才放在了重要地位。他继承了公刘、太王的优良作风，日夜勤政不息，甚至顾不上吃中午饭，待人宽仁，尊敬老人，爱护青年人。周旗人民更加团结一致，努力生产，周国的农业生产得到了发展。为了治理好国家，姬昌求贤若渴，他对贤才极其尊重，常常中午不休息以接待贤士。姬昌求贤的消息传遍了各处，各地的贤才纷纷来归附于他。其中，著名隐士、军事家姜尚最为人们所称道。
姬昌久闻姜尚的名气，多次求访不得。姜尚是姜族的贵族，名牙，又称姜子牙。因他的祖先在夏代时被封在吕，古代人常以封地为姓，所以又姓吕。他曾长期活动于东方，曾在商都朝歌卖过肉，在孟津卖过酒。他深通兵法军事，希望找到一个能施展才华抱负的职务，但总是没有机会，年过六十，还一贫如洗。他听说西伯姬昌求贤，便来到了周原，经常去岐山下渭水上游的兹泉钓鱼，以等待机会，会见姬昌。姬昌听到消息，便带了儿子姬发和姬旦，来到那里，果然见到一位老人，戴着草帽，在那里安静地钓鱼。姬昌上前与之交谈。姬昌和姜尚谈得很好，双方意见相同，姜尚同意为姬昌做事。姬昌高兴地说：“我祖父太公早就希望有您这样的贤人来辅佐呀！您就是我祖父太公日夜盼望的贤人呵！”从此，人们就习惯称姜尚为“太公望”，也就是太公日夜相望的人。姜尚年事已高，是姬昌的长辈，姬昌尊称他为“师尚父”，即是父辈的老师，又拜他为军师。从此，姜尚全力协助姬昌及其子姬发、姬旦，在兴周、灭商、巩固周朝的过程中，做出了卓越的贡献。姜尚后来被封在齐国，成为齐国始封的国君，姜姓和姬姓贵族也结成世代通婚的亲姻关系。
在稳定和巩固了周族的力量后，姬昌开始谋求对外发展。商纣王即位后，不仅滥施征伐，劳民伤财，而且荒淫暴虐，与宠妃妲己日夜饮酒作乐，对有不同意见的大臣进行迫害。商贵族内部出现离心离德的现象，不少大臣离开了纣王，投奔姬昌，其中有纣的大臣辛甲、太颠、闳夭、散宜生、鬻子等贤才，他们都成为姬昌的得力辅佐，天下人心已背商朝周。姬昌还极力争取商的附庸国，分化商的同盟国，劝他们积德行善，爱护人民，并给他们以帮助。当时虞国和芮国（均在今山西西南部）争田，久而未决，请姬昌来调解。当两国使者进入周国国境后，只见民风淳朴，耕者互让田界，少者尊敬长者，官吏不争权夺利。虞、芮两国使者十分感动，说：“我们所争的事情，正是周人认为羞耻的事情，还有什么脸面去请西伯调解呢，我们自己谦让一下就解决了。”两国由此通过谅解和谦让，实现了和谐，解决了争田问题。西伯昌的声誉和威信越来越高，不仅在河西，河东的小国也纷纷前来归附。在姬昌周围，聚集了越来越多的受到商王欺侮讨伐的部族小国和反对商纣暴政的贵族贤臣，反商同盟已经形成。
为了完成灭商大业，姬昌表面上恭敬地臣服商朝，为商王做事。周原发现的周灭商前留存的甲骨文中，还记载了姬昌祭祀商王的先祖成汤和纣王的父亲帝乙，并求商王的先祖太甲保佑的事。姬昌小心翼翼地对商王称臣纳贡，以便他的灭商大业不被商王所发现。但是即使如此，周国的发展仍和商朝发生了冲突。
姬昌势力向河东发展，灭掉了商代在渭水流域的亲信方国崇。崇侯虎是商王的亲信，他曾多次向商王密告姬昌发展势力的行为，纣王为此囚禁了姬昌，杀掉了姬昌的长子伯邑考。姬昌忍辱负重、不露声色。姬昌手中的贤臣闳夭等将有莘氏的美女、骊戎的马匹以及其他珍贵物品献给纣王，纣王大喜，不仅放姬昌回国，还赐给他弓矢斧钺等武器，授予他征伐方国的权力。姬昌献洛西地方给商，并请纣王废除炮烙酷刑以结人心。纣王同意并接受了姬昌的意见，对西伯姬昌的计谋也失去了警惕。
姬昌灭崇侯虎以后，将都城东迁于原崇国的土地，建立了新都丰（今西安市以西）。他去世前七年称文王，追封其祖父古公亶父为太王，父亲季历为王季，立次子姬发为太子，并重用七子姬旦和军师姜尚。灭商的基业经文王姬昌五十年的经营已经奠定。
文王姬昌死后，姬发即位为周武王。武王为完灭商大业，做了几件事。第一，任命姜尚为军师，负责军事；其弟周公姬旦为辅佐，负责政事；任命姬姓贵族召公、毕公等为助手，组成周国政治领导核心，继续扩大领土和势力，与反商的部落方国形成对商领土的包围形势。
第二，为了探察虚实，为起兵灭商做好准备，武王九年，他以奉文王命东征为名，出师往东，观兵于盟津（今河南孟津）。至黄河渡口，姜尚指挥军队奋勇渡河，并将从河中跃入武王船中的一条白鱼拿来祭旗；过河上岸结营后，有火光从天而降，变成一只红色鸟，发出洪亮的叫声。将士们以为这是吉利的象征。当时主动前来会盟出征的诸侯已达800多人，且都建议武王立即向商都进攻。武王看灭商已是人心所向，大势所趋，但商的内部形势还没有变化，时机还不成熟，于是劝告诸侯们说，天命还未到，各自归国吧。周军也返回了丰京。
第三，建立新都镐京。为了宣扬国威，武王决定在沣水之东岸建立新的国都镐京（在今西安市区以西）。镐京的规模要比丰京大得多，城内有宫殿、宗庙、街道、居民建筑。考古发掘证明，镐京的王室宫殿都在都城的北面，五号宫殿基址、一号宫殿基址、二号宫殿基址均在今西安市长安区沣水以东之斗门镇的官庆村，城外还有苑林、手工业作坊区，以便于两京贵族和居民往来。周朝建立后推行宗法分封制度，周王既是天下之大宗，又是天下的共主，由于周公旦后来又在东方建立了陪都雒邑（今洛阳），镐京是国都，被称为宗周，雒邑则称为成周。
这时，商纣王更加荒淫暴虐。为了转移人民的反对目标，他常年派大军讨伐东夷，伤亡惨重，劳民伤财。他和爱妃妲己不分日夜地饮酒作乐，听淫荡的音乐歌舞，宫苑台榭从沙丘一起延续到朝歌，长几百里。纣王的庶兄微子多次劝谏他，纣王不听，于是微子隐居不出；忠臣比干多次强谏，纣王竟将比干剖心处死；贵族箕子怕被杀害，假装疯癫去当奴隶，纣王将他关了起来；太师、少师带了商代的祭品乐器投奔了周武王。商统治集团已分崩离析，各地的部族方国都希望周武王起兵灭商。武王觉得灭商的机会已经到来，便在武王十一年由姜尚为军师，周公旦为辅佐，亲率大军伐商。
周军有兵车三百乘，精锐的勇士三千人，甲士四万五千人，浩浩荡荡离开镐京，经过函谷关，到达黄河南岸的渡口孟津，会合了各诸侯方国的军队，周武王在这里发表誓师演说，历数纣王的罪行，表示出师讨伐代表了天意，要求大家齐心协力夺取胜利。武王十二年（前1122）正月，大军到达朝歌郊外的牧野（今河南新乡市区）。这时，各路诸侯方国军队陆续赶来参战，将士达到十万人。武王在此再次举行誓师大会，他发表了激动人心的誓师词。在这篇誓师词中，周武王表明了自己的作战目的和执行的政策，对战争胜利起了重要作用，后来收入《尚书》中，即其中的《牧誓》篇。
商纣王得知武王率大军前来讨伐，匆忙凑合了七十万军队前去抵抗。这时，纣王的军队主力还在讨伐东夷，七十万人从国都及附近的奴隶、平民中强征而来，人数虽多，但既无战斗经验，更无战斗意志，表面上去抵抗周军，心里却是希望武王赶快来到解救自己。甲子那天，天刚蒙蒙亮，周、商两军开始接触。两军刚刚交兵，商军士兵便倒转身来齐声呐喊，配合周军，向商都朝歌发起进攻。武王急率军队奋勇前进，一路上商军全部倒戈。纣王急忙带了珠宝登上鹿台，求天保佑。周军包围了鹿台。纣王穿起衣服，抱起珍宝，自焚而死。妲己也自杀了。武王割下了纣王和妲己的头颅，并悬挂在旗杆上示众。商国的老百姓和贵族排列在郊外，欢迎武王，民众欢声一片。
武王初步安顿了商都的秩序后，便迅速推行了一系列去除商纣暴政、安抚人民、救济贫弱孤困、团结商贵族的政策。占领朝歌后，武王在周公旦、师尚父（姜尚）以及贵族毕公、召公、散宜生、太颠、闳夭等的陪同和保卫下，祭祀了社庙，将商纣侮蔑神帝、殄废明德、昏暴百姓的罪行告闻于天帝。当时社会上普遍存在天神信仰，这是武王做好宣传工作所必要的。武王分封商纣王的儿子禄父于殷，以管理商代遗民，并任命自己的弟弟管叔鲜、蔡叔度协助并监督禄父的管理。这是团结纣王家属和商贵族的重要政策。武王为受商纣迫害的贵族申冤平反。他叫召公去监狱中释放了箕子；叫毕公去监狱中释放了被商纣关起来的百姓和贵族；请逃避隐居的微子出来任官，后来微子被封到宋国，成为宋国的始封君主；到受商纣迫害的贵族商容家去慰问；命闳夭重修比干坟墓，表彰了比干的忠义事迹。这些措施，得到商代贵族的欢迎。武王命令南宫括把商纣王堆积在鹿台的钱财和大粮仓钜桥贮存的粮食统统拿出来，散发给穷困老弱以及身分低下的劳动人民。生活无依无着的穷苦人民欢声一片，高高兴兴地带着布袋，扶老携幼地排着队伍，到鹿台和钜桥领取钱财和粮食，盛赞武王的功德。武王随即解散军队，回归镐京。
周武王领导的灭商战争有重大的历史进步意义。毛泽东在《别了，司徒雷登》一文中，称周灭商的战争为“武王领导的当时的人民解放战争”。(2)武王领导的灭商战争，解除了商代人民的痛苦，得到了包括商族人民和大多数贵族的拥护和欢迎，商代人民自发地投入和参加了这场战争，称之为“当时的人民解放战争”，无疑是正确的。
武王在回师的路上和回镐京后，思念先代圣王和功臣，分封炎帝神农氏的后裔于焦、黄帝的后裔于祝、帝尧的后裔于蓟、帝舜的后裔于陈、大禹的后裔于杞；又封师尚父（姜尚）于齐，弟周公旦于鲁（因周公旦在镐京摄政，由其子伯禽去鲁），贵族召公奭于燕，弟叔鲜于管，弟叔度于蔡。实行这样的分封，既使先代圣王后裔和功臣都有了封国和封邑，又有利于稳定地方的统治。
武王回镐京后，日夜操劳，忧国忧民，常和周公旦商量治国大计。他以为天下太平了，便把军队的马匹放到华山之阳，运粮的牛群放到桃林的旷野，解散和休整军队，藏起兵器，表示从此不再会有战争了。但是，武王没有想到，夺取天下不易，巩固天下更难。一场威胁周王朝生死存亡的灾祸正日益逼近。正是他亲密的战友和兄弟、杰出的政治家、军事家、思想家周公旦力挽狂澜，才在危机中挽救了周王朝。
周朝刚刚建立不久，武王得病了。武王是周族的领袖，周朝刚刚建立，各地还不太平，不能没有武王，周的群臣非常害怕，东方一些商的贵族和少数族也蠢蠢欲动。周公觉得自己是武王的兄弟和亲密助手，可以没有自己，但武王必须保全，于是私自去宗庙，祷告太王、王季、文王，祈求神灵去灾降福，保佑武王的生命，愿以自己代替武王去死。祷告词生动感人，表现了周公旦的高尚品德。但武王还是病重死了，他在位十三年，灭商才二年。周公旦将祷词收藏在一个青铜的匣子里，当时没有人知道。周公摄政后，管叔、蔡叔污蔑周公将不利于成王，有夺取王位的野心，周公于是留在东方两年未回。后来成王亲政，发现了当年周公的祷告词，痛哭流涕地说：“我过去误听传言，怀疑周公这位我的好叔父呀！没有他怎么会有周朝和我的地位呀！”周朝贵族群臣更加敬重周公了。
但是，武王之死仍使周朝面临严重威胁。周公旦吸取了夏代东夷叛乱、太康失国的教训，考虑到武王之子成王年龄幼小，决定自己当摄政王，代行成王职权。当周公当摄政王，代行成王职权的消息传出，武王的另外两个弟弟、周公的哥哥管叔鲜、蔡叔度便制造流言蜚语，说周公有野心，想代替成王当王。管叔、蔡叔能力不强，野心很大，他们本来对周公旦在协助武王灭商过程中的卓越贡献和居有的崇高地位就心存不满，现在周公代行成王职权，两人于是公开联合了被分封在殷的商纣王的儿子武庚和早就想进居中原称王的东夷、淮夷族部族方国，发动了大规模的武装叛乱。叛乱的黑风一时席卷了东方大片土地，包含今河南、山东、苏北、皖北、河北、山西等省区，刚刚产生的西周政权面临生死存亡的严重威胁。周公临危不惧，团结了周族内部的力量，以其崇高的品德、先进的政治思想、杰出的政治军事才能，经过长期的斗争，终于平定了叛乱，并确立了周王朝的基本政治制度和治国方略。周公旦的丰功伟绩表现在很多方面。
一是平定了叛乱，安定了周朝。
周公首先耐心细致地做好了统治集团内部的工作。他诚恳地对年迈的太公望和姬姓贵族召公奭以及其他亲贵大臣说：“我之所以决定站出来代行王政，是因为天下还不安定，担心商代和东方部族地区重起叛乱，如果我们因成王年幼无人代治天下而遭致亡国，将无以祭告太王、王季、文王、武王等先王呵！太王、王季、文王忧劳一生，奠定了建国的基础，现在初告成功。武王早终，成王年少，现在管、蔡、武庚联合东夷淮夷发动大规模叛乱。我所以代行摄政，目的是为了安定周朝。”他引用商代历史上出现过伊尹辅佐和培养了太甲、甘盘辅佐武丁的故事，说明大臣在特殊情况下摄政是古已有之，自己忠于周室，将竭尽才智辅佐成王，待成王成年后还政于他。但是，周公没有把他曾祭告祖宗上帝请求代武王去死的事情说出来。经过周公耐心的解释，大多数周朝贵族认识到管叔、蔡叔的阴谋和叛乱形势的严重性，理解了周公当摄政王的必要性，拥护周公的决定和领导地位，决定团结一致，共平叛乱。
周公于是决定亲自率兵东征平叛。他在东征出发前。发布告示说：“我要为我们年幼的国王着想，稳重地多考虑出征的困难。出征要有伤亡，要劳民伤财，是件不幸的事呵！但是，上天已经把这巨大的灾祸加到我们身上了，我们就不能只为自身的安危考虑呀。我想你们也会劝告我，不要过分地考虑自己的安危，要努力去完成和保卫文王开创的还未完成的大业。我怎么能废弃上帝的命令呢。”周公用文王的意志和上帝的命令来训示周朝的贵族大臣，要大家一心一德，团结一致。周公又说：“你们都是先王的旧臣，你们都知道文王创业是如何艰难。现在上帝已经把成功的道路告诉了我们，我不敢不尽一切努力来完成文王所开创而还未完成的事业。我哪里敢不用我的有生之年来完成文王从上帝那里接受的大命呢？”周公抬出了文王和上帝的意志和命令，说服了大家，大家一心一意，团结平叛。那些和叛乱势力有联系或他们的亲属卷入其中的人，怕周公的惩罚，也不敢公开反对了。
于是周公组织大军东征。大军出发前，周公等隆重祭告宗庙和社庙，祈求天帝、祖宗保佑。周公留年迈的太公望在京师代理朝政。大军以周公为帅，召公、毕公为左右辅佐。管、蔡和武庚以为周公不会东征，闻知周公已率大军前来讨伐，一时不知所措。平叛军队一路上受到民众以及被胁迫参加叛乱的士兵的欢迎。大军进入管国，管叔率军阻击，结果手下将士倒戈迎接周公。周军追击管叔，守军开城门迎接周公，管叔和他的心腹将领都被活捉。周公代表成王诛杀管叔，安抚管国的人民将士，废掉管国，派将士留守管国地区。随后，周公将大军进攻蔡国和武庚，蔡叔不战而降，周公代表成王废掉蔡国，囚禁蔡叔，留将驻守。武庚率商残余势力顽抗，叛军人数虽多，但斗志不振，与周军交战几次后，商军溃败，武庚向北逃走。周公代表成王灭其国，并召集当地商贵族和百姓宣布武庚的罪行，处死了一批罪恶深重的贵族，宣布不追究被胁迫参加叛乱者的责任，安抚商族人民安心生产，重建家园。周公率领的周军，比较顺利地平定了武庚和管、蔡的叛乱，安抚了当地人民，废除了这三个人的封国，将其土地归入周朝直接统辖。但是，由于武庚和管、蔡的勾结和煽动，在东方广大地区的部落方国，这时已经纷纷响应管、蔡、武庚，一起作乱。于是周公不远万里，率军展开南征、东征、北征。
周公首先向南出征。周军经过曾国（今湖北随州），攻灭了参加叛乱的虎方（今湖北孝感），然后往东，灭掉了参叛的条方（今江苏丹徒），安抚了南方广大地区的百姓和人民，又派使节慰问了吴国的国君——文王的伯父太伯、仲雍的后裔。然后大军分别沿汉水和淮河北上，安抚当地部族人民，讨伐叛乱势力。
周公率军东征淮夷东夷，是平叛战争中最艰巨的任务。早在夏代和商代，东夷淮夷就经常和王室军队作战，战斗力很强。当时淮夷建立的小国是徐国（在今江苏徐州），占有今山东南部、苏北、皖北一带，国力强盛，文化较高。经过激战，淮夷归顺了周朝，后来周王仍分封徐国统治这一地区。周军于是全力征伐东夷。守在京师的太公望禀告成王，下令姬姓贵族毛叔郑（成王叔父）调东虢（在今河南陕县）军队支援周公。周公在东夷地区讨平了一些小国后，集中力量进攻薄姑（今山东淄博）和奄（今山东曲阜）这两个力量较强的东夷国家。经过战斗，奄投降。顽抗的韦伯和薄姑国君被杀，其国被灭，东方终于重新被统一。
这时，武庚的残余势力还在原殷都一带活动。周公征服东方诸夷后率军返回朝歌，消灭了这一带的武庚残余势力，灭掉了参与管叔、蔡叔叛乱活动的霍叔（周公之弟）建立的霍国（在今山西南部），并使唐国重新归顺。
周公东征历时三年，转战万里，历尽艰辛，终于在各族人民的支持下扫平了叛乱，团结和联合了东方各部落方国，宣传了周王朝的政策，巩固了周王朝的安全。周王朝真正的建立和统一。是由周公旦完成的。他对周王朝建立和巩固的贡献，远超过了周武王和太公望。
二是兴建雒邑，建立了巩固统一的第二个政治中心。
周的国都在关中地区的镐京。镐京虽然形势险要，可内守外攻，但离开商的殷都和东方广大地区距离较远，对控制和治理东方颇不方便。周武王灭商后在回师镐京的路上曾有过建雒邑以控制东方的打算，但计划尚未实行，武王就去世了。周公在东征平叛后，立即着手兴建雒邑，使其成为周朝控制和治理东部地区的第二个政治中心。
周成王七年，周公将兴建雒邑之事祭告天神、祖庙，并由召公奭前往当地卜定吉利日子，察看地形风水，选定宫殿和城址住置，进行初步规划。当年三月，周公在雒邑举行了隆重的祭祀与动工仪式，亲自监建。他决定兴建成周、王城两座城。两座城相隔几十里，互为呼应。新城建好后，他把在东征中俘虏的商贵族（在周代文献中称为“殷顽”），集中迁徙到成周居住，对他们严加管束。在王城则驻扎了周的八师军队，负责监督“殷顽”和东方新征服地区。以后，周人把镐京称为宗周，即国都；把新都称为雒邑，即陪都，亦称东都。根据青铜器铭文《何尊》的记载，成王曾经“迁宅于成周”，表明成王曾为了安定东方，一度迁都于成周。雒邑又名成周，有周朝统治的稳定，于此地成功的意思。成周地处黄河中游，紧靠伊、洛两水，位居天下之中。成周的建成扩大了周王朝统治的中心地区，巩固了对天下的统一，为历史文化名城洛阳三千年来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殷顽民迁居雒邑以后，周公一面派军队对他们严格管控，一面不断对他们训话，宣传周朝的政策。《尚书》中的《多士》、《多方》两篇即是周公对殷遗民的训词。周公对反抗过周朝的殷商贵族说：“告诉你们这些殷国的顽民们，我不忍杀掉你们，现在我再次向你们申述命令。我在洛水附近修建了一座大城，既是四方诸侯前来朝贡盟会的地方，也是你们为王室服务、效劳周朝的地方。你们要老老实实地顺从我们。你们仍有你们的土地，仍可以安定地劳作和休息。如果你们不服从我周朝的统治，你们就会失去自己的土地，我还要把上天的惩罚加到你们的身上。你们要老老实实地安居在这个城邑，继续从事你们的工作，你们的子孙后代会继续兴旺。”周王还告诫殷商的“多士”、“多方”，即原来殷商的官僚和来自各地的部族君长，如果他们服从周朝的统治，还可以被选拔出来，担任重要官职。周公对参加过叛乱而被看管起来的殷商贵族百官和东方各部族首长，采取了软硬兼施的两手统治方法，从而消解了矛盾，为周朝统治的稳定起了重要作用。
三是推行了宗法分封制度，加强了周王朝对地方的统治。
周代的宗法制度，是中国和世界古代各国存在的宗法制度中和政治统治结合最严密，对社会影响最大的宗法制度。周代宗法制度的最大特点，是把周族起源于父系氏族家长制时期的原始宗法制度，在灭商和平定东方以后，扩大为宗法分封制度，利用宗法上的亲亲尊尊和尊祖敬宗的观念，既分封宗亲子弟到各地建立封国，安定了地方的统治，又使宗统与君统结合起来，利用周王作为天下之大宗的地位巩固了周王作为天下共主的统治权。宗法分封制的建立和推行，是周公旦的杰出政绩。
宗法制度是以父权、族权等为特征的，包含了阶级对抗内容的一种宗族、家庭制度。早期世界古代各国各民族中，凡是社会经济形态较为落后、商品货币经济不发达、以自给自足的农牧业经济为主的社会中，都存在着形态不同的宗法制度。中国早期的原始宗法制度，应该产生于龙山文化和炎帝、黄帝时期，因为那时父系氏族公社内部已经产生了阶级对抗，已经产生了族长统治形态下的族权和父权，已经存在了家庭中奴隶和妇女受奴役和被虐杀作为祭品和殉葬品的现象。宗法制度从本质上讲是一种社会制度，不是某位政治家建立的政治制度，因为它是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和阶级对抗的产生，在氏族部落内部自然形成的。
国家建立以后，早期国家常利用宗法制度作为巩固和加强统治的工具，宗法制度常和政治制度结合在一起，这种情况在商代已初见萌芽。而正式地将宗法制度与国家的政治制度完全结合在一起的，正是周公旦。
周代的宗法分封制度，即规定由嫡长子继承周王位，周王的兄弟或其他儿子分封出去成为诸侯，即封国的国君，周王对诸侯来讲既是天下的大宗，又是天下的共主；诸侯的君位亦由嫡长子继承，诸侯的兄弟或其他儿子分封出去成为卿或大夫，即封邑的封君，诸侯对卿或大夫来讲既是封国内的大宗，又是封国内的君主；卿或大夫的封君地位亦由嫡长子来继承，卿大夫的兄弟或其他儿子被分封以小块土地成为士，卿或大夫对士来讲既是封邑内的大宗又是封邑内的君主。由于宗法分封的结果，形成了贵族内的天子（周王）、诸侯（国君）、卿和大夫（封君）、士（武士）四个等级。他们间的关系如下表所示：
周代天子、诸侯、卿和大夫、士关系表
说明：此表所据史料，见《左传·桓公二年》、《左传·襄公十四年》、《左传·昭公七年》、《国语·晋语》、《诗·大雅·文王》、《诗·大雅·公刘》、《诗·大雅·板》、《诗·小雅·北山》、《礼记·礼运》等。
这是一个世界古代历史上仅见的建立在原始宗法制度基础上的宗法统治网，它包含了周代的宗法制度、分封制度、等级制度、对土地的占有制度，渗入到周代社会政治、经济、军事、文化、思想等一切领域。
对于少数异姓功臣或前代君主后裔，周公也分封给他们土地，但由姬姓贵族与他们世代结成婚姻之好，如姬姓和姜姓、姬姓和嬴姓、姬姓和子姓等。这样便在自中央至地方的统治系统内，出现了同姓是一家人、异姓是亲家翁的现象。上自周王下至士，贵族彼此以兄弟、伯侄、舅甥等称呼，亲亲关系和血缘感情充溢着整个社会。依靠亲亲感情和尊祖敬宗的强烈观念。周王巩固了天下共主的地位，诸侯巩固了一国国君的地位，卿或大夫巩固了封邑君主的地位。等级制度和礼仪制度使他们上下等级分明。各级贵族又按规定占有封土封邑，拥有军队，如果上级贵族有事便出兵救助，平时定期举行朝聘盟会，通过结盟盟会等活动，共订亲姻之好和互助盟约。宗法分封制下的周代社会，就是这样一个充满着亲亲血缘感情的、彼此有严格等级隶属关系的社会。这在世界古代历史上是罕见的。
早在灭商后，武王已宣布要分封，但除了原在殷地的武庚等外，其他均未具体实行。武王去世后，叛乱发生。叛乱平定后，宗法分封制才由周公正式推行，并加以扩大，成为周朝最重要的统治制度。《左传·僖公二十四年》记载说“周公吊二叔（指管叔、蔡叔）之不咸，故封建亲戚，以蕃屏周”。“以蕃屏周”，是周公分封的目的。当时建立的封国有：师尚父为首封，分封于齐，以营丘为国都，武王时即已分封，但随即发生了叛乱，齐国地区成为叛乱的中心地区之一，当时师尚父留守镐京，由周公东征。东征胜利后，师尚父才去齐国，成为齐国第一位国君齐太公。太公在齐，非常注意团结当地人民，推行宽松的政治，“因其俗，简其礼”，取得当地人民的拥护，齐国迅速发展起来成为大国。
周公旦封于鲁，以曲阜为国都。平叛结束后，周公旦留在镐京协助成王治政，由他的长子伯禽就封于鲁国。鲁国建立后，由于伯禽对当地实行“变其俗，革其礼”的政策，强行改变当地人民的风俗习惯和传统制度，国家不太稳定，遭到周公的严厉批评，但鲁国保存了丰富的周代礼乐文化。
召公奭分封于燕，也是在平叛之后才去燕国就封的。管叔鲜封于管，管叔叛乱后封国被取消。蔡叔度封于蔡，蔡叔参加叛乱后被囚禁，封国取消，后来蔡国改封给其他贵族。霍叔处封于霍，霍叔参加叛乱后封国被取消。曹叔振铎封于曹。陈叔武封于陈。
古代圣王的后裔也被封赠，如神农之后封于焦，黄帝之后封于祝，帝尧之后封于蓟，帝舜之后封于陈，大禹之后封于杞。东征结束后，周公将原武庚统治地区，一部分封给了商纣王的哥哥微子启，建立了宋国；一部分分封给了武王的幼弟、成王的叔父康叔，国号卫。成王、康王以后，周王朝继续分封，如分封姬姓的重要大国晋国、郑国、吴国及异姓的秦国等。
周初的分封是宗法分封，因为建立封国的国君绝大多数是武王的兄弟及其他亲属，少数不属于同姓之国的贵族如齐国的姜姓、宋国的子姓、秦国的嬴姓也和姬姓建立了世代的婚姻关系，成为宗法分封制的必要补充。《荀子》一书记载说：“兼制天下，立七十一国，姬姓独居五十三人焉”，指的就是经过周公的努力形成的宗法统治局面。
四是制定并实行了宽政简刑、敬天保民的礼乐制度。
与商代比较，周代政宽刑简，减轻剥削，与民休息，敬天保民，使社会得到安定和休息。大量的史料记载和考古发掘资料，证明西周初期社会和谐、国家和平兴旺。
商周时期国王和人民相信天、神，在周公发布的文告中也提到天、神。商王把天、神作为压迫残害人民的工具，血淋淋的残酷的人祭制度暴露了商代政治的黑暗。而在《尚书》等文献中，周公一面敬重天意，一面强调保护人民和尊重民意，将两者巧妙地结合起来，达到了治国安民的目的。
周公旦在讲话和训告中一面非常敬重天神，事事祭告天神，一面又告诫贵族大臣不能盲目的依靠天，“天命靡常”，即天意也会改变的，像商纣王那样想求天来救他的命是不可能的。只有努力做好人事，顺天应人，才能保证国家的安全。因此，他提出了“敬天保民”的思想，既敬重天，又保护民。他说：“民之所欲，天必从之”，天意即民意，天心即民心。如何“保民”？周公提倡与民休息的德政。他强调以德治国，并将它与依法治国巧妙地结合起来。他是我国历史上将“敬天”与“保民”思想结合起来，将“以德治国”和“依法治国”思想结合起来的第一位政治家和思想家。
周朝的官制和刑法也是以周公为核心的西周初期统治者建立的。周中央政权有位高权重的太师、太傅、太保、太宰等官员，周公不当摄政王后，就以太师兼太宰的身分继续辅佐成王。在总管政事的太宰之下，有管理具体政务的各种卿士，重要的有司土、司马、司空、司寇，分别管理农业、军事、手工业、刑法。周公旦和召公奭去世后，他们的子孙长期住在镐京，世代担任卿士辅佐周王，在文献上仍称他们为周公、召公。周代建立了军队，有周八师、殷八师、虎贲等称呼，诸侯国也有自己的军队。周代制定了刑法，据记载有墨、劓、剕、宫、大辟等五类刑罚，这些刑法都是商代早就存在的。从官制、刑法和军队上看，似乎商代和周代相差不大，但实际上西周的政治比商代有了重大变化，这正是周公的杰出之处。
官制、军队和刑法是维护国家统治的必要工具。从武王灭商后不久即发生大规模叛乱来看，周代建立完备的官制、军队和刑法是必要的。但西周初年刑法用得很少。在成王康王统治的四十多年中“刑措不用”。成康统治的前期是周公执政时期，成康政治就是周公政治。当然四十多年中一点不用刑法是不可能的，但史实表明，周初确实政治气氛宽松，刑法用得很少，与商代末年相比有了重大变化。《诗经》中有大量诗篇反映了当时的婚姻、家庭、农民生活和农业生产情况，表明当时的阶级矛盾比较缓和，农民有独立的家庭经济和较高的生产积极性，过年过节时还要和主人欢聚庆祝丰收。
周公还建立了礼乐制度。礼是维护和调节贵族内部等级秩序的各种典章制度，主要包含吉、凶、军、宾、嘉五礼。后来礼的范围扩大，包括了政治、军事、生活方面的一切典章制度。乐是乐舞，《六经》中原有《乐经》，今已失传。《诗经》中的雅、颂，大都是庙堂乐歌。周代贵族通过礼和乐，制造和谐温馨团结凝聚的亲亲气氛，以缓和社会矛盾。西周青铜器中增加了重要乐器钟，而大大减少了用于战争的箭镞，正是当时和谐的礼乐政治代替了商代以征战和严刑酷法为特点的暴政的证明。
周公还将保民、德政和礼乐文化推广到少数民族地区。周公旦的民族政策有因俗而治、德化怀柔、和亲通婚、和平结盟、互学兼收等方面。(3)周朝建立后，周王室和姬姓诸侯与姜姓的齐国、子性的宋国，后来又和嬴姓的秦国国君建立了世代通婚关系，加强了周朝诸侯国的团结合作。在周公东征和实行宗法大分封时，周公对少数民族采取德化怀柔、和平结盟的方针，让他们在尊重周王为天下共主的前提下，得到治理本族的实权，缓和了民族矛盾。在封国的治政方针上，周公推行“因俗而治”的政策，即在拥护周代、不违背周代基本法制的前提下，不改变当地少数民族的传统习俗制度。齐太公姜尚在齐国“因其俗，简其礼”，齐国大治，周公给予了表彰；伯禽在鲁国推行“变其俗，革其礼”的政策，鲁国长期不得安宁，周公生气地予以批评，说鲁国以后会落后于齐国。历史证明，周公的预言是对的。
五是倡导勤政务实，反对奢侈腐化的政风。
商代败亡的重要原因是商王和贵族集团的奢侈腐化。商纣王等统治人物天天过着荒淫腐化的生活，不理民事而施虐人民。为此，周公在文告中，反复教育成王、康王、卫康叔等贵族和大臣官员，一定要勤政、廉朴、爱民、务实，严禁酗酒玩乐。
在《尚书·酒诰》中，周公谆谆地劝告康叔等，管理好国家一定要戒酒。戒酒是上帝的意旨，也是文王的教导。殷商灭亡的原因就是“荒腆”于酒。商贵族天天饮酒，激怒了上帝。他在《尚书·康诰》中又教导康叔等，治国要听取有德行人的意见，寻求古代治国的优良经验，要“明德慎刑”，勤于治政，慎重用刑，推行德政。周公反复地告诫康叔等人：人心的向背是治国中最要注意的，天威难以挽救命运，民情才是决定国家命运的主要原因；一定尽心竭力，勤劳政事，不可贪图安逸，才能治理好国家和人民；要发挥治政的主观能动性，努力勤政务实，搞好德政，争取民心。周公把治国之道归结为反腐、勤政、德治、民本。他把统治者勤于人事放在相信天命之上，可以说在思想上是一次大解放，在治国经验上是一个大创造，对以后三千年中国历史产生了深远影响。
周公旦摄政七年后，成王已十八岁，周公便还政于成王，成王正式行使王权，周公退居臣位，但仍作为重臣协助成王治政。成王十年，周公旦因积劳成疾，病逝于镐京。成王以王礼罢朝三日，为周公举行了隆重的葬礼。周公的长子伯禽已封在鲁国，成王于是命周公留在镐京的儿子世袭卿士一职及周公的称号和采邑。今陕西岐山县存有周公庙，历代人民群众世世代代纪念周代这位伟大的思想家、政治家、军事家。
孔子说：“周监于二代，郁郁乎文哉，吾从周”，意思是说周代的文化是借鉴了夏、商两代而创造出来的，多么丰富多彩呀！我是拥护周代的。孔子推崇的就是周公高尚的人品和道德，就是他倡导的敬天保民、德治法治结合、勤政务实、仁政民本的政治思想，就是周初形成的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各守其序，国家安定、社会和谐的局面。
伟哉周公！他的思想和实践，将永存在华夏的史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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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周朝建立的年代有多种说法，学术界意见未能统一。今取公元前1122年说。史载商朝传六百四十四年，前已说商代建国在公元前1766年，自前1766年至前1122年，共六百四十四年。
(2) 《毛泽东选集》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60年9月，第1499页。
(3) 参见钱宗范：《论先秦时期中国民族政策的基本特征》，上海《学术月刊》1990年第1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