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讲　中华早期文明的承载体——夏、商

夏代和商代，是有确切文献记载的我国最早的两个王朝。

讲到夏代，首先要谈的就是夏部落和她的英雄人物——大禹。

夏部落活动于黄河流域，由黄帝族的分支繁衍而成，相传是黄帝儿子昌意的后裔。在尧、舜统治时，洪水经常为患。夏部落以善于治水闻名，于是尧派夏部落的首领鲧去治水。鲧采用筑堤的方法堵水，结果水愈堵愈涨，最后洪水冲决了堤岸，淹没了很多的土地和人畜。尧的助手舜巡视各地，发现鲧治水无方，造成了更大的水患，便把鲧放逐到羽山（今山东郯城），鲧死在那里。舜继任为部落联盟首领后，改用鲧的儿子禹去治水。

禹吸取了父亲治水失败的教训，联合了共工氏和伯益等各部落首领共同治水。他们放弃了筑堤堵水，改用疏导方法，利用地势高低，疏通河道，排除积水，一面引水到缺水需要灌溉之处，使水变害为利；一面将多余的洪水和积水导入河道，沿着河道流入大海。据记载，大禹治水规模很大，北到燕山，南达淮河，西至陕西，东到大海，范围包括今黄河中下游广大地区，历时十三年，终于消除了水患。原来躲到高处避水的人们重新回到家园。大禹领导人们继续疏通河道，排除积水，引水灌溉，把原来发生水患的地区开辟为良田沃土，取得了丰收。

十三年间，大禹先公后私，一心治水。传说他娶了涂山氏之女，结婚后才四天，就离家去治水。他赤着双脚，手执耒耜，跋山涉水，不避风雨。由于长期在风吹日晒雨淋下劳动，他的脸晒黑了，脚上的毛也脱落了。大禹治水，是四千多年前我国人民以辛勤劳动战胜天灾，改造自然，谱写的一曲推进社会发展的凯歌。

大禹治水的成功大大提高了他的威信。舜去世后，他被推举为部落联盟的领袖。在禹当政时，部落联盟领袖的专制权力大大加强。由氏族民主过渡到个人专制，是当时阶层分化和斗争的需要，同时也是建设大的公共工程与自然斗争的需要。如治水这样浩大的工程，依靠分散的氏族民主是不可能集中如此多的人力物力的。因而禹在治水成功成为部落联盟领袖后，加强个人权力，是在其治水过程中逐步形成的并适应了当时政治发展的需要的，是历史的进步。禹当了首领后，为了进一步加强自己在治水过程中形成的权力，便到处巡行，号令各地部落。他在涂山召集了各氏族部落首领集会，各部首领带了很多礼品来朝见他；他在会稽大会诸侯时，有个部落防风氏的首领因路远迟到了，禹就下令把他处死。禹还带领军队征伐南方的“三苗”部落，并在出征前发表了誓师词，表示要代表上天来惩罚“三苗”。经过激烈的战斗，大败“三苗”，“三苗”逃入汉水、丹水上游的崇山峻岭中，有的到达了江南。

禹在治水以及军事、政治上的成功，使他逐渐由军事民主制下的部落联盟首长，演变为个人专断独裁的君王。在禹年迈时，他也按照禅让制的传统让部落联盟会议推荐了东夷族首领皋陶作继承人，不久皋陶死，禹又推荐了东夷族的伯益作自己的继承人。但禹私下里却培植自己的儿子启，让启掌握了很多权力，不给皋陶、伯益以实权，也不给他们树立威信的机会。禹还利用权力，驱逐了曾经推荐自己的年迈的舜，所谓舜“南巡苍梧”（今湖南南部、广西东北部），实为被大禹流放。舜最后死在南方。禹破坏了禅让制度，为夏王朝的建立奠定了基础。

禹死后，由于伯益既不掌握权力又没有威信，得不到各部落的拥挤和支持，“朝觐颂狱者”都不去找伯益而去找启，民间的歌谣也不赞颂伯益而赞颂启。部落领袖和民间都说：“启是帝禹的儿子，他才是我们的君主。”启顺应民心，继承了禹的帝位。

启登位后废除了原始的禅让制度，实行了王位世袭制度。从此，几千年的帝王家族世袭继承制形成，“公天下”变成了“家天下”，部落联盟领袖变成专制王朝的国王。启的登位，标志着我国第一个王朝——夏代正式建立。

原始禅让制度的结束，王位世袭制的确立和夏代国家的形成，是历史的巨大进步。它能有效地组织和兴建巨大的公共工程，有利于在阶级斗争和对抗中稳定统治阶级的统治地位，缓和社会矛盾，实现社会稳定。但是，作为新生事物，夏王朝的建立，必然遭到旧势力的反对。

东夷族首领伯益本来是禹的继承人，现在王位被启所夺，便率领强大的东夷的部队向启发动进攻，打败并俘虏了启。启逃出囚禁之地，重新组织军队，向伯益反攻，经过艰苦的战斗，终于打败了伯益，伯益被启抓获并处死，这就是古书上所记的“益干启位，启杀之”。这时夏部落在西方的同姓族邦有扈氏，觉得启继位违反了民主传统，也起兵讨伐启。有扈氏活动于今陕西中部，力量较大。启的军队和有扈氏的军队在甘泽地方发生大战。启在战前发表了誓师词《甘誓》，声讨有扈氏威侮天道、怠慢人事的罪行，表示自己要代表上天的意志去惩罚他们，鼓励自己的部属奋勇杀敌，不听命令的将士将受到惩罚。启的军队和有扈氏的军队相持了一年多的时间，最后征服了对方。西汉时期的著作《淮南子》评论这件事时说：“有扈氏为义而亡，知义而不知宜也。”有扈氏只知维护氏族社会民主之“义”，而不知顺应历史潮流前进之“宜”，其失败是必然的。

夏启东平东夷，西平有扈，于是在钧台（今河南阳翟）大会诸侯，各地诸侯前来相贺，表示拥戴他的统治；接着他又在大穆之野举行了由各地诸侯前来参加的乐舞盛会，演奏“九韶”、“九歌”等古代乐舞，说明新兴的夏王朝的统治已经稳定。

夏启死后，其子太康继位。太康奢侈淫乐，招致启的五个儿子叛乱。东夷族首领后羿利用夏王朝的内乱向夏朝发动了大规模进攻。传说后羿为东夷族有穷氏的首领，称“夷羿”，是古代善射的英雄。他的队伍从东方的鉏（今河南滑县）向西进逼至夏都附近的穷石（今河南洛阳），并攻下了夏都斟寻（今河南偃师），赶走了太康，夺取了夏王朝的统治权，夏朝因此亡国，这就是历史上称为“太康失国”的事件。

太康是个奢侈淫乐的昏君，后羿同样也是个不理正事的暴君。他“不修民事”、“淫于原兽”，一天到晚从事田猎游乐，不听贤臣的劝阻，把政事交给寒浞来处理。寒浞本来是东夷族伯明氏的一个不肖子弟，为伯明氏开除出氏族后投靠了后羿并依靠欺骗和阿谀奉承获得了后羿的信任，逐渐掌握了大权。他积聚力量，结好亲信，等待推翻后羿的机会。后羿对寒浞的野心丝毫没有觉察。当后羿从外面打猎回来时，寒浞突然袭击后羿，还把后羿身上的肉煮熟了强迫后羿的儿子吃，后羿的儿子被迫自杀。寒浞霸占了后羿的家产和妻子，后来生了两个品德恶劣的儿子浇和殪。

太康和他的弟弟仲康逃难到外地，太康不久死去，仲康继位，仲康死后，其子相投奔姒姓部落斟灌氏。寒浞派他的儿子浇率师灭斟灌。相又逃奔至斟寻氏，浇伐斟寻，斟寻与浇战于潍水，浇得胜，杀死了相，消灭了斟寻氏。

相的妻子后缗当时已怀孕，危乱中从墙洞中逃出，投奔母亲有仍氏（今山东济宁），不久生下了儿子少康。少康自幼聪明有志，长大后作了有仍氏的“牧正”，管理牧畜。浇便派人去有仍氏抓捕少康。少康逃奔有虞氏（今河南虞城）。有虞氏君主虞思委派少康当管理膳食的庖正，并把自己的两个女儿嫁给他，封给他纶邑。从此，少康有了立足之地，开始收罗夏的民众，准备复国。这时，夏朝的一个遗臣伯靡逃居有鬲氏（今山东德州），正联合斟灌、斟寻的残余势力，也在作推翻寒浞的准备。少康以“有田一成，有众一旅”作为基础，不断扩大力量，并和伯靡联合，准备进攻寒浞。少康首先率军消灭了浇，又派军队消灭了殪。伯靡的军队则进攻寒浞，攻下了夏都，杀死了寒浞。少康从纶回到夏都。从太康失国到少康中兴，夏代失国了几十年。少康中兴，从此夏朝的统治进入稳定的时期。

史家公认夏代是我国历史上第一个奴隶制国家，因为国家的基本特征军队、城池、行政官员、刑法、监狱都已经具备了。

军队是国家机器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从夏启讨伐伯益、有扈氏、后羿和寒浞灭夏、少康中兴的过程中，我们知道夏代不仅有了治国安邦的军队，而且军队在失国和复国的过程中起了决定性的作用。夏启在讨伐有扈氏的誓师词中，要求“六事之人”执行他的命令。所谓“六事之人”，就是各级军事长官。

夏朝已在各地划分了行政区域进行统治。《尚书·禹贡》说有九州：冀州、兖州、青州、徐州、扬州、荆州、豫州、梁州、雍州。《尚书·禹贡》是春秋战国时期的地理著作，反映了春秋战国时期的地理观念，而假托了大禹之名；但不能否认夏代已初步产生了上述地理划分的概念。实际上夏代的“九州”观念没有后代这么广阔，还是局限于统治中心的今河南西部一带。夏朝曾派“九牧”去治理，“九牧”成为到一地治理和征纳贡赋的地方官，表明夏代已初步建立了地方行政统治系统。

《礼记·礼运》说：“城郭鸿沟池以为固”，这是进入阶级社会后出现的现象。城市和坚固的城墙沟池，正是保卫统治阶级利益，防备人民起义和敌人进攻的工具。夏代建立了这样的都城，并经常迁都。据史载：禹都阳城（今河南登封），太康都斟寻（今河南偃师），相都斟灌（今山东范县），帝丘（今河南濮阳），少康之子杼都原（今河南济源）、老丘（今河南开封），廑都西河（今河南安阳），最后一位夏王桀都斟寻。

位于今登封县告成镇的阳城遗址，虽然城堡面积很小，但有夯土筑成的城墙，证明夏代存在城郭沟池。在偃师二里头遗址中部有宫殿的夯土台基，面积较大，四周遍布窖穴、水井和各类手工业作坊。夏代都城和城郭的发现，是夏代建立了作为阶级统治工具的国家机器的佐证。

夏代出现了刑法和监狱。《左传·昭公六年》记载说：“夏有乱政，而作禹刑”。“禹刑”是当时刑法的总称。与刑法的产生相应，出现了监狱，夏代的监狱称“圜土”，“圜土”就是圆形的高大围墙，把犯人关在里面。夏代后期，还有一座著名的监狱“夏台”，曾囚禁了商族的首领商汤。

夏代统治者依靠官吏、军队维持自己的统治地位。他们平时向人民征收“贡赋”，贡赋即当时条件下的捐税。因为当时社会上保存了氏族部落组织，没有后世大量存在的自耕个体农户，国王只能通过氏族部落向地方征收钱财，于是夏代以各部落所占有的土地亩积作为交纳的依据。《孟子·滕文公》说：“夏后氏五十而贡”，即地方氏族部族以五十亩土地为一个单位向国王交纳财物。

夏代历经四五百年时间，始终充满着压迫者和被压迫者、剥削者和被剥削者的阶级斗争。“众”是夏代的主要劳动者，也称庶人，是被统治阶级。他们为国王和奴隶主贵族耕种田地，还要服繁重的劳役。他们有的是来自外族的平民，有的是夏族的本族群众，除众外，还有各种奴隶，在家内、手工业作坊和农田上劳动。少康中兴，取得了夏民的支持，可见夏代的庶民，不仅是生产中的主力，而且也是决定国家命运的重要力量。

少康中兴以后，夏代进入稳定发展时期。但到了夏代后期，社会矛盾又趋激化。从自第十三代国君孔甲开始，“夏后氏德衰”。到夏桀统治时，他一面残酷地压迫剥削人民，另一面大修宫殿园林，“作倾宫，饰瑶台，作琼室，立玉门”，无止无休地征发人民服劳役。于是人民“率怠弗胁”，即用怠工方式进行反抗。他们聚集一起，愤怒地咒骂桀说：“时日曷丧，予及汝皆亡”，意思是你这个暴君何时何日完蛋，我们愿和你同归于尽。夏桀为转移人民反抗的情绪，又发动了大规模的征伐战争。他在有仍氏处大会诸侯，有缗氏中途逃归，他便率军灭了有缗，又出兵讨伐岷山。夏桀的所作所为，不仅大大加重了夏民的负担，也激化了和各部落方国的矛盾。

这时，在今黄河下游山东一带活动的东夷部落商，在成汤的领导下崛起。成汤积聚力量，扩大影响，以讨伐夏桀的暴政为口号，发动了灭夏战争。夏、商两军大战于鸣条（今河南封丘东），夏桀大败，向东南方逃窜，最后困守并死在南巢（今安徽寿县）。从此夏王朝灭亡，商王朝建立。

夏王朝的起终年代历史上没有确切记载。传统观点认为夏代建立于公元前2198年，终于公元前1766年，传世432年。近人根据春秋鲁太史引《夏书》中所记的一次夏初日食，推算发生于公元前2137年10月22日（据著名史学家张政烺先生之说）。

商族兴起于黄河下游。据《史记·殷本纪》记载，商的始祖是契，契的母亲简狄是有娀氏的女儿。有一次，简狄和她本族中的两个年轻女孩一同外出游玩，到水边洗澡，见有玄鸟（燕子）飞过，生下鸟卵而去，简狄取鸟卵吞食，结果有了身孕而生了契。这便是“天命玄鸟，降而生商”的传说。这个传说反映了商族以鸟作为图腾崇拜的事实。以鸟为图腾是我国古代活动于东方近海处的氏族部落的普遍现象。简狄吞鸟卵生契，表示了商族对鸟的崇拜，所以商代的甲骨卜辞中“亥”字上都加了一个鸟形。同时简狄出于有娀氏，其子契由吞鸟卵而生，也反映了在简狄以前商族还处于母系社会，“民知其母，不知其父”，因而对其父作了神化处理，到契降生成为商族领袖后，商人才进入由男姓族长作领袖的父系氏族社会。

契活动于大禹时代，曾助禹治过水，但夏族建立国家时，东方的商族还处于父系氏族公社阶段，是夏朝的附庸。在契的孙儿相土当族长时，夏朝发生了后羿寒浞之乱，相土乘机扩展势力。《诗经·商颂·长发》说：“相土烈烈，海外有截”，即影响扩大到大海之外，估计其势力发展到了渤海湾的对岸。相土的曾孙冥曾受命为夏朝治理水利。他勤劳工作，死于治水工程中。这时，商族的农业、畜牧业都有了较大的发展。畜牧业的兴旺使商族积累了饲养大牲畜的丰富经验。早在相土时，商人就学会了“乘马”，即骑马和用马作畜力的技术，到冥的儿子王亥时，又懂得了“服牛”，即利用牛作为运输工具。王亥饲养了大批牛群，将牛群赶到有易氏（今河北东北部）进行交换。有易氏首领绵臣杀死王亥，抢走了他的牛群。王亥之子上甲微借来了河伯的武装，打败了有易氏，杀死了绵臣。在父系家长制时期，氏族部落的财产交换一般都是通过这样的物物交换的形式进行的。由于私有制的发展和阶级的产生，氏族部落间物资的交换中常常伴随抢掠和杀戮。正是在这种抢掠和杀戮中，私有制和阶级统治取得发展，并逐渐向国家政权转化。

上甲微战胜了掠夺者有易氏以后，加速了向奴隶制国王转化的过程，商人在祭祀中，把上甲微作为继承发展了契的事业的先公，给他以隆重的“报祭”。

到契的十四代孙成汤统治时，商族已具备了奴隶制国家的规模。当夏桀横征暴敛时，汤却行仁义，敬鬼神，结好人心。“荆伯”对商不服从，商汤便送了许多牛给荆伯做祭祀的牺牲，与之结好；有洛氏大修宫室池囿，劳民伤财，汤便讨伐有洛氏，从而得到了各部落方国的支持。夏桀见汤的影响在扩大，就把汤召去，囚禁于夏台，但后来又不得不放了他。商汤由此在诸侯中树立了更高的威信，积极准备灭夏工作。

商汤用贤人伊尹为相。伊尹原名伊挚，尹在夏商时代是官名。伊尹母亲是有侁氏之女，她有一次外出采桑，生伊尹于空桑（今河南开封陈留镇），由于住在伊水之滨，故以伊为姓。伊尹有志于辅佐汤成就事业。当汤娶夏的同姓有莘氏女为妃时，伊挚便以有莘氏媵臣（陪嫁奴隶）的身分，来到了汤处。他因擅长烹调美味可口的饭菜得到汤的赞扬。乘机向汤进献灭夏兴商的方针大计，取得了汤的信任，被任命为尹，成为执政大臣，从此被称为伊尹。伊尹又招徕了一些贤人，一起协助汤。商汤在伊尹等人辅助下，开始了灭夏的准备。

汤灭夏是从消灭葛国开始的。葛的君主葛伯不祭先祖，荒淫无道。汤曾派人去葛国帮助种庄稼，葛伯竟派人抢走了商族老弱妇孺给种地人进的饭食，谁不给就杀谁，并把一个送饭的儿童杀死了。葛是桀的盟国，汤率军一举灭掉了葛国，拉开了灭夏战争的序幕。商汤率领的军队南征北伐，所到之处受到各地诸侯和人民的欢迎。据《孟子》记载：人民盼望商汤的军队，有如大旱之年望云雨，汤的军队打到东面，西边的人埋怨，汤的军队攻到北边，南边的人埋怨，都说：为什么不先来我们这里呵！汤的军队所向无敌，“十一征而无敌于天下”。

在消灭了韦、顾、昆吾三个夏桀的盟国后，商汤发表了激昂的誓词：有夏多罪，我怕违背上天旨意，不敢不去讨伐夏国！夏桀大兴徭役，耗尽民力，把夏代的城邑剥削得干干净净，夏民离心离德，反对夏桀。现在我要执行上天对夏的惩罚，你们要好好帮助我，我将赏赐你们；如果你们不服从，我将严惩你们！汤发表了誓词后，军心大振。商军和夏军大战于有娀之墟，夏桀失败，退守鸣条，又被商军击败，最后死去。商汤回师亳邑，即位为王，三千诸侯前来相贺，从而建立了我国第二个王朝——商朝。

商朝建立和灭亡时间，没有确切的纪年。传统观点认为商汤灭夏在公元前1766年，周灭商在公元前1122年，商代传国六百四十四年，是我国历史上仅次于周代，传国时间第二长的王朝。商代历史分前后两个时期，盘庚迁殷以后的273年是商的后期，因国都迁到了殷（今河南安阳），又称殷代。商朝六百多年，从成汤建国到帝辛（纣）亡国，共传了十七世三十一王。

商朝建国后定都于亳。亳在今洛阳偃师尸乡沟商城。那里发掘出了规模宏大的商代早期都城遗址，现已建博物馆加以保存。那里曾是夏代统治的中心地区，商汤定都于亳，有利于统治夏民，安定国家。汤以亳都为统治中心，控制了四方诸侯，得到了四方诸侯的拥戴。《诗经·商颂·殷武》说：“昔有成汤，自彼氐羌，莫敢不来享，莫敢不来王，曰商是常！”反映了当时各族人民拥戴成汤，希望他永远统治下去的心情。成汤定都于亳，亳作为商都一百多年，商朝保持了强盛的势头。

汤在位十二年而死，继位的几个儿子在位时间很短。这时伊尹辅政，便立汤的嫡长孙太甲继位。太甲荒淫无道，伊尹放逐了太甲，自己摄政，代行商王职权。他写了训词，教导太甲如何为君，如何做人。太甲被放逐到桐宫三年，逐渐改恶从善。伊尹亲自把他迎接回来，把政权交还给太甲，自己继续当太甲的辅佐。太甲从此修德勤政，继承了成汤的事业，商代历史进入了和平稳定发展的时期，太甲因此被后代尊称为太宗。伊尹是我国历朝开国贤相中的第一人，他辅佐了五代君主，对商代的建立和发展有很大贡献。

商代历时六百多年，从商汤、太甲奠定了商代开国的基础外，商代历史上的重大事件主要有三个：盘庚迁殷、武丁中兴、纣王失国。

盘庚迁殷是商代历史从前期到后期的转折点，有重大的历史影响。

太甲以后传了四王后，商代中衰。太戊当王时依靠贤臣伊陟（伊尹的儿子）和巫咸的辅佐，政治上有所振兴，但时间很短，其子仲丁当王后到盘庚迁殷的约二百年间，商代中衰。仲丁到盘庚，商代传了十个王共五代，迁了五次都，平均两个王即迁一次都。这五次迁都的情况是仲丁自亳迁于嚣（应为郑州商城，考古测定郑州商城出土木炭的碳14检定年代为公元前1620年至前1595年，离商代开国约一百五六十年，与从商到仲丁的传世时间接近）；其幼弟河亶甲自嚣迁相（今河南内黄）；仲丁之子祖乙自相迁庇（今山东定陶）；传过四王在其孙南庚当王后自庇迁奄（今山东曲阜）；传过二王到南庚的哥哥祖丁之子盘庚当王后自奄迁殷。商代中期如此频繁的迁都是什么原因？

从政治上讲，从仲丁后，商王族内部矛盾激化，发生了“比九世乱”，长期存在王位纷争。我国历史上诸王朝都有过王位纷争，但商代尤为严重，其原因是商代的继承制度受原始氏族民主的影响，采用传弟与传子相结合的方法。如商汤传给太丁是传子，太丁传给外丙是传弟，外丙传给仲壬是传弟，仲壬传给太甲是传侄（太甲是太丁之子）。这样的继承制度随意性很大，如果王权强大、政治清明，或可避免矛盾的发生，或使矛盾暂时缓和一段时间，但当王权衰落，政治黑暗时，现任王的诸弟或诸子都想当王；假使长弟继承了王位，按习惯还要由他的弟弟一个个地轮流继承王位，由于年龄的关系，诸弟必然想争先当王；传到幼弟当王后，其王位究竟是传给长兄之子呢，还是自己的儿子呢？又会发生争议。周代确立了王位的嫡长子继承制，宗法统治强固，所以王室内部争位斗争极少；商代没有确立嫡长子继承制，将传子与传弟结合，又不确定基本原则，所以王室内部争位斗争很多。这样的斗争动摇了商王朝的统治基础，造成了“诸侯莫朝”的结果。商王为了摆脱内争危机，不得不在自己即位后，迁居新都，以便摆脱旧势力的干扰，加强新王的统治力量。

从经济和生活上讲，迁都是为了避免水患，寻找新的适合于生产和生活的统治中心继续发展。从亳到殷，商代的都城都在黄河南北两岸的平原地区。古代水患很多，人类抵御灾害和治理洪水的能力不高，所以洪水泛滥成灾，成为商王放弃旧都寻建新都的重要原因。所以在《尚书》的《盘庚》篇中，盘庚一再告诫贵族和臣民，因为老天爷降下大灾，先王们关心民生，才一次一次地迁徙的。汤建国前迁都八次，建国后迁都五次，商王都说是因为天降灾，要顺应天时，避灾去祸才迁都的。天降的灾当然是自然灾害，自然灾害当时危害最大的是水灾。所以避灾是重要的原因。

迁都当然是大事。旧贵族在原国都有根深蒂固的政治势力和土地财富，迁都要离乡背井，极为艰苦，遭到旧贵族和部分民众的反对是必然的。为此盘庚作了多次训话，既用劝说又用威胁强迫王族和百姓迁都。他先说天降了大灾祸，要保护你们，顺应天时，我决定迁徙。迁徙为的是使生活安好，到新邑去发展自己的利益，也安定自己的国家，你们跟我迁到新邑去吧，新邑将是你们美好的家园！接着，他要求贵族大臣和自己一心一德，警告贵族们不要傲上和离心。最后，盘庚威胁说，谁不敬国王，犯法作乱，要杀尽其全家，连后代也一个不留，不让这些孽种在新邑中繁衍！盘庚这位有远见有魄力的帝王，依靠王权的强大力量，通过周密的布置，采用耐心说服又威胁强迫的手段，终于实现了商代历史上意义最大的一次迁都，把国都从奄西迁到殷，从此商朝结束了不断迁都的“荡析离居”的动荡局面，迎来了商后期273年发展辉煌的岁月。

殷即今河南安阳市区的西北郊，那里是一个非常适宜于做国都的地点。这里是黄河中游北岸的大平原，水土肥沃，农产丰盛。附近有矿产，便于发展手工业。殷处于黄河中游东西南北交往的中心，便于发展商业贸易；又地势险要，既便于控制黄河中下游平原，又背靠太行，有利于控制西北部的游牧民族，与少数民族进行交往。这个新都商人骄傲地称之为“大邑商”。商亡后，周代把这个商都改称为殷，把商朝改称为殷朝。这个商都在遭到破坏，成为废墟后，被称为殷墟。

考古发掘证明，商的后期都城，即盘庚迁殷的殷墟遗址规模很大，有24平方公里，在今安阳市区西北郊的洹水两岸。洹水南岸的小屯村是商代的王宫区，1899年开始发现的十几万枚甲骨片，就是在小屯发现的。洹水北岸为商王陵墓区，发现了11座商王大墓和大量的中小墓葬，出土了大批极为珍贵的青铜器和玉、石、骨、牙器。王宫外围发现了规模很大的手工业作坊。王宫和王陵四周为居民区。殷墟周围没有城墙，但发现有巨大的壕沟，沟宽7至21米，深5至10米，既可防御也可作取水和泄洪之用。安阳殷墟，以其丰富珍贵的历史文物及在中国古代历史上的地位，已被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

盘庚之后传了三王到武丁，武丁是盘庚的幼弟小乙的儿子。武丁是商代后期的著名国王，在位五十九年，是商代后期国力最强盛的时期，他死后被尊称为高宗。他和他的妻子妇好，为商代的中兴建立了功绩。

武丁小的时候和人民在一起参加过劳动，了解民生的疾苦。他的父亲小乙也是一位贤君，让他从小经受一些艰苦生活的磨炼，为将来治理国家做好准备。小乙死后，武丁继位，他三年内对政治不发表任何意见，同时广泛听取臣下和人民的意见，把政事交给执政的家宰来主持。三年后，他把政事了解清楚了，便采取得到臣下和人民拥护信任的办法，勤于政事。他注意选拔贤才。有一个贤人“说”隐居于民间，善于版筑城墙的技术，在傅险这个地方参加修建工程，为主管该工程的工头所发现，便向武丁作了推荐介绍。武丁求贤若渴，便接见了说，发现说具有治国理政之才，便提拔说为相。因为说原在傅险的工地上被发现的，就称他为傅说。傅说来自社会下层，参加过劳动，富有治政之才，为武丁擢用为相，他感恩戴德，帮助武丁治政办事，发挥了很大的作用，成为与伊尹齐名的商代的著名的贤臣。

除傅说外，武丁还选用了甘盘、祖乙等贤臣，他们都对武丁中兴起了很大作用。有一次武丁祭祀成汤时，忽然一只野鸡飞到鼎上啼叫不止。商代贵族特别重视祭典，而鼎是用于祭典的青铜重器，在商代贵族心目中特别珍贵。在隆重神秘的祭典中忽然飞来一只野鸡停在鼎上乱叫。武丁以为是不祥之兆，非常害怕。祖乙便说：“大王不必担心。只要修好政事，就不会有什么不祥。大王端正心怀，端正祭典，心诚则灵，祭品不必过于丰盛。”祖乙说这话是因为商朝王室用于祭典的祭品太过丰盛，奢侈浪费，便通过这事进行了劝诫。由于武丁既能选拔贤人辅政，也能时时听取正确的意见改进政治，因此，武丁时期商朝政治稳定，军事强盛，经济发展，自贵族至庶民，都比较和谐，社会矛盾缓和，称为武丁中兴。

武丁时期经常外出征战，扩大了疆土。也密切与四周各族的关系。方、鬼方、土方、羌方是在商王朝北部和西北部的重要方国，是武丁时期用兵的主要地区。方在今内蒙古西部、陕西北部一带，是一个强悍善战的游牧部族，土方活动于今山西北部附近。他们经常侵扰商的北疆。沚是商的属国，靠近方和土方，经常受到方和土方的侵犯。有一次土方和方分别从东部边界和西部边界侵入沚国，沚国君主立即向武丁报告。武丁为此经常对方和土方发动战争，其中伐方的有三百多次，出动的军队常达几千人。鬼方在土方和方的北面，是草原地带的游牧部族，武丁时曾派军队伐鬼方，经过三年战争才平定了鬼方。羌方位于商朝的西部今青藏高原东部至黄河上游一带，地广人众，军力强盛。羌方对商朝进服时叛，时和时战。由于羌方地区辽阔，族属众多，武丁时征伐羌方用兵最多，最多的一次用了一万三千多人。

商王朝的南方也有很多部族方国，荆楚就是周代楚国的前身，是活动于江汉流域的重要方国，商朝与荆楚也常有战争。《诗经·商颂·殷武》一诗形容武丁时与荆楚的战争说：“神勇的殷族武士们，奋不顾身地去讨伐荆楚了。深入到险阻之地，掳获其兵旅，踏平其土地，完成成汤子孙的功业。你们荆楚要安分守己居于南方。”荆楚地区广大，物产丰盛，武丁讨伐荆楚的战争使商王朝获得了大批的人口和物资，也打通了商朝通向东南沿海和南海的交通通道。商代贵族占卜时用的大量甲骨，其中甲为龟腹甲，这种大龟产于南海，北方没有，应该是商人和居于岭南的部族交换来的。所以商人征伐荆楚的战争，对商代经济文化的发展有很大意义。

在湖北黄陂县，发现了一座商代中后期的城址——盘龙城，这座城南北长290米，东西宽260米，城内东北高地上还有宫殿基址，其营建技术与商较早期的都城郑州商城的建筑技术有一致性。这表明，商中后期长江中游一带受到了商文化的强烈影响。长江中游与黄河中游在经济上、政治上、文化上逐渐接近和统一。盘龙城应为武丁征服讨平的江汉流域某一臣服于商的方国的都城。

商王朝的东方是夷方，卜辞中称人方。商本属于东夷。东夷族在周边各族中文化最高，商人称之为人方，是一种尊称。但夷方对商王朝也发生过时服时叛的战争。

讲到武丁的功业时，我们不能忘记他的妻子妇好。妇好是武丁前期一位贤惠又能征善战的女英雄，对武丁的事业的成功起了很大作用。由于考古发现和对甲骨文研究的深入，妇好的事迹渐为人们所了解。甲骨卜辞中常提到妇好。1976年考古工作者在安阳殷墟遗址中心小屯村的西北，发现了妇好的坟墓。墓中出土了许多铸有“妇好”铭文的青铜器，从而证明该墓即为妇好墓。妇好墓成为商代考古中墓主与文字记载的人物相符的第一次发现，而墓内殉葬的武器达一百二十多件，这更证明了妇好其人其事的真实性和妇好作为能征善战的巾帼英雄的真面目。

据记载妇好是武丁的正妻。在武丁前期，武丁和妇好夫妻恩爱，妇好协助武丁治政，帮助武丁指挥打仗。武丁和妇好曾共同出征过多次，其中指挥军队最多的一次是武丁和妇好一起带领了一万三千大军征伐羌方，并取得了胜利，但是到武丁后期，妇好出征不再见于记载。妇好到哪里去了？近人有的研究后认为妇好被武丁派往南方，在那里驻兵镇守，并负责将南方的物资包括南方的大龟等运往商都，供商王占卜之需。后来妇好死在那里。妇好的儿子孝己已经被立为太子，准备继承王位，因怀念母亲恸哭过度而早死，所以商代世系表上有孝己之名而划以虚线，表示未即位而死。武丁为什么要把贤妻妇好发配至远地而失去恩爱之情呢？因为商代实行一夫多妻制，商王一般都有几个或几十个妻子。妇好是武丁的结发妻子，随着岁月的增长，武丁喜新厌旧，喜爱年轻美丽的后妻，冷落疏远了妇好。这是当前对妇好生平的一种流行的解释，也比较符合商代社会生活的实际情况。

总之，武丁作为奴隶主国王，其个人生活及其对外征伐，不可避免地存在污点和过失，也造成了劳民伤财和耗费，但武丁时期毕竟是商代最强盛的时期，加速了各民族的政治经济文化交流，有利于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发展。在《诗经》的《商颂》中，有很多歌颂武丁的诗歌，称赞他能承受天命，继承汤王的事业，开疆拓土，使四海来归。武丁统治时，以王畿为中心，商的版图西达秦陇地区，东到大海，北达今内蒙古，南过江汉流域，成为邦畿千里的当时世界上赫赫有名的少数几个大国。

商王朝发展到中期，随着农业、手工业、商业的发展和兴盛，其政治制度比夏代有了进一步的加强和发展。

首先是王权的强化和神化。商王在卜辞中常称“余一人”，显示个人独尊、主宰一切的气势。商王频繁地举行祭上天和祭祖宗的祭典。每次祭典，规模浩大，耗费极多，一次屠宰几十头牛是常事。祭典的目的是祈求上天和祖宗的保佑和赐福。所以商王常把自己和上天联在一起，称自己的统治是天命所赐，天意所寄，万民必须服从，自己是天子。当周武王的军队包围了商都，商纣王逃到鹿台上，准备自焚前，还求天来救他。王权神化在商代得到了强化，是商王实行专制统治的工具。

其次是宗法制度的强化及与政治制度的逐步结合。宗法制度形成和产生于原始社会末期，父系家长制下产生的父权、族权、夫权、神权，是原始宗法制的初型。商代前期，王位继承实行兄终弟及和父死子继两种方式相结合，造成了王位继承上的混乱和争夺。商代后期，王位继承中的嫡长子继承制逐步形成，商代最后四王武乙、文丁、帝乙、帝辛（纣王）都是父子继承，加强了王权，巩固了商王作为大宗的地位，强化了宗法统治。同时，商代又把宗法制和分封制结合起来，分封宗室子弟到各地去建立封国，利用尊尊亲亲的观念巩固了商王的大宗地位。到了周代，宗法分封制发展到了顶峰，巩固了周族八百年的统治。宗法分封制在商代已奠定了基础。

第三是商代的军队得到强化。军队是国家机器的主要组成部分，商代的军队比夏代大大强化和扩大了。就军队数量而言，商王每次征兵，少则几百，多则几千，甚至多到万人。战争规模也扩大了，武丁和妇好联合指挥的一次战争，军队多达一万三千人。卜辞中记载一次杀戮敌人的数量最多达到二千五百人。商代的兵种增多了，有了步卒和车兵，以车兵为主，车战直到春秋时期成为我国战争的主要方式。广泛使用青铜武器，是商代战争扩大的又一表现。在妇好墓中出土了大型厚重的青铜武器“妇好钺”，钺是铲形的武器，妇好钺当为这位女英雄三千多年前使用过的青铜武器。青铜武器的种类除钺外，还有戈、矛、戟、斧、箭镞和甲胄等。镞是用青铜铸造的箭头，打仗时射出去了不能收回来。需要数量很大，反映了商代青铜铸造业的发达。

第四是商代的刑罚更加细密和残酷。刑法和监狱是国家机器的组成部分。商代的“汤刑”比夏代的“禹刑”有了进一步的发展。商代据说有“刑三百”，这三百条刑法的内容已不得而知，周代的五刑在商代也已经具备。这五刑是：墨刑，又称黥刑，就是在犯人的脸上刺字后涂墨；劓刑，割去犯人的鼻子；宫刑，男子割去生殖器，女子加以幽闭；刖刑，砍去犯人的下肢；大辟刑，砍掉犯人的头，这是最残酷的刑罚。

甲骨文中，“伐”字写作“”，像用戈砍去人头。考古发现的商代王陵附近的祭祀坑和殉葬坑中，都有大批人首异处的人骨，当是商代用大辟之刑杀死的奴隶的遗骸。据记载，商王还在五刑之外，增加了很多酷刑，如炮烙之法，就是把犯人衣服脱光，捆在用火烧红的铜柱上烫死；醢刑，就是把人剁成肉酱；脯刑，就是把人处死后做成人干；烹刑，就是把人放入鼎镬中煮死。这些刑法，有的在周秦以后还在沿用，成为统治阶级迫害人民和异己的残酷手段。甲骨文中的“圉”字，写成带桎梏的犯人关在高大的围墙中的样子，就是商代的监狱；“执”字被写成人跪在地上双手被戴上桎梏的样子，可见手铐之类的刑具商代亦已产生。荀子曾说：“刑名从商”，商代是刑法统治严酷的王朝。

第五是残酷的人祭、人殉习俗。人祭就用杀死活人去祭天、祭祖宗，规模浩大，手段残酷，又称为人牲，一次杀人常达数百上千，充分暴露了奴隶社会把劳动者作奴隶，奴隶就是“会说话的工具”，能够被国王、贵族任意买卖、毒打甚至处死的实质。人殉就是杀死活人为死人陪葬，为死人殉葬的规模也很大，贵族大墓中发现被杀殉者有数十、上百人是常事。

人祭的现象就目前所知情况来说以商代为最突出，周代以后祭品都用动物，如果万一出现人祭，就会受到舆论的谴责。反映了商周两代在思想上的演变。从甲骨文记载来看，刻有人祭的卜辞有近两千条，所记被杀作为祭品的有一万三千多人。1976年在安阳殷墟商王陵墓附近，发现了大量的人祭遗迹，考古工作者发掘了大规模的祭祀坑。这些祭坑都是长方形，长约2米，宽约1米，每坑发现当时被杀祭的无头遗骸八至十具，经鉴定，这些被杀祭者多数为二三十岁的男青年，也有女青年和儿童。他们当时被捆绑双手，用利刀砍去头颅，有的被腰斩和肢解，有的砍在头颅上或颈部以下，惨不忍睹，女人或儿童则被捆绑结实后丢进祭祀坑活埋。这里共有这样的祭祀坑二百五十个，总面积几万平方米，被杀的奴隶在两千人以上。这些祭祀坑十坑为一排，三五排为一组，一组即一次祭祀活动中所用的祭祀坑，由此可见每次祭祀所用的“人牲”，多达二三百人。由于祭祀活动是每年固定时间进行，祭祀活动延续了很长时间，这个地方就举行过十多次人祭，所以出现了杀祭者多达两千多人的空前规模的祭祀坑场面，充分暴露了商代奴隶社会制度的野蛮和残酷。

人殉的现象在商代非常普遍。《墨子》一书曾说：“天子（诸侯）杀殉，众者数百，寡者数十；将军大夫杀殉，众者数十，寡者数人。”这完全符合商代的情况。商王死后，被杀殉陪葬的人都在几十至一二百人之间。连其晚年已不受国王信任的武丁之妻妇好的墓中，也发现了被殉者的遗骨十五具，其中可以辨认的有男性四人，女性二人，儿童二人。杀殉最多的是商王的大墓。解放初期发掘的武官村商王大墓，发现了被殉葬者达七十九人，被殉者的遗体被头、身分开地排列在墓穴的不同层面和不同地点，从而证明杀殉的过程是一批批进行的，放在最底部的被殉者先杀，靠近商王的遗体，应为亲属近侍之类；墓穴上部被殉者则多为奴隶、士兵之类。侯家庄1001号大墓，屡经盗挖，但仍发现能分辨的殉人有近百人，实际上原有的殉人数当远不至此数。这个墓坑殉人的排列可知其殉葬的用意：墓穴为“亚”字形，深十余米，深处挖有九个长方形小坑。墓底中央的小坑叫腰坑，四隅各有两个小坑。每个坑有一名执戈的武士和一条狗，显然他们的任务是保卫墓主，是墓主生前的侍卫和宠物，如今墓主到了阴间的另一个世界去了，他们也必须跟他同去以继续提供服务。这些殉坑的上面是墓主的棺材，棺外用木板做成椁室，棺与椁之间放满了各种珍贵的殉葬物品。木椁的顶部和四周又有一大批殉葬者，有一名执戈的卫士，有六个葬在棺木中佩戴手饰的妻妾近亲之属。有五个与木杠、抬盘埋在一起的殉人，当为搬运礼器、管理仪仗的侍从和奴隶。这些殉人埋入后就开始埋土，并将土夯实。这时开始杀殉，被强迫从事劳役的奴隶们十人或二十人一排，被反绑双手牵入墓道，东西相对地跪着被砍头，被砍下头的尸体埋入，再夯土填平。每夯一二层土就杀殉一批人。砍下的头颅都头顶向上，面向墓坑，埋入土中。这座大墓清理出无头尸体八组六十一具，人头骨二十七组七十三个。由于该墓已遭破坏，所以实际被杀殉人数当远不止此数。

在这里，我们需要对人祭和人殉的性质作一点分析。很多著作、教材把人祭和人殉混在一起来写，认为两者被杀的都是奴隶，都暴露了奴隶制度的野蛮和残酷。其实，人祭和人殉的性质是不同的。就其目的来看，人祭是杀活人来祭上天和祖先，目的是求上天祖先保佑活人的幸福吉祥，目的是为活人；人殉是杀活人来陪死人去死，目的是祈求死者在地下继续得到被殉者的照顾和服务，目的是为死人。就其杀祭和殉者的身分来看，人祭被杀者多为奴隶，因为奴隶是能被奴隶主任意屠杀的会说话的工具，其身分和牛马相近，所以把奴隶和牛马等动物一起杀祭是正常的；人殉的对象有妻妾、亲属、近侍、亲兵、武士、轿夫、厨工、奴隶等人，凡是死者生前与之发生关系、为其提供服务、生活上离不开的人，都是殉葬对象，所以杀殉者不全是奴隶或多数不是奴隶。

殉葬现象一直延续到明清至近代。例如清代后期同治皇帝死后，慈禧太后强迫同治皇后殉葬，皇后不肯，被慈禧太后处死后殉葬。清代当然不是奴隶社会。皇后当然不是奴隶。所以人祭可以作为奴隶制度存在的标志加以批判，而人殉是在阶级社会长期存在的社会恶劣习俗，与阶级统治有关，与奴隶社会没有直接关系。

就其进行的时间来看，人祭是每年固定时候进行，所以会重复进行多次，杀祭的时间和被祭的对象没有时间上的必然联系；人殉则被杀殉者在死者下葬时一次性杀死，不会重复多次，殉者被杀与死者下葬在时间上同时进行。从规模上看，人祭由于要重复进行多次，被祭者人数众多；人殉由于仅在死者下葬时一次性进行，相对来讲，被殉者人数要少一些。从存在的时代来看，人祭主要盛行于商代，反映了奴隶制社会的野蛮和残忍，后代极少存在。而人殉一直存在到清代末年以至民国时代，在封建专制和迷信陋俗下被认为是正常的现象。商代的人祭人殉所暴露的社会黑暗，表明了阶级社会把人当作奴隶，专制政治制度可以随意杀人害人的事实。

商代最后的国王是帝辛，也就是商纣王，是一个著名的暴君。他小时候很聪明，能言善辩，才思敏捷，而且长得身材魁梧，好勇善斗。但是商代发展到晚期，国内的阶级矛盾尖锐，商王朝与周围的部落方国之间的斗争也日益激化。纣王登位后，没有从减轻剥削压迫、调和社会矛盾方面进行改革来挽救商朝的危机，而是用进一步对人民加重压迫剥削，对部落方国滥施征伐的方式来维护自己的统治，终于把商王朝引向了灭亡。

纣王不理政事，过着荒淫无度的生活。他当王以后，不惜民力，滥征徭役，大修都城，把国都从殷一直向南扩大到朝歌（今河南淇县），向北扩大至邯郸、沙丘（今河北平乡东北），在这广阔数百里内大修离宫苑囿，日夜享乐。在沙丘他建了大规模的苑囿，养了从全国各地进贡来的珍禽异兽，成为专供他观赏玩乐的帝王动物园。他在沙丘、朝歌等地大建宫苑园林，集中了大批乐戏，与他宠爱的美女妲己一起，终日歌舞，饮酒作乐。传统的乐舞看遍后，他便让乐师乐涓作了新的“淫声”，天天观赏“北里之舞”、“靡靡之音”。他荒淫无度，以酒为池，悬肉为林，还让一批裸体的青年男女，在这里互相追逐，在淫荡的声乐中为彻夜之饮。

纣王拼命搜刮钱财。他把从全国搜刮来的珍宝钱财装满了鹿台这个巨大仓库，粮食堆满了钜桥这个巨大的粮仓。老百姓怨声载道，一些正直的贵族也纷纷反对。为了镇压人民的反抗，打击反对自己的贵族，纣王用各种残酷的刑法来处治。他用炮烙之法，将人绑在烧红的铜柱上活活烤死，并让妲己和自己一起观看，取悦妲己。妲己还和纣王一起，用毒刑来残害人民。他们两人一起喝酒时，根据妲己的要求，曾把一个赤脚在冰上走路的农夫抓起来，砍去脚，看看他的血是否是红的，为什么不怕冷；还把一个孕妇抓起来，剖开肚子，看看婴儿是男的还是女的。忠臣比干劝谏纣王，竟被纣王和妲己活活地剖开胸口，挖出心来，来验证比干的心是红的还是黑的。纣王和妲己还用“醢”“脯”等酷刑残害忠臣，残杀无辜。纣王和妲己为了迫害忠良，任用奸臣费仲，费仲专事阿谀奉承；还信任恶来这个坏人，从事挑拨离间，造谣污蔑。结果，忠臣比干被剖心而死，贤人商容被排除贬斥，纣王的庶兄微子、箕子一再向纣王劝谏，被囚居乡里，不受信用。整个商朝在纣王、妲己的胡作非为下，搞得上下交织，矛盾激化。而纣王为了转移视线，又发动了对四周方国的大规模征伐，东方的夷族乘机反叛商朝，纣王调动几十万军马征伐东夷，消耗了大量的人力物力，更加重了人民的负担。商代的社会矛盾空前激化，处于灭亡的前夕。

这时，渭水流域发展起来的姬姓周族，在其领袖文王姬昌的领导下，经过几十年的努力，政治、经济、文化都得到了很大的发展，并联合起受商压迫欺侮的部族小国，组成了反商联盟，奠定了灭商的基础。姬昌死后，其子姬发继位，是为周武王。他在军师姜尚，其弟周公姬旦的辅佐下，于公元前1122年发动大军灭商。武王领导的反商联军在商都郊外的牧野之战中，一举击败了临时拼凑起来的商军，并包围商都。纣王逃到积满珍宝财富的鹿台顶上放火自焚而死，作恶多端的妲己也自杀。曾经邦畿千里、赫赫有名的商朝，终于灭亡。

商朝从公元前1766年成汤建国，到公元前1122年为周军所灭，传世六百四十四年。从此，我国历史进入了传年八百的周代统治时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