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种系的智能何以可能

种系的智能何以可能？从各学科综合的视角（perspective of interdisciplinary synthesis）来看，生物学与人类学之间的距离，的确太远了。换句话说，这两个主要的学科视角，并没有共同语言。生物学所描绘的，是一幅人类遗传潜力的画面，同时也说明大脑的细胞结构、突触之间联系以及有关的整体区域；人类学则探索在各类社会中存在着的不同角色，人们拥有的各种功能，使这些功能发挥作用的环境，人们设定的目标以及他们提出并试图去解决的问题。在任何关于人类认知的理论中，生物学和人类学的研究发现，都处在两个极端上。然而，在坚持天赋与习得共同促进智能进化的理论下，也许生物学和人类学的研究将为我们找到合适的哲学答案。从神经系统的结构和功能的研究中，我们最终一定能够详细说明人类认知活动的某些局限性。通过研究所有已知的人类文化，我们最终也应该对人类能力的范围，其中包括在人类历史上发展起来的思维过程，有尽可能全面的看法。从这些领域中选择得到的洞察力，将使我们获得关于人类智能的本质、范围以及局限性的综合画面。

从智能来看，人作为独特的“类”，它具有自身的智能特征。

首先，人的智能使人总是能够实现不断超越。史密斯认为，“在深层的意义上，语言和问题解决的某些方面并不比其他种系的行为复杂。这样的复杂性不是问题之所在。蜘蛛编织复杂的网，蜜蜂传递关于花蜜的来源和质量的复杂信息，蚂蚁在复杂的群体中相互作用，海狸筑造复杂的堤坝，黑猩猩具有复杂的解决问题的策略，人类使用复杂的语言。而且有些人即使不能解决无语言的黑猩猩能够解决的某些问题，也能习得流畅的语言。所以，不是缺少解决问题的一般技能使猩猩无法习得语言。人类习得语言的能力，某些方面必定是先天决定的。虽然语言为人类所特有，但在人类和非人类智慧中也有领域一般性的差异。与只会织网的蜘蛛不同，人类儿童——我坚持认为只有人类儿童——具有把自己的表征作为认知注意对象的潜能。发展正常的儿童不仅会成为语言的有效使用者；他们同时还成为小小的语法学者。相反，蜘蛛、蚂蚁、海狸，可能甚至黑猩猩的局限在于它们没有分析自己知识的潜能。”⁽²⁸⁾质言之，人类特有的智能特征之一就在于人能够自发地、能动地爆发超越自己潜能的智能行为。

其次，人不仅能够超越自身，还能够有意地通过环境去影响他人，并改造环境，从而促使自己与他人实现共同的进化。心理学家普雷迈克通过一个实验说明了这个问题。他发现，鹆会飞出它的巢以引导可能的入侵者离开小鸟，但它不会用一个相似的策略去引导竞争者离开食物、离开配偶、离开一块筑巢的材料，等等。在鹆的群体中，“欺骗”是一种先天倾向，但只限于保护幼鸟。像其他先天倾向一样，它能通过学习而改变。例如，这种鸟能学会辨别假的入侵者（只在巢的旁边环游）和真的入侵者（它的头指向巢），不再操心去“欺骗”前者，而坚定地继续欺骗后者。然而，这并不改变这样的事实：鸟的“欺骗”是一种固定的手段，它不能用于保护幼鸟之外的任何目标。⁽²⁹⁾这种鸟类似于一种人，他只能说关于偷巧克力糖的谎；他不能说关于弄脏毯子、打破灯泡、从他母亲的钱包里拿钱或关于说谎本身的谎。因此，鹆能运用骤然看来像是欺骗的方法影响其他动物的行为。但是这种方法不能运用于遗传规定的情境之外。与此不同的是，人类的欺骗目的不仅在于影响各种情境中他人的行为，更重要的，它包括有意地影响他人的心理状态。这是因为，鹆只有一个“鸟的头脑”。人却有一颗“人的头脑”

第三，人的智能还表现在人具有一种哲学上所指称的“意向性”。这种意向性最明显的表现就是人不仅能够将自己的理解与外在于我的符号联系起来，并且能够根据已有的这些符号之间的复杂的联系创造包含丰富的意义的符号系统。现代科学表明，即使老鼠和黑猩猩有很高的智慧，它们也不会绘画。这不仅仅是由于它们缺少手的灵巧性。转而看看人类，任何一个没有知识的人们，都会知道那些斑马线等符号的含义。为什么人有这种智能现象？没有人不为绘画、雕刻、雕塑、制作地图和创造书面语言、数学符号和音乐符号等系统——而感到惊讶。这一表现已经表明，许多种系都形成内部表征，但是人类心理结构中有某种东西使人类儿童和成人还能产生外部符号，即利用文化工具以留下他们交往和认知活动的有意识的痕迹。人类具有创造各种符号的“印出装置”，这就是意向性的作用。人类总是会为某些目的而使用工具，并具有丰富的交往和表征能力，而动物却没有这种智能表现。当然，在自然界，一些非人类种系的个体，如软体动物和昆虫，也留下它们身体移动的外部痕迹，使它们能回到它们出发的地方。但是，众所周知，这都是通过动物身体的分泌物，而不是通过身体之外的某种工具而发生的意识性行为。即使在进化等级上高一些的动物上，例如，黑猩猩，也没有表现出这些特征。

加德纳在遵循其老师纳尔逊•古德曼及其他一些专家们的看法的基础上，采用了广义上的符号意义来说明人作为种系的智能表现。他所指的符号“可以是任何实体（不论是物质的还是抽象的），可以被设想为或看做是另外的实体（entity）。按照这个定义，单词、绘画、图表、数字以及其他的实体，就都很自然地被看成是符号。因此，任何一个实体，如一根线条、一块岩石，只要它被用来体现和用来解释某种信息，同样也都是符号。”⁽³⁰⁾因此，在这个意义上，人类就是一个充满符号的意义的世界。加德纳从分析人类使用符号的智能现象中发现，“人类智能的特征与其他生物物种不同的地方，就是参与一切形式符号活动（symbolic activity）的潜能——对符号的知觉与创造力以及生活在所有富于意义的符号系统之中的能力。这是人类在富有意义的世界中发展的另一个、也许是最关键的一个条件。最后，随着年龄与经验的增长，每个人不仅仅了解到人的行为和符号带来的特定后果，而且还了解到文化最普遍的释义方案，即在他所处的特殊文化中，人和物的世界、体力和人工制品被释义的方式。由文化所决定的世界观（Weltanschauung）的影响，构成了人类生命中最后一个决定性的要素，即确定了人以组合的方式运用数种智能的竞技舞台。一旦超出这个分析层面，再谈什么特殊的分析专家、计算专家，谈论特殊的生产系统甚至模块，就不够了。我们必须通过包容性更大的因素来考虑，而这些因素包括人的经验、他的参照框架、他的理解手段和他的总体世界观。如果没有特定智能的记算能力，所有这些都是不可能实现的。但是，如果没有人类的符号活动，这些因素也是不可能存在的。”⁽³¹⁾对于前面所提人类学与神经生物学看似难以跨越的鸿沟而言，加德纳指出：“学者们制定的符号系统，非常适合帮助我们跨越上述两个学科（神经系统及其结构，与功能和文化及其角色与活动）之间的鸿沟。……符号王国确实提供了一种不可缺少的分析手段，在生物学的约束与文化范畴之间（或者如果愿意，也可以说在生物学的范畴与文化的约束之间），提供了相互连接的基本中介。正是借助于符号与符号系统，我们提出的植根于智能心理学的框架（framework），才能有效地和文化的关注相联系。这个联系包括对儿童的抚养，以及对他们最终的责任与能力的正确定位。符号为从原始智能到完美的文化，铺了一条康庄大道。因此，我们有必要评论一下人是怎样想像符号这一领域的。”⁽³²⁾这就是说，富含意义的符号使我们跨越了学科间的鸿沟，使我们拥有了具有整体性的智能知识资源。

加德纳认为，符号在种系的智能发展中的功能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人们通过符号表达丰富的意义，使之人与人之间可以沟通。“除了署名和表现以外，符号在传达一定含义的时候，还以另一种同样重要却又不常为人理解的方式进行。一个符号可传达某种情绪、情感或气氛，同样，只有有关的群体会以特殊的方式解释某个特殊的符号。因此，一幅画不论它是抽象的还是再现的，都能传达出悲哀、胜利、愤怒或“蓝色”（即使绘画本身是红色的！）的情绪。”⁽³³⁾第二，符号使个体与整体间得以融合。“符号可以单独作为富有意义的实体起作用，但更加普遍的情况是，它们作为组分或元素，进入更精心设计的系统之中。”⁽³⁴⁾第三，符号是产生群体智能的必要条件。个体的人经过完整的符号产品制作之后，符号和符号系统就有了最大的用途。人类的小说与十四行诗（sonnets），戏剧与诗歌，数学证明与问题的解决，还有礼仪及评论——所有各种符号的实体，都是人们为传达一组意义而创造出来的，都是受了同样文化熏陶的其他人能够理解、解读、欣赏、批评或改造的。加德纳认为：“如果人们一方面详细地阐明了人类智能的本质——认识的原始材料，另一方面又详细地阐明了全部人类文化的角色与功能，那就应该能列出一个可能存在的所有符号系统的清单。如果你愿意的话，还可以编出一个人类智能可以介入的领域清单。”⁽³⁵⁾加德纳的这些观点在人工智能领域也达到了进一步的说明，纽威尔与西蒙在《作为经验探索的计算机科学：符号和搜索》中就认为：“符号是智能行动的根基，这无疑是人工智能最重要的论题。”⁽³⁶⁾由此可见，造就种系的智能条件中，一是离不开人自身的特定生理结构，二是离不开有意义的符号所构成的特定的环境。在这两个条件之下，智能的进化在种系中的发展中得以可能。

首先，造就种系智能的特定环境是一种能够使人与环境互动的进化过程。史密斯在谈到自己的研究目的时指出：“我关于语言习得和认知发展研究就集中于这样一个目的：探索在最初阶段以后人类心理的灵活性和创造性，这些研究企图确定领域特殊性和领域一般性对发展的作用。发展不可能完全是领域特殊的或完全是领域一般的。虽然我需要求助于某些内在的制约，但发展显然包含着比严格的先天论假定更具动力性的心理和环境的互动过程。”⁽³⁷⁾皮亚杰也指出，基因表现和认知发展两者都是直接受其与环境互动影响的自组织系统的产物。心理学的研究表明：迄今我们已经看到婴儿对人类的面孔、声音和运动具有敏感性，把人类当作环境中的特殊刺激。这些特定的注意倾向使人得以建立作为心理理论发展先决条件的表征。眼的相互注视和指向特定的物体是通过把受话者的注意引向有兴趣的事物而进行交流的非语言手段。慢慢地，人能通过眼光的接触产生共同的注意。注意，“共同注意”——眼光接触单独可以很像是注意非生命物体。渐渐地，婴儿用注视变换（在照顾者的眼睛和想要的物体之间）来向照顾者表示他们希望要得到这个物体。眼光接触和指向手势间的协调导致了实物动作的交往。某些研究表明自闭症儿童的这种眼光接触和手势协调是有缺陷的。⁽³⁸⁾史密斯非常强调这种主题与环境的相互作用对于智能发展的重要性。他指出：“我强调环境在心理和输入间后成互动中的作用。……有许多不同的因素影响着发展，儿童的社会文化环境是一个重要的因素。……当然，我们需要区分文化在传授新知识给儿童中的作用和社会文化互动模式的一般作用。心理理论的计算加工不是教给儿童的。它们最初是自发和无意识地发展起来的。”⁽³⁹⁾

其次，在人与环境的互动过程中，含有意义的符号所构成的社会文化因素是种系智能发生的重要条件。恩格斯在《自然辩证法》中认为：“人的思维的最本质的和最切近的基础，正是人所引起的自然界的变化，而不仅仅是自然界本身；人在怎样的程度上学会改变自然界，人的智力就在怎样的程度上发展起来。”⁽⁴⁰⁾雷迪（Reddy）对年幼婴儿和照顾者的幽默互动问题进行过广泛的研究。她主张幽默来自对互动事件（如给和拿）典型结果期望的破坏。幽默不是单独形成的，它蕴含在社会互动之中。雷迪表明婴儿很早就把一些事件察觉为幽默，7到9个月时，婴儿注意到在某些情况下，具有一个不同目的的行为会引起成人幽默的理解，他们以后就仅仅带着幽默的意图而重复这个行为。雷迪断言，如果我们像许多认知发展学者那样，只考虑个体的心理，那么关于嘲笑和幽默的知识必须看成不是存在于婴儿的心理中就是存在于婴儿心理之外，在成人心理中或在情境中。加德纳指出：“在考虑与他人有关的知识形式时，我们进入了一个特别突出与普遍的领域，这个领域的重要性，已经被文化的作用以及历史力量的作用证明了。思考某些形式的智能是有意义的，例如那些包含在空间信息处理过程中的智能形式。它们既可以看成是在不同文化中基本相同的信息处理方式，也可以看成是与文化模式相对抗的智能形式。然而很明显的是，一旦谈到人的认知智能，情况就不同了。对于这种智能，文化特别表现出一种决定性的作用。确实，人的认知智能正是通过对人所处文化中符号系统的学习和使用，才会表现它的独特形式。这里，我们遇到的是悠久进化历史的因素。”⁽⁴¹⁾

人类如何获得了特定的生理结构以致于有了种种智能特征？如前所见，原始人是在长期的进化过程中形成了人类的智能特征。马克思指出：“自然界是检验辩证法的试金石，而且我们必须说，现代自然科学为这种检验提供了极其丰富的、与日俱增的材料，并从而证明了，自然界的一切归根到底是辩证地而不是形而上学地运行的；自然界不是循着一个永远一样的不断重复的圆圈运动，而是经历着实在的历史。这里首先就应当指出达尔文，他极其有力地打击了形而上学的自然观，因为他证明了今天的整个有机界，植物和动物，因而也包括人类在内，都是延续了几百万年的发展过程的产物。”⁽⁴²⁾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指出：“历史不外是各个世代的依次交替。每一代都利用以前各代遗留下来的材料、资金和生产力；由于这个缘故，每一代一方面在完全改变了的环境下继续从事所继承的活动，另一方面又通过完全改变了的活动来变更旧的环境。”⁽⁴³⁾

如果考察一下人类的发展就可以看到，具有人类那些自主性的劳动活动创造了人类智能。正如恩格斯所指出的那样：劳动是一切人类生活得到一个基本条件，而且达到这样的程度，以致我们在某种意义上不得不说：劳动创造了人。通过劳动，猿类在平地上行走时也开始摆脱用手来帮忙的习惯，越来越习惯以直立的姿势行走，由此就迈出了从猿转变到人的具有决定意义的一步。随后，手开始越来越多的从事与其他活动了。当最低级的野蛮人开始用手把第一块石头做成石刀时，“具有决定意义的一步迈出了：手变得自由了，并不断获得新的技能，而由此获得较大的灵活性便遗传下来，一代一代的增加着。”⁽⁴⁴⁾随着人手的发展，人类通过自己的劳动对自然进行改造，在这种改造活动中，人类不断地发现新的、以往所不知道的事物的属性。而人类的智能的智能现象正是在这种实践的历史过程中所出现的高级属性。

另一方面，这种劳动过程使语言交流的出现成为一种必要。这种需要在进化中造就了我们的发音器官、符号等智能要素。所以，恩格斯认为：“首先是劳动，然后是语言和劳动一起，成了两个最主要的推动力，在它们的影响下，猿脑就逐渐地过渡到人脑。”随着人脑的进一步发育，脑的各个部分逐步完善起来，“脑和为它服务的器官、越来越清楚的意识以及抽象能力和推进能力的发展，又反作用于劳动和语言，为这二者的进一步发育不断提供新的推动力。这种进一步的发育，并不是在人同猿最终分离时就停止了，而是在此以后大体上仍然大踏步地前进着，虽然在不同的民族和不同的时代就成都和方向来说是不同的，有时甚至有与局部的和暂时的退步而中断；由于随着完全形成的人的出现又增添了新的因素——社会，这种发展一方面便获得了强有力的推动力，另一方面又获得了更加确定的方向。”⁽⁴⁵⁾

历史只是人所创造的历史。因此，更为重要的是，人类的种系智能的出现，更离不开特殊的人，首要的条件就是人自身特定的生理结构，不能忽视智能发展的这种内源性因素。恩格斯指出：“人也是由分化产生的。不仅从个体方面来说是如此——从一个单独的卵细胞分化为自然界所产生的最复杂的有机体，而且从历史方面来说也是如此。经过多少万年之久的努力，手和脚的分化，直立行走，最后确定下来了，于是人和猿区别开来，于是音节分明的语言的发展和头脑的巨大发展的基础就奠定了，这就使得人和猿之间的鸿沟从此成为不可逾越的了。手的专门化意味着工具的出现，而工具意味着人所特有的活动，意味着人对自然界进行改造的反作用，意味着生产。狭义的动物也有工具，然而这只是它们躯体的四肢，蚂蚁、蜜蜂、海狸就是这样；动物也进行生产，但是它们的生产对周围自然界的作用在自然界面前只等于零。只有人才给自然界打上自己的印记，因为他们不仅变更了植物和动物的位置，而且也改变了他们所居住的面貌、气候，他们甚至还改变了植物和动物本身，使他们的活动的结果只能和地球的普遍死亡一起消失。而人之所以作到这点，首先和主要地是由于手。甚至直到现在都是人改造自然界的最强有力的工具的蒸汽机，正因为是工具，归根到底还是要依靠手。但是随着手的发展，头脑也一步一步地发展起来，首先产生了对个别实际效益的条件的意识，而后来在处境较好的民族中间，则由此产生了对制约着这些效益的自然规律的理解。随着对自然规律的知识的迅速增加，人对自然界施加反作用的手段也增加了；如果人的脑不随着手、不和手一起、不部分地借助于手相应地发展起来的话，那末单靠手是永远造不出蒸汽机来的。”⁽⁴⁶⁾

另外，社会作为对人所构成的群体的整体性描述，“社会”的含义就蕴含了人的个体存在。这也就是说，社会是人的社会。如果仅仅将智能的产生理解为人与环境互动的结果，就有了新的问题。如果一个人把个体的智能活动也看成是互动情境中的一个部分，在某些情境中，人的头脑只储存知识的一个部分，并取决于整个互动框架，在这种互动框架中，完全的知识处于两者的头脑之问。这里隐藏着一个直觉，好像只是它很可能使我们只会注意到，可能智能知识仅仅在互动中涌现，智能知识不在人的头脑中。但是，知识最终是表征在个体头脑中的。交流、互动、社会性的应答和了解他人的动因都不足以说明人的智能发展。人类，像其他一些种系一样，是优秀的习性学家，他们能识别个体、群体和种系，他们知道他们的同种是谁，知道如何在互动情境中操纵他们的行为。但是随着发展，人类逐渐能形成关于为什么他们的同种按他们的方式行动和说话的假设。因此，人类儿童总是会从优秀的习性学家自发地变成优秀的心理学家。为此，他们需表征心理哲学文献中称之为“命题态度”和“命题内容”的区别。⁽⁴⁷⁾恩格斯认为，“现代自然科学已经把一切思维内容都来源于经验这一命题以某种方式加以扩展，以致把这个命题的旧的形而上学的界限和表述完全抛弃了。由于它承认了获得性状的遗传，便把经验的主体从个体扩大到类；每一个体都必须亲自去经验，这已经不再是必要的了，个体的个别经验在某种程度上可以有个体的一系列祖先的经验的结果来代替。”⁽⁴⁸⁾毫无疑问，人类的智能是在世世代代的进化中获得的，而并非天外之物的神奇创造。人类的智能只是人在与大自然互动中产生的现象学特征。因此，我们可以看到，就从种系智能的组成结构表现而言，作为一个智能群体，人类的种系性智能始终只是人的个体智能的集合。不管我们是否意识到这一点，事实都是这样，即个体的智能是形成种系智能的基础。只不过种系的智能表现依靠个体的智能活动成为一种习以为常的必然表现，而不引起人们注意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