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讲 科技是一把双刃剑
一、远古的禁忌与现代忧患
庄子《天地篇》中“有机械必有机事，有机事必有机心。机心存乎胸中则皂白不辨，神生不定，道之所不载也！”一句话道出了中国古代先哲对技术的忧虑之心。
古希腊人对待火的发明者也充满矛盾心理。西方学者维纳认为：取火者普罗米修斯是科学家的原型，是一位英雄，然而却是应该受罚的英雄。
人类深沉的忧患意识在古希腊神话、基督教神学、近代怀疑主义以及中国人的居安思危的思想中表现出来。
从20世纪初兴起的现代主义思潮到60年代以来流行的后现代文化，将工业文明及其所伴随的技术控制作为文化人反省和质疑的对象。早在20世纪20年代，捷克作家恰佩克和美国作家赖斯就以幻想的形式，向我们描绘过人被机器人征服、被原子能控制、被计算机奴役的可怕图景，电影大师卓别林也曾夸张地表现过人被现代化生产线异化为只会拧螺丝的机械人的生动情境；到60年代，法兰克福学派的马尔库塞更以理性的分析为我们描述了一幕现代人在发达的工业文明时代被琳琅满目的现代商品的需求和机械化、标准化的技术过程乃至大众媒介所控制，异化为失去批判能力的单向度人的悲剧。更多的后现代思想家则将技术作为工具理性和元话语的载体加以批评和反叛。利奥塔在《后现代状况》一书中，从分析科学真理的性质和当代知识状况入手为他的后现代立场作论证，他指出：在当代条件下，科学知识正面临着“合法性的危机”。科学话语历来被当作元话语，作为裁判其他话语的标准。现在，这种绝对真理的地位已不复存在。【1】
对现代科学技术与工程最直接最深切的忧患意识突出地表现在以下几本出版物中：美国海洋学家雷切尔·卡逊1962年出版的《寂静的春天》；罗马俱乐部1972年出版的《增长的极限》；美国学者杰里米·里夫金和特德·霍华德1981年出版的《熵——一个新的世界观》。
1988年1月24日，《堪培拉时报》在一篇题为“诺贝尔奖获得者说要汲取孔子智慧”的报道中说，在第一届诺贝尔奖获得者国际大会的新闻发布会上，诺贝尔奖获得者汉内斯·阿尔文表示：“人类要生存下去，就必须回到25个世纪前，去汲取孔子的智慧。”
中国社会学家费孝通先生认为：“21世纪为危险的世纪”，“21世纪人与自然，人与人之间的矛盾将空前激化”。为此他呼唤一位新“孔子”的出现，用“天人合一”、“和为贵”等“和谐哲学”去调节各种矛盾。
二、现代科技运用与工程的忧虑
新中国成立以来，工业、农业、交通、文化、国防领域的建设成就十分突出，为我国现代化打下了坚实的物质基础。其中很多工程已经成为人们心中的丰碑，例如：南京长江大桥、两弹一星工程、神舟飞船。但也有诸如三门峡那样失败的工程。在国际社会，产生极大影响，备受争议的问题工程也不少见，如埃及的阿斯旺水坝工程。这些工程的主要问题既有其目标有违人类道德价值，也有因为科学认知的局限造成的失败，也有基本理念的错误。
1．科技运用与工程实施在价值目标上与伦理道德价值产生错位。
将科技手段运用于毁灭和伤害的有：原子弹、纳粹的毒气配方、日本生化武器研究、731部队的活体实验等。
这些罪恶的战争武器的研制和使用，其反人类的价值特征容易被我们认识到。但是，在另一些情况下，尤其是在为人们认可的某些次生价值的掩盖下，工程造福人类的终极价值就被搁置到一边了，而这时我们却不易发现其中的问题。例如，前边提出的三门峡工程。三门峡工程可能给相关利益群体带来的损失和实际达不到设计的发电、蓄水、拦沙、防洪效果，都被当时的国际形势和政治需要所掩盖，所以在三门峡工程决策时多数专家是同意工程上马的。
这种情形在改革开放后依然存在。由于特殊的历史原因，工程在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发展才是硬道理的口号下快速开展，只要能够带来经济利益，也不问是谁的利益，是否必要，是否公平，一路快跑开工。正因为此，才会有50％的工程投资失误。
在工程的价值目标上出现的问题还有出于个人名誉、利益的动机所做的工程。例如一些政绩工程、面子工程，不符合人民群众的利益，浪费国家财产。甚至一些贫困地区的领导干部热衷于建大广场、修宽马路、盖高档办公楼，为此不惜征用农业用地，动迁民宅；而对于搞好环境保护，管理污水达标排放，改善居民生活质量这样直接为老百姓造福的“隐性”工程却不感兴趣。国外也有这样的情况，例如：当年罗马尼亚由齐奥塞斯库主建的总统府是世界上最大的总统府，其面积相当于北京人民大会堂的两倍。其豪华程度也不亚于帝制时代的王宫，劳民伤财，深积民怨。这类问题工程还应追究工程技术人员自身的一些原因。例如，因为追求科研的结果和应用的效果，将一些不成熟的实验运用到工程实践中。
更有甚者，一些道德败坏的人，利用大规模的工程建设要耗用巨额资金，而不完善的体制和制度给寻租活动留下了机会的空间，大发工程横财。这几年职务犯罪频发的五大系统中就包括交通、电力、城建，工程领域成了腐败的重灾区，出现“豆腐渣工程”、“问题工程”就不足为怪了。但也出现了像广东高速公路、江苏浦扬大桥这样的“阳光工程”，使人看到反腐倡廉的希望。
2．由于人类认识的局限和科学技术的不成熟而存在的科技运用潜在风险。
例如对人与自然关系的认识，在过去相当长的时间内人类对自然的认识是不足的。曾几何时，“人定胜天”，“地大物博，资源丰富”，“取之不尽，用之不竭”那些个认识让我们引以为骄傲，而忘记了“天人合一”，“顺应自然”的古训。工程活动是人类改造自然的手段，而工程活动必须遵循自然规律。每个地区都有不同的自然条件，作为工程应该充分利用其优势。例如，我国南方多雨，自古大量兴修水利，建立了发达的农业灌溉系统；以色列天旱缺水，能源匮乏，因此开发了太阳能以及滴灌技术；北欧多雪，房屋多为尖顶并形成独特的建筑风格；埃及农舍的特征是土墙、小窗户，以保持清凉，如此等等。人类在进行工程活动、利用和改造自然方面获得了丰厚的回报。但是人们违反自然规律修建工程，受到自然惩罚的情况也时有发生。例如，围湖造田导致洪水泛滥，过度开垦造成土地荒漠化，滥采滥伐导致水土的流失，大量的水坝建设导致河流干涸。【2】
技术不成熟的风险最典型地可以切尔诺贝利核事故为例。切尔诺贝利核电站是苏联时期在乌克兰境内修建的第一座核电站，位于苏联乌克兰加盟共和国首府基辅以北130公里处。共有4个装机容量为1000兆瓦的核反应堆机组。其中1号机组和2号机组在1977年9月建成发电，3号机组和4号机组于1981年开始并网发电。
1986年4月26日，在进行一项实验时，切尔诺贝利核电站4号反应堆发生爆炸。反应堆机房的建筑遭到毁坏，同时发生了火灾，反应堆内的放射物质大量外泄。造成30人当场死亡，8吨多强辐射物泄漏。此次核泄漏事故使电站周围6万多平方公里土地受到直接污染，320多万人受到核辐射侵害，并导致整个西欧处于紧张之中，酿成人类和平利用核能史上的一大灾难。
事故发生后，原苏联政府和人民采取了一系列善后措施，清除、掩埋了大量污染物，为发生爆炸的4号反应堆建起了钢筋水泥“石棺”，并恢复了另3个发电机组的生产。自1986年切尔诺贝利核事故发生后，离核电站30公里以内的地区被辟为隔离区，很多人称这一区域为“死亡区”。【3】20年过去了，这里仍被严格限制进入，欲进入隔离区的人必须具备合法手续和有效证件。所有从隔离区出来的人，还必须在专门仪器上接受检查。苏联解体后，乌克兰继续维持着切尔诺贝利核电站的运转，直至2000年12月15日全部关闭。
据不完全统计，切尔诺贝利核事故的受害者总计达900万人。消除切尔诺贝利后患成了俄罗斯、乌克兰和白俄罗斯政府的巨大财政负担。据专家估计，完全消除这场浩劫的影响最少需要800年！乌克兰共有250万人因切尔诺贝利核事故而身患各种疾病，其中27万人因此患上癌症，9.3万人死亡。迄今已在核泄漏事故的善后事务上花费了150亿美元，预计到2015年，还将耗资1700亿美元。核事故所泄漏的放射性粉尘有70％飘落在白俄罗斯境内，200万白俄罗斯人不得不生活在核污染区，直接经济损失在2350亿美元以上。这是核电史上迄今为止最严重的安全事故。
3．科技运用和工程实施实际上常常是利与弊交织着的，这是风险难以避免的又一原因。例如：高层建筑具有节省用地的优点，可以大大缓解因人口增长和城市化进程带来的用地紧张状况。但高层建筑的安全是一个世界范围内尚未解决的问题。又如，水利工程总是利弊共存。新中国是世界上水坝建设最多的国家，水利水电工程建设为农业灌溉、工业和城市供水、江河流域防洪减灾、农村供电等发挥了重要作用。但相对于水能资源储量世界第一的优势，中国中大水电工程开发却因为受到技术和资金的约束走了一段曲折的路。近年来，受国际反坝运动影响和生态主义、环境保护运动在中国开展的影响，水坝工程遭到最强烈的质疑。事实上中国历史上有十分成功的水利工程，比如都江堰。都江堰是中华民族工程智慧的结晶，千古工程奇迹，让今天的许多工程师也大叹弗如。这说明水利工程可以做好，可以尽可能地避免对生态环境造成负面影响。水力发电是可再生清洁能源，目前中国未开发的具有可开发的经济价值的水电资源接近3亿千瓦，如果开发出来，其发电量大致相当于每年消耗5亿吨煤炭的发电量，可减排约15亿吨二氧化碳气体，并将为人类克服对地球生灵共有栖息地威胁最大的温室气体顽症做出重大贡献。2004年中国的水电装机数已经超过美国跃居世界第一。【4】
关键是我们过去对这类利与弊交织的工程的伦理态度已经不适于今天的文明发展的要求。比如说，过去我们以“代价论”来对待工程的弊端，对待为工程利益做出牺牲的群体。常常因为工程利益的诱惑而无视弊端的存在，因为弊小而忽视它的危险，因为受损失的是少数人而忽略他们的权利。这显然已经不符合整个文明发展的要求，也引发了新的社会矛盾。
三、罗马俱乐部的警告
罗马俱乐部是一个专家学者聚会的沙龙，是一个没有组织的组织。它建立之初就以沙龙聚会为组织形式；俱乐部有不超过百人的规模，以保证成员之间广泛深入细致地交流；俱乐部不依附任何基金援助，其成员可以有不同的意识形态和价值观，所发表的观点只代表个人不代表俱乐部和任何国家与政党；俱乐部力图贯通全人类的文化，运用科学方法，研究人类生存问题，而不是研究某一具体的学科问题。
1968年4月，来自10个国家的科学家、教育家、经济学家、人类学家、实业家、国家的和国际的文职人员，约30多人聚集在罗马山猫科学院。他们在意大利一位有远见卓识的工业企业经理、经济学家奥莱里欧·佩切依博士的鼓动下聚会，讨论现在的和未来的人类困境这个令人震惊的问题。在西方国家高增长、高消费的“黄金时代”，这种行为具有惊世骇俗的力量。
《增长的极限》是1972年由罗马俱乐部、波托马克学会和麻省理工学院研究小组联合出版的著作。这是罗马俱乐部提交给国际社会的第一个研究报告。它早已成为名满世界的一块丰碑。
这份关于人类困境的报告涉及：人口问题、粮食问题、资源问题、环境污染、生态平衡等。报告的主要观点是：世界人口激增，生产水平也在迅速提高，但地球的资源却是有限的，这就决定了生产的增长是有限的。
人类的困境是由呈几何极数增长的人口生存需要与自然资源的矛盾构成的。让我们来看看世界人口的变化。
1600年，世界人口有5亿；
1804年，间隔200年，世界人口已达10亿；
1927年，间隔123年，世界人口超过20亿；
1960年，间隔33年，世界人口已达30亿；
1974年，间隔14年，世界人口达到40亿；
1987年，间隔13年，世界人口达到50亿；
1999年10月12日，世界人口达到60亿。
从这张列表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世界人口每增加10亿所需的时间急速下降，人口呈几何增长。中国古代的思想家韩非子说过：“今人有五子不为多，子又有五子，大父未死而有二十五孙。是以人民众而货财寡，事力劳而供养薄。”负责任的中国政府从20世纪70年代末提出计划生育主张，80年代开始将计划生育作为基本国策实施。中国的计划生育政策将全国人口达到13亿这一天的到来推迟了4年。2005年1月10日，在北京医院，中国的第13亿个公民出生。
人口快速增长与经济增长存在的矛盾以及由此引发的问题成为各国科学家、经济学家和学者们攻艰的对象，也成为各国政府和人民广泛关注的焦点。人类社会的未来进程，甚至人类社会的生存，也许就取决于世界对这些问题做出反应的速度和效率。
罗马俱乐部提供了超越于被动生存、穷于应付的研究思路，即人类必须探究他们自己——他们的目标和价值，就像他们力求改变这个世界一样。献身于这两项任务必然是无止境的。因此，问题的关键不仅在于人类是否会生存，更重要的问题是人类能否避免在毫无价值的状态中生存。罗马俱乐部的观点引导人们面向人类生存的哲学层面作价值思考。
如果世界人口、工业化、污染、粮食生产和资源消耗以现在的趋势继续下去，这个行星上增长的极限将在今后100年中发生。最可能的结果将是人口和工业生产力双方有相当的突然的和不可控制的衰退。
改变这种增长趋势和建立稳定的生态和经济的条件以支撑遥远未来是可能的。全球均衡状态可以这样来设计：使地球上每个人的基本物质需要得到满足，而且每个人有实现他个人潜力的平等机会。
如果世界人民决心追求第二种结果，而不是第一种结果，他们为达到这种结果而开始工作得愈快，他们成功的可能性就愈大。【5】
罗马俱乐部的报告显然对旧有的工程观念形成了巨大的冲击。作为利用自然资源的造物活动，工程必须考虑资源的有效利用、持续再生和新资源的开拓问题。
四、环保的号角——《寂静的春天》
如果罗马俱乐部的警告是顺着人类经济增长的势头，从人类生产极限的角度来认识问题的，那么卡逊的警告则是逆着增长的方向，从科技运用的风险来认识问题的。
卡逊（1907—1964年），海洋学家，她的《寂静的春天》1962年在美国出版。书的出版在当时是极富争议的，争论的关键是卡逊坚持自然的平衡是人类生存的主要力量。然而，卡逊惊世骇俗的关于农药危害人类环境的预言，不仅受到利益攸关的生产与经济部门的猛烈抨击，而且强烈地震撼了社会广大民众。卡逊严重冒犯了美国的化学工业，也挑战了当代的化学家、生物学家和科学家坚信人类正稳稳地控制着大自然的信心。
卡逊第一次对人类征服大自然意识的绝对正确性提出了质疑。她为人类环境意识的启蒙点燃了一盏明亮的灯。卡逊警告了一个其他人都很难看到的危险。1963年美国参议员李比克夫在欢迎她在国会作证时模仿一个世纪前林肯对斯托夫人的话说：“卡逊小姐，你就是启始这一切的女士。”
克林顿时期的美国副总统戈尔评价卡逊说：在很少有人走过的路上，一些人已经上路，但很少人像卡逊那样将世界领上这条路。她的作为、她揭示的真理、她唤醒的科学和研究，不仅是对限制使用杀虫剂的有力认证，也是对个体所能做出的不凡之举的有力证明。
卡逊批评了人类“控制自然”的可怕的妄想。“控制自然”这个词是一个妄自尊大的想象的产物，是当生物学和哲学还处于低级幼稚阶段时的产物，当时人们设想中的控制自然就是大自然为人们的方便利用而存在。例如应用昆虫学上的这些概念和做法在很大程度上应归咎于科学上的蒙昧。这门如此原始的科学早已被用最现代化、最可怕的化学武器武装起来了。这些武器在被用来对付昆虫之余，已转过来威胁着我们整个大地了，这真是我们的巨大不幸。
卡逊警告说：杀虫剂的过分使用与人类基本价值不协调。杀虫剂制造了“死亡之河”，制造了“寂静的春天”。
卡逊的时代美国的化学工业正高歌猛进，美国的农业产量在化肥、农药的帮助下奋力增长。美国合成杀虫剂的产量从1947年的12425.9万磅，猛增至1960年的63766.6万磅，比原来增加了五倍多。这些产品的批发总价值大大超过了2.5亿美元。但是从这种工业计划及其远景看来，这一巨量的生产才仅仅是个开始。卡逊预见到：杀虫剂问题会因为政治问题而永远存在；清除污染最重要的是澄清政治。
1970年美国成立的环境保护署，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卡逊所唤起的意识和关怀。杀虫剂管制和食品安全调查机构从农业部移到了新机构。因为，农业部自然只是想到使用农药的好处。
美国前副总统戈尔对卡逊高度评价，他说：作为一位被选出来的政府官员，给《寂静的春天》作序有一种自卑的感觉，因为它是一座丰碑，它为思想的力量比政治家的力量更强大提供了无可辩驳的证据。可以说是卡逊吹响了世界环保的号角，她为现代工程提出了一个新的责任，即环境的责任。一个新的工程观逐渐占据重要地位，即任何工程不能一边造物一边毁物，不能一边建设一边破坏。
五、谁来质疑科技与工程的价值，谁来规避风险
科学不是上帝。
我们常常能听到这样的话：“科学技术是一把双刃剑”，其实更准确地说应该是“技术运用和工程活动”是一把双刃剑。因为，工程技术是将科学和现实连接起来的桥梁，工程使科学思想和技术手段得以实现。工程活动可以增加社会财富，给社会发展带来积极的意义，也可能产生负面影响。科学不是万能的，工程和由它带动提高的生产力水平也不是能够解决一切问题的。人的精神生活、文化形态就不能用物理化、化学化的科学来研究；社会公正、人权保护也不是经济发展了就能自然得到解决的。科学技术无论如何发达，它本身也不能克服社会冲突，不能消灭贫富悬殊。
科技和工程活动是应当受到控制的力量，越是先进的技术运用越是伴随着巨大的风险，因为越是先进的技术就意味着更大的力量。这一点已经被越来越多的事实证明，科技活动的“价值中立论”也越来越难以在现实生活中立足。科学技术本身并不可怕，可怕的是我们对它的放任和无知。任何不受制约的力量都将走向自己的反面，科技也是如此。科学技术和工程活动必须受人类社会价值的控制，必须有人文精神的约束，受人类理智、情感乃至常识的制约，才能成为人性化的、能够真正促进人类幸福的力量。
爱因斯坦曾经说过：“科学是一种强有力的工具。怎样用它，究竟是给人带来幸福还是带来灾难，全取决于人自己，而不取决于工具。刀子在人类生活上是有用的，但它也能用来杀人。”【6】爱因斯坦所指的“人”既包括科技活动的决策者，也包括科技工作的实践者，他们既是刀的制造者，也是刀的使用者。如果，科技工作者不能自觉地以人类的道德价值反省整个科技活动，自觉为人类做有益的事，反而自动解除职业活动的道德责任，像受人支配的机器一样，只管完成别人要求我做的事，这无异于无偿出卖自己的道德良知，从而把自己变成纯粹的技术工具。作为工具的科技人员远离道德的引导，这对社会来说是件十分可怕的事。例如，二战期间就有不少德国、日本的科学家成了战争、阴谋、罪恶的工具，这些科技人员的行为也许并非都出于他们自己信仰的选择，更多地则可能是在无意间或被动中成为了邪恶的工具。
奈斯比和阿巴顿的《2000年大趋势》一书开头就说，“我们站在新纪元的开端，在我们面前是文明史中最重要的十年，是充满令人眼花缭乱的技术革新、前所未有的经济机遇、令人惊奇的政治改革和非凡的文化复兴的时期”。他们提出：人类继续向前走，是“走向大灾难还是走向黄金时代，应由我们抉择”。
固然，工程师通常并不是最后的决策者，并且在一个特定的社会体制中，工程师对技术对工程负责的行为会受到种种因素的干扰，但是科技工作者应该意识到自己不是工具，必须为自己的行为负责，这对于规避工程风险来说是十分重要的。相反，那些认为只管把发明创造的成果如同货物一样地摆在货架上就完成了他作为科技工作者的全部任务的人，无疑是在有意回避自己的责任。主张工程技术人员只对技术负责的观点忽略了一个最不该忽略的问题，那就是科技工作者既是科技发明创造的主体，也是科技成果运用过程中的主体，他们应该是最了解自己工作意义和影响的人，最能恰当地评估技术手段选择中的风险。因此，他们不仅能够对其活动的目标和后果做出判断，还应该对活动的全过程进行道德审视，对工程手段选择进行道德控制。因为正如当人类的科技活动推动社会文明向前发展时，社会不会忘记科技工作者的贡献一样，当科技应用中出现问题时，人们也会十分自然地想到他们在其中应负的道义责任。【7】
任何一个科技工作者都是在一定的社会环境中生活的，是在具有一定道德价值的文化教育体系中完成其成长过程的。与其他人一样，他也是一个社会的人，也受到一定社会的价值观念与道德情感的影响。不同道德文化中的科技工作者有自己特殊的道德荣誉感和信仰，也应有人类共同的道德感情，他们并不是一架纯粹的科技机器。作为一个公民，工程师首先应该遵循人类共同的道德准则。这也并不是一件轻易能做到的事，因为科技工作者的职务行为所产生的影响往往比其他行业更大，因而他必然要承担更多的道义责任。
今天的科学技术发展到如此发达的程度，一切先进技术的采用都伴随着精良设备的要求，建立在高起点上的科技活动已经离不开社会的大力投入。然而当今世界还远没有达到有足够的资金不加选择地资助任何一个研究项目的富有程度，那么社会的科技投资必然有所选择，社会的选择与发展目标毫无疑问地就会制约和影响科技工作者研究目标的选择。正是因为科技工作者具有不同的道德倾向，也具有不同的利益动机，他们或受到利益的驱使，或为荣誉所诱惑，或为发现所鼓舞，为了争取社会的资助他们不得不考虑科技成果的社会意义和应用价值。在追逐社会利益目标的过程中，他们就不再是只追问其科技价值的纯粹科学家，这就使他们常常不自觉地在利益选择与道德选择之间摇摆，甚至屈从于利益的驱使。我们痛心地看到一些科技工作者为追逐名利，或为获得社会、政府的科研资助和获得具有经济价值的工程项目丧失起码的科学精神和道德良知，不惜弄虚作假。20世纪较典型的事例有：T.萨默林用墨水涂在小白鼠皮肤上使之留下黑斑，造成皮肤移植的假象，以证明不同种属的动物皮肤移植时不发生免疫上的排斥反应；美国的约翰·朗用枭猴染色体照片冒充人的染色体照片，宣称他独立地培养了霍奇金氏细胞系；中国的李富斌在国外期刊发表两篇剽窃论文的同时，还捏造了23篇自己在国外发表的论文，从而获得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资助项目。【8】据估算，20世纪重大的科学作伪案竟可能高达2000件以上，其中的参与者不乏著名的科学家。难怪美国工业工程师学会在1989年重新定义“工程”概念时，将伦理观念的实践看做是一个工程师在解决问题时必须考虑的因素。
工程师的职业活动需要特殊的道德意识和道德审视来保证，因为科技工作者职业活动的高尚与智性的品质并不足以避免科技实践的负面效应。科学认知的相对性与局限性决定了科技运用风险的存在，而在崇尚科技的时代这一点往往被人忽略。加之一部分习惯于只问“为什么”的科技工作者由于深陷其研究之中，其思路甚至情感都呈一意掘进的单向性，往往并不对其科技活动和成果运用作多方面的价值审视。如果今天的科技工作者仍然像过去那样埋头绘图桌、深陷实验室而不问其工作成果给社会带来的影响，如果我们仍然不对科技工作者提出必须的整体的社会观、未来观，仍然不要求他们建立环境意识、可持续发展意识、人类价值意识，那么，科技运用的风险无疑会更大，这也是近代科技飞速发展而问题也日趋严重的原因。因此我们说职业活动的高尚并不保障行为效果的道德性，因此，社会不能不对科技工作者提出道德审视的要求。
当然也有良心泯灭的掌握科学武器的人，例如：为希特勒研制杀人毒气配方的犹太化学家；2000年被揭发的考古作假的日本“东北旧石器文化研究所”副理事长，考古学家藤村新一；柏林马克斯·德尔布吕克分子医学中心的编造研究结果、被称为“科学骗子”的分子生物学家玛丽昂·布拉赫，以及执意坚持克隆人类的“三魔头”。
但是，我们也不可以走向另一极端。我们必须懂得：科学的问题还需要用科学的手段来解决。事实上对科技运用和工程活动中的风险警告正是来自科技工作者和工程师。科技工作者和工程师科学的求真精神、特有的怀疑精神、理性精神、良知与专业技术能力，以及对人类道德价值的良好理解是对科技运用和工程活动进行道德考量的最科学和最有效的保障。
在科技运用和工程活动中，行动也首先来自科技工作者和工程师。在国内外都不乏有社会责任感有良知的科学家和工程技术人员：黄万里、袁隆平、李四光、雷切尔·卡逊、罗马俱乐部成员、富兰克林、曼努埃尔·帕塔罗约……他们也许是一些普通的无名的工程师，他们以自己的专业技术预告风险并消除影响。例如：在切尔诺贝利核电站泄漏事故发生后十多年的时间里，有一支由科学家和工程师组成的队伍一起工作在那里，他们力图处置那些使核反应堆周围20英里的区域再也无法住人的大量核燃料。如果这些核燃料不能得到妥善的处理，那么它就会威胁到更多的居民。这些科学家和工程师所受到的辐射远远地超过了美国制定的可接受的水平（约超过6万倍）。在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的60分钟专访节目中（1994年12月18日），有一位队员说，为了继续从事这份工作，他上交了一份受辐射水平大大低于他实际所受辐射的“正式”记录。当问及他为什么愿意这么做时，他问答说：“总有人要做这事，我不做谁做呢？”他特别地提到他的两个儿子也想参加这支队伍。但是，他不想让他们参加，他们没有义务参加这项任务。一位乌克兰政府发言人在评价这支队伍的成就时，把志愿者描述成英雄和勇士。【9】
事实上，多数的工程技术人员都对社会的进步、公众的福利有深切的关怀，也将造福人类作为自己的职业目标。只是他们所作的研究不为世人了解罢了。例如：材料科学界正在关注我国森林虫腐问题。我国的人工林保存面积居世界首位，但森林病虫害一年吃掉1000个亿。由于大面积的中幼龄林处于成长期，病害高发趋势还将延续。据中科院金属研究所2002年统计，我国因材料腐蚀导致事故所造成的经济损失高达5000亿元，其中1/3可通过人为努力避免。这是材料工程研究的课题。【10】而这些问题的解决必须依靠科技手段。
作业
1．认识所学专业的社会责任；
2．了解所学专业技术运用的社会风险；
3．了解所学专业技术在解决和规避风险上所作的努力和结果；
4．了解所学专业的技术难题与社会期待；
5．搜集、整理资料完成一份报告或制作一份PPT文件，可提供案例，采用案例分析的方法。
注 释
【1】 肖平等：《工程伦理学》，中国铁道出版社1999年版，第12页。
【2】 傅志寰：“树立正确的工程理念，落实科学发展观”，殷瑞玉等：《工程与哲学》，北京理工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23页。
【3】 http://news.xinhuanet.com/ziliao/2006-04/26/content_4476543.htm.
【4】 中国长江三峡工程开发总公司副总经理林学初：“关于水坝工程建设争议的思考”，殷瑞玉等：《工程与哲学》，北京理工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95页。
【5】 《增长的极限》，四川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
【6】 爱因斯坦：《科学与战争的关系》，《爱因斯坦文集》第三卷，商务印书馆1979年版，第56页。
【7】 肖平等：《工程伦理学》，中国铁道出版社1999年版，第一章绪论。
【8】 炎冰、宋子良：“科学作伪与社会调控”，《科学研究》1999年第1期。
【9】 〔美〕查尔斯·E. 哈里斯、迈克尔·S. 普里查德、迈克尔·J. 雷宾斯著，丛杭青、沈琪等译：《工程伦理——概念和案例》，北京理工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案例3，第230页。
【10】 国家行政学院教授方克定：“关于工程创新和工程哲学”，殷瑞玉等：《工程与哲学》，北京理工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7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