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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沫若（1892～1978）是中国现代文学的奠基人之一，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杰出的浪漫主义诗人和历史剧作家，同时是现代三大文学社团之一“创造社”的创始人和最重要作家。他的代表作《女神》和《星空》等诗集以其崭新的时代精神和特有的创造精神，开一代诗风，把中国现代新诗创作推向了第一个思想和艺术高峰，堪称中国新诗奠基之作，为现代诗歌的发展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郭沫若于诗歌创作之外，在戏剧、小说、散文、文艺理论等方面都取得了显著成就，他还提出了一系列浪漫主义美学原则，为推动中国新文学的现代化进程做出了卓越贡献。

郭沫若原名郭开贞，号尚武，沫若是笔名。1892年11月16日出生于四川省乐山县沙湾镇。家境富裕，气氛开明。他自幼聪明好学，兴趣广泛，胸怀大志。深受古典文学熏陶，国学基础深厚。中学时期开阔了他的视野，开始接受“新学”，特别喜爱康有为、梁启超、章太炎等人的政论文章以及林琴南翻译的外国文学名著，民主思想和叛逆个性初步形成。这期间由于不满清末统治的黑暗和腐败，多次参加反对官府和教育当局的学生运动，先后三次被“斥退”，叛逆精神得到初步表现。1914年东渡日本留学，入东京第一高等学校预科学习，次年入冈山第六高等学校，毕业后考入福冈九州帝国大学医科。留学期间，国内“五四运动”的爆发，极大地激发了郭沫若的反帝爱国热情，他积极投入各类社会活动之中。这一时期也是郭沫若一生中思想和志向发生重大转折的时期。当时的日本文化界，大量翻译了西方思想文化名著，中西文化的融合使得郭沫若的兴趣迅速转向文学。他广泛涉猎了大量世界名著，泰戈尔、歌德、雪莱、惠特曼等诗人的作品对他产生了极大的影响，点燃了他胸中的诗情。他还系统阅读了各种西方文艺理论和思潮，特别是接受了荷兰哲学家斯宾诺莎“泛神论”的哲学，逐渐形成自己独立的思想个性和文艺思想。1918年夏开始创作白话新诗，从1919年上半年到1920年上半年，他在《时事新报》副刊《学灯》上发表了一系列新诗，这是他的“诗的创作爆发期”，这些诗于1921年结集出版，取名《女神》，这是郭沫若第一部新诗集，也是他成就最高的代表作品。1919年郭沫若创作了第一篇小说《牧羊哀话》，1921年同郁达夫、成仿吾、田汉、张资平等人发起成立创造社，编辑《创造季刊》、《创造周报》和《创造日》。1924年他又陆续出版了诗文集《星空》、《前茅》、《瓶》和诗剧集《三个叛逆的女性》。1924年思想发生转变，翻译了日本经济学家河上肇的著作《社会组织和社会革命》，开始系统接受马克思主义学说，并参加实际政治活动。1926年3月赴广州任广东大学文学院院长，同年夏天参加北伐，任北伐军政治部副主任、代主任等职，1927年“四一二”反革命事变后与蒋介石决裂，参加南昌起义并加入中国共产党。因受国民党政府通缉，于1928年2月再次东渡日本，一去十年。此间他主要从事历史学术研究，一连写下《中国古代社会研究》、《甲骨文字研究》、《殷周青铜器铭文研究》、《金文丛考》、《卜辞通纂》、《古代铭刻汇考》、《两周金文辞大系图录考释》、《殷契粹编》等重要学术论著，奠定了他在甲骨文、青铜器研究领域的崇高学术地位，成为马克思主义新史学的开拓者。同时他还创作了《我的童年》、《反正前后》、《创造十年》、《北伐途次》等自传性作品。

1937年7月抗日战争全面爆发，郭沫若立即回国，出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第三厅厅长，积极开展抗日救亡工作。1940年9月起任文化工作委员会主任之职。此间，不仅写下大量政论性的文章，而且在学术研究方面出版了《屈原研究》、《青铜时代》、《十批判书》、《甲申三百年祭》、《历史人物》等著作，还在文艺创作方面发表了《战声集》、《蜩螗集》《棠棣之花》、《屈原》、《虎符》、《高渐离》、《孔雀胆》、《南冠草》等历史剧，为中国现代戏剧的成熟和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

新中国成立后，郭沫若成为重要的社会活动家。历任政协第一、第二、第三、第五届全国委员会副主席，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政务院副总理兼文化教育委员会主任，中国科学院院长兼历史研究所所长，当选为中国保卫世界和平大会主席，当选为中华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联合会主席。社会活动之余留下的学术论著有《奴隶制时代》、《管子集校》、《李白与杜甫》和大量文物考古论文以及文艺创作精品——《蔡文姬》、《武则天》等，主编有《甲骨文合集》、《中国史稿》等。郭沫若一生留下千余万字的著作，编辑出版有《郭沫若全集》。其著作被翻译为日文和欧、美主要文字，是中国现代文学走向世界的代表作家之一。郭沫若1978年6月12日在北京病逝。

郭沫若早期的浪漫主义美学思想，来源于以西方泛神论思想为主的多种思想的影响。诸种思想影响了青年郭沫若，他认为人和自然的一切都具有神性，因而人和大自然在本质上是相通的，在感情上也是可以沟通的。他强调精神与自然的和谐统一，归根到底以主观精神为本。他还认为既然万事万物都是“神”的表现，那么“我”当然也是“神”的表现，表现自我即表现自然、表现“神”，“我即是神，一切自然都是我的表现”^[1]。这是构成他浪漫主义美学原则的哲学基础。郭沫若浪漫主义美学思想大体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一、主张主情主义，认为“文学是精赤裸裸的人性的表现，是我们人性中一点灵明的情髓所吐放的光辉。”^[2]把文学艺术作为感情的表现。他说“诗的本职专在抒情”^[3]，“本来艺术的根底，是立在感情上的”^[4]。

二、强调自我表现。认为文艺不是客观世界的忠实描绘，而是主观心灵的表现，“文学的本质是主观的，表现的，而不是没我的，摹仿的”^[5]；他还说，“文艺也春日的花草，乃艺术家内心之智慧的表现”^[6]，“诗是人格底创造底表现，或为人格创造底冲动底表现”。^[7]

三、强调主观感情的自然流露。英国浪漫主义代表作家华兹华斯的“一切好诗都是强烈情感的自然流露”^[8]的观点，对郭沫若影响很大，他写道：“我自己对于诗的直感，总觉得以‘自然流露’的为上乘，若是出以‘矫揉造作’，只不过是些园艺盆栽，只好供诸富贵人赏玩了。”^[9]

四、主张形式的绝对自由。反对任何固定形式的束缚，要求更自由地抒发主观感情，认为“抒情的文字便不采诗形，也不失为诗”^[10]。

五、重视想象和灵感。在这一点上郭沫若直接受英国浪漫主义诗人雪莱《为诗辩护》的影响，特别突出主观想象、直觉和灵感的作用。他写道：

我想诗人底心境譬如一湾清澄的海水，没有风的时候，便静止着如像一张明镜，宇宙万汇底印象都涵映着在里面。这风便是所谓直觉，灵感（Inspiration），这起了波浪便是高张着的情调。这活动着的印象便是徂徕着的现象。这些东西，我想来便是诗底本体，只要把它写出来的时候，它就体相兼备。……诗＝（直觉＋情调＋想象）＋（适当的文字）^[11]

六、文艺的社会职能观。一方面，他把艺术看作是高于一切最神圣的，反对艺术为具体社会目的服务的功利性；另一方面，又强调艺术具有巨大的社会作用。

由此可见，郭沫若在接受西方浪漫主义传统的直接影响下，形成了自己较为系统的浪漫主义美学思想和文艺观。成为浪漫主义文学思想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最早、最系统的理论表述。

诗集：《女神》、《长春集》、《星空》、《潮汐集》、《骆驼集》、《东风集》、《百花齐放》、《新华颂》、《迎春曲》、《雷电颂》

历史剧：《屈原》、《虎符》、《棠棣之花》、《孔雀胆》、《南冠草》、《卓文君》、《王昭君》、《蔡文姬》、《武则天》、《聂嫈》、《高渐离》

专著：《中国古代社会研究》、《甲骨文研究》、《卜辞研究》、《殷商青铜器金文研究》、《十批判书》、《奴隶制时代》、《文史论集》、《郭沫若文集》（38卷）等。

译著：《茵梦湖》（小说，德国施笃谟著，与钱君胥合译）、《少年维特之烦恼》（小说，德国歌德著）、《社会组织与社会革命》（论文，日本河上肇著）、《雪莱诗选》（诗集，英国雪莱著）、《浮士德》（诗，德国歌德著）、《沫若译诗集》（印度枷里达若著）、《石炭王》（小说，美国辛克莱著）、《政治经济学批判》（理论，德国卡尔·马克思著）、《战争与和平》（小说，俄国列夫·托尔斯泰著）、《艺术的真实》（理论，德国卡尔·马克思著）

我羡慕那一切的动物，尤其是蚯蚓——我只不羡慕那空中的飞鸟：

啊，我年青的女郎！

我不辜负你的殷勤，

你也不要辜负了我的思量。

我为我心爱的人儿

燃到了这般模样！

啊，我年青的女郎！

你该知道了我的前身？

你该不嫌我黑奴卤莽？

要我这黑奴底胸中，

才有火一样的心肠。

啊，我年青的女郎！

我想我的前身！

原本是有用的栋梁，

我活埋在地底多年，

到今朝才得重见天光。

啊，我年青的女郎！

我自从重见天光，

我常常思念我的故乡，

我为我心爱的人儿

燃到了这般模样！

远远的街灯明了，

好像闪着无数的明星。

天上的明星现了，

好像点着无数的街灯。

我想那缥缈的空中，

定然有美丽的街市。

街市上陈列的一些物品，定然是世上没有的珍奇。

你看，那浅浅的天河，

定然是不甚宽广。

那隔河的牛女，

定能够骑着牛儿来往。

我想他们此刻，

定然在天街闲游。

不信，请看那朵流星，

是他们提着灯笼在走。

《女神》是郭沫若第一部也是最重要的一部诗集，1921年8月由上海泰东书局出版。共收新诗56首。《女神》的成功在于时代的召唤与诗人特有的个性气质、创作风格的契合。“五四”时代是个伟大的觉醒时代，旧有的思想束缚被打破，新的思想垄断尚未形成，时代需要狂飙突进的精神，也需要充满热情和想象的浪漫主义去表现。诗人郭沫若的成名是历史的选择，历史照亮了这个“偏于主观的”热血青年。郭沫若有着充沛的生命活力和好动、易激动的性格，有强烈的自由意志和叛逆精神，留学生涯开阔了他的视野，使他沐浴在新思想、新知识的阳光下，社会的大变革和他内心的大波动发生着共鸣，这使他真正把握了时代的精神，站在了时代的潮头，弹出了时代的最强音。郭沫若开创了中国现代浪漫主义诗风。《女神》以对于五四精神的艺术表现，实现了对于早期白话诗人的根本性超越。从创作伊始他所关注的就不是白话是否入诗的问题，而是为新诗寻找取代旧诗艺术核心的“诗之精神”，寻找适合中国人现代情感自由抒发的形式规范。他的诗歌中那“开辟洪荒的大我”的意象，体现了与整个旧世界彻底决裂的叛逆精神，呼唤着建设新世界所需的“动”与“力”，极力主张弘扬自由的个性。这一切都是以诗歌的语言传达着“破坏与创造”的最强音。《女神》又以“内在律”的诗美理想和浪漫主义的创作精神开一代诗风。“内在律”的发现与创造，是郭沫若为中国新诗找到的诗美理想和艺术规范；浪漫主义创作精神为中国文学的抒情写作提供了一种狂飙突进般的力量；诗歌中那火山爆发般的激情、丰富而奇特的想象，不受外在因素规范的自由体形式，则构成了与“五四”时代氛围相契合的宏大艺术气派。这一切，为后世中国的新诗树立了成功的艺术典范。

郭沫若不是最早发表白话新诗的人，但《女神》却是中国新诗真正的奠基之作。他以韵律体系、表现内容和形式规则的全新创造，在20世纪中国诗歌发展史上写下了独特的一笔，影响深远。

《女神》中的《凤凰涅槃》写于1920年1月20日，连载于同年1月30日、31日的《时事新报·学灯》。是郭沫若最著名、最优秀的诗篇，是一首时代的颂歌。它宣告着古老的中华民族（凤凰是她的象征）正经历着伟大的涅槃和在“死灰中更生”的历史过程，“象征着中国的再生”，抒发了作者“渴望中华民族复兴”的强烈愿望。全诗结构宏大，是一篇浪漫主义抒情长诗。分为《序曲》、《凤歌》、《凰歌》、《群鸟歌》、《凤凰更生歌》五部分，展示了三个场面：《序曲》表现了凤凰准备自焚的场面，全诗情节由此开端；《凤歌》、《凰歌》、《群鸟歌》是凤凰自焚的场面，是全诗思想内容的集中部分。凤的诅咒和凰的诉说，是对宇宙、人生乃至全部社会现实的无情否定和批判，“凤歌”与“凰歌”以低昂、悲壮的葬歌，结束了中华民族历史上最黑暗的一页。以群鸟的丑恶和渺小来衬托凤凰的崇高与庄严。第三个场面是凤凰更生的场面，两个美的精灵在欢唱、舞蹈，预示着充满生机、自由、净朗、华美的民族振兴时代的到来，是情节的高潮。全诗结构严密、感情奔放、情节生动，抒情性与故事性完美结合，体现出高超的结构艺术。在诗歌语言上，诗人重视音乐美的表现。既自由又有格律，节奏感鲜明，大量运用复唱、押韵等手法，使诗篇抑扬顿挫、韵律优美起伏、回环往复、音韵和谐，具有鲜明的音乐美。

《炉中煤》作于1920年1、2月间，这是诗人对祖国的深情恋歌。他把“五四”以后的崭新中国比作“我心爱的人儿”、“年青的女郎”，在他的心中祖国“就和我的爱人”一样。他把自己比作“炉火中燃烧的煤”，这巧妙的意象塑造把诗人的赤诚热烈恰切地表达出来。全诗就在这一系列的比喻中寄托自己的深情和热望，层层推进，酣畅淋漓地抒发爱国衷肠。风格豪放，音调和谐流畅。诗歌形式整齐，通篇押韵。每一节五句，起句成为每一节的领句，首节最后两句与尾节最后两句呼应复唱，使得全诗回环往复节奏鲜明，同样具有音乐美。《地球，我的母亲》是《女神》中的又一杰作。诗人强调人是自然之子，表现了这样的社会理想：人与自然和谐，没有私欲、暴力，工人、农民、草木、蚯蚓都是平等、自由、友爱的兄弟。直到今天我们仍在提倡“人与自然和谐”、“善待自然”，可见郭沫若思想的前瞻价值。在诗人笔下，地球被人格化了，自然现象和因果都从属于人格化的表现；使得自我与地球的关系超越了现实的自然关系，使之成为母亲与孩子的情感关系。由此出发，诗人展开丰富的艺术想象，在纷纭的自然现象之间构成了一个统一的因果。太阳和太阴构成了地球母亲化妆的明镜，雷霆成了母亲呼吸的声威，雪雨成为母亲血液的飞腾，这一切想象既奇特又合理，层次井然有序。在丰富的想象中诗人的情绪得到了充分的抒发。读这首诗不禁让人联想起“盘古开天”和“夸父逐日”的古代神话来。这首诗以顽强的生命力显示了它独特的艺术价值。

《星空》是郭沫若的第二部诗集，于1923年出版，是“‘五四’退潮后的一些微波”，已没有“《女神》时代的那种火山爆发式的内在情感”了，但在艺术技巧方面诗人更加精致了。20世纪20年代初期，“五四”高潮已过，大革命时代尚未到来，诗人在苦闷中彷徨。他不满现实，热烈地憧憬着美好的未来；在灿烂星光的诱发下写下了这首烂漫气息浓郁的《天上的街市》（原诗题目为《天上的市街》），展示他心目中天国乐园的一幅蓝图。

湛蓝的夜空，街灯与明星交相辉映，说不清哪是街灯、哪是明星。诗的开头，巧妙地以街灯和明星互喻，随着迤俪远去的灯火和繁星，把读者引入“那飘渺的空中”，顿觉天上人间浑然一体。这样，第二节就自然而然展开联想，天上“定然有美丽的街市”。天上是令人欣羡的。诗人用“美丽的街市”、“世上没有的珍奇”暗示了那里的美好富足。驰骋想象的翅膀具体描绘了天上街市的神奇景象。然而究竟有哪些珍品和奇物呢？诗人没有一一细说，恰好留给读者去细细寻味。在一片繁华的“天街”上，诗人更关心的显然是此间人们的生活状况，在诗人的想象里，更令人神往的是那里牛郎织女们幸福美满的生活。诗的第三、四节，引读者去想象两幅使人心醉的图画。一幅是牛郎织女骑着牛儿自由来往于天河的图画，以印证他们生活的幸福自由。使牛郎织女的悲剧故事面目焕然一新，他俩骑着牛儿过银河、游天街，无拘无束地共度自由幸福的生活。这一改动推陈出新，体现了诗人大胆的想象和对幻美的追寻，反衬出他对丑恶现实的不满和蔑弃。天上的街市本是神异的幻境，诗人却把自己的愿望当做活生生的实景来描绘，而且写得如此真切。诗中还反复运用肯定性词语“定然”，更表现了诗人对理想街市的执着追求。另一幅是他们提着灯笼在天街闲游，传达出自由自在无忧无虑的情调。这一切，洋溢着浪漫主义精神，充分显示了郭沫若独特的艺术个性。

郭沫若十分强调诗歌是诗人“心中的诗意诗境底纯真的表现”，根据情感波澜的涨落，他把诗分为两类：“大波大浪的洪涛摆弄成为‘雄浑’的诗”，“小波小浪的涟漪便成为‘冲淡’的诗”。《天上的街市》属于“冲淡”的一类，情趣完全出自天成。全诗语言清新朴素，句式短，韵律齐，每节四句，每句顿数大体相等，甚至连标点都互相对应，读来琅琅上口，和谐优美。

1．《地球，我的母亲》表达了一种怎样的感情？

2．《地球，我的母亲》艺术上有哪些特点？

3．在《炉中煤》一诗中诗人是如何表达“对祖国的爱”的？

4．《天上的街市》为什么给人一种优美冲淡的感觉？

1．结合所学三首诗谈谈郭沫若的浪漫主义美学思想。

2．为什么说郭沫若“开了一代诗风”？

3．模仿《天上的街市》的风格，自己试着创作一首诗，并谈谈你的构思。

4．选取一首自己喜爱的本国诗歌，谈谈你对诗歌的理解。

[1]郭沫若．〈少年维特之烦恼〉序引［M］．文艺论集．上海：光华书局，1930．

[2]郭沫若．论文学之研究与介绍［M］．文艺论集．上海：光华书局，1930．

[3]郭沫若．郭沫若致宗白华涵［M］．三叶集：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6：36．

[4]郭沫若．文学的本质［M］．文艺论集．上海：光华书局，1930．

[5]郭沫若．文学的本质［M］．文艺论集．上海：光华书局，1930．

[6]郭沫若．文艺之社会的使命［M］．文艺论集．上海：光华书局，1930．

[8]华兹华斯．《抒情歌谣集》一八○○年版序言［M］．西方文论选，下卷．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79：6．

[9]郭沫若．郭沫若致宗白华函［M］．三叶集．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6：36．

[10]郭沫若．文学的本质．文艺论集．上海：光华书局，1930．

[11]郭沫若．郭沫若致宗白华函［M］．三叶集．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6：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