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四川各地相继独立

武昌起义后各省纷纷独立，也促使四川保路武装斗争转向脱离清政府，建立革命政权。由于赵尔丰在成都负隅顽抗，四川新政权建立的特点是：先是各州县相继独立，推动了川东重镇重庆独立，建立了重庆蜀军政府；最终促成了成都独立，建立大汉四川军政府。清王朝覆灭后，两个政府经过和平谈判合并，使四川重归统一。

四川最早宣布独立，建立革命政权的是位于川东南的荣县。

荣县同志军是由同盟会成员王天杰、龙鸣剑组织起来的。在荣县同志军参与围攻成都时，同盟会成员吴玉章回到了荣县，承担起后方的全部工作，并开设军事训练班，训练民团，不断扩大队伍。1911年9月25日，在吴玉章、王天杰等人的策划下，荣县宣布推翻清王朝县政权，自理县政。这是辛亥革命时期由同盟会会员建立的第一个县政权，比武昌起义早了半个月。荣县首义，影响及于各县，促进了四川革命浪潮的蔓延。武昌起义后，推翻清政府、实现独立的浪潮波及全川各地。

1911年11月12日，曾省斋等人在广安成立蜀北军政府。曾省斋，四川筠连人。早在1907年，他就与同盟会成员佘英谋划在江安、泸州起义，不幸事泄败露，遂到川北继续广事联络，积蓄力量。1909年，曾省斋又参加了佘英、熊克武等组织的广安起义。虽又失败，但他由此在川东北建立了广泛的联系，为时机成熟时再次起兵奠定了基础。武昌起义消息传来，曾省斋又开始积极筹划，于10月18日在垫江发动起义，并得到了在大竹起兵的李绍伊的支援。垫江官吏闻讯逃遁，起义军于10月27日顺利进入垫江县城，受到民众热烈欢迎。入城后，整备扩军，达到3000余人。广安团练传习所“教习学生数百人，多属党员”，也闻讯前来加入。全体官兵“编为一团二营，日夜训练”。11月11日，曾省斋“誓师出发，连取大足、渠县、邻水、广安、岳池，而蓬溪、射洪、营山诸县，亦传檄而定”。蜀北军政府以十八星旗为旗帜，曾省斋为都督，张观风为副都督，下设军政、参谋、财政、总务、文牍等五部。蜀北军政府是辛亥革命时期四川第一个正式建立的军政府。

重庆周围各县也纷纷举起革命义旗。

11月18日，廖树勋在长寿起义。廖为四川三台（一说金堂）人，1906年加入同盟会，后到长寿高等小学校任体操教员。武昌起义后，恰逢长寿县购置100多支英国毛瑟枪，子弹数千发，交于高等小学校作学生军事训练及办团练之用。廖遂与返籍的同盟会会员涂德芬等人密谋起事。11月18日，廖树勋等召开临时军民大会，宣布革命。廖树勋被推为总司令，傅春潮副之，涂德芬为参谋长。

11月20日，江津独立。“成都血案”发生后，江津学界即“派人分途演说，谓时局将变，宜准备乡兵，扣留厘税，以得事机”，为起义做了舆论上和思想上的准备。11月17日，当地保路同志会士绅说服驻白沙观的盐防安定营营长夏寿廷，全营连夜赶造旗帜，次日遍插商铺，并组织盐兵、乡兵开赴县城。19日，同盟会会员冉君谷自重庆归来，与县令吴良桐密商，一面再到重庆打探消息，一面准备起义。冉君谷再赴重庆，得知重庆同盟会已有准备，回来后便与吴良桐宣布独立，建立蜀军政府江津分府。

11月22日，涪州独立。起义领导人高亚衡在日本加入同盟会，并发展了李蔚如、郭香翰等一批人入会。武昌起义发生后，高亚衡等即密谋起事策应，并策反了驻涪军队长官和盐局委员、州议长等地方官员。长寿起义后，也向涪州派来了支援队伍。11月21日晨，长寿援军入城，高亚衡遂将知州戴赓唐召至考棚，迫使他交出州印，并于次日“开州民大会，议决军民分治，司法独立”，建立了军政府。高亚衡被推举为司令官，郭香翰副之，下设秘书、参谋、军政、军需等处。“民事推冉价蕃为部长，潘士逸副之”，下设秘书、总务、民政、财政等处。随后，又派兵到丰都、忠州，彭水、酉阳、秀山等地也起兵响应。

同一天，南川起义。保路事起后，重庆中学和川东师范学校任教和读书的川南籍同盟会成员即谋划起事。武昌首义后，熊兆飞、邓笃到南川县具体部署。11月21日，正逢雨雾迷漫，道路泥泞，两路起义军夜里分别从白沙井、石牛溪出发，中途会合，天亮到达县城，由内应接入城内，拘捕了知县以下主要官员，推熊兆飞为统领，主持全局。邓笃职司法，并分设各机关，分掌各项民政事宜。

周边各县的相继起义，使重庆城内的革命气氛也浓厚起来。保路运动初起时，同盟会会员就参加其中，借机开展活动。虽然四川同盟会力量较弱，未能取得保路运动的领导权，但同盟会会员一直在寻找时机把保路运动推向武装起义阶段。同盟会会员杨庶堪即指出：“此非根本革命，无以拯救人民。保路云云，要皆枝叶耳。”他与张培爵密切注意形势的发展，组织、联络各方革命力量，准备起义。一时间，“同盟会员纷集重庆，府中学堂学生中党人，亦群为革命效力奔走，巡防军、哥老会纷纷密约效命”，整个重庆笼罩在革命将临的气氛中。重庆英美会秘书在书信中描写道：“暴动渐渐迫近重庆，人人都在说他们什么时候来。但问他们是谁，谁也答不出。但确切地他们已经在这儿，而且也有好些时间了。”夏之时领导的龙泉驿起义新军到达重庆后，重庆独立水到渠成。

夏之时，字亮工，1887年出生于四川合江县。中学毕业后赴日本入东斌学校，学习军事，在日期间加入同盟会。1910年回国后，夏之时任新军第17镇步兵排长。保路同志军兴起后，夏部被调至龙泉驿，担负保卫成都任务。夏趁机在部队中宣传革命，预备起义。11月5日，夏之时策动工兵排、骑兵排、辎重排和步兵一队誓师起义，向东路进军。行至简阳，守城孙和浦部加入，起义队伍由230多人扩大到600多人。至乐至，又有300多士兵加入。

龙泉驿新军起兵的时候，赵尔丰的督练官林绍泉奉命赴资中与端方接洽，正好在场。林绍泉见军队哗变，意图制止，被士兵打伤，幸被夏之时劝阻，得免一死。夏并说服林绍泉顺应潮流，参加起义，同时以军职较低为由，推辞指挥一职，并推举加入起义队伍的林绍泉任总指挥官。到了乐至后，众人以夏之时起义以来发挥了巨大作用，还是留日军校生、同盟会会员为由，一致拥戴他担任了总指挥。

龙泉驿新军在乐至的另一个决定是明确了下一步的进军方向：东去重庆。几天之后，军队即抵达重庆浮图关。此时先期联络上的重庆同盟会会员张培爵、杨庶堪、朱之洪等人也做好了相应的准备，策应城外起义军。11月22日，内外呼应，重庆正式起义，建立了重庆蜀军政府，推张培爵为都督，夏之时为副都督。

和此前建立的周边地方政权相比，重庆蜀军政府纲领齐备、组织严密，并在巩固、扩大政权以及施政等方面采取了一系列措施。

《蜀军政府纲领》中规定：“蜀军政府以谋中华民国之统一与廓清全蜀为宗旨。”军政府成立第二天发表的对内、对外宣言也与同盟会相关文件精神一致。对内，宣布以“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为纲领。对外，则宣布“所有中国前此与各国缔结之条约，曾经宣布者，继续有效”；“偿款外债，照旧担任，仍由各省机关如数分年摊还”；“所有外人之既得权利，一体保护”。

关于政府组织，《蜀军政府纲领》规定都督府“总揽军务及凡百政务之大纲”，设立总司令处，设正、副总司令各一人，“以保持军事之统一”，林绍泉被任命为总司令。下设各部，“以分理军务及凡百政务，由都督统制之”，主要官员为：参谋部长刘芦元，军务部长方潮珍，军需部长江经阮，总务处长谢持，行政部长王休，财政部长李湛阳，司法部长张之竞，外交部长江潘，交通部长杨霖，审计院长李时俊，监察院长熊兆飞，大汉银行正办朱之洪，礼贤馆长陈道循。并设立公民大会，“由蜀军政府所属各地公选代表组成之”，“对于地方行政及各部办事，有建议改良之权”。尽管由于处在战争环境，有些机构职能实际上无法履行，但从制度设计上还是让人觉得风气一新。而主要官员除个别人外，均为同盟会会员，也凸现了重庆蜀军政府的革命性质。

蜀军政府成立后的首要工作即是整顿秩序，扩充军队，以巩固政权。在《蜀军政府通饬川东人民共同维护公安条告》中，军政府要求川东各府厅州县及自治公所、学堂、商会，为“速图公安，维持桑梓”，应注意以下各点：保护外国教堂、教士；满清官吏，呈交官印，协同新政府认真办事，绅民亦不宜与满清官吏为难；各地酌添男丁，以为巡警；各学堂照常上课；各地照常认真存储积谷；各地照解地丁钱厘税至军政府财政部；各地官发、公发册籍、文件应妥善保管；清朝官员若私自逃匿，地方自治公所可督办收解，再禀明军政府；各地商务应照常进行。

川籍留日学生组织了近千人的义军乘船回国，参加军政府。四川旅沪同乡会也为蜀军政府谋划，致电江苏都督程德全，请求提用在上海的川汉铁路股款购买枪弹助川平乱。程德全即将该函专呈孙中山。此前的1911年12月23日，湖北都督黎元洪也转呈了张培爵、夏之时要求南京方面支援的电报。1912年1月16日，孙中山以临时大总统身份下令川路公司驻沪管款员，以中央政府名义借用股款筹办蜀军。

由于在夏之时起义和进军重庆的过程中，队伍壮大很快，有些并非向往革命的旧军队士兵和军官也被裹胁进来。在全国革命形势还不明朗的情况下，这些人对革命政权的巩固是很大的隐患和威胁。重庆独立后不久，就发生了两件影响蜀军政权稳定的事。

一是吴克勤事件。吴克勤原系川江巡警提调，重庆独立时，迫于形势参加了军政府，却又“趁机煽惑，四出招军，并假本军名义，谓以推为领导”。1911年11月30日，合江筹防局发现一个叫贺建章的人持有四川治安军印章和吴克勤的名片，四处召集人马到重庆集中，以图推翻蜀军政府。又搜到贺建章与吴克勤及前巴县经征委员陶家琦的往来信函，内容皆是征兵举事密谋。蜀军政府按照军律，判处吴克勤、陶家琦死刑，贺建章监禁10年。

另一个是林绍泉事件。夏之时部龙泉驿起义时，基于林绍泉在旧军队中地位的考虑，将其推为总指挥。到乐至后，林被夏之时取代。重庆独立后，林绍泉担任了蜀军政府总司令官。在蜀军政府组织军队准备讨伐成都时，夏之时以副都督身份亲自领军，林为总司令官兼北路支队队长，这引起了林绍泉的不满，将支队长的委任文书和印信当众撕毁，并持枪闯进军政府，扬言与夏之时拼命。正当蜀军政府内部手足无措之际，吴玉章来到重庆。在吴玉掌的建议下，都督张培爵连夜召集军政府各部门负责人开会。在会场上，林绍泉仍然态度骄横。吴玉章挺身而出，斥责了林的行为，提议对林进行军事裁判，吴玉章并被与会人员推举为裁判长。会议决定判处林绍泉死刑，后因谢持、朱之洪等人作保，改为解除职务，解回原籍。

及时解决了吴克勤事件和林绍泉事件后，重庆蜀军政府得到了初步巩固，并出台了一系列政治、财政、教育、军事措施。

在政治上，蜀军政府发布“求言公告”，广开言路，并专设礼贤馆办理该事项。创设全蜀地方会议联合会，以“指陈各厅州县利弊，协谋地方治安，以扶助完全共和政府之成立为宗旨”。设立地方司令官，“以谋镇守而资佐理”。

在财政上，制定了减厘办法，豁免水道巡警补助厘费捐、糖捐、栈房捐、茶桌捐等五项旧厘捐，肉捐、牛羊捐、酒捐、油捐九项减让二成，“以除苛政”。

在教育上，颁发了南京临时政府拟定的《普通教育暂行办法》和《普通教育暂行课程标准》。

在军事上，组建蜀汉军，制定了《蜀军政府暂行陆军惩罚条例》。

重庆独立之后，带动了周边尚未起义州县革命形势的扭转，毗邻重庆的川东、川南各州县纷纷响应。

11月24日，泸州宣布独立。保路运动后，同盟会会员杨兆荣、邓西林即运动当地川南驻军起义。闻之重庆事起，又运动永宁道刘朝望叛清。眼见大势已去，刘顺应潮流，宣布川南独立，被推荐为川南军政府的都督。同日，川南军政府致电蜀军政府，请在渝的但懋辛来泸州任副都督，谢渝寿任职参谋部。又组织部队，宣布进兵成都，讨伐赵尔丰。刘朝望非同盟会会员，又是清朝重臣刘铭传之孙，正赴成都途中的端方试图劝阻刘朝望革命，被刘朝望复电拒绝，并劝端方认清形势，或参加革命，或撤兵回满洲。

川南独立后，川东亦继之而起。因夔州为川东门户，赵尔丰予以高度重视，特意委派候补道余大鸿带三个营的兵力把守，任知府成昌为监督，奉节知县曹彬孙为提调。不料余大鸿在武昌起义爆发、川东人心动摇的紧张情况下，竟畏缩不前，不敢开赴夔州。随着毗邻的湖北利州、建始等县相继独立，夔州已成孤城，只有奉节县令曹彬孙会同警务长徐希贤勉力支持。11月26日，自武汉到四川的同盟会会员泸师谛联络巫山团防孙吉五率领巡防军100多人在夔州发难，杀死了曹彬孙和徐希贤，宣布夔州独立。

11月27日，万县巡防营管带刘汉卿在同盟会会员熊晔、清大道等的运动下反正，成立了下川东军政府，刘任副都督。影响所及，云阳、巫山、开县、大竹、梁平、达州等地也宣布独立。

川东南五十七州县的响应，使重庆蜀军政府得到巩固，力量也大为增强。

在川东、川南纷纷独立的大潮中，端方统领来川助剿保路同志军的湖北新军在四川革命党人的配合下，发动资州起义，使清政府针对四川革命斗争的行动彻底破产。

湖北新军中革命党人甚多，为防生变，入川鄂军的选编由端方亲自负责，他指派随行的第8镇第16协统邓承拔和第31标标统曾广大，均是自己的心腹。因此端方对控制所带鄂军还是很自信，认为“军队士兵，皆方旧部，尚能得力”。但事实上，在赴四川途中，军中革命党人即开始活动。在行抵四川夔州时，军中革命党人就召开会议，主张停止西上。端方只得采用安抚手段，以发放银质奖章、五品军功摺等方式笼络官兵。10月5日到达万县后，军中革命党人在此会议，商定与川中革命党人接头，里应外合，发动起义。不久，即与重庆同盟会取得联系，决定争取有利时机，捕杀端方，起兵倒戈。武昌起义爆发的消息传来后，起义的筹备工作进一步加快。但端方也加紧了对军队动向的监视，检查官兵邮电，封锁革命发展的消息，阻绝军队与外界的联系。加上鄂军各部已前后散开，联系不易，军中革命党人一时找不到合适的机会。

11月6日，清廷终于满足了端方的愿望，命他署理四川总督，取代赵尔丰。端方离渝赴蓉，11月13日行进到资中。此时四川保路武装斗争已转入宣布独立、推翻清政府阶段，资中正处在革命风暴的中心区域。在成都，和端方公开翻脸的赵尔丰仍困兽犹斗。端方前路凶险，回头无路，处在进退维谷的状态，只有停留观望，试图险处逢生，挽回危局。他先把原定在自流井攻击保路同志军的鄂军撤回集中，以保存实力，又派人到成都当说客，试图缓解和赵尔丰及保路运动领袖的关系，以为转圜，均未能得逞，事实上已陷入绝地。

重庆独立，四川革命形势进一步高涨。鄂军革命党人田智亮参加了重庆独立典礼。次日，蜀军政府给田智亮派兵300人，携带武器、军饷赴资中，动员鄂军起义。资中鄂军已在重庆独立的前一日开会商议，认为起义时机已经成熟。穷途末路的端方企图最后一搏，于11月27日派曾广大召集全体官兵开会，声称军队不再进攻成都，而是北上西安，并称已筹得3万两开拔费，令各军准备，遭到官兵拒绝。端方又散布自己本系汉人的说法，以求得官兵的同情。但这些努力为时已晚。当日晚，31标一部百余名士兵攻入端方住地，将端方和其弟弟端锦拿至资中天上宫，当众宣布端方罪状，斩杀了端方。次日，起义鄂军通电武汉、重庆、成都，宣布起义，并决定返回湖北。

和重庆及其周边府县通过武装起义建立革命政权不同，1911年11月27日，兵不血刃，闾里不惊，一个新政权便在成都成立了。这就是四川立宪派人建立的大汉四川军政府。这个政权之能诞生，首要因素和重庆等地一样，当然也是辛亥革命的风暴予川省的巨大冲击影响。但除此之外，封建统治阶级内部的明争暗斗，同盟会在成都地区势力薄弱等等，也是这个政权得以成立的重要原因。同时，这些因素也为这个政权的脆弱性埋下了伏笔。

清末统治阶级内部的相互倾轧直接影响到大汉四川军政府的诞生。盛宣怀以借款回扣遍贿清室权贵，不仅是宦囊充溢，也加强了在中央机构中的地位。端方则“行贿数十万，仅获川粤汉铁路督办，为营复总督之初步”。湖广总督瑞澂恐端方借行贿挤掉其职位，一面托庇于隆裕太后，一面“党同端方，参奏赵尔丰，为端方辟回翔之地”。四川布政使王人文，因川督赵尔巽保荐其弟赵尔丰继任，仅得川滇边务大臣而暂行护理川督，牢骚满腹，“故不制止同志会之发展”。

赵尔丰抵任川督之初，因王人文放任在前，亦未强力制止四川保路运动的发展。这就给端方、瑞澂等人屡屡奏参赵的借口。1911年8月29日，端方再致电内阁请代奏参劾赵氏，在历数赵尔丰处理川事不当的过错后，他愤愤地写道：“乃知赵尔丰庸弱无能，实达极点！……四川大势已去，虽百赵尔丰何益！”在这场争权夺利的斗争中，赵尔丰显然是被动的应战者。但他并不买端方的账，迟迟不肯拿办倡导罢市、罢课、抗粮、抗捐的四川立宪派首脑。至9月2日，赵尔丰与成都将军玉昆等官员还联名上奏，要求“准川人照原案自办，俟成宜全路告成，再议收归国有”。但盛、端二人内附载泽，外党瑞澂，咄咄逼人。赵尔丰为保全职位计，突于9月7日诱捕立宪派首脑，惨杀请愿群众。被派入川查办的端方在武昌首义爆发后，突变其对于川事主剿的态度，并要求释放蒲、罗诸人。端方此举，企图以抚的方式平息风潮，并坐赵尔丰溺职酿变之罪。10月26日，释放蒲、罗等人谕下，赵尔丰并不理会，反于11月2日奏劾端方要求释人之举“实堪骇异”，并称捕人系因“迭接瑞大臣嘱令严办之电”和“严词电劾”。赵氏屡受清廷斥责，降为川滇边务大臣。后大理院又以资政院奏请为据，请将赵尔丰等解京审讯。至此，端、赵交恶，已成水火。在清廷大势已去的情况下，他们又进行了一场拉拢立宪派人的竞争，以求躲过辛亥革命的风暴。

赵尔丰迟至1911年11月14日才执行清廷释放蒲、罗的上谕。此后，赵对被释之人另行礼聘，每日到总督衙门会议。他将端方等人的奏折、函电出示与被释诸人，并称：“非弟之不情，实端、瑞、盛等迫弟至此耳。”此时，端方正率鄂军取水道入川，途经重庆，于11月18日到达资州。所带军队不稳，各县同志军东起西应，折返湖北退路已断，加之赵尔丰虎视在前，端方已深感自身势孤途穷。于是，他以曾经奏请释放蒲、罗等人作资本，在资州派出同盟会的叛逆刘师培和已经投入其幕下的四川立宪派骨干朱山前往成都，运动立宪派人实行川省自治。四川立宪派首脑对端方自无好感，且成都不在其控制之下，刘、朱二人碰壁而返。端方仍不甘休，再致电蒲、罗诸人，邀请他们至资州共商，但电报被赵尔丰扣下。端方图谋运动成都自治一事被赵尔丰得知后，恐端方抢先，于己不利，不仅扣压了端方的电报，在经过短时间的徘徊观望后，并派参谋处总办充任其正式谈判代表，与署提法使周善培、成都总商会会长陈崇基、立宪派人士邵从恩等积极运动成都自治的士绅洽商有关独立的具体条款。赵尔丰本不愿交权给他亲手捉拿过的蒲、罗等人，初欲交给与他过从甚密的邵从恩，但邵氏不从。“又议及正副，尔丰欲援鄂例，以庆澜为正都督，蒲殿俊副之。从恩谓湖南正都督谭延阎亦文人，以民选议长而置之副，恐不惬舆情，于是议乃大定。”立宪派首脑蒲殿俊等人很快就接受了这种以妥协求得独立的方式，散发了《哀告全川叔伯兄弟书》，规劝同志军“兵戈亟宜罢休”，“息事归农，力挽和平”。关于成都独立的协议签订后，立宪派人随即在咨议局开大会宣布，获得与会议员们的一致通过。

大汉四川军政府由官绅会商成立的另一重要原因，是成都地区立宪派势力相对强大，而同盟会势力较为薄弱。同盟会在川省发动的屡起屡仆的武装斗争，损失既不小，也使得部分成员滋长了悲观失望的情绪。成都丁未（1907年）之役后，“成都同盟会员因代分会长林宾谷（按：应为冰骨）不负责任，不愿与同志联系，党已形同瓦解”。因而，同盟会四川负责人对于成都地区的打算是：“成都自丁未事败，清吏防革命甚严，党人无兵力可持，即发难亦无所济，惟有各道同时发动，而成都乘时响应，庶可集事。”他们在成都地区基本上停止了有组织的活动。另有一部分同盟会会员，如咨议局中的刘声元、程莹度等，则与立宪派人士并无区别。四川新军中的将校姜登选、方声涛、叶荃等人，虽为同盟会会员，但以力微势薄，多属客籍，不敢发动起义。赴川鄂军的革命党人派员带黄兴、宋教仁、谭人凤书致方声涛，嘱其乘机夺取端方所带军火，他亦以“在新军中势微，不敢轻举”为由婉拒。非但如此，部分同盟会会员率领的新军如姜登选、叶筌部还参与了镇压同志军武装起义。郭沫若先生认为，主要因为“四川新军这种不革命乃至反革命的状态，使得赵尔丰得以负隅顽抗近三月之久”。甚至刚出狱的同盟会会员杨维等人认为邓孝可“在同志会中主张最激烈”，计划在11月26日由同盟会会员串通督署卫队，火烧督署，“次日即公布邓孝可为四川都督”。虽事泄未果，但部分同盟会会员企图拥戴立宪派人成立新政府，其力量之软弱可见一斑。

上述诸种因素，使四川立宪派人得以不费一兵一卒，建立了以他们为主体的大汉四川军政府。1911年10月22日，由官方代表署布政司尹良等七人，立宪派代表蒲殿俊等八人签订了由官方和立宪派人共同商订的四川独立条件，包括官定独立条件19条，绅定独立条件11条。同月25日，咨议局开会一致通过。27日，大汉四川军政府在成都宣告成立。同日，赵尔丰发布“宣示四川地方自治文”。

在大汉四川军政府中，立宪派人士占据多数。咨议局议长蒲殿俊就任都督之职，来自咨议局、川汉铁路公司、川省教育界和商界的立宪派主要人物如罗纶、叶秉诚、邓孝可、颜楷、舒巨祥、廖治、徐炯、曾培、胡嵘等人，都担任新政府各职能部门的负责人。同时，旧官僚又在新政府中占有很大比例，如杨嘉绅以前清盐运使留任。武职部门的尹昌衡和姜登选虽为同盟会会员，但他们均以军界川籍、客籍实力派人物身份参加新政权。赵尔丰所倚重的新军统制官朱庆澜还在新政府中任副都督之职。而且官绅协议明文规定：“凡行政司法各官，仍希照常办事。”因此，各个职能部门所属官员，一般为前清政府各衙门的官吏，新政府主要是派员接管并委派了新的负责人。

尽管如此，大汉四川军政府还是作为清王朝的对立面出现的。既称“大汉”，则表明这个政权公开宣布了对清王朝的否定；而“军政府”之称谓，其白底、中书“汉”字、周围十八圆圈的旗帜，则表明这个政权顺应了当时各省纷纷独立之势。赵尔丰在其“宣示四川地方自治文”中，仅言“自治”，绝口不提“独立”，说明立宪派人和赵尔丰对于新政权的性质是各持己见的。以后，赵尔丰及其残余势力处心积虑地想推翻大汉四川军政府，亦足以说明封建势力对于新政权所持的仇视态度。

大汉四川军政府是主张实行君主立宪政体的。该政府的宣言称：“今一旦脱专制之羁绊，为政治之改革，岂非吾川人日夜所祷求而引以自任者耶？”政府声明其宗旨为“基于世界之公理，人道之主义，组织共和宪法，以巩固我大汉联邦之帝国”。既乐于“脱专制之羁绊”，又仅云“政治之改革”，既要“组织共和宪法”，又云巩固“大汉联邦之帝国”，再明显不过地以立宪派的口吻宣布了新政府实行君主立宪政体的立场。

把《川人自保商榷书》与大汉四川军政府的文告相较，可以认为，后者是前者在新形势下的发展和具体实施。如前所述，“商榷书”表述了宪友会系统的立宪派人在辛亥革命前夕提出的“以独立要求宪政”的设想，反映了日益发展的民族资产阶级上层及其政治代言人立宪派扩大参政权和经济权的意图。而所有这些立宪主张的实现，在很大程度上还取决于封建统治阶级的让步，故不得不以“商榷”的口吻予以表述和要挟。而大汉四川军政府的文告则公开地、明白地宣布了立宪派以独立实行宪政的主张，如何实行已经取代了“商榷”。“商榷书”里那些“厝皇基于万世之安”等保留清王朝的词句代之以“大汉联邦帝国”，表示他们仍坚持君主立宪主张，不反对汉族皇帝的出现。“商榷书”里关于“保护官长”、“一律开市开课开工”等条件，原设想是由立宪派控制的保路同志会、咨议局及各级地方议会执行，现已由立宪派领导的新政府重申实行。关于独立的官绅协议明文规定，新政府对于“省中文武官吏力为保护”，“不许人民挟忿寻仇”。新政府公告称：“我省行政官吏，满洲驻防人民，一律照常待遇。”“至于社会秩序，务求安静如昔；凡我士农工商，一切各安生业。”“商榷书”里关于“练国民军”、“设国民军炮兵工厂”等条款，原是筹划者用以胁迫清政府实行宪政的筹码，现在既然立宪派已政权在握，似乎军权已经在手了。“商榷书”里关于“筹备自保经费”的条款，原是为了困厄清王朝，现在既然已经成立了立宪政权，也用不着筹款“自保”了。“商榷书”里那些意存威胁的口吻，已被新政府文告中的人道主义、恢复安静秩序的说教所代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