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清政府应对四川局势的举措与武昌首义的爆发

清廷闻知“成都血案”及其后四川保路同志军纷纷武装起义的消息，迅速做出了反应，命令赵尔丰严厉镇压，同时传谕四川周边各省，加强戒备，严防接济川民军械输入，“地方文武严密稽查，迩有借川路为兵开会演说情事，即行解散禁止，免致暗中鼓惑”，并令陕、甘、湘、鄂、滇、黔、粤各省派兵助剿，启用端方、岑春煊两位总督入川。清廷应对动作不可谓不速，决心不可谓不大，但无奈人心已散，最终赵尔丰困守孤城，各省援兵只有少数到达，端方在资中授首，岑春煊中途折返，未敢入川，清廷的如意算盘全部落空。

“成都血案”发生后，赵尔丰随即致电清廷奏报情况。在电文中，赵尔丰污称川人意图独立，“定谋于本月十六日聚众起事，先烧督署，旋即戕官据城，宣布独立”。9月9日，清廷闻知赵尔丰终于开始镇压四川保路风潮，表态首肯，称赵“办理尚属迅速”，谕令赵尔丰应剿抚并用，尽快平息事态。

赵尔丰除了封闭城门、全城戒严、派兵镇压外，还采取了一系列措施：第一，批准布政使尹良的建议，成立筹防处，统筹防务。筹防处设于布政司下，所有该司“应办一切防务事宜，统以该处为汇归之所”。按筹防处规定，成都被划分为四个区，每区设总稽查员一人，稽查员八人，两人一组，明确负责区段，昼夜不停，巡查各街，把成都民众置于严密监视之下。为方便控制，还规定夜间10点至早晨5点宵禁，红白喜事不准放炮、鸣锣、击鼓，客店遇有可疑投宿者必须上报，外来人口必须登记等等，搞得成都城内一片肃杀。第二，企图通过政治攻势，金钱收买瓦解保路同志军。在报纸上鼓吹“士农工商各安本业，天下的事上有君主官吏为我治理”，“官吏的心就是百姓的心”等，接连发布告示，许诺“拿获著名叛逆聚众倡乱的大匪头目，每名赏银一千两”，“拿获砍断电杆电线的匪犯，每名赏银五十两”，“拿获拆毁公文、阻留文报的匪犯，每名赏银五十两”。第三，密调驻扎在甘孜的亲信傅华封部火速开往成都支援。

虽然单从武器装备、战斗力上看，正规军队要强于保路同志军，在局部战斗中，清军也往往占据上风，但军队数量毕竟有限，保路同志军则此起彼伏，一部被清军打散，另一部马上继之而起。被打散的也很快卷土重来，力量更大。实行戒严和宵禁也不能阻止成都城内人心思动，巨额悬赏也无法收买成功，效果甚微。傅华封部虽得令迅即派兵驰援，但在大相岭被阻，远水救不了近火。所以虽然在围攻成都未克后，保路同志军相继撤退别图，成都的紧张局势却始终未能消除。%

除了新津保卫战和大相岭阻击战两次大规模的战斗外，成都周边各府县同志军始终此起彼伏，威胁着成都，迫使清军东奔西走，疲于奔命，却始终不能从根本上扭转局势。赵尔丰在上清廷奏折中哀叹：“兵力仅只此数，匪则遍地蔓延，兵来则散而为民，兵退又聚而为匪。”“不惟以乱地方，剿不胜剿，且东北表面虽尚安静，而同志会到处皆倡言设立集团、制械、听其自由，地方官坐拥虚名，随时随地皆可失守。”沮丧恐惧之情，跃然纸上。面对危局，赵尔丰也只有坐困孤城，眼睁睁地看着局面日趋恶化，无计可施。

赵尔丰还担心“处处蜂起，兵分力弱”，请求清廷从临近各省份调数千兵力入川助剿。从四川相临省份看，湖北调兵最为便捷快速，因此他又同时致电端方，请求尽快从湖北派兵入川。清廷应赵所请，饬四川周边各省派兵，尤其令湖广总督瑞澂“就近遣派得力统将，酌带营队，迅即开拔赴川，暂归赵尔丰节制调遣”。

虽然清廷做了周密部署和安排，各省也算积极响应，但执行起来却障碍重重，颇不顺利。

粤督张鸣岐反应最速。9月19日，接旨第二天，张鸣岐即命令龙济光抽调两营新军，赴川助剿。因军情紧急，待两营全部集结完毕势必耽误时间，故决定先在五六天内组成一营立即开拔，另一营也尽快组建，从速起程。由于龙济光为陆军统副兼统巡防营队，无法抽身，决定先由参将黎天才率部出发，待高州镇总兵委员吴祥建完成交卸，即赴川替代黎天才。

从广州赴川，若由陆路，需日较多，遂决定乘轮船到沪，再沿长江上溯。粤军乘轮船招商局“广利”号到沪后，因长江商轮不得运载军火，只得和海军部协商，以兵轮运送。但海军又一时派不出舰只，最终这次意图镇压川路运动的军队没有到达目的地就无功而返了。

陕西派兵也不顺利。川陕边界甚长，陕西巡抚钱能训先推脱无兵可派，后在清廷催促下，调派驻汉中府防营六、七两队进驻靠近四川的宁羌镇守，又派新军步兵一队进驻汉中以为声援，但向清廷提出，派兵需要军费，每月需1000两，陕西财力匮乏，出资困难，要求中央政府予以解决。

云南也表示派兵困难。云贵总督李经羲对镇压川路风潮很是尽心，几次发电报出谋划策，但谈到出兵入川，就不那么痛快了。他在致内阁电中称：首先，去年滇军裁撤了十余营，兵力减少；其次，若“在鄂变以前，协饷子弹可来，新军又未届退伍，亦可抽一标驻叙（按指叙府，今宜宾）”，如今则防营无从抽调；再次，“苗匪”众多，滇兵拟增募兵力，以经费不足而不成，自身兵力亦不敷使用；最后，李经羲表示几个月后或可派兵支援。清廷也只能认可，只望“如力能兼顾，即酌量派拨数营”。

比较而言，黔军倒是行动较速。9月19日，贵州巡抚沈瑜庆即派管带董福开带枪队千人开赴重庆。9月24日，黔军抵达綦江，拟经江津、永川到成都。入川境之后，沿途百姓皆予以抵制，不卖饭食，不予留宿，使黔军行军困难重重，颇费周折。虽然计划10月12日前即可到成都，但最终也未能到达。

在清政府的计划中，滇、黔、湘、粤、陕各省即使如数派兵，也只十三营之数，仅是辅助，助剿主力为鄂兵。而最终湖北新军虽由端方率领成行，却不但未能奏效，反而导致武昌守备空虚，客观上为武昌起义提供了条件。

对于四川路潮，端方的态度自一开始即十分强硬，力主镇压，并上奏弹劾赵尔丰纵容川人。但一旦得谕令带兵入川进剿保路同志军起义，端方态度反而犹豫起来。端方态度的转变主要有几个原因：

其一，“成都血案”之后，四川形势骤为紧张，川内各地武装斗争纷起，令他感到武力镇压难度增大。贸然入川，不但可能建功不成，反而适得其反，引火烧身。

其二，端方对四川路潮的强硬态度，除他对事件本身的认知外，也有借此次机会取代赵尔丰，在政治上东山再起的意图。但朝廷虽令他领兵入川，却并未授予他制兵全权，到川后反要受赵尔丰节制，大大出乎他的预料，令他倍感失望，感觉被利用了。然而朝廷旨意，不能公然违抗，所以接到谕令后，端方同时做了几个方面的工作，以应对形势可能的变化。一方面，积极为入川做准备。经与鄂督瑞澂会商，决定先派一支军队驰援四川，以解燃眉之急。最终确定驻扎宜昌的第31标三个营携带全部武装，并新领毛瑟枪1500支，发给3个月军饷，立即束装开拔。全标总共1600名士兵，除留260余名留守外，其余全部派出。端方则亲率新军两队自武汉出发。端方本人如何赴川，也颇费了一番周折。由武汉到宜昌，乘船最为便捷，但自宜昌取道重庆至成都，则水、陆两路均有不便之处。若由陆路，需耗时上月，日程过长；水路原本较速，但由于正值枯水期，原来通行宜渝两地间的蜀通轮船搁浅。无奈之下，端方考虑商借正停泊在重庆的外国兵轮。但外轮亦只能到万县，无法到宜昌，宜昌到万县还要另想办法。这个计划上奏后也被清廷否定，因清廷恐外人介入，节外生枝，要求另行设法。几经周折，最后才决定乘海军军舰。另一方面，端方致电盛宣怀，说明自己的为难处境，提出盛应和自己一同赴川，以“释川人疑虑”。若盛不肯，则要求盛向内阁副总理大臣那桐、徐世昌转达，另派人选，并表示将在宜昌等候回音。

端方明明知道在此危机形势之下，指望清廷收回派他赴川的成命绝不可能，他不过借此以退为进，如果非要入川，也要取代赵尔丰，获得处理川事主权。所以他还准备了解决川路问题的另一套方案，即现有川汉铁路仍归商办，清政府另外取道潼关、西安修筑国有入川铁路，试图既安抚川人，又不影响借外债合同的效力。盛宣怀正焦头烂额，觉得端方的建议似可考虑，也为了稳住端方，促使他快速入川，立即答应斡旋。但因邮传部已无威信，遂以御史吴士鉴名义上疏建议。9月20日，盛宣怀电告端方，内阁已准邮传部派员勘路。但这个方案毕竟是仓促之间提出，盛宣怀心中无数。他提出三个不好解决的问题：一是改线仍要涉及修改借款合同问题。虽仍是借款修路，但由于增加了线路长度，“自路至成，期长款多”，外国银行可能反对。二是现川汉线将因款绌停工，工人不好安置。三是两条入川铁路比较，“商办必无成期，国有西道已通，国防已固，川汉变成商路，缓亦无碍，而议者必谓商民吃亏”。这样，非但不能安抚四川民众，外国银行也将因此诘难。所以，改线之议固然看似可行，但真正操作起来难度颇大。盛宣怀担心端方因此踌躇不前，影响军情，除劝勉端方疾速入川外，又与瑞澂商议改派岑春煊赴川查办。这样，若端方听旨入川，则专任路事，由岑春煊处理四川路潮；若端方借故拖延，或竟因此撒手不管，也可有所预备。

端方行抵宜昌后，果然停滞不前。他命令奉调入川的鄂军第31标第一营先行赴川，以张声势，第二、三营停留原地待命。并致电内阁，再陈赴川疑虑，请求由岑春煊以川督身份入川，自己则留驻宜昌镇抚路工。

尽管已决定派岑春煊入川，但清廷同时亦不断催促端方不可徘徊，明令岑到任之前，端方仍需督师速前，“不得稍有诿卸”。身为铁路督办大臣，端方虽心有不平，却也无法再拖。此时重庆总商会也致电端方，称“使节奉命入川，群情欢跃。路事陡变，波及全川，追念祸由，惨痛曷极。刻下事机，万分危迫，仰恳使节速临，以定人心，而挽浩劫”，表达了对端方的欢迎和期盼。重庆绅民此时的心态其实和当初成都士绅对甫到成都的赵尔丰的态度相同，即试图取得朝廷大吏的支持。这毕竟比直接的抗拒好得多，也让端方看到了一丝希望。从端方立场来看，重庆绅商电报固然可能只是曲意逢迎，并非真心拥戴，但在全川路潮汹涌情况下没有公开抗拒，也属难得。如此看来，如果举措得当，路事未必不可以转圜。所以，端方一面要求清廷速度催湘、陕、黔三省援军“克期进行，以资接应，而厚声援”，一面逐步改变了此前对川路风潮的强硬态度，试图安抚。

9月20日，端方自宜昌出发，取道思南，溯江而上，并命令原地待命的鄂军第二、三营即日开拔。清廷终于放下心来，奖掖端方“筹备进兵，均尚妥帖”，同时应端方所请，令黔军“迅抵成都”，鄂军继续增兵，粤军也尽快起程。

转变心意的端方加快了行程。9月27日，进入川境，行抵巴东。同月30日，进驻巫山、夔州。10月5日，到达万县。同月13日，抵达重庆。在夔州时，重庆教育会长朱之洪、刘祖荫作为重庆商务界代表进谒。这是端方首次和四川保路人士面对面接触，他观察到，二人“言及路事，语气尚近激烈，力为季帅逮捕九人辩冤。然默察其意，似亦颇想转圜，并坚以从速从宽为请”，心中已有打算，待见到重庆川路股东会主事之人，“当察夺情形，相机应付”。

到重庆后，端方按部就班地发布告示，晓谕川人迅速解散，但主要精力并未放在军事行动上，而是频繁会见重庆各界人士，对川路风潮的态度“较之徒以兵力者不啻天渊”。10月19日，端方应重庆绅商所请，上奏清廷，弹劾王人文、赵尔丰，把川路风潮激化完全诿过于王、赵二人，认为若非诸人贪功，“人民怨毒亦不至如此之深”，《川人自保商榷书》虽“语多妄诞”，但有“协助政府”、“皇基万世”之语，不足以作为谋逆的证据，因此应该释放蒲、罗诸人。

端方改剿为抚的转变，固然暂时缓解了重庆及周围州县绅民的敌视情绪，但并不能根本解决问题，因为他并不能改变川路收归国有的既定政策。尽管他也提出了现川路仍归商办，另取道陕西修筑入川国有铁路的方案，但既未得到清廷的正式认可，也为时已晚。如重庆海关代理税务司施特劳奇所观察到的：“彻头彻尾的，干净利落的革命运动倾向取得更大的优势，也是十分可能的；同时武昌的暴动也不幸地有利于这一发展。”“还有最大的恐惧，就是跟随端方阁下的湖北军要是同他们在武昌伙伴一样反叛，如果出现了这样的事，这才是一件大灾难。”

此后事态的发展也确被外国观察家言中。随着端方继续西进成都，距离这次军事行动的彻底失败越来越近，端方本人也终究未能避免身首异处的下场。

清廷处理川路风潮的另一手，就是启用岑春煊。这个决策的酝酿很早，甚至在决定端方赴川之前即开始考虑。启用岑春煊的原因在于岑曾任四川总督，对川情比较了解，比起端方在四川也更有威望。但因岑春煊与内阁总理大臣庆亲王奕劻有矛盾，所以才仍选择派端方处理川乱。由于端方对赴川态度犹疑，首鼠两端，且行程拖宕，用岑之议并未完全搁置。9月13日，盛宣怀分别致电赵尔巽和瑞澂，请二人会同电奏，保举岑春煊，得清廷同意。此时岑春煊正寓居上海观察形势，得清廷电谕，即刻开始准备赴任。但岑氏毕竟宦海多年，老谋深算，深知川乱非轻易可平，所以在回内阁电中他提出两个条件，以为将来预留退路：一是得有“二、三可恃之人相助为理”；二是“请旨饬下两广总督张鸣岐转告第二十五镇统副官龙济光抽拨得力粤兵”新军两营，以备调用，“该军粮饷应饬度支部源源接济”。岑氏自承“孑身在沪，昔时文武员弁僚幕，散居各处”，招致当费时日，粤军到沪也非几日可以完成，因此这两个看似简单的条件其实并不简单。事实上，川情紧急，网罗旧幕大可不必，两营兵力于解决川乱也是无补，岑春煊不过借此延宕时间，借机观望。

情急之下，清廷也无法计较，只得答应了岑春煊的要求，并委以指挥川军及各省援军全权，这是端方渴望而未能实现的。盛宣怀也几番致电敦促，并提醒岑春煊被启用来之不易，不要授人以口实。但岑春煊不为所动，对于如何解决四川路潮，提出了和清廷不同的主张。他先致电成都，要求四川各地官军不得妄行加罪川人，“地方人民，苟非实行倡乱，不得妄加捕治。其因乱事拘拿在先者，苟其地业已安靖，应择情节较轻者量予保释，以省系累。即情节尤重，必不可原，只许暂行羁留，候春煊到后，再行判决，不得擅行杀戮”。对于川路，岑春煊的意见是：第一，另改国有铁路路线；第二，释放蒲、罗；第三，以现款回收川路股本。这三条意见，实已根本推翻自1911年5月来清廷全部定议，和四川立宪派立场已完全一样了。岑春煊还称，此为标本兼治之法，如不采纳，则不敢就职。清廷对岑春煊的意见含糊表示同意，并催促岑春煊从速起程。9月29日，岑春煊抵达武汉，致电邮传部催问复议结果，声明如不全还股款，仍请辞职。次日，邮传部回电，同意川路改线之议，对于股本，仍坚持附股还款并用。于是岑春煊再请暂不赴川。岑春煊的态度大出盛宣怀、瑞澂意外，只恨所荐非人。岑春煊的主张，清廷是绝不能接受的，此前因端方畏缩不前，只得笼络，如今端方已离宜赴川，不日可到重庆，清政府对岑春煊也不再敷衍，准其“请假调理，暂缓赴川”。

孰料未过几日，武昌起义爆发，清政府面临着一场更大的危机。

端方入川带走了新军第31标几乎全部和第32标的部分士兵。此后，清廷又令湖北增兵，第29标等部分新军又开赴宜昌、沙市、岳州、襄阳等地，武昌兵力空虚。已经秘密积蓄了几年力量的革命组织共进会和文学社于9月14日召开联席会议，准备乘机发难。又经过几次会议讨论，决定10月6日起义。10月3日，因有“八月十五杀鞑子”的暴动风闻，瑞澂加强了防务，宣布10月6日（阴历八月十五）全城戒严，起义被迫决定推迟到10月11日。又因10月9日革命党人在汉口俄租界装配炸弹引起爆炸，被租界当局抓获并移交地方当局，起义临时被迫提前。10月10日晚8时许，新军第8镇工程第8营打响了武昌起义的第一枪。次日清晨，武昌光复。12日，汉口、汉阳光复。起义军组织了革命政权湖北军政府，黎元洪被推选为都督。

武昌起义之后，清政府用兵重点转向湖北，对四川保路风潮的处理有了较大的转变，但终究不出剿抚两手。

在武昌起义之前，清政府对于平息川乱，在地方上主要依靠赵尔丰、端方、岑春煊三人，岑则始终未付实际行动。如今川乱日烈，武昌亦事起，清政府终于失去了耐心，于10月14日下午以岑春煊为川督，取代赵尔丰，并告知岑春煊“毋庸来京晋见”，“毋得固辞”。岑春煊见武昌又乱，川事势必更难处理，请辞不受。清帝不允，岑氏再辞；仍不允，三辞。又给予岑春煊人、财保障，拨银100万两，允许岑春煊招募八营士兵，同意岑提出的调人请求。但此时的清王朝已是千疮百孔，给人、给枪的承诺实际无法落实。岑春煊以银、兵、枪械均未到位为由，再次请辞。虽清廷仍未准，但眼见清王朝大势已去，老辣的岑春煊最终还是停留在武汉，未赴四川就职。

除反复催促岑春煊入川镇压外，清廷对川事又采取了抚的一手。除应端方所请释放蒲、罗诸人外，还上演了发还路款、减税、赈恤的骗局。但此时风雨飘摇的清王朝就算真的有心还款、赈恤，也是有心无力了。10月26日，清政府又使出最后一手，将盛宣怀革职，永不叙用，将内阁总理大臣奕，副总理大臣那桐、徐世昌“著交该衙门议处”，企图挽回危局。但这迟来的处理除了在京城之内引起一定震动，已产生不了任何回响和作用了。

而此时四川保路同志军的武装斗争也在发生变化。在最初的一段时间，川内各地武装起义矛头还只是对准赵尔丰，所提要求也仅是释放蒲、罗等人。武昌起义之后，川内各地同盟会纷纷活动，斗争矛头已转向推翻清王朝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