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四川保路同志军的武装斗争

1911年7月，在哥老会首领、同盟会会员秦载赓的推动下，新津哥老会首领侯宝斋借六十寿筵之机，于新津五爷庙召集四川东南哥老会的四方九成团体首领百余人聚议，“阴谋举义”。此次会议推举秦、侯为川东、川南武装起义领导人，确定了“各回本属预备，相机应召，一致进行。如兵力不足，不能一鼓下成都，则先据川东南，扼富庶之区，再规进取”的起义方略。这次会议加强了同盟会与哥老会的联系，保证了同志军起义的顺利进行。不少同盟会会员亦有组织地或自发地联合会党、民团，投身路事，伺机发动起义。从“成都血案”后四川保路同志军开展的武装斗争来看，起事迅速，人数众多，规模宏大，分布面广，攻击目标一般先指向省城。显然，这是一场经过精心组织、周密筹划的武装斗争，需要相当时间予以准备。如果赵尔丰遵旨行事，赴任之时便调川边防军随行，赴任后厉行高压政策，那么，将保路运动风潮遏阻并将保路同志军的武装起义计划扼杀于襁褓之中，是有可能的。而当武装斗争的烽火燃遍巴蜀大地时，清廷捉襟见肘，任何人也无回天之术了。

“成都血案”发生后，赵尔丰紧闭城门，封锁邮电交通，试图扼杀全川群众的反抗。为把“成都血案”的消息传送出去，同盟会会员龙剑鸣缒城而出，奔赴城南农事试验场，会同同盟会会员朱国深、曹笃等人，在农场工人协助下，裁制数百张木片，上书“赵尔丰先捕蒲、罗，后剿四川各地同志，速起自保自救”二十一字，涂以桐油，制成“水电报”，投入锦江。时值秋天，江水上涨，“水电报”顺流而下，迅速传遍川西南各地。各地保路同志会闻讯，纷纷揭竿而起，四川保路运动就此转入武装起义阶段。

保路同志军初起之时，首先围攻成都。

“成都血案”发生的当天，即9月7日晚，就有不少民众聚集在成都城外，声称为救被捕诸人而来，但被守军击退。按赵尔丰在一则告示中所说：“中午元刻拿人后，民匪抵省以万数。同志号片订在肩，多称来把蒲罗护。东门流出油粉牌，沿江捞获无其数。”

9月8日晨，同盟会会员、华阳哥老会首领秦载赓率1000多同志军进抵成都东门外，向成都城内进攻，周围群众也闻讯赶来参战。到9月10日，同志军即达万余人，并在城郊琉璃厂一带与清军发生激战。11日，秦载赓率部攻城，由于是临时组织的队伍，也未受过专门训练，未果，旋退至仁寿县，在借田铺设立了东路民团总机关，很快队伍就发展到了十万多人。

同盟会会员向迪璋在双流起义，杀知县汪棣圃，温江、华阳、郫县、崇庆等州县同志军也赶来加入，队伍很快发展到6000多人。新津侯宝斋也闻警率队向成都进发，与向迪璋所率同志军会师后，继续向成都挺进，在南郊红牌楼遭遇清军，双方展开激战。

此外，温江罗宗经所率民军，黄茂勋、何祖义所率温江保路同志军，吴庆熙所率民军，也分别在草堂寺、文家场等地和清军战斗。

除上述主要同志军武装之外，还有众多规模相对较小的队伍，在几天之内，把成都团团围住。按照赵尔丰的情报所述：“计西有温江、郫县、崇庆州、灌县，南有成都、华阳、双流、新津以及邛州、蒲江、大邑等十余州县。一县之中，又多分数起，民匪混杂，每股均不下数千人，或至万人。”除成都周边外，较远的威远、荣县、峨边等地也组织同志军增援。

经过侦察，赵尔丰把进剿兵力集中在两个方向，一是成都东50里的龙泉驿，一是西路的犀浦。在东路，清军于9月14日夜“猛扑上山，占据山顶”，迫使同志军撤退；在西路，几千同志军“纵横于双流、郫县之间”，在赵尔丰的进攻下后退，退至郫县，又转而围攻双流县城。清军与同志军“接仗数次”，“相持一昼夜，城围使稍松解。但此时金堂、什邡、汉州同志军又起，迫使清军分兵往救”。赵尔丰感到苦不堪言。他在9月15日向清廷的奏报中诉苦：“我军自十六日（按指9月8日） 至今，连战七日，防内攻外，东驰西击，刻无暇晷。”“擒斩甚多，而民匪散而复合，前去后来，竟成燎原之势。”“迹其设伏守险，图扼东西要道，陷我于坐困之地。”

围攻成都的战斗持续了十多天。由于保路同志军缺乏统一指挥，作战经验不足，武器陈旧，多是刀矛棍棒，最终未能攻克成都，但围攻成都的意义仍是巨大的：首先，由于成都是清王朝在四川统治的中心，各路同志军的战斗产生了巨大的政治影响，带动全川的武装斗争形成了燎原之势。其次，保路同志军断绝了成都和省内外各地的交通，使成都成为一座孤城。同志军砍断沿线电杆，截阻驿道公文。依照当时官方的说法，成都南路“沿途概系同志会匪把守关隘，虽有水路亦不能绕越，见人即搜，遇有公文报件，登时扯碎，将人捆缚，刀伤棍击无所不至。……新津至邛州沿河坎线路九十余里，又至眉州观音铺线路四十五里，概被匪徒砍毁殆尽”。东路“自龙泉驿起至临江寺计线路一百六十余里，概被砍毁”。再次，清廷不知四川情形，只得大量增兵，削弱了其他地方的守备，间接支援了这些地方的反清武装斗争。最后，同志军的斗争也引起了清军内部的动摇和分裂，尤其是受新思想影响较大的新军，有的新军私议归农，还有加入同志军的。赵尔丰不得不把新军调出成都，专靠巡防军守城。

同志军围攻成都失败之后，清军和保路同志军的战场扩散到全川各地。赵尔丰发现，紧张的局势非但未能缓解，反而更加严峻和复杂起来。他在9月18日给清廷的奏报中描述：“省中现已陆续开市、开课，人心略定。惟外县匪徒，纷纷继起，各处皆数千人，或万余人。虽分头派兵援剿，而匪多兵少，不易廓清。匪败则散居为民，兵去则聚集为匪，顾此失彼，疲于奔赴。”“我军虽屡战屡捷，然亦颇有伤亡。并本不足，死一人即少一人之用，难于补充。匪则前仆后起，遍地皆是。且此时所扰乱者，尚仅成都府十六属，及西南邛、蒲等州县，已有不暇兼顾之势。倘更蔓延勾结，川东北亦同时响应，则益难措手。”

按照清军在四川各地的驻防制度，每个城镇只有三四十人，根本无法单独抵抗同志军进攻，而且枪支容易被同志军缴获，反倒壮大同志军力量。面对这种情形，赵尔丰感到，如果还像前一段那样分兵进击，就有被各个击破、最终全军覆没的危险。他决定一方面集结重兵，扼守重要据点和道路，一方面命令各地巡防军赶紧集合，驻扎于险要地段，同时每县招募练勇两三百名，以集结较强军队，重点进攻保路同志军力量较强区域。据赵尔丰侦察，同志军“最有势力者，惟温江县、双流县两处”。双流县城曾一度被同志军占据，直到9月16日才在清军重兵攻击下放弃，退守彭家场、插耳崖等处，形成掎角之势，凭险坚守。在温江聚集了一万多同志军，环聚郫县、新繁、崇庆州的交界之区，在民众的支持下，凭河设伏，和清军战斗。赵尔丰决定把成都西南方向温江、双流、邛崃、新津一线作为进兵重点，派大军进剿。

在温江一线，9月18日，第34协统领陈德麟率军抵达温江县城。此时县城周围同志军系从崇庆、郫县、灌县、崇宁等地汇聚而来，共约数千人。同志军凭借城周围河道众多，拆毁桥梁，借助地势和清军对峙。22日，经过几天准备，清军分头出击，不料同志军也已做好攻城准备，于当日清晨向县城西门发起猛烈进攻。在城内内应的协助下，同志军击毙守卫，打开门锁，一拥而入。清军猛烈反扑，同志军被迫退却，并放火阻止清军。双方交战几个小时，清军凭借火力优势占据上风，前进至羊马河。露营一夜后，清军继续前进，攻至崇庆州。由于桥梁被毁，同志军退路已断，大半被清军杀害在河中，清军也付出了十余人被击毙的代价，包括一名排长。至此温江战线被清军控制。

在双流一线，清军攻陷县城后，又继续追击20里，到达黄水河地面，遭到同志军的顽强阻击，后同志军在清军大举进攻下且战且退。此后几天，清军虽攻势猛烈，但进军速度亦非常缓慢。直到9月23日，清军攻占彭家场，但黄水河战事仍处胶着状态。赵尔丰心急之下，派出提督田振邦亲赴双流，督师进剿，限期进击。24日，双方在黄水河展开激战，清军占据上风，迫使同志军后退到新津花桥场。经一夜休整，同志军稳住阵脚，展开反攻，击伤清军第三营管带和13名士兵，又迫使清军撤回黄水河一带。

在此期间，围攻成都不克后相继撤离的多路同志军逐渐在新津集中。9月26日，侯宝斋率南路同志军与周鸿勋会师于新津。侯宝斋任川南全军统领，周鸿勋任副统领，军威大振。9月30日，川南同志军打毁新津城外新军营房，夺取军械，释放狱中囚犯。

在保路同志军和四川人民斗争精神的感召之下，清军军心开始动摇，有的毅然起义，加入同志军阵营。驻扎邛州的巡防军第八营兵变就是其中突出的代表。邛州兵变是周鸿勋领导的。周是郫县人，曾在成都当警察，后因事被通缉。在云南逃亡期间，周鸿勋目睹法国对中国的侵略和对华人的虐待，产生爱国思想，返回四川后加入巡防军，保路风潮起时担任第八营书记官。因周鸿勋是哥老会员，在军中很有威望，保路事起后，便谋划兵变以支持保路运动。9月12日，经过策划，周鸿勋号召士兵举事。160多名士兵群起响应，掉转枪口，击毙营官黄恩瀚，宣布起义，开赴新津。虽然只有100多人起事，但第八营是赵尔丰在川边起家的老本，在清军中产生的影响和对赵尔丰的震动不言而喻。装备优良、作战能力较强的正规部队的加入，也大大加强了同志军的力量，提升了同志军的信心。9月30日，会同川南同志军占领新津后，周鸿勋率部返回邛州，与城内同志军里应外合，击毙招募团丁妄图顽抗的州官文德龙。闻知清军进攻新津的消息，该部又马上赶回新津。新津一时成为四川同志军起义的中心，成为同志军和清军在围攻成都后的又一主战场，影响巨大的新津保卫战即将打响。

从位置上看，新津是成都西南门户，三面环水，形势险要。保路同志军占领新津，可以上逼成都，下控川南，扼雅安、西昌交通要道，在战略上处在了很有利的位置。

赵尔丰也深知新津的重要性，不惜重兵也要将其夺取。经过几天休整， 10月1日，赵尔丰命自己的心腹、新军17镇统制朱庆澜率陆军四营及马炮各队，由双流左侧进攻花桥场，提督田振邦率巡防军于右路进攻插耳崖，分两路向新津进攻。此后又增调了新军一协兵力，可谓倾其全力，以争夺新津。面对清军的大举进攻，同志军一边阻截，一边退守。10月2日，清军推进到新津河东的旧县城，形成同志军与清军隔河对战的局面，新津保卫战开始。

从武器装备、战斗素养上看，清军处在优势地位，同志军的优势是人多，地势险要。在新津保卫战中，同志军充分利用地形优势，搜集全部渡河船集中于西岸，沿河筑垒，据山扼守。又将上游灌县都江堰决破，使岷江水涨，连成阻敌渡河的天然屏障。清军渡河来攻，同志军便放土炮轰击，破坏清军架桥作业，并派兵潜渡，袭击清军侧背，使清军束手无策，战局陷入胶着状态。

直到10月10日，清军才搜集渡船40只，试图凭借炮火优势，乘船渡河。同志军坚守河防，奋勇阻击，但因清军炮火过于猛烈，只好退入城中继续战斗。10月12日，清军焚烧东门外民房千余家，拼死攻城。同志军激战三日，由于饷械缺乏，于13日放弃新津，分路向外州县转移。侯宝斋率部向洪雅方向转移，不幸于10月19日被赵尔丰收买的侯部军需长刺死。周鸿勋率军向名山进军，攻占名山县城，并率所部千余人驻荣县，被秦载赓、王天杰等人推为川东南同盟军统领，合兵攻占自贡。1912年初，自流井大盐商王禹平等人挑动滇军将周鸿勋杀害，时年28岁。

侯宝斋、周鸿勋同志军为保卫新津坚持战斗半个月，抗击和牵制了四川清军的主力，掩护了川东南各地同志军的斗争，推动了全川革命形势的发展。

大相岭阻击战是保路同志军组织的又一次较大规模的武装斗争。

当同志军围攻成都时，赵尔丰急调护理川滇边务大臣傅华封部边军 （也称西军）、第17镇66标标统叶荃部陆军，以及驻守越西等地的巡防军1万多人，由傅华封节制，从打箭炉、泸定、宁远等地兼程集结于清溪县，企图越过大相岭，从荥经、雅安奔成都救援。傅华封部清兵如果进抵成都，势必大大加强赵尔丰的力量。

为了阻截傅部清军，荥经、雅安等地同志军在清溪、荥经间的天险大相岭集结，扼其必经之路，凭高阻险，展开了大相岭阻击战。

1911年9月10日，荥经同志军起义，公举李永忠集民兵编成荥字营五大哨，派人去雅安请当地同志军首领罗子舟率军来荥，共同抵御傅华封部。9月18日，罗子舟派刘殿臣率兵100余人，与荥经同志军200多人会合，同清军激战于白马庙，揭开了大相岭阻击战的序幕。当天中午，罗子舟领兵到达荥经，在当地同志军配合下，迫使驻守荥经城的清巡防军200多人投诚，获快枪200支，军威大振。罗子舟称“川南同志军水陆都督”，积极部署大相岭防务，调集各乡团勇分扎大关、鹅项岭、晒坪等要隘阻击清军，利用地形，坚守阵地，连日激战，打退清军多次冲锋。清军虽有2000多人之众，屡次进攻，均不能越大相岭一步。

清军虽在大相岭被阻，但防守雅安的清军也有2000多人，如果让他们向成都靠拢，邛州、新津一带的同志军将受到严重威胁，大相岭也有后顾之忧。为了打击雅州的清军，罗子舟回师雅州，进攻雅安城。9月29日，罗子舟会合邛州、芦山、天全、荥经等县同志军围攻雅安城。清军从东门出击与同志军大战于乾河，受到重创后，龟缩在城中不敢出战。10月6日，同志军猛攻东南门，州官存禄命令清军纵火焚烧东南门外民房，阻止同志军进攻，并令管带齐得胜率军由西门出击。同志军战斗受挫，牺牲1000多人。10月14日，再战又败。罗子舟部围攻雅州一个多月，虽未攻下城池，但牵制了大批清军，有力地支援了新津保卫战和大相岭阻击战。罗子舟之弟罗老十率领的少数民族同志军攻入雅安南门后，被清军包围，经过英勇激战，全部壮烈牺牲。

10月29日，参加防守大相岭的降弁王廷权叛变，诱杀同志军将领谭载阳等人，纵火焚烧大关，大关失守。罗子舟被迫率部退走洪雅、嘉定等地。

大相岭阻击战同新津保卫战一样，是四川保路同志军武装斗争中又一次具有重要意义的战斗。赵尔丰所依靠的就是西军和新军，而荥经、雅安等地同志军和农民群众，当机立断，知难而进，扼险阻敌。民之富者出粮出财，贫者拿起武器投入战斗，英勇奋战，坚守了40多天，有效地阻击了赵尔丰的精锐部队。赵尔丰因援兵被阻，少数民族响应同志军起义，急得迭向朝廷军咨府拍电呼救。傅华封部虽侥幸突破大相岭进至雅安，但已不能挽救赵尔丰的败亡，并且立即陷入同志军的包围之中，最后被同志军在雅安消灭。

荥经、雅安等地同志军在大相岭流血牺牲，为四川各地的同志军排除了威胁，争取了宝贵的时间。当地人事后评论说：此次“讨傅之师，总额逾万，人民箪食壶浆，士卒秋毫无犯。父老至今尤谈为素所罕见”。

在席卷全川的保路同志军武装斗争中，一个突出的特点就是群众的广泛参与性，这是清政府在四川虽有新军1镇、防军40余营却显得身单力孤、处处被动、不敷使用的重要原因。当然，这种广泛性的另一面，也造成了同志军成分复杂、泥沙俱下，因而四川人民起事虽居全国之先，但在武昌起义前后一段时间并没有打出推翻清王朝的革命旗帜，仅仅把斗争矛头指向清王朝在四川的代表赵尔丰。但这并不能抹杀四川保路同志军武装斗争的巨大历史意义。应该看到，虽然有一些不良分子混入了同志军，但构成同志军主体的仍然是农民和其他劳动人民。作为被封建统治者压迫的最底层民众，他们自发地渴望从被剥夺和被束缚的状态中解放出来。这种自发的革命性，就为革命党人进行革命宣传提供了思想基础。

在旧秩序中，农民和其他劳动人民还是会党和民团的主体。在中国近代革命斗争中，会党是一支非常活跃的社会力量，无论是在反对外来侵略的斗争中，还是在反对清王朝的革命中，都有会党的身影。民团本是由封建统治者发起、控制的，但在辛亥革命的背景下，有些民团反而加入革命党组织的武装斗争中。会党和民团投身到革命队伍中，农民和其他劳动人民自然随之加入，这就为革命党人进行革命活动提供了组织基础。在四川保路运动中，一些同盟会会员即是会党头目或民团首领，在他们的领导下，农民的自发斗争意识就可以转化为自觉的革命意识，并成为推翻清王朝的主力军。

正是在以农民和其他底层民众为主体的各路同志军的打击下，清政府在四川的统治风雨飘摇，岌岌可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