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保路风潮中的四川各界民众
自四川保路同志会成立以后，广大四川民众的爱国主义热忱空前地迸发出来，四川各界民众以各种方式参与、支持“破约保路”活动，形成了群众性的保路风潮。
参加保路同志会，直接投身于保路运动，是四川许多民众的选择。
保路同志会成立“半月以来，无日无会，无会不数千人。报名者十五日内，无日不纷至沓来，近万未艾。无论男女，无论老少，无贫富贵贱，无知愚不肖，无客籍西籍，莫不万众一心，心惟一的，惟知合同失利，惟知破约保路，直提出其灵魂于躯壳之外，以赴破约之一的。如狂如痴，如醉如迷，如是喷涌无丝毫偏激，严守秩序，死力进行”。1911年8月上中旬《西顾报》刊出的一篇连载文章称：“省城同志会之设立，不旬日而签名者二万余人。每开会一次，到会辄数万人。重庆同志协会，亦集会至数万人。各厅州县同志分会，集会亦各数千人不等。民气之澎涨，热潮之激发，自蚕丛开国以迄于今，未有如斯之盛者。”
不少人为加入保路同志会而不顾身家性命，谱写了可歌可泣的英雄壮歌。
保路同志会成立时，年逾六十的老先生蒙裁成明知当保路同志会领导人与生命攸关，却与人争当交涉部长，以死为众人倡。他虽然未能如愿，但其精神为会众所敬佩。
巴州一小学教师，五天步行1100里，专程到成都加入保路同志会。
仪陇鲜星一老先生，本已打算终老林泉，当保路事起后，毅然加入同志会并为职员。其妻表示，鲜老先生如有不测，以身殉国，她誓以身殉夫，保路同志会就是她殉身之处。
万县李自雄是成都绅班法政学堂学生，担任保路同志会讲演部职员。在送别赴京代表刘声元的大会上，他破指血书，字大如酒杯，交与刘声元带至北京。
回族青年学生马某，家住马道街，家境贫寒，以小买卖为生。他在同志会任事，“不分宗教，竟至任事忘餐，挥汗如雨”。他还张贴有关路事的广告，“四处演说，几于且行且讲”。
四川的小学生也不甘落后，成立了小学生保路同志会。以黄学典为代表的成都市小学生200余人，拟定好会章，派出代表，曾多次到四川保路同志会会所，要求借一场地，成立小学生保路同志会。最初，鉴于他们精神可嘉，但年纪还小，罗纶、邓孝可等人劝他们以读书为重，养成大国民资格，以备将来爱国之用。黄学典等人以章程已经发出，决不食言，坚持要成立。最终，他们达到成立小学生保路同志会的目的，黄学典当选为会长。他们的签名册中还有破指血书的，令保路同志会的领导人和围观者感叹不已。小学生参与政治活动，是近代四川乃至近代中国的新鲜事，非常罕见。
成都的工人群众积极投身于“破约保路”之中。机械工人表示：“如有反对本会、妨碍进行者，本会认为公敌。无论酿成如何巨案，在所不顾。必达破约保路目的而后止。”
四川各地的少数民族人士也行动起来，参与“破约保路”。茂州陇木羌族土司何某专门赴成都，到保路同志会静听演说。他告诉保路同志会领导人：“吾辈自宋属中国者，已千余年，今忽遭此送给外人之惨！”语未毕，泣不成声。成都回族群众400余人在东鹅市巷清真高等小学堂聚会，成立清真保路同志会。成都的满营（族）保路同志会由协领带头发起，“办法概照外城（按：即满城之外）保路同志会章程”。
即便是平时不问人间凡事的宗教界人士，也热心路事，投身于“破约保路”风潮之中。1911年6月27日，就有四川各县70余座寺庙僧人要求加入保路同志会。汉州基督教徒自保路事起，每天晚上都向上帝祈祷，希望天父“多降圣灵于君王头上，使之觉悟，不听佞臣之谋，取消借款之约。再施能力辅助我保路诸君，使之达其目的，不至龙头蛇尾”。
成都地区的一些警察和防营士兵，受民众爱国热忱的影响，也以不同方式参加到运动中来。保路同志会成立当天，警察还在民众请愿途中维持秩序，劝说所见到的乘轿之人下轿，以示支持。在街上站岗的警察和防营士兵声称，站岗是为了保路同志会的活动免受破坏，决不会去杀老百姓。罢市、罢课斗争开展后，有的巡警见到有小学生背书包去上学，就劝他们不去学校，还说：“日来争路潮流所及，万众一心，罢市罢课，无老幼妇孺，均废所业，奋起力争，两君独漠不关心，从容就学耶？”温江一警察还致信保路同志会，表示“限于法律，不能来会效驰驱”，但愿意每日捐十文钱。他还希望得到有关筹集路款的章程以便能在亲友中宣传，建议专为此事派出宣讲员，广为宣传。
妇女参与保路同志会是四川保路运动时期的一道特别风景。1911年7月28日，四川保路女同志会在成都新玉沙街十七号召开成立大会。当天，阴雨绵绵，与会者裙带尽湿。有左手扶娘、右手牵妹的，有白发苍苍的老年妇女，还有眼睛失明的妇女手持拐杖而来。此后，成都女界保路同志会、成都外东区女界保路同志会、重庆女界保路同志会接踵成立。8月13日，成都外东区女界保路同志会在观音阁成立。与会者甚多，尤以女性为最踊跃。会上，有人讲演铁路国有实为外人所有，听者中有听而吐血的，有愿捐银百两的，有愿赴京请愿的，有失明妇女急求人代为报名入会的。会议还决定每逢三、六、九等日子就在观音阁讲演，当场报名者达200余人。
还有的妇女直接投书保路同志会，或要求入会，或怒斥盛宣怀。
成都淑行女子学堂教员张女士，因教务长叶某有不准女子入会的限制，她竟辞职入会。南江县张女士听说女子保路同志会成立，感愤而起，碍于远距成都千里，不能亲自赴会，特别请人带信到成都，要求入会。
女子走出家门参与政治活动，而且人数较多，是四川历史上空前的，也是标志近代四川妇女政治觉醒的里程碑。
在四川保路运动时期引起巨大反响的是郭树清以身殉路。郭树清，四川资阳人，32岁，家极贫寒，有妻女。因赴成都考试，暂住东御河街，得知盛宣怀卖路事后，愤极而病，又担心保路一事不能坚持到底，投井而死。其留下遗书称：“破约保路，关系全国存亡，所虑者死志不坚，虎头蛇尾，吾国危矣！清请先死，以为坚诸君之志。”保路同志会专门为他举办了追悼会，数以千计的四川各地民众参与了追悼会，纷纷表示要以郭树清为楷模，抱定路亡国亡的信念，不惜以身殉路。《四川保路同志会报告》还连篇刊登各界群众的悼念文章，促使更多的人投入路事。
为保路同志会或修川汉铁路捐款，是四川民众的又一具体行动。
资州一小茶馆老板订婚一个多月，得知保路事后表示：“时事如此，死所难知，何以妻为？”他还打算捐出全部家产，报效国家。
重庆一张姓画家表示，要以自己的得意之作出售，所得之钱充做保路同志会经费。四川保路女同志会干事朱某，愿将自己往日所做的美术品售卖作为该会经费。成都某女士将画扇80个捐出，每个售价半个银圆，用做同志会经费。
崇宁县保路同志会成立后，苦无经费，所用笔墨纸张均系赊取。于是，该县端淑女子学堂两名女教员特制手工成品售与会员，所得均充做同志会经费。
家住成都会府东街的某女士，特地到保路同志会会所捐出两个银圆，共去了两次，捐出四元，坚持不留姓名。
大邑吴先生，本在峨眉山避暑，听闻保路同志会成立，特地赶至成都报名入会，并愿捐出全部旅费作为《四川保路同志会报告》经费。
成都陕西街机行工人议定，每人每日捐制钱一文，作为保路同志会报纸经费，“永久继续，以路回会解为止”。
成都学道街一徐姓妇女，遵夫遗言，将丧葬费40两送至保路同志会会所，捐为会费。后因该妇女有三个幼女，无其他亲朋，才为同志会所拒收。该妇女再三恳请收下，后只得含泪而去。其夫和她毁家纾难、不忘国事的义举，感人至深。
还有妇女在号召组织女子同志会的告白中写道：“共捐出无用之首饰，集为巨款，作破约保路之费；于家无损，于国有益。以我四千余年无用之妇女，化为保国保种之柱石，并可造子孙之幸福，俾不至受外人之嘲笑。”这个告白，情深深，意切切，境界高而语言朴实无华。
小学生也积极地为“破约保路”捐款。一位13岁女童认捐银百两为女同志保路同志会经费。后经劝说，待路权争回，自由购股，同样表达爱国爱川的心意。还有华阳小学堂的两名小学生到保路同志会会所，拿出铜圆49个、小钱10个，共500文钱，捐做同志会经费。总务部长以同志会不收捐款为由，再三婉拒。但这两名小学生哭诉道，这些钱不过是几天的零花钱，不算什么，他们只有这个能力赞助诸位。在旁的群众听后，皆大哭不能作声，总务部长只有暂行收存。嘉定一位10岁幼女将积攒的5个银圆请人寄至成都，捐给保路同志会。
商人也积极行动起来。成都城守东大街仁厚永等12家商铺老板代表全街商人，请求联合成立保路同志会，“愿以一人一钱之忱，协助保国保种之会”。成都“西东大街商家，为争路废约起见，公议无论男女老幼，每人每日慨捐制钱一文，以助同志会经费，响应者中颇有争先恐后之势”。成都北门外木行商家约定，无论男女老少，每人每日捐当十铜圆一个，作为同志会经费。
演艺界的人士也唯恐落后，愿为“破约保路”尽一份力。戏剧演员杨素兰“为保路拒债，毁家急公”，向保路同志会写了书面志愿书，将她在蓬溪县的“生平蓄积薄田六十亩，尽数输与贵会，以保路权，以拒外债，尽川人之义务，动同胞之观感”。后杨素兰的地契未被接受，待将来铁路仍归商办时，由其自由变价购买股份。还有四位盲人，平日以弹道琴、算命为生，代表成都市260余名道琴、扬琴、算命等业的人士写下请愿书，声讨卖国卖路的盛宣怀，表示“我等目虽废而心未废，盛宣怀等则心尽废，而耳目与之俱废矣”。他们还不无讥讽地写道，因为路途遥远，否则将摸盛宣怀的骨相，“不收他相礼分毫，试试他盛宣怀何等奸骨媚骨，果如何生法？”他们还“将揣骨相面、齿积余资银圆五大枚，上呈总会收纳，以代在会诸君解渴壶浆”。
一些下层劳苦大众也纷纷表示愿为“破约保路”效力。成都马王庙街的轿铺力夫24人议定：“我辈愿将血汗之资，能可齿积一钱之助”。他们在铺内置一竹筒，每人每日捐一文钱，按日收齐后，交与保路同志会。商业场一绣花铺的余姓伙计将他的长衫当得铜钱500文，到保路同志会全部捐出，被婉拒后“痛骂盛宣怀，掩面痛哭而去”。青神县一女乞丐愿将自己辛苦积攒的600文钱捐与保路同志会作为会费。富顺县李姓、毛姓两名妓女，激于义愤，分别捐银圆600、200元，当地保路协会“初拒不肯收，二妓哀求不已，始允暂存，留做将来购股之用”。
一些外省籍人士也为四川民众的爱国主义热忱所感动，愿捐款为“破约保路”助力。成都实业学堂英文教员牛某，来自陕西，专门写信给同志会，痛斥盛宣怀，表示誓将下学期的一半工资捐与同志会。
仿效四川保路同志会成立就到总督衙门请愿的先例，一些成都民众组织了同样的请愿活动。
1911年8月26日，200多名小学生会聚四川总督衙门，头顶光绪皇帝牌位，跪于堂下，痛哭不止。后派出代表8人，呈上事先写好的请总督代奏的要求邮传部废约保路的呈文。沿途所经过之街巷，他们还讲演光绪皇帝“颁布立宪好处，谓政府违先皇破坏宪政”。“街人闻之，大为感动。”一吴姓贫民，买来大蜡烛一对，捐给小学生，用作顶敬光绪皇帝之用，实为支持小学生热心路事的义举。
《创办一文捐以筹路款案》在股东大会上通过后，四川民众积极地投入宣传、实行这一筹集路款的行动之中。
上西顺城街保路同志协会专门制订章程，议定会员分为四等集资购买铁路股份：每日以当十铜圆一个，每二日以当十铜圆一个，每三日以当十铜圆一个，每日小钱一文。如有特别集资，均听其便。
成都兵工、机械两工厂的工人在东门外燃灯寺开会，倡议捐款修路，有的工人还表示愿意参与修铁路而不要工钱。
成都一公馆的雇工得知街上发起一文捐之后表示他要捐款，还说：“我是一个帮人的，饭碗打脱也不要紧，难道我都怕事吗？”
在《四川保路同志会报告》等刊物上发表短小精悍的时评、感想，是四川民众参与保路运动的又一种方式。
署名“大江东”所作的《铁路国有歌》写道：“我们的同志会，好比一个纺织厂，棉花越纺越见长。”“这合同一笔栓定四川两湖和两广。”“卖国奴恰是这一样，挖我们的肉来补他的疮。”“抱定宗旨向前往，‘废约’两字同主张。”“同志会犹如黑夜提灯亮，一路人都望着这一点光。”
在众多的悼郭树清挽联中，署名为“蜀南老秀才”所作的挽联为“恨只能将敢死心去催同志；惜未得取汉奸首来祭先生。”
署名为“赖心子”所作的《修铁路歌》写道：“修铁路，修铁路，此是眼前直急务。华人铁路华人修，不可外人来资助。民间股本集多年，竭尽脂膏为何故。……今何朝议忽然更，直道家贫邻里富。英、日、美、法，四面低头求外处。各洋何肯复相资，瓜分主义公然露。未知政府是何心，利令智昏终不悟。”
署名“刘四”所作的《盛宣怀卖路卖国罪状》一文，在批驳了将川汉铁路收归国有的理由，历数了盛宣怀的罪状后，愤愤地写道：“盛宣怀不想得扣头，岂肯去上这宗卖路卖国的大当？生有冤家，死有对头，盛宣怀就是我的生冤家、死对头了，就是我们四川人的生冤家、死对头，就是我们中国四万万同胞的生冤家、死对头，莫得二个。各位紧记呀！”
署名“陈价藩”所作的《保路同志会唤起国民长歌行》历数了列强对中国的侵略，指出“借债修路是虚名，实欲攘夺我疆里”，“倘若苟且任偷安，亡国之祸在眼底”，号召民众“不如及早纡筹策，保路破约做准备。”
署名“华阳张继留”所作的《铁路醒心歌》更是别出心裁，以“立会保路”、“联合全川”、“联合外省”、“协力进行”、“保路保国”、“盛奸罪状”等六个部分，将保路的原因、方略等以通俗的语言予以表述。
四川各地民众所写的，还有《铁路国有词》、《阅保路同志会报告书有感》、《创一钱捐修铁路歌》、《同志歌》、《闻成都罢市罢课凄然有感》、《失路谣》、《快办民团歌》、《蜀道难》、《哭路权》、《哭先皇帝歌》、《咏女同志会成立》、《咏小学生组织同志会》、《〈西顾报〉出版祝词》、《盛奴罪状歌》、《保路歌》、《来日大难歌》、《送保路同志会代表》等等。形式有诗歌、对联、辞赋、散文、竹枝词、儿歌等，风格多样，应有尽有。纵观这些民间通俗读物，反映了保路运动各个阶段的大事以及四川民众对保路运动的认识、体会和设想。从这些作品中不仅能深切地体会到四川民众高昂的爱国主义激情，为保路保国众志成城的决心，还可以清楚地看到四川保路同志会和《四川保路同志会报告》等刊物卓越的宣传效果。
成都市内的各界民众还首创了一种宣传“破约保路”和推行宪政的方式，即遍街搭牌坊、设光绪皇帝牌位、供奉光绪皇帝，牌位两边是黄纸写成的“庶政公诸舆论”、“铁路准归商办”。
“庶政公诸舆论”、“铁路准归商办”，这两句话是从光绪皇帝的上谕中摘录而来的。郭沫若先生认为：“这两个口号把当时的那个社会革命的精神表示得相当完备。前一个是参与政权的要求，后一个是保卫产权的斗争。两个一合并起来，正好是经济斗争与政治斗争打成了一片。”这两个口号，言简意赅，易于记忆，也就很快普及到各界民众中了。这是四川立宪派人结合保路斗争的宣传需要，考虑到既要“破约保路”又要求实行宪政，同时也要以合法斗争方式动员更多的民众参与而大力宣传的。
据郭沫若先生的回忆，写有“大清德宗景皇帝之神位”（按：即光绪皇帝）和这两个口号的黄色长条纸，都是川汉铁路公司发行的。牌位在中，口号在两边。每家每户，每个商店，都把这种黄纸条张贴在自家门上，一早一晚都焚香点烛，行礼膜拜。
此外，除满城（即指当时满八旗兵丁及其家属的聚居区，以现成都长顺街为中轴及邻近街道组成的片区）之外，成都每条街道都要扎“圣位台”。这个圣位台，就是在街中间搭一个临时的过街台子，也同样供奉光绪皇帝的牌位。人们搭圣位台非常虔诚，煞费苦心。有的圣位台装饰得非常辉煌，张灯结彩。民众每日每夜都要大香大烛地三跪九叩首。当时街道狭窄，搭上圣位台以后，两边就无法通行。而圣位台又比较低矮，从下面通过时必须低头弯腰。可以想象，在当时的成都城，一片庄严、肃穆、悲壮的气氛，民众誓死保路的决心于此可见一斑。在四川的各个州县，情况也类似成都。据吴玉章的回忆，成都血案发生后的第二天，他在从成都回家乡荣县的途中，“见沿途各城镇都高供着光绪皇帝的牌位”，牌位两边也是“庶政公诸舆论”、“铁路准归商办”的对联。
当时，成都的市内交通方式对于官员和有钱人家而言，主要就是坐轿子。圣位台的出现，给坐轿者带来极大的不便。四川的绅士们早在保路同志会成立之初去总督衙门请愿时就不坐轿子了，圣位台搭了以后更不会坐了。只是苦了习惯坐轿以体现派头的一班官员。按照当时全国性的规矩，有皇帝圣位牌之处，任何人都必须下轿、下马，而圣位台因其低矮也不能通过轿子和马匹，官员们出门坐轿、骑马就行不通了。
郭沫若先生回忆道，成都将军某天出行时，看见圣位台时连说：“这是咱的主子。回轿，赶快回轿！”当他另走一条路时，仍然看见圣位台，又只得回轿。如此再三，他始终没有走出满城，“在事变中就一直没有出满城一步”。成都将军如此，其他官员的威风也就只有暂时扫地了。对民众而言，官员们有苦说不出，只得忍气吞声，岂不是一件令人窃喜的事。民气也就在这种情况下聚集起来了。
受到长期封建束缚的民众，最怕的就是“犯上作乱，不忠不孝”的罪名。以供奉先皇和执行先皇上谕的形式，来反对“铁道干线收归国有”实即为外人所有的政策，达到“破约保路”和实行真正的立宪的目的，又不用背上“乱党”的罪名，把民众在一个统一的目标下最大限度地团结起来了。所谓的“合法”斗争，在这里显示出巨大的作用，用郭沫若先生的话来说，就是四川各界民众“不期然而然地大家竟造起反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