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湖北、湖南、广东三省的保路运动

清政府的“铁道干线收归国有”政策颁布后，首先在两湖地区引起了极大的反响。

以湖广总督瑞澂为首的湖北地方当局，对待保路运动的态度是比较强硬和严厉的。当他得知湖南民众起而争路，“即电劝湘抚勿以退让酿事”。后来在武汉一些地方出现“屡有演说国债路政等事，言词过涉激烈”，瑞澂便特命巡警道“传知商学绅民，嗣后遇有开会演说，应遵章先期报知，警区派员旁听纠察”。“如有私行集会、言语谬妄情事，立予禁阻，以杜谣惑而保治安。”在此种高压政策的钳制下，进京请愿的代表回到湖北以后，“因瑞督禁止路事集会，故久未开会”。经一再请求，瑞澂终于召集了一次铁路协会会议，“惟须定一限制：凡开会只准会员及各股东与议，不准号召毫无关系之人为激烈演说，致肇事端”。

湖南保路运动初兴时先后任湖南巡抚的是杨文鼎和余诚格。

先后呈文请湘抚代奏的，有咨议局、教育会、商会、自治会、湘路协赞会等团体。湘抚杨文鼎“以语太激烈，未及代奏”，只将咨议局的呈文代为上奏，但受到朝廷的申斥。对此，杨文鼎不仅没有怨言，还颇为自得。他在致盛宣怀、瑞澂的电文中写道：“不得不允为代奏，以平其气，而懈其心。迨解散之后，相机操纵，委曲求全，或能于事有济。”杨文鼎处理湖南保路运动的措施，受到瑞澂的青睐，称其为“以不拂舆情为宗旨，亦是急脉缓受办法”。

湖南保路运动的发展，并没有完全按照杨文鼎的设想发展。“湘人见咨议局被谕旨申斥，愈益愤激，该局议员有多数辞职者，以致不能开会。”1911年5月，万余名株洲铁路的筑路工人停工进城，声援保路斗争。6月，徐特立等领导长沙城内数十所学校师生，“皆用学堂真笔板油印纸发行，暗中串通，竟至同时罢课”。湖南当局采取了严厉的防范与镇压兼举的政策。“行政官防备甚周，每日巡防队、警察队及加募之侦探队，手辻枪械，如防匪寇。街市行人，皆不敢偶语。”参与罢课的师生于是“纷纷各回原籍，沿途演说，秘密开会……各属风潮相继而起者，指不胜屈”。湖南地方当局进一步“出示禁止开会，取缔印刷店，凡有广告等事，皆须巡警道派人核阅，方准付印。又取缔信行邮局，凡有外来信札送学界、军界者，皆须检阅；又请各学堂监督检查学生信札”。于是，湖南保路运动在地方当局的高压下渐趋沉寂。直至四川已经倡行抗粮、抗捐之时，湖南保路运动一度呈现出复苏的迹象。是时，“各团体拥至总理余肇康寓所，要求向巡抚代陈，请巡抚电部主持”。

此时继任湖南巡抚的是余诚格。他“派员向绅民婉劝，暂行解散。随敕学司转行各学堂监督堂长，严加管束，不准干预路事”。他还“不准民间开会结社，并电告鄂督，请调常备军两营，驻扎岳州，以备不测”。由于湖南当局的严厉措施，咨议局副议长胡璧“鉴于川事，托故离省”。后湖南绅民拟定致资政院的电文，但“电局以前奉邮传部示，凡关于路事各电，非有印文，勿得代发，且以电中语意，过于激烈，坚辞拒之”。

两广总督张鸣歧曾是倾向于准备执行铁道国有政策的，但稍后在政策的具体执行上又有较大改变。1911年9月9日，他对度支部、邮传部和督办铁路大臣会奏的铁道国有政策实施细则，尤其是对广东的处理办法提出了若干针锋相对的见解。盛宣怀认为：“坚帅为主张发给半成之人，今复要求给还全股。迭次来电，坚执不移。”

张鸣歧还告之，粤路股票若不全部发还现银，他宁可丢官也在所不惜：“请于愿附股、愿还款两项，听各股东自由，不必执一还股。办法既定，即可定期接收，股东无可借口，纵有奸人煽惑，自可以强权制之。倘不蒙鉴察，鸣歧自问才力万不足以奉宣德意，制服粤民。惟有恳大部奏参，请朝廷另拣贤员，当能有济。”

盛宣怀等人的高压政策虽然一度使湘、鄂两省的保路运动受到压制，但在广东等地，尤其是在四川，基本没有推行；“铁道干线国收归有政策”更没有得到贯彻实施。相反，他们在短短几个月时间内的举措，将封建王朝的专制蛮横充分暴露，受到全国民众的普遍反对，也在统治阶级内部引起了严重分歧。所有这些，又使清王朝的统治危机空前尖锐，处于风雨飘摇之中了。

湖北、湖南、广东三省保路运动的起伏与沉寂，非常有助于我们理解四川保路运动之所以能够迅猛发展的原因，有助于我们从另一个侧面研究清王朝覆灭的内部因素。湖北和湖南两省的保路风潮发动较早，但是在官方的高压之下很快归于沉寂。广东因两广总督的态度变化，粤汉铁路广东段以商股为主等原因，“铁道干线收归国有”政策基本未得到执行，日后四川保路同志会派赴广东的代表也受到欢迎。换言之，保路运动的兴起与演变，与各地方政府和要员的态度密切相关。清政府中央及在各地的重臣，无论他们是支持、同情、纵容保路运动，或是严厉禁止、无情镇压保路运动，或是尽可能地企图置身局外，均使民众愤懑、仇恨和反抗的情绪日益加深，都在从不同的角度将清王朝推向覆灭的境地。这也表明“铁道干线国收归有”政策之不合时宜以及封建王朝必将倒台的历史趋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