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资产阶级革命派在四川的活动

按照同盟会章程的规定，它在国内外的组织分为国内五部、国外四部，均由同盟会本部统辖。四川与贵州、新疆、西藏、甘肃等地划归国内的西部支部，该支部计划设于重庆。但在实际筹组过程中，大多以省为支部，下又设若干支部。

在四川省内，同盟会会员童宪章、陈崇功、杨霖等“奉中山先生之命，征集革命党员”。他们在原有的公强会、游想会的基础上，于1905年率先成立同盟会重庆支部。川南地区各县的同盟会会员大多以同盟会重庆支部为领导中心。

1906年，同盟会派黄复生回川，任四川分会会长。同年，黄复生与熊克武、谢奉崎等在成都建立支部。此外，佘英与熊克武、谢奉崎等在泸州设立同盟会机关。谢持在富顺、李宅安在西昌等地也先后设立了同盟会的机关和组织。熊克武回忆道：“四川留日学生有好几百人，加入同盟会的也有百数十人，归国后，大多数分散在省城和各县任职。他们在地方上有一定的声望、地位和影响，可以发挥不小的作用。”

散处四川各地的同盟会会员利用各自的社会地位和社会条件，进行了一系列较有成效的活动。他们在四川的新军中，在所控制或任教的学堂中，或在认识的会党成员中，发展了一些同盟会会员，也建立了部分同盟会的基层组织。一些宣传反满革命、宣传三民主义的书籍和刊物，也通过散处各地的同盟会会员在四川省内传播。经过数年的努力，同盟会在四川有了一定的组织基础。特别是在四川会党中发展的同盟会会员，为同盟会组织的武装斗争的开展以及保路运动时期保路同志军的武装斗争奠定了相当的基础。

熊克武先生回忆，1909年以后，“虽清吏之防制严急，而应和排满者乃愈众。其提纲挈领者，川东则有杨庶堪、朱之洪、谢持，川北则有曾省斋，川西南则有廖泽宽、张培爵、杨兆蓉；而熊克武、黄金鳌、张懋隆奔走内行，为之策应。成都之叙府中学、第二小学，重庆之府中学堂，尤为各道党人交通会聚之所”。四川的资产阶级革命党人在同盟会会员的领导下，进行了较有组织的革命活动，一些同盟会会员如杨庶堪、张培爵、卢师谛等人尤为活跃。杨庶堪“既入同盟会，教于成都、永宁中学，朋辈还多俊流，阴识拔为优秀党员。蜀东南老成学人入同盟会，盖多自庶堪”。张培爵在成都创办成都叙府中学，“利用学监身份为掩护，发展同盟会会员”。卢师谛在成都北门外珠市巷四号成立第二小学堂，作为各学堂同志联络之地，“每星期日，恒约同志郊游，纵论天下大势，研讨革命方略”。

据隗瀛涛教授的研究，四川省的同盟会会员把学堂作为扩大组织和进行革命活动的基地，一些同盟会会员担任了这些学校的校长、监督。同盟会重庆支部就设在重庆府中学堂内，并在巴县中学、川东师范学堂、夔府中学堂、巴县女子师范学堂、重庆女子师范学堂、重庆体育学堂、重庆教育会等处开展革命工作。“重庆的教育机构几乎全为同盟会党人所掌握……各校均有不少的教职员和学生陆续成为了同盟会员。”在重庆府中学堂，甚至还有供学生进行军事操练用的枪支，实即有了同盟会能够掌握的武装。在成都，成都叙府中学、成都第二小学堂、四川高等学堂、成都府中学堂、四圣祠法政专科学堂等处，也是同盟会的重要活动场所。张培爵、卢师谛等革命党人就在这些学堂任职，发展同盟会会员，宣传革命思想。在成都地区加入同盟会的，以中学学生为多，涉及铁道、师范、法政、陆军等学堂。到1907年，各学堂学生加入同盟会者，以千数计。

值得一提的是革命党人在四川军事学堂中发展组织的情况。同盟会在日本成立之初，川籍同盟会会员就以学习军事和警察的为多。在同盟会成立之初入会并有学历可考者共有34人，而学习军事和警察的就有24人。他们回到四川后，一般在军界和警界任职，较为注意在军界、警界中发展同盟会会员。1906年，四川陆军弁目学队成立招考，共录取780余人。黎靖瀛、余切等同盟会会员即在这批队员中发展会员124人，占弁目队总人数的16%。在四川陆军速成学堂，同盟会会员在学生中传播革命思想、发展会员，取得了一定的效果。四川军事学堂的毕业生学成后大多在新军第十七镇任职，成为该镇的骨干力量。因此，同盟会在四川的新军中是有一定影响的。

在民主革命思想的宣传方面，四川同盟会会员也进行了较有成效的活动。邹容的《革命军》，陈天华的《警世钟》、《猛回头》和《民报》、《四川》、《鹃声》等书籍、报刊，通过各种渠道秘密带回四川省内，在会员和一些非会员中传阅，孙中山的事迹和三民主义思想为更多人所了解。在大竹县，肖德明、陈凤石组织的“大竹书报社”以传播民主革命思想为己任，在群众中秘密传阅《民报》、《四川》等革命刊物，收效较为显著。黔江的“英雄铁血会”是同盟会会员领导并以革命党人为核心的革命团体，曾印发《革命军》万余册，广为散发，在川东南和紧邻湖北的一些县份颇有影响。

四川江津的卞鼒是四川最早的日报《重庆日报》的创办人，隗瀛涛教授认为，他也是最早将《革命军》、《警世钟》带回四川的人士。卞鼒早年愤于清王朝专制腐败、国将不国，萌发革命思想。1902年曾到北京，对清王朝及其官员的卖国行径有了进一步的了解。转游上海后，恰逢“《苏报》案”发生，曾亲自到监狱中探望邹容和章太炎，表明了他对革命和革命者的认同。从上海回到四川后，卞鼒倾其所有，筹资再到上海，与上海地区的革命党人取得联系。他还在上海购买了数百本《革命军》和《警世钟》，于1904年秘密带回四川省内散发。与此同时，卞鼒在重庆创办《重庆日报》、东文学堂、东华火柴厂，“专事排满革命”。卞鼒的活动引起重庆官方的注意，知府鄂芳对其恨之入骨，欲加之罪而后快。

1905年，《重庆日报》转载《苏报》《老伎颐和园之淫行》的消息，点名直斥慈禧太后。经川督锡良授意，卞鼒被捕入狱并押解成都，《重庆日报》也被查封。在狱中，卞鼒写了《救危血》、《呻吟语》等文章，“皆救亡图存警钟”。1908年6月13日，川督赵尔丰下令，清吏遂将卞鼒戕毙狱中，伤73处。清王朝之残暴于此可见一斑，卞鼒的英雄壮举也显露无遗。民众得知消息后，无不义愤填膺。报刊舆论则指斥清王朝官员的残忍，“此等官吏，亦世界所未有”。

在兴中会于1894年成立之后，以孙中山先生为代表的中国资产阶级革命派就将武装斗争提上了议事日程。一部分四川籍的革命党人追随孙中山先生，参与了他所筹组的武装斗争。在四川省内的革命党人也响应其号召，筹划组织了一系列的武装斗争。

孙中山先生对四川寄予厚望，他认为：“扬子江流域将为中国革命必争之地，而四川位居长江上游，更应及早图之。”熊克武奉同盟会之命回到四川的主要任务，就是伺机发动武装起义。他的计划是：“先把散处各地的同志联络好，并设立机关，吸收党员，扩充力量，作为起义的领导和骨干。然后再组织学生，联合会党，运动军队，发动起义。”隗瀛涛教授认为：“在辛亥革命前，除同盟会总部领导的华南各次起义外，就一个省区而论，资产阶级革命党人武装起义次数之多以四川为最。”这些由川籍革命党人在四川省内筹划或实施的武装起义，共有五次之多。

四川革命党人从1906年开始筹划，组织江安、泸州、成都、叙府（即今宜宾）四地同时于1907年11月14日慈禧太后生日之时发动起义。泸州起义的准备工作由佘英负责，他联络了军队和会党中人，计划先在江安动手，得手后直扑泸州。由于革命党人在制造炸药时发生爆炸，为清朝官员所察觉，提前于1907年11月5日起义的计划也为江安地方官得知，清军随即实行搜捕，革命党人不得不中止起义。江安起义未能发动即停，泸州起义也只好取消。

在成都，张培爵等人积极进行起义的准备工作。江安、泸州的革命党人也纷纷潜至成都，参与起义的人数大增。1907年11月6日，各路会党4000余人集结于成都城内外。然而，起事的计划又为清朝官方得知，大批清军急调成都，并实行戒严，成都起义也未发而止。在清军的搜捕中，革命党人杨维等六人被捕入狱。

在叙府，谢奉琦等革命党人为起义做了相应的准备工作，一些革命党人也从成都奔赴叙府。因为有人惧祸自首，官府捕杀了作为内应的叙府堂勇，起义又未发而败。组织起义的谢奉琦因叛徒出卖被捕，在叙府被杀害。

川西南起义失败后，同盟会会员没有灰心丧气，转至川东北地区继续准备反清武装斗争。1908年3月1日，同盟会在广安发动起义。熊克武所率队伍一度突入州署，但佘英所部被阻击不能进城。在清军的大力反攻之下，起义军败退。

广安起义失败后，同盟会会员转至嘉定（即今乐山） 地区。1910年1月，税钟麟、秦炳曾率队攻打团防局得手，还缴获百余枪支。他们在新场宣布起义，并直扑嘉定城。在与前来围剿的清军激战数日后，因弹尽粮绝，只得突围，起义遂告失败。佘英事后试图再行起事，于叙府被捕牺牲。此次起义，死难的同盟会会员和会党人员有200余人之多，是四川同盟会组织的起义中牺牲人数最多的一次。

在黔江，以同盟会会员为核心的“铁血英雄会”也在秘密组织武装起义。1910年12月，1000多人的起义军曾猛攻把守要隘的清军，进逼县城。知县弃城而逃，革命党人和起义军占领县城。后因清政府调集四省军队围剿，起义军寡不敌众，遂告失败，起义军领导人温朝钟、王克明亦先后牺牲。

如同武昌起义前孙中山和同盟会筹组的武装起义一样，四川革命党人组织发动的武装起义均遭到了失败。平心而论，中国资产阶级革命党人的革命勇气可嘉，前仆后继的革命精神令人钦佩，他们的壮举在一定程度上打击了摇摇欲坠的清朝统治，也鼓舞了广大人民群众的信心。但是，这些武装起义无一例外是城市武装斗争，试图通过先占领城市而迅速取得革命的胜利，急躁冒进的倾向非常突出。没有相当的准备和武装力量，没有革命时机基本成熟的有利条件，没有革命政党的有力领导，没有广大农民群众的参与，起义的失败是不可避免的。即便是一时取得局部的成功，也难以维持长久。

四川革命党人筹划的这些武装起义的失败，对日后保路运动的影响是较为明显的。

首先，革命党人在四川省内外参与的武装起义中牺牲了一些精英分子和骨干成员。其中佘英兼有革命党人和会党成员的双重身份，曾专程到日本东京面见孙中山先生，是不可多得的人才，他的牺牲令人叹息。革命遭受了挫折，也使一些同盟会会员灰心丧气，不再参加革命活动。

其次，多次起义失败后，清王朝在四川尤其是在省会成都对革命活动更加高度防范。在保路运动时期，同盟会会员很难以革命党人的身份公开活动，这就从另一个侧面将广大民众推向立宪派人士一边。咨议局议员程莹度是同盟会会员，也是保路同志会的讲演部部长，他在保路运动时期的作为同立宪派人士并无区别。保路同志会的中坚分子刘声元担任赴京代表，也是咨议局议员，他在保路运动时期的言行亦无任何革命党人的痕迹。

第三，当革命党人遭受重创之时，立宪派人的力量和影响却在明显增加。革命党人在保路运动中大多只能依附于运动，基本上只能拥护立宪派人作出的重大决策，而不能打出自己的旗帜。到后来四川宣布独立之时，革命党人基本被晾在一边。同盟会会员向楚就此谈道：“各路同志鉴于三月广州之役，因无人民响应，致挫败，思乘机而起，附和争路鼓动民气，借此起义。”